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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1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票據理財；脫媒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5）10-0047-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0.10
一、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概述
2015年7月18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十部委了《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為我國互聯網金融穩步健康發展提供了政策指引，我國互聯網金融行業發展正逐漸走向規范化，而此前風靡一時的P2P業務和各類“寶寶”類理財產品的操作規范和收益率也逐漸趨于成熟合理。然而，互聯網金融行業永遠不乏創新，近兩年，隨著各大電商紛紛宣布進軍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人人集團更是宣布兩千萬美元入股票據寶，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已成為互聯網金融行業的下一個風口。一方面，互聯網票據理財的平均收益率高達6～7%，遠高于同期的P2P和各類“寶寶”類產品，且投資門檻僅為1元；另一方面，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以銀行承兌匯票為質押物，在融資方無法履約還款時由承兌銀行保證付款，大大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完美地迎合了投資者對“低風險、高收益”的投資追求。目前市場中主流的票據理財平臺如表1所示。
以新浪票金所“票金寶”第292期產品為例，其年化收益率為8.33%，項目期限為71天，募集資金98265元，其質押的銀行承兌匯票的承兌銀行為招商銀行大連分行某支行，票據金額為10萬元，如果融資方屆時不履行還款義務，則由票據承兌行向投資者償付本金①；對于另一款主流的票據理財產品票據寶，其旗下的“票票寶”第6140期產品年化收益率為7%，還款期限為48天，籌集資金297225元，其質押票據的承兌銀行為建設銀行，并在顯著位置承諾“銀行無條件承兌，資金由第三方監管，票據真實無假票”①。
由此可見，互聯網票據理財產品的基本模式為融資方將其持有的銀行承兌匯票質押給指定的平臺人或合作銀行并以此向投資方籌措資金，票據到期前若融資方不歸還借款，則由質權人取得票據并以該票據金額為限向投資方償還本息，互聯網金融平臺作為居間平臺僅作為居間服務提供商收取適當的平臺服務費并負責為投資者的資金安全投保，其本身并不對票據承兌提供任何擔保。綜合來看，互聯網票據融資業務本質上屬于傳統P2P業務的衍生產品，實質為融資方以其持有的銀行承兌匯票為質押向投資方籌措資金的民間借貸，其基本銷售模式如圖1。
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的發展加速了票據資產“脫媒”的流通進程，優化了票據資產資金流動效率。由于新興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監管相對空白，平臺自身的信用風險和資金風險同樣需要防范。2014年12月，一家名為“中匯在線”的互聯網票據理財平臺旗下的“匯盈寶”理財產品由于資金挪用遭遇兌付危機，且無法提供質押的銀行承兌匯票，引發了投資者對互聯網票據理財平臺信用風險和資金安全的擔憂，盡管大多數互聯網理財平臺都一再強調其嚴格的風險控制流程，但一旦平臺內部出現不規范操作或與現有法律規則相沖突，便很可能引發互聯網票據金融業務風險的“羊群效應”，并影響到投資者的資金安全和整個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的健康發展。
二、互聯網票據理財興起的原因
（一）互聯網理念與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的融合
從票據市場的發展來看，從2001―2013年整整13年中，企業簽發的商業匯票金額已經由最初的每年1.2萬億元增長到2013年的20萬億元，年均增幅超過26%，金融機構的票據貼現量由當時的1.76萬億元增長到45.7萬億元，年均增幅達到31.2%②，其中五百萬元面額以下的小額票據約占20%，而銀行間系統的消化能力有限，大量票據流通于民間信貸市場，存在很大的票據資產潛在交易市場；從企業結構看，由中小企業簽發的銀行承兌匯票約占三分之二，且主要仍集中在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③，對于此類中小企業票據，一方面很難滿足商業銀行貼現對票據跟單資料完整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在銀行間市場資金整體保持緊張平衡狀態的情形下，銀行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往往不愿辦理貼現，使得此類中小企業票據難以在市場上獲得充分的流動性，若能夠建立系統的融資平臺將這類票據資產進行交易增強其流動性，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業的資金融通能力，從而盤活實體經濟[1]。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則為此類金融資產提供便捷的流通渠道，從本質上而言，金融的核心功能在于資源的優化配置，而資源配置渠道和方式等的差異則形成了不同種類的金融產品。傳統金融機構因為交易成本等各方面限制往往難以實現足夠有效的資源配置，互聯網金融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時實現了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增強了中小額票據資產的流動能力，使得中小企業能夠在存在資金需求時獲得足夠的流動性支持。
（二）投資者對“低門檻、高收益”理財產品的需求
在央行連續降息的背景下，各類“寶寶”類金融產品的收益率持續下降，如余額寶的年化收益率便從最初的超過5%下降到現在的3%左右，傳統的銀行理財產品雖然能獲得5%左右的年化收益率，通常流動性受到特定約束。同時，近年來異軍突起的P2P行業也因為連續的跑路事件而飽受詬病，投資者迫切需要一種既能夠提供相對較高的收益率同時低風險的金融理財產品，而票據理財產品的年化收益率不僅高達6～7%，而且通常伴隨著銀行承兌匯票作為質押物，且投資門檻較低，1元即可起投。
（三）票據質押借款相比于傳統P2P項目具有天然的低風險性
2.基礎債權債務關系的真實性風險
根據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對金融機構違法違規經營責任人的行政處分規定》，金融機構對明知沒有真實商品交易的商業匯票進行違章承兌、貼現或者保證的，對有關人員給予行政處分；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切實加強商業匯票承兌、貼現和再貼現業務管理的通知》也規定嚴禁承兌、貼現不具有貿易背景的商業匯票。如果企業虛構債權債務關系而銀行通過合理審查程序仍無法發現，也就是金融機構并非“明知”而是盡了合理的審查義務，則根據票據法的基礎理論，基礎債權債務關系的無效也將導致票據的無效，這樣的融資方式也勢必會造成投資者的損失。
（三）票據理財平臺的信用風險
盡管互聯網平臺均聲稱資金嚴格實施第三方存管，且已為投資者辦理資金安全保險等業務，但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投資者只能依賴互聯網平臺披露的信息進行投資決策，倘若平臺發生信用風險，勢必會導致比單一融資方兌付危機更嚴重的資金安全問題，2014年底新浪微財富旗下名為“中匯在線”的票據理財平臺出現兌付危機正是平臺信用風險的體現。據報道，該互聯網平臺出現兌付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平臺將所獲取資金輸送給了平臺主要負責人及其關聯方，但關聯方項目資金出現問題，導致平臺無法按時還款，且平臺無法提供該融資的質押票據和相關資料文件，可能存在平臺虛構質押票據或挪用資金等不誠信行為，造成投資者可能高達數億元的財產損失[6]。事實上，即便目前關于互聯網金融資金存管的制度不斷完善，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如果網站平臺虛構質押票據或挪用已質押票據進行再次質押，投資者也無法獲知票據質押合法性或監管情況的真實信息，從而可能蒙受財產損失，這也反映出我國目前互聯網金融信息披露的透明程度不高和規則不健全，倘若平臺負責人卷款跑路，投資者很可能面臨追償無門的境地。
