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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1
一、引言
自從我國強調運用經濟手段調節宏觀經濟以來，財政政策一直是調節經濟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明顯好轉，但財政政策沒有與貨幣政策一起“雙退出”，因為四萬億財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鞏固，一些投資項目仍在進行中。尤其在外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內部經濟復蘇還有一定的不穩定性，需要總體積極的經濟政策，而在貨幣政策轉向的背景下，需要積極財政政策對沖貨幣政策轉向的壓力。
在此背景下精準測算財政政策乘數，對于我國下一步經濟政策選擇、經濟形勢預測具有重要意義。我國財政政策效應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點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來測算。[1][2]IS-LM模型是同時考慮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均衡，是宏觀經濟學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應用這種模型測算財政支出乘數從理論上是一個大的進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線表示產品市場均衡時收入和利率的組合，LM曲線表示貨幣市場均衡時收入和利率的組合。
其中，Y為國內生產總值，M為實際貨幣供應量，P為價格，CG為政府支出，E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T為稅率，d(·)為居民消費函數，x(·)為出口函數，m(·)為進口函數。
假設稅率T和貨幣供應量M為外生變量，將IS和LM曲線結合起來，可得到產品市場和貨幣市場同時達到均衡時的產出和利率值。對(1)、(2)式全微分，將兩式聯立，用矩陣表示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計算出來的財政支出乘數，也就是利用產品市場均衡和貨幣市場均衡計算的財政支出乘數。我們可以發現應用IS-LM模型沒有考慮價格市場、國際收支市場、勞動力市場均衡對財政政策的影響，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和財政政策乘數的理論分析
(一)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理論框架
宏觀經濟均衡是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在總量與結構之間的基本平衡，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和充分就業，各種資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觀經濟運行質量的高低。宏觀經濟模型考慮產品、就業、價格、貨幣需求、利率的市場均衡，主要用以下六個函數表示：
(5)式是“產出——物價”菲利普斯曲線，指的是物價上漲率和“現實產出水平對潛在產出水平的偏離”呈現正相關關系。這一“偏離”表明一定時期內社會總供給的缺口和物價上漲之間的壓力。在這里，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在各種資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時所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在現實中，表現為在經濟波動的上升期，隨著需求的擴張，現實經濟產出對潛在經濟產出偏離上升，物價上漲率隨之上升；在經濟回落期，隨著需求的收縮，現實經濟產出對潛在經濟產出的偏離下降時，物價上漲率隨之下降。(6)式表示勞動市場均衡，和古典經濟學的工資決定勞動力供給不同，現實中勞動力供給、經濟生產和物價決定工資，因而(6)式表示需求決定工資。(7)式是貨幣市場均衡函數，也就是LM曲線。(8)式表示國際收支均衡函數，就是所謂的BP曲線。(9)式表示產品市場均衡，也就是IS曲線。(10)式是生產函數。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設CG、T、M為外生變量，對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陣：
(11)式是在標準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基礎上，在價格市場均衡、勞動力市場均衡、產品市場均衡、貨幣市場均衡、國際市場均衡的前提下，對于國內生產總值、價格、工資、利率和匯率變化推導的矩陣方程，(11)式是計算我國財政政策乘數的基礎。
(二)貨幣供應量、匯率一定的場合下的財政政策乘數的理論推導
現實中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調節宏觀經濟的兩大重要手段，兩者總是被同時使用，但是為了計算的簡單，我們控制貨幣供應量和匯率的變化，也就是說，在本文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中，把M(貨幣供應量)和E(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視為外生變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財政支出的效果。假設ΔCG=1、ΔE=ΔT=ΔM=0，以矩陣(11)為基礎，計算財政支出政策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得出在貨幣供應量、匯率一定的場合下財政政策乘數：
三、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主要內容、特點和結構
(一)模型特點和主要內容
本文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經驗，構建吻合我國經濟發展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具體特點如下：第一以分析財政政策為重點的宏觀經濟模型。模型側重于財政政策的變化會對經濟產生什么影響，以及如何產生影響，模型對財政政策的傳導機制進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國民核算體系下的需求導向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3]第三選擇了中國開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區間。數據樣本為1980-2007年年度數據，在該段時間內中國已經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的各組成部分已進入市場經濟的角色，數據相對穩定。第四采納了動態建模理論，通過交替運用理論與數據信息，不僅對經濟理論的適用性進行深入探討，同時也利用現實數據尋找實際經濟運行規律。為此，我們以現代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同時較好地兼顧了中國經濟轉軌的特點，從最廣泛的影響因素入手，本著“檢驗、檢驗、再檢驗”的原則，從“一般到特殊”逐步簡化，模型設計簡潔，操作規范，減少了變量過程的隨意性。
(二)模型結構
本文的宏觀模型是一個小規模的需求導向型的宏觀經濟模型，產出由需求決定。模型涵蓋了宏觀經濟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為需求、供給、收入、財政、價格五個模塊，由10個行為方程、19個恒等式組成，共包括33個內生變量和10個外生變量(限于篇幅，略)。圖1為模型結構示意圖。
注：陰影部分為外生變量。
圖1 模型結構示意圖
四、我國財政政策乘數測算
本文重點考查的是財政支出乘數，也就是財政支出變化引起的國民生產總值變化的倍數。從財政政策乘數的作用機理來說(見圖2)：當財政通過增加財政投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時，需要進行政府采購和雇用勞動者來從事生產，從而拉動政府消費和企業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業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將促進居民消費和投資，最終帶動經濟增長①。
圖2 財政支出乘數
具體步驟如下：假設2003-2007年期間連續一次性追加1單位財政支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運行結果(限于篇幅，具體過程略)顯示第一年(2003年)財政支出乘數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對GDP有影響，其乘數分別為0.47、0.291、0.136、0.011。如果從2003-2007年期間連續每年追加1單位財政支出，財政支出乘數分別為1.883、2.497、2.903、3.017、3.025。這表明現階段我國財政政策乘數是連續上升。
五、四萬億投資政策效應測算
四萬億投資結構見表1，我們可以看到四萬億主要用于政府消費(文教衛生)和政府投資(住房、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
因為四萬億投資計劃開始于2008年年底，其經濟效果將在2009年開始，因此我們假設兩個投資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萬億投資；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萬億投資。兩個方案對2009-2014年經濟影響為(具體計算過程略)：如果實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萬億投資)，2009年將拉動國內生產總值增加33185億元，政府消費增加9313億元，居民消費增加9016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增加29718億元，進口增加2077億美元，出口減少266億美元。其作用將持續影響到今后幾年，到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共增加101602億元，政府消費共增加20776億元，居民消費共增加35868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共增加91433億元，進口總額共增加7122億美元，出口總額共減少1434億美元。
如果實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資1.33萬億元)，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增加22097億元，政府消費增加6211億元，居民消費增加6038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增加19728億元，進口增加1377億美元，出口減少181億美元。其作用將持續影響到今后幾年，到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共增加94691億元，政府消費共增加20496億元，居民消費共增加33936億元，固定資產形成共增加83819億元，進口總額共增加6928億美元，出口總額共減少1395億美元。
從模擬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萬億刺激方案對于“保增長”是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是經濟調節的一個有效工具，從實施時間分布來看，兩年計劃和三年計劃的經濟效果不會有太大區別。同時，我們也驗證了政府投資不僅提高政府消費也拉動內需。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財政紛紛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危機時最有效的措施莫過于財政政策。因為企業和家庭在“危機”面前，傾向于采取儲蓄、調整和解雇雇員等的措施，對于家庭和企業來說這也許是正確的選擇，但對于整體經濟來說，這些措施會使經濟形勢進入停滯不前的惡性循環。所以當經濟出現停滯的兆頭時，即使財政政策乘數較低，大多數國家還是會動用財政政策。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即使很多人指責“公共投資效率太低”，但財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經濟干預手段。[4]財政政策的影響不僅在于當年，還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對經濟的影響。
