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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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1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配合;宏觀經濟;相互影響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7-000-02

改革開放已經過去30年, 我國經濟正在不斷發展,以年均百分之九十八的速度高速增長, 但是在這其中還是存在著周期波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國家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大政策工具,對于物價的穩定和刺激我國經濟增長方面一直發揮出重要的作用。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相關信息

能夠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手段就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政府為了改變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通過支出來改變貨幣政策效率就能夠有效達到效果。由于在2008年發生了金融危機,中國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制訂了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劃,由于政府支出在短期內過于巨大,導致財政支出方面負荷過大,影響了貨幣的供應量。

由于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 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急轉直下, 雖然我國在2009年針對這一方面的問題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了相應的改進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如此復雜的經濟形勢下還存在著大量的問題,如 如何配合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否通過單獨運用來達到預期的目標等。

從2010年到現在,加強連續性和穩定性開始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對于協調和配合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用也更加關注,因為穩定地使經濟增長的方法只有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是在兩種政策的配合下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如對于物價的穩定是否有效、如何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的調控等。而之所以會產生這些問題,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因為存在著相互的作用,影響了兩者的獨立性。由于我國的過于弱小的市場經濟基礎,未能完善相關的金融體制,對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更能發揮出自身的作用,而且還能影響到貨幣政策發展。

二、利用模型分析財政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由于政府支出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根據Jesus Fernandez - Villaverde所構建的DSGE模型,在傳統的實際經濟周期模型包含的技術沖擊基礎上,本文通過構建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家庭、廠商、外國和政府等四個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來研究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效應是如何影響宏觀經濟的。

(一) 家庭部門

提供勞動力給相應的廠商從而獲得能夠消費的資金是家庭部門的典型行為。由于效用和消費正相關,和勞動負相關,因此隨著消費的增加就會對邊際效用造成遞減的效果。能夠決定如何組合勞動與消費的正是家庭部門的決策行為,通過這種決策進是能夠實現效用最大化的。家庭部門的效用函數:

在這條方程式中,Ct為消費,lt為標準化處理后的勞動供給,滿足了0 < lt < 1。β,ψ分別為折現因子、閑暇對效用的貢獻度。通過方程式我們可以看到,效用對消費的一階導數大于0,二階導數小于0,說明消費與效用成正比,且會隨著消費的增加減少邊際效用。由于有效的資源限制了家庭部門可的支配資源,其中主要包括當期收入和新增貨幣的供給,二者之和應當等于消費、投資、政府支出以及凈出口之和。因此,預算約束應為:

其中分別表示收入、消費、投資和凈出口,表示貨幣供應。這條方程式則說明,由于按照穩定路徑增長或者供給穩定的總收入和貨幣的情況下,對于投資和消費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將會造成非常明顯的擠出效應。

(二) 廠商

我們先假設柯布-道格拉斯的生產函數是廠商的生產函數。如果規模經濟存在在廠商之間,那么為了能夠使生產成本有所降低,廠商必然會將生產規模擴大,一直到規模經濟消失。因此我們假設在狀態均衡的情況下并不存在規模經濟。廠商生產函數為:

其中,Zt表示為技術上的進步。資本積累方程為:

其中,δ表示資本折舊率。該式子反映了有動態的關系存在資本和投資之間,當廠商投資越多、折舊就會越少,這樣就能夠快速積累資本。投資由自主投資和實際利率決定的部分組成,具體形式為:

其中,io,t 和rt 分別表示自主性投資和實際利率,d 為投資對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且d > 0。根據實際經濟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廠商面臨的技術沖擊,假設技術進步服從一階自回歸過程:

其中,ρ為技術進步的自相關系數,et為技術沖擊,這就表示在某一時期會出現具有相關性進步的技術,并且由于受技術沖擊決定,企業的創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進步會有可能出現技術沖擊。

(三) 政府部門

維持政府部門正常運行的一般性支出,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向國有企業注資的投資性支出都屬于政府部門的支出。如果政府沒有調節財政政策,一定要維持政府支出穩定,并且要確保與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關關系。如果政府調整財政政策,政府支出發生預期外的變動,就會出現政府支出沖擊。同時對于貨幣政策沖擊,政府支出要做出相應的變動,假設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沖擊共同決定了政府支出,并受貨幣政策沖擊的影響,那么過程應為:

其中,v 表示本期與上期政府支出的相關系數,egt 為政府支出沖擊,且可視為政府支出對齊均衡路徑的偏離。P 為政府支出對貨幣沖擊的反應系數。

(四) 貨幣市場

由于還沒有完善好中國的市場經濟,導致制定不了成熟的金融體制,因此能完全獨立貨幣政策,受政府支出的影響貨幣政策的實施及效果甚微。同時由于現行外匯制度的限制,還沒有操作空間能在貨幣政策中完全獨立,貿易順差對貨幣供給具有較大影響,因此實際貨幣供給過程為:

其中,b,u,w 分別為本期貨幣供應對上期貨幣供應量、政府支出沖擊、國際貿易沖擊的敏感系數,emst是貨幣政策調整引起的貨幣供應沖擊。方程式表明,貨幣政策同時受到財政政策和國際貿易變動的影響,可反映財政政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程度。而根據凱恩斯貨幣需求理論,貨幣需求可表示為:

其中,q,n 分別表示貨幣需求對收入和實際利率的敏感系數。貨幣市場均衡條件為:

(五) 國外部門

對于國際資本的流動我國是會實行一定的限制,在不完全流動的資本情況下,我們假設僅僅通過貿易渠道就能實現國際經濟波動的傳導,即國外部門行為僅僅表現在進出口方面。在不考慮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受國家競爭力影響,國家競爭力具有一定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因此進出口行為可由預期部分和沖擊部分構成,凈出口可表示為:

其中f 為凈出口對外部沖擊的敏感系數,為凈出口沖擊,且

(六) 經濟系統均衡

由最優化條件,我們可以從家庭部門方面的兩條式子中得出,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歐拉條件:

同時,勞動力市場均衡條件為:

而剩下的所有式子就構成了完整的經濟系統。通過計算均衡解,我們可以得到各變量的穩態值和實際值,并進而估計模型。

三、結論

通過構建了一個我國宏觀經濟的包含家庭、廠商、政府、貨幣當局以及國外部門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四種主要沖擊,即技術沖擊、政府支出沖擊、貨幣政策沖擊和國際貿易沖擊。

在國際經濟形勢普遍低迷、我國外貿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強貨幣政策有效性以及加強財政政策并協調配合顯得非常重要。通過模型分析,要確保我國宏觀經濟的增長具有持久性,是不能夠只依靠政府的主導行為。雖然擴大政府支出是短期避免經濟下滑的必然選擇,但這種短期內強力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續性。

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宏觀經濟在不斷進步,貨幣政策和行政政策相互效應的作用日益明顯,并且加快了金融國際化的步伐,國際貿易和國際資金進出規模增長迅速,也要求我國必須重新審視貨幣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面臨的全球化問題。

參考文獻:

[1]張志棟,靳玉英.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作用的實證研究——基于政策在價格決定中的作用[J].金融研究,2011(06).