四、防范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風險的政策建議
（一）推動互聯網票據業務與《票據法》、《擔保法》等的銜接，明確互聯網票據業務的合規性
互聯網票據業務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票據質押融資方式，同時也面臨著與《票據法》、《擔保法》等法律的合規，傳統的法律體系應當主動適應互聯網時代層出不窮的新問題，諸如遠程投資中代行票據質押權、以一份票據向一個資產管理計劃的多個債權人出質等問題在我國還處于法律的真空地帶，對此可以通過及時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等方式靈活及時填補相關法律漏洞。與此同時，在面對互聯網金融的新型投融資方式時，法律監管應當秉持開放態度，在不與法律基本原則相矛盾的情況下鼓勵金融創新，但同時也應當對其中出現的重大法律風險加以防范并盡量做到提前預防，明確相關金融創新的規則底線。2015年7月18日，為鼓勵金融創新，央行等十部委了《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了對互聯網支付、網絡借貸、股權眾籌融資、互聯網信托等互聯網金融主要業態的監管職責分工，落實了監管責任，明確了業務邊界，而對于互聯網票據業務，雖然其本質上仍屬于傳統P2P業務的范疇，但有關其更細致的規則還需要繼續予以完善。
與此同時，加強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律監管，充分利用行業協會的會員制度，建立優良互聯網金融生態圈，并逐漸形成互聯網金融企業滿意度標簽，通過互聯網行業協會的內部溝通評價，淘汰違法違規經營的互聯網票據理財平臺，爭取對票據理財業務的規范流程形成行業共識。2013年8月，多家互聯網金融企業成立了“互聯網金融千人俱樂部”（IFC1000），并了擁有八條綱領的《互聯網金融自律公約》，以此逐步建立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律監管制度，促進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的健康發展。
（二）完善互聯網票據融資信息披露制度
2015年7月18日的《關于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健全信息披露、風險提示和合格投資者制度，從業機構應當對客戶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及時向投資者公布其經營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相關信息。然而究竟何為“充分”的信息披露，目前仍未形成明確的共識，從目前主流的互聯網金融產品來看，互聯網平臺對融資方或第三方的信息及時披露和跟蹤披露不完善仍然是滋生金融風險的主要原因。在互聯網票據理財業務中，以票據寶為例，首先，網站平臺只提供銀行承兌匯票的照片，并未提供證明其真實性的相關證明文件或平臺查詢記錄，可能存在質押票據虛構或被挪用的風險。其次，對于融資企業，互聯網平臺也不提供其詳細的財務信息和信用狀況，只是對融資方和投資項目進行簡單的信息介紹，并且未對此類信息進行跟蹤獲取。最后，對于第三方票據持有者或商業銀行，網站平臺僅披露票據承兌銀行的名稱，而不披露承兌銀行對銀行承兌匯票作出承兌承諾的具體意見和相關證明文件。在高度不對稱的互聯網理財信息環境中，不僅使得投資者面臨更大的資金安全風險，倘若未來發生資金承兌問題，投資者即便提訟也難以提供有效的證明文件維護財產權益。
（三）盡快建立互聯網金融企業征信制度
在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中，風險控制始終處于關鍵地位，而征信體系建設是風險控制管理的核心內容，健全發達的征信體系能夠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對稱并降低道德風險。目前，我國正在逐漸建立個人和企業的信用體系平臺，以中國人民銀行的信用信息系統為基礎，對從事P2P、第三方支付、眾籌、互聯網信托等業務的互聯網金融企業也應當納入企業征信系統的建設中，對存在可疑資金動向、存在資金使用不規范或有過違信承兌記錄的互聯網金融企業進行重點監督。與此同時，對互聯網金融融資方在要求其披露相關信息的同時也應當對其進行信用評估，禁止有過嚴重違信記錄的個人或企業在信息披露不完全的情況下再次進行互聯網融資，最大程度避免互聯網金融平臺欺詐情況的發生。
自2014年底至2015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相繼公布了企業征信（北京地區）和個人征信（全國范圍）首批從業機構名單①，包括宜信公司、網信金融、阿里巴巴旗下芝麻信用公司、騰訊旗下的騰訊征信公司和拉卡拉旗下的拉卡拉信用公司等多家互聯網金融公司都相繼獲得了企業和個人的征信牌照，并且未來也將會覆蓋更多的互聯網金融公司，建立統一高效的金融機構信息基礎數據庫，切實促進我國互聯網金融誠信體系建設。
（四）完善投資者權益保障機制
1.投資者應當加強金融理財的風險意識
對于高收益、低風險的理財產品不要盲目追隨，在購買互聯網金融產品前應當充分了解投資產品的基本結構和法律風險，樹立謹慎的理財投資意識。對此有學者提出，我國可在中央銀行內部機構中增設金融服務管理局，專門負責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和金融維權知識的宣傳教育工作，為其提供及時有效的保護。
2.應當加強投資者隱私信息保護力度
雖然我國《刑法修正案（七）》、《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投資者的信息保護作出了規定，但在具體操作中，投資者信息遭到泄露的情形卻屢禁不止。對此，一方面應當完善投資者信息保護法律法規；另一方面，應當加強信息泄露處罰執法力度，對故意泄露投資者個人信息的互聯網金融企業從嚴懲處，并要求互聯網金融企業采取適當措施加強投資者個人信息安全機制建設，充分保護投資者的個人信息安全。
3.完善金融消費者訴訟渠道
針對金融消費者保護，網絡金融機構應當增設專業化、常態化的投訴受理部門，與金融投資者展開充分協商，并鼓勵進行自律監管調解。但如果金融消費者沒有很好的低成本維權渠道，或者互聯網機構過于強勢，而自律監管機構又缺乏有效措施導致自律監管失效，政府監管機構就應作為金融消費者的人實施強制監管。我國立法應當暢通金融投資者的訴訟渠道，進一步完善互聯網相關的小額訴訟制度，確保網絡金融糾紛能夠得到妥善、高效的解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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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人民法院物權法研究小組編著.條文理解與適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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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開忠.權利質權制度的困惑與出路[J].法商研究，2003（1）.
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2