本文利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推導出財政政策乘數，并從實證角度估計我國財政政策乘數大約在1.88，且目前階段財政政策乘數呈上升趨勢。本文還測算了四萬億財政刺激方案的經濟效應，發現財政政策是調節總需求的重要杠桿，這對我國當前加強宏觀調控、擴大經濟增長具有以下的政策含義：
1.在社會總需求持續小于總供給的情況下，公共投資大幅度增加會直接提高總需求，緩解供求矛盾。這就是常說的公共投資能成倍地創造收入(乘數效應)，從而增加總需求的“需求效應”。同時，公共投資通過增加經濟中的資本存量，提高經濟生產潛能，從而具有“供給效應”。[2]
2.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業、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這些部門作為公共投資的重點不僅推動結構調整，還為今后的經濟持續增長奠定基礎。同時，公共投資通過在西部落后地區、四川受災地區的公共工程建設，帶動西部地區的投資，為我國地區經濟均衡發展，調整經濟結構打下基礎。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表明越是經濟不發達地區，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資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狀況。政府雖然可以通過稅收和一次性轉移支付等措施來緩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狀況，但往往受政治和社會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決于整體經濟形勢②。
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2
關鍵詞：歐債危機；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
1、引子
1999年歐元問世不僅對歐元區內各成員國的國內經濟以及國家間的經濟聯系產生了重大影響，也對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然而由于單一貨幣區內部經濟趨異、兩大宏觀經濟政策的主體分治、公共財政支出的不可持續以及其他機制上的缺陷，導致歐元區國家債務大規模積累，為后來的歐債危機爆發埋下了隱患。從2009年12月希臘危機開始到現在已是危機的第五個年頭，盡管在此期間歐盟、歐元區各國從財力救助、制度建設等各個方面做出努力來應對危機，但由今年3月塞浦路斯危機可以看出，債務危機的影響仍在發酵。
2、歐債危機的演進過程
2009年10月20日，希臘政府宣布當年財政赤字占GDP比例將超過12%，遠高于《穩定與增長公約》允許的3%上限（事實達到15.4%）。2009年12月，三大國際評級機構相繼下調希臘信用評級，希臘國債遭到大規模拋售，歐債危機由此爆發
隨著次年2月5日西班牙股市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市場恐慌而暴跌6%，創下15個月以來的最大跌幅，以及2月10日美國銀行業在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風險敞口達到1760億美元，希、葡、愛、西和意大利等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問題開始暴露，債務再融資變得困難，同其他歐盟國家間債券收益價差和信用違約互換價格也逐漸加大，市場信心危機在歐洲范圍內蔓延。
2010年4月27日，標準普爾把希臘信用評級從BBB+下調為BB+。而債務危機已不局限于希臘：2010年3 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為AA-；4月27日標準普爾把葡萄牙信用評級下調；次日，標準普爾又下調西班牙信用評級，把評級展望前景定為“負面”。6月7日，歐元兌美元匯率一路跌破1比1.19，創下自2006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7月13日，穆迪把葡萄牙的信用評級降至A1。11月21日，愛爾蘭繼希臘之后向歐盟和IMF請求金融救助，這標志著債務危機開始向程度深化方向發展。同時，歐盟27個成員國中20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占GDP 比例超過3%的上限，包括歐元區第三、第四大經濟體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多個歐洲國家都卷入危機。
2011年4月，盡管愛爾蘭政府已采取緊急應對措施，但穆迪還是把愛爾蘭銀行債務調低至垃圾級別。6月13日，標準普爾根據歐盟和IMF雙邊審計的結果，將希臘債務級別調整到CCC。9月20日，意大利信用評級被標準普爾從A+下調至A，評級展望是“負面”。 11月24日，惠譽將葡萄牙評級由BBB-下調至BB+。2012年1月13日，標普調低了法國的長期信用評級，從最高評級的AAA下調至等級AA+。1月27日，惠譽下調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塞浦路斯和斯洛文尼亞等國的信用評級，評級前景均為“負面”。
2012年以后，歐洲為應對債務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譬如實行“購債計劃”、 簽署“財政契約”、出臺“銀行聯盟”路線圖、由被動應付危機轉向反危機與促增長并重、歐洲穩定機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EMS）正式生效、消除希臘脫離歐盟的威脅等等①，但時間轉入2013年3月，塞浦路斯的銀行因大量持有希臘政府債券而遭受巨額虧損，政府宣布存款人征收銀行存款稅，導致資金大規模撤離，隨即標準普爾把塞浦路斯的信用評級下調為CCC級，促使債務危機爆發，從而引發國際市場對歐元的預期再度下跌。
3、歐債危機的內在成因
3.1、歐元區內部經濟趨異
盡管單一貨幣區建立促進了區域內要素跨國流動、產業國際分工和轉移，擴大了產品銷售市場和投資空間，但是由于不同的經濟水平、資源稟賦以及國際分工，各成員國之間從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和承擔風險存在相當的差異，必然呈現國家發展的不平衡性，以致出現所謂的“雙速歐洲”現象。經濟上的雙速歐洲是指“歐盟或歐元區內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對外貿易的活力、宏觀經濟形勢、債務負擔、勞動生產率、財政赤字，甚至勞動者的勤勞程度都有顯著的差別，其結果是南歐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及北歐國家”②
表2的數據表明從1999年單一貨幣區建立到2010年債務危機全面爆發和升級期間，歐元區成員國間在宏觀經濟指標方面存在巨大著的差異：經濟增長率方面，最高位盧森堡的4%，最低為意大利的0.7%；人均GDP 方面，最高為盧森堡7.9萬美元，最低為葡萄牙1.7萬美元；失業率方面，最高為西班牙12.4%，最低為荷蘭3.8%；通貨膨脹率方面，最高為希臘3.3%，最低為德國1.5%；財政收支方面，只有芬蘭、盧森堡實現盈余，而表現最差的希臘則有6.9%的赤字；經常收支方面，盧森堡順差達到9.6%，葡萄牙、希臘的逆差均在9%以上。德國、荷蘭、奧地利、盧森堡等北歐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競爭力明顯優于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國家。
按照“內生性假定”理論，經濟趨異的歐元區各成員國成立單一貨幣區域后，可以運用單一貨幣區所具有的自我強化功能加速歐元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縮小并消除區域內國家之間的經濟差異，使得經濟趨同成為單一貨幣區的運行結果。但在歐元區實際運行過程中，表2呈現的巨大經濟差異以及各成員國不經濟周期不同、勞動要素價格扭曲、勞動生產率差異、生產要素流動困難、經濟全球化等因素的作用之下，使得由歐洲央行統一制定并實施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很難對所有成員國的宏觀經濟狀況產生有利影響。
新成員國加入使得原有的經濟差異進一步加劇：2007年新加入的斯洛文尼亞當年取代葡萄牙成為歐元區內經濟發展程度最低的國家；2008年加入的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9年加入的斯洛伐克等成員國的在歐元區內的人均GDP都排名末位，使得歐元區內人均實際GDP的最高值與最低值的倍數從2005年的3.78提高到了歐債危機爆發當年的2009年的6.54，客觀上促使歐元區內部經濟失衡和經濟趨異顯著化。③
歐元區成員國間顯著的“雙速”現象，以及同時歐元區的機制未能使得這一現象得以有效緩解，造成歐洲央行制定并實施的單一貨幣政策無法有效發揮功能，缺乏貨幣政策手段的歐元區弱國只能過度依賴財政政策工具調節國內宏觀經濟，從而助長了債務危機在這些國家發生。
3.2、歐元區內部在結構上的深層次矛盾
3.2.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非對稱搭配
按照經濟理論，只有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保持一致的產出和物價目標時，兩大經濟政策工具才可以有效保證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歐元區是由眾多國家構成的單一的貨幣區域，區域內成員國將其貨幣發行權以及貨幣政策的調控權讓渡給了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歐洲央行具備超國家貨幣的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的制定權和實施權，但在實施政策工具的過程中缺乏財政政策工具與之相匹配；各成員國保留的財政政策工具成為調控社會經濟運行的主要政策手段，但在實施過程中同樣缺乏貨幣政策與之相匹配。
歐洲央行主要職能包括發行單一貨幣、制定單一貨幣區貨幣政策、管理單一貨幣區利率和貨幣儲備。歐洲央行觀點認為，“一個具有高度公信力的貨幣政策將有助于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和提高居民生活品質；追求過多的政策目標將會增加貨幣政策的風險負擔，最終導致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④確立了以物價穩定為導向的宏觀政策目標，以維護歐元區貨幣與物價的穩定。歐元區作為單一貨幣的經濟區域，其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和國家一樣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等內容，但不同目標的往往難以同時兼顧，甚至在特定內外因素作用之下相互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性和替代性，堅持貨幣與物價穩定政策目標的歐洲央行與以追求經濟發展、增加就業為目標的歐元區成員國在宏觀經濟政策上的相互沖突和妨礙。
同時，作為兩個政策工具的政策主體的歐洲央行和成員國政府在運用既有經濟政策工具以實現自身宏觀政策目標的過程當中，都同樣面臨著政策工具不足與工具組合缺乏的風險。可見財政與貨幣兩大經濟政策的政策主體相分離成為歐洲債務積累和危機爆發的制度根源，并且使得危機發生后歐元區內部的自我救助能力大為削弱。
3.2.2、單一貨幣政策與區內各國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矛盾
由于歐洲17個國家構成的歐元區內部呈現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貨幣區共同經濟政策方向受大國主導的跡象顯著。區域內內的主要大國，特別是作為區域內經濟力量排名一二及主要政治實體的德國、法國，對于歐洲央行制定及實施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意志能夠施加比區域內其他國家更大的影響力，導致歐元區在貨幣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中對主要大國的意愿及宏觀經濟狀況的傾斜。至于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相對較弱的希臘、葡萄牙、愛爾蘭等小國，就成為歐洲央行政策制定實施的次要考慮對象，歐元區總體推行的貨幣政策同這些小國經濟運行狀態和軌跡的不匹配，甚至相背離，從而對小國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
