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1
一、企業現狀
東北無線電廠、遼寧電子設備廠是國有企業,處于破產狀況。其中東北無線電廠始建于1960年,是原電子工業部直屬生產移動通訊設備的大二型軍工企業,1986年下放到地方管理,1996年破產。企業原有職工1836人,解除勞動關系1218人,離退休職工599人,并軌職工13人。資產總額4879.6萬元,其中房屋建筑折款2213.1萬元,機械設備271.5萬元,土地2395萬元。企業負債總額5603萬元,企業欠繳職工各類保險金131.4萬元,拖欠職工債務2809萬元,合計2940.4萬元。
遼寧電子設備廠,始建于1959年,是電子工業部直屬生產高中頻感應加熱設備的骨干企業,1996年企業破產,被遼寧電力電子集團整體接收,1999年遼寧電力電子集團解體,企業劃歸鐵嶺市管理。企業原有職工1652人,并軌人員939人,離退休457人,在冊職工83人。企業資產總額3298萬元,其中流動資產1145萬元,固定資產2153萬元。企業負債總額5075萬元,欠繳職工各類保險金542.8萬元,拖欠職工債務2637.3萬元,合計3129.9萬元。
二、債務的成因
1、經營管理性原因。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由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企業不能適應市場形勢變化的需要,對市場需求往往缺乏應變能力,盲目生產,有限資金沒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在銷售和定價方面還沒有利用現代促銷手段和價格政策,企業對生產經營,缺乏嚴格的管理,資金、設備、人力的利用率低下,浪費嚴重,勞動、物耗無定額,質量無檢驗,獎懲不嚴明,分配不合理等,造成企業在競爭中失利,效益下降,債務增多。
2、制度性原因。我國的國有企業在實施撥款改為貸款后,因缺乏宏觀制度的科學規范、保障和監督,又缺乏自身的更新。從政府財政方面考慮,因政府向企業的層層讓利導致財力日益分散,而將對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從主觀上講,是將無償投入,改為有償借貸,從而迫使企業走向市場,在客觀效果上,銀行貸款成為國有企業資金的唯一來源,因而也必然使企業走上負債的道路。
3、政策性原因。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按公開、公平、公正的競爭方式,理應在改革初始階段讓相當部分的國有企業逐步退出競爭隊伍,但在具有意識形態色彩的"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政策性口號下,硬要讓相當部分不能適應市場方式的國有企業生存下來,唯一的辦法也只能是主管政府要求當地銀行向虧損的國有企業貸款,而有些貸款是根本無望歸還的,使得國有企業有債難還。
4、財會制度漏洞原因。部分企業的領導不是想如何把企業搞好,把企業搞活,而是為了樹立個人"政績",不顧企業長期發展需要,在任職期間,一方面虛擬各項收入,隱瞞各項成本費用,企業多頭開戶,私設"小金庫",以截留資金用于非正常開支;另一方面,把企業的收益過多地向職工傾斜,為職工發獎金、實物,搞福利,把大量應當用于生產經營的資產轉變為各種形式的消費資金,從而不良債務加劇。
究其上述原因,根本在于經濟管理體制轉軌過程中缺少過渡環節,構成企業發展過程中的"斷層"和"真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產、供、銷完全由國家各級政府和部門安排,企業的生產經營也納入國家計劃,物資積累也由國家全部調撥,企業不對經營的資產負責,因此就無需考慮企業生存和發展。在市場經濟情況下,企業要對其經營負責,要考慮今后的發展,因而在傳統體制下形成的諸多問題,沒有成功地解決辦法,只有摸著石頭過河,邊探索、邊實踐,企業出現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也就在所難免了。
三、思路和建議
一是推動企業改制,解決職工債務。通過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變職工債權為股權,解決職工債務。
二是搞好企業房改,利用政策償債。協調地方房產部門,給予寬松政策,盡快推動廠房房改后續工作和債務測算,解決職工債務。
三是進行資產保全,償還債務。東北無線電廠和遼寧電子設備廠通過出售資產、出售土地,獲得資金,用于償還債務。
四是分類指導,一廠一策。根據各企業債務總額、債務構成和困難程度的不同,本著一廠一策的原則,研究具體的辦法,為職工解決債務。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2
關鍵詞:經濟環境;不確定因素;對策;世界經濟;產業結構轉型
一.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一)后歐債危機時代隱憂
伴隨著2012年一系列歐債危機常規化解決辦法的出臺,全球經濟儼然已步入后歐債危機時代?,F階段全球經濟所面臨的更多已不再是超預期的、恐慌性的債務危機,更多面臨的是常規性、持續性、結構性的債務問題。伴隨著2012年德國經濟增速放緩,我們傾向于認為,歐洲經濟或仍將長期躺底。
(二)歐美進口導向型再工業化對中國貿易條件不利影響
近年來,歐美經濟出現了新一輪以進口導向型為主體的制造業回流跡象。尤其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美國經濟增長突破口有望從虛擬經濟為主體逐漸轉向虛擬、實體經濟共同發展的方式。2012年中國外匯占款增速大幅放緩正反應了在當下中國制造業面臨中期瓶頸時期外資回流,歐美進口導向型再工業化更是將直接惡化中國已步履維艱的貿易條件。
(三)全球流動性泛濫對中國產生不利影響
