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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動態一致性范文1
關鍵詞：演化經濟學；碳交易；自主體
在2015年的中美兩國《氣候變化聯合聲明》中，中國承諾到2017年將啟動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在這種背景下，開展碳交易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從系統的角度來看，碳交易過程具有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兩個顯著特性。(1)不確定性，主要表現為企業經濟行為的內生不確定性、企業對政策響應的不確定性以及多種不確定的交叉組合。(2)復雜性，主要表現為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產業結構間的協同演化關系，即宏觀產業結構在影響微觀企業的同時也會因企業經濟行為反饋而進行相應調整。能否有效刻畫這兩個特性，是開展碳交易相關研究的前提。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碳交易過程所表現出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已突破了傳統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這就要求我們采取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而演化經濟學正契合了這種需求。所謂演化經濟學是以經濟主體的有限理性為基本假設，以動態的、發展的、非均衡的視角看待經濟系統[1]。為此，將碳交易問題置于演化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通過構建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經濟政策相耦合的動態演化模型來分析相關的交易機制及其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探索和實際應用價值。
1碳交易及其演化經濟學基礎
根據碳交易定義，合同一方通過支付另一方而購得碳減排額度，所購得額度可用于履行事先給定的碳配額限制，而當合同買方不能履行其配額限制時，將受到一定程度的懲罰[2]。在碳交易過程中，企業是微觀層面的合同交易主體，也是碳交易政策的承受者；而政府是宏觀層面的碳交易機制設計者和管理者，主要負責碳配額配給和過程監管。目前在我國試點的多個省市自治區碳市場中，具有較高排放水平的電力、熱力、化工、石化、紡織、造紙、鋼鐵、水泥等多個行業都已被納入到碳交易范疇。就現有試點市場的運行情況來看，要想將其推廣至全國范圍，仍需系統地考慮一系列問題。從演化經濟學的角度看，碳交易市場是一個典型的復雜適應系統（ComplexAdaptiveSystem,CAS）。復雜適應系統是由美國SantaFe研究所的JohnHolland教授于1944年首次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系統的復雜性起源于其中個體的適應性。所謂適應性是指自主體（agent）能夠與其所處環境以及其他自主體進行交互，并通過交互來“學習”和“積累經驗”，從而改變自身的行為方式。這里的自主體是指處于一定的環境中并能與其他自主體進行交互的主體，自主體具有目標導向性，并能通過記憶和學習來改變自身的行為規則。在復雜適應系統中，微觀層面的自主體是系統演化的核心。這些自主體能自主決策，通過改變自生的行為來適應系統的狀態變化。隨著微觀自主體的行為變化，系統的狀態也將發生改變，而最終體現為微觀自主體行為的涌現。顯然，在碳交易市場，微觀企業自主體是系統核心，當外部碳市場發生變化時，包括交易價格、交易條件等，企業主體將通過改變自生技術(如創新)、交易行為等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而企業行為的變化又反作用于碳市場的運行，結果表現為宏觀產業結構的演化，即微觀企業行為在宏觀層面的涌現。除了企業自主體之外，政府作為配額分配和交易機制的設計者和管理者，其行為也會影響微觀企業和市場的運行，也是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
2碳交易的自主體行為分析
對于復雜適應系統的剖析，可以從該系統的核心自主體開始。一般而言，這些自主體具備如表1所示的4個屬性[3]。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現有區域碳市場試點還是未來全國統一碳市場都受制于既定的宏觀調控政策。如果將政府自主體的行為設定為外生給定，那么企業自主體的行為特征及其與產業部門間的動態演化關系將成為關鍵。結合表1的自主體屬性，為適應市場運行的狀態變化，碳市場中的微觀企業自主體往往表現出三個顯著特性。第一，自主性。在碳市場中，企業對于是否交易、交易數量等交易行為具有決定權。為此，它們需要做出一系列的生產和交易決策。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1)調整生產規模。在碳市場下，碳排放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而獲取這一權利必將會增加企業產品的平均成本。為避免虧損，企業將所增加的成本轉嫁至銷售產品的價格當中。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市場份額也將發生變化?？梢?，在碳市場下，企業需要合理調整其生產規模以平衡因成本增加導致的產品價格上升與市場份額的下降。(2)確定交易數量。當企業所分配份額與其實際排放不相等時，企業可以決定自行減排還是配額交易以使其收益最大化。這主要取決于企業自身的減排能力。通常的決策是，當企業自行減排成本高于市場交易價格，企業傾于向市場購買碳排放權；反之，則傾向于自行減排。值得一提的是，企業減排成本可能會隨著減排量的增加而呈現出非線性上升，這就要求企業對自身的減排能力進行正確評估。第二，異質性，即碳市場中的不同企業在生產和交易決策方面具所表現出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主要是因為不同企業所被賦予的勞動力、物質資本和技術水平的初始水平及后續演化的不一致性。資源稟賦的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企業未來的發展路徑差異。其中，反映技術進步水平和創新能力的企業知識資本投資和積累是研究異質性企業主體演化過程中最難、也是最重要的環節（見微觀企業子主題體的第三個顯著特性）。一般的結論是，對于那些具有大量知識資本投資和累積的企業往往更偏好于通過發展先進技術來緩解減排壓力。值得一提的是，企業規模的大小也會影響企業間的異質性格局。在競爭性的碳交易市場環境下，規模較大的企業往往容易躲避非系統性風險所帶來的影響，其結果是這些企業在長期的市場競爭中占據了較好的競爭優勢地位，而規模較小的企業則易于被市場淘汰。第三，創新性。為了在競爭市場上獲得比較優勢，異質性企業往往會在碳減排的研發創新領域進行研發投資，即創新。然而，創新結果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例如，創新能否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如果成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帶動減排；創新減排的成本效益如何等。就創新過程而言，異質性企業具有不同的關注點。例如，是選擇產品創新還是過程創新，是選擇漸進創新、激進創新還是完全關注模仿等。在此基礎上，大量異質性企業的微觀創新結果可能最終在宏觀層面表現出特定的涌現現象。對于這種涌現的分析是碳交易的自主體建模一個難點。
3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經濟政策融合的碳交易建模
目前關于碳交易建模研究主要有兩種類型：自頂向下和自底向上。所謂自頂向下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從宏觀的高層出發，通過構建宏觀經濟部門間的關系，分析宏觀政策對微觀層面的企業行為的影響。這種分析方法多見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如鄭玉歆，樊明太（1999）與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合作構建的PRCGEM模型[4]。與自頂向下相反，自底向上的碳交易建模方法是指，從微觀企業行為出發，通過描述參與交易企業的主體特征及其間的交互，分析企業的經濟和減排行為.這種分析方法多見于基于自主體模型（AgentBasedModeling，ABM），如朱潛挺（2012）等構建的基于自主體的全球碳交易模型[5]?？梢钥闯?，碳市場中的企業具有微觀主體特征，它能根據經濟環境和自身減排能力做出自主決策，適用于ABM建模方法。遺憾的是，雖然該方法在描述微觀企業主體的自主決策和交互行為方面具有極大優勢，但其在刻畫宏觀經濟各部門間關系及產業結構演變等宏觀問題上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為了完成碳交易建模，一個解決辦法是將微觀企業行為模型與宏觀經濟政策模型相融合。這里引入了投入產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ing，IOM）。作為分析宏觀經濟各部門及產業結構內在聯系的重要工具，投入產出模型可以定量分析這些部門及產業間相關指標的相互依賴關系。與其他傳統額宏觀經濟分析工具一樣，IOM只能反映宏觀產業或部門間的聯系，而無法刻畫微觀主體在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下的自主決策和交互行為。將ABM與IOM相結合，既可以彌補兩種方法各自缺陷，又能最大程度發揮兩者優勢。圖1是ABM與IOM相結合的融合微觀企業行為和宏觀經濟政策模型。模型以微觀企業技術進步（創新）為核心，一方面大量微觀企業創新在總體上改變了宏觀IO結構；另一方面，IO結構的變化進一步反作用到所有微觀企業行為。具體來講，對于一個宏觀經濟系統，所有產業部門均有大量微觀企業構成。將每個微觀企業的投入產出結構匯總到一起就形成了宏觀層面的投入產出表。由于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不同企業在其投入產出方面的變化不一，尤其是在各自不同創新能力下做出的調整。這種調整后的微觀投入產出結構必反饋回宏觀層面的投入產出結構，從而形成一個微觀與宏觀交互的閉合經濟回路，并充分展現了其演化經濟特性。就碳交易過程而言，圖2是多主體交易的碳市場定價流程。模型以初始化碳價格零為出發點，開始計算當前市場價格下的企業碳排放量，通過比較當前碳排放與碳配額的大小來調整碳交易價格，如果當前碳排放大于其配額，則表示碳價格過低，需要增加調整（增加）初始碳價格，直至當前碳排放等于碳配額，此時，達到均衡碳交易價格。
4結語
基于演化經濟學框架，研究通過分析碳交易的演化經濟學基礎及，從微觀的主體行為的自主性、異質性和創新型為出發點，以企業自主體的技術進步為驅動力，采用微觀企業行為與宏觀產業部門聯動的動態演化機制，最終構建了一個含碳定價機制的微觀企業與宏觀經濟相耦合的碳交易模型，為進一步開展碳交易模擬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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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樊明太,鄭玉歆,馬綱.中國CGE模型:基本結構及有關應用問題(上)[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8(12).