德國中央銀行執行董事科茨曾指出：“歐元區經濟的現狀越來越向貨幣政策提出了挑戰，這主要體現于各成員國在經濟增長上的差異、經濟結構的不同、金融市場的不對稱，以及工資形成過程的區別?！雹輾W元區內實行單一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當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歐元區經濟弱國不可能像一般國家那樣根據國家經濟波動采取貨幣政策進行靈活性、針對性與有效性的經濟調節，因此希、葡等區域內小型經濟體為對沖歐元區單一貨幣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加深了對國內財政政策工具的依賴，而缺乏與之相匹配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與支持，這種依賴進一步得到強化，成為競爭性財政支出的根源之一。
3.3、歐元區成員國的負債型財政支出
3.3.1、單一貨幣體系導致財政機會主義
歐元區成立使得各成員國喪失貨幣發行權及貨幣政策工具，只能依賴財政政策對國內經濟實施調控。財政政策工具的實施需要財政收入支持，而財政收入的兩大主要來源為稅收和發行政府債券，但增加稅收會減少居民可支配收入，削弱企業擴大再生產和投資能力，從而抑制社會總需求，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同時增稅也容易招致社會成員不滿。因此歐元區成員國對通過發行債券維持財政平衡存在偏好。
一方面，歐元區綜合經濟指標使得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貨幣，在國際信譽和風險方面遠優于已退出流通領域的個成員國的貨幣，與此同時歐元信譽也成為區域內各成員國的公共產品，由于公共產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及不可分割性，所以各成員國都能夠“搭便車”，從歐元的信譽中獲益，損害歐元信譽的成本則可以轉嫁給整個歐元區。另一方面，因為歐元區的成立使得各成員國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加深，促進了資金流動。以上兩個方面導致各國國債市場的利率下降，借貸成本減少的各成員國政府基于自身利益選擇財政機會主義的傾向性得以加劇，進而產生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動機，造成巨額的財政赤字與債務，大大突破《穩定與增長公約》關于的歐元區各國財政赤字與政府債務水平分別不能超過本國GDP的3%與6%的財政紀律，并導致債務危機的爆發。
3.3.2、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
二戰后歐洲國家開始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高福利制度建設，盡管促進了歐洲國家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障社會穩定，但也導致某些歐洲國家財政開支不斷增長、政府債臺高筑的局面形成。高福利制度基于經濟增長才能保持穩定運行，作為區域內經濟強國的德國、法國就可以憑借較強的經濟競爭力實現經濟增長以維巨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但相對于國家競爭力較弱的希臘等國在加入歐元區以后，為取悅民眾的政府強行將社會福利推高至與歐元區強國的水平，沒有經濟增長支撐的高福利制度就向負債運作模式蛻變。盡管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明白以借債維持的高福利遲早會對國家信用和社會經濟產生嚴重后果，但國內普遍實行代議制民主政體，而社會高福利制度是實現民選政府選票利益的最大化的重要手段之一。
表3的數據表明歐元區國家的社會福利開支在2002年—2011年間總體呈上升走勢。作為歐債危機重災區的希臘和西班牙在這段時期內社會福利開支分別提高了39和36個百分點，而經過施羅德改革的德國下降了27個百分點；歐盟和歐元區在危機爆發的2009年社會福利開支占GDP比重分別達到最高點169%和179%，隨后略有下降，但未低過16%和17%的水平。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的社會福利開支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所增長，原因就在于習慣享受高福利的國內民眾對削減福利開支的大規模抗議，以及成員國政府官員為取得選票支持而兌現提高福利待遇的選舉承諾。
在面臨債務規模急劇擴大、儲備資產規模因出現國際收支逆差而日益縮小使得財政赤字與債務積累超過現有融資及清償能力的困境時，歐元區政府為了實現其政治利益最大化，選擇降低信用與進行債務違約便成為最優策略，債務危機在這種推動下內生形成。
4、歐元區的治理困境
4.1、歐元區財政改善的困境
正如前文中的分析，歐元區成員國在內部經濟趨異削弱單一貨幣政策效果、單一或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不匹配、財政機會主義及代議制政府模式導致財政過度開支等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被助長，因而嚴格各國的財政紀律、實行財政緊縮政策以限制赤字與債務規模就成為歐元區應對危機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從代議制政府模式來看，財政紀律很難得以實施。
在歐元區弱國的經濟競爭力遠遠不如歐元區強國的情況下，歐元區弱國維持與歐元區強國相同的高福利及工資水平的方式只能是擴大赤字和大量舉債，反之，降低歐元區弱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水平的方式就是削減高福利和工資標準。但這一方式意味著歐元區弱國必須接受經濟低增長、較低的福利和工資，既不符合這些國家的利益，也不符合執政黨派的國內政治利益。譬如2010年5月2日，希臘爆發10萬人的全國性罷工，抗議政府緊縮財政計劃。⑥
即便歐元區債務發生國為獲得財政救助而不得不嚴格自身財政紀律、推行緊縮計劃，這種在財政支出方面的約束也只能是短期行為，一旦歐元區對債務發生國實施救助，過度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后果得以被埋單，很可能產生擴大支出的道德風險，限制財政開支的約束立即會轉為軟約束，刺激危機后區域內各國經濟增長動力衰弱、依賴擴大財政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意愿。
4.2、歐元區“最后貸款人”的困境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之際，歐元區并沒有一個能夠在“危機時刻盡到的融通責任、滿足經濟區域內對高能貨幣的需求，以防止由恐慌引起的貨幣存量的收縮”的最后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由于以下原因歐洲央行無法在債務危機到來時充當成員國的最后貸款人：一是歐元區單一貨幣與分散財政的經濟體制構架，缺乏緊密有效的經濟政府與財政聯盟；二是仿效德意志聯邦銀行建立的歐洲央行具有極強的獨立性，以保持物價穩定、防止通貨膨脹為的宏觀貨幣政策目標，不能在一級市場購買政府債券，以避免在政治干擾下將危機發生國的債務赤字貨幣化，而且《馬約》中的“不救助條款”也限制歐洲央行向出現問題的成員國提供直接貸款，除非歐元經濟危機危及歐元的穩定及存亡時才能對區域內經濟狀況實施直接干預；三是歐元區經濟力量排名第一位和危機后政治經濟影響力顯著增加的德國基于自身利益和政治選擇傾向性強烈反對歐洲央行發揮最后貸款人作用⑦。
歐洲央行作為歐元區的中央銀行，在危機到來后進行了一定程度的作為：在債券市場進行操作、調低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降低銀行到歐洲央行貸款抵押的門檻、恢復同美元互換及二度聯合全球五大央行向歐元區提供美元流動性等等，盡管以上措施對危機蔓延有一定程度的緩解，但依然不能滿足債務危機后歐元區內的流動性匱乏。所以2010年12月2日歐洲央行召開的貨幣政策月度決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主導利率維持在1%的歷史最低水平，并向金融機構注入流動性⑧；2011年12月初歐洲央行決定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分兩次向歐洲銀行業注資，增加歐洲金融機構的流動性。⑨
歐洲央行若迫于危機形勢而充當最后貸款人，采取給發生債務危機發生國注入歐元清償力以緩解危機的救助措施，很可能使得“發生債務危機國不僅能從過去的‘搭便車’中獲得好處（征收國際鑄幣稅），還能繼續‘免費乘車’。對債務危機的救助將使區內信譽良好國的經濟利益受損（被征收鑄幣稅），這些國家由此而改變財政政策”⑩，加劇歐元區各國競爭性財政支出的局面。真正解決這個困境仍在于建立財政聯盟與經濟政府。
4.3、歐元區內部危機應對機制的困境
為規避歐元區成員國在國內經濟運行出現問題時產生道德風險，《馬約》明文禁止歐洲央行或成員國中央銀行直接向發生經濟問題的成員國中央政府、聯盟機構貸款以及購買債券的行為，同時其第125款規定：“歐元區各成員國政府必須獨立地對其所發行的債務承擔責任，嚴格禁止歐盟或者任何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分擔某個歐元區成員國所發行的債務”不過以上“不救助”內容未有效抑制成員國擴張性財政支出的偏好，反而在債務危機爆發后限制了危機發生國的及時及時獲得救助資金的條件。
盡管歐洲金融穩定基金（European Financial Stability Facility，EFSF） 作為應對危機的救助機制在2010年5月9日由歐元區17國共同創立，并在2011年擴大了規模、將上限提高到1萬億歐元，“但受資金籌措和各成員國國內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和制約，該基金在援助發生債務危機的成員國方面仍然行動遲緩且效率低下”。
另外，缺乏緊密高效的財政聯盟導致歐元區強國與弱國、大國與小國之間不存在有效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單一貨幣區域建立使德國制造業產利用一體化的市場條件創造了巨額的貿易和財政盈余，保持并提高其作為歐元區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在貨幣一體化中獲得收益最多；經濟競爭力、產業結構相對薄弱的希臘、葡萄牙等國在歐元區市場內處于不利競爭地位，承擔了貨幣一體化較多的風險及成本。由于沒有國家之間的財政轉移支付度來平衡這種收益與風險、成本的不對稱性，從而使得在債務危機爆發后成員國之間就財政救助問題引發矛盾和沖突，加大了危機救助的難度。
5、結論
從歐元區的缺陷及困境上的分析可以看得出，盡管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歐債危機的問題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危機的根源仍在于歐元區自身存在的各種缺陷，但在治理這些缺陷的時候卻又面臨種種難以克服的困境，比如建立緊密有效的財政聯盟以改變兩大宏觀經濟政策分離的現狀，促進單一貨幣政策和單一匯率政策對歐元區各國的政策效果的均等化，危機重災國爭取國內民眾支持以促使現有的公共財政支出結構改善等等，以上內容不無受到歐元區各國之間以及各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利益團體等內外因素聯動的制約，因而加大了債務危機解決的難度，致使直到目前為止危機仍然在持續發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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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3
關鍵詞: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8-0126-01