隨著2012年美國第四輪量化寬松政策出臺、歐洲央行0.25%超低利率以及2013年初日本所開啟的無限寬松政策,均將誘使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震蕩,我國大量的外匯儲備面臨貶值壓力以及輸入性通貨膨脹對中國貨幣政策產生不利影響。
(四)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雖然中國早已加入了WTO,但西方國家屢屢通過WTO框架內允許的反傾銷、反補貼等方式實行新貿易保護主義,而且近年來存在愈演愈烈的趨勢。2012年中國光伏產業所面臨的全行業虧損現象背后產生的一大原因正是歐美對光伏行業頻頻反傾銷行為。由于歐美國家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屢屢拿香港、韓國、日本、中國臺灣等地區的物價水平作為反傾銷、反補貼的衡量依據,給中國各大出口企業造成了大量的損失。
二.內部環境不確定性
(一)人口紅利拐點初現
國家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效應近年來正在逐漸發酵,中國城市人口老齡化問題正日趨嚴重。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現階段超預期的面臨了老齡化壓力以及人口紅利拐點提早到來問題,均將直接或間接提升我國生產成本,不利于現行傳統簡單制造業發展。
(二)貧富差距背后隱憂
近日國家統計局一次性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數,2012年基尼系數為0.474。雖然統計局聲稱其公布的基尼系數自2009年以來逐漸回落,但當下我國基尼系數本身仍然居于高位。尤其是近年來高漲的房地產價格,更是加大了我國內部貧富矛盾,較大的貧富差距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性。
(三)銀行不良貸款攀升下系統性風險
現階段我國銀行所存在的不良貸款問題多半是隱性且不確定的。尤其是在后“四萬億”時代,昔日投資于基礎設施的貸款至今仍然有大量難以收回,這些貸款由于存在部分政府背景,不良貸款終將轉為省級債務。有學者認為,中國公共債務的實際存量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要遠高于官方宣稱的17%這個比例。他們認為,如果算上鐵道部、中國人民銀行以及過去對于銀行業救助所產生的債務總量可以達到GDP的77%以上。
三.不確定環境下的幾點對策
(一)產業結構轉型幾個突破口
由于傳統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的發展面臨著來自于國內人口紅利拐點以及原物料成本上升引發的成本高漲壓力,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崛起使得我國傳統加工業資本外逃,尤其是美國制造業的回流使得我國傳統出口制造業貿易條件惡化。
我國產業結構轉型的方向之一便是努力成為創新的策源地,而當下我國存在的幾點問題的解決將成為產業結構轉型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一、中等規模以上企業自主研發能力相對薄弱,存在一定研發支出的企業不足10%;二、全社會對于企業創新的保護意識以及扶植意識較弱,界定并保護知識產權是企業進行創新的先決條件;三、創新企業的融資環境較差,初創企業的融資渠道往往限于風險資本,而這無法滿足絕大多數初創企業的融資需求,由于技術創新存在一定的外溢性,政府應在這方面予以更多扶持;四、科研成果轉化率較低,現階段我國民間科研的主要場所往往獨立于企業之外,使得科研機構與相關企業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建立切實有效的科研成功轉化信息傳輸途徑能夠極大的改善科研成功轉化率,促進產業結構轉型。
(二)進一步加快我國金融領域發展進程
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心,我們應該加快上海在金融領域的發展進程。這包括了:一、在現有基礎上陸續推出更多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平臺,為中國乃至亞太地區提供一個較為完備的風險對沖機制。二、加快資本市場建設,可以通過強化上市公司分紅機制、大幅擴大QFII額度、盡早解決B股遺留問題并適時推出國際板以及完善現有政策的形式為中國乃至世界的企業構建一個較好的一級市場、二級市場,滿足國內外企業迫切的融資與再融資需求,從而促進經濟發展。
(三)加大人力資源投資規模
現階段我國人力資源的人均投資規模較世界平均水平仍然有極大的差距,加大人力資源的投資將會為十二五期間經濟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原動力。某種意義上來說,當下我國較低的人均人力資本已展露出了種種弊端,這些弊端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巨大阻力。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3
【關鍵詞】歐債危機;出口企業;影響;機會
中國入世的十年后,歐盟已替代美國成為了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如今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額占據了中國貿易總額的16%。然而,持續發酵蔓延的歐債危機,卻給這一亮點投下了一片不該有的陰影。中國的眾多外貿出口企業面臨這次挑戰,有的倒下、有的崛起。如何積極開展海外業務,防范和化解出口業務風險,提升國際市場份額,提高國外市場的競爭力,并成功融入世界經濟主流顯得至關重要。
一、歐債危機下,中國企業外貿出口企業受到的影響主要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歐債危機導致的經濟衰退使中國的出口貿易面臨嚴峻考驗