[2]王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調控與宏觀經濟穩定——基于新凱恩斯主義壟斷競爭模型的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11).

[3]李浩,胡永剛,馬知遙.國際貿易與中國的實際經濟周期——基于封閉與開放經濟的RBC模型比較分析[J].經濟研究,2007(05).

[4]張龍,白永秀.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及其配合效應模擬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0(12).

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2

關鍵詞:匯率政策;貨幣政策;協調

作者簡介:李瑞英(1978-)女,山東濰坊人,中國環境保護公司會計師,山東大學在職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學。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8)09-0068-03

隨著我國進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資本賬戶的放開,目前的政策機制也將面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新挑戰。我國的金融發展模式將從現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匯率穩定+資本管制”向“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浮動匯率”轉變。內外部的不平衡矛盾會以各種各樣的形式出現,并將集中表現為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沖突和協調。

一、短期協調方案

(一)穩住匯率

提高匯率是一項長期的政策,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全面而深遠。

1、穩定人民幣升值預期

如果人民幣匯率大幅度波動對金融穩定將會帶來較大的沖擊,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應在穩定人民幣幣值的前提下緩解升值壓力。如果市場對升值預期過高,大量的投機性熱錢流入,其本身就會導致升值壓力。因此,必須穩定幣值,減少市場遐想空間。如果大幅升值,那么一次升多少合適,這恐怕難以計算,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不夠,就存在進一步升值的必要,這必將在客觀上強化升值預期,投機資金更會大量涌入。如果一次性升值幅度過大,國內經濟形勢就會急轉直下,升值結束之時就是人民幣貶值的開始。因此,在升值問題上動不如靜。

2、著力疏導升值壓力

首先,加快建立戰略性物資儲備制度。近年來,美元持續貶值,黃金、石油、銅等大宗商品的價格一再飄升,我國的外匯儲備正面臨著不斷縮水的風險,可考慮在適當時機適量購入黃金、石油、白銀和銅等戰略性儲備物資,以有效化解外匯儲備縮水風險。如果美元貶值,以美元標價的主要戰略物資的價格會上漲;如果美元升值,主要戰略物資的價格會下降。這樣,把手中的美元花出去以后,本幣升值壓力會相應減小,無論美國的貨幣政策走向如何,我國的外匯儲備不至于成為犧牲品。

其次,小幅適度加息,鼓勵資本流出。從2006―2007年的貨幣政策操作效果來看,市場投資主體對資金運用成本不是很敏感。大幅度加息對有些地方以政府為背景的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和自有資金實力雄厚的壟斷企業的融資成本影響不大。但是,眾多的民營中小企業卻很可能因為資金鏈條的斷裂而被市場淘汰出局,這樣會造成逆向淘汰的結果。因此,對投資的調控應主要著力于能耗、環境、土地和產業政策等方面。不能過高地估計了加息的作用。此外,大幅度加息對吸引國際游資的效果比較明顯,會進一步加大本幣的升值壓力。

(二)全面緊縮國內市場資金的流動性

1、可考慮進一步提高存款準備金率

盡管央行在2007年已連續10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累計5.5個百分點,但是下一步仍有提高的空間。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流動性較好的銀行只需進行微幅的資產匹配調整,減少1個百分點的超額存款準備金率,增加1個百分點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即可。

2、應繼續加大發行央行定向票據的力度

應進一步加大央行定向票據的發行力度,雖然會增加發行成本,但比起直接升值后導致外匯儲備縮水和出口大幅下挫的損失,這個損失是很小的。從上半年的政策執行效果看,發行定向央票不但有總量緊縮功能,還有結構調控的優點。建議適當延長票據發行期限,并照顧商業銀行利潤因素,適度提高票據利率。

(三)進一步加大央行窗口指導的作用

首先,高度重視貸款過快增長可能產生的風險,合理控制貸款投放。其次,要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及產業政策,優化貸款結構,合理控制中長期貸款比例。既要嚴格控制對過度投資行業的貸款,又要加強對經濟薄弱環節的信貸支持。此外,要強化資本約束機制,防范票據融資風險,實現穩健經營。

二、中長期協調方案

(一)完善貨幣市場與貨幣政策利率傳導渠道

1、發展貨幣市場

實現通過貨幣市場和利率傳導貨幣政策,對于貨幣調控模式的轉變具有決定性意義。

(1)增加貨幣市場主體,鼓勵貨幣市場創新,建立貨幣市場做市商制度。

一是通過增加貨幣市場主體,擴大傳導貨幣政策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銀行間債券市場成員,使之包括銀行機構和非銀行機構,逐步增加參加外匯市場的成員。二是鼓勵金融創新,發展新的貨幣市場工具。只有不斷增加貨幣市場工具,才能滿足不同金融機構和經濟主體的需求,增大貨幣市場的影響力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三是建立做市商制度,活躍市場交易。做市商在貨幣市場上進行買賣雙邊報價和交易,有利于穩定市場價格,活躍交易活動,滿足中央銀行調控貨幣供應和金融機構調整資產負債結構的需要。

(2)大力發展票據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國債市場,發展貨幣市場基金,形成完善的貨幣市場體系。

一是把票據市場的發展作為我國貨幣市場發展的重點。我國票據市場發展落后,是限制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原因。應當從完善票據市場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入手,以發展具有貿易背景的票據融資為重點,通過鼓勵商業銀行建立票據專營機構,擴大中央銀行再貼現,整頓票據市場秩序等手段,加快票據市場的發展。二是調整國債發行結構,發展銀行柜臺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國債市場。通過發展銀行柜臺交易,使中小機構和個人投資者形成與貨幣市場的密切聯系,形成統一的國債市場,擴大貨幣市場的覆蓋范圍。三要研究借鑒國外貨幣市場基金的做法,發展我國的貨幣市場基金?;鹱鳛闄C構投資者,一方面與貨幣市場金融機構直接交易,另一方面與眾多的中小投資者、企業等直接交易,能夠促進貨幣市場交易,并增大對貨幣政策傳導的效力。

