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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1
德國的貨幣一體化過程，大體上分三個時期。首先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兩德統一前。此期間兩種貨幣（西德馬克，東德馬克）并行使用，國內貨幣還沒達到統一。第二時期為兩德統一后至歐元啟動前。此期間德國推動了歐洲貨幣的一體化。第三時期為歐元啟動，馬克退出流通。
中國的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了二十多年，至今仍增長勢頭強勁，成為世界矚目的亮點。中國外匯儲備高達6000億美元，且人民幣匯率保持穩中有升。由此有人提出人民幣應主導亞洲貨幣合作。其步驟應借鑒由馬克到歐元的過程，大體也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也就是目前，人民幣還沒有實現國內統一。奮斗目標是實現大陸、港澳臺兩岸四地貨幣的一體化，創造新貨幣“中華元”（或叫“中元”）。第二階段是“中華元”經歷一個鞏固及發展時期，再聯合亞洲的中國周邊國家，共同實現貨幣的區域合作，促成亞洲統一的貨幣“亞元”。第三階段為“亞元”正式流通，“中華元”退出歷史。
二、國內貨幣統一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政治問題
1、兩德貨幣統一具有強制性和政策協調性
德國在國內貨幣統一的幾乎同時實現了政治統一。兩德統一是徹底的。中央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強制執行貨幣政策。統一前，一個西德馬克可以兌換四個多東德馬克。1990年德國政府用行政手段，強制東德馬克以1：1的比率兌換為西德馬克，使東德馬克一夜之間升值400%。統一后，對東部財政補貼的酬資主要來源于西部公民繳納的“團結稅”。團結稅是為了支援東德建設而開征的獨立稅種。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當時的東西矛盾，但這是改革中必須的。
德國政府的宏觀調控使德國的地區經濟發展較為平衡。地區經濟的平衡發展為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與貨幣國際化的政策實施提供保障。
2、中國目前無法實現貨幣的強制統一
中國要想實現人民幣和臺幣的統一，也必須要實現政治統一。而目前兩岸的正常對話進展緩慢，不容樂觀。大陸與港澳雖實現了政治統一，但貨幣并未統一。《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都規定，特別行政區政府自行制定貨幣金融政策。其貨幣發行權屬于特別行政區政府。
中國目前要實現人民幣的國內統一，需要與特區政府和人民協商合作。最奏效的辦法是使他們得到經濟上的好處，而難以實行強制手段。況且人民幣的國際化，客觀上也需要用資金和政策扶植像法蘭克福這樣的區域金融中心。因而香港必然得到扶植。
三、區內貨幣統一仍面臨政治問題
1、歐盟政治經濟一體化具有協調性
歐盟政治經濟一體化具有同步性。當然不是完全的同步。首先是由于歷史傳統和民族、文化等的共性有了政治上統一的愿望。這個愿望在歐洲人心中由來已久。
目前歐盟在經濟領域已有85%以上事務實行主權共享。歐盟范圍內法規一體化的覆蓋率已達60%以上。在財政政策協調上，歐盟建立了每年高達數百億歐元的各種基金?！恶R斯特里赫特條約》還明確規定了歐洲中央銀行是一個獨立的機構。
各國讓渡了貨幣主權，放棄了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采取趨同的財政政策。在統一貨幣生成過程中，有核心貨幣（馬克）起主導作用，有核心國家（德國）起推動作用，有“軸心國”（法德）的通力合作。歐盟之所以能夠成功實現政治經濟一體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法德兩國盡釋前嫌，徹底解決了歷史問題，共同推動歐盟向前發展，成為歐盟前進的兩大發動機。
2、亞洲政治的復雜性阻礙貨幣的一體化
但是，綜觀亞洲，誰是發動機？日本、韓國，還是中國？這3個東亞大國之間錯綜復雜的問題使它們似乎都不具備成為發動機的條件。中日也難以成為“軸心國”。無論是政治發動機或者經濟發動機，日本不二的作為了中國的競爭對手放在臺面上。
由于在政治和經濟利益上的矛盾，日本不會歡迎人民幣成為亞洲的主宰。因而日本，這個GDP占東亞地區2/3的世界強國，成為人民幣實施區域統一計劃的最大障礙。而綜合國力與中國相差不是特別遙遠，人均GDP是中國數十倍的韓國，也是不會輕易地讓渡出自己的貨幣主權的。
3、德國有能力承擔區域貨幣核心國家的責任
貨幣國際化可以獲得“鑄幣稅”的好處。但在獲得利益的同時，也要承擔起相當的國際責任。在歐元誕生的道路上，德國對其他歐盟國家以大量援助，使其金融指標符合“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約束條件，使歐元順利啟動。德國是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也是歐元區最大的財政貢獻國。因而德國承擔了經濟大國的責任，從而使歐盟其他國家能夠從貨幣的統一中受益，他們才會自愿放棄貨幣主權。
在歐元統一的過程中，與馬克最具競爭力的是英鎊。英國的經濟實力雖遜于德國，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倫敦成為目前世界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和最活躍的美元離岸金融市場。但英國自愿放棄加入歐元區。最終歐元以馬克為模板，歐洲央行總部設在法蘭克福，央行的貨幣政策也以德國中央銀行為藍本。說到底這是經濟和政治實力決定的。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及中央銀行獨立的貨幣政策成為歐洲的典范?！皻W元之父”蒙代爾指出：最強的貨幣是由最強的政治實力提供的。