2012年以來源于歐債危機的影響,歐盟作為中國的首席貿易伙伴,出口下降明顯。據中國海關總署最近公布數據顯示,2012年3月,中國對主要國家的出口同比增速出現普遍下降,其中對最大出口市場歐盟的出口再現負增長,整個一季度中國對歐盟的出口下降了1.8%。拿國內家電巨頭康佳集團來說,今年第一季度該公司整體出口銷售額雖然同比略有上升,但增長的主要業務來源于中東及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份額,而一直占據該公司海外市場前列的歐洲市場確成交額下滑超過10%,該集團在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國的市場更是正日漸萎縮。部分主要面向歐盟的中國中小出口企業則受影響程度更深,有些企業的對歐業務量大幅下降,歐洲產品訂單額同比去年減少了30%至40%,甚至更多。其主要原因是歐洲的民眾購買力下降導致的市場需求的減少。
(二)歐盟國家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對華設置貿易新壁壘
隨著歐債危機的蔓延和深化,歐盟已經逐步取代美國,成為與中國發生貿易摩擦最為頻繁的地區之一。從2009年至今,歐盟發起多起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舉措,其針對進口企業的繁瑣手續、新的食品標準、對工業的危機補貼、農業補助金和保護性貿易壁壘使得中國企業深受貿易保護主義之害。歐盟對中國的機電、金屬、化工、家電、食品、文具、玩具、服裝、紡織品等各類出口產品加強“雙反”措施的頻率,涉及多個行業眾多企業。其主要目的是為了通過限制其他國家的進口來轉嫁國內的危機,也是政府為了在特殊時期保護其本國民眾的自身利益的措施之一。
(三)歐元貶值使出口企業的利潤大幅縮水
近幾年在歐美諸國的強力打壓下,人民幣匯率上升越來越多,這就導致以外幣結算的出口企業利潤縮水嚴重。一方面,債務危機導致歐洲市場出現疲軟,消費能力下降,歐盟國家的訂單在減少,外貿訂單下滑,利潤降低;另一方面有些企業確出現了有單也不敢接的現象,這種非常規現象源于人民幣升值過快,一些加工型外貿企業甚至出現人民幣對歐元每升值1%,企業的利潤就會縮水2%甚至更多的局面。這對于以加工或代加工模式為主的企業來說意味著,當客戶壓價嚴重、生產成本增加、利潤過低時,企業便會選擇會放棄一些大訂單。匯率波動成為了出口型企業最關心也最擔憂的問題。
(四)債務危機的連鎖反應導致出口企業的經營風險加大
由于歐盟國家的失業率的上升和貿易政策的多變,出口企業的經營風險也會增加。這其中主要包括歐盟國家政局不穩定,政權更迭等給境外企業帶來的政治風險;東道國與投資貿易相關的稅收、公司監管、外匯管理和資本流動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或政策變動帶來的政策風險;知識產權保護及技術標準壁壘形成的法律風險;原材料的供給、同業的競爭、消費者消費習慣和偏好等條件變化帶來的市場風險;融資出現問題、匯率波動、合作企業的信用風險等金融風險;流動資金和應收賬款控制不力原因帶來的財務風險;人員管理、文化融合等方面的環境風險以及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風險等等。
由此可見目前中國的外貿環境比較嚴峻,然而危機也同時意味著“?!敝杏小皺C”,歐債危機也給中國企業帶來一些不同以往的機會。
二、歐債危機下,中國外貿出口企業面臨的特殊機遇:
(一)抓住歐盟國家的剛性需求,充分運用中國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保有并開拓歐洲市場
歷來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產品的性價比相對較高,中國出口的生活用品、勞動密集型產品受歐債危機沖擊也相對較小,歐盟國家在調整國內市場庫存和生產能力之后仍需從中國進口,這說明中國出口產品具有抗跌性。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歐美市場疲軟、需求不足之下,歐美零售商、進口商為降低成本、迎合市場需求,會多選擇在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加大訂單投放量。歐盟生產商難以在短期內開辟和擴大新產能代替中國產品的巨大供應量,導致其對中國產品剛性需求短期仍將持續。另外我們的產品價格水平相對于其他國家是非常低的,出口企業可以抓住時機運用價格優勢提高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二)在歐債危機中取得更多的戰略利益
歐洲的工業生產發展水平很高,中國很多主要技術仍然依賴進口,企業可以趁這個機會通過購買或參股有強大技術背景的當地企業從而把技術引入中國。有實力的出口企業可以利用這個時機以區域合作方式建立我國海外經濟基地,積極開展綜合性國際合作,發展中國的海外經濟。另一方面,國際大宗商品交易市場,如稀有資源市場仍由中國掌握話語權并保持著強勁的國際影響力。政府也可以以貿易大國為背景,參與制定世界貿易規則,建立和維護新的世界貿易秩序,確立世界貿易大國地位。在最近召開的歐盟峰會和金磚之國貿易峰會等國際大舞臺上,我們也看到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國家影響力產生的效應。
(三)抓住時機建立轉移市場
歐盟各成員國已經清楚中國產品價廉物美,對繁榮市場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很重要。有實力有資金的的中國出口企業可以與歐盟成員國加強聯系,共同合作,采用符合歐盟發展思想的措施,借鑒歐美國家國外資源整合的戰略在消費國就地生產加工產品,讓銷售地變為生產地,例如發展外向型聯合企業將是一個不錯的解決辦法。
(四)增加與歐盟國家企業的良性溝通多渠道保利潤
外貿企業也可以借此機會通過和歐洲國家的高端產品企業加強合作,提高管理水平、加強技術革新和自主知識產權產品的開發,提高出口產品的品質和附加值,實現貿易轉型。例如溫州的某出口企業為和意大利的創意設計專家、企業進行了技術和品牌的對接,出口產品檔次的明顯提高,直接使意方企業逆勢獲利,實現了出口進口雙贏的局面。
