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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 教育功能 困境 對策
教育是一種有意識的以人為直接對象的社會活動，作為社會系統的子系統，對社會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當今社會是多元主體參與的開放系統，表現為多元文化性。教育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社會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其中有些因素會阻礙教育功能的正常發揮，對教育提出挑戰。該如何破解它們，讓教育發揮其應然的正向功能，消除其實然狀態存在的負向功能呢？對這些問題的認真研究回答，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因此，本文進行嘗試性探析，提出可能的應對措施。
一、教育功能的內涵及類型
（一）教育功能的內涵
“功能”一詞來源于社會學領域，隨后被運用于教育領域中。功能指的是一個事物系統具有的對其他事物發生作用的能力或根本屬性。它是事物固有的，要在與其他事物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來[1]。教育功能在《教育大辭典》中被定義為：“人類積累的知識、經驗傳授給新一代，促進其身心發展，成為適應社會需要的人，保證和推動社會發展?！盵2]胡德海認為它是指教育究竟自身具有何種作用的問題[3]。楊育智把教育功能定義為：作為社會組織部分的教育在社會運行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切作用或影響[4]。在許多學者看來，教育功能回答的是“教育是干什么“的問題;同時不少論者認為教育功能不是僅限于其正向功能，而且包括負向功能在內。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教育功能是教育系統自身具有的對其他事物產生的一切作用或影響的屬性。它是教育的屬性，在與其他事物聯系中表現出來，具有多維性。
（二）教育功能的類型
教育功能按照不同標準可分為不同類型。我們認為既然教育功能為教育本身的屬性，那么對教育功能進行分類就理應站在教育立場和視角，而不是用其他標準強加到教育上。葉瀾認為，教育是有意識地以影響人的身心發展為直接目標的社會活動。關于“影響”包含“正”和“反”兩種可能存在的影響[5]。不是所有教育活動都能產生與教育目的相適應的積極影響，教育功能就有正向功能與負向功能。同時教育是以人為直接對象的，而人的本質屬性是社會性，因此，教育功能又可分為個體功能與社會功能。教育是有意識的社會活動，社會活動中人具有主觀能動性，對教育總會有一定的理想期望;然而現實教育與理想教育不會總是一致的，因此，教育功能表現為應然功能與實然功能。教育正向功能是教育的應然功能，是教育理想目標的實現，對社會和人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二、教育正向功能發揮面臨的困境
在價值多元、文化多元的時代背景下，教育面臨的新挑戰也是多元的，教育處于困境中。以下進行具體分析。
（一）不同文化圈之間的抗拒
社會中的人群是劃分為不同文化圈的，而不同文化圈的價值觀念也不一樣，各種不同文化圈往往具有絕緣性，從而形成一個個封閉的觀念王國。在一個文化圈看來有價值的東西，在另一個文化圈看來則可能不屑一顧。社會越落后，文化圈較小，視野越狹隘，教育價值觀就越難取的支配地位[6]。地理位置上看，世界上有亞洲文化、歐洲文化、非洲文化、美洲文化等;不同國家由于歷史文化傳統的原因，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民族有各自的風俗習慣、、語言服飾特點表現為不同的族群性文化;關于族群性文化，盡管強調追求共同的歷史淵源、文化傳統與集體記憶，會成為一種“排異”的過程，不可否認歷史文化等族群性因素作為一種已經存在的力量正深刻影響個體的自我認同包括國家認同。族群性文化并不能輕易抹殺，而是要更加妥當地處理。就是同一個學校在不同班級，同一個班級不同時間段，同一個班不同小組之間也會形成文化差異性。不管我們承認與否，它們都確實存在并且影響文化圈內的每個人的思想行動。這些文化圈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絕緣”甚至抵制現象。這對于新時期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會產生不利影響，是推進新時期教育必須解決的問題。
（二）不良社會因素的干擾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這樣的命題，說明教育確實與生活有不可分割的聯系。社會生活與教育生活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能量交換，社會中的一切因素都可能輸入教育領域，對教育產生一定影響。胡德海先生曾做過一個形象的比喻，“與子宮一樣，教育系統不僅從其母體系統即社會獲得全部新陳代謝所需的呼吸、營養、排泄條件，而且母體系統釋放在血液中的‘激素’，如教育方針的調節控制”[7]?？梢娚鐣粌H提供教育所需的條件，而且對教育產生一定的影響作用。
當今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不僅表現在經濟、政治領域，更滲透在文化、價值、觀念中，各種主體，集團、階層都有各自的需要利益。社會上流行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的思想觀念都程度不同地侵入教育領域，對正常教育發展產生了干擾，影響了教育功能的正常發揮，如教育產業化傾向問題、上學無用論、學術抄襲現象。
（三）教育系統內部結構的失調
根據的觀點，整體是由部分構成的，整體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部分對整體有重大影響，當部分以合理結構組成整體時，整體功能就會大于部分功能之和。那么，可以知道部分組織是否優化合理平衡對整體功能的發揮有重要影響。教育三大類基本要素在活動中的不同具體構成和不同關系，形成了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性質和不同層次的具體教育活動，而不同層次具體教育活動之間的內在聯系又構成了教育系統[8]。構成教育結構的各部分、各要素都具有各自的功能，教育結構的整體功能并不等于這些部分、要素功能的簡單相加，而是形成有機組合的整體效應。整體效應的大小取決于結構組合是否合理，是否優化[9]。
多元文化社會的主體多元、價值多元特性，使得文化沖突時有發生并表現為一定形式反映在教育領域。教育系統與社會系統有親密關系，同時教育有自己的獨特性;所以社會上的文化沖突表現在教育領域又是另一種情形，帶有教育自身特性。當我們走出書齋，走進學校，深入現實課堂的時候，眼前的景象會使你大吃一驚。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是否真如我們認為的民主平等的新型師生關系呢？教師文化與學生文化這兩種文化類型靜悄悄地相互對抗，其實質就是化與兒童文化的沖突。還有教育的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取向的爭論，教育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問題，都是不同文化取向碰撞沖突的表征。具體層面上，又有了課程內容的編排問題，教育媒介工具設施的使用問題，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的適應問題。