4、中國目前還不能扮演區域貨幣核心國的角色
中國雖然目前經濟發展勢頭強勁，但經濟增長中伴隨的問題也很多的。如外貿進出口結構不合理，貧富差距加大，社會保障體制滯后等。所有這些增加了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如果貿然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會使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
人民幣目前尚未實現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國際化進程尚未起步。政府多次表示，我國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沒有時間表。日元的國際化進程的起步比人民幣早的多。日本于1986年設立東京離岸金融市場。到1990年，日元已成為僅次于美元、馬克的國際貨幣。
而中國是否具有承擔起類似德國這樣的大國角色的能力呢？筆者認為還遠未達到。目前中國自身仍屬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是世界銀行最大的借款國。中國甚至接受周邊國家（如韓國）貸款。中國人均GDP很低，居世界100多位。因而“打腫臉充胖子”是不明智的做法。
人民幣國際化的第三步現在討論尚沒有實質意義。
四、人民幣主導亞洲貨幣合作的當前形勢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說目前中國不具備擔任區域貨幣一體化的核心國家角色的能力，人民幣還不具備國際化貨幣所應具備的相關性質。人民幣國際化和亞洲貨幣一體化的道路還有很遠。
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2
摘 要 近年來，我國股票市場的迅速發展已影響到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和實施效果。本文以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為視角，從微觀基礎的角度研究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效率的影響。通過跨期效用限制模型分析我國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影響機制。
關鍵詞 貨幣政策 傳導機制 跨期效用限制模型
一、微觀基礎分析
要研究貨幣政策效率，首先要弄清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由于利率一直受政府管制，沒有完全市場化，使得中國的貨幣市場需求不能完全反應到利率上來，利率傳導受阻，因此筆者認為，目前中國主要的傳導渠道是信貸和金融資產價格，本文將通過分析微觀個體的經濟行為，從股票市場來揭示資本市場以及金融機構對于貨幣政策效率的影響。
由于微觀經濟主體資產調整將改變對不同資產的供求，引起消費需求和貨幣需求的變化，改變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因此會影響貨幣政策效率。
本文采用跨期預算分析方法的2期模型來研究其作用機制。在微觀經濟主體的預算約束中加入股票資產。根據貨幣效用理論，貨幣可以給持有者提供流動性，是決定微觀經濟主體效用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效用最大化的框架下，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問題。假設家庭各期之實際所得分別為給定值 ， ，存在借貸市場，并且初始借貸值為 ，市場名義利率為 ， 為名目所得， 為各期消費， 為各期股票成交量， 為各期股票價格， 為實業投資量。通過化簡，得到最終的跨期預算限制式：
（1）
通貨膨脹率為：（2）
則實際利率為：（3）
由（1）（3）式得：
（4）
此式的左邊是終身財富，右邊是合計支出。
另外，假設微觀經濟主體將自己所有的財富在兩個時期里花費，微觀經濟主體的效用函數是：
（5）
稱為時間偏好率，為了便于計算，我們在此假設效用函數是二次函數的形式，即：
由無差異曲線和限制線可知，效用最大時應滿足的條件是效用函數與限制線相切，即兩者斜率相同，因此對效用函數（5）求全微分，得到：
（6）
代入二次函數的導數得：
（7）
整理可得最優未來消費水平：
（8）
我們再假設第二期的預期收入由預期變賣股票資產所得，預期實業投資所得和其他預期收入組成，即： 。由（8）以及限制函數（4）可得當前最優消費水平：
（9）
由（1）得，通貨膨脹率為：
（10）
由（8）可知，由于微觀經濟主體根據跨期效用最大化原則決定當前消費、未來消費和儲存貨幣，在效用函數中各參數不變時，當前消費的提高將引起未來消費的上升。由（9）和（8）可知，未來預期的股票價格和成交量 越是比當前的股票價格和成交量大，則當前的消費和未來消費也越大。長期中，投資者投資股票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投資收益，當預期股票價格上升的時候，投資者將加大投資量，因此，預期股票價格將影響未來的投資量。由式（10）可知，在各參數不變的情況下，當期的股票投資額與預期的股票投資額的比率越大，當期的通貨膨脹率就越大，說明消費者的預期對通貨膨脹率有很大的影響，并且本期投資額也將影響物價穩定。
