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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1
關鍵詞: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資本主義；內生性根源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從2006年春季“次債危機”在美國顯現端倪算起，金融危機距今已經快七年了。七年來金融危機經歷了顯現——集中爆發——持續影響等過程后，并沒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機演化成了“債務危機”。如今，“債務危機”在一些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卻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臘等國家最早發生債務危機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歐債危機。債務危機似乎只有惡化的趨勢，而沒有好轉的征兆。面對殘酷的現實，不僅要追問此次金融危機為什么持續這么長的時間，影響面這么廣，深度這么深，同時能夠引發債務危機？這次深度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對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有什么啟示？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二、金融危機的內生性根源
金融危機的原因，國內外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論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吳曉求，2008；劉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雖然這些論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統性和全面性。為此，本文將從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微觀市場的運行和操作這三個層面來剖析此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內生性根源。
（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
此次由美國次債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其深層次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認為資本家對超額利潤的追求決定了資本家會不斷的擴張生產規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僅僅獲得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資，其有限的支付能力與資本家無限擴張的生產之間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最根本原因。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產生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p>
理論上來說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才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相對過剩的矛盾出現新的變化：
1.生產相對過剩的表現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轉向“有效需求過度”。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過剩是生產的無限制擴張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解決生產過剩的方法已經不是過去那種簡單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費做法了，而是創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來擴展全社會（包括政府、社會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體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擴張、政府債務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過度擴張。具體來講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創新，即通過“按揭”等金融創新產品來鼓勵全社會的超前消費，幫助人們用未來的錢實現現在的夢想。在這樣的制度下，雖然可以擴張全社會的消費規模，部分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但是人們卻變成了一個個“負翁”。當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沖擊時，沒有實際支付能力的“負翁”很容易發生支付困難，變成“倒下去的負翁”，即個人的破產。其次，政府信用的過度擴張。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除了創新金融工具，釋放全社會的“未來需求”外，資本主義國家還通過大規模借債來擴大公共支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機后，歐洲等一些國家采用借債的方式籌集資金來刺激本國經濟，由于其國家債務負擔超過了未來的償付能力，結果誘發了債務危機。再次，社會福利水平的過度擴張。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一些歐洲國家，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不斷的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當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來討好選民時，就會變成一項剛性的制度。在國家稅收增長幅度不大或下調的情況下，伴隨逐漸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其實，過度福利化的代價是社會信用和政府信用的過度擴張。希臘等發生債務危機國家的情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傊?，為了解決生產過剩問題，資本主義社會在私人信用、國家信用和社會信用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擴張，結果是“負翁”、“負國”和“負社會”的出現。當受到外部沖擊時，尤其是全社會的支付鏈條中斷后，發生金融和債務危機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2
[關鍵詞]地方政府債務；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債務閾值
[中圖分類號]F81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024（2014）01—0166—05
一、引言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越來越受到關注。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僅關系到債務的償還和政府信譽，而且關系到宏觀經濟能否安全運行。當前，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前后巴西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剖析巴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發生的原因、演化過程和后果，借鑒其債務治理方法，可以起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另外，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日益嚴重，正逐漸積累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會不會演化為債務危機，甚至是金融危機？這是本文所要探尋的問題。