宏觀經濟政策的動態一致性范文2
關鍵詞：預期；不可置信的承諾；房地產業政策
中圖分類號：F293．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08）09-0056-07
一、引 言
自1998年進行住房體制改革以來，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迅猛發展，房價持續上漲，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3―2005年三年房屋銷售價格分別較上年上漲了4．8%、9．7%和7．6%，2006年前三季度都以同比5%以上的速度增長。不斷上漲的房價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關注，2003年以來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涵蓋了行政、經濟與法律等手段，主要有2003年土地實行“招、拍、掛”，2005年新舊“國八條”，2006年 “國六條”，上調房貸基準利率、對二手房交易征收營業稅、個人所得稅，限制外資炒房等。但是為什么政府在宏觀調控的同時房價卻一漲再漲？調控成為“空調”？
已有的文獻對房價的高漲從不同角度做出了解釋。在需求與供給方面，影響房地產價格的主要因素有房地產市場需求量、租金、開發量、供給量、轉讓價格與開發成本。華偉、閆雷[1]的研究表明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推動了外資炒房，從而加大房地產的投資需求；易憲容[2]認為目前國內房地產市場人為操縱的情況非常嚴重，導入了過高的空置率及價格快速上漲，當國內房地產市場投資者過多，特別是當外國資金對國內房地產市場長驅直入時，這種炒作就更為嚴重，同時由于轉讓土地成為地方政府的“第二財政”，地方政府也樂意與開發商合謀推高房價；況偉大[3]從空間競爭的角度指出房地產市場的基本特征是空間競爭，而不是集中于點的非空間競爭，空間壟斷與價格合謀是房價剛性的根本原因；張曉晶、孫濤[4]從房地產周期與金融穩定的角度利用1992―2004年的季度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指出無論是房地產業發展還是房地產價格總水平，在今后較長時期內都會呈現穩中趨升的態勢。
以上的分析都能對近期的高房價做出一定解釋，但無法真正說明為什么在中央政府不斷出臺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房價還保持高速上漲，沒有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分析房地產調控政策的有效性。Kydland和Prescott[5]開創性地提出了政府政策的動態一致性問題，認為一個政策不僅在制定時應該是最優的，而且在制定之后執行階段也應該是最優的，只有這樣的政策才是動態一致的，才能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如果政府公布的政策只在制定階段是最優的而在執行階段不是最優的，政府就沒有積極性真正落實這項政策，理性的社會公眾則可以預期到政府的這一行為，同時造成宏觀經濟政策的失效。另外，如果政策在制定之時就不是最優的，則問題會更加嚴重。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為基本模型分析，從政策承諾的角度建立一個簡單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來分析中國房地產政策的動態不一致性；第三部分結合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具體情況與典型事實來分析政策承諾不可置信的原因；第四部分運用中國的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總結全文。
二、基本模型
1．房地產業的特征與政府調控目標
房地產業作為基礎產業，有著產業鏈長、波及面廣的特點。王國軍、劉水杏[6]的研究表明，在OECD各國35個產業中，除政府服務業外其余34個產業均與房地產業相關；而在中國的40個產業中，除廢品及廢料業外其余39個產業均與房地產業有關聯，房地產的收益會直接影響到其上下游產業的變化。王國軍和劉水杏的研究結論表明，中國的房地產行業的帶動系數為1．416，房地產行業增長1個百分點可以帶動其他40個行業增長1．416個百分點，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各產業具有明顯的帶動效應。對此，梁云芳等[7]經過測算，在2004年的中國經濟增長中，房地產投資開發拉動部分達到2．7%，貢獻率達28．5%。這些研究結論表明，房地產業的發展對中國國民經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大量的研究將目光集中于房地產價格的快速增長對宏觀經濟的沖擊之上。在實質資本收益率確定的情況下，如果存在的話，適當的資產定價泡沫對中國經濟有益，能促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在實質資本收益率隨機的情況下，資產定價泡沫對經濟的影響不確定[8]。袁志剛與樊瀟彥[9]給出了地產均衡價格中，泡沫形成與破裂的相應條件。崔光燦[10]用一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分析中國以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資產價格波動對宏觀經濟穩定的影響。房地產價格上升帶來銀行以房地產為抵押的信貸數量快速增加，而這些信貸將會形成房地產投資或是對房地產的需求，在短期，房地產需求增加會推動房地產價格的進一步上升，而對房地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可能會帶來整個宏觀經濟過熱。同時，過高的住房價格也會增加居民的住房支出，降低社會公眾的消費能力；火爆的樓市會吸引大量的社會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從而擠出其他生產部門的社會投資。因此，政策制定者在面對持續高漲的住房價格時，不僅要考慮過高的房價增長速度所帶來的風險集聚，同時還要評估房地產市場降溫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加速沖擊，也就是說政策制定者的目標函數是多元的，這也間接證明了政治組織的多重任務（multi-tasking）特性[1]更完整的政治組織中的激勵特性評論可以參見王永欽等（2007）：“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經濟研究，第1期，PP4-16。。
2．模型的構建
我們假定政府的效應函數為：U（y,π）=y-(π-π*)2。在這里，y表示國民產出，π為房價增長速度，π*為政府認為的一個可以容忍的房價增長速度，即房地產市場健康運行的閥值。對政府而言，房價增長速度超過或者低于這一閥值都不利于其效應最大化。如果房價上漲過快而超過了π*，則房地產行業有過熱的危險，如果不加以調控，會對整個經濟產生較大負面沖擊；反之，如果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房價總是處于低水平運行，房地產對各行業的帶動作用就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不利于GDP的增長。這樣，政府的效應為國民產出y與房價增長速度π以及政府可以容忍的房價增長速度π*的函數，政府不喜歡一個較大的房價增速，但是如果房價能保持一個合理、穩定的速度增長，由于房地產行業的帶動效應，政府則會容忍這一增長速度。
顯然，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公眾的預期是不可分割的，政府希望保持一個合理房價增長速度的政策如果能夠被公眾理性預期到，社會公眾則會通過調整其他資產的持有比重或是通過要求增加工資來抵消政策執行的效果。由于交易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存在，短期內公眾改變資產組合或是其他行為決策是不可能的，或是由于交易成本太大而不經濟，這樣如果公眾事先沒有做好預期防范，未預期到的房價增長速度會影響實際產出。特別地，我們假定房價增長速度對產出的影響函數為y=y*+(π-πe)。其中，y*為潛在的國民產出，πe為公眾的預期房價增長速度，如果實際房價增長速度超過了公眾的預期增長速度πe，則總產出會有所增長。
3．政府行為分析
政府在房價增長迅猛的情況下，希望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來平抑過快的房價增長速度，以降低經濟泡沫破裂的風險。假定政府宣布將會將房價增長速度控制在可以容忍的π=π*，如果公眾相信政府的承諾，即：πe=π*，而政府履行它的承諾，嚴格執行它事先宣布的控制房價增長速度的政策，則政府的最終效應為U1=Y*，π1=π*。但事實上，給定公眾相信政府的承諾，π=π*并不是一個動態一致的政策，此時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是：
解上述最優化問題，政府的最優房價增長速度為π2=π*+12，而均衡的效應則為U2=y*+14。由于U2＞U1，政府并沒有積極性來遵守自己的承諾，也就是說給定公眾相信自己將會控制房價，“理性”的政府就有激勵不執行事先承諾的平抑房價上漲速度的政策，通過選擇一個π2=π*+12＞πe=π*的房價增長速度來最大化自身的效應。
但是理性的社會公眾是能夠預期到政府有違約的傾向的，事實上，由于政府的承諾在沒有其他沉沒成本的條件下并不是那么可靠，這樣理性社會公眾就不會相信政府的政策宣言。政府面臨的問題是在給定公眾的房價增長速度預期下選擇最優的實際增長速度，因此均衡的實際增長速度π滿足：
解上述最優化問題，我們得到政府短期最優房價增長速度為π=π*+12，政府的均衡效應為U=y*+(π*+12-πe)-14，假定公眾有理性預期，能夠預測到政府的最優增長速度，從而πe=π*+12，那么政府的最終效應為U=y*-14,U＜U1＜U2。這樣，一方面，政府的政策被公眾理性預期到，沒有增加實際產出，y=y*；另一方面，由于房價增長速度高于閥值，π=π*+12＞π*，政府最終效應減小，U=y*-14＜y*，政府沒享受到高房價增速帶來的產出增長。
可見，由于政府的政策信譽得不到擔保，或是政府的聲譽并不可靠，政府在宣布政策時，在理性預期的條件下公眾并不會輕信宏觀經濟政策，從而造成政策的動態不一致，現實的均衡是一個高的房價增長速度與低的政府效應，也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失效。
三、不可置信的承諾：具體分析與中國的典型事實
一個承諾要有可信性，它必需符合以下兩個條件：（1）事前十分清晰并可觀測；（2）事后不可逆轉（迪克西特，2004）。轉引自周業安與包林梅．承諾和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教學與研究，2005，（4）：26-33．更為詳細的論述請參見［美］阿維納什•K•迪克西特．經濟政策的制定：交易成本政治學的視角［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如果能根據未來的每種情況，制定相應的相機規則，那么政策制定過程中就不會出現機會主義，或者說是一個完全契約。但現實中契約往往是不完全的。契約不完全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一是預見成本，由于參與人的有限理性，或是社會環境的不可預測性，導致無法預測到所有的或然狀態；二是締約成本，即使當事人可以預見到所有或然狀態，但是以一種雙方無爭議的語言寫入契約也很困難或是成本太高；三是證實成本，即關于契約的重要信息對雙方是可觀察的，但對第三方（如法庭）是不可證實的。由于事先無法簽訂一個完全契約，那么對這個契約的承諾也就變得不可置信了?？尚懦兄Z的第二個條件要求政策制定之后不可逆轉，但政治組織委托人的異質性卻與之沖突。政治組織中的激勵不同于經濟組織中的激勵，政治組織委托人的偏好往往是異質的，而企業組織中股東的偏好基本一致，也就是收益最大化，而在政治組織當中，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它自己的偏好與利益[11]。由于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是一個長期動態過程，因此，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也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競爭與協調的過程。經濟政策的出臺往往是多方利益妥協的結果，政策的落實也就成為不同利益集團的動態博弈均衡。不同利益主體從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要求不同的政策傾向，不能綜合各方利益訴求的政策往往成為事后“違約”的誘因；而事后由于客觀環境的改變，在契約不完全條件下，事前能協調各利益主體的政策也許不再是均衡，成為事后“違約”的口實。具體到執行過程中，在多級政府框架下，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競爭成為經濟政策是否完全執行的主要決定因素。
以下結合中國近年針對房地產市場的宏觀調控政策來分析承諾不可置信的原因。
1．政策效果的不可觀測性
縱觀中國政府近年來所出臺的針對房地產市場的種種政策，涵蓋了房地產市場的各個方面，從行政與法律手段，到財政、貨幣政策，顯示出政府希望控制房價增長速度的決心。但從政策執行后的房地產市場反應來看，調控效果并不明顯。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與制定者的主觀意愿發生偏差。以征收二手房轉讓營業稅與個人所得稅為例，政策制定者希望通過提高交易成本來控制房地產市場的投資或投機，從而保證住房的真實需求供應。從中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住房的需求彈性很小，流轉稅的增加只是提高了二手住房的供應價格，而供給量或是二手住房的成交量并未有很大幅度的減少，這樣，稅收更多的是轉嫁到了購房者，而非住房投資者，客觀上反而助長了房價的上升。相反，更多的討論集中于對住房持有環節征稅，同時取消或降低流轉稅，在提高房屋囤積成本的同時降低交易費用，加快存量房地產市場的流通速度，降低住房空置率關于房屋持有稅詳細的論述請參見陳釗與陳杰（2007） zhaochen-cces．blog．sohu．com/59983969．html。同時，也有議論集中于提高第二套住房的首付比率之上，不僅存在對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實際認定困難，同時對政策所針對的目標群體也存在偏差，因為能大量投資于住房并能實際拉動房價的投資者并不缺少個貸資金支持。他們可能用大量的自有資金投資，可以通過其他變通方式從銀行融資間接投資于房地產市場，并不一定得通過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這一渠道讀者如果對此觀點感興趣不妨參見郭凱（2007）kaiecon．blog．sohu．com/65847188．html。這兩個事例說明，政策制定者的主觀意愿與政策的執行的實際效果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較大的偏差，政策的執行效果事前并不可觀測。