中國經濟盡管仍然受歐債危機的影響很深,但相比出口和GDP增速下降這些負面影響,歐盟許多國家同以往一樣對中國的產品持有歡迎和寬松的態度。中國的出口企業應積極主動尋求貿易新策略,面臨新挑戰抓住新機遇,變不利為有利,同進口方歐洲國家或企業多溝通交流,加快產品結構的轉型升級,使危機真正變為時機。參考文獻
[1].歐洲聯盟法[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2.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4
日本公債積累的四個階段及深層原因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公共債務形成今日之局面,絕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時,也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現象,而是一個涉及日本經濟、政治等多方面的綜合現象?;仡櫲毡竟矀鶆盏姆e累,要從財政赤字著眼。戰后,日本大部分時間都保持財政赤字??傮w上,可以把日本公共債務的積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戰后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這一時期,戰后重建、經濟高速增長等因素是導致財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這一時期的財政赤字占GDP比相對較低,平均在4.0%以下,很少有超過4.0%,最高的時候也只有4.8%(1961年)。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提出了“列島改造計劃”。雖然這一計劃由于田中角榮下臺以及通貨膨脹等原因沒有得到執行,但該計劃涉及的并不是田中角榮個人的想法,而是日本的現實需要。在經歷高速增長之后,日本的基礎設施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全國范圍的基礎設施建設還很落后?!傲袓u改造計劃”雖然沒有得到執行,但其核心思想卻被日本各界所接受,可以視為是日本積極財政政策的開端。整個20世紀70-80年代,日本都在加大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在1960年,日本全年的公共設施投資只有4.8萬億日元,而到1970年已經達到25.1萬日元,到1980年和1990年分別達到113.0萬億日元和185.7萬億日元。在日本的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前,公共設施投資一直保持快速增長。
第三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到金融危機之前。房地產泡沫破滅之后,日本政府錯誤判斷宏觀經濟的趨勢,認為房地產泡沫破滅只是短期現象,日本經濟會很快重新回到正常的軌道上,因此大規模加大財政投入,期待經濟渡過“短暫”的難關,但事與愿違,日本經濟陷入了長期的低迷。巨額的財政投入導致了日本債務余額在這一時期快速增長,形成了今日之局面。
第四個階段是金融危機之后。在金融危機之前,日本政府已經開始反思巨額債務的問題,并開始減少公債的發行。然而,由于金融危機的影響,日本經濟受到了較大的沖擊,因為日本是“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因此受到的沖擊更為嚴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接連出臺刺激方案,增加了公債的發行。
需要強調的是,如果單純從上述幾個階段來看日本的公共債務,離問題的實質還相距甚遠。從深層原因上看,日本的公共債務之所以積重難返,有其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首先,從社會層面來看,日本已經步入老齡化,社會結構有“高齡少子”的特點。受此影響,各種公共支出不斷增長,而財政收入卻是不斷下滑的。其次,從經濟層面來看――這與日本的社會結構也是密切相關的:由于人口老化和日本極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導致日本的勞動力供應短缺和勞動力成本上升。高速經濟增長之后,日本就一直存在這個問題,根據國際經驗,移民可以說是緩解這一問題的唯一辦法,但日本政府和國民都極其避諱談論這一問題,在移民政策上也相當保守。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等原因,不斷逼迫國內的制造產能外移,導致日本國內的產業空洞化,也是導致稅收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從政治層面來看,這也有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原因。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是日本大產業的代表,向來重視保護大產業的利益,新近上臺的雖然重視底層民眾利益,但執政能力卻不盡人意。再加上日本政治歷來有世襲的傳統,導致了日本政府對產業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保護重于對財政安全的重視,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盤而忽視財政安全狀況,任由事態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
對于穆迪的調降,市場反應緣何冷淡