2、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

(1)發揮貨幣市場利率的引導作用,逐步建立以中央銀行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利率體系,完善利率調節機制。

一是要在推動貨幣市場發展的同時,在建立統一的貨幣市場基礎上,形成有機的貨幣市場利率機制。我國貨幣市場相互分割,導致貨幣市場各個子市場利率之間缺乏緊密聯系,同時貨幣市場發育不充分,限制了貨幣市場利率對整個利率體系的引導作用。應當盡快消除各個市場之間的各種障礙,首先形成統一的貨幣市場利率,并確定出中央銀行的基準利率。

二是改革當前對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管理辦法。

三是總結國債、企業債券、金融債券發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經驗教訓,加快證券發行的利率市場化。

(2)加快推進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改革,調整金融機構、企業、居民個人的資產結構。

一要繼續把我國的國有商業銀行轉變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加強對銀行的約束,建立完善的經營機制,只有這樣,才能使商業銀行內在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對稱,在資金供求和利率變化時,做出符合市場規則的反應,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擴大貨幣政策的效應。

二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提高投資活動的利率彈性。在國有企業機制不能得到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利率難以對國有企業的投資活動產生足夠的影響。因此,必須進一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調整國有經濟的比重和結構,使國有企業真正作為市場主體通過競爭獲得資金,使利率發揮出對投資的調節作用。

三要調整企業、金融機構特別是居民個人的資產負債結構。通過發展對居民個人的信貸業務,擴大居民參與金融活動的深度,鼓勵金融創新,調整居民資產結構,改變居民金融資產過度集中于銀行儲蓄的局面。在這樣的情況下,居民的收支活動也會相應增加利率彈性。

(二)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適當放寬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

實行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可以讓匯率動起來,這樣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的任務就落到匯率政策上。采取靈活的穩定匯率政策是應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和不斷變化的國內經濟狀況。匯率穩定政策不能以扭曲市場機制為代價,要通過更為市場化的干預和管理來實現匯率穩定,同時應在人民幣實現管理浮動的情況下慢慢增強對人民幣的信心,為人民幣的完全可自由兌換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其他配套措施

1、完善國內金融市場,擴大遠期外匯交易市場,規避匯率風險

銀行間的遠期外匯買賣主要是基于對客戶的遠期外匯買賣,主要起到平倉和補倉作用,遠期匯價以即期匯率加升貼水表示,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并結合我國利率尚未市場化的現實,遠期匯率可根據即期外匯供求狀況,參考央行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來決定,我國央行應視市場實際運作情況,少“托市”干預,適度參與外匯買賣,更多地運用利率杠桿調控外匯市場。

2、調整外匯儲備,改革結售匯制,促進外匯市場發展

必須調整外匯儲備,增強外匯市場供求自我調節能力,加快結售匯制度的改革,由強制結匯過渡到按比例結匯,再過渡到意愿結匯,促進外匯市場發展。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提高外匯指定銀行結算周轉外匯余額上下限比例的方法,來發揮其“蓄水池”功能,增強中央銀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的自主性。國內企業結匯的比例也可以根據國際收支狀況進行靈活調整。

3、放開貨幣衍生品市場,讓商業銀行成為穩定匯率的第一道蓄水池

匯率體制改革的“漸進性”不在于匯率制度本身在健全和完善上的漸進性,而在于銀行體制(商業銀行是否真正成為風險管理主體,并具備完備的內控機制)、衍生品市場建設等配套制度建設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匯率制度改革必然是漸進性的。

結束語

隨著我國進一步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必將進一步推動我國資本賬戶的放開,目前的政策機制也將面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新挑戰。在存在升值預期的時候,單一的貨幣政策或是匯率政策無法實現經濟均衡增長,也沒有辦法使人民幣穩定升值。如何把握二者搭配的方式、順序,以及調整的時機,本文試圖尋找人民幣穩定升值過程中實現經濟均衡增長同時避免流動性過剩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可行途徑。

參考文獻:

[1] 蘇文、周小川.中國制訂貨幣政策主要考慮國內因素[J]. 金融縱橫,2007,(20).

[2] 李姝煒.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利率市場化[J]. 黑龍江科技信息,2007,(22).

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3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政策 國際協調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生產和交換等經濟活動呈現國際化趨勢,資本流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市場進一步擴大,人們稱之經濟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所運用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容易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國際金融渠道相互傳遞、相互影響;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成為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課題。我國在加入WTO后,與世界經濟聯系進一步加深,宏觀經濟政策也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原來主要運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不得不考慮外部經濟環境,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外資政策將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注意內部的協調,更要兼顧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大國的政策協調。本文就是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協調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運用時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

一、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分析

自從20世紀50年代世界經濟聯系加強,西方經濟學者就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間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均衡,就需要這些政策工具相互協調配合。在論述內外均衡時,產生了有名的"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特別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爾提出"政策配合說"(Policy Mix Theory),強調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這些理論,已成為現代經濟全球化形勢下世界各國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我國經濟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針對我國特殊經濟環境提出了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認為,在我國國際資本流動管制不對稱情況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線是折線而不是直線,并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政策搭配理論。今天,在我國已加入WTO、經濟全球化形勢更為明朗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借鑒西方成熟的經濟理論,另一方面還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國經濟現狀的政策協調理論。

二、我國90s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互動效應加大,二是我國的改革開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受經濟全球化影響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覺地要求與外部經濟協調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利用世界經濟穩定形勢,專注于國內均衡,在內部協調方面取得長足進步。

在20世紀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經濟實體美國、西歐經濟相對平穩,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比較穩健,這給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這一階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集中于國內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過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緊"搭配,成功地實現經濟的"軟著陸"。同時,我國政府還對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為日益開放的經濟提供了又一政策平臺。但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雙緊"政策同時運用,使國際收支出現較大順差,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增大。