2．政策執行過程中的事后逆轉
上面所分析的是政策的客觀不完全性會造成效果偏差，但是，由于政治組織委托人的異質性，即使一項合理的經濟政策也不一定能得到完全實行，造成事后逆轉。以土地市場的調控為例，2002年5月9日，中國國土資源部出臺《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規定》，明確要求轉讓國有經營性用地，必須以招標、拍賣或者掛牌方式出讓。而2004年3月30日，中國國土資源部、監察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繼續開展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情況執法監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從即日起就“開展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情況”進行全國范圍內的執法監察，明確各地要在2004年8月31日前將歷史遺留問題處理完畢，否則國家土地管理部門有權收回土地，納入國家土地儲備體系。這充分說明事前的政策并沒有得到完整的實施，政策承諾出現了事后逆轉。之所以出現政策的事后逆轉，我們可以從如下兩個角度分析中國的特征事實。
首先，事后逆轉可能來自中央政府的不完全落實。由于政治組織的多任務性質，中央政府在關注高房價增長速度帶來的風險集聚的同時，也不可忽視房地產市場對宏觀經濟的拉動作用，因此在政策落實當中可能存在對“度”的把握，不會嚴格執行事先的承諾。而如果社會公眾預期到政府的事后“擔心”，則會將之理解成為中央政府的“隱性擔?！?，也就不會改變其原有的投資決策。
其次，中國房地產調控政策的事后逆轉更有可能來自財政分權之后的地方政府行為異化，而這與中國特有的政府激勵機制相關[12]詳盡理解中國的分權式改革與地方政府激勵可以參見周黎安（2004，2007）與王永欽等（2006，2007）。。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奠定了中國財政分權的基礎，在財政分權的前提下，由于地方政府享有高度的財政自，地方政府有強勁動力發展地區經濟來獲取更多的財政資金。但是單一的財政分權并不足以構成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全部激勵，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也是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不可或缺的一環。中國政治體制的兩個特征，一是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機制，二是（基于民意調查基礎上的）上級官員任免制度。上級官員任免制度牢牢控制了下級官員的晉升激勵，形成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而上級政府主要通過考察下一級政府轄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GDP）的相對績效來晉升地方官員。在一個這樣的地方政府激勵機制框架下，地方政府有著強勁的動力在短時間內通過各種措施來促進轄區內GDP的快速增長。房地產投資作為固定資產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容易成為地方政府通過投資來迅速拉動GDP增長的主要方式。再者實行分稅制后，與房地產業相關的絕大部分稅種――如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都屬于地方稅，不少地方財源對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營業稅、契稅以及管理費形成了較高的依賴。與房地產行業相關的稅收與費用收入以及土地批租收入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房地產行業的繁榮所帶來的GDP增長有利于地方政府政治晉升，同時稅費收入與土地轉讓金也成為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地方政府就有著強有力的內部激勵來通過各種措施化解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保持房地產市場的高度繁榮。雖然通過房地產投資能短期內迅速拉動GDP增長，但從長期來說過于依靠投資增長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利于地區經濟的長期發展，但掌握更為充分信息的社會公眾并沒有充分的官員評價權力，上級官員任免制度同樣可以保證官員的政治晉升。
而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是：在相對績效評估的錦標賽下，贏家的數量是有限的，而大部分則是輸家[11]。落選的地方官員往往就失去了再次晉升的機會，而官員的晉升與落選有著巨大的利益差異，在既有的職位得以保存的前提下，如果晉升失利或是晉升的可能性比較小，地方政府官員往往會伸出其“攫取之手”[13]，尋求替代的辦法進行補償，如。具體到房地產市場，地方政府可以與開發商合謀，接受來自開發商的賄賂，不嚴格執行來自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這也可以解釋近年來房地產市場成為腐敗重災區的一個原因。
四、實證檢驗
1．變量選擇與數據來源
為了全面考察公眾預期與政策承諾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本文選取1998年1季度到2007年2季度共38個樣本的國房景氣指數、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與房屋實際價格進行實證研究。就反映社會公眾對市場的預期而言，中國編制了相關的預警信號圖與景氣指數，如國民經濟預警指標信號圖、消費者景氣指數、行業企業景氣指數等，具體到房地產業有國房景氣指數。它由中國國家統計局編制，選擇與房地產緊密相關的土地、資金和市場三大類指標來量化反映房地產行業的變化趨勢與變化程度，每月公布1次。本文利用國房景氣指數（jq）變量來反映社會公眾對房地產市場的預期。由于原始數據為月度數據，為了獲得季度數據，我們將之進行算術平均處理，數據來源于中國經濟景氣月報。國房景氣指數在2005年進行了模型變化，數據相應進行了更新；同時在2006年采用了新的季節調整方法，歷史數據也進行了調整。本文2004年到2005年的數據為2006年更新后的月報所得。2004年及以前的數據由于月報未進行更新，故用原始值。為了量化政府的政策承諾，本文選取了房地產投資占GDP比重這一變量（ratio），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一般而言，房地產投資對GDP的占比越大，則房地產業對地區經濟增長的貢獻越大，這樣中央政府就會更加慎重考慮其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而地方政府也有著更高的積極性維護當地房地產市場的繁榮，以保持地區GDP的快速增長和地方財政收入的穩定，當然也就有更強的激勵去化解來自中央政府的政策壓力，這樣，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越大，說明政府政策承諾的可靠性越小，它們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房屋實際價格(hp)用全國房屋銷售價格指數替代，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由于全國房屋銷售價格指數為季度同比數據，為求得反映房價變動的時間序列數據，在實際研究當中一般將同比數據定基化處理，并假定基期年的各季度數據反映了當年房價的實際變動。況偉大（2005）、張濤、龔六堂、卜永祥（2006）采取了同樣的方式對數據進行了處理。本文在此基礎上搜集了2006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變化的月度環比數據，根據各月的環比數據推出2006年各月房價變動的定基數據，據此再推出2006年前后各季度的房價定基指數，從而使得我們的數據更加真實地反映房地產市場的實際價格變動。由于是季度數據，在建模之前我們對所有的變量都進行了季節調整，以消除季節因素與不規則因素的影響；并對房價數據與景氣數據取了自然對數，以消除異方差影響。
2．相關變量平穩性的單位根檢驗
傳統經濟計量學理論以序列平穩為前提，因而在揭示模型變量間結構依存關系時，往往不能給出客觀、準確的分析結論。事實上，在實際問題的分析中，所涉及變量往往是非平穩的?，F代經濟計量學以非平穩、非對稱、非線性為特征，以一定的經濟理論為基礎，選擇更加科學的方法與評價指標體系，建立擬合與預測精度均較高的模型，對宏微觀經濟政策進行模擬分析。由于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確立，僅當各變量的單整階數相同時才有效。本文相關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loghp、logjq和ratio都是一階單整I(1)序列。換言之，它們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不能使用傳統的經濟計量學理論來構建模型。為此，我們使用現代經濟計量學中的協整理論及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來研究中國1998―2007年間公眾預期、政策承諾與房價之間的長期動態均衡關系。這需要首先確認相關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
3．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從表2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我們可以拒絕相關原假設，認為國房景氣指數和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與房價之間至少存在單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國房景氣指數的自然對數序列logjq 和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ratio是實際房價對數序列 loghp的Granger原因。
5．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分析
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與協整分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公眾預期、政策承諾與房價之間的因果關系及長期均衡關系。下面我們通過脈沖響應函數與方差分解方法來研究系統的動態性。從圖1可以看出，社會公眾對房地產市場的預期提高帶來的沖擊對房地產價格會產生長期為正的動態影響，而且這種沖擊是動態變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效應逐漸增大；房地產投資占GDP的比重對房價也有著長期的正向沖擊，沖擊在前三期效應相對較大，對房價的正向影響快速上升，之后保持繼續保持一個穩定上升的勢頭。這樣的結論表明，由于房地產行業在地區經濟中的支柱性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各級政府對房地產業的政策態度比較模糊。一方面，房價的快速上升不利于地區經濟的穩定，社會公眾的消費支出與投資支出受到擠出，公眾的經濟壓力增大，政府需要采取措施來調控房地產市場；另一方面，由于房地產業給各級政府帶來了政治晉升的“資本”與各種稅費收入，即使承諾將控制房價，但這一承諾也不會得到完全實行。這樣理性的社會公眾預期到政策承諾并不可靠時，就會改變當期的行為，不再等待政策調控后的房價穩定或下跌，而是立即購買，進一步推動了房價的上漲。并且，脈沖響應函數的沖擊結論表明，由于政策承諾的不可靠性導致的上漲預期一旦形成，其影響長期持續并且逐漸增加。
圖2是不考慮房價自身影響的公眾預期與政策承諾的不可信對房價影響的貢獻率。從圖2可以看出，在第1到第5期，預期對房價的影響要小于房地產投資對GDP占比對房價的影響，但在長期，上漲的預期一旦完全形成，它對房價沖擊的貢獻率要高于房地產投資對GDP的占比。
五、結 論
本文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研究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預期與不可置信的政策承諾對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效果的影響。本文建立了一個簡單的社會公眾與政府之間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模型的結論表明，如果政府政策得不到有效保障，社會公眾的理性預期會使得政策無法達到政策制定者初始的預期效果，現實的均衡是一個高的房價增長速度與低的政府效用，也就是宏觀經濟政策失效。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典型事實的基礎之上，本文指出，由于政策制定者對個別政策執行效果事前不可觀測，且在政策執行過程當中各級政府都存在對政策事后逆轉的可能性，房地產調控政策往往成為不可置信的承諾。在此基礎之上，本文的實證研究表明，預期與政策承諾的不可置信性對房地產價格有著長期的正向動態影響，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影響逐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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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政策的動態一致性范文3
本文通過梳理現代宏觀經濟學演變發展歷程中的三個重要階段，主要學派形成的歷史條件、思想淵源，以及其理論要點、政策主張和實踐，分析其演變發展過程的特點。