前端，利用傳感器即插即用(Sensors Plug&Play)技術，NI數據采集軟硬件可以自動檢測到您所使用的傳感器類型，并使用它的電子數據信息(electronic data sheet)將傳感器信號自動轉換成工程單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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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簡化數據采集系統—從前端傳感器到后端計算機的完全即插即用方案 什么是傳感器即插即用技術？ USB連接技術在數據采集中的應用 了解NI獨特的即測即用數據采集技術?(適合數據采集初學者)
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3
關鍵詞 歐元區 財政政策 協調模式 財政約束
在一個擁有獨立的國家里，當受到某種外部沖擊時，中央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或匯率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同時，政府也可以利用轉移支付和減稅等財政政策來發揮自動穩定器的作用，以減輕沖擊造成的失業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負面影響。然而在歐洲貨幣聯盟內部，應對非對稱沖擊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財政政策協調了，即獨立財政政策的趨同化，因此協調成功與否直接影響到歐盟一體化進程的順利發展。
一、財政政策成功協調共同的政策目標及信譽保證
在歐洲經濟與貨幣一體化聯盟（EMU）發展中，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財政政策的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政策協調主要強調各國政策之間適當的調整，在宏觀領域涉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運作。這就使得政策協調成功與否，不僅涉及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而且也與經濟的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關。財政政策的協調與貨幣政策相比更為重要。為了使EMU下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取得成功，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各國政府有共同的協調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與分析
為使協調財政順利實現，區內各成員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這才有可能使各國政策制訂者坐在一起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這種協調意愿的產生，一方面在于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另一方面必須基于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的經濟預測和分析。
財政政策協調的產生，需要經歷復雜的過程，首先根據本國經濟狀況提出協調的意向，經過談判達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時滯，財政政策協調具體產生效果的時間至少在6個月甚至12個月之后。為了切實保重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必須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在這個預測的基礎上，政策制訂者確定具體的協調手段和方式，彌補財政政策時滯效應較大的缺點，這也是財政政策協調與貨幣政策協調的不同點。貨幣政策調整相對比較方便，對經濟產生影響的傳導速度比較快，財政政策則不然。當然，對未來的經濟狀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與各國進行預測時依賴的經濟模型有關。如果各國政府對經濟模型的選擇不同，其預測結果就會有很大的差異。所以，辨別經濟模型的適合與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勢必會影響各國政府協調的愿望及對協調方式的選擇，所以政府決策依靠的模型是未來預測的結果對財政政策協調成功與否有很大的影響。
（二）財政政策目標的趨同性
眾所周知，一國的經濟政策目標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但各國政策目標的側重點各不相同，一般根據本國的經濟狀況，會對這四個目標進行排序，因為這四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因此，政策目標上的協調包括兩方面，即國家之上的政策目標協調，對于歐盟來說，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也就是各國必須在超國家層次對政策目標達到共識。首先要保證歐元的穩定，在這個共同的目標前提下，才有可能實現財政政策協調。此外，國家之間的政策目標要協調一致。歐洲一體化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其間經濟政策的協調從行業協調深化到了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使各國有更高程度的趨同。目前，歐元區各國經濟目標大大接近，但由于歷史、文化及經濟結構的差異，使各國政府的目標偏好仍然存在較大差異，這種差異也會導致在協調談判過程中出現冗長未果的現象。所以，有必要進行各種改革來使本國經濟狀況與其他國家更加接近，這樣國內政策目標就易于一致，財政政策的協調也就易于達成。
（三）財政政策協調中各國的信譽是重要保證
在經濟政策協調中，信譽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可以保證協議始終貫徹執行，達到協調的目標，為下次各國政府之間的協調奠定基礎。這種信譽的保證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國政府在協定的執行過程中遵守諾言，就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否則，如果一方違約而另一方以回到納什均衡點來威脅，將使對方損失慘重。這就對參與國家有一種潛在的約束。
在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協調之所以能夠不斷深化，主要在于各國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經擁有了很強的信譽積累。雖然在一些政策協調的談判中，可能由于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使協調頗費周折，但一旦簽訂了協議，彼此就能信守，不會出現違約、失信的現象。共同農業政策的協調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證。歐洲貨幣體系等協定都是制訂后被堅決執行，若出現經濟危機，就對體系進行調整。所以，信譽為協調的深化提供了保證。很顯然，在EMU機制下，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也有賴于信譽的保證。信譽可以使歐洲中央銀行保持較高的獨立性，使貨幣政策保持動態的一致性，使私人預期具有理性，工資物價比較穩定，這就有利于財政政策協調時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對未來經濟預測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譽是協調協調成功的重要保證。
二、協調的可能性分析