2、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我國經濟,宏觀經濟政策不得不與之協調配合。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匯率壓力和外貿壓力。由于周邊國家的貨幣都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形成了對出口部門沉重的壓力;而且,這些國家自我保護的外貿政策也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進一步地,東南亞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更深遠的影響是外資政策。國際投資者出于對投資風險的考慮而減少對外投資,使外資政策效應減弱。據國家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97年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長逐步放緩,貿易順差減少,貿易部門效益惡化,外國資本流入減少,國內資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經濟環境的負面影響,最終減緩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導致1998年"通貨緊縮"現象出現。

這一時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與外部經濟協調,實行人民幣匯率貶值,外貿政策更為寬松,貨幣政策需要擴張;另一方面,為防范通貨膨脹和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政策不便使用,貨幣政策也不能過于擴張。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堅持穩定的匯率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的運行。政府也運用外貿政策與國際經濟協調,增加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力度、減免部分出口商品稅收,鼓勵出口。但是,世界經濟特別是亞洲經濟的衰退,以及亞洲諸國采用"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使我國外貿出口更為困難。1998年,我國商品出口總額1836億美元,增速僅為0.5%。對于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需的減少就加劇了國內經濟的緊縮。這也就是為什么1997-199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顯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國政府繼續為解決"通貨緊縮"而努力,大力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金融政策,側重于內部政策的協調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經濟增速為 7.1%,物價則持續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眾多的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經濟要盡快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外部政策如匯率政策、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必須同時加大調控力度,才能與世界經濟協調配合。

3、2000年下半年開始,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整體放緩,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特別是美國、西歐、日本三大經濟實體出現衰退,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到我國經濟,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注重國際協調。

面對經濟的衰退,美國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動用行政手段推行貿易擴張和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實施,雖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經濟各國的經濟信心,有助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貫性,便于治理"通貨緊縮";但是,它使我國外貿出口形勢更為嚴峻,外貿政策效應更小,匯率政策又面臨協調變動的情形。出于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和國內的經濟形勢,2000年以來,我國的匯率政策并未改變,只是強調了外貿政策、外資政策與外部經濟協調,鼓勵出口,同時利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外國資本進行協調,引進外資。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依舊側重在國內經濟部分,這也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快速恢復。

三、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從20世紀90年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看出,政府出于各種經濟的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以國內經濟均衡為主要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側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而對于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和外資政策的協調使用則比較慎重。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客觀上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4

關于通貨膨脹問題,西方經濟學界研究它已有著較長的歷史,但對通貨膨脹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則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事。由于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西方國家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并以此來消除經濟危機(或衰退)、或加速經濟增長和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推行,在對西方國家的經濟起到一定作用的同時,卻也使得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的西方國家長期遭受通貨膨脹的困擾,由此也就引起西方經濟學家們紛紛致力于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世界各國又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F在,美國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試圖通過二次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作用于經濟而解救失業;而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在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后,經濟快速復蘇的同時也遭受了通貨膨脹的侵擾,促使其積極治理通貨膨脹。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兩國政府對待通貨膨脹的不同態度,不僅會關系到全球經濟的復蘇狀況,還將使世界各國面對更加復雜的經濟形勢。因此,有必要對通貨膨脹進行再研究,尤其是對其中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

一、西方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略論

要研究通貨膨脹問題,首先就應該搞清楚何謂通貨膨脹,這就必然需要經濟學界確立一個能夠被經濟學家們普遍接受的通貨膨脹定義。而在西方經濟學界研究通貨膨脹問題時,由于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成因有著不同的解釋,因而西方經濟學家們對于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也就各不相同。但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從價格著眼定義通貨膨脹,還是以貨幣主義的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們從貨幣著眼定義通貨膨脹,其實他們都是將物價上漲(即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定義為通貨膨脹。西方經濟學家們將物價上漲定義為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也就成為了物價上漲的代名詞。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走市場經濟道路,西方經濟學也就成為了世界各國經濟實踐的指導理論。那么,西方經濟學中的通貨膨脹理論,也就自然成為世界各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所決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而所謂通貨膨脹,其原意是指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即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了。造成流通中的貨幣量太多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和銀行信用的過度膨脹等,其結果使流通中太多的貨幣追求相對較少的商品(包括勞務),導致了商品的總需求超過總供給而拉動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而主要由工資、利潤和進口產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引起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政府(或中央銀行)為了維持經濟增長率而增加貨幣供應量,造成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結果導致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將此種物價上漲稱之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梢姡ㄘ浥蛎浻兄鲃有院捅粍有灾?。而且西方經濟學家們在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基礎上,還進一步具體分析出其它類型的通貨膨脹,如結構型通貨膨脹、混合型通貨膨脹等。

當然,季節性、自然災害等的短期性、偶然性的物價上漲,西方經濟學家們并不認為此種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因為此種物價上漲并非是由通貨膨脹造成的,通過變動貨幣供應量對物價的上漲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但是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西方經濟學家們則認為其必定是由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所致,因而它是一種通貨膨脹現象。因此,雖然西方經濟學家們在對通貨膨脹定義的表述上不盡相同,而且有的西方經濟學家還希望明晰的區分通貨膨脹的概念和物價上漲概念,但是西方經濟學家們對通貨膨脹的看法卻是一致的,即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其結果就必然是物價上漲。這樣,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西方經濟學家們就是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

但是,在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上,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進行分析,并將通貨膨脹以各種形式表現在物價上漲上顯然是不夠的。例如,當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必然需要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而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時,就又必定需要增大貨幣供應量。但貨幣供應量的增大,導致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致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作用于經濟危機時,就將伴隨著物價上漲。由此,這就可以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再研究,揭示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上漲的過程中,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于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所產生的作用。

二、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的再研究

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是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所致,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則又是政府(或中央銀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使然。而且即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其政府赤字的擴大不能為相應的貨幣緊縮所平衡和抵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終也是通過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實現的。但是,在現實的經濟運行中,貨幣供應量發生過度的增加,卻既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引起的,也可以由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造成的,而且還可以由兩者所致。因此,通過對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進行再研究,就可以深入分析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在引發物價上漲的過程中,對消除經濟危機、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會產生怎樣的作用。由此,所做的這一分析結果,也就能夠對各國政府在對待通貨膨脹問題和正確決策經濟政策上,起到一點可供參考價值的作用。