總體而言，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演變發展，是隨著西方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出現而發生的，一直圍繞著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這兩大主題進行爭論和融合。這兩種基本力量此消彼長，相互批判，相互融合，不斷深入發展，從而豐富了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的實踐。
一、凱恩斯主義：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形成
(一)凱恩斯主義
1929-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普遍性的經濟大蕭條。首先是股市的暴跌風波，接著是生產大幅度下降，企業大批破產，失業急劇增加。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紀初的水平；失業和處于半失業狀態的人數接近5000萬。據估計，危機期間所造成的經濟損失總額達到了2600多億美元。傳統的經濟理論對此一籌莫展，既無法從理論上給予解釋，也無法從政策上提出擺脫困境的辦法。1這場危機促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經濟生產和基本矛盾進行新的思考。統治階級迫切希望有一種新的經濟理論，既要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和失業的存在，并且能提出應對的政策，但又不要將危機的根源歸咎于資本主義制度。
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在理論、方法和政策上，都提出了與傳統經濟學不同的觀點，其思想主要體現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凱恩斯主義的思想淵源是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學說、馬爾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學說、孟德維爾的高消費促進繁榮的學說和霍布森的過度儲蓄導致失業和經濟蕭條的學說。
理論上，凱恩斯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遵循的“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強調總需求是決定國民收入的關鍵。他提出三大心理規律：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資本邊際效率遞減規律和流動偏好規律。在它們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而市場機制無法自動調節并實現充分就業均衡。方法上，凱恩斯開創了宏觀經濟的分析方法，即總量分析法，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合為一體，克服了此前傳統的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分開的“二分法”。政策上，凱恩斯反對“自由放任”和“無為而治”的傳統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生活進行積極干預來消除失業和擺脫經濟蕭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相繼接受凱恩斯理論，并根據“有效需求理論”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例如，1945年，英國政府了就業政策白皮書》，聲稱政府將穩定就業水平作為主要目標和責任；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政府也宣布將充分就業作為戰后施政的重要目標。1946年美國通過的“就業法案”規定“促進最大限度的就業、生產和購買力是聯邦政府的一貫職責”。50年代以后，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進入鼎盛時期，成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
(二）新古典綜合派--凱恩斯主義的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逐漸恢復，此后的20多年是相對繁榮和穩定發展的時期。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主要是針對經濟危機提出的，追隨者必須對其理論進行新的解釋，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狀態。這個時期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比較緩慢，又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威脅，需要對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所忽視的長期發展、價格和工資問題進行研究。此外，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的不一致性，需要加以調和；經濟結構的改變，也要求將反映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學和反映國家干預的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在這種理論和現實背景下，形成了新古典綜合派。
新古典綜合派的思想淵源是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理論。該學派理論的最大特點體現在“綜合”上：①綜合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把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總需求所引起的“收入效應”，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替代效應”結合起來。②綜合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方法與古典學派的長期分析方法。③將傳統的對市場自行調節的機制與凱恩斯所主張的政府干預機制結合起來。④把新古典經濟學強調的貨幣政策與凱恩斯強調的財政政策結合起來。⑤把非均衡分析方法與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結合起來。⑥80年代以后，其“綜合”的特征還表現為對凱恩斯主義反對派各種理論的綜合。其代表人物薩繆爾森曾經說“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薩伊定律的侍從，而星期二、四、六，我卻可以是一名凱恩斯分子。”
新古典綜合派的核心政策主張是“需求管理”思想，提倡由政府采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對社會總需求進行適時適度調節，穩定經濟增長。1950年代，新古典綜合派的政策主張是補償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60年，肯尼迪總統采納了新古典綜合派代表人物托賓和奧肯的政策建議，削減個人所得稅，生產與就業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但這又對1970年代的“滯脹”困境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了應對這種困境，新古典綜合派又提出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實現多種經濟目標的策略。
二、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推行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雖然緩和了階段矛盾，推遲了周期性危機的爆發，剌激了生產與經濟的發展，但是卻造成了通貨膨脹的加劇。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發生了急劇的通貨膨脹，并在70年代初形成了高通貨膨脹率和低增長率并存的“滯脹”局面，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此束手無策。。5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包括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論戰中迅速崛起。
(一)現代貨幣主義
現代貨幣主義的思想淵源是費雪的貨幣數量論和芝加哥大學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該學派強調貨幣問題的重要性，主張通過貨幣政策來消除通貨膨脹。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從50年代中期起，根據費雪和芝加哥大學的傳統觀點，對貨幣數量理論作了新的論述，主要觀點是：貨幣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貨幣數量變動既影響物價水平，又影響商品和勞務的生產量或國民收入的變動；通貨膨脹不僅被看成是純粹貨幣現象，而且被認為是國家干預破壞市場機制作用的后果；反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提出有計劃地穩定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即按照國民收入增長率有比例地增加貨幣供應量）的政策主張。
現代貨幣主義者曾提出過六大政策命題：中央銀行的首要任務是控制通貨膨脹，而不是失業；中央銀行需要使用明確而有效的目標框架和工具變量；合適的工具變量是全額準備金（制度）；中央銀行能夠充分精確地控制貨幣供給；貨幣供給是適宜的高層目標；貨幣應以穩定或不變的比率增長。。]
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成為撒切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撒切爾的通貨緊縮政策使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撒切爾上臺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
1979年，美國進行了一場“貨幣主義者的實驗”，美聯儲不再以利率為中心，而是使銀行儲備和貨幣供給遵循事先確定的增長路徑。這項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取得了成功，從1978年到1982年，通貨膨脹率從13%降到了4%,失業率從6%上升到10%；但是卻使貨幣周轉率變得越來越不穩定，因此美聯儲漸漸不再以它作為貨幣政策的風向標。
(二）供給學派
供給學派強調要注重經濟運行的“供給方面”，其理論與政策的核心是說明財政政策的變化，尤其是邊際稅率的變化，對剌激勞動積極性、儲蓄與投資等的作用，進而對總供給和經濟增長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供給學派的學術淵源主要是古典經濟學，具體來說，主要是指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并由薩伊建立的“從供給出發，將生產、成本、生產率作為研究重點，并以經濟自由主義為主要政策主張的經濟理論體系”。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干預主義，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源，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薩伊定律。
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在經濟陷入“滯脹”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背景下被里根政府所采納。里根政府大幅減稅：1981年第一次總統預算將非勞動所得收入的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把資本收益的最高稅率由28%降到20%。1983-1984年，美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復蘇，失業率降低。1986年，失業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
里根政府推行供給經濟學，目的是通過增加供給提高生產率、消除“滯脹”。但推行減稅卻使稅收降低、赤字高漲，并造成低儲蓄率、低投資率、低生產率、高匯率，投資下降，國際市場競爭力下降。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一)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
在20世紀70年代時，西方國家經濟面臨“滯脹”和大量失業的困境，凱恩斯主義和現代貨幣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都未能改變這種局面，一些經濟學家從現代貨幣主義中分離出來，形成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
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學術淵源是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市場經濟理論。該學派有3個重要的假設：理性預期（經濟行為人對經濟變量的主觀預期將符合這些變量實際的或者客觀的條件數學期望）、持續市場出清（工資和價格變動非常迅速，因此市場總是處于均衡狀態）、經濟當事人最大化。從這些假設中可以推導出一些重要的政策主張：①政策無效主張。如果貨幣當局宣布打算增加貨幣供給，理性的經濟行為人會考慮這一信息并完全預見貨幣供給增加對一般物價水平的影響，因此，產出和就業保持在自然水平上不變。②減少通貨膨脹的產出和就業成本。為了減少通貨膨脹，經濟體要承受產出和就業的損失。③動態時間的不一致性、信譽和貨幣規則。最優政策選擇是在動態過程中發生變化的，由于存在試圖預期政策行為的當事人，會導致政策制定者在一定時期內的相機抉擇政策不會導致社會目標函數的最大化。因此，要制定一些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則，而不是相機抉擇，建立對規則的信譽比具體的規則本身更重要。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獨立的中央銀行更能建立信譽，以更低的代價實施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⑤宏觀經濟政策增加總供給的作用。附加預期變量的總供給曲線自然隱含著增加總供給的微觀經濟政策，即增加產出或者減少失業的適宜政策是那些促使廠商和工人提供更多產出和勞動的微觀經濟動機的政策。盧卡斯曾指出“福利的潛力來自較好的、長期的、供給方的政策，其收益遠遠超過短期穩定政策進一步提高所帶來的福利。”⑥政策評價的“盧卡斯批判”。盧卡斯批判使用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來評價不同政策方案的效果，因為當事人會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調整他們的行為，參數可能因政策規則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所以無法比較不同政策產生的效果，即宏觀經濟模型對于政策評價沒有用處。