1 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背景及意義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不斷加深和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不斷密切,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由于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11月5日我國首次明確提出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在隨后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重申了我國將在一段時間內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反周期調節的作用,以保障貨幣供應量的合理增長。國家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旨在要在全球金融危機蔓延的背景下保持經濟平穩、快速地增長,并在財政政策的配合下,以保證我國順利渡過金融危機帶來經濟沖擊。
2 正確理解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含義
我國由從緊的貨幣政策轉為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標志著國家為了適應國際經濟環境的調控方向的重大轉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確保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的有力保障。具體剖析,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區別于寬松的貨幣政策。
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所面臨的宏觀經濟環境背景不同,前者主要適用經濟發展明顯減速或者即將進入下降周期的經濟環境,政策目的在于繼續給經濟增長的動力,遏制經濟下滑,最終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持續性;后者則主要在經濟蕭條或者發生經濟危機時候采用,它作為一種反危機的宏觀經濟政策,政策的目的在于減短經濟蕭條或者經濟危機的時間,以拉動經濟的復蘇。此外,后者主要通過擴張貨幣供應量來刺激經濟復蘇,雖然前者也強調通過放松信貸管制來增加貨幣供應量來促進經濟增長,但兩者之間的寬松程度存在差異,即主要體現在“適度”一詞上。
當前經濟背景下,我國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因為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未出現流動性枯竭的狀況,中央銀行不必采取完全寬松的貨幣政策。只有把握好貨幣政策的實施力度,審時度勢,才能保證經濟的穩定。如果采取過激的調整政策,則可能引發許多潛在的問題,例如,信用過度擴張極易導致資產泡沫,進而影響金融安全。雖然我國前一段實施的從緊的貨幣政策為貨幣政策的總量性調控預留了很大的空間,但是政府仍需要堅持審慎原則,力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一致,并采取措施提升市場自我調整的能力。
3 有效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路徑的探析
有效地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實現其政策目標的實現具有戰略意義。面對后金融危機的形勢,筆者認為,我國要有效實施適度寬松貨幣政策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3.1 強化對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前瞻性
為了保證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宏觀當局就必須審時度勢,不斷地根據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來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應該考慮到貨幣政策的時滯性,這也就要求國家所推出的適度寬松貨幣政策必須具備前瞻性,寬松的程度要將政策的時滯考慮在內,準確預測宏觀經濟未來的變化趨勢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雖然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綜合考慮了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政策的前瞻性有所增強,保證了經濟、金融的穩定發展,但是在特殊的經濟形勢下,這種政策前瞻性意識尤其需要強化。我們不僅要高度重視對國際經濟、金融、資本流動發展狀況的實時監測,而且要及時預見、發現經濟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相應地調整貨幣政策調控方案,有效地保障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
3.2 準確把握寬松貨幣政策的適度性
我們知道,貨幣政策強調對宏觀經濟總量的調節,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實際上貨幣政策的實施還伴隨著一定范圍的結構調整。因此,在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過程中,有關當局要把握政策實施的程度。首先,要在審視國內外經濟形勢的基礎上,配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加大銀行信貸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以滿足經濟發展對貨幣的正常需求;其次,加強流動性管理。改善流動性管理要密切關注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變化情況,靈活運用存款準備金等政策工具靈活調整,對于流動性不足的金融機構給予一定的資金支持,以確保整個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轉。
3.3 努力實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
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作為政府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大政策工具,任何時候都不是獨立,都要尋求一種配合來克服市場的缺陷。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可以通過適度放松銀根,降低融資成本等措施,來為企業提供較為寬松的融資環境;積極的財政政策要與之協調配合,著力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的新一輪增長。當前形勢下,只有實現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的有效配合才能最大程度低保證經濟發展的穩定性,才能刺激經濟逐步得到恢復。
總之,當前形勢下,我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屬于明智之舉。但是,在實施的過程中,我們還應該強化對政策的前瞻意識,審時度勢,推動經濟的新一輪增長!
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4
關鍵詞：新常態；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中圖分類號：F82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層人民銀行處在貨幣政策傳導體系的前沿位置，面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勢，如何把握貨幣政策的傳導力度，充分發揮貨幣政策在總量平衡、結構調節中的作用，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實現地方經濟金融的協調發展是當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課題。
一、制約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層貨幣政策傳導的時滯較長
目前，Υ笮蛻桃狄行的管理實行統一法人制度，準備金由總行統一繳存，并且商業銀行采取集權式的信貸管理體制，貸款審批根據項目額度分層授權，基層行特別是縣級商業銀行授信權限較小，貨幣政策的作用受多個環節的影響而削弱。另外，由于經濟條件或認識因素限制，基層市場主體反應還不靈敏，對宏觀調控政策動向關注不夠，各方主體不能及時根據央行的貨幣政策信號調整投資計劃，使得貨幣政策傳導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層可運用的貨幣政策調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層人民銀行運用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導、再貸款、再貼現等，而“窗口指導”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強制性的措施，對金融機構缺乏“威懾力”，至于再貸款和再貼現，也由于基層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觀調控作用相對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貨幣政策在基層傳導效能不高。
（三）企業資金需求與信貸資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業資金需求具有季節性和及時性的特點，而商業銀行對貸款手續要求實行審貸委員會層層審批，與企業對資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風險行業，貸款風險客觀上就存在，而金融機構對發放貸款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基層信貸部門開展貸款營銷的積極性。三是基層部分小微企業財務管理還不規范，財務體系不健全，難以符合銀行發放貸款的管理要求。
二、貨幣政策傳導中需關注的問題
（一）完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
目前，金融、財政、發改、稅收、建設等部門職責不同，在宏觀調控中各部門的意志和步調很難統一，基層人民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決策時可能會受到來自其他方面的干擾，或將影響宏觀調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觀調控協調配合機制，既做好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相互搭配，還要做好貨幣政策與產業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配合。
（二）準確把握宏觀調控力度
由于地區之間經濟結構、金融結構、市場發育程度、政府行為模式等各不相同，對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認知角度、承受能力和執行效果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因此，基層行應正確認識和處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措施的統一性和差異性的關系，準確分析判斷經濟形勢和各行業景氣的狀況，適時適度，區別對待，把握好調控力度，為經濟健康發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觀調控的市場基礎
貨幣政策的迅速傳導必須要有反應靈敏的市場主體，這樣才能做到上下貫通，各項宏觀調控目標才能順利實現。因此，應加快完善金融市場體系，不斷推進投融資體制、財稅體制改革，推動貨幣市場、債券市場、票據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推進企業改革，使其真正成為市場主體，為基層人民銀行傳導貨幣政策營造有利的市場空間，推動提升貨幣政策在基層的傳導效力。