(一)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經濟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波動,這就有了經濟收縮與經濟擴張之分。當經濟出現收縮時,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可以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促使經濟的擴張,就可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但在經濟出現收縮時,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和失業,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市場需求的作用過程和產生的效果則是不同的。在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來促進大量的投資,使市場總需求得以有效擴大,以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產生的經濟危機。

為了避免或消除因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經濟危機,政府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如果導致了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就會引發物價上漲。而物價的上漲,也就表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發生了通貨膨脹。這樣,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所增加的貨幣供應量,是否是一種貨幣供應量的過度增加,即是否發生了通貨膨脹,就可以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來。因而,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從而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這就使得無論是經濟處在收縮階段需要避免或消除經濟危機,還是經濟處在擴張階段需要繼續加速經濟增長,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都應該考慮到貨幣供應量的增加,直至通貨膨脹的顯現所存在的時滯效應。

由于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時,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因此,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由物價上漲來顯示出通貨膨脹所需要時間的長短,也就取決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是否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進而導致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所需時間的長短。然而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是否會出現市場總需求不足,無法有一個可獲利的預期利潤率,使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無法起到促進投資的作用,從而也就會因為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進而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呢?

按照凱恩斯的觀點,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人們就寧愿手持現金而不愿進行投資。在此種情況下,政府所采取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無論增加多少貨幣供給,就都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會去進行投資。那么,按照凱恩斯的這種觀點,在此時也就不可能有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這也就不會存在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不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顯然,凱恩斯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市場總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卻并不意味著各單個市場的需求也是不足的。這也就是說,在市場總需求不足時,如果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卻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如農產品市場、或能源市場、或房地產市場、以及資本市場等),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就能夠促進大量的投資(包括投機),并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即物價上漲),這就能夠由物價上漲來顯示通貨膨脹(即會發生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

由此可見,在經濟發生危機后,即使利率降到了極低的水平,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人們所持有而不去進行投資,這也只能是一種短暫的現象。因為,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大幅度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時,只要是市場總需求不足,卻某單個(或個別)市場的需求則并非是不足的,或某單個市場需求有著較好的預期,貨幣逐利的本性,就能夠使大幅度的貨幣供給,會被用于投資該單個市場;那么,由此導致該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引起其價格上漲,進而又能夠由其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持續上升,通貨膨脹就能夠被物價上漲顯示出來。因此,當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直至物價上漲而顯示通貨膨脹的傳導路徑發生變動后,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導致流通中的貨幣量過度增加,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起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進而來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的上升(即物價上漲)。

在經濟發生危機后,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使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即使是不能由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來引發物價上漲,也會由單個市場的需求超過供給的價格上漲來帶動物價總水平上升(即物價上漲)。但是,由于這種物價上漲的同時,并不伴隨著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政府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也就無法起到促進經濟快速回升的作用,從而也就無法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如果在此時為了盡快消除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失業,政府繼續增大貨幣供應量,這就會進一步促使大量的投資和投機進入到該單個市場,進而又會帶動或推動物價總水平繼續上升,而市場總需求則仍然會無法有效擴大,從而就將使經濟陷入到滯脹中去。當然,如果存在著那些能夠帶動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的單個市場,政府擴張性貨幣政策作用于該單個市場,那么該單個市場則另當別論。因為,該單個市場已經成為了經濟增長點。

(二)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下的通貨膨脹與物價上漲關系

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使市場總需求有效擴大,若要使經濟及時而快速地回升,這就必定需要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使市場總需求有效地擴大,就能促使企業進行投資和恢復生產,經濟前景被看好,消費需求也就隨之擴大,從而使經濟快速回升。但政府采取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則會導致財政赤字的增長和加劇,而為了彌補龐大的財政赤字就只能依靠增加國債。這就會間接地或者增加貨幣的發行量,或者引起信用的膨脹,使得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過度增加,即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在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作用下,市場總需求的有效擴大,促使企業進行大量投資,以及消費需求的擴大(當然現實中還會有出口的回升和擴大),這就會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使經濟快速回升的同時,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

雖然在經濟發生危機時,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使發生通貨膨脹,其結果使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會伴隨著市場總需求超過總供給的物價上漲。但只要由此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的同時,并沒有使這種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對經濟的增長和就業就并沒有危害性。因而在此時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就成了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在消除經濟危機、并快速回升經濟時的伴生物。然而,由于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到通貨膨脹引起的物價上漲畢竟是需要一定時間過程的,即財政政策存在著時滯效應。如果政府為了更快速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時,對于財政政策的時滯效應不加以考慮或被忽視了,采取力度過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且到時又不能及時調整經濟政策,這就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

政府為了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采取力度越大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越有利于達到更快速的消除經濟危機和回升經濟的目的,但同時也會造成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超過社會承受力而危害經濟的增長和就業。而且在經濟能夠更快速的回升時,商品流通速度也會加快,隨之貨幣流通速度也就會加快,因為貨幣流通的速度是由商品流通的速度決定的。而在此時貨幣流通速度的加快,就會繼續推升物價的上漲。因此,面對超過社會承受力的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包括預期),政府必定需要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緊縮銀根(因為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是一種貨幣現象)??梢娬扇【o縮的經濟政策要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其實并非是一件困難的事,困難就在于能夠控制住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后,又能夠保持住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這就必然需要使流通中的貨幣量與實際需要量相符合,才能做到既控制住通貨膨脹,又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而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然而,由于貨幣有逐利的本性,貨幣既可以投資來逐利,也可以投機來逐利(當然現實中兩者常會混為一體)。而要使貨幣在投資中進行逐利,就需要有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而言,除了要有必要的國際市場外,就是要有足夠的可獲利的國內投資市場。由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單靠市場調節難以有效地擴大國內市場,這就有必要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政府在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時,是可以創造出可獲利的投資市場的,但以貨幣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卻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以債務融資來彌補財政赤字則要考慮對內需擴大的影響,以及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這就決定了以政府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創造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只能是適度的。所以在當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還須對目前作為經濟增長點的產業進行干預,如對房地產業的房價進行干預,以控制好房價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另外,政府還應積極支持企業進行創新,以及打破壟斷市場等,來獲取足夠的可獲利的投資市場。這就又需對制約消費市場有效擴大的各種因素進行干預。這樣才能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