三、促進教育發揮正向功能的對策
面對困境與挑戰，為發揮教育的正向功能，我們可從以下幾方面予以努力，以期實現教育正向功能。
（一）創造條件增進不同文化圈的交流
不同文化圈處于不同時空節點上，相互之間缺乏一定的接觸、影響的機會和條件，加劇相互之間的不信任甚至“排斥”現象。正是由于缺乏交流、接觸才使他們產生相互排斥、抗拒，因此我們要創造條件讓他們相互了解，學習交流，增強信任感。不同區域文化圈之間可以通過定期舉辦跨區域文化交流會，人員相互流動的形式加強交流;而不同國家則可以互派留學生訪學，合作辦學，在國外舉辦文化年;對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我們要在尊重多樣性的前提下，加強交流;同樣在班級中經常會出現小群體，這些小群體的存在對班集體建設不利，我們應該主動了解他們，尊重他們的同時用集體的教育力量感染他們，多進行集體性團隊活動讓他們逐漸融入班級。我們創造條件增加交流不是為了進行文化的集中劃一，而是增進彼此了解，達到文化認同，避免不同文化圈之間的文化沖突目的。
（二）為教育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教育作為一個社會子系統，是生于斯，長于斯的，無時無刻不受社會影響，“孟母三遷”的故事正是告訴我們這個道理。不良社會環境不但影響家庭教育的正常進行，對學校教育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胡德海先生的子宮與母體的形象比喻說明社會各個方面都通過一定途徑輸入到教育領域對教育產生不同程度和性質的影響。多元文化時代，社會又處于轉型期，各種價值觀涌現，通過不同渠道流向教育領域，對教育功能的發揮產生一定影響。要想讓教育功能得到良好發揮，不得不考慮外部環境的因素;教育功能的發揮是受多種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國家、社會、媒體、公民、團體組織對教育功能的發揮都負有一定的責任，應該舉各界之力共同創造教育良好的社會環境。因此，我們要凈化教育生存的社會環境，防止不良因素侵蝕教育，為教育正向功能發揮提供有力的外部條件支持。
（三）合理優化調節教育內部結構
部分（要素）的合理優化組織對整體（系統）功能的發揮具有重大作用;結構的組織不合理甚至混亂，對教育整體來說則是致命打擊。教育功能要想得到最大化發揮，必須對教育結構進行合理優化組合，以合理組織構成的教育系統其功能將大于教育各部分功能之和。面對多元文化對教育內部的沖擊，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時刻注意協調好教育要素間的關系，對教育結構和關系的處理要秉持統籌全局、平衡優化和整體著眼的理念，不能偏執一端或者顧此失彼。如教育主體間關系，教育內容選擇組織，教育物資的配備、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發展、農村教育與城市教育關系、教育行政管理與教育教學工作的關系等。
總之，在多元文化的今天，教育功能的發揮不僅是自身的機制性問題，而且需要教育外部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支持。只有綜合多方面努力，才能為教育正向功能發揮提供全方位保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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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 政府預算； 公安經費； 財務管理
政府預算是政府為了有效實施公共管理、增進公共利益，按照特定程序對未來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個財政年度）所需資源和可用資源所作出的經權力機關審批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財政計劃，其改革的科學性、合理性以及公開性將直接影響到公共財政目標的實現。公安機關作為政府預算部門之一，是政府預算改革的參與者和受益者。隨著政府預算改革的不斷深入，公安經費預算必然受到影響，其經費保障工作也將面臨重大考驗。
一、公安經費預算及其保障工作的特殊性
（一）項目經費預算不可預測的程度高
公安機關的建設項目大都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突發性，如警車涂裝、派出所外觀形象改造、社會治安綜合防控建設等，尤為突出的是，部門預算在執行中增加較多，如大型會議項目、警用車輛、刑事技術裝備購置等。一般上年沒有計劃，屬于臨時增加預算，基層在編制部門預算時缺乏可靠的依據，主觀判斷的因素多。由于增加預算難以獲得批準，以致執行中超出部門預算的情況時有發生，從而使公安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的經費保障具有很強的不可預測性。
（二）對突發性的應急保障要求高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社會各種利益關系的調整，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空前活躍，使得一些社會矛盾突出，如因企業改革、交通事故、安全生產事故、醫患糾紛、刑事、治安案件誘發的增多，已經成為影響當前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而公安應急儲備物資保障是有效應對新時期和各類突發事件的物質條件，應急儲備物資調運工作是提高公安機關應急處突能力的重要保障。因此必須建立應急物資準備金制度，保障緊急情況下公安經費、裝備物資的需求。如：從規范制度入手，明確規定應急物資儲備的品種、數量，應急物資更新、補充的年限，應急物資裝卸、搬運標準等，保證處置突發事件時各類警用物資數量充足、品種齊全，警用裝備配備優良，運輸車等車輛狀態良好，努力提高各類應急儲備物資管理規范化水平，以適應處置各類和突發性事件需要，全力維護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定。
（三）公安機關預算情況異常復雜
當前，隨著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框架的逐步確立，各地均已實行部門經費綜合預算，它要求部門在預算編制時必須充分考慮所有的收入和支出，但在預算編制過程中，一是由于公安機關經費使用不確定因素較多，使得年初綜合預算難以做全、做細；二是由于財政給公安機關下達預算時基本還是按照一般行政機關預算項目安排分“人員經費”、“公用經費”和“一般專項項目經費”三塊，沒有按照公安機關履行職能的特殊性和特殊需求，單獨安排如辦案經費、特別業務費等支出項目，使得公安機關的特殊工作經費難以得到財政有效保障；三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收支脫鉤”，按照現行部門預算機制，財政機關在安排公安機關的經費時，仍然存在“以收定支”、 “收支明不掛鉤暗掛鉤”現象，難以考慮公安機關的實際需要?？梢?，公安機關自身的特殊性加大了其預算情況的復雜性。
（四）公安機關辦案成本逐年增加