三、提升基層貨幣政策傳導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提高貨幣政策實施效應
引導商業銀行適應目前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在加強風險約束的同時建立相應的信貸激勵機制，促使基層行積極為中小微企業提供有效的信貸支持和優質的金融服務。此外，地方政府應引導各方加大社會信用環境建設，在對逃債企業黑名單曝光的同時，采取行政和經濟懲罰等強有力措施打擊企業逃債行為，使之付出失信代價，努力營造良好的社會信用環境，增強金融機構增加貸款投放的信心，為基層人民銀行在轄區內有效貫徹執行貨幣政策提供先決條件。
（二）健全貨幣政策協調機制，增強政策執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銀行、監管機構、政府職能部門、金融機構和新聞單位組成的金融工作協調督促機構，完善貨幣政策的交流、反饋、檢查、宣傳工作，為政府了解和響應貨幣政策、有關部門貫徹貨幣政策、媒體宣傳貨幣政策提供窗口或平臺，發揮各方主體在促進貨幣政策實施、服務地方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引導全社會投資、消費預期，提高貨幣信貸政策傳導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三）加強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調查，拓寬貨幣政策傳導的信息渠道
不斷完善人民銀行、地方經濟管理部門、監管機構、大型企業之間的溝通交流機制，從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煉有價值的信息，使基層央行真正具備宏觀經濟管理工作應有的視野，提升貨幣政策傳導的質效。同時，人民銀行要不斷結合經濟新常態下，經濟金融發展的實際，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開展調查研究，及時把有關宏觀經濟政策的落實情況向上級行和地方黨政反映，以便決策參考。
（四）加強各方之間的溝通銜接，提升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基層人民銀行、財政、發改、工信、農牧、稅務要加強橫向間的聯系，根據轄區實際做好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之間的銜接，建立銀行與地方財政的風險分擔機制，充分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引導地方金融機構加大對地方主體產業、項目建設、 新興產業、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幫助企業努力拓寬融資渠道，優化企業資金結構，使項目建設與信貸資金更好地銜接起來，增強信貸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綜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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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5
一、幾年來財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
當1997年我們還在將“九五”期間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任務取向于控制通貨膨脹時，當年的零售物價上漲率已經控制在0.8％的水平上了，而1998年零售物價下降到-2.6％。20世紀如年代后期以來，物價持續走低，待業和下崗的職工也越來越多，于是國家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即每年為此專發國債1500億至1950億不等。2003年又要發行1500億國債，這對拉動國民經濟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以為，財政政策的方式和效果值得反思。
擴大需求的財政政策至少有三種。第一種是財政赤字向銀行透支，銀行不借款給財政，用超經濟增加貨幣的辦法來平衡，多增加的貨幣沒有相應商品和勞務的保障，分攤在現有的商品和勞務上，擴大需求，引起價格水平的上升。這種辦法的使用已經被人民銀行法和國際性的銀行協議所禁止。從實際的運行來看，由于物價持續走低，流通中貨幣量增加不多，就是這幾年經濟發行貨幣的部分，有一些實際用來補充了銀行的資本金，有一些用來核銷企業欠銀行的不良資產，消化銀行中多年的呆壞賬，部分用來再貸款。資金這方面的運用，對于擴大需求幾乎沒有用處。
第二種是政府對企業和投資者減征稅收，使其投資成本降低，資金盈利水平提高，再投資能力增強，投資積極性上升，從而使社會總投資增加，擴大投資總需求。英國的撒切爾、美國的里根，在經濟不振時，都曾用減稅的辦法進行過刺激；目前，美、英、法、德等國也都在或多或少地用減稅來克服各自的通貨緊縮和經濟不振。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相反地，增加企業和投資者的稅負，是一國在經濟過熱時抑制投資需求的一種方式。因為增稅會降低投資和資金的利潤率，加大企業的投資成本，削弱企業再投資的資金能力。
第三種是發行國債，財政向銀行和居民借款來增加投資，擴大需求，拉動國民經濟增長。1998～2002年，各年政府的內債分別為3228億、3715億、4157億、4604億、5000億，各年名義增長率為33.9％、14.7％、12.2％、10.8％、8.6％。其中一部分資金投入國債投資項目，購買水泥、鋼材、砂石等建材和設備，再加上它的乘數效應，擴大了投資需求，拉動了國民經濟的成長。
雖然幾年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擴大總需求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方式和效果我覺得還是需要反思。
首先，發行國債擴大總需求與稅收增加太快抑制總需求相矛盾，甚至稅收增長太快抑制投資使需求萎縮，很可能抵消了由國債發行擴大的總需求。我們來看近幾年經濟增長與政府債務增長和稅收增長的關系（見表1）。
表1 財政稅收增長、國債增長與經濟增長
單位：％、億元
附圖
注：本表根據各年《中國統計摘要》和國家稅務總局網有關數據整理，其中財政收入增長速度中不包括債務收入。
通過表1可以看出，從1999年開始，財政收入（稅收和各種向企業事業收取的預算外資金）增長的速度，遠高于國債的增長速度；而且國債增長速度從1998年的33.9％下降到2002年的8.6％；到2003年后，國債發行的很大部分要用于還本付息，國債能用于投資擴大需求的規模也相應減少。而這幾年，稅收的新增加額規模很大，幾倍于國債的增加額。因此，可以斷定，發行國債擴大的總需求，實際上完全被稅收增加所抵消。實際的宏觀經濟管理政策中我們用了兩種作用相反的政策，即發行國債來擴大投資需求，而用增加稅收來抑制需求。只不過，稅收增長太快，如果再不發行國債來進行平衡，那么稅負抑制經濟增長的力量會更強。
一些學者和政府部門的官員認為，財政收入增長和稅收增長快于GDP增長，并沒有增加企業的稅負，沒有影響總需求，也沒有致使經濟運行過冷。這是一種在經濟學上可能是講不通的說法。供給經濟學論證過稅負增加對需求的影響，并且以許多國家的數據進行過驗證，而且也有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成功的實例。稅負增長快于企業生產和經營的增長，的確影響了這幾年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使國家不得不以發行國債的方式來彌補社會投資的不足。
自1994年稅制改革后，從財政收入的縱向分配看，中央從省里集中過多，省里從市地集中過多，市地從縣里集中過多，而縣則從鄉鎮、企業和農民頭上集中財力。只有這樣，縣鄉鎮才能平衡本級預算，才能養活龐大的吃皇糧的公務員和事業人員。這樣，中央和省靠稅收，市地、縣和鄉鎮靠收費，結果，雖然中央再三強調禁止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但是地方上從企業和農戶中的收費很難減少，而且逐年增加。實際上，如果按照負債、開支、資產、未來收益計算，2/3的縣財政幾乎破產，3/4的鄉鎮財政已經破產，4/5的村債務累累，年年增加的稅收和收費，已經使許多縣鄉村中的企業倒閉和瀕臨倒閉，許多小生產農戶加速破產（大多數農業小生產難以為繼，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這是一個大的趨勢，但是如果收費太高，會加速農業小生產的破產，使城鎮在還沒有創造很多就業機會的情況下涌入大量的農民，加重城鎮的就業壓力），于是使得縣鄉村的稅源更加萎縮。形成稅費源減少，支出需要量大，越是加重稅費征收，稅費源越少這樣的惡性循環。
一些學者和官員總是論證中國的稅負如何如何不重，財政比例如何如何在國民收入占的比例低等等。但是，從許多國有企業來看，不僅要交納17％的增值稅、33％的所得稅等稅項；還要交各種收費、各種攤派、各種罰款，還要訂報紙、搞贊助等；還要辦社會，支付已經給國家納稅而應當由國家維持的學校、醫院、幼兒園等的成本。從個體私營企業來看，除了交正常的稅收，各種收費、攤派、罰款、拉贊助、訂報刊的“灰稅”和“黑稅”已經占到企業上交款項的1/2到2/3。企業再投資的積極性和能力受到極大的損害。目前吃皇糧人員（村、鄉、縣、市地、省、中央各級）福利、辦公等費用就要占到國民收入的20％-30％，如果僅僅依靠稅收來養活這些人，占國民收入16％左右的稅收根本就不夠用。我估計，如果將國有企業的社會負擔，國有企業稅外的各種收費，個體私營企業稅外的灰稅和黑稅算在一起，加上正當的稅收，廣義的財政分配已經占到國民收入的40％左右。
其次，再發行國債來擴大需求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也受到制約。從國外許多國家實行的財政政策看，它是一個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一般三五年就應當結束。然而，如果今年消費需求的增長不見增速，社會投資不能替代國債投資，物價仍然低迷，信貸放款仍然相對萎縮，發行國債的政策就不可能退出，這使得短期政策長期化了。
問題是即使我們繼續實行發行國債來擴大總需求的政策，這種辦法的邊際作用也逐步下降。從表1我們可以看出，國債的增長率在逐年下降，如果今后的幾年里不大規模增發國債，國債的增長可能會趨于零，只能維持經濟運行，而失去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到期的國債需要還本付息，到了還本付息的高峰年，每年發行國債的一半，甚至一半多都要用來還本付息；銀行和居民所得的這部分還本付息收入，或者儲蓄率很高，或者放貸困難。因而能用于擴大投資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國債收入比例下降。
第三，常規的財政政策，其目的是通過短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擴大需求，拉起物價水平后，社會投資進入，政府投資退出。而且，國債項目主要投資于非經營性的公共設施、生產性的基礎設施和能源、電力等基礎工業，這些領域的特征是短期內可以增加就業（主要是建筑安裝、建筑材料、機械設備等），增加短期的投資和消費需求；長期來看，沒有增加就業的持續性。比如一條高速公路，在修筑時，需要很多工人，發放了許多工資，但是建成后，能增加的收費員、維修工人、管理人員等就業崗位非常有限。而由于政府投資的性質，政府投資于競爭性企業的經營和體制風險太大，國債投資基本上不能投資于加工工業和第三產業，而這些領域又是容納勞動力持續就業的最大場所。這也決定了為什么財政政策是短期的措施，它的目的是刺激社會投資，而如果是用財政政策長期替代社會投資來維持一個國家的總需求，將是一種非常錯誤的策略。
我并沒有批評這幾年國家稅制改革和積極財政政策的意思，而且非常贊同不得已的情況下，用發行國債的辦法來刺激需求和拉動經濟增長，并改觀1994年以前中央財政向地方借錢而危及中央權威（蘇聯解體前，財政方面就是中央向地方借款）的情況。而且，也特別理解國家彌補社會保障缺口、科技教育、支付結構調整和國企改革成本、扶貧幫困各方面緊迫的資金需要。然而，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必須實事求是，也必須講經濟規律。目前的財政體制和政策，在擴大總需求和增加就業方面，有它的局限性和效用遞減性，而稅費太重則是社會投資不振、就業崗位缺乏、消費需求增長放緩的重要原因。
二、從增長和就業角度評價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的手段是什么呢？從西方經濟學上講，是基準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但是，運用這些手段的假定前提是，銀行是產權明晰的商業銀行，存款轉化為貸款的渠道是暢通的，這種情況下，用這樣三種辦法來擴大和減少貨幣的供應量。