正因為股票價格變化情況影響股票投資，而股票投資量又影響消費，貨幣需求和通貨膨脹率，股票價格才能通過消費和貨幣需求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率。
由于微觀經濟主體在決策時，并不能完全確定自己的未來收入 ，只能根據自己的預期來安排消費和貨幣需求。從（8），（9）和（10）可知，當股票市場不完善時，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未來收入不確定，那么股票價格上漲并不會提高預期未來收入。因為不完善的股票市場上股票價格變幻莫測，只要微觀經濟主體沒有將自己的股票變現，那么股票價格的暫時上升就不能提高微觀經濟主體的預期未來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股票的市場價格上升，微觀經濟主體就會增加股票投資.但是，由于預期未來收入沒有提高，那么股票價格的上升將迫使微觀經濟主體減少當前消費和貨幣需求，以購買更多的股票。在公式（9）中， 上升，而 不變， 下降。
由此可見，股票市場的發展在對貨幣政策的效率上有如下影響：（1）股票市場的發展影響了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決策。（2）如果股票市場發展不完善，則股票價格的上漲反而會降低當前消費，股票市場財富效應無法顯現；如果股票市場發展完善，那么股票價格的上漲就會提高當前消費，產生財富效應。（3）股票市場的健康發展將避免微觀經濟主體對未來股票市場的過分悲觀，從而穩定物價，使貨幣政策更為有效，反之，將阻礙貨幣政策的微觀傳導途徑。
二、結論與建議
由于股票市場的發展提供了一條重要的信息傳遞渠道，貨幣當局可以利用這一渠道向微觀經濟主體傳遞貨幣政策信息。在這種情況下，道義勸告等貨幣政策工具的作用提高。理論分析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改變了微觀經濟主體的資產結構，影響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改變了貨幣供應量與經濟活動的相關性。若貨幣當局以貨幣供應量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將穩定物價作為貨幣政策的唯一最終目標，這將加大貨幣當局通過調節貨幣流通量進行宏觀調控的難度。因此，貨幣當局必須根據股票市場發展狀況不斷完善貨幣供應量的統計方法，提高貨幣當局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
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3
關鍵詞:貨幣政策;有效性;影響因素
1、 貨幣政策工具
貨幣政策工具即中央銀行為實現貨幣政策而采取的政策措施。中央銀行只有通過選擇合適的工具進行操作,才能實現貨幣政策目標。各國中央銀行所使用的貨幣政策工具通常是依據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結構及其運行狀況和不同的發展階段而做出的不同選擇?？傮w上,貨幣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兩種類型:(l)一般性的調控工具,又稱為數量型的調控工具,從理論上說,這些工具主要是基于對貨幣供給總量的調整,對某個固定的部門或產業不能單獨發揮作用。主要包括公開市場業務、再貼現政策和法定準備金制度,即所謂的貨幣政策的三大法寶。(2)選擇性的調控工具,又稱為質量性控制工具,主要包括道義勸說,信貸分配控制、利率控制以及不動產、證券、消費等領域的信用控制。這些調控工具著重對個別信用領域進行調節,從理論上其調節的主要是貨幣供給的結構。中央銀行的主要調控工具是一般性的調控工具[1]。利率工具是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調整各種利率,影響資金的使用成本,進一步調整貨幣的供應量,最終影響實際投資,從而影響產出。
2、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貨幣傳導是指貨幣政策當局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過程,其與貨幣政策目標一起決定著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包括:貨幣政策當局操作一―貨幣市場一―企業和消費者三個環節。通過不同渠道和途徑來影響作為杠桿的投資支出,消費支出和對外貿易三類總需求變量,從而間接的影響實體經濟。具體的傳導渠道主要有兩種: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2]。貨幣渠道是貨幣傳導機制中最早的理論,它又包括利率和匯率等方面,出自凱恩斯的IS一LM模型的利率理論指當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時,由于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導致利率的降低,資本成本的降低,從而投資相應的增加,促使產出和總需求的增加,最終導致國民收入的增加。此外還包括預期渠道和匯率渠道,預期渠道強調人們對利率所得和通貨膨脹變化的預期,從而使得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減小。利率是貨幣渠道傳導中的關鍵因素,而弗里德曼也提出貨幣供給增加對利率有四種影響,分別是流動性效應、收入效應、價格水平效應和通貨膨脹預期效應。在四種效應當中只有第一種是導致利率下降的,而后三種則會由于貨幣供給的增加導致利率的上升,所以貨幣渠道發揮作用實際上是以貨幣供給的增加產生的流動性效應至少在短期內大于其他三種效應為前提,而信貸渠道發揮作用則是以市場的不完善或存在缺陷為前提。