隨著執法規范和便民、利民措施的陸續出臺等因素的影響，公安規費執收范圍逐步縮小，執收標準逐年降低，而辦案成本卻逐年增加，使得各級公安機關實際可用資金明顯減少，特別是隨著規費收費項目的取消，預算外收入逐漸 “退位”。雖然中央和省級財政對基層公安經費投入大量增加，公安經費的財政保障能力有了較大提高，但是中央和省級轉移支付資金使用要求較高，手續繁瑣，支出面狹窄。根據分類負擔的責任規定，中央的省級轉移支付資金主要用于辦案（業務）經費和業務裝備經費，并且嚴格規定?？顚Ｓ?。業務裝備經費的使用在實際操作中較容易掌握，易于做到?？顚Ｓ茫k案經費的?？顚Ｓ秒y以操作。日常運行經費和辦案業務經費是交織在一起的，難以嚴格區分開來，如同為交通費和會議費用，如何區分出哪些是日常運行經費，哪些是辦案業務經費？而且，基層公安機關的所有事務與辦理案件、治安管理和服務群眾有關，若人為地加以區分，必然要增加工作難度，加大公安機關辦案成本，也牽制了各項公安業務工作的順利開展。
（五）基礎設施建設欠賬問題未得到根本解決
近兩年，各地公安機關以開展“三基”工程建設為契機，積極籌集資金，切實加強基層所隊基礎建設，從根本上改變了一些基層所隊硬件設施較為薄弱的狀況。但是，由于資金有限，地方財政多年來在基礎建設方面鮮有投入，所以很多地方公安機關采用補貼經費的方式推進基本建設，要求基層所隊自行配套相應建設資金。與此同時，一些基層所隊如派出所、刑警中隊等，為了提高評定等級，在規范化建設中自我加壓，基礎設施建設起點高、功能全。特別是一些地方改建、新建的派出所，貪大求洋，建設超標，造成工程欠賬較多，給派出所的發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二、政府預算改革對公安經費保障工作的影響
共享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信貸市場 實體經濟 美國貨幣政策 溢出效應
問題的提出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中國不斷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外部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和流動性水平的影響日益顯現。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新開放條件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這種“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的傳導與不同匯率條件下的國際資本流動具有密切聯系。在“后危機時代”，主要外部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特別是美國作為國際貨幣發鈔國，其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已對國家產生了明顯的沖擊。在此背景下，深入分析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和信貸供給的影響機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文實證研究了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和信貸供給的溢出效應。研究發現，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和信貸供給具有顯著的溢出性影響，但在不同的匯率條件下，其對中國實體經濟的影響是不同的。本文余下部分將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分析。
文獻回顧
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1963；Fleming，1962），一國貨幣供給變化可以影響他國的主要經濟變量。在固定匯率制下，A國貨幣供給增加將導致貿易伙伴國B國外匯儲備增加和貨幣發行增加，流動性膨脹；而在浮動匯率下，A國貨幣供給增加會造成A國利率下降和貨幣貶值，加劇A國資本外流到B國，造成B國流動性膨脹且貨幣升值，凈出口減少，從而對實體經濟產生負向影響。根據Obstfeld & Rogoff（1995）、Corsetti & Pesenti（2001）等新開放經濟宏觀經濟學（NOEM）模型，A國的流動性增加還會造成世界利率下降，這對于資產價格上升具有推動作用。根據“金融加速器”理論，資產價格上升將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造成信貸的擴張。
具體到貨幣政策指標間的溢出效應問題，Frankel和Rochett（1988）發現美國貨幣政策的擴張可以降低世界利率水平，但美國貨幣政策擴張帶來的支出轉換效應則沒有得到一致的預測結果。Grilli和Roubini（1995）發現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指標對于美國的貨幣政策沖擊有顯著的響應。Canova（2005）發現美國貨幣政策沖擊也會引起拉美國家貨幣政策指標的顯著響應。Kim（2001）認為這種現象并不能說明美國貨幣政策對哪一個國家有指向性的沖擊，而是因為美國貨幣政策對于世界經濟有明顯的沖擊。
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溢出效應的檢驗
本文在這一部分使用向量自回歸誤差修正模型（VECM）研究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產出和信貸供給的溢出效應。
（一）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的樣本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數據，這是因為我國在1998年對貨幣政策進行了深入的改革，改變了貨幣政策對信貸投放的規模控制。
中國的信貸供給主要受到實體經濟產出與利率的影響。本文使用銀行體系人民幣貸款總額代表信貸供給水平。為保證數據可比，本文使用CPI對信貸供給進行了價格調整，并對貸款總額取對數，得到信貸變量loan。經濟產出水平使用可比價GDP的對數序列y表示。利率水平使用經時間加權和價格調整的貸款利率i。美國貨幣政策操作采用聯邦基金利率（FF）指標予以衡量。以上的中國數據來自中經網數據庫，美國數據來自美聯儲和OECD數據庫。
（二）數據的平穩性檢驗
為保證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分別使用ADF方法、PP方法和KPSS方法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1。各種檢驗的結果均顯示，產出序列（y）和信貸序列（loan）均為一階單整序列。而KPSS檢驗的結果，我國實際利率序列（i）和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FF）為I（0）序列。一般認為，ADF檢驗和PP檢驗對小樣本數據的檢驗效力不如KPSS檢驗。因此，本文認為這兩個變量為I（0）序列。
（三）協整檢驗
中國產出變量（y）和信貸變量（loan）均為1階平穩過程，可以進行協整分析，結果見表2。協整方程有截距無趨勢項、自回歸無趨勢項。在選擇滯后期的過程中，我們首先用有限期VAR模型代替VARMA（向量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根據AIC、SC、HQ準則，以及LR、FPE指標，確定VAR的最優滯后期為4，則Jonhonsen檢驗和VECM模型的滯后期為3。檢驗結果顯示，y和loan之間存在一個協整向量。
于是，就可以估計相應的VECM模型。其中向量，C為截距項，為差分向量，為根據誤差修正方程得到的修正項。
（1）