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與危機：巴西的教訓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巴西經歷了三次大的地方債務危機，其中第三次債務危機還誘發了金融市場的劇烈震蕩，最終導致了一場金融危機?；仡櫚臀鞯牡胤秸畟鶆瘴C和由此導致的金融危機，總結和吸取經驗教訓，對分析和解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背景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西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GDP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0%左右，創造了“巴西經濟奇跡”。不過在伴隨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分化、收入不均等問題也越來越嚴重。為了解決經濟和社會的主要矛盾，隨后的蓋澤爾政府在政治上實行民主化進程，經濟上通過制定“第二個國家發展計劃（1975—1979）”來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由于巴西國內的儲蓄率較低，為了實現經濟增長計劃，巴西政府仍然沿用了之前的“進口替代戰略”，同時提出“負債增長戰略”，即依靠向國內和國際上的金融機構舉債來籌集資金，維持國內的高投資。雖然“負債增長戰略”維持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其負效應也逐漸凸顯出來：（1）累積了巨額的債務。其中1973—1978年的債務增長率為38.7%，1978年的外債凈額為316億美元…。為了維持在國際債務市場上的聲譽，巴西政府在無力償還舊債和債務利息時開始舉借新債來償還舊債。這樣的結果是債務規模越來越大，遠遠超出了本國現在和未來財政能力所能償還的限度。（2）國內利率被迫升高。由于巴西實行了盯住美元的爬行式外匯政策以及舉債利率與歐洲和美國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掛鉤，受到石油危機等外部因素影響，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上升，這進一步加劇了巴西政府還債的壓力。在國內，由于受到資金短缺的影響，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被迫升高。（3）國內通貨膨脹率不斷攀升。在取消對企業的出口補貼后，為了進一步刺激出口賺取外匯來償還外債，政府對貨幣克魯塞羅實行主動貶值，形成了貨幣性通貨膨脹。同時，受自然災害影響，糧食減產，進一步加劇了通貨膨脹。與通貨膨脹掛鉤的指數工資增長也帶動了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增加了政府的養老支付負擔，這又迫使企業和政府進一步舉債來維持運行。在這些債務中，一部分就是由地方政府舉借的。
（二）債務危機演化為金融危機
20世紀80年代初，由于受到國際石油危機影響，倫敦和紐約等國際金融市場的利率開始攀升。受此影響，巴西政府舉債的借貸成本升高，這導致巴西政府需要為此支付更高的貸款利息。由于無力支付高額的債務利息，巴西各州政府紛紛宣布停止對國外債權人債務的清償，這引起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恐慌，主要外國債權人紛紛要求巴西政府立即償還債務。巴西聯邦政府作為州政府債務的最終擔保人，不得不與外國債權人談判達成還款協議，接管了州政府約190億美元的外部債務，償還期限為20年。
1993年，由于巴西經濟增速下滑，政府稅收縮減，社保和工資支出剛性等原因，使得州政府無力償還聯邦金融機構的債務，紛紛宣布停止支付，又發生了債務違約行為，導致了又一次嚴重的地方債務危機。為了解決危機，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進行了談判，談判的最終結果是聯邦政府為部分州政府債務進行償還，債務總額約為280億美元，償還期限為20年。
1994年前后，由于巴西國內通貨膨脹水平上升，以及債券實際利息率的大幅度上升，各州州政府的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最終導致州政府拒絕履行對聯邦政府的債務償還義務。這一消息引起了金融市場的恐慌，投資人，尤其是外國投資人紛紛從股票市場撤資，股市大跌，資本外逃，外匯短缺導致外匯市場壓力增大。盡管央行擴大了外匯管理幅度，放棄了釘住主要國際貨幣的匯率機制，實行自由匯率，但是巴西貨幣仍然貶值10%。與此同時，國內通脹壓力增大，內需縮減，經濟增速下滑，增長偏離潛在增長軌跡。因此，一場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最終演化為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
（三）啟示
總的來說，巴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方面，“負債式增長戰略”是導致其負債不斷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聯邦政府對地方政府的預算軟約束，缺乏相關的法律制度對地方政府債務進行限制和規定，以及缺少債務的透明度和風險預警機制，也是債務危機形成和擴散的重要原因。外因方面則是國際市場利率等波動是誘發其債務危機發生的導火索。不過，內因才是巴西債務危機產生和蔓延的關鍵因素。
在巴西地方債務危機發生后，聯邦政府通過制定《財政責任法》等法律法規，規定和限制了地方政府舉債規模等。同時，通過定期公布債務報告來提高地方政府債務的透明度；對違反《財政責任法》的相關責任人實施行政處罰等一些措施，使得巴西的地方債務問題越來越得到規范，其對地方債務問題的治理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三、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與危機風險的可能性審視
（一）地方政府債務的基本狀況
1.債務規模大
近10年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呈現了大幅度的增長。洪源和李禮的研究中測算出2003年全國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債務是3.29萬億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估計2004年全國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1萬億元以上；時紅秀測算出2005年全國縣鄉兩級政府的債務余額不少于4000億元；范伯乃、張建筑的研究指出2006年全國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債務6.64萬億元；財政部財科所課題組估計2007年全國地方債務余額是4萬億元以上；安邦咨詢估計2009年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7.43萬億元；審計署的審計報告中披露2010年全國省市縣三級的地方債務余額為10.72萬億元；徐婷婷的報道中引用的數據顯示2012年我國地方債務余額約為13.87萬億元；翁仕友的報道中則指出2013年我國四級政府的債務余額約為14萬億元。由此可見，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正呈現大幅度的增長態勢，且債務余額存量已經非常龐大。
2.債務結構復雜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結構復雜，主要表現為：（1）直接債務和或有債務并存。直接債務是地方政府需要直接支付的債務，主要是各類的財政貸款和借款。或有債務則是未來需要政府償付的和其提供擔保的債務需要其最后承擔償付義務的債務，主要是指通過政府投融資平臺或是下屬單位等形成的各類債務。如果出現債務違約，這種債務最終也需要地方政府來償付。為了規避財政規則的約束，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來獲取資金，地方債務隱性化問題也越來越突出。（2）債務種類繁多。有地方政府向國際金融機構的直接貸款，有以土地抵押向金融機構的擔保貸款，有地方國有公司和投融資平臺代為發行的企業債，有地方政府為下屬單位和企業擔保的各類借款和貸款，有社會基金缺口，拖欠職工工資和工程項目款等。（3）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比例不一致，其中市、縣級政府的債務規模呈現不斷擴張的態勢。由于受制于地方財政等的約束，為了增加公共投資，提供基本的教育、醫療等國家規定的基本公共服務，一些縣級政府不得不舉債。