歐元區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已經經歷了一段時期。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的不斷深入，需要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共同的財政政策，并加強與貨幣政策的協調，同時協調各國的財政政策。從長期來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乃歐元區的必然趨勢。
（一）集中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區域一體化程度越高，成員國越多，集中政策協調的難度會越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現代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發展的兩個主要工具，兩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發揮作用。
隨著經濟與貨幣聯盟建設的不斷深入，歐元區內，以價格穩定為主要目標的貨幣政策由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執行，需要一種相對集中的財政協調機制來應對不對稱沖擊。但現實情況卻是，歐元區沒有統一的財政部門，財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員國國內。財政領先下的斯塔爾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實現的，中央銀行也不會對單一財政主體的行為進行反應，且隨著一體化的深入，歐元區各成員國之間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進一步的政策協調可謂難上加難，建立一種相對集中的協調機制比較困難；在歐洲貨幣聯盟的設計上，《馬約》也沒有對集中財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歐盟財政預算僅占其國民生產總值的1.27%，離真正統一財政政策的目標還相去甚遠。因此建立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將非常的困難。
（二）分散的財政政策協調可能性分析
在經貨聯盟發展過程中，始終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多個分散的財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這使各成員國之間的財政政策協調顯得尤為重要。歐元區各成員國間實施財政協調，就是運用財政政策對本國國民經濟施加影響，以實現特定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歐元區成員國之間實現財政協調成功與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經濟目標的差異程度、經濟預測、預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協調意愿
歐元區內各國首先必須有協調的意愿，才有可能進行談判。否則協調無從談起。歐元區各個參與國的基本經濟情況并不一樣，經濟周期也不盡相同，對未來經濟狀況的預測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員國加入歐元區的最初動機主要是為了各自的國家利益，因此，各成員國在財政協調過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為一個突出障礙。只有認識到協調能夠給參與國帶來利益，對未來經濟狀況有共同可靠的經濟預測時，協調意愿才可能產生。
三、財政政策協調路徑的探討
（一）短期財政約束
由于歐元區分散的財政制度與統一的貨幣制度并不匹配，也遠非最佳的制度選擇，但成員國財政趨同標準的制定和實施，加強財政約束以替代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協調對確保歐洲央行單一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終實現歐元區內物價穩定的首要目標卻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強財政約束有要求成員國嚴格恪守歐元區的相關財政紀律之意外，還有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修正財政約束或財政規則，加強財政規則與現實的適應性之意。通過實施財政約束，最終促使歐元區各國財政結構趨同，為在歐元區內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建立統一的財政體制打下良好的基礎。要在歐元區成功推行財政約束，有幾點是不可忽視的：
1.把握好財政約束的彈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過于寬松的財政規則，導致歐元區的成員國恣意使用財政政策，使約束形同虛設。也不能實施有悖于現實的、過于嚴苛的財政規則，致使成員國大范圍觸及規則的警戒線。
歐元區內應設立專門獨立的委員會，客觀評判財政約束的適應性，在不影響財政約束穩定性的情形下，根據實情進行相應修改。這是保持財政約束彈性的一個良方。一旦財政規則被確定下來，那就用鐵的紀律來保障其實施。隨意地破壞財政紀律，會導致歐元區信譽下降，不利于各成員國的財政趨同，還會降低公眾對貨幣聯盟的信心。
2.將“赤字許可證”引入《穩定與增長公約》，正向激勵財政約束
根據科斯定理，只要產權界定明確，行為人之間的交易就能導致外部效應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說，如果產權界定明確，各種機制能允許人們進行適當的談判的話，那么人們就能以他們交換生產和消費一般商品的權利的方式，交換他們產生外部效應的權利。如果在財政約束當中引入“可轉讓的赤字許可證”，每一個成員國都分配到了數量相當的若干財政赤字許可證，這些許可證可以自由轉讓。如果某一成員國的赤字超過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額，那么它必須購買額外的赤字許可證。這與《穩定與增長公約》中的規定有所不同，超過財政赤字限額的額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罰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場決定的。如果其他成員國擁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低廉，若是沒有足夠的許可證，其價格就會很昂貴。當許可證價格低廉時，一個成員國受到非對稱沖擊時，它可以只花相當低的成本運用財政政策抵消沖擊的影響。不突破財政赤字規定的國家也可以為其穩健的行為得到回報，因為成員國可將用不上的許可證賣掉。
（二） 長期協調路徑
從長期來看，歐元區必將出現單一財政體制的格局。不僅財政當局間要進行必要的協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也要進行相應的協調，建立相對集中的財政政策體系，這樣才會提高整個貨幣聯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情況的許多差異決定了財政協調一體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歐元區的財政協調向更高層次邁進應遵循持續漸進的原則：先從總量進行控制，在結構上容許各國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進行調節，逐漸過渡到對各成員國的總體財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導；先從加強各國財政政策協調入手，逐步過渡到財政一體化。
從加強各成員國財政政策協調開始，積極建立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機制，以切實保證財政政策協調的效果：在進行財政政策協調時，對未來的經濟狀況要有一個可靠的預測，政策制訂者根據預測來確定各國具體的協調手段及方式，彌補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進行各種改革促使國家間政策目標的一致，保證各成員國之間財政政策協調的成功。