從宏觀經濟流程來看，儲蓄是供給，投資是需求，儲蓄必須順利地轉化為投資，才能使宏觀經濟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相平衡。而儲蓄轉化為投資，從間接融資渠道看，就是銀行中的存款能不能轉化為貸款。我們的一些學者，在研究宏觀經濟問題時，總是從M[，0]到M[，2]的多少看問題。實際的經濟運行中，M[，1]和M[，2]是潛在需求能力，只有它轉化為貸款時，才變成了有效需求；如果轉化不成現實的需求，雖然它是銀行中的存款貨幣，但它只代表儲蓄，即倉庫中、貨架上的商品，是供給在銀行中價值符號。因此，銀行中的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如果不能及時地貸出去，對于擴大投資需求是沒有用處的。在中國以M[，1]和M[，2]的增加來論證沒有通貨緊縮，在理論上是一件尷尬的分析，如果M[，1]和M[，2]增長很快，但是實際經濟運行中款貸不出去，學者們的研究結果將會與實踐大相徑庭。本來是通貨緊縮，物價負增長，他可以認為是沒有緊縮，甚至他可能還會說有通貨膨脹的危險。
實際上，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平衡和關系，從金融角度看，最基本的還是存款與貸款的關系。西方經濟學假定制度是既定的，存款和貸款的關系也是既定的，即存款轉化為貸款的機制和渠道是順暢的。因此，可只考慮影響其基本關系的利率、準備金率和國債的吞吐。而除此之外，如果某種特殊的因素影響存款過多，貸款貸出去的較少，總需求必定要萎縮。如果這種萎縮是體制原因造成的，則利率、存款準備金和公開市場業務等總量性的政策醫治不了這種病癥。我們從表2可以分析金融機構貸款與存款比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
表2 金融機構貸存比與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關系
單位：％
附圖
注：根據人民銀行網、國家統計局網有關數據計算整理；物價2000年及以前為零售商品物價上漲率，2001和2002年是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失業率是根據有關文獻、調研和物價低迷、貸存比萎縮相關推算；貸存比是指金融機構貸款總額比存款總額。
銀行資金與財政國債資金性質不同的是，它主要的投向是非公共性和非基礎性的第二和第三產業，而這些產業的性質是可以容納大量的就業，并且就業有持續性。因此，對于就業的增加，進而消費的增加，并使消費物價活躍起來，銀行貸款資金持續和增長性的注入，至關重要。但是，從表2可以看出，金融機構的貸款和存款比從1993年以來，是持續下降的。從1993和1994年的貸大于存，轉變為1996年以后的存大于貸，而且到了2002年時，貸款占存款的比率只有76.8％。
貸款總額比存款總額比率下降，伴隨著另外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是，有限的貸款結構的變動在促進就業方面沒有起到其應有的作用。我們來看1996年以來就業的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短期貸款結構的變化與不同所有制職工人均短期貸款額的變化。
表3 公有和個私就業與各得貸款的情況
附圖
注：上表中的貸款額是指短期貸款；公有經濟就業是指國有和集體企業就業的職工人數，個私經濟就業是指在個體私營企業中就業的人數：數據以《中國統計摘要》（2002）、中國人民銀行網《報告與統計》的數據計算整理。
從表3可以看出，雖然公有經濟從1996年以來減少了6440萬個工作崗位，但短期貸款余額增加了10391億元，國有和集體企業職工短期貸款的平均額高于個私企業職工短期貸款的平均額20多倍。而個私經濟20世紀90年代以來，解決了70％以上的新增城鎮就業、70％以上的城鎮再就業和70％以上的進城務工農民就業。并且個私經濟2001年就業總量相當于國有集體經濟就業總量的2/3，個私經濟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也占到了40％，但是能從銀行貸到的短期貸款，只相當于國有和集體經濟的2.3％。就平均起來看，2001～2002年，國有和集體企業中的職工平均貸款余額為6到7萬元，而個私經濟的職工平均貸款余額只有2500元。差別之大，實在是不公，實在是驚人。
當然，國有企業進行戰略布局的調整，以后將逐步地從中小企業中退出，其資本有機構成將會提高，因此，比中小型的個私企業人均相應地多貸到款，也可能是正常的。然而，如果個私經濟人均貸款額太低，其貸款總量與國企和集體企業相比，實在是太少。
分析到這里，需要考慮銀行的功能，銀行作為企業，有自己的目標。但是，銀行作為特殊的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和發展中有它的功能。銀行是干什么的，貨幣政策是干什么的？如果說是促進經濟增長，則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個私中小企業的發展，而中小企業沒有貸到應該得到的款項；如果說是促進就業，中國未來的就業大部分需要中小企業解決，而中小個私企業可以看出基本上貸不到款；如果說是穩定物價，則現在物價連年下降，不需要銀行控制貸款，而是需要把款貸出去?？梢哉f，這幾年雖然金融體系和貨幣政策在化解金融風險、減少虧損、增加盈利、降低不良資產比率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是就促進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方面看，作用逐年在弱化。
自1998年以來，我們連續八次降低利息水平，開征了利息稅，實行了存款實名制，同時操作了一定規模的公開市場業務，并也降低了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比率，可以說所用西方總量式的貨幣政策方式、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為什么貸存比率還是持續下降呢？
亞洲金融風暴后，我們對銀行貸款的限制增加，監督的力度加大，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實行了貸款負責制等，這對控制金融風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四大銀行為中心的金融體系還明顯有著官辦和國有的特征，使得過去隨意放款被禁止后，去積極地找效益好的貸款項目的機制還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導致大量的存款不能被貸出去，使貸存比率越來越低。
金融體制改革和風險防范體現在結構調整和控制權上收上，而結構調整使得一些縣域沒有了銀行，控制權上收則使面對企業第一線的信貸員和直面企業的銀行的貸款決定權受到限制，小額貸款的審批更加困難。經濟發展向市場經濟轉變，所有制結構向非公有制調整，企業規模結構向中小企業變動；但是，銀行在反向變動，控制風險的結構調整和審批權上收，一是國有特征基本上沒有改變，二是縱向的、計劃經濟的、為大企業服務的特征更加突出。這樣的銀行體制和控制方式與經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需要格格不入，這也就是中小企業貸不到款的根本原因。
鑒于傳統總量性貨幣政策在中國實施的無效性，有的課題曾經提出讓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進行貨幣政策創新，從而擴大貨幣供應量的建議。這種貨幣政策創新建議，是錯誤和不可行的。（1）本來中國各商業銀行中的信貸資產質量就不高，不良資產率也不低，而信貸資金進入股市是風險較高的資金運用，使銀行體系的風險更大化。（2）銀行資金如果進入股市，將是最大的資金投資者，它的進入將股價拉高后，是與普通股民爭利，還是自己讓利。如果爭利，將坑害廣大的、分散的社會投資者；如果讓利，讓中小投資者出逃甚至得利，大量的不良股權將會由銀行接手，使銀行資產的質量更加惡化。（3）銀行資金進入股市，會導致股市的泡沫，一旦泡沫塌陷，將造成像日本銀行中一樣的更多的壞賬和死賬。（4）中國股市上上市公司的質量和效益大多都很差，許多企業的股票不適合于長線投資，并且其股票價值目前已經大大高于其未來許多年的收益價值，實際上已經是無利可圖的投資；而銀行資產的流動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對投資資產的收益又要求很高，銀行資金不適合投資于中國目前的許多上市公司的股票。
另外，即使銀行通過購買股票將貨幣放出去，擴大貨幣的供應量，得到資金的股民或者企業，能將其用于消費和投資嗎？如果不用于消費和投資，而仍然用于二級市場的炒作，或者為了保險，將款存入銀行，銀行又貸不到加工工業和中小企業上，這樣的貨幣政策，對于擴大投資需求、增加就業和擴張消費是沒有用處的。
2002年中的一個爭論熱點是，消費物價持續走低，與國內需求是不是有關。一部分學者認為無關。他們認為，物價走低與技術進步、改革舊體制和國際市場有關（注：：《釋疑經濟增長悖論》，《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12月31日。）。但是，實事求是地講，國內消費物價的不振，與每年大量的下崗和失業率逐年上升有關。從1996～2002年國有和集體企業中減少就業6000多萬人，除去退休的，放長假的、下崗在再就業中心的、下崗失業的、新進入勞動年齡而沒有找到工作的，農民收入增幅下降等等，無不影響著國內的消費需求。增長實際上是由投資和出口拉動的，而國內消費對增長的推動力減弱。
2002年中的另一個爭論是高速增長與股市低迷的悖論。一些學者認為，股市低迷，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應該有8％。其實，中國的股市由于高投機性，股指高低與經濟增長速度相關性較低，而與所謂的政策信息相關很高。股市上前幾年融到的資，許多沒有投入購買原材料、機器設備、建筑材料、勞動和人力資本，而是投入股市去賺中小投資者的錢，對擴大投資需求沒有多大作用。因此，它對拉動經濟增長貢獻也不大。反過來說，經濟增長速度高低，股市也不會相關變動，甚至經濟增長走低時，如果短期投機資金進入很多，股市市值還會上漲。
要使中國的投資、消費、物價、增長走上良性循環，看來光靠財政發行國債不行，靠目前的信貸格局不行，也不能依靠股市的漲跌，而是要想法刺激民間投資，增加就業，擴大消費，給國民經濟增長形成強勁的推動力。
三、宏觀經濟政策轉型的框架性建議
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有：快速的經濟增長、滿意的就業水平、穩定的物價、平衡和盈余的國際收支，特殊的還有防范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從中國目前的情況看，宏觀經濟的任務是克服緊縮，擴大需求，第一目標是增加就業，而且經濟增長目標與就業目標密切相關，并不矛盾。問題在于，你是用政府為主的辦法來擴大投資需求呢，還是以社會為主來擴大投資需求？未來許多年中，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任務。關鍵是怎樣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是消極防范和化解，還是積極防范和化解？
（一）從行政取向國債為主的財政政策轉向市場取向促進社會投資的財政政策
從前幾年的財政政策來看，主要是想通過政府為主，發行國債，以財政投資的形式，擴大需求，將總需求拉上來，將物價水平由低迷推至合理的水平上，使生產經營企業在市場上有利可圖，擴大投資，進而使國民經濟走出通貨緊縮。但是，實行的結果在前面進行了分析，稅費負擔增長太快抵消了發行國債的作用，國債項目不能形成持續的就業機會，使投資、收入、消費之間不能形成良性循環。
財政政策的目的是什么，財政政策怎樣實施，才能使投資、就業、收入、消費良性互動？如果財政政策只是想將增長速度拉起來，則上公共性和基礎工業項目就可以了，當年的建筑和相關的生產就可以形成新的增加值，速度在短期內就可以上去，就業壓力在短期內也因建筑領域的工作需要和相關需求的擴大，得以緩解。但是，這種目的財政政策，如果不能將物價拉起，不能持續性地增加就業，不能持續性地增加收入，不能持續性地形成消費，也就不能長期和根本地擴大就業、促進消費和推升物價走出低迷。因此，財政政策從目的上看，要從短期拉動經濟增長和解決就業為主，調整為長期解決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為主。
實際上我覺得，有個市場取向的財政政策和行政取向的財政政策之差別。市場取向的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短期的、促進社會投資的財政政策，調動社會投資的積極性，增加投資，擴大需求，使國民經濟走出通縮。而行政取向的財政政策，是忽視社會投資，以政府為主，依靠發行國債由財政來擴大投資，并使這種政策單一化和長期化，將社會資源集中到財政，由財政來行使發展經濟和擴大需求的職能。如果評價前幾年的財政政策，或多或少有行政取向的財政政策的色彩。