各大評級機構有許多的理由調低日本的信用評級,而無需更多的解釋。2010年,日本的公共債務余額占GDP比為225.8%,比排名第二位的圣基茨和尼維斯高出40.8個百分點,同時,比已經出現債務危機的歐洲國家(如希臘)高出81.8個百分點。
對于穆迪的調降,市場反應相當冷淡,日經指數在8月24日小幅下降之后,第二天基本上收復所有失地。這主要是因為:
第一,市場已經形成了預期。市場對于日本的債務狀況早已熟悉,而且對評級下調有所準備。穆迪很早就了可能下調日本信用評級的預告,而且,在穆迪下調日本的評級之前,穆迪對日本的評級本身就比標普和惠譽高一個級別,因此,下調一級并保持與標普和惠譽一致也是相當自然的事情。
第二,穆迪對日本的評級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在金融市場上,AAA和非AAA的區別是質的,投資級和非投資級的區別也是質的,如果評級了“質”的變化,受投資策略的約束,有些投資機構(如養老基金)將隨評級進行調整,從而對金融市場產生較大的影響。而從Aa2調到Aa3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日本的評級仍然處于“優良”一檔,因此,金融市場不可能出現過多的反應。
第三,日本公共債務持有者結構。和美國不同,日本公共債務的主要持有者是國內投資者,國外投資者僅占4.8%,大部分國債都為日本中央銀行、日本金融機構、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持有,這四個部門持有的國債占所有國債的87.4%。因此,調低日本的信用評級,對于海外投資者影響比較小。
最需要的是政治決心、經濟景氣和財政結構改革
對于日本公共債務問題的解決,相信市場和日本民眾所抱有的信心已經消失殆盡,由于其復雜的成因,該問題要得到解決是非常困難的事情。但如果舉措得當,在短期內緩解日本的債務狀況,卻是很有可能的。最需要的是政治決心、經濟景氣和財政結構改革,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給日本政府更大的壓力。只有在更大壓力的情況下,才能改變日本國內脫離民眾利益追求集團利益的政治風氣,才能改變日本目前“溫水煮青蛙”的現狀。最好是出現個別地方政府破產或者其他與債務相關的狀況,在媒體上形成要求政府果斷處理債務問題的氣候。不過這很難實現――因為中央政府的債務狀況要比地方政府嚴重,在地方政府破產之前,中央政府早就破產了,同時,日本的大眾媒體也受政治派別的影響較深。目前可以期待的是,通過G20等機制給予更多的外部約束,限制日本債務問題繼續惡化。
其次,日本經濟景氣不可或缺。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新成長戰略”并出臺了一些具體的措施,可以說是在正確的路上走了一小步。不幸的是,東日本大地震完全轉移了日本政治的視線,而且對旅游業帶來了巨大的打擊,旅游業原本是日本“新成長戰略”中提振日本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5
增長減速
為了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的增長出現了什么情況,我們來看看美國在整個“二戰”后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最初的20年,美國全部商品和服務生產的平均增長率基本相同。但1980—2000年間的增長率與1950—1970年間的增長率相比,明顯放慢。減慢的意義可以從這樣的事實看出來:如果1950—1970年的增長率不持續地減退,那么美國經濟在2000年將比其實際水平高出大約20%。
這種顯著的放慢也是伴隨著技術的重大飛躍(所謂“新經濟”)和提高了在第三世界的剝削的全球化的擴大而發生的。像計算機、因特網等信息技術的進步,即使考慮它們對辦公室工作和庫存管理等的所有影響,也仍未提供資本主義維持較高增長率所必需的重大刺激。信息技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未接近主導了20世紀大部分經濟史的以汽車為中心的地面交通體系的發展所帶來的長時間的刺激效果。
盡管有停滯趨勢,但核心國家的資本確實從近幾十年的全球化趨勢中獲得了巨額利潤。但是在第三世界,情形并非如此,這可以從以下三點看出:(1)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般工業國的增長率普遍下降;(2)富裕國家對初級產品需求的快速增長對于剛經歷非殖民化的窮國的較大增長作出了貢獻;(3)然而,不平等交換和欠發展的進一步惡化等狀況很快抓住了這些貧窮國家。它們中的很多采取了由北方鼓勵的戰略:增加制造業出口(由尋求低工資勞動力的多國公司所促進,并由尋找新的貸款市場的外國銀行融資)。這意味著,越來越多的經濟剩余作為利潤和債務利息流向富裕國家。不利的貿易條件、相同市場上日益增加的競爭和核心經濟體的增長放緩,共同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和增長率的決定性下降,同時很多貧窮國家出現負增長。
因而第三世界國家除少數例外在增長率上遭受了20年的嚴重下降,而且很多國家降到零以下?,F在,隨著一個新時期的全球增長減慢,它們的狀況已從嚴重發展到嚴峻了,這可以以阿根廷的深重經濟危機和最大的外債拖欠為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在2000年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寫到,使金融不穩特別是威脅欠發達國家的潛在問題還沒有消失,1995年墨西哥和1997—1998年亞洲的金融/外債危機很可能是三幕劇的前兩幕。2001—2002年圍繞阿根廷比索的災難很清楚地代表了第三幕的開始,但是該劇的剩下部分如何展開,我們仍不得而知。