(二）新凱恩斯主義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長期在西方宏觀經濟學處于主流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在應對“滯脹”問題時一籌莫展，陷入困境。新凱恩斯主義的產生的理論條件是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缺陷和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在解釋現實問題時的軟弱無力。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缺乏微觀基礎，沒有清楚闡釋名義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盡管新古典綜合派的薩繆爾森后來把古典微觀理論引入凱恩斯經濟理論中，但是卻沒有形成有機的結合體。新古典宏觀經濟學雖然發展了一種有微觀經濟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但是過于追求理論結構和分析方法的完美無暇，其市場出清的微觀分析嚴重脫離了現實，宏觀政策無效性的結論也難以令人信服。在這種背景下，新凱恩斯主義產生了。由于主張政府干預，它被看成是凱恩斯主義的復也。
相比舊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的“新”主要體現在：①在解釋經濟周期波動方面，強調的是名義價格剛性，而不是名義工資剛性。新凱恩斯主義的重要內容包括“菜單成本”理論、“近似理性”模型、長期合同理論或價格交錯調整理論。②強調實際不完全，主要是不完全競爭和不完全信息，并用它們來解釋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③試圖為解釋工資和價格粘性現象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微觀基礎。新凱恩斯主義把名義不完全與實際不完全的相互作用和理性預期假說、自然率假說結合在一起，說明名義總需求的波動如何能夠對產出和就業產生重大的實際效果，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說明干預政策如何可以穩定經濟。
四、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演變發展特點
雖然現代宏觀經濟學在產生和演變發展過程中，存在不少爭論和分歧，但是在也存在一些共識：①真實GDP的運動方向基本上是由供給方面的因素推動的。M②真實GDP在長期內是螺旋上升的，而短期內實際GDP的波動基本上是由總需求的沖擊引起的。③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替代關系在短期內存在，但在長期內不存在。④在長期內，貨幣供給的增長率決定通貨膨脹率，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應該是追求一個較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率。⑤不主張政府使用不謹慎的“微調”總需求的政策，來使產出和失業水平接近或保持在它們充分就業時或自然的水平上。⑥經濟穩定被看成是一個博弈理論的問題。政府的政策體系能夠影響人們的預期和行為，因此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相關的制度很重要。
20世紀30年代現代宏觀經濟學產生后，經歷了凱恩斯主義的產生和興起、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學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經濟理論的主流、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趨同與綜合這三個重要的演變發展階段。
宏觀經濟政策的動態一致性范文4
論文摘要:以博弈研究為切人點，運用博弈分析的方法，將博弈理論與區域政策相結合，詳細闡述了區域政策的博弈論基礎與博弈方法，并以政府與企業行為博弈為案例，對政府與企業的經濟行為進行深人地分析論證，為政府和企業進行理性決策提供理論支持。
1博弈理論溯源
博弈論是研究理性決策主體行為在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如何進行決策及決策均衡問題。博弈(game)最早產生于下棋、打牌、劃拳等游戲中，m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的問世，首次提出“大多數經濟行為應當按博弈來分析”的一般博弈論思想，為經濟博弈論的構建與完善奠定了基礎。隨后，納什明確提出“非合作博弈均摸卜-一納什均衡”的基本概念，為非合作的一般理論和合作的討價還價理論奠定了基礎。進人50—60年代，博弈論研究空前高漲，圍繞“納什均衡”博弈理論不斷完善，由靜態博弈到動態博弈、重復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等，尤其是隨機分析方法下的“貝葉斯一納什均衡”成為博弈論發展的又一里程碑。
90年代以后，博弈論開始融人主流經濟學并對經濟學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其研究方法已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在宏觀、微觀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環境、福利經濟學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
博弈分析是博弈理論的核心，其基本內容包括對弈者、策略、報酬(動態賽局還應加人賽局樹、分配法則及咨詢集合)。對弈者指參與博弈的雙方，是博弈分析的主體;策略是博弈雙方在各自信息基礎上所采取的對策，它受到博弈規則(相當于游戲規則)的制約;報酬亦稱支付，是博弈雙方通過對弈的預期所得。對弈者在追求報酬最大化前提下通過適當的策略組合使博弈雙方達到某種特定的均衡—納什均衡，此均衡亦是所有對弈者的最優策略集合。
2區域政策的博弈論基礎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充分體現了政策分析的博弈特征。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及外貿政策等方面，西方經濟學家已將博弈論運用的淋漓盡致。而涉及到區域政策，這一研究尚屬起步階段。用博弈論觀點來看區域政策的制定、實施與結果，有著鮮明的實際背景。
區域政策是政府為解決區域經濟問題而制定并實施的各種社會、經濟政策的統稱，是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產物。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問題區域(落后區域、蕭條區域及膨脹區域)的出現，市場調節失靈，市場機制對解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許多問題無能為力，由此，政府干預成為經濟發展的必須。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介人是區域政策形成的基礎，它決定了區域政策的特征:首先，它產生于市場機制對解決區域問題失靈的歐盟地區，是歐盟國家解決區域發展問題，緩解經濟發展差距的重要工具。其次，政府間財政轉移支付是區域政策的重要內容，轉移支付在促進問題區域經濟發展的同時必將使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變得更為復雜。第三，政府通過制定區域政策，采取相應措施，支持有發展前景型產業，遏制、淘汰工藝落后、污染嚴重的無發展前景型產業，從而達到援助、引導、開發問題區域的目的。政府的這種經濟行為，在促進區域內新興產業發展的同時，極易導致消極對抗、尋租及搭便車等現象的發生，進而使得政府與企業間的經濟行為變得復雜起來。
區域政策的基本特征決定了其可博弈性，博弈雙方即為政策制定者(中央政府或各級地方政府)和政策接受者(各級地方政府、公眾或企業)，二者不同的目標和利益追求，導致博弈雙方出現利益沖突及行為不一致現象，從而使區域政策分析具有十分典型的博弈特征。
區域政策博弈一般包括四個要素:①博弈雙方，即區域政策主體和客體，政策主體指政策制定者，即中央政府或各級地方政府;政策客體是指政策的接收者或政策的實施對象，即各級地方政府、公眾或企業。②預期報酬，即區域政策目標。區域政策目標從總體上說是引導區域經濟活動、協調區域經濟關系，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從中央政府角度來說，一般可歸納為兩類:效率目標和公平目標。追求效率目標是使資源在空間的優化配置，獲得最好的經濟效益，實現地區經濟高速增長;追求社會公平目標，就是通過運用政策手段逐步縮小地區間發展差距，取得最大的社會公平，實現地區間相對均衡發展，提高整個社會的和諧程度。而地方對區域政策的反應，一般僅僅是為了促進地方政府管轄地區范圍的經濟發展。公眾和企業更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③博弈策略，即政策手段。針對區域經濟問題，中央政府會采取有區域性差別的措施—區域政策。對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進行誘導、限制、規范、鼓勵等，使其按政策所制定的方向進行。而政策實施對象會以變通的手法來“應對”政策。④博弈規則。就區域政策博弈而言，“制度”與“法律”是博弈正常進行的保證，即“游戲規則”。
3區域政策博弈方法解析
區域政策博弈本身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公眾及企業關系博弈的一種表現，在進行博弈分析時，也應圍繞這層關系展開。區域政策博弈分析一般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3.1區域政策目標函數的選擇
確立各類行為主體的目標函數，必須把各類行為主體作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以局中人的角色相互博弈。如中央政府制定區域政策的起始目標一般是追求效率和社會公平，而其最終目標乃是預期國家整體利益最大化，追求效率和公平只不過是實現整體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必要步驟。各地方政府實行區域政策的目標函數是以地方利益為中心，力圖使地方利益最大化。公眾和企業則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確定目標函數。在進行目標選擇時，博弈論要求任一局中人的決策函數必然受到另一些局中人策略選擇的影響，即充分考慮對方的反應，當局中人的目標之間發生一定程度的沖突時，能夠協調相互關系，實現博弈均衡。
3.2區域政策工具的選擇
區域政策工具是達到區域政策目標的保證。通常情況下，經濟政策工具包括直接控制措施和間接控制措施兩類。直接控制措施是通過強迫某些類型的主體從事既定的活動來實現目標。如進口配額、消費配給、最高貸款限額、建立公共部門企業和各種形式的規則等;間接控制措施指通過影響、引導主體決策的變量來達到目標，如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貿易政策等。財政政策是國家為了一定時期的路線和任務而選擇確定財政行為的基本規則，它通過稅收、公共支出、轉移支付等手段來達到發展、穩定、實現公平與效率、抑制通貨膨脹等目標的長期財政戰略和短期財政策略。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相比，財政政策作用范圍很大，它不僅涉及到就業、通貨膨脹及經濟增長等各方面，而且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需一定的立法程序來完成。貨幣政策是貨幣當局為了追求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而實施的緊縮或擴張的貨幣政策，它以影響社會就業、價格水平、國際收支、經濟增長等為最終目標。貨幣政策實施的工具主要包括存款準備金制度、再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業務等，它通過改變貨幣供應量對社會總需求產生迅速而直接的影響，具有作用范圍小，行政時滯短，效果時滯長，受財政政策、貿易政策等其他宏觀經濟政策影響或制約程度相對較小的特征。由于貨幣政策使用靈活，作用效果獨立性強，它在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倍受青睞。貿易政策一般包括關稅政策、非關稅政策、鼓勵出口政策、傾銷與反傾銷等內容，帶有濃厚的政府管制色彩。
區域發展政策是區域政策的重要內容，它抽象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及貿易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同時又具有自身特色，是增強地區發展活力，解決地區間發展水平差距的政策的綜合。區域發展政策由與地區發展相關的財政投資、財稅管理、金融信貸、外經外貿等方面的政策組成，它包括國家直接投資地區的發展政策(政府直接投資、建立和完善各項發展基金、支持基礎產業和重點地區建設等)、國家間接投資的發展政策(金融管制、規?；顿Y基金、鼓勵聯合投資等)及特殊地區優惠發展政策(經濟特區、特殊貧困區等)。
區域政策是一個為解決區域經濟問題而制定并實施的各種社會、經濟政策的集合。在以實現社會公平和社會效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前提下，其政策選擇充分體現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區域發展政策、貿易政策及其他相關經濟政策的統一(圖l)。