3.債務原因多樣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復雜的。既有財政體制、投融資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等造成的體制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1）財政體制。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稅制改革后，實現了“財權向上，事權向下”的財政格局。由于沒有清晰的事權劃分，地方政府需要完成教育、醫療、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等各項支出，受制于稅收的約束。為了完成這些剛性的支持，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借貸、地方投融資平臺等籌集資金，地方政府漸漸地走上了一條負債式發展的道路。（2）投融資體制。由于受“政績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偏好發展大項目，也偏好通過成立投融資平臺涉足競爭性領域。大項目需要數額較大的資金來支持，地方政府為了達到投資目的，往往通過土地抵押融資等模式取得項目資金，而項目未來的收益卻不能按期償還債務。（3）行政管理體制。由于對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監督體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熱衷于“短、平、快”的項目，重視資金投入，而輕視經濟和社會效益；重視建設規模和標準，而輕視實際財務負擔能力。（4）政策性因素。在缺少中央相關支持資金的背景下，為了配合國家的政策性要求，如義務教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糧食補貼等政策，地方政府不得不拿出相當大的財力來完成相關的規定任務。對于經濟不發達、稅收較少的地方，由于政策性因素導致的債務負擔也是非常多見的。
4.債務擴展機制動力強勁
受制于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以及政策負擔性等剛性支出，在“政績考核”的競賽中，地方政府為了完成支出需求，往往通過土地抵押和地方性融資平臺籌集所需資金。如果政策性剛性支出的規模越大，在稅收等財政收入來源有限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就越有可能通過舉債來完成籌資任務。如果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壓力越大，那么為了顯示比競爭者具有更強的能力，其越有可能通過舉債來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以及形象工程的投資。如果可供抵押的土地價格越高，地方政府就越容易通過土地資本化來籌集更多的資金。如果控制的投融資平臺越多，那么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通過這些平臺來籌集更多的資金，最終這些擴張機制會形成越來越多的地方債務。
（二）形成債務危機與危機風險的可能性分析
如前面提到的巴西州政府在拒絕償還其債務的情況下發生了債務危機。聯邦政府為了國家的信譽，最終和州政府達成協議，幫助其償還債務。在我國，地方債務問題會不會形成債務危機呢？
這里存在一個債務余額的閾值效應：如果地方債務余額累積到一定的度，就可能引發債務危機。這個閾值T應該是依據某一地方政府未來n年財政收入的現值之和與合理的負債率之間的一個函數關系，T=Po（1+r）n（1+d）。其中：Po為期初的財政收入，r為財政收入的年增長率，d為合理的負債率。如果一個地方政府的債務余額超過了閾值T，那么就存在潛在違約的可能性。
而最終違約與否，還依賴于幾個條件：第一，經濟的增長速度。如果經濟增速超過預期的平均速度，那么稅收會增加，閾值會變大，債務上限可以提高。如果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且低于平均速度，那么稅收會銳減，閾值會變小，債務上限會降低。第二，再融資能力。如果一個地方政府具有較強的再融資能力，通過地方債務平臺將土地資本化、政府資產資本化、債務資本化，可以獲得更多的資金，并且可以舉借新債還舊債，擴大債務規模，同時可以延長債務償還時期。第三，債務中的談判能力。如果地方政府的債務是向國際金融機構舉借的，一般會按時償還債務。如果地方政府是向國內銀行或地方性商業銀行舉債，一般可能會通過談判等將部分債務的償還期限延長。如果地方政府向私人部門舉債，則一般會出現拖欠等問題，尤其是大型工程款等問題。如果地方政府的債務上限達到了閾值，且經濟增速下滑，稅收銳減，再融資能力受限，債務中的談判能力弱化，那么一個地方政府就可能發生債務違約。
地方政府會不會發生債務違約，還與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有關。對地方政府債務違約可能性的博弈論分析中發現，地方政府考慮到中央政府對債務的隱形擔保人身份，一般會選擇違約，債務由中央政府代為償還。中央政府為了國家聲譽，降低債務違約的社會成本，一般會在地方政府發生債務違約時承擔起最后擔保人的角色。在我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債務也具有隱形擔保人的問題存在。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官員的任選都是由上級部門或中央政府決定的，在這種人事直接控制的體制下，考慮到政治前途問題，在債務余額超過閾值后，也不會輕易出現債務違約，而是通過債務延期，債務資本化、債務談判等方式延遲債務違約。不過，這樣會積累很多的隱形債務，增加更多的債務風險。一旦爆發全面性的債務危機，危機的規模將是非常大的。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還與地方融資平臺有關。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資本化來為城市的發展融資，也聚集了很多的債務風險。地方政府先將土地作為資本注入地方債務平臺，然后依此為資產，依據土地的市場評估價來向銀行抵押進行貸款。地段越好、公共基礎設施越完善地區的土地，其市場估價就越高。土地的市場評估價越高，所能貸到的款項就越大。在一次次的土地價格評估與抵押貸款的過程中，土地價格被不斷地估高，貸款數量不斷增加，以土地為融資平臺的隱形債務余額也越來越大。受到政策調控影響，以及經濟下滑影響，作為標的物的土地價格有可能回落，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會轉移給貸款銀行。在我國，以土地融資而形成的銀行貸款數據是非常巨大的，為此已經給銀行累計了巨大的風險。如一些省份的政府融資平臺的負債對象90%是銀行，其中70%是通過土地抵押融資，而主要通過財政收入、地產開發收入和土地出讓金來償還。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財政收入增加，房地產繁榮且開發收入增加，土地出讓金也會不斷攀升。但越是在經濟繁榮時期，越會累積巨大的債務風險。如果經濟增長受到外部沖擊或內部矛盾爆發，出現下滑或衰退，巨額的債務問題就會凸顯出來，債務償還鏈條可能會出現中斷，進而出現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如果僅僅是少數和局部地區出現地方政府債務危機，那么危機還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大部分地方政府出現了債務償還問題，就會演化為全國性債務危機。由于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模式在全國具有普遍性，如果發生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有可能是全國性的債務危機。又由于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大部分來自銀行，如果地方政府發生債務危機，就會將債務危機傳遞給金融業，發生金融危機。大規模的地方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勢必然對經濟增長造成損害，使得經濟增長下滑，甚至會出現經濟衰退。前文提到的巴西地方政府債務危機演化為經濟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負債式增長戰略”以及債務約束和風險預警機制缺乏，是導致20世紀80年代前后巴西發生三次地方政府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巴西的例子值得我們反思。當前，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較多，表現為規模大、結構復雜、債務原因多樣化和債務擴展機制動力較強等特點。債務問題正逐漸累計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如果沒有形成債務約束機制、化解機制和風險預警機制，地方債務規模超過“債務閾值”，就有可能引發債務危機，甚至是金融危機。那么如何治理地方政府債務，防范債務危機和由此引發的金融危機呢？
（一）進一步完善《預算法》
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遷，《預算法》中的一些規定已經不能適應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且一些新出現的問題沒有反映到法律中。例如，《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不能發行地方債券，在現實中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已經屢屢發生，或者由地方性融資平臺等代替地方政府發行債券進行融資也成為了新趨勢。所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應該進一步完善《預算法》。
（二）建立債務責任人制度