在向更高層次的財政政策協調遞進時要注意：在歐元區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歐洲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要給予相應的配合；當歐洲中央銀行的利率處于很低的水平，貨幣政策面臨失效的情況下，需要在歐元區，乃至歐盟范圍內采取聯合行動，促進經濟增長；出現經濟衰退，物價上升時，共同財政政策需配合貨幣政策穩定物價；經濟出現過熱時，為避免利率急劇上升，在歐元區范圍內共同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在一部分國家經濟過熱和財政大量贏余的同時，另有部分國家可能出現經濟衰退和嚴重財政赤字，為防止經濟過熱國家實行順周期財政政策，也需要在歐元區內進行政策協調。爭取在歐元區率先實現統一的財政政策，通過財政轉移，重新配置資源，幫助成員國吸收不對稱沖擊的影響，從而縮小成員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
三、財政政策協調可供選擇的模式
（一）財政聯邦制是較為理想的政府組織形式
分散化的財政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分散化的決策體系下，每個地區在進行邊際單位的公共產品生產決策時，往往僅僅考慮區內居民將從這一邊際單位產品中獲得收益如何，而不考慮這種公共產品編輯單位增加的整體社會收益。這就是說，歐盟的個體成員都有一種在尚未達到帕累托最優之前停止公共產品生產的動機。因此分散化的決策體系必將導致公共產品生產數量的不足。相對而言，在統一的財政政策體系下，公共決策者追求區內全體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體區域內公共產品的邊際價值就會得以實現。然而，分散化的財政也有其自身優點：可以實現公共產品多樣性。地方政府可以針對本地區居民公共產品消費的特殊提供相應的地區性公共產品，以此適應各個地區居民的消費偏好。公共產品生產者的多樣性還能夠形成公共產品生產的創新動力和競爭壓力，提供更大的技術進步的可能性，驅使生產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
因此，統一的中央財政與分散化的地方財政兩種方式都有著各自顯著的優點與不足，從財政聯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穩定經濟，實現最適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產品的三大基礎職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滿足各自管轄區居民偏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避免了公共產品消費方面的福利損失和技術浪費。所以，聯邦財政制度從經濟層面上來看，是理想的組織形式。
（二）統一管理與分散自主相結合財政體系
在財政政策協調的實際操作中，采取財政紀律、財政自治與財政合作相均衡的財政模式不失為一種基本思路，其中：財政紀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門預算赤字及公債水平在長期內處于一種可持續的水平，以免對聯盟整體的貨幣目標造成負面影響；財政自治是為了各國應付可能的非對稱沖擊，緩解因這種沖擊造成的失業并進行經濟與國民收入結構性調整預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財政合作則是統一大市場建設及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為了在更廣闊的領域為各成員國謀求更大的經濟利益。此外，區域成員國之間、成員國與超國家機構之間必須暢通溝通渠道，運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證成員國的財政當局和央行保持緊密的聯系，特別是注重為成員國財政部門了解區域貨幣政策搭建一個多層次、高效的溝通平臺。
歐洲經濟貨幣聯盟采取的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宏觀經濟政策結構，即中央集權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經濟上的趨同使得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分權的財政政策成為了可能。因此，在區域層面上應形成統一的財政規則，確保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性，在制度設計上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和。
（三）財政的一體化模式
在這種財政協調形式下，各成員國財政政策目標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財政一體化所形成的財政共同體當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員國統一財政制度，表現為一種超國家的財政干預。這種方式很顯然可以通過轉移支付有效地對付非對稱沖擊，而且可以與貨幣政策協調搭配，實現歐盟的經濟目標，消除單一貨幣政策與12種分散財政政策協調不一致的矛盾。這種方式是最佳的選擇。但如果變為現實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一方面由于歐盟僅僅實現了經濟一體化，還沒有實現政治一體化，國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與整體利益沖突的矛盾依然存在，為了維護本國利益，各國必須擁有一定的，否則國家名存實亡。而且，就目前從國際經濟秩序及譜盟本身的發展狀況來看，實現財政一體化無異于紙上談兵。另一方面，如果實現財政一體化，就必須在歐盟內部效仿美國的財政聯邦制，實行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最優分工，既實現了財政效率，又兼顧了社會的公平。而目前在一個12國的歐元區內，建立如此復雜、完備的一套財政體制，并非易事。不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還要使各國從政府官員到社會民眾在心理上完全認可這套制度，所以，財政一體化模式從經濟效果角度也許是最有的選擇，但實踐中實施起來則有些難度。
隨著歐洲一體化的推進，歐元區各國財政政策在配合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必然走向規范化、對稱化，單一的貨幣政策和逐步統一的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溢出效應將會繼續帶動歐洲一體化的進程由貨幣政策的統一到共同財政政策，這是歐盟國家和歐元區市場深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歐元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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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4
論文關鍵詞：宏觀調控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
一、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的必要性