3.3區域政策效應分析
區域政策效應分析主要強調對區域政策的實際效果進行事前和事后評估。事前評估是運用多種方法和手段，對已設計的若干區域政策方案在未來實施過程中的結果和效益進行系統評價和綜合分析。主要內容有:①分析預測影響區域政策方案實施的各種因素;②根據區域政策目標，確定評價指標體系及評價標準;③進行相關資料的收集、處理，確定評價參數值;④確定評價方法;⑤分解估算區域政策方案的投人產出項目，用確定的評估方法對區域政策未來實施結果進行評估。事后評估是當區域政策實施到一定階段時，對其實施背景、條件、結果和效益等方面進行系統評價和綜合分析。內容包括:①對已實施的區域政策效果進行計量，并與預期目標進行比較，確定政策效果;②對區域政策實施背景、條件進行分析，修訂評估結果;③根據新條件、新因素確定的評估結果，微調原政策方案，以保證政策的時效性。另外，對區域政策效應評估還應注意以下四方面內容:①該項政策的實施能否(或是否)達到預期目標;②對現實經濟產生或即將產生多大影響;③影響政策效應發揮的因素有哪些，如何解決;④政策效應的“時滯”有多長。
3.4區域政策的調整與協調
從發展的觀點看，區域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時間動態的”，不同時期政策目標的側重點和政策手段不一定相同，對經濟產生的影響也不一樣。如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為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實施了經濟重心向沿海轉移的區域發展戰略。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在第二步戰略目標實現后，我國區域政策目標開始由追求社會效益為主轉向兼顧公平和效率，在把握好公平度的基礎上突出效率，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另外，由于各項經濟政策目標之間的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為了達到既定目標必須在各個經濟政策之間保持協調。
4政府與企業行為博弈分析
政府和企業作為兩個不同的主體，分別代表了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實施對象，即構成博弈雙方。在這一博弈中，政府為達到其區域經濟效益最大化目標而制定出相應的經濟發展政策。例如，通過貼息貸款或直接投資等政策給予區域內新興產業或重點行業以資金支持，通過出口信貸鼓勵產品出口，通過稅收優惠增強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為了調控區域內部分行業、企業的發展方向，如對工藝落后企業、污染嚴重企業，政府可能通過提高稅收、提高資源利用率、限期達標、發放許可證、設立專項貸款用于設備改造等政策逐步改造甚至限制部分企業發展。另外，政府基于總體的考慮，對區域內同一產業或行業在不同階段可能實施不同的區域政策。在這種情況下，企業通過觀察政府行動來獲得信息，并進而采取自身行動。二者的相互對弈就構成了一個不完全信息賽局(game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為討論方便，我們假定只有一個政府和企業，政府對企業政策的制定有“鼓勵支持”和“抑制發展”兩種形式，企業本身存在兩種可能，即政府支持型(有發展前景型)與政府抑制型(無發展前景型)。該博弈的支付矩陣及其擴展式見圖2、圖3。
分析上述支付矩陣及其擴展式，首先，企業有兩種可能形式，屬有發展前景型的概率為μ，無發展前景型概率為1一μ，政府出臺影響企業發展政策有兩種態度——支持和抑制。在企業為有發展前景型企業時，政府支持的概率為，抑制的概率為();企業為無發展前景型企業時，政府支持的概率為，抑制的概率為()。而企業為求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對政府政策有兩種反應，即積極利用與消極對抗，其概率分別為x和(1-x)。若企業為有發展前景型企業，同時積極利用政府支持政策則政府可得報酬為3，企業可得報酬亦為3;若企業對政府的支持政策采取消極對抗，則政府可得報酬為1，企業可得報酬為2，當然，這種現象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若政府抑制有發展前景型企業，當企業積極配合時，政府可得報酬為0，企業可得報酬為一1，如果企業采用消極對抗方式，則政府可得報酬為一1，企業可得報酬為1。若企業為無發展前景型企業，同時積極利用政府支持政策則政府可得報酬為一1，企業可得報酬為2;若企業對政府的支持政策采取消極對抗，則政府可得報酬為0，企業可得報酬為一1。若政府抑制無發展前景型企業，當企業積極配合時，政府可得報酬為2，企業可得報酬為1，如果企業采用消極對抗方式，則政府可得報酬為一1，企業可得報酬為1.5。
在上述支付矩陣的支持下，我們來尋求該博弈的貝葉斯納什均衡點(BNE)以找出不同情況下的最佳策略選擇。
政府的決策:政府知道自己的策略，對有發展前景型企業，一般情況下采取支持態度，而對于無發展前景型企業則采取抑制態度，即
宏觀經濟政策的動態一致性范文5
摘要：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場基礎與制度條件方面的問題。文章從宏觀調控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通過比較內生安排與外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不同績效，給出了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通過對政策邊界的明晰界定，從理論上揭示了短期的總量穩定與長期的經濟增長的關系，以及如何正確地把握宏觀調控政策的問題。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與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如果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作用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與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研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關于宏觀調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認識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安排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與邊界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與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與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賴等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作用的認識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賴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與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如果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安排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安排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峻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準備金率、恢復中央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關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作用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可是，如果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對策。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與政府的雙重依賴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與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如果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與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央銀行與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與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與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與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安排，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安排，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與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安排，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作用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作用，其關鍵的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安排，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賴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與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與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與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與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峻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與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討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與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與體制收縮的矛盾。如果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與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與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特別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引誘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如果到此為止，則很容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如果宏觀調控作用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問題；如果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問題，內生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與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關于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引誘，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關于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與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作用，此時如果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與重視財政政策作用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附近，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關于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凱恩斯主義關于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與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如果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陬A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認識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如果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作用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與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關于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與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作用對象與目標。