對方程（1）進行估計，誤差修正方程的結果如（2）式，VECM模型結果如（3）式所示，Coin為誤差修正項：
（2）
（3）
本文發現FF增加對中國信貸增長
（loan）具有顯著的正影響，而對實體經濟增長y則有顯著的負影響。這個結論符合Redux模型等新開放條件宏觀經濟學模型所得出的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政策對他國流動性產生正向影響，對他國（比如貿易伙伴國）的經濟產生負向影響的結論。
然而，考慮到2005年7月以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相對穩定，我們有必要對2005年第2季度以前的樣本進行研究。實際的估計結果如（4）式所示。
（4）
該結果符合本文的預期。在匯率穩定的條件下，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信貸增長和經濟增長均有正向影響，但顯著性有所降低，只在10%顯著性水平上拒絕零假設。這與“蒙代爾―弗萊明”模型中在固定匯率下，一國貨幣政策對貿易伙伴國的流動性和經濟產出均有正向影響的結論。
在（3）式的系統中，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不是內生變量，不能直接在Eviews中求解其脈沖響應函數。因此，本文在Matlab的Simulink環境下模擬聯邦基金利率對中國信貸規模和經濟產出的脈沖響應函數，結果如圖1和圖2所示。
由圖1可知，中國貸款規模對聯邦基金利率的單位沖擊有一個負向的響應，在很長時間內才逐漸消失。而中國經濟產出規模對聯邦基金利率有一個短暫的正向響應，然而很快消失。根據（4）式，使用1998Q1-2005Q2的樣本期進行模擬的結果見圖3和圖4。
由圖3、圖4結果可知，2005年以前，中國信貸規模和經濟產出規模對美國貨幣政策的單位沖擊均有長時間持續的負向響應。這說明在2005年匯率改革以前，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產出和信貸供給均有正向影響。2005年以后的樣本會對實證研究結果有很大的影響的原因是2005年以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更加頻繁，而且趨勢變化更加明顯。
結論
本文的實證研究顯示，在整個樣本期內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增長具有負向的影響，但在2005年第2季度的匯率改革以前，美國貨幣政策對中國實體經濟增長則具有正向影響。這符合“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新開放條件宏觀經濟學對于不同匯率條件下貨幣政策溢出效應的判斷。另外，美國貨幣政策在整個樣本期內均對中國信貸供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在“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仍然存在，美國仍可能通過再次啟動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復蘇。因此，全球流動性進一步膨脹的風險猶存，仍需要對美國實體經濟的運行和貨幣政策的進一步動向進行持續監控，以積極應對。
另外，不同匯率條件下的國際資本流動對于中國的流動性水平和實體經濟具有重要影響。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出現了雙向波動現象。這反映目前國際游資的流動方向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這既可能通過流動性效應對實體經濟產生一定的負向影響，同時也可以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仍需密切關注其對中國經濟的最終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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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思想政治 和諧社會 農村 挑戰 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之間的失衡與脫節也在不斷加劇，在此背景下，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目標。和諧社會要求經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長期以來，我國廣大農村地區的精神文明建設一直滯后于經濟發展，這給和諧社會的構建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在此背景下，盡快采取有效措施來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已經成為了一項重要的政治人任務，其迫切性空前突出。
一、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挑戰
長期以來，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指導原則下，我國農村各縣工作的開展都是圍繞經濟發展進行開展，這導致思想政治工作開展收到了極大的忽視，既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沒能跟得上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在農村經濟社會環境發生巨大改變的背景下，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突出的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
1.工作對象更加復雜
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對象比較單一，即都是農民這一群體，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這一群體本身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分化特征，這種分化導致農民群體變成了若干不同的社會階層。這一階層以學歷、財富、職業為典型特征，雖然從身份層面來看依然是農民身份，但是不同階層的人群與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已經有了更多的不同。工作對象的分化意味著不同階層思想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變，這給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戰。
2.工作環境更加惡劣
工作環境惡劣也是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又一挑戰，這里的工作環境不是指的物質環境層面，而是指的精神環境層面。在市場經理浪潮的沖擊下，我國農村居民的道德觀以及價值觀同樣經受到了巨大的沖擊，一些不良的價值觀念已經在很多農民身上帶有普遍性。與此同時，農村居民價值觀呈現出多元化以及個性化的發展趨勢，這種價值觀層面的扭曲與異化帶給思想政治工作更多的挑戰性。
3.工作基礎更加薄弱