而且,與此同時,要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能夠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政府還需對那些可以進行逐利投機的已發生非通貨膨脹性物價上漲的單個市場進行干預,在必要時則需采取非經濟手段。因為,當投機的逐利市場高于投資的逐利市場時,就不僅無法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而且還會發生資金短缺與推升物價上漲的并存現象。因此,政府在采取緊縮的經濟政策,對經濟進行調控時,就須對經濟中的各種制約因素進行全方位的考慮。這就要在做到使流通中符合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轉化為實際的投資量時,政府就應該考慮到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條件的限制(包括國內和國際市場的資源條件的限制),以及環境保護的要求,會對既要控制住通貨膨脹又要有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的制約。這樣,政府的調控經濟政策,在控制住通貨膨脹的同時,所要做到的必要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就應該是一種合理的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

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5

貨幣政策作用的非對稱性

從國外學者的研究看,他們通常認為貨幣政策的作用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情形下存在一定的非對稱性。至于為什么會形成這種非對稱性,國外學者的研究并不多。就我國的經濟實踐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方面,其作用也存在明顯的非對稱性。在1985-1989年、1993-1995年期間,我國出現過通貨膨脹,中央通過出臺趨緊的貨幣政策和其他宏觀經濟政策,通貨膨脹現象被有效控制。1998-2002年期間,我國出現過通貨緊縮,在此期間,中央銀行盡管將利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一再下調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但貨幣政策對促進總需求增長的作用并不明顯。

國內很多學者認為貨幣政策的傳導存在梗阻,應采取多種措施消除貨幣政策傳導的梗阻現象,才會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筆者認為,分析貨幣政策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情況下出現的有效性的非對稱性,關鍵是先搞清產生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主導性成因,看主導性成因是否皆出在貨幣方面。如果產生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主導性成因皆產生在貨幣方面,那么,通過完善貨幣政策的制定方式和傳導機制,貨幣政策的作用在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下應呈現出對稱性;如果產生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主導性成因不一致,產生通貨膨脹的主導性成因在貨幣方面,而產生通貨緊縮的主導性成因不在貨幣方面,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作用自然會呈現出不對稱性,此時即使中央銀行采取了多種措施,其不對稱性仍會存在,因為導致二者產生的主導性成因不一致。

從國外和我國產生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成因看,筆者認為,產生通貨膨脹的最終成因通常在貨幣方面,即受多種原因影響,在社會上流通的貨幣量超過了社會對貨幣的客觀需要量,導致物價上升、貨幣貶值。產生通貨緊縮的主導性成因通常多發生在經濟結構失衡方面,如消費結構、分配結構、產業結構出現較嚴重的失衡,導致社會的總需求嚴重低于社會的總供給。就貨幣政策的作用看,它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管用,而只是在它起作用的區間才會發生作用,一旦超出它產生作用的有效區間,其有效性就會大打折扣。由于產生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主導性成因通常存在非對稱性,因此,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通常也存在較明顯的非對稱性。面對貨幣政策在治理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方面呈現的有效性的非對稱性,我們應重視分析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產生的主導性成因,針對其產生的主導性成因制定對策,而不宜對貨幣政策給予太高的希望,因為它畢竟不是一種萬能的政策,它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產生作用的一種經濟政策。如果對它期望過高,超出它產生作用的有效區間,它不但難以有效產生作用,甚至還會對以后的物價波動奠定基礎。從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產生的主導性成因看,筆者認為,貨幣政策作用的非對稱性通常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合理性。

貨幣政策的運用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分析

對貨幣政策的運用,應依據導致經濟波動的主導性成因而定。從當今世界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運用看,貨幣政策的目標呈現出簡化的傾向,即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再呈現出多重化、復合化,而是突出幣值穩定,在此基礎上兼顧其他目標。中央銀行通過適時調節貨幣供求,促進幣值穩定,為居民和企業開展經濟活動創造良好的交易環境。如果賦予中央銀行過多的目標,容易使中央銀行顧此失彼,偏離幣值穩定的基本目標。在產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中央銀行責無旁貸,宏觀經濟政策的運用應以貨幣政策為主,以合理的貨幣政策促進幣值穩定。在經濟結構嚴重失衡,產品大量積壓的情況下,宜多運用分配政策、產業政策、財政政策,以貨幣政策配合以上政策的實施。

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范文6

【關鍵詞】DSGE模型經濟波動宏觀政策分析

作為主流宏觀數量分析工具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是以微觀和宏觀經濟理論為基礎,采用動態優化的方法考察各行為主體(家庭、廠商等)的決策,即在家庭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廠商最大化其利潤的假設下得到各個行為主體的行為方程。一般性的DSGE模型中通常還包括政府部門(中央銀行、財政部門)的行為決策(標準RBC框架不包括貨幣政策)。具體地,DSGE模型中各行為主體在決策時必須考慮其行為的當期影響,以及未來的后續影響。因此,各行為主體在對未來預期(建模時通常采用理性預期代表)的前提下,動態地考慮其行為決策的后果。其次,現實經濟中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因此DSGE模型中引入了多種外生隨機沖擊,并且這些外生隨機沖擊與行為主體的決策共同決定了DSGE模型的動態過程。由于DSGE模型在不確定性環境下對經濟主體的行為決策、行為方程中的結構參數、沖擊的設定和識別進行了詳細描述,從而可以避免盧卡斯批判。此外,DSGE模型考慮經濟中各行為主體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從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下考察行為主體的決策。

一、構建DSGE模型的理論基礎

DSGE模型的理論基礎之一是RBC理論,然而RBC理論由于其理論基礎與現實經濟環境不符而受到眾多的批判,因此眾多的DSGE模型是在新凱恩斯理論的基礎上構建的。

1、真實經濟周期理論(RBC)

基于RBC理論的DSGE研究較多,如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Ireland(2001),黃賾琳(2006)等。RBC理論的基本假設是完全競爭市場、價格和工資具有完全的靈活性,不存在外部性、信息是完全的以及行為主體具有理性預期。在這些假設下,RBC理論認為來自技術等供給方面的因素是造成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宏觀經濟政策無效。因此,基于RBC理論的DSGE模型都不包括政府部門(即貨幣當局)的行為決策。

2、新凱恩斯主義理論

新凱恩斯主義理論在理性預期、壟斷競爭市場、價格和工資具有剛性(粘性)的假設下,認為不僅技術等供給方面的因素是經濟波動的來源,宏觀經濟政策同樣對產出等實際經濟產生影響。因此,主流的DSGE模型大多以新凱恩斯主義理論為基礎,并將貨幣政策和(或)財政政策納入其分析框架。新凱恩斯主義DSGE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引入了價格和(或)工資粘性,而粘性的引入方式有兩種。