只有市場取向的促進社會投資的財政政策，才能比國債性的投資更多和更長期地增加就業，并持續地推動經濟增長。那么，什么是市場取向的財政政策呢？它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1）財政政策盡可能地短期化和社會化，在關鍵時刻起四兩撥千斤的作用，目的是以財政擴大需求的投資帶動社會擴大需求的投資，最終以社會投資替代財政擴大需求的投資。（2）在中國公共資金需要比較緊張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實行減稅的政策，至少可以盡快清理各種收費，杜絕政府各部門、掛在政府部門的各種行政性協會、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各種收費、管理費、罰款、保證金等等灰稅和黑稅。（3）調整中央和地方，特別是與縣鄉之間的稅收分配關系，改變目前越是上一級越是集中財力過多的局面，市縣鄉各級財權與事權相適應，嚴格控制吃皇糧的黨政社團和事業單位的人數，使地方的稅收分配、財政經費與其需要相適應，避免市縣鄉以灰稅和黑稅維持其財政運轉的局面，給市縣鄉的投資者創造寬松和適度的稅費負擔環境。（4）不再征收固定資產投資稅，大范圍和徹底地清理投資項目的各種收費，實行鼓勵社會投資的稅收抵扣制度，取消和降低進入各種行業的保證金、風險抵押金等等，從而降低社會投資的成本，提高其收益，使社會投資有利潤預期和投資能力，釋放社會投資的能量。（5）對銀行向中小企業的貸款，實行優惠的稅收政策。目前各大銀行都成立了所謂的中小企業信貸部，但是大都是響應領導號召和對付輿論及領導批評的擺設。中小企業貸款，由于可抵押資產少，無人擔保，規模小而破產風險較大，銀行大都不愿意貸款。國外對這種中小企業高風險的貸款，為了促進就業，特別是高失業區的貸款，政府都在銀行稅收上給予減少，使銀行可在中小企業的較高風險貸款上得到較高的收益。（6）在西部，特別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實行靈活的土地收費政策，政府免收和少收土地有關的稅費，讓擁有土地的農民直接用自己的承包地入股，延長土地的使用年限至200年，降低土地的獲得和交易成本，使土地資產成為吸引西部大開發投資的重要機制。
（二）從總量性的沒有效果的貨幣政策轉向體制及結構性的促進中小企業貸款的貨幣政策
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區別范文6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為了達到最佳配置生產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義通過談判協商實現成員之間互利互惠及經濟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不斷興起,其背后隱含著多種因素,有著眾多的目標,既有促進貿易、收入和投資的需要,又有實現增長和發展的要求;既有獲取市場準入適應區域與全球化的意圖,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慮。這種以政府為主體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同時也是我們所討論的財政問題?？梢?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并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決定的。
遺憾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中卻很少直接關注財政問題。以被視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核心的關稅同盟理論及其發展為例,維納(Viner1Jacob)及其后繼者們從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投資效應等不同層面和角度,分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成員體、非成員體乃至整個世界的生產、消費、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國際貿易、經濟增長等國民經濟的各個方面的利益或損害。雖然該理論是從關稅及其效應分析這一財政問題出發,而且后來約翰遜、庫珀和馬塞爾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將“公共產品”引入關稅同盟的福利效應分析,并得出了關稅同盟更能滿足成員體政府對各種保護主義傾向的商業政策以及對工業化目標的偏好的結論(田青,2005),但總體看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模型基本上是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下的闡述,很少直接關注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及其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也沒有對區域經濟一體化這一政府主導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機制作出全面的闡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制約。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是由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性這一特征決定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產生和發展過程中的客觀存在,但卻不被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所關注的重要現實問題。它不僅涉及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效應這一基本問題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的系統闡述,是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財稅制度協調及發展的研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提出和解決,不僅直接影響著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國政府的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本身,而且還關系著區域經濟體各成員國之間乃至非成員國之間的財政利益和財政關系的協調;同時,將財政問題作為重要的變量引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和實踐,還可以更好地從政府經濟活動的角度闡明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政府主導性及其機制,不僅有助于豐富和發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而且將直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持續協調發展。
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國際財政是伴隨著國際經濟活動的擴展和國家間經濟依賴的日益加強而在財政關系領域形成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是財政和國際經濟相結合的產物。關于國際財政的定義(董勤發,1997),理論界至少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世界或全球角度來看的財政,即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為后盾的;另一種觀點是把國際財政看成是國際經濟中的財政,是國家財政在國際經濟中的延伸或變種,是國際經濟中的國家財政活動,是不同國家的財政通過國際經濟交往而相互聯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國與國之間的財政關系。與國家財政相比,國際財政具有一般財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國際性、整體性、復雜性和協調性等特點(林品章,1995)。雖然在歐盟的財源籌集方式、國際稅收合作組織研究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于1999年提出的對電子郵件開征“比特稅”等中,我們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財政或全球財政的影子,但在現代國家占據主導地位的時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個超國家的全球權力機構或世界政府,國際財政就只能是國際環境下財政的作用問題。它主要表現為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國家財稅制度協調和財政利益分配,是國家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是國家間的財政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財政存在的客觀前提在于國民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同樣,國際財政的產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首先,國際財政作為國際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的國際化,其基礎是市場經濟;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決定的國際市場失靈,就直接成為了國際財政存在的理論基礎(董勤發,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經濟社會條件和利益目標追求,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并直接構成為各國政府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嚴重阻礙,因此,尋求和實現各國政府間的財政協調和合作,是國際財政存在的現實基礎。
從國際財政產生和存在的理論和現實基礎的角度出發,國際財政存在的意義就是矯正國際市場的失靈和實現各國財政的協調和合作。同時,又由于當前并沒有一個真正有效的世界權力機構,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制定、頒布和執行國際課稅和支出方案的“國際財政當局”,更不可能形成一個有效的世界范圍內的全球財政制度。因此,國際財政只能采取多國財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據合作的程度,國際上多國財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為財政協調(FiscalCoordina2tion)、財政同盟(FiscalUnion)和財政一體化(FiscalIntegration)。這三種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中,財政協調是以既有國家為基礎的國際財政合作形式,是國際財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強調財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協商性,如現有的各種國際稅收協定等;財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國家的讓渡為前提,它強調財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強制性,往往是區域經濟共同體中較高級的合作形式,如歐盟內部廢除關稅、統一增值稅等;財政一體化則以國家財政的完全讓渡或消失為條件,實行超國家財政干預,它是最高級的財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現實性,所以更多地成為了一種理想化的財政合作形式。而根據不同的國際經濟發展水平和程度,國際財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著不同的側重點。一般而言,國際財政協調是當前國際財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內容,國際財政研究的理論體系也主要是圍繞著國際財政協調來展開。①