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需要堅實的基礎條件的支持，這種基礎條件目前在農村呈現出不斷弱化的趨勢，一方面是群眾基礎的薄弱，農村生活方式發生變化背景下，農村已經呈現出空心化的發展趨勢，很多農村地區都只剩下了一些老人以及兒童。另一方面就是農村思想政治隊伍基礎薄弱，很多農村地區已經沒有了專業或者兼職的思想政治工作隊伍，這進一步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帶來了挑戰。
二、加強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對策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開展對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面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新挑戰，本文認為應該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加以解決：
1.重視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
觀念是行動的前提基礎，面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以及新挑戰，政府應從觀念層面有一個高度的認知，加深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的認識。政府應充分利用各種輿論工具或者借助各種培訓活動的有效開展來加強人們對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視。觀念層面的重視反映到實際中就是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物力以及人力方面的大力支持，這對于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提升而言，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注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多樣化
工作對象與工作環境的變化對于農村思想政治的開展是一個重要的沖擊，針對這種情況，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應更加靈活，這樣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農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應在建立在對農村實際情況充分調查的基礎之上，無論是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選擇，還是工作指導思想的制定都應立足于農村的實際情況。思政工作的具體開展應隨時而變，根據農村居民的需求特點進行多樣化的設計與開展，這樣才能達到理想效果。
3.加強農村思政工作隊伍的建設
建立一支工作能力強，職業素養良好的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已是應對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開展的必然選擇。國家應進一步的充實農村思想政治工作隊伍，通過政策方面的設置來吸引到更多的優秀人才來加入農村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與此同時，對于現有的農村思政工作人員應加強培訓，通過不斷強化的培訓來提升工作人員的能力。通過上述兩個方面的努力，將會為農村思政工作的開展夯實隊伍基礎。
農村思政工作的改進是一項涉及面廣的系統工程，需要社會各個方面的大力支持，考慮到我國地域廣闊，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千差萬別，這更加要求農村思想政工作的開展迎秉承實事求是，以人為本的基本工作理念，在具體的實踐中不斷探索出一條符合本地實際情況的思政工作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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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政策范文5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117214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71231006）
作者簡介：張水波（1968-），男，河南蘭考人，教授，研究方向為工程項目管理與國際工程合同管理；康 飛（1986-），男，河北保定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項目經理勝任力。
摘要：在相關領導力與勝任力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工程項目經理勝任特征理論模型，對其操作化測度維度進行了刻畫，并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對模型進行了效度檢驗。結果表明：模型具有很好的收斂效度和區分效度；工程項目經理的勝任特征可以分為情商、人格魅力、項目管理和認知四個維度。
關鍵詞：項目經理；勝任特征；效度檢驗；驗證性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C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4）03-0073-05
Analysis of Measurement on Project Manager’s Competency
——Model Construction and Validity Test
ZHANG Shui-bo， KANG Fei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roject manager competenc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adership and competency， with their measuring dimensions depicted. In addition， th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for validity test. The results of validity test show that the model has good fitness with empirical evidence， the convergent validity and discriminant validity were confirmed. The project manager’s competency was comprised of four dimensions， namel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personnel charisma， project management and cognition.