一是Calvo(1983)采用“調整信號”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經濟中接收到隨機的“調整信號”的經濟主體(企業和或家庭)會將其價格和(或)工資調整到最優,而沒有接收到該信號的那部分經濟主體則不最優化其價格(工資)。Yun(1996),Gali & Gertler(1999),CGG(2002),Horvath(2009)等運用該方式將價格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而Erceg et al.(2000),Kollman(2001),CEE(2003),Smets & Wouters(2003),李松華(2009a,b)等不僅將價格粘性,還將工資粘性引入其DSGE模型中。

二是Rotemberg(1982)采用“二次調整成本”的方式引入粘性,即經濟主體調整其價格(工資)存在著成本。Ireland (1997,2001),Kim(2000),Atta-Mensah & Dib(2008)等采用了該方式引入價格粘性。而Chugh(2006),Dib(2006),Ratto et al.(2009)等運用該方式還將工資粘性引入DSGE模型。

二、DSGE模型的估計方法

由經濟主體優化行為得到的行為方程及各個均衡條件所構成的DSGE模型并不能直接用于數據以得到模型參數的估計值,因為大多行為方程都是非線性的。因此,通常要在模型變量穩態值處將其進行泰勒展開,以得到線性化的DSGE模型。

1、校準法

校準法的主導思想是通過使模型的理論矩盡可能與觀測數據一致而得到DSGE模型參數的校準值,即根據經驗研究來確定模型的參數,進而對實際經濟進行經驗型模擬研究。DSGE模型的先驅Kydland & Prescott(1982)就采用了校準的方法。由于校準法的矩估計具有較強的穩健性,且研究者可以更多的關注DSGE模型的數據特征,因此Yun(1996),Gali(2000),Kollmann(2002),陳昆亭、龔六堂(2006),Blanchardy& Gali(2006),Horvath(2009)等的研究中都采用了該方法。

盡管校準法具有顯著的優勢,但由于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并且個別參數的校準未必準確,而極大似然和貝葉斯方法可以提供觀測數據的完全信息,從而較多的文獻采用了這兩種方法來估計DSGE模型的結構參數。

2、極大似然估計

極大似然估計法的操作分四步:首先,將線性理性預期的DSGE模型用其前定變量表示為縮寫狀態方程形式;其次,用觀測方程將前定狀態變量與觀測變量聯系起來;再次,用Kallmann濾波得到關于模型參數的似然函數;最后,最大化該似然函數得到模型參數的估計值。運用極大似然方法估計DSGE模型的文獻有:Ireland(1997,2001),Kim(2000),Dib(2006),Christensen&Dib(2008),Chung et al.(2007),李松華(2009b)等。

3、貝葉斯估計

貝葉斯方法則是結合似然函數和模型參數的先驗分布(prior distribution)得到后驗分布的密度函數,通過將該后驗分布關于模型參數直接最小化或采用蒙特卡洛馬爾科夫鏈(MCMC)抽樣方法加以最優化即可得到DSGE模型結構參數的估計值。這方面的文獻有Smets&Wouters(2003),Sugo&Ueda(2008),Ratto et al.(2009),李松華(2009a)等。

由于受可得觀測數據個數的限制,DSGE模型中的參數不可能全部通過估計得到,部分結構參數需要校準得到。因此,無論是極大似然估計還是貝葉斯估計都結合了部分參數采用校準的方法來估計DSGE模型。

三、DSGE模型的研究主題

DSGE模型的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經濟波動研究;二是宏觀經濟政策研究。

1、經濟波動研究

DSGE通常運用預測誤差方差分解來分析外生沖擊對宏觀經濟波動的貢獻。

Kydland&Prescott(1982),Long&Plosser(1983)等運用基于RBC理論的DSGE模型,認為技術沖擊是導致產出等宏觀經濟變量波動的主要因素。Ireland (1997,2001)運用粘性價格的DSGE模型肯定了RBC理論中技術沖擊是產出波動主要來源的結論,并認為通脹波動主要來自于貨幣政策沖擊。黃賾琳(2006)運用基于RBC的DSGE模型研究了中國的經濟波動,認為技術沖擊可以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的大部分,但對中國就業增長的效應較小,從而就業波動較為平緩。Dib(2006)運用包含名義(即工資價格粘性)和實際(即資本調整粘性)剛性的DSGE模型認為技術和偏好沖擊是產出波動的主要來源。

與上述“技術導致經濟波動”的觀點相反,大量文獻的研究表明,技術之外的其他因素在經濟波動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如Calvo(1983),Gali&Gertler(1999)等通過引入粘性價格從貨幣觀點來解釋經濟周期,認為貨幣政策沖擊及價格決定行為在理解經濟周期中發揮了核心作用。Gali(1999)也認為技術沖擊并非是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需求沖擊是產出和勞動波動的主要因素。Chari et al.(2000)等認為真實摩擦而非名義摩擦是導致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Smets&Wouters(2003)認為勞動供給和貨幣政策沖擊是產出波動的主要來源,而價格加成沖擊和貨幣政策沖擊是通脹波動的主要來源。Adolfson(2007)運用開放經濟DSGE的研究表明,技術、偏好、勞動供給沖擊解釋了產出波動的大部分;貨幣政策沖擊是通脹波動的主要因素。Atta-Mensah&Dib(2008)將金融中介機構納入DSGE的框架,研究表明中短期中外信貸沖擊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解釋了產出、通脹、名義利率的波動。Sugo&Ueda(2008)認為投資調整成本沖擊和技術沖擊是日本經濟波動的主要因素。

與上述不包含金融市場摩擦的DSGE研究相反,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以及Christensen&Dib(2008)等將金融市場摩擦納入DSGE的框架(即金融加速器模型),考察了金融市場摩擦對經濟波動的影響,但他們的結論并不一致。Bernanke et al.(1999)、Gertler et al.(2003)認為金融加速器顯著地放大了經濟波動的程度和持久性,而Christensen&Dib(2008)認為金融加速器對產出波動不重要。

2、宏觀經濟政策分析

DSGE模型在宏觀經濟政策分析中的應用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二是最優貨幣、財政政策;三是用于貨幣政策傳導分析。