資本過剩的趨勢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下半期,很多經濟學家指出,商業周期已成為過去的事物?!靶畔r代”的“新經濟”如此有效,以致資本家在對當前和未來狀況有更確定的了解的情況下,將作出更理性的決定。然而,卡爾·馬克思的洞見,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障礙是資本本身”仍然是真理。經濟增長減慢的最通常的原因之一是,投資率趨向于超過最后需求的增長。在經濟上升期中,為了滿足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增加市場份額所需要的產出的快速增長導致創造出過剩的生產能力(閑置的工廠和設備)。當需求的增長不能達到設計規劃時,公司會出現大量未使用的生產能力和未售出的存貨。于是進一步的投資被抑止了,因為面對相當多的過剩生產能力,公司不愿意投資——這有時被稱為“資本過剩”。
應當清楚的是,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問題沒有真正的解決辦法,因為資本不斷地面對這一事實:投資的主要障礙是投資本身。盡管投資可能很有用,但是它被它的最后產品市場的最終飽和所限制。每一個大公司在競爭的持續推動下為爭取更大的市場份額而斗爭,最終使投資的有用貢獻轉化成為其反面。在這樣的環境下,過剩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任何一次經濟減速中都發揮了特殊的突出作用。尋求保護它們利潤空間的大企業往往通過減少其生產能力的使用而不是減價(主流經濟理論引導人們如此期望)來保護它們的利潤空間。
制造業生產能力的使用最高點在1964—1975年的10年間,而最低點在1975—1984年間。初步的數據顯示,自1983年以來,2001年是生產能力年平均使用水平最低的(過剩資本水平最高的)。
像上面所指出的,由于公司極不愿意在面對相當數量的過剩生產能力和存貨時投資,增長減速是自我強化的。這種情形今天在高科技中,特別是在電信領域特別明顯。
生產力萬應靈丹
面對增長減速,經濟學家經常轉向以提高生產力作為萬應靈丹。生產一般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動機,因為它被期待著能作為內在機制運行以推動這一體系的自我擴張。它被設想成這樣運行:(1)技術的提升和/或勞動密集程度的提高產生不斷增長的勞動生產率;(2)相應的資本剩余的增加被用來降低價格和/或提高工資;(3)其中任一種方式將導致需求增長;(4)需求的增長又成為資本擴大生產的刺激力量。
在1980—2000年間真實發生的事情和這種教條根本不同。從1980年開始價格沒有下降,也沒有出現可能支持需求的有意義增長的工資增長。植根于實際工資停滯的每小時產出和每小時實際工資之間的鴻溝意味著,從1980年開始從生產力增長中獲得的幾乎全部好處被資本作為剩余價值剝奪了。制造業部門既沒有降低價格,也沒有提高工資,以跟上每個工人產出的增長。這(和新的工廠工作的缺乏一起)不能為產出的增長提供有效需求。相反,就業持續地在服務部門擴大,而服務業中的很大部分工作工資極低或者是非全日制的。
日益攀升的債務
債務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通常的、必然的組成部分。它在這些方面發揮作用:推進對外貿易,為季節性產業提供運行資金,補充對私人企業的投資,而且當然也通過國債的方式幫助在稅收和支出之間達到平衡。債務也能刺激經濟。例如,大多數人沒有足夠的積蓄購買新房、汽車或居室家具。當以信用卡購買時,沒有房產抵押、信用卡貸款就不能發生的經濟活動發生了。當資本家貸款建立一座新廠或一個零售店,或一家醫院貸款建設一棟新病房樓時,經濟最初由建筑中的工作崗位的創造所刺激,后來由新機構中的人員充實和供給所刺激。
債務作用的重大變化發生在1980—2000年間,正是在這一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決定性地減速了。從1945年到1980年,全部未償還債務在gdp中所占比例一直相當穩定。主要和“二戰”開支聯系的政府債務下降,但相應的別的債務,如公司的、消費者的和金融機構的債務卻增長了。甚至在1980年以前,經濟相對較快的增長越來越大地依賴私人債務的作用。這種債務刺激消費者購買并推動建立生產能力。但是在1980年之后,未償還的私人債務的增長以更快的速度飆升。也就是說,它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到2000年,未償還私人債務總額是gdp的2.15倍,而全部債務(私人加上政府)達到gdp的3倍。生產性經濟現在全部地依賴于如山的債務,這種依靠債務而維持的經濟生命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
而且金融部門持有總債務的越來越大部分。這里我們又一次將1980年看作經濟變化的一個關鍵點。從1945年到1980年,金融債務占gdp的百分比增加了20%。在以后的20年中,它上升了70%。單單金融部門的未償還債務總額現在幾乎占gdp的90%,并且占非政府未償還債務總額的35%。
到衰退階段消費部門債務仍在增長,這是這次衰退迄今為止表現得相對溫和的主要原因。盡管十多年來實際工資沒有增長、失業率在增加,工人仍力圖維持開銷。然而要這種情況持續很長時間而不被突然打斷是不可能的。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家庭債務第一次高于家庭可支配收入。
賭博資本主義
如上所述,服務部門是投資和就業的重大領域之—。另—出路是投機,實際上,這只是賭博的另一個說法。資本主義經濟的金融部門不再局限于生產、雇傭和投資的需要的范圍之內。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它已變成一個不斷增長的自主掙錢形式,這在衍生市場尤其明顯。一種金融衍生工具從另一種金融工具衍生出價值。例如,一種金融期貨就是在未來某一時刻購買某種其他金融工具比如股票或債券的協定。衍生工具傾向于放大收益和損失。如果一種衍生工具所基于的利率或股價上升了,通過衍生工具獲取的利益將飆升。另一方面,如果它所基于的金融資產下降了,那么衍生工具的價值可能驟然跌落。金融價值升降的速度增加了個體參與者的風險,同時也增加了整個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的風險。