Key words： project manager； competency； validity test；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1 引言
項目經理是影響工程項目成敗的一個重要因素，作為項目團隊這個臨時性組織的最高領導，其要對整個項目的績效負責，保證項目滿足質量、成本、工期、安全的要求，最終達到業主的滿意[1]。但工程項目具有內生的獨特性和復雜性，需要來自多個組織的專業人員的共同合作，由此對項目經理的工作提出了很高的挑戰，需要其具備一系列的勝任特征以保證項目的順利實施。
勝任特征（competency）是指與卓越的工作績效相聯系的個體潛在特征，包括知識、技能、自我概念、特質和動機等。這個概念最早由McClelland正式提出，用于取代傳統的智力測驗。1982年，Boyatzis將勝任特征的概念應用于管理工作，使之迅速普及。作為管理人員中的一個重要群體，項目經理應該具備哪些勝任特征一直是學術界和實業界比較關注的問題。很多學者都提出了其認為項目經理應該掌握的技能和具備的素質，Pettersen更是對優秀的項目經理應該具備的特征進行了文獻綜述，給出了項目經理勝任特征的總體輪廓，如決策技能、溝通技能、人際技能、談判技能、大局觀、靈活性、適應性、正直、專注等[2]。Cheng等通過行為事件訪談法，歸納出優秀項目經理應該具備的12項勝任特征，包括成就導向、積極主動、信息搜尋能力、關注客戶需求、影響力、自信、團隊合作能力、團隊領導力、分析思維、概念思維、自我控制能力和靈活性等[3]。Fisher通過個人訪談和焦點小組法得出項目經理在人員管理方面應具備以下6項關鍵勝任特征，包括行為特征理解力、領導力、影響力、真實重要行為、沖突管理能力和文化意識[4]。
在國內，施騫對項目經理需要具備的領導素質和軟技能進行了調研，發現責任感、積極主動性、自信心、口頭溝通能力以及關系協調處理能力等特征對于項目經理最為重要[5]。潘曉麗、廖奇云和任宏根據項目經理的工作內容，將其能力分為現場管理、人際促進、風險管理和項目控制等九個部分[6]。強茂山和陽波通過問卷調研和訪談的方式，得出了對于項目經理最為重要的12條資質要求，包括領導能力、溝通技巧、人格品質等[7]。齊曉、黃吉欣和方東平對項目經理領導有效性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只有在任務管理和人員關心兩個方面都同時表現良好的項目經理才能最有效地保證項目績效[8]。呂文學和宋俊認為較好的技能、較高的情商、高尚的個人品格和對項目的熱情是項目經理成功領導的支撐要素，具體體現在溝通能力、沖突解決能力等方面[9]。丁榮貴強調了心態對于項目經理的重要性，指出技術專家出身的項目經理要在關注人員、追求滿意、管理方式等方面做出調整[10]。崔彩云和王建平則根據訪談和問卷調查的結果，將項目經理的勝任特征分為組織領導能力、個人素質、目標管理能力和基礎知識技能四個方面[11]。
然而，當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對項目經理勝任特征的識別、評估、比較以及與項目特征的匹配性等方面，對勝任特征的內部結構及其操作化度量的探究明顯欠缺。因此，工程項目經理的勝任特征對于項目管理績效的實際貢獻并未得到實證數據的檢驗，這不僅制約了項目經理對于項目績效的作用機理的揭示，也使得項目經理的選拔和培訓工作存在理論上的不足。有鑒于此，本文通過對工程項目經理勝任特征理論模型的構建及其概念界定，開發其測量量表，并通過實證數據對其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以確定工程項目經理勝任特征的結構維度和具體指標。
3.3 統計處理
對于量表信度的檢驗，采用Cronbach's α系數法和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法（mean inter-item correlation），處理工具為SPSS 20.0；對于效度的檢驗，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方法，處理工具為AMOS 7.0。
4 數據分析與討論
4.1 信度分析
為檢驗維度下測量題項的內部一致性，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數和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對其進行信度分析。理論研究表明，若Cronbach's α系數大于0.7，則說明該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是一個可靠的量表。對于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若大于0.2，則是一個可接受的量表。表2展示了對量表進行SPSS分析后的Cronbach's α系數和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的數值。分析結果顯示，4個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都在0.7以上，條目間平均相關系數也都大于0.2，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信度。
表2 量表信度檢驗
4.2 效度分析
效度分析用來檢驗測量題項是否能夠真正地測量出所需測量的潛在構念的真實含義，反映的是潛在構念與測量題項的內在聯系。一般而言，效度可以分為三種：內容效度、效標關聯效度和建構效度。內容效度是指構成量表的項目集反映整個研究主題的程度，其檢驗方法是邀請該領域專家對編寫的全部題項逐個進行評議，以檢查題項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效標關聯效度是指題項的測驗分數和外在效標之間的符合程度，若兩者相關性很高，則表示效標關聯效度高。建構效度是指測驗能測量到理論上的構念的程度，其可進一步分為收斂效度與區分效度，收斂效度是指同一構念的不同測量題項之間的一致性程度，區分效度是指不同構念的測量題項之間的差異化程度。