(1)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研究幾乎沒有爭議,均認為貨幣政策對產出等實際經濟具有真實效應。

Gali(2000)認為在粘性價格模型里,貨幣政策沖擊對產出的影響顯著而持久,粘性對貨幣政策的非中性非常重要。Huang&Liu(2002)等認為在粘性工資和壟斷競爭情形下,產出對貨幣政策沖擊的響應具有較強的持久性。Kim(2000)在內生貨幣供應量規則下檢驗了貨幣政策的產出效應和流動性效應,并認為工資和價格粘性決定了貨幣政策的流動性效應是否存在。Kollman(2001)采用小國開放經濟DSGE模型,表明正的國內貨幣供給沖擊導致本國利率下降、名義和實際匯率貶值,產出增加,說明開放經濟下貨幣政策具有真實效應。Atta-Mensah&Dib(2008)將金融中介機構納入DSGE的框架,考察了不完全的信貸市場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認為如果貨幣當局采用前瞻性通脹目標的政策規則,則即使價格是完全靈活的,貨幣政策仍通過信貸傳導,即貨幣政策有效。對財政政策的研究有Smets&Wouters(2003),Beetsma&Jensen(2005),Ratto et al.(2009)等,認為財政政策即政府購買沖擊對經濟具有真實效應。Beetsma&Jensen(2005)運用粘性價格、開放經濟的DSGE考察財政穩定政策(即政府購買)的作用機制及其決定因素,認為產品的替代性越大、勞動供給彈性越小則越要求越積極的財政政策。Ratto et al.(2009)沿襲Smets&Wouters(2003),并將金融摩擦納入其模型,研究表明財政政策有效。

(2) 最優貨幣、財政政策。對最優貨幣、財政政策的研究是通過在DSGE模型中增加基于效用的福利分析即損失函數來進行的。

傳統的最優貨幣政策強調對通脹響應,如CGG(1999)認為最優貨幣政策要求名義利率對通脹敏感,即其對通脹的響應系數要大于1,而對技術沖擊保持不變。Gali&Monacelli(2000)認為在完全匯率傳遞即一價定律成立的開放經濟中,最優貨幣政策要求通脹為0或接近0,且名義利率不為0,無需考慮匯率波動。Kollmann(2002)考察了開放經濟下最優泰勒規則,認為最優泰勒規則可以保證通脹穩定,但導致匯率大的波動。Smets&Wouters(2002)考察了不完全傳遞匯率對最優貨幣政策的意義,最優貨幣政策應最小化國內和進口價格通脹的均值。CGG(2002)考察了開放經濟下的貨幣政策設計,認為在納什均衡下,一國貨幣當局僅對本國通脹響應,最優貨幣政策與封閉經濟一樣;而協作的貨幣政策還要對外國通脹響應。

Chung et al.(2007)檢驗了小國開放經濟(韓國)的最優貨幣政策,認為即使匯率不完全傳遞和存在成本推動沖擊,通脹目標的貨幣規則仍是最優的,盯住匯率的貨幣政策非最優。

與上述研究不同,McCallum&Nelson(1999)考察了名義收入作為貨幣政策目標的作用,認為保持名義收入接近其增長(等于長期平均的實際收入增長加通脹率),則最優貨幣政策可以實現通脹目標并減小真實經濟的波動。

Chugh(2006),Arseneau&Chugh(2008)認為粘性工資對最優貨幣政策設定有較大影響。Ravenna&Walsh(2006)認為信貸市場即成本渠道的存在,導致了最優貨幣政策受到限制。Blanchardy&Gali(2006)用包含勞動市場摩擦即失業的粘性DSGE模型,表明實際工資剛性導致嚴格通脹的貨幣政策非最優,最優貨幣政策應穩定通脹和失業變化的加權平均,即名義利率對通脹和失業響應的泰勒規則是最優的。Faia(2008)也認為最優貨幣政策應對失業和通脹響應。Faia&Monacellib(2007)則在包含粘性價格、不完全信貸市場的DSGE模型中考察最優利率規則,認為最優利率規則應對資產價格響應。對最優財政政策的研究有Siu(2004)、Schmitt-Grohe&Uribe(2004)、Horvath(2009)等。Siu(2004)認為粘性價格下的最優財政政策與靈活價格下的有很大差別:最優通脹率與價格粘性程度正相關,而稅率有較大的波動。Schmitt-Grohe&Uribe(2004)認為最優財政政策即政府債務和稅率隨機游走。Horvath(2009)用財政貨幣政策合作、不可分偏好的新凱恩斯模型,檢驗了最優財政政策是否存在擠出效應,即政府購買支出增加,私人消費下降。

(3)貨幣政策傳導。Barth&Ramey(2000)的研究表明貨幣政策緊縮導致美國企業產品價格上升,貨幣政策傳導的成本渠道存在。Ravenna&Walsh(2006)等的研究也表明貨幣政策傳導的成本渠道存在。Hulsewig et al.(2009)運用不僅工資價格存在粘性,信貸市場同樣存在粘性的模型表明,金融市場摩擦通過使貨幣市場利率不完全傳遞貸款利率而影響貨幣政策傳導;成本渠道使通脹對貨幣政策沖擊的響應更為持久。

相反,Rabanal(2007)用貝葉斯方法的研究認為美國不存在成本渠道。上述文獻對貨幣政策傳導的研究僅關注貨幣政策成本傳導渠道(即信貸渠道)的存在性,并且主要采用了校準參數的方法。而李松華(2009a,b)用中國的數據、分別采用貝葉斯和極大似然的參數估計實證檢驗了貨幣政策傳導的貨幣供應量渠道和利率渠道的存在性,并具體分析了貨幣政策是如何通過這兩個渠道對產出、消費、投資等實際經濟產生影響的。

此外,Meh&Moran(2004)認為銀行同樣面臨金融摩擦,其資本是貨幣政策傳導的重要決定因素。而Devereux(2004)則運用開放經濟的DSGE模型對貨幣政策傳導的研究表明匯率對貨幣政策傳導有切實的影響。

相對于傳統計量方法,運用DSGE模型研究經濟問題具有較多優勢。隨著中國開放度的增加,運用DSGE模型研究中國的貨幣政策實施及政策設計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徐高:基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中國經濟波動數量分析[D].博士學位論文,2008.

[2] Kydland,F.E.,E.C.Prescott.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J]. Econometrica,19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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