關于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認識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認識市場經濟中市場與政府的作用。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與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與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安排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如果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作用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與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如果依據作用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作用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的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安排(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問題嚴重，政府安排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勢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與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如果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安排，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如果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與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但結構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關于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與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如果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特別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討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認識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現實結果與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討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如果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特別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關于長期經濟增長要依賴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安排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問題上的認識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對宏觀調控問題的基本認識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如果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特別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作用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問題。
宏觀經濟政策的動態一致性范文6
關鍵詞：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協調，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以間接調控為基本特征，即政府調控主體主要通過政策手段把經濟參數附加到市場上多種生產要素的價格信號上，進而調節、引導市場主體的生產經營行為。間接調控所依仗的主要政策手段，便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這兩大宏觀調控政策共同服務于宏觀調控的總目標，但分工而互補，需要相互協調配合，促使經濟運行趨于總量均衡和結構優化的理想狀態。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進程，經濟運行的復雜程度大大提高了，財政、貨幣政策加強協調配合的必要性和復雜性也顯著增加。本文試基于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問題的思考，提出幾點基本認識，以期就教于各方。
一、財政、貨幣政策的一致性、差異性和協調配合的必要性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具有緊密的聯系，這種緊密聯系從根本上說植根于雙方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一致性。兩大政策調控的著眼點，都是針對社會供需總量與結構在資金運動中表現出來的有悖于貨幣流通穩定和市場供求協調正常運行狀態的各種問題；兩大政策調控的歸宿，都是力求社會供需在動態過程中達到總量的平衡和結構的優化，從而使經濟盡可能實現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兩大政策的緊密聯系還來源于雙方政策手段的互補性以及政策傳導機制的互動性，一方的政策調控過程，通常都需要對方的政策手段或機制發揮其特長來加以配合策應，經濟學理論對此可以做出很好的闡釋(如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從社會總資金的運動來看，財政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和貨幣政策對資金運動的影響，相互間必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和連鎖反應，各自的政策實施及其變動，必然要牽動對方，產生協調配合的客觀要求。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緊密聯系的同時，又由于各自在經濟體系中所側重的不同領域和具備的不同作用，而具有一系列的差異性特征。
首先，調節的范圍不同。財政收支及其政策體現政府職能的各個方面，其調節范圍不僅限于經濟領域，也涉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貨幣政策主要處理商業性金融系統功能邊界內的事務，其調節范圍基本上限于經濟領域(當然，可以由經濟領域間接傳導到其他領域)。
其次，調節的側重點不同。雖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都對總量與結構發生調節作用，但財政政策相對于貨幣政策而言帶有更為強烈的結構特征，因為財政收入按不同項目與不同規定來組織，可以直接調節不同地區、部門、企業及個人的收入水平，財政支出按資金性質與用途來安排，可以直接調節產業結構、部門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的各個方面；財政政策對總量的調節，則主要是以政府收支及其乘數作用影響社會總資金運動的全局。反之，貨幣政策相對財政政策而言帶有更為鮮明的總量特征，因為國民經濟中的一切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
都要表現為有支付能力的貨幣購買力，中央銀行作為唯一能夠直接管理全社會貨幣供應總量的部門，正是運用貨幣政策對之加以調控；同時，商業性金融信貸自身的市場化經營原則要求銀根松緊的變化大體一視同仁地覆蓋其全部資金運動，貸款差別利率等旨在區別對待不同產業、行業、企業、項目等以調節結構的手段，只能在比較有限的范圍內實行和發揮作用，并將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日趨有限。宏觀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可歸納為經濟增長、資源優化配置、穩定物價、充分就業、反周期波動、收入公平分配、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等方面，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固然都服務于這一系列目標，但由于上述側重點的不同，各自對于不同目標的作用，便有所區別。比如，在產業結構合理化、收入公平分配方面，財政支出政策與稅收政策的重要性居先；在穩定物價方面，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則排在首位。
第三，調節的手段不同。財政政策所依靠的手段，主要有稅收、預算支出、公債、財政補貼、貼息等，貨幣政策所憑借的手段，則主要有利率、存款準備金率、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以及貸款安排等。
第四，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功能空間不同。例如，人們可以把貨幣政策比作一根拴在經濟之車上面的繩子，認為當經濟向上步入通貨膨脹時，它可以拉住其別走太遠，但當經濟處于通貨緊縮而無力向上爬坡時，它卻無法推動。這種比喻形象地描繪了不同經濟運行狀況下，貨幣政策作用效果的差異。一般而言，貨幣政策長于應對通貨膨脹階段的問題，而財政政策在應對內需不足、解決通貨緊縮階段的問題時更具優勢。我國1998—2002年間政策實踐中的調控效應，與凱恩斯理論中關于蕭條階段財政政策更具有效性的認識是相吻合的。
第五，兩大政策所調控的資金所遵循的經濟運行機理不同。貨幣政策調控下的商業性金融資金是按照追求微觀直接效益(利潤)目標的市場原則展開競爭的，只愿意“錦上添花”，即按照商業化原則投向盡可能高收益、低風險的領域和狀態良好的企業，這對于商業性金融而言是合理的、無可厚非的。與此不同，財政政策下的資金運作在承認市場一般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并且應該超越微觀直接效益的眼界而注重追求長遠、綜合、宏觀、社會的效益，財政政策可以和必須在關注基本民生、施行“雪中送炭”式的支持扶助和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優化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最后，政策的時差與調節的時滯不同。政策時差，是指決策機關從認識到需要改變政策，到實際上實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在財政政策的制定與修訂必須經過立法機關審議、批準這樣一整套程序的情況下，財政政策的時差較長；而貨幣政策由于通常是由具備較強獨立性的中央銀行的人數不多的高級決策層所制定，其時差較短。調節時滯，是指政策從其調節動作的發生到調節效果的顯現所需的時間。一般而言，財政政策由于通常具有政府直接安排收支和可以運用某些強制性手段的背景，其時滯較短；而貨幣政策則由于通常完全依靠間接手段作用于調節對象，其時滯長于財政政策。
正是由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存在十分密切的相互聯系，同時又存在一系列不同特點和側重點，因此，在宏觀調控中，兩者必須緊密配合，取長補短。
二、現階段我國財政、貨幣政策迫切需要進一步加強協調配合
現階段進一步加強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緊迫性，源于我國改革開放新階段的客觀要求以及經濟發展運行的實際狀況。
我國加入WTO以后，無論是進出口規模，還是跨境資本流動規模都出現了迅猛增強，國民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迅速加快，國內外經濟運行的關聯度和互動性大大增加，宏觀調控既要考慮外部沖擊對本國經濟的影響，又要考慮本國政策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及其反饋作用情況。同時，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彈性不斷提高，匯率浮動為經濟主體帶來更多交易靈活性、便利度的同時，也帶來了更多的風險和調控成本。因此，宏觀調控任務的復雜性顯著增加，要求兩大政策在更廣泛的領域達成共識，在更為復雜的環境下，對更為復雜的政策事項作出及時、合理的相互配合。
同時，我國財政領域和金融領域的變革和創新都正向縱深推進，其最終目標都是通過體制改革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這在本質上有利于促進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但是，改革的過程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階段性的脫節、紊亂和矛盾，影響政策配合的有效性，為盡可能避免或減少這些問題，加強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
就國內經濟形勢而言，2003年以后，經濟運行出現了通貨膨脹的隱憂，2007年下半年以來，通貨膨脹壓力顯著增加。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組合安排由“雙穩健”轉變為“一穩一緊”，這種新的組合模式也對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全球經濟的不確定形勢和國際競爭環境下，我國迫切需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進行結構優化調整，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都很嚴峻，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的調控領域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的互補和聯動效果，而避免相互掣肘和抵消。