調研問卷設計過程中，經過專家小組的多輪討論和修正，保證了測量題項的內容效度，并且由于問卷并未引入外部效標，因此測量工具效度檢驗的關鍵在于建構效度的分析。對于建構效度，通常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對其進行檢驗。
（1）因子分析條件檢驗
因子分析的前提是各變量間有較強的相關性，因此在使用驗證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對測量工具的建構效度進行檢驗之前，需要進行相關性分析，以考察其是否適合做因子分析。一般采用KMO檢驗和Bartlett球度檢驗的方式對其進行分析，KMO值大于0.7，并且Bartlett球度檢驗的統計值顯著性Sig值小于0.05，才適合做因子分析。采用SPSS軟件計算相應統計值，結果顯示量表的KMO值為0.863，大于0.7；并且Bartlett球度檢驗的統計值的顯著性Sig值小于0.0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樣本數據可以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
（2）模型驗證性因子分析
通過驗證性因子分析對理論模型進行檢驗，主要是通過分析模型與實際數據的擬合程度，以判斷模型是否得到樣本數據的支持。研究選用最大似然法作為參數估計的方法，并選用CMIN/DF、SRMR、GFI、CFI以及RMSEA五個指數對模型擬合度進行評鑒。CMIN/DF是卡方自由度比，其數值小于3.0時，表示模型擬合度良好；SRMR是標準化殘差均方根指數，反映的是理論假設模型的整體殘差，其數值低于0.08時，表示模型擬合度良好；GFI指數是擬合指數，表示假設模型可以解釋觀察數據的方差與協方差的比例，其數值高于0.9時，表示模型擬合度良好；CFI指數反映了假設模型與無任何共變關系的獨立模型的差異程度，其數值高于0.9時表示模型擬合度良好；RMSEA是近似誤差均方根，其數值低于0.08時，表示模型擬合度良好[17]。
通過AMOS軟件繪制測量模型，對其進行數據擬合，并根據修正指數MI對模型進行小幅修正之后，最終獲得對模型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后的相關統計值，如圖2和表3所示。
從表3中可以看出，工程項目經理勝任特征量表的擬合度指標均符合相關閾值要求，與數據擬合良好，說明了理論模型的結構合理性。并且，所有測量題項的標準化因子載荷值也都達到了顯著性水平（0.72～0.85，p
通過標準化因子載荷可以計算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以表征量表的收斂效度。AVE反映了潛在構念可以解釋測量題項變異量的比值，其數值越大，表示測量題項越能有效反映潛在構念，當AVE值大于0.50時表示該量表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通過計算發現，4個維度下的AVE值分別為0.635，0.637，0.647，0.609，均超過0.5的閾值，表明量表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表3 量表驗證性因子分析相關統計值
對于量表區分效度的檢驗，通過比較各維度間完全標準化相關系數與所涉及各維度自身AVE的平方根值大小來獲得，若模型中任何一個維度的AVE均方根值都大于與其他維度的相關系數，則表明各維度間存在足夠的區分效度。表4展示了量表各維度間區分效度的檢驗結果。其中，位于對角線上的數字表示各維度的AVE平方根，非對角線上的數字則表示兩個維度之間的相關系數。從表4可以看出，量表各維度的AVE均方根值都大于其與其他維度的相關系數，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區分效度。
表4 量表不同維度間區分效度檢驗
5 結論
本文通過文獻分析對當前工程項目經理勝任特征的理論研究成果進行了提煉與總結，在此基礎上構建了一個工程項目經理勝任特征的集成模型，以此進行量表開發與問卷調研，并使用樣本數據對量表進行了信度和效度檢驗。數據分析結果表明，包含情商、人格魅力、項目管理和認知四個維度的工程項目經理勝任特征模型是一個具有統計有效性的模型。這不僅對工程項目經理的選拔和培訓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并且也為揭示項目經理素質與工程項目管理績效或其他中介變量作用機理的實證研究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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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政策范文6
摘 要 后危機時代，宏觀審慎監管問題成為全球范圍內的討論熱點，國內外學者針對宏觀審慎監管各個方面已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本文旨在針對國內外學者對建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框架的不同觀點做歸納評析。
關鍵詞 宏觀審慎監管 系統性風險 綜述