目前，我國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員為了發展經濟，通過大規模舉債來完成投資任務，所造成的巨額債務問題是其任期內，甚至是以后幾任接替者都無法用正常的財政收入償還的。這種“舉債式增長”模式為地方政府累計了財政風險。為了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規范舉債行為，應該頒布和實施《債務責任法》，明確規定舉債人的責任和義務，實現“誰舉債誰償還”的原則，規制地方政府官員的舉債行為。
（三）建立債務披露制度
由于我國《預算法》等相關法律限制地方政府獨自發行債券，為了應對日益擴大的政府開支，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土地財政和地方融資平臺來籌集資金，這使得地方債務隱形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債務隱形化容易積累債務風險，最終會威脅經濟安全。因此，建立債務披露制度，將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償債措施等信息及時公開，以便接受監督，及時化解債務風險。
（四）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
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到底有多大？什么樣的債務規模才是合適的？解決這兩個問題不僅需要建立債務信息披露制度，而且需要建立債務風險預警機制，通過一定的監測機制及時債務信息，同時提醒過度負債的地方政府進行債務風險的化解。
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3
愛爾蘭債務危機內在機制分析
20世紀90年代，愛爾蘭政府為刺激經濟發展，解決債務困境，通過低稅率吸引海外直接投資，使愛爾蘭成為全球資本投資歐洲的重點，進而帶動房地產等產業的迅猛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愛爾蘭房地產泡沫破滅并成為債務危機的導火索。隨著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加之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愛爾蘭五大銀行都瀕臨破產的邊緣。愛爾蘭政府稱，為了維護金融穩定，救助本國五大銀行最高可能耗資500億歐元，2010年財政赤字會驟升至GDP的32%，公共債務將占到GDP的100%，這一消息導致愛爾蘭國債利率大幅飆升，由此掀開了債務危機的序幕。房地產泡沫破滅――銀行業危機――債務危機成了愛爾蘭債務危機的內在連鎖源頭。
目前，主流投資者都在紛紛避開歐元區高負債國的政府債券，他們甚至認為這些國家的國債風險大于CDS（信用違約掉期）或高收益公司債。歐洲債務危機迫使歐美央行延長超寬松貨幣政策實施時間，以緩解財政緊縮對經濟的沖擊，但這將使未來通脹的風險日益累積，并使復蘇之路充滿了諸多不確定性。
另外，歐元的問題不只是歐元區政府的債務問題，歐洲必須解決歐元結構僵化和銀行背負巨額債務的問題。有分析認為，歐洲銀行包括英國銀行正面臨龐大債務，而且也沒有足夠的資本化解虧損，這會導致全歐洲銀行危機的風險。而歐洲缺乏系統性管理債務危機風險的機制，因此其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全面的解決方法，處理歐元的金融和經濟問題，并全方位化解債務危機擴散的風險。
資產泡沫與銀行業流動性危機
在考察資產泡沫破滅與銀行業流動性危機問題上，實際上亞洲金融危機中，絕大多數受影響嚴重的國家，都是首先經歷了一個資產價格的大幅下跌，然后才是銀行體系不良資產的比例急劇上升和銀行體系崩潰的過程。無論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還是在新興國家，有很多的事例說明這兩種經濟現象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實體經濟發展對銀行的依靠程度，取決于銀行在一國金融體系的作用大小。房地產價格的下降將會通過減少銀行持有的房地產的價值來直接減少銀行的資本，同時也減少以房地產做抵押的貸款的價值并可能導致貸款的拖欠，這又進一步減少銀行的資本，加大了銀行的流動性壓力。另外，房地產價格的下降使得房地產貸款的期望風險增加了。所有這些因素將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信貸供給量。同時，面對銀行資本減少的情況，監管當局可能要提高資本充足要求，對向房地產行業的貸款實行更嚴格的限制性條款，對該行業的自有資金比例也會提高。這些措施將進一步減少向房地產行業的信貸供給并進一步打壓房地產的價格，使得銀行的資產價值進一步下降，流動性壓力也越來越大，最終可能爆發危機。
在過去20余年的發展過程中，銀行業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是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以資產估價偏高的房地產和證券抵押形式提供的貸款偏離了真實價值，形成巨大的“泡沫”。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導致資產價格下降，銀行業的信貸資產就會面臨巨大的壓力，以自我實現的機制會傳導到資產市場，使價格水平進一步惡化。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與銀行的信貸資產之間具有相互放大的效應。在經濟增長較快的環境中，多數借款人都具有暫時性的盈利能力和清償能力，銀行的信貸資產潛在的危機被“虛增”的價值掩蓋起來，如果這種虛增的價值突然下降，風險就很容易轉化為現實的危機。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在銀行業危機發生之前都經歷了信貸資產的過快增長，而危機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信貸抵押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以上房地產市場價格波動和銀行流動性相互作用關系的概念性框架可以用來分析和解釋在美國、芬蘭、日本、瑞典、泰國等國家曾經歷過的房地產市場繁榮、蕭條伴隨的銀行業流動性危機。
通過對經歷過資產泡沫破滅的國家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資產基本面價格上漲的原因包括制度建設、經濟增長加速和貨幣升值。資產價格泡沫產生的原因包括金融自由化、政府隱性擔保等導致信息不對稱和委托問題，金融部門和企業過度涉入高風險領域，如日本、挪威、墨西哥、泰國等；投機資本流入，主要是資本項目全面開放后短期資本流入，如挪威、墨西哥、泰國等；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如日本。
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
據統計，為應對金融危機，歐洲央行采取頻繁向市場注資的流動性政策，歐洲各國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政府債務負擔突破了風險警戒線，為債務危機埋下了隱患。應該說，龐大的公共債務仍可能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巨額償債支出、市場信心的缺少以及對匯率的負面影響等。同時，巨額財政赤字會引起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這從英鎊和歐元近期的走勢就得以驗證。
目前，國際上普遍采用國債負擔率和赤字率來分析和評價政府債務風險。而從國債負擔率指標來看，歐洲主要國家在金融危機中對部分銀行國有化后，原來銀行的負債合并到公共部門負債中進而導致債務負擔率激增并超過風險警戒線。冰島、阿聯酋、希臘等國家相繼爆發信用危機，充分說明在被迫采取大規模財政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復蘇的情況下，極易導致負債比例過高、經濟結構失衡，并最終誘發債務危機。實際上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很多國家在此輪危機中都面臨著類似問題。
啟示
上述分析充分表明，合理的政府債務規模和風險管理策略，對于政府積極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至關重要。我國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時啟動了積極財政政策，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刺激方案（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和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2008年11月應對全球金融危機啟動4萬億元財政刺激方案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2009年信貸投放的增長異常迅猛，在高速信貸投放的主體中，由于各地方政府紛紛融資進行大規?；A設施建設，從而導致地方投融資平臺的數量和融資規模呈現飛速發展的趨勢，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引起各方關注。而快速增長的貨幣信貸導致資產泡沫和通貨膨脹預期的出現，貨幣政策不得不在中美利差、通貨膨脹目標、流動性過剩、匯率穩定之間做出平衡，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轉向趨緊。2010年以來貨幣政策、監管政策出現變化，包括貨幣政策開始從緊，對房地產信貸進行控制以及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清理整頓。因此，“十二五”期間，以下方面值得深入研究與關注：