三、當前財政、貨幣政策在協調配合中的角色側重
我國二元經濟結構和地區差異顯著的特點，決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結構變動因素特別強烈，問題十分突出，涉及總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城鄉結構、區域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等諸多領域的矛盾，而且在開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環境中，這些結構性問題更容易傳遞總量問題，例如，在總需求結構中，消費需求比例偏低是導致出口壓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長又是誘發流動性過剩以及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與此同時，我國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的趕超性質和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等，不允許我們坐等由漫長的平均利潤率形成過程和調節資源配置過程來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必須清醒地看到政府在現代化過程中通過國家干預促進結構優化的責任，在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的同時，努力提高決策水平，積極而有分寸地把握好調節結構方面的工作。對此，財政收支可以成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財政政策可以積極發揮其結構調整功能的優勢，以區別對待的方式，通過調整財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達到促進結構優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貨幣政策調控的特點決定了它不宜實施過多差別性的調控措施，因此，兩大政策在我國結構優化調控方面的協調配合，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近期，財政政策的重點是合理把握財政支出規模，優化支出結構，較大幅度增加在社會保障、教育、衛生、住房保障、生態保護和科技創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時積極探索有關稅制改革和推進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
在總量方面，目前我國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避免經濟過熱和防止明顯的通貨膨脹，由于貨幣政策對于總量調控的功能更為顯著，效果更為直接，尤其長于通貨膨脹時期的總量緊縮，所以，貨幣政策應在當前擔任總量調控的主力。而財政政策的總量調控效果具有間接性，并且我國財政政策需要在較長時期內承載優化結構和為改革提供財力保障的歷史任務，不到非常時期，不宜實施過分緊縮的財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緊縮總量的調控方面應以貨幣政策“從緊”為主導，財政政策發揮適當配合作用，使其在總需求調控方面的影響盡量保持中性，并在增加有效供給方面更多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四、關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的結合部，加強重點領域的合理協調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過程中雖然覆蓋不同領域，使用著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又在某些領域存在天然的結合點，例如國債和財政國庫存款領域，而在有些特定領域，通過政策制定者的主動設計，也會成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結合部，例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購買超額儲備的外匯建立基金。
(一)國債領域
國債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一個最基本的結合部。國債可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重要手段，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規模的擴大或者縮小，正是財政政策實現擴張或緊縮效果的一個重要工具，而國債進入二級市場之后，由于其低風險和高流動性，則成為中央銀行通過回購或逆回購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礎貨幣的重要載體。作為公開市場操作的工具，通常需要國債具有一定的余額和足夠數量的中短期債券。但目前我國國債發行中短期國債發行存量不足，這為貨幣政策的公開市場操作帶來了一定制約，因此，2003年之后，央行為避免通貨膨脹，大規模發行央行票據對基礎貨幣投放量進行對沖，央行票據已成為貨幣市場的主體交易品種，也成為中央銀行回收流動性的主要手段，比較而言，通過國債回購回收流動性的操作手法應用不多。但是，央行票據的發行存在一定的成本，而且也存在“借新債還舊債”的現象，可用于沖銷流動性的空間逐步縮小，從長期來看，通過央行票據回收流動性的沖銷政策“獨木難支”，有必要加強國債品種的配合。
2007年下半年，財政部發行了15500億元左右的特別國債用于購買國家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超額儲備，人民銀行通過商業銀行買入這些特別國債，增加了人民銀行持有的國債數額，為人民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了載體，目前，人民銀行已經開始用這些特別國債作為質押通過正回購業務回收流動性，從而降低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成本。這一舉措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國債這個結合點上進行合理協調配合的創新性做法，為貨幣政策進行緊縮調控提供了新工具。
但是，在國債這一結合部上，也還有可能出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左的現象，政府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需要關注這方面的問題。原則上說，對于財政政策而言，在經濟蕭條時，可以通過增加國債發行、擴大政府支出的方式實現經濟的擴張，而在經濟過熱時，則需要減少國債的發行，減少政府支出緊縮經濟。但是，我國現階段在趨于過熱的情況下，央行要回收流動性卻需要更多的國債作為載體，這就帶來了一定的矛盾。當然，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身的特點不同，其松緊配合的方式多種多樣，同時采用緊縮性財政政策和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時候較少，因此，我國現在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自不同的松緊，來形成最佳配合來緩解國債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協調，也包括今后探索在已有的國債“余額管理”制度框架下更多發行短期國債的辦法。
(二)財政存款領域
財政存款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方面的另一個重要結合點。我國財政存款的數額由于季節性因素出現明顯波動特點，會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操作帶來一定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在中央銀行的政府存款出現了逐年攀升態勢，同時，財政存款規模變化的明顯特征是前11個月存款余額基本上是增加趨勢，而在每年的12月份會出現大幅度下降。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時需要根據財政存款的季節性變化特點，有針對性地采取相應措施，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的復雜性和難度。
現階段我國財政存款的大幅增加也與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推行的階段性特點有關。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是我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對于提高財政收支規范性、增強財政收支透明度實施全程監督和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在按照“橫向到邊、縱向到底”方針繼續深化過程中，不斷減少在途資金和單位滯存資金，使國庫庫底資金和財政存款規模走高。在“國庫現金管理”尚很幼稚而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階段內，這一矛盾會較為突出。隨著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預算制度以及國債發行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財政存款的較大波動問題會逐步得到緩解，國庫現金管理的發展，也會使國庫存款數量平均規模降低。但是，財政收支的不一致性是一直存在的，這意味著財政存款規模隨著季節性因素而變化的特點在相當長時期內仍然會存在，因此，有必要積極探索相應的緩沖機制，合理明確財政部與中央銀行在國庫資金收支管理中的有關職責，發展財政、央行的動態協調機制，逐步提高國庫現金管理業務水平，在加強與稅收部門、非稅收入部門、主要政府支出部門、整個銀行系統的合作與預測信息交流的基礎上，提高國庫現金流的預測水平，使得國庫在滿足財政日常支出需要的前提下，積極穩妥拿出超庫底資金部分進行安全投資，并提前消化財政存款余額大幅波動對貨幣供應量帶來的壓力。
(三)外匯儲備領域.近年來，隨著我國貿易順差的不斷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也在不斷擴大，通過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成為中央銀行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經超出了經濟發展的需要，中央銀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來對沖。這種被動式的貨幣投放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難度。與此同時，外匯儲備資產變動的不可控性與波動性也對我國貨幣政策調控構成了較大的干擾。
2007年，15500億元特別國債的用途是購買部分外匯，并通過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進行投資運作。這種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外匯存量儲備資產的收益率，另一方面也是對目前我國推行的“藏匯于國”或者說是藏匯于央行的結售匯制的一種突破，可配合外匯體制改革，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做法明顯降低了超額外匯儲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干擾程度和運行壓力，有利于在總體上降低宏觀調控的成本，提高其有效性。
但值得關注的是，通過發行特別國債降低外匯儲備的方式是受制約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這種協調配合的操作空間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期望僅僅通過這一種方式持續地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給貨幣政策帶來的壓力問題。在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雙順差”的國際收支格局仍將持續，因此，目前需要繼續對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調控之間的緩沖機制進行探索和完善，逐步改革外匯結售匯體制，探討藏匯于國家結合藏匯于企業、藏匯于居民等制度安排的可行性與具體路徑，研究解決債權性外匯儲備與債務性外匯儲備分類管理等問題的對策措施，以減輕外匯儲備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和提高財政、貨幣政策配合及其宏觀調控的水平。
五、優化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所應注重的制度建設邏輯
總體來看，近年我國財政、貨幣政策協調配合取得了諸多進展，特別是在兩大政策的結合部實施了一些頗具創新性的措施安排，對實現我國經濟又好又快平穩運行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約，相對于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而言，兩大政策的協調配合仍存在著較大的改善空間。為了提高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維護我國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利益，兩大政策需要在協調配合的各領域，提高協調配合的及時性和有效性，開拓協調配合的廣度和深度。筆者認為，在優化兩大政策協調配合的過程中，應遵循和注重的基本內在邏輯是制度建設導向的，而非只是解決技術性磋商層面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