金融危機發生后,各國學者對未來理想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基本達成一致：在微觀審慎監管基礎上，成立公正的主導監管機構，以系統性風險為管理核心，明確監管對象以維持金融機構和體系的穩定健康發展，并在兼顧各項經濟政策的同時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機制和相配套的政策機制，實現金融經濟的相互促進作用。
一、宏觀審慎監管主導機構
由于中央銀行在職能定位、管轄范圍和政策工具上有優勢，因此可考慮由各國央行作為主導機構實施宏觀審慎監管。李妍（2009）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職能、支付清算作用以及最后貸款人功能賦予其金融系統風險管理者的重要角色，賦予央行對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監管權是必要的。Larry.D.Wall(2010) 以澳大利亞聯邦銀行分離出澳大利亞宏觀監管職能卻沒有減輕聯邦銀行研究有關宏觀監管相關問題的任務作為例證，說明從央行分離出宏觀監管是沒有意義的。
學術界呼吁建立凌駕于央行和三會之上的監督管理機構，具體則有合并央行三會以及重新建立專門協調研究宏觀監管的機構兩種觀點。楊海平（2010）認為央行與監管部門合并可實現一個監管的規模和范圍經濟效應。他認為在央行內部可成立類似貨幣政策委員會的金融穩定部門負責研究有關宏觀審慎監管的政策工具、監管對象、監管策略等詳細規劃。宋家生（2010）主張增設獨立于央行三會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對我國涉及系統性風險的重大問題進行監測、分析和評估并做出決策，同時注重加強宏觀審慎監管政策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并監督和評價中央銀行、各監管機構的實施情況與效果。
二、宏觀審慎監管的策略和方式
宏觀審慎監管針對金融系統所隱藏的風險作分析并及時提出預防和治理措施，其監管策略主要體現在兩個維度思想、相機抉擇以及基于規則上。
白川方明（2010）提出的兩個維度觀點得到廣泛認可，一是要關注特定時間點的跨行業風險，提出宏觀審慎監管要關注各項資產的收益風險相關性避免風險的傳染。二是重在分析風險的未來走勢，持續關注特定產品、機構、市場的風險累積狀況以及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的變化情況。
此外，現有的宏觀審慎監管策略主要集中在逆周期操作上，在相機抉擇的基礎上緩解周期性波動。朱美玉（2010）主張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進行壓力測試，對資本充足率和銀行撥備水平和負債率進行逆周期的硬性監控。在擴張期提高資本充足率要求，在衰退期降低要求，以高補低。謝亞（2010）提出了“橫截面監管”，即針對不同行業、不同機構、不同的金融產品甚至不同地區在既定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差別對待，具體表現在對資本充足率等指標的波動范圍和基礎差別規定。
三、宏觀審慎監管與其他經濟政策的關聯和配合
宏觀審慎監管在執行機構、政策目標、政策工具上與宏觀經濟管理關系甚密，在實施宏觀審慎監管職能時容易與其他經濟政策產生矛盾和對抗。
對于宏觀審慎監管與微觀審慎監管的關系，謝亞（2010）指出宏觀監管和微觀監管的使用工具和管理上在某種程度上相同，例如資本充足率、負債率、撥備水平等風險管理工具和衡量標準。而前者主要是針對系統性風險水平對金融機構實施逆周期資本管理，特別是重要性的機構和產品。后者則是依據某項準則如BASEL協議在整個經濟周期中對金融機構要求統一資本標準。他認為宏觀監管應在現有微觀監管經驗的基礎上發揮作用，二者相輔相成。
有效地宏觀審慎監管還需要一個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合及健康的經濟金融環境為背景。王振中（2010）提出完善央行、財政部甚至國務院之間的信息互動共享機制和危機預警機制對包括宏觀審慎監管在內的宏觀經濟管理具有重大意義。劉仁伍（2010）建議我國建立起包括國務院、中央銀行、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和各金融監管部門的金融監管信息共享平臺，以促進宏微觀監管信息可以及時全面的流動和共享。
四、明確宏觀審慎監管對象和范圍
宏觀審慎監管的歷史提出是為了分析和應對系統性風險，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負債率、資本充足率以及撥備水平的檢查和測試識別系統累計的風險。中國人民銀行大同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10）認為宏觀審慎監管應加強對具有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監管，對這類對象可以考慮調整其風險資產的權重要求其具有較高資本充足率和風險集中度，并通過改進其風險計量和控制來降低系統性風險。而英國金融服務局于2009年3月公布的《Turner》報告提出應進一步思考金融創新和信貸證券化對金融穩定的影響，指出完善的監管范圍應該包括場外經濟主體的特定大量交易行為以及離岸金融活動。
通過以上對國內外前沿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學術界對宏觀審慎監管政策在框架、策略以及方法的研究上已取得很大進展。但是從具體操作角度來看，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實證模型，計量方法和評估指標等還遠未成型，在這個領域還需更深入細致的研究。
參考文獻：
[1]白川方明.宏觀審慎監管與金融穩定.中國金融.2010(4):29-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