宏觀調控是一項復雜的工程，國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與關系，制定經濟發展的決策。在宏觀調控法的概念中，我們知道其具體目標是經濟增長、幣值穩定、充分就業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經濟運行中，這四個目標是相互關聯并且存在著矛盾。宏觀調控各項目標之間存在相互沖突的關系，與這些目標相對應的是，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門制定與實施，也常常會出現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況，甚至出現“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的自我較勁現象。如何發揮宏觀調控各手段的組合效應，需要政府把握好當前國民經濟運行的具體形勢，確定一個主要的宏觀調控目標，在這個目標指引下，各項政策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各項政策之間需要配合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需要配合。這兩項政策是宏觀調控中的兩大工具，二者之間的配合基于這兩項政策調節的不同點：就作用時效來說，財政政策起效的時間相對較短，對經濟存在著直接的拉動效應，而貨幣政策的作用較為緩慢；就作用杠桿來說，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的增減，國債的發行等手段來影響社會總需求，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流通中的貨幣量來影響社會總需求；就調節側重點來說，財政政策對資源配置與結構優化能起到更為明顯的效果，貨幣政策更側重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擺脫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陰影，刺激經濟的繁榮與復蘇。面對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國政府采取積極應對的態度。日前國務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稅收政策方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稅收調整，如2008年11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宣布適當調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通過這項舉措應對我國貿易出口下滑的境況。這些政策分別在經濟總量與結構調整方面起著相互配合的作用。（2）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需要為產業政策的實現提供支持。產業政策一詞，源于日本。在下河邊淳、菅家茂編纂的《現代日本經濟事典》認為，“產業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目的，以全產業為調整對象，通過對全產業的保護、扶植、調整與完善，積極或消極參與某個產業或企業的生產、經營、交易活動，以及直接干預或間接干預商品、服務、金融等的市場形成和市場機制的政策的總稱。”1國家財政的投資規模和和投資結構、財政補貼與中央銀行所制定的信貸利率與規模及商業貸款的政策都會對產業政策產生影響。日前全國發展改革會議指出，“著力推進經濟結構改革戰略性調整和企業轉型升級。大力支持重點產業發展，保護和發展好支柱產業、骨干產業、重要產品和重要生產能力?！贬槍@一產業政策，財政部應加大對支柱產業的投資規模，在稅收政策上應給與這些產業優惠；中央銀行應放寬對屬于支柱產業中企業的信貸約束。
二、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具體措施
筆者認為，要避免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矛盾對經濟目標的實現造成反作用的沖擊，使宏觀調控達到綜合協調，除了應以遵守宏觀調控法原則為基礎，具體來說應該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機制，這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尤為重要，上面已經述及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相應的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主要由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組成。宏觀經濟調控的決策、規劃、實施、協調等工作，也是由這幾個經濟職能機構共同來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組織機構上建立起綜合協調的機制，才能更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以控制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其一，在制定決策時，各個部門之間應該進行溝通，向其他部門論證自己部門實施此項決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體的實施步驟，并且說明這項政策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影響及需要其他部門的配合，如產業政策的制定部門必須與財政、貨幣的宏觀調控部門進行協商，以取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支持。對于將要確定的政策，由相關專家及部門進行評估，明確利弊，在國務院批準此項政策后，針對此項決策將要產生的消極影響，建立一套預警方案，由此確立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及頒布流程，確保此項措施不對其他部門的決策造成破壞性作用，以致影響宏觀調控整體目標的實現；其二，不同的宏觀調控部門擁有巨大的宏觀調控權，其使用的經濟變量如利率、稅率非常敏感，這些變量對價格、成本及利潤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對經濟、市場主體和普通的民眾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因此以國家立法機關及審判機關為核心，針對宏觀調控部門之間的權力應該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并且各部門之間達到相互監督與制約。
三、結語：
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是為了客服單一宏觀調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職責是為不同宏觀調控部門之間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使之協調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影響宏觀調控總體目標的實現；通過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權力的制約與監督，防止出現宏觀調控權力的濫用，使其最大限度的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
參考書目：
【1】張守文主編：《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觀調控》，中國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會強著：《宏觀調控權運行的法律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具體的財政政策范文5
1.規劃導向
規劃是規制策劃，國民經濟的規劃主要是指國家以及各個地方性的政府機構、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專業、不同的對象所形成和組成的規劃系統，或稱規劃體系。對一個階段、一個時期的工作有一個整體的、全局性的計劃。日不我國的5年計劃，到目前經濟進行了12個五年計劃。這既是規劃也是指導，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政策調控