一是重點關注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風險以及由此引發的信貸風險和財政擔保風險，充分吸取國外債務風險管理和危機處理的經驗教訓，建立多層次政府債務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對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轉變為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的傳遞鏈條乃至債務危機的觸發條件進行深入探討。確定政府債務風險臨界值應該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應根據如經濟結構、經濟增長率和效益指標、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費水平、市場體系發育程度、金融深化的程度、國債市場發育狀況、財政收支情況、政府管理效率、國債結構與成本―效益狀況、財政與貨幣政策目標綜合考慮。
二是應借鑒發達國家“市政債券”、“產業投資基金”等地方政府的融資經驗，建立規范化和市場化的地方政府融資渠道。從長期來看，地方政府在經濟實力、財政狀況、金融生態環境、償債能力、政策扶持力度和發展潛力、基礎設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這些因素也決定了地方政府債務的融資成本，包括信用利差以及流動性利差。因此應建立地方債務信用評級框架，為實現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的動態監測和全過程監管提供有益思路。在后危機時代，我們應該高度重視信用風險分析和監控。
三是應充分借鑒國外債務風險管理和危機處理的經驗教訓，建立多層次政府債務風險預警指標體系，以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和財政風險。在發展地方政府債券的起步階段，一定要完善地方政府債券風險管理機制，從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定價、交易、償還和監管各環節進行嚴格規定：包括發債規模的確定、信用評級體系及信息披露制度的構建、投資項目管理與評估、市場流動性的建立，以降低投資風險、促進監管的協調以及法律框架的完善。
四是在對外投資方面，應積極關注各國家和地區的綜合數據指標，重點關注債務規模、財政預算、貿易差額與經濟增長等因素，著力強化風險監控和預警機制，認真研究外匯債券投資的多元化方案，從美元逐步拓寬到其他主要國家貨幣，重視包括信用風險在內的信用風險預警與監控。
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4
反觀歐元區建立的理論基礎，即羅伯特?蒙代爾教授提出的最優貨幣區理論，理論核心就是歐元區國家先建立統一的貨幣聯盟，進一步建立統一的經濟聯盟，最后實現統一的政治聯盟。從1999年開始，歐元區各個國家完全實現了統一貨幣聯盟，正在建立統一經濟聯盟過程中。但是，希臘退出歐元區，以及多年以來的由于建立歐元區帶來的多個國家的債務危機，無疑讓我們開始質疑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正確性。歐元區的建立是符合和順應歷史規律的嗎？最優貨幣區理論是否有存在的必然性和正確性？歐元區將何去何從？
從歷史的角度看，2001年希臘加入歐元區的時候就沒有達到《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歐洲經濟貨幣同盟成員國必須符合的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及負債率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當時，希臘借助于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為其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從而使希臘在賬面上符合了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但事實上希臘的預算赤字和負債率都是高于標準的，和希臘類似的還有著名的“金豬四國”中的其他三個，即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甚至歐元區最強的國家德國?；谶@樣的基礎建立起來的歐元區，事實上存在很大的危機。表面上看起來已經建立的完整的貨幣聯盟，正在向經濟聯盟發展，但是這個貨幣聯盟的各個國家為形成這個聯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蘊藏著巨大的經濟風險。2009年的希臘乃至歐洲的債務危機就是定時炸彈爆炸的第一次，而后危機不斷擴大，現在到了臨界點，希臘的去留成為歐元區是否可持續的試金石。國家的債務解決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直接違約；第二，大量發行貨幣，利用通貨膨脹或貨幣貶值降低債務的實際價值；第三，獲得其他國家的援助。對于希臘而言，歐洲央行為其發行貨幣緩解債務危機會造成整個歐元區的通貨膨脹，乃至全球輸出性通貨膨脹，而造成嚴重的后果，因此第二個方法無法實現；對于通過其他國家的援助這一方式，這其中德國的態度尤其關鍵。而德國這次也左右為難，如果不救助，歐元則會受到損害，如果救助，就無異于在拿德國公民的納稅為希臘買單，也很難實現，從而才會倒逼希臘有退出歐元區的想法。
從理論基礎的角度看，最優貨幣區理論存在的前提假設就是，各個國家的經濟甚至是政治是無限開放的，即貨幣區各個國家要不同程度地放棄本國的經濟獨立性和政治獨立性。根據克魯格曼的“三元悖論”理論，采用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成員國家放棄了貨幣政策獨立性，獲得了資本可自由流動以及浮動匯率制。歐元區設計的時候本來是讓各個國家放棄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同時放棄貨幣發行和鑄幣稅的權利，出現貨幣危機的時候由歐洲央行作為歐洲統一的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的制定和調節。但是，事與愿違的是，當出現經濟危機的時候，各個國家因為沒有貨幣政策的調節手段，由于歐元區沒有形成經濟聯盟和政治聯盟，又沒有統一的財政政策調節機制，只能依靠各個國家本國的財政政策進行調節。在得不到持續的歐洲央行的援助后，成員國只能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來拉動本國經濟增長，但是直接的后果就是進一步擴大了財政赤字，使得債務危機加重。
從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歐元區本來的設計是從貨幣聯盟過渡到經濟聯盟，最后到政治聯盟，歐元區就成為一個巨大的獨立國家。如果最終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實現了，債務危機就可以迎刃而解。但是，經濟聯盟乃至政治聯盟可以最終實現嗎？歐元區的風險在于兩個方面，一是貨幣聯盟在缺乏政治聯盟支持的情況下不能長久存在；二是因為沒有共同的政治認同感，歐洲國家難以締造政治聯盟。因此，歐元區缺乏它所需要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對此，我們可以從三個維度來分析。
從經濟維度看，希臘債務危機的背后，其實隱藏的正是歐元區的經濟失衡，這種失衡則是德國這樣的強勢國家與希臘這樣的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德國作為歐元區最大的出口國，和希臘、葡萄牙、意大利等貿易伙伴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貿易盈余。德國就如同一個“制造國”與“出口國”，希臘等國則處于“消費國”的地位。事實上，德國通過了購買國債等方式，也助長了這些友邦的無度消費與借貸。其結果就是，德國這樣的歐元區最發達的國家不斷補償希臘等歐元區拖后腿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導致經濟和政治聯盟的實現可能性很小。如果歐元區想一勞永逸地解決經濟疲弱的問題，需要建立一個真正的轉移支付聯盟，即稅收能從德國等富國轉移到希臘等窮國。但這不可能發生，因為希臘和德國彼此不信任對方，現實的政治聯盟難以達成。歐洲北方國家會勉強同意向南方國家延長貸款期限，但他們不會贊成一個轉移支付聯盟。這是由于，一方面他們相信希臘和意大利等國家經濟陷入困境，不能通過本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的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因此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等國將被失業和債務負擔逐漸壓垮；另一方面他們對希臘、意大利等國的政治文化心存疑慮。