最近安然公司的破產凸顯出衍生市場已變得多么大。圣地亞哥法學院教授弗蘭克·帕特諾伊(frank.partnoy)說:“不規范的場外交易衍生市場,在20年(有些情形甚至1o年)前并不存在,現在卻構成了總衍生市場的90%,成兆的美元每天在冒險,……安然在1985年創立時僅僅是一個能源公司,但是最后它成為一個脹破肚子的場外衍生交易企業。僅在2000年,它的與場外衍生工具有關的資產和負債上升了5倍多。”
國家債務危機的解決辦法范文6
“期中”成績好于預期
2012年上半年,全國實現保費收入8532.3億元,同比增長5.9%,增速較一季度末提升1個百分點。1―6月,人身險新單業務中期繳占比29.7%,同比上升3.6個百分點。新單期繳業務中,5年期以上業務占比78.4%,同比上升3個百分點。責任保險、農業保險、信用保險、保證保險業務快速發展,占財產險業務比重達12.8%。截至6月底,保險公司總資產6.78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3.3%;凈資產6746.6億元,較年初增長21.2%。保險公司資本實力得到提升。行業整體償付能力保持穩定,截至2季度末,償付能力達標公司占公司總數的94.6%,資產總量占行業資產總量的98.2%。部分保險公司償付能力風險得到化解,目前有出現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
在去年7月16日召開的保險業半年工作會議上,1―6月,全國實現保費收入8056.6億元,同比增長13%。其中,財產險業務保費收入2359.6億元,同比增長16.9%;人身險業務保費收入5697億元,同比增長11.4%。保險公司賠付支出1959億元,同比增長33%。截止6月末,保險公司總資產5.75萬億元,較年初增長7.1%。
從保監會公布2011年和2012年上半年的成績來看,2012年保險總資產的增長高于2011年,2012年上半年保費同比增長為5.9%,低于全國經濟GDP增長目標,當然這僅僅是“期中”考試的成績,也僅僅是半程的數據。比如,去年上半年全國保險公司總資產增長為7.1%,到了年末則實現了年增長10.4%的預定值,今年上半年全國實現保費收入較同期雖然只增長了5.9%,相信到了2012年末,增長的預定目標應該能夠完成。
2012年上半年,保險消費者利益保護工作扎實推進。開通全國統一的消費者維權熱線后,共接到投訴舉報7760件,接近去年全年有效總量。實際辦結6900件,辦結率89%。上半年,保監會系統處理有效保險消費投訴事項6176件,開展針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事項的現場檢查957次,妥善處理了一批侵害消費者利益的案件。推動保監局局長接待日工作規范化、制度化,上半年共開展接待日活動89次,處理事項310件。截至目前,共有30個省區市設立保險糾紛調解機構134個,聘請調解員1400多名。上半年,共受理調解申請4860件,同比增長63%,涉及金額2億多元,調解成功3738件,同比增長40%。在強化社會監督方面,上半年全系統共聘任社會監督員640名,收集整理社會監督員所提意見建議共計167件。
2012年上半年,車險理賠難和壽險銷售誤導治理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效。在治理車險理賠難方面,一是制定方案,明確了“三年攻堅四步走”的工作步驟。二是統一標準,制定《機動車輛保險理賠管理指引》,統一車險理賠流程。指導行業協會車險索賠單證標準和理賠服務流程時限標準。三是加強監督,研究制定車險理賠管理及服務質量監管和評價指標體系,配套開發了行業信息采集和監控系統,建立信息化理賠服務評價機制。四是督促清理,要求公司開展積壓賠案清理專項工作,對未按規定時限進行查勘和理賠的案件進行全面清理。同時,積極探索人民法院保險糾紛審判與調解對接機制。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車險理賠難治理取得了初步成效,從各保監局反映的情況看,車險賠案周期、平均結案率等理賠時效指標有了一定改善。在治理壽險銷售誤導方面,以強化監管制度落實和保險公司責任追究為核心,切實加大治理力度。今年上半年,保險監管部門共暗訪兼業網點6.9萬個、產品說明會3.1萬場,對9.1萬名營銷人員和344.9萬件保單進行了抽查。通過自查自糾,推動公司加強內部管理,不斷提升依法合規經營意識。
下半年保險形勢依舊利好
鑒于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錯綜復雜,2012年也被認為是近年來保險業最為困難的一年,推進保險業轉變發展方式的要求日益迫切,防范化解風險的任務仍然艱巨。未來一個時期,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基本面有變。我國人口老齡化、城鎮化快速發展,全社會養老醫療保障需求將大幅增長,保險業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基礎有變。面對機遇與挑戰,既要增強憂患意識,也要堅定信心,不斷提高保險監管能力和水平,促進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在今年年初全國保險工作會議上,項俊波曾對2012年的保險形式作了專門的分析。他認為,總體上看,未來一個時期我國的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保險業也處在發展的黃金時期。我國經濟社會蓬勃發展的基本面有變,保險業繼續保持快速發展的基本面有變,這是做好監管工作的有利條件。同時也要看到,近一個時期外部環境比較嚴峻,尤其是保險業長期積累的一些矛盾和問題逐步顯現,保險監管面臨很大挑戰。對此,要有清醒認識。今年國際國內形勢可能更為復雜嚴峻。