政策是國家為了更好的發展國民經濟，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而制定的一些相關規定和發展方向。政策調控是一種行政管理手段，也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具體的政策調控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進行調控，首先是財政政策，其次是貨幣政策，最后是產業政策。當然后續的還有投資、流通、分配、價格等方面的政策，都是宏觀調控的主要內容。
3.法律方面的調控
法律調控主要是指利用法律手段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進行的一些調控。比如為了利用有效和有限的資源，促進再生資源的正確利用，更加有利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出臺了《循環生產法》，這一法律的出臺，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無疑將會發揮重要的作用。
4.信息導向作用
信息導向作用是指國家通過一定的途徑，將經濟信息給全社會，用于指導生產經營者的管理和投資方向，以避免企業發展的盲目性和隨意性。
5.行政干預作用
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有時是需要一些強硬手段來維持的。政府的行政干預就是屬于這類的強硬手段。但是政府的行政干預有時會和市場規律發生沖突，因此不是萬不得已，政府的行政干預越少越好。但是在特殊的情況下，特殊的形式下，政府的干預還是必須的，單純依靠市場的調節，周期要緩慢，所以政府要使用政策進行強硬的干預。
二、宏觀調控的目標
我國實施的宏觀調控主要對象是宏觀經濟的調控，所以，實際中是采用組合手段的綜合調控，其主要目標是使國民經濟按照中央政府的預定目標發展。
1.通過調控能夠有力促進我國經濟的平穩增長，特別是保證質和量的同步增長。
2.保證就業的增長，有效解決民眾生活問題，通過就業的增加實現居民收入的增加。
3.保證物價的穩定是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物價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居民的生活，是一個具體的民生問題，所以宏觀調控將物價的穩定作為一個重要的內容。
4.宏觀調控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作用。
三、財政政策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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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5·12”地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國四川省汶川市發上了歷史上罕見的8.0 級大地震。在美國經濟可能出現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以及近期國內發生的嚴重雪災,這次地震的發上無疑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又一個嚴峻的考驗。在去年防通脹、防過熱“雙防”背景下確立的從緊貨幣政策和穩健財政政策,現在顯露微調的可能。如何打好“穩健財政從緊貨幣”這張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如何配合的問題成為影響今年我國經濟走勢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關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的理論綜述
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理論基礎
凱恩斯主義認為,經濟經常處于非充分就業狀態,不時出現膨脹或緊縮缺口,只有采取權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價穩定或充分就業水平。在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時期,財政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緊縮性貨幣政策,如公開市場業務賣出債券、提高再貼現率或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來抑制投資,降低總需求,從而消除膨脹缺口;在嚴重的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時,貨幣政策的作用不明顯,要通過擴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設、降低稅收等來拉動經濟復蘇。這就是著名的凱恩斯需求管理理論。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是相機抉擇性質的,這種模式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有更大的借鑒作用。而正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有效的協調配合,采取不同的協調模式,才構成了宏觀經濟調控相機選擇的主要內容。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常見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松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即“雙松”政策。當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資源大量閑置,解決失業和刺激經濟增長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取以財政政策為主的“雙松”政策配合模式。
(2)緊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即“雙緊”政策。當社會總需求極度膨脹,社會總供給嚴重不足和物價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貨膨脹成為首要調控目標時,適宜采取“雙緊”政策。
(3)緊的財政政策和松的貨幣政策。當政府開支過大,物價基本穩定,經濟結構合理,但企業投資并不十分旺盛,經濟也非過度繁榮,促進經濟較快增長成為經濟運行的主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財政政策和緊的貨幣政策。當社會運行表現為通貨膨脹與經濟停滯并存,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失衡,治理“滯脹”、刺激經濟成長成為政府調節經濟的首要目標時,適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緊縮和擴張這兩種情況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還可以呈現中性狀態。若將中性(穩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分別與上述松緊狀況搭配,又可產生多種不同配合[1]。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兩大政策協調的歷史考察