從政治和文化的維度看，歐元區國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各不相同，里面也不乏有像法國這樣特立獨行的國家，國家間的信任度不夠，建立大一統的國家聯盟可能性很小。
而從國際比較的維度，2001年蒙代爾教授也曾經提過“亞元區”和“美元區”的思路，但是卻一直無法實現，究其原因和歐元區遇到的問題基本一樣。對于亞元區，亞洲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無法站在同一平臺對話，從而無法均衡地分配責任和權利；同時亞洲各個國家的政治和文化以及差異較大，還有一些的糾紛導致亞元的實現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對于美元區，即使只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NAFTA三國美、加、墨，即使經濟、政治、文化和宗教相差較小，也沒有實現北美貨幣區的可能。
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5
歐盟救助過程
面對希臘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大有“火燒連營”的險惡態勢，歐盟共他國家坐不住了。
5月10日，隨著事態的更加惡化，歐盟緊急行動。經過10多個小時的漫長談判，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達成一項總額7500億歐元的救助機制，以幫助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防止希臘債務危機蔓延。
這套史上最龐大的救助機制由三部分資金組成，其中4400億歐元將由歐元區國家根據相互間協議提供，為期三年，600億歐元將以歐盟《里斯本條約》相關條款為基礎，由歐盟委員會從金融市場上籌集，此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提供2500億歐元。
根據這套機制，如再有歐元區國家陷入債務危機，將可以申請獲得資金支持，所附加的條件將參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定，與希臘類似。
在會后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與會財長們承諾，將盡可能地加快步伐，削減赤字和推行結構性改革，以實現財政穩固和經濟增長。作為最有可能步希臘后塵的歐元區成員國，葡萄牙和西班牙同時承諾，將在今明兩年加大力度削減赤字，并隨后向歐盟財長們提交具體措施，以避免形勢惡化。
幕后金融推手3
要理解當前發生的希臘債務危機，需從2001年談起。根據歐盟部分國家于1992年簽署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元區成員國必須符合兩個關鍵標準，即預算赤字不能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以及負債率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0％。然而剛加入歐元區的希臘未達到這兩項標準，便求助于美國投資銀行高盛。高盛為希臘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為希臘政府掩飾了一筆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從而使希臘在賬面上符合了歐元區成員國的標準。
在這一事件中，金融機構的造假行為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已經由粉飾上市公司報表以維持上市地位和市值發展到協助國家虛報財政狀況。
這一被稱為“金融創新”的具體做法是，希臘發行一筆100億美元(或相當于100億美元的日元和瑞士法郎)的十至十五年期國債，分批上市。之后由高盛負責將希臘政府提供的美元兌換成歐元。到這筆債務到期時，仍然由高盛將其換回美元。
如果兌換時按市場匯率計算，就沒有文章可做了。事實上，高盛的“創意”在于人為擬定了一個匯率，使高盛得以向希臘貸出一大筆現金，而不會在希臘的資產負債表中表現出來。假如1歐元以市場匯率計算等于1.35美元的話，希臘發行100億美元可獲74億歐元。然而高盛則用了一個更為“便宜”的匯率，使希臘獲得84億歐元。也就是說，高盛實際上借貸給希臘10億歐元。但這筆錢卻不會出現在希臘當時的資產負債表里，因為它要十至十五年以后才歸還。
希臘有了這筆現金收入，使國家預算赤字從賬面上看僅為GDP的1.5％。而事實上2004年歐盟統計局重新計算后發現，希臘赤字實際上高達3.7％，超出了標準。最近透露出來的消息表明，當時希臘真正的預算赤字占到其GDP的5.2％。遠遠超過規定的3％以下。
除了這筆借貸，高盛還為希臘設計了多種借貸卻不會使負債率上升的方法。如將國家彩票業和航空稅等未來的收入作為抵押，來換取現金。這種抵押換現方式在統計中不是負債，而是收入，即資產證券化。這些服務和借貸當然不是白白提供的：高盛共拿到了高達3億歐元的傭金。
高盛深知希臘通過這種手段加入歐元區，其經濟遠景堪憂，最終會出現支付能力不足。高盛為防止投資打水漂，便向德國一家銀行購買了20年期的10億歐元CDS“信用違約互換”保險，以便在債務出現支付問題時由承保方補足虧空。
希臘的這一做法在歐盟國家中并非獨創。據透露，有一些國家借助類似方法，使得國家負債率得以維持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水平以下。這些國家不僅有意大利、西班牙，甚至包括德國。
高盛翻云覆雨
2010年1月底2月初，上述債務10年期限將滿，貨幣掉期交易即將到期，希臘的債務問題便暴露出來。高盛又一次出手，聯合美國對沖基金大肆做空希臘債券，再賺暴利；美國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和穆迪推波助瀾，下調希臘的信用評級，積極策應。
這次攻擊利用希臘多筆債務到期在即，炒作的是希臘出現支付能力問題，從而導致市場出現大幅動蕩。其結果是歐元下跌、希臘融資能力下降、成本劇增。由于希臘金融狀況惡化，對希臘支付能力承保的CDS價值翻番上漲。
這次投機的主要工具即是CDS。CDS本來是針對國家債務的支付風險而創設的一種保險，即當一個國家被懷疑出現支付風險時，持有該國國債者便可購買“信用違約互換”保險，由承保方負責支付虧空部分。本來CDS應該與國債聯系在一起，但現在卻被剝離開來，單獨成為一種金融產品。
當希臘的支付能力被懷疑時，有關希臘債務的CDS便會上漲。這次對希臘的攻擊，就是使用各種手法令人對希臘的支付能力產生懷疑。那么誰持有大量的CDS呢?不是別人，恰恰是發行和持有希臘債務的高盛和兩家對沖基金。高盛在希臘未被懷疑有支付能力問題時大量購進希臘債務的CDS，然后再對希臘支付能力信譽發動攻擊，在CDS大幅上漲后拋出。
為了打擊希臘的金融信譽，高盛與兩大對沖基金一方面大肆“唱衰”希臘支付能力評級公司亦跟進降低希臘信譽等級，并傳出希臘破產謠言，另一方面則輪番拋售歐元，從而導致國際市場恐慌。歐元在10天內跌了10％。從近兩個月看跌幅達15％。歐元一跌，立即使人聯想到歐元區出現不穩，于是不僅僅希臘，其他歐元區國家葡萄牙、西班牙等也出現融資困難。于是希臘和歐元區的cDS開始瘋漲，從2009年7月至今，希臘債務保險利率上漲整整三倍。最近希臘國債的CDS居然漲到428點，超過處于半戰爭狀態的黎巴嫩(255點)。
歐洲危機四伏
希臘是歐洲小國，GDP占比不到2％，并不占主導地位。只是因為債務多為外債，影響才如此之大?，F在歐洲各國債務危機四伏，尤以“PIIGS”危險系數最大。PIIGS是指葡萄牙、愛爾蘭、意大利、希臘和西班牙，這5個國家依照首字母組合而被稱為“PIIGS”，又稱“歐豬五國”。
當前歐洲主要國家債務水平普遍較高，根據《歐元區穩定和增長協議》，各成員國必須將國債占GDP比重保持在60％以下，而歐洲主要國家國債占GDP比重普遍超過60％。
償債成本收入比體現了借款人當期還本付息
能力，是衡量借款人財務壓力及違約風險的關鍵指標。從償債能力方面看，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差異較大。
對于償債能力弱的歐豬五國，中長期財務壓力仍面臨上行風險。
首先，五國政府利息支出壓力大。雖然低利率環境，加上近期歐洲央行決定開始在公開市場購買政府債券，從而使定量寬松政策延續，對緩解政府融資成本壓力有幫助，但由于政府債務總額規模龐大并還有可能繼續上升。
其次，政府收入前景欠樂觀。在前期政策刺激和補庫存作用下，歐盟經濟逐步弱勢恢復中，但隨著財政政策的逐步退出和庫存效應的減退，在內需仍疫弱的背景下，區內經濟增速減緩的風險正在上升。
最后，未來個人債務負擔較大。本輪經濟衰退使長期失業人口顯著增加，就業對個人收入的負面影響可能持續較長時間；救助計劃可能覆蓋到其他需要救援的歐盟國家，這些國家需遵循的類似附加條件可能加劇通縮風險，影響歐洲經濟復蘇進程；IMF對希臘的援助計劃要求將增值稅由21％提高至23％，進一步對奢侈品征稅，增值稅將進一步加重企業負擔，擠壓企業利潤，影響就業市場；救助計劃還要求政府緊縮財政開支，削減占公共支出70％的公共薪資部分，未來兩年凍結這部分支出，進一步影響個人收入。