從國際看,世界經濟復蘇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經濟下行風險加大。歐洲債務危機持續深化,正從邊緣國家向核心國家擴散,甚至會加劇銀行業危機,歐債危機的前景仍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步履維艱,歐元區經濟衰退風險增大,美國走出經濟困境面臨諸多制約。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通脹壓力較大,外需減弱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宏觀政策選擇存在不確定性,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宏觀調控都面臨兩難選擇,流動性過剩和市場預期低迷并存,加上投機行為盛行,隨時可能對世界經濟穩定造成沖擊。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大幅動蕩的局面可能仍將持續。從國內看,國民經濟繼續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呈現增長較快、價格趨穩、效益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態勢。但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矛盾和問題仍很突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物價上漲壓力并存,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節能減排形勢嚴峻,經濟金融等領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潛在風險。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將通過金融市場、實體經濟和保險消費者等多種渠道,對保險業的承保、資金運用和資本補充等產生多方面的影響,增加了行業發展和風險防范的壓力與難度。
項俊波指出:當前,保險業的發展與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聯系日益密切,保險監管的有效性越來越取決于監管部門對全局形勢的把握,取決于監管部門能否在更高的層次和更廣的維度上掌握保險監管工作的規律。這就要求監管部門進一步增強大局意識,深刻把握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對保險業的影響,做到“跳出保險看保險、跳出監管看監管”,從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維護金融穩定的大局來謀劃保險監管工作,加強對宏觀經濟形勢的研判,進一步提高監管工作應對復雜局面的能力。
保險業內部依然嚴峻
在年初的保險工作會議上,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深刻認識當前保險市場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進一步增強保險監管的緊迫感。他認為,當前保險業存在的主要問題有:
行業社會形象亟待改善。一直以來,保險業聲譽不佳、形象不好的問題比較突出,主要表現為“三個不認同”:一是消費者不認同,二是從業人員不認同,三是社會不認同。
行業發展方式急需轉型。近年來,保險業的發展基礎和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但十幾年沿襲下來的粗放發展模式卻有發生改變。比如,保險業發展模式仍停留在“跑馬圈地”的時代,“以保費論英雄”、“以市場份額論英雄”,一些保險公司不重視加強內部管理和產品服務創新,導致行業競爭能力較弱,發展后勁不足。
保險人才隊伍素質不高。整體上看,保險業進入門檻低,人員學歷低,精通保險、擅長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別是核保、核賠、風險管理等專業型人才,以及管理、營銷、培訓等經驗型人才嚴重不足。營銷員隊伍中很大一部分只有高中學歷,很多是下崗再就業人員,能力和素質不能適應現代保險業發展的要求,與銀行、證券等其他金融行業相比更是有較大差距。保險公司片面追求眼前利益,習慣于“挖角”,對人才使用有余、培育不足。
保險業發展的外部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隨著保險業的快速發展,外部環境不適應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在法律環境方面,部分業務領域的法律不健全,比如,農業保險缺乏專門的法律制度。農業保險巨災風險準備金制度還有建立,農業保險運行存在較大風險隱患。交強險虧損的問題日益突出,制度設計需要調整。在政策環境方面,商業健康保險、養老保險等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的業務領域缺乏相應的財稅政策支持,業務發展存在政策瓶頸。國家政策支持的巨災保險體系還有建立,自然災害風險分散轉移和補償救助機制缺失。在社會環境方面,社會公眾的保險意識和風險意識有待加強,一些政府部門通過保險這種市場化手段進行風險管理的觀念還有真正樹立,保險知識普及和風險教育的任務比較重。
針對以上問題,保監會正在尋求積極的解決之道,比如,保險業聲譽不佳、形象不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整治銷售誤導。項俊波主席多次在會議上強調治理銷售誤導的決心和態度,并把今年確立為治理銷售誤導年的主題思想,各地保監局也根據保監會的指導推出了治理銷售誤導的文件,各地保險行業協會也加大了現場檢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