我國理論界學者關于兩大政策協調方式的歷史演變階段劃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是從1979年到1984年。這一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配合更多著眼于影響總供給,并且以“松”為主的擴張性政策搭配出現更多。二是從1985年到1997年。該階段財政貨幣政策一直采取“雙緊”配合,政策協調目標就是通過緊縮性政策來控制赤字、減少發債、壓縮政府開支、控制貨幣總投放量等。三是從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快速轉為“雙松”配合,此間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重點,是集中在為建設項目和企業共同提供流動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試圖通過刺激微觀主體的活力,來帶動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從2004年至今。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形勢再次發生變化,出現了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信貸和投資增長過快、外資流入偏多等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開始出現向“雙緊”過渡的趨勢。兩大政策協調的一個新特點,是除了共同作用于傳統的經濟總量目標之外,在更多的領域有了配合的創新和實踐[2]。
三、“5·12”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
目前來看,此次地震不會對國民經濟造成太大沖擊,但據官方數據顯示此次地震災區總人口在5 000萬左右,受災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圍如此之大,在短期內對國民經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從宏觀層面來看,首先主要是對我國控制物價不利,此次大災將推高糧食與生豬供應緊張和價格的預期。地震可能會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中國今年前四個月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點附近。4月份食品價格上漲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國第一大豬肉生產省份和第五大糧食生產省份。地震的發生,或許會使已經很高的糧食價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動,從而對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造成進一步壓力。其次,可能對我國今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造成影響。雖然目前還沒有獲得影響國民經濟的準確數字,具體的測算還需要一段時間,但是西部是我國的產糧區,這次地震對局部的影響又相當大,因此對當地的生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四、災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對于我國宏觀經濟主要在對于物價水平的影響。在抗震救災是當前第一要務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現“普漲”關系到經濟的平穩運行的意義更顯突出。而流動性管理、維護物價穩定、穩定人民幣升值趨勢等多重調控目標已對貨幣政策形成一定牽制,因此抗震救災、穩定物價的重心應主要落在財政政策身上。財政政策應發揮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財政支出,加快救災和災后恢復,將地震災害的損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財力的前提下,對部分區域或行業實行適當的稅收減免,為維持物價和經濟穩定買單,這樣才能把緩解貨幣政策的壓力走出目前的瓶頸,有效控制過剩流動性等總量問題。
首先,抗震救災是當前財政政策最需發力的領域。只有迅速調撥財力、保障物資供應和人員調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災過程中,必須大力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財政支出,及時制定和部署災后重建的一些稅收優惠等。其次,四川擁有電力、天然氣等優勢資源,但這些相關企業的總部并不在本省,導致本地稅收收入流向總部所在地政府。企業所得稅政策應立即進行調整,將災區企業分支機構的所得稅全部留給當地政府,以增強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價上漲,特別是在防止價格上漲趨勢由食品向非食品的傳導中,財政政策也能起到積極作用。四川向外輸出的豬肉約占全國消費的4%,地震短期內可能導致調出豬肉減少,物價水平可能會因部分商品供給的減少而抬頭。如果出現這樣的問題,可以考慮在受災地區實行區域稅收優惠,這樣,既可以鼓勵當地企業生產自救,又可以降低企業生產成本,達到抑制物價上漲的目的。最后,對中國經濟增長未來可能出現的波動,財稅政策也應未雨綢繆。南方雪災和“5·12”大地震,基礎設施損毀嚴重,災區重建需投入大量資金,這為增值稅轉型在全國推開提供了良機。增值稅轉型的一個重要意義,是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節能減排、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稅轉型將大大降低企業更新設備和技術升級的投入成本。
五、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控結合部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首先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籌集財政資金[6]。因此,針對目前舉國全力抗震救災的形勢,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財政增發國債,用于地震災區災民安置和重建。近幾年,中央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同時,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占GDP比重為20.9%。2008年,中央財政減少了赤字規模,赤字率將下降至0.7%[4]。中央財政第一季度收入實際增長遠高出年度預算增長,目前赤字率和債務率保持在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財政狀況良好,不僅可動用財力充裕,而且有較大的減稅和發債空間。其次,從另一個角度看,國債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按照凱恩斯的觀點: 公開市場業務交易不僅可以改變貨幣數量,而且還可以改變人們對于金融當局未來政策之預期,故可以雙管齊下,影響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將利率作為公開市場業務的調控目標。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已經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并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
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另一個方面,中央財政與央行相關政策相配合,應為救災和災后重建貸款提供利息補貼,分擔災區金融機構風險,鼓勵災區金融機構放貸?？梢赃x擇的一項政策是降低災區金融機構營業稅稅率。中國現行稅收政策,對金融機構征收5%的營業稅,和國際水平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稅負明顯偏重[7]。給與地震災區金融機構降低營業稅稅收優惠政策,不僅支持災區融機構積極參與救災和重建,也為下一步營業稅改革提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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