另外與美國類似，歐盟國家也面臨個人領域去杠桿化的壓力，個人儲蓄的增加將進一步減少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大個人債務負擔；而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將加重個人債務負擔，國際清算銀行最新報告也提出人口老齡化對公共債務的負面影響。因此從中長期看歐豬五國政府目前較弱的償債能力改善的空間不大。
不過至少從目前來看，除信用評級遭降的希臘之外，葡萄牙、愛爾蘭及意大利的狀況尚可。
對于歐元區而言，西班牙才是真正“大得不能倒”的國家。歐元的命脈握在西班牙手里，西班牙的償債能力是決定歐元生死的關鍵。但西班牙的經濟基本面，特別是其自我籌資能力，比希臘要強得多。相較于90％的公共債務都由外國人持有的希臘，西班牙的公共債務大多由自己國內的公民持有，因而共不會從違約中獲益太多，國內民眾也更有動力去推進經濟改革，增強償債能力。
利益錯綜復雜
現階段歐盟的一個特征，就是內部成員發展不平衡，但又利益錯綜復雜。希臘債務危機的背后，其實隱藏的正是歐元區的經濟失衡，這種失衡的典型性是德國這樣的強勢國家與希臘等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德國作為歐元區最大的出口國，和希臘、葡萄牙、意大利等貿易伙伴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貿易盈余。德國就如同一個“制造國”與“出口國”，希臘等國則處于“消費國”與“進口國”的地位。事實上，德國通過了購買國債等方式，也助長了這些進口國的無度消費與借貸。據《商業周刊》的數據，德國的銀行持有歐元區陷入債務困境國家大約2500億的國債。對比全球經濟中美國與中國的貿易關系，希臘等國與德國的關系，恰似美中兩國貿易關系的“歐洲版本”。
同時，歐盟內部國家之間資本往來密切，如果希臘出現支付危機的話，將拖累一大批歐元區銀行。希臘在本世紀初發售的國債，要么是歐元區各大銀行所購買，要么得到了歐元區銀行或保險公司的擔保，更不用提為希臘做出多種擔保的歐洲中央銀行了。也就是說，在希臘債務問題上，折射了歐元區的未來危機。當然最令希臘沒有想到的是，這場針對希臘支付能力的攻擊的背后，居然就是高盛和另外兩家美國對沖基金。也就是說，高盛一方面以所謂的“創造性會計”方式為希臘政府出謀劃策，做虛假賬目以使希臘符合歐元國家標準；另一方面卻同時在背后攻擊希臘和歐元，從中牟利。
歐盟走向何方
希臘債務危機之所以難以消解，是與歐盟的體制分不開的。國家的債務解決主要有三種方式：直接違約；大量發行貨幣，利用通貨膨脹或貨幣貶值降低債務的實際價值；獲得其它國家的援助。但在現行的歐盟體制下，前兩種方法均難以實現。
第一種方式，直接違約會重創歐元區經濟，帶來的危害不可估量，可能會把整個歐洲拖入深淵，歐盟當然堅決反對。
第二種方式，身處歐元區的希臘無法發行貨幣，希臘沒有自己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實施。否則，希臘央行可以繞開信貸市場，通過印刷鈔票來購買本國國債?；蛘撸贡緡泿刨H值，刺激希臘出口，進而刺激經濟增長。這將使得當前為獲得IMF和歐盟救援而被迫采取的減赤措施和痛苦的“內部貶值”過程不再有必要。
第一、二種方式排除之后，希臘政府剩下的就是向其他國家和組織請求援助。而這時大家都是一個陣營中的兄弟，長期以來希臘政府寅吃卯糧，公民好吃懶做，留下一屁股債，卻又要節儉勤奮之邦來幫忙，拖累了財務狀況較好的德國。德國人感情上不接受。
所以，當前歐盟體制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這些缺陷使危機有了生長的土壤。歐元區統一了貨幣，但并沒有統一財政。當一國債臺高筑、經擠陷入衰退時，統一的貨幣使其無法靠貨幣貶值來減輕債務負擔，于是一國的問題就成了歐元區的問題。要解決債務危機，財政支持是不可或缺的，當前分散的財政決策機制則大大降低了應變速度，將小病養成大病。
所以，要想以后徹底避免債務危機，那么就需要對歐盟進行改革。
思路之一是創立退出機制。目前生效的歐盟條約要求除丹麥和英國之外的每一個歐盟成員國具有在未來某一個時候成為歐元區成員國的契約責任。強制的驅逐或自愿的退出從技術上來講都是不合法的，至少需要全部27個成員國的批準
(一個陷入困境的成員國批準自己被驅逐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為了穩定歐元，歐洲除了救助希臘別無選擇。歐洲央行、IMF也認為，當前很難接受歐元區成員國違約狀況，任何要求進行債務重組或類似舉措的行為，對至關重要的歐元穩定來說，均是不負責任的行為。這等于歐元區一國的財政問題“綁架”了整個歐元區的經濟。
近日，德國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表示，必須考慮如何讓歐盟成員國在極端情況下有序破產，而不使整個歐元區陷入困境，歐盟穩定公約未來工作小組必須制定出一套“類似國家破產程序”的規則。即使歐盟這次救助希臘成功，在如何處理類似問題上，唯一的選擇恐怕還是退出歐元區(朔伊布勒的“有序破產”是退出機制的一種委婉表示)，用這種壯士斷腕的辦法來保護歐元區的存在和穩定。
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范文6
關鍵詞：VAR；金融危機理論；希臘主權債務危機
0導言
2008年金融海嘯還未平息，各國的債務危機又席卷而來。我們不可否認，在過去幾年里金融危機對國際經濟狀況的破壞，但我們也要正視后危機時代中更嚴重的經濟波動。從2009年底，人們都在為世界經濟狀況回暖而增加信心時，迪拜債務危機進入了我們的視線，如同對正溫的經濟狀況當頭潑了一盆冷水，以奢華為主調的迪拜陷入危機之中，使得國際投資商們信心頓失，經濟狀況再次下滑，在迪拜淡出人們視線之后，希臘的債務主權危機又浮出水面，如果我們說迪拜的危機僅僅是一個區域性危機，那么希臘的危機則會對整個歐元區產生巨大的影響，繼而破壞世界經濟的良性發展。所以，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那里充滿了諸多波折，而在經濟發展中其杠桿作用的金融發展，更是重中之重。2008年金融海嘯就是由于各類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發而引起，2010年希臘主權債務危機也是由于華爾街的操作而產生了隱患，所以，如何化解后危機時代存留的風波，如何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如何對銀行業進行有效地監管，成了促進國際經濟正常發展的重要路徑。
1金融危機的演化及遺留問題
過去幾十年里，經濟學可謂發展迅猛，各種理論層出不窮，就從金融危機理論而言，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至今已經出現了四論，各種理論所揭示的金融危機的發生也都具有局限性，然而，對2008年出現的金融危機卻沒有形成固定的一套理論，大家眾說紛詞，但從已經出現的理論中我們還是可以摸索出一些簡單的規律。
彼得·伯恩斯坦在《與上帝抗爭》一書中寫道：“界定現在和過去的革命思想是對風險的掌握：這句話的深意是，未來不是上帝的一時興趣，人類在自然界面前不是全然被動的?！彼?，根據金融經濟學的不斷發展，總結，創新，金融業經歷了一個黃金時期，在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低利率、低波動性和高回報率，風險也被降低到一種可以忽略的地步。
這些特點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三個關系緊密的階段所體現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幅增多；通過證券化來分解和分散信用風險；以及扎根于20世紀中期的數學、計算機與經濟學在風險管理中的應用，這項技術在20世紀90年代蓬勃發展起來，以信托銀行和摩根大通為代表的公司發展了風險估價模型（VAR），這個模型使得銀行能夠計算他們在風險真正到來之后的預期損失。在這期間，幾乎所有的金融風險都可以用數學公式進行推導，用計算機來計算，其精確度可預計到小數點后五位，相應的，預期收益也可以預計到這個精度。這項技術的發明使大家都相信，即使利潤被更加強大的資產負債表和更高的杠桿率進一步推高，風險也可以通過VAR的計算而被限制在一定水平之內。這給那些華爾街的大亨們以謀私利的空間。
假如越來越多的風險能夠被精確計算，那么在銀行賬戶中就可以更低的資本費用來驚醒更大額度的貸款，同樣，銀行所持有的可轉換的債券數量也會增多。并且由于風險的精確衡量也迷惑監管當局，使其認為在低風險的銀行交易和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不會對大的宏觀經濟造成嚴重的影響，并且讓一些公司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將不良資產轉手交易，從而降低風險。同樣，令監管者奉為圣經的新巴塞爾協議太過于依賴銀行內部的交易模型以及資產負債表的構成，使得風險評估這種技術的產生對銀行平衡資產負債表起了重要作用，從而逃過了新巴塞爾協議的監管。
雖然VAR使得風險不斷下降，但其平穩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過嚴重的危機，例如網絡泡沫。但是經濟狀況總是向好發展，波動常?？梢钥焖倨綇?。所以致使銀行巨頭越來越自大，直到2007年9月的金融危機。所以，筆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基于數學為基礎的新興計量經濟學而帶來的風險管理危機，其中對風險的評估太過精準，從而遺忘了在交易過程中的人心理的變化，或者稱之為一種動物精神。經濟學中有一條基本假定，即理性人假設，并且大部分的數量經濟學家都是以這種假設為建模的前提，然而人在這個社會中的特殊存在，有時會具有非理性的表現，所以利用各種數量模型進行評估風險只能用于參考，而不能奉為圣經。所以，在基本假設都無法把握的前提下，利用全面的數學公式來分析一種非理性或者存在許多不穩定變量的方程式是很難得到正解的，并且即使結出了答案也可能將我們引入歧途。正由于此，使得大規模的廉價資本導致了風險的低估價。