三、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產生的財政問題,是國際經濟活動中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研究的范疇。而通過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的分析,我們找到了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的理論基礎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實質上就成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問題。因此,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財政問題和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相結合的角度,我們可以構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
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框架,本質上就是要詮釋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政府主導性和政府經濟活動性的運行機制及意義,通過推進和實現區域內外各經濟體的財政協調和財政合作,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著從國家財政到國際財政的思路,借鑒馬斯格雷夫等人對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的闡述,通過在傳統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理論中引入政府及其經濟活動———財政這一變量,一種解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研究的新視角和分析方法———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國際區域財政導論、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國際區域財政收入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等四部分構成。
國際區域財政導論主要闡述國際區域財政的含義、產生、研究范圍及方法等內容。借鑒國際財政的定義,我們可以給國際區域財政做出這樣的界定:它是指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財政問題,是國家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延伸和發展。換言之,國際區域財政就是國際財政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具體存在和表現形式,是區域經濟一體化中的國家和國家間的財政關系,是我們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體———政府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層面的一種視角和分析框架。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也有著其深刻的理論和現實基礎。區域經濟一體化,本質上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一種資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場經濟的市場性和開放性導致的市場失靈即國際區域市場失靈,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產生的理論基礎。由于各國政府財稅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異而形成的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各經濟體不斷尋求財政協調與合作的努力,現實地演繹了國際區域財政的存在?？傮w看來,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性質依然是財政學和國際經濟學的有機結合,研究范圍也包含著財政協調、財政同盟和財政一體化三種形式,且它們不同程度地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國際區域財政也應遵循國際財政學的研究方法(董勤發,1997),即國家主義分析方法與世界主義分析方法的有機結合。
國際區域財政支出主要探討國際區域財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應。具體而言,國際投資和國際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現,前者類似于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后者則更多地具有政府轉移支出的性質或類似于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的意義。國際投資的基本理論和效應分析,是國際經濟學的重要研究內容之一。綜合國際經濟學領域的國際投資和國家財政中的政府投資,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的分析區域財政支出中國際投資的框架。從現實來看,國際投資制度主要由各國家的投資制度、雙邊層次投資制度、區域層次的和多邊層次的投資制度構成,且它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缺陷并成為國際投資的阻礙,因此,要從制定更權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資制度和高標準的國際投資保護制度及公正高效的爭端解決制度等幾個方面來進行創新(柳劍平等,2005)。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一種重要方式,國際援助在傳統的國家財政和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基本作用(鄖文聚,2000),主要是緩和國際政治經濟矛盾和促進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更多地是作為一種短期性、政治性和經濟戰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歐盟法中的國家援助為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國際援助特有的規律和運行規則總體上與作為國際區域財政支出形式的內容和要求是不相適應的。因此,要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各經濟體之間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進區域經濟的均衡發展,必須著力構建一個能有效協調區域財政關系的經?；?、制度化的國際援助制度。
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主要研究國際稅收、國際債務和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等問題及其經濟影響。國際稅收是國際財政大廈相對獨立的體系和重要支撐,同樣也是國際區域財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內容。國際稅收的研究,不僅表現在早期對國際稅收學科理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當前對國際稅收競爭、國際稅收協調、國際稅收合作與國際稅收組織、貿易與稅收摩擦、反吸收調查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和擴展。由于受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同發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約,國際區域財政中的國際稅收除國際稅收協調這個核心以外,還涉及到國際稅收同盟和一體化等表現形式,這在歐盟的統一關稅、統一增值稅和“自有財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證。也就是說,國際區域財政研究的國際稅收,必須密切關注和分析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下國際稅收的各種具體形式和效應。關于國際債務的理論研究,我們可以在國際金融研究和國家財政的債務分析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內容和體系。如何從現有的理論體系和框架出發,立足于促進區域經濟穩定與發展,探討區域國際債務的規模及效應和債務監控體系,構建一個與之相適應的高效的國際債務運行機制和風險防范體系,就成為了國際區域財政框架中的國際債務研究的主要內容。此外,為了避免如聯合國財政危機中的會費問題的尷尬,還應該積極研究關于區域國際組織的會費籌集方式,使區域國際組織能夠高效正常運轉,確保其對區域社會經濟發展的組織作用的發揮。
國際區域財政政策主要研究區域內外財政政策協調機制及其實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是十分必要的,它可以避免各國獨立分散決策的低效率,在不同程度上減低各國政策之間的相互沖突,共同應對突發事件的不良影響,穩定各國和區域經濟的穩定運行,獲得經濟開放帶來的多方面利益,只是這種協調要求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各國政策的自主性。區域財政協調的理論分析指出,協調政策會減小針對繁榮或蕭條的財政擴張或收縮的溢出效應;在協調計劃中,任何國家的財政擴張或收縮都應該考慮伙伴國的財政政策所導致的溢出效應,它要求伙伴國的財政政策取向相同。國際區域財政政策的協調,又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指的是既包括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又包括區域內外財稅政策之間的協調;而狹義主要是指區域內財政政策的協調,即各國在制定國內政策的過程中,通過各國間的磋商等機制和方式來實現財政政策的協調。從政策協調的程度來看,又可以分為信息交換、危機管理、政策目標和行動的一致性協調、全面協調及聯合行動等層次;從協調方式的角度,可以分為相機性協調和規則性協調兩種。還需指出的是,國際區域財政政策協調還涉及到區域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匯率政策等的協調,它們共同構成區域宏觀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
總之,國際區域財政作為一種重要的區域性制度安排,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有著直接而深遠的影響。而國際區域財政研究基本框架的構建,不僅是這種區域性制度安排的重要內容和表現,而且還為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政府經濟行為及其效應分析提供了較為完整的思路和方法。
注釋:
①馬斯格雷夫教授從財政的國際協調和發展財政兩個方面概括和總結了國際財政的基本內容;而董勤發則是結合財政的經濟職能從國際財政合作形式的角度來構建國際財政的理論體系。
②區域有不同的層次劃分,區域財政也多以行政區劃確立的社會、政治、經濟區域為研究對象,但本文所論之區域指的是國際區域,國際區域財政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國際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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