伯南克曾說過，危機的原因絕大部分是由于按揭貸款產品的監管缺失，而非寬松的貨幣政策。當時實行的政策是政府鼓勵美國居民向房地美和房利美申請按揭貸款，這兩家公司是美國按揭貸款業的巨頭。但是這兩家公司卻將那些粗制濫造的承銷貸款包裝成證券出售。正是由于監管的缺失導致了由低利率衍生出的較高杠桿率。美國各大金融公司的債務隨著整個經濟的膨脹而膨脹。在經濟瘋狂的高峰期，中等大型銀行可以借入相當于其股權37倍的股票，這代表著它們可能在資產損失2-3%的情況下，就面臨破產風險。但借入資本能夠使得投資者們偽造“alpha”值，或者得到高于市場回報率的回報。
另外“格林斯潘政策”同樣減弱了市場對風險的敏感度，由于這個政策使得人們過于相信會在需要的時候通過降低利率和減少市場流動性來救市。然而，美國審核借款的主要憑借卻是各類信用評級機構，這些信用評級機構也是企業，他們的盈利來源主要是靠發放貸款的公司，這其中就可能存在部分問題。另外由于金融衍生產品的復雜化，使得從借款人到最終投資者的鏈條又過長，審查手續極為不便，加大了監管的難度。
最后，信息不對稱同樣加大了對場外衍生金融市場的破壞程度。在場外市場，甚至連大型交易公司都沒有準確的信息能夠估計其他公司遭受損失會給整個市場帶來的后果。與雷曼兄弟有關的合同損失看起來并不是太劇烈，但是沒有人能夠預見雷曼在2008年9月倒閉時所引起的全球性恐慌。其信息不對稱還有可能造成場外交易的短期災難，場外交易沒有明確的大公司進行引導容易造成不規則的羊群效應，使得投資者過于冒進，并且由于風險管理模型過分依賴于短期數據而造成的分析結果過于狹隘，使得恐慌得以蔓延。由于現在的全球金融網絡的復雜性使得偶然性的災難性失敗變得難以避免。比如說，信用衍生品市場的資產總額遠遠大于其實體市場。直到現在，才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這些合同必須通過中央結算所的審核，以確保交易是有擔保的，以及在一方違約的情況下保證交易能夠正常完成。
2后危機時代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
這些在2008年金融海嘯中遺留下來的問題一直被各種經濟學家研究，但在其還未解決的時候，世界經濟的第二次波動又隨之而來，甚至有超越次貸危機的趨勢，這中間有著必然的聯系，正如蒂爾·古迪曼所說，資本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能夠有效的分配。
早在希臘加入歐元區之前，其國債與GDP的比例已經居于世界前列，但其為了盡快加入歐元區，不得不請摩根大通為其進行包裝，將國債以低利率賣于摩根，換得現金流以美化國內資產負債表，而摩根大通則將購得的希臘國債在德國買入保險，以保證其資產不貶值。金融海嘯之后，摩根大通為保證自己盈利，大量拋售希臘債券，從而使得希臘債務比例瞬間失衡，從而引發希臘的債務危機。這個看似簡單的鏈條卻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震撼，為什么一個國家的債務可以背負這么多，為什么摩根大通遠在美國卻能操縱一個國家的變化。所以，在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瞬間波及全球，我們不得不感慨由于金融衍生產品的盛行以及電腦股票交易的普及等，銀行間的依賴性逐漸增強。這些銀行業巨頭們為了在后危機時代讓自己繼續領跑國際市場，都充當著投機者的行為。
轉貼于 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如今社會有另外一種聲音，那就是在歐元區國家準備救希臘時，有人提出“我們為什么要為希臘的奢華買單?！毕ＥD在出現債務危機前，其國債與GDP比例一直保持在一個很高的水平，這就意味著希臘一直在借賬消費，所以我們也不難理解其發生債務危機的緣由了。根據沃爾芬森的資產價格下降理論來說：由于債務人的過度負債，在銀行不愿提供貸款或減少貸款的情況下，被迫降價出售資產，就會造成資產價格的急劇下降。由此產生兩方面的效應：一是資產負債率提高，二是使債務人擁有的財富減少，兩者都削弱了債務人的負債承受力，增加了其債務負擔。債務欠得越多資產降價變賣就越多，資產降價變賣越多，資產就越貶值，債務負擔就越重。
然而，引發希臘主權債務危機不能僅僅歸結于其國內的經濟運行狀況，同時，它也受到國際形式的影響。美國在金融危機過后，采取的修復資產負債表的方式不是通過貿易出口順差的方式來完成的，因為這個過程太漫長，美國政府不愿意等這么長的時間，而且貿易出口帶來順差的方式是賺辛苦錢，習慣于過好日子的美國人和美國政府不愿意如此辛苦，因此美國通過資本回流的方式來完成資產負債表的修復，這種途徑可以最快地完成對美國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同時將美國對外國的負債變為本國的資本。目前國際市場持有美國國債的國家很多，都認為美國國債是一種無風險的投資品。美國要想回籠國債，就必須促使國外的熱錢向美國匯攏，匯攏的過程，其實就是美國減少對外的債務，并且獲得資本，降低資產負債率的過程。所以，美國一直主張外幣的升值，增加各國央行拋售美元的數額。這雖然會使美國對外的貿易逆差擴大，但他可以盡快修復資產負債表，以及提升國際地位。因為外匯無異于一個國家的命脈，是一個國家制約另外國家的重要籌碼，一旦缺少了這些，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將急劇下降。這就使得美國以各種理由要求國際社會放開匯率管制，從而使得歐元區債務危機頻發。
3一些簡單的建議
不可否認，在后危機時代，有著危機時的部分遺留問題，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危機，其重點聚焦于三個方面：銀行，國家以及匯率。在后危機時代保持經濟健康發展，就要保證這三個方面的健康穩定。
其一，關于銀行。銀行衍生產品的復雜性從整體上來講是可以通過多樣化組合來降低整體風險。但是這些產品從本質上來講是同質的，杠桿貸款，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等等。從整個系統來看，等同于每個人都把雞蛋放在了類似的幾個籃子中，雖然可以獲得豐厚的回報率，但同時也會造成巨大的風險。所以處理風險的最好方法是如何讓整個銀行體系能夠在銀行抗拒破產時更為有彈性。其做法有兩個方面。一是更加嚴格的監管?？梢岳斫鉃楦鼮閲栏竦你y行最低資本充足率以及更嚴格的業內監管，那就首先要做到規范新巴塞爾協議，將風險估算中可以運用手段處理的低效率資本進行規范重組，重新規范銀行的資產負債表；要加強銀行的風險管理機制，其主要方面是改進現有的VAR計算方法，納入更多變量，以求風險估值更加準確，另外關于監管者要改變原有的觀點，原有觀點認為如果100家最大的銀行各自是安全的，那么整個系統也就是安全的。但是這次的危機表明，盡管那些關系體系良好的公司，在經濟低迷期能夠謹慎行事，同樣也會削弱整個系統的穩定性。再次，銀行自身也必須找到一個風險管理的中間地帶，這個中間地帶介于直覺和盲目崇拜數字之間。很多數量金融方面的進展是確實有用的，但是如果一個公司不能了解它所用的模型的缺陷的話，陷入麻煩就在所難免。關于銀行業的改革不會是一帆風順，或許會出現許多新的理論，但是至少新的理論能令絕大多數銀行安全度過后危機時代的風波。最后要求各國政府要回收信用評級機構，信用評級機構可以算是一種公共服務機構，應該由國家控制而不應該下放到私有企業進行操作，這樣會造成很多以權謀私的現象發生。二是實行銀行的分業小型化經營。把銀行進行小型化拆分，當其發生違約的時候不會連累其他公司。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業務分離規定強制商業銀行丟棄其投資銀行部門，但是，如果對投資銀行的緊急救助是非做不可的話，這一規定是毫無意義的。所以只能將銀行進行小型化，其代表為英國。
其二，關于國家。對于歐元區這次大面積的債務危機，特別是希臘主權危機，其應對方法應該從其自身開始，其國內要進行緊縮的財政政策，減少開支，另外需要國際社會繼續對其進行援助，特別是歐元區國家，應在里斯本條約之上更加團結，針對希臘，可以對其進行一些帶有懲罰措施的貸款。第三，要推動歐元區國家正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特別是希臘，要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提高本國的信用評級，從而獲得更過的國際援助。最后，要約束國家公債信用違約交換（CDSs）的市場。這種金融商品讓投資人能對一個國家違背其還債責任做規避，而且可以讓其他人對這違約發生的可能性作投機。
其三，關于匯率。匯率是一個國家的根本，美國推崇自由匯率制度，自由匯率制度在經濟繁榮時期可以很有效的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但在特殊時期要有特殊的安排，針對外匯儲備較多的國家就應該由政府進行干預，一方面防止國內熱錢流出，不利于經濟重建；另一方面，控制國家外匯存量，以提高國家在國際的競爭力。但在政府干預下匯率制度也會造成不良的影響，例如影響進出口貿易等，這就要求國家在調整制度的同時要關注于國內的經濟結構，假如國內需求充足則可以采取管制的匯率制的，反之則要實行自由匯率制度，并在其他方面擴大外匯儲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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