信貸渠道是指經濟中的銀行貸款與債權和股票的不可完全替代時,貨幣供給變化影響銀行的信貸資金的可得性,從而影響信貸供給并進一步影響投資和消費需求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3 、微觀主體理性預期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以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R.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提出了一種以理性預期為假說的基礎理論、方法和政策的新的思想體系?！八^理性預期是指人們在預期到未來經濟的變化趨勢時,利用了一切可以獲得的相關信息,尤其是當前信息,并按照合理的原則處理這些信息,以達到使預期與經濟變化趨勢相一致的目的?！钡湫偷睦C出現在1988年的夏天,因為有關部門提出了“價格闖關”的思路再加上以前人們對物價的上漲還存在預期,使得從南到北掀起了一股“搶購”狂潮,出現了極為嚴重的擠兌銀行存款現象。
4、 貨幣政策的時滯
貨幣政策的時滯指從政策開始制定到政策目標最終實現所需經歷的時間。而時滯的長度是難以預測的,中央銀行從認識到問題出現到制定政策需要時間,而從政策實施到對經濟產生影響也需要時間,這些長而變動的時滯使得實施貨幣政策變得極為困難[3]。很明顯,如果貨幣政策時滯較短或者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時滯能夠準確預測,貨幣政策的效果就容易確定。貨幣政策工具實施后首先作用于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作用于金融市場,接著又進一步作用于企業和個人家庭等經濟主體,通過經濟主體投資、消費活動的變化使政策目標實現。在政策工具與政策目標之間,必須經過由利率、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超額準備金等作為中間指標的復雜的傳導過程。在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及宏、微觀經濟背景、經濟管理體制、貨幣政策力度的大小以及貨幣政策實施的時機、投資者和消費者對市場變化及信息的反應靈敏度等諸多因素都會是導致貨幣政策的時滯期趨長或趨短,增加貨幣政策實施效果不確定性的重要因素。
5 、金融制度變遷
制度變遷是影響政策效果的一個長期因素,我國由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必然會涉及到各項制度的變革。在經濟發展中連續的、具有實質意義的體制改革如財政、金融、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對經濟主體的行為和預期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由此給宏觀政策實施帶來的影響都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金融制度的變革,對于我國的貨幣政策實施的影響尤其巨大,也增加了我們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果的判斷難度。
6 、結束語
中國貨幣政策的效果如何,是中國特定時期各種環境變化的綜合反映,這些變化包括金融體制、微觀經濟主體行為、政府政策的配合、貨幣政策工具的協調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等。
參考文獻:
[1]李春琦,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分析.第一版.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53一58,23一35
[2]宋立.中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金融體系重構.第一版北京:中國計劃出版
社,2005,49一56
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4
關鍵詞：異質預期；公眾學習；溢出效應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0）12005304
預期理論作為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領域的基礎理論之一，長期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并由此得到迅速發展。預期理論主要研究微觀主體根據已有信息對未來經濟發展路徑做出判斷以及這一判斷與實際經濟走向的相互影響關系，其中蘊含著微觀主體利用學習能力進行信息更新的意義［1］。隨著學術界對預期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接觸到了異質預期的概念,異質預期的基本含義是指由于不同主體在認知能力以及信息占有量等方面的差異，對同一信息產生的不同預期。異質預期會隨著主體學習能力的提高以及獲取信息的增加最終收斂于理性預期。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異質預期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不同主體之間的預期有差異，這就意味著有不同知識和學習背景的主體對同一種信息的理解不同；二是主體會通過學習不斷更新自己的預期，而學習更多是一種交流過程，這就意味著微觀主體的異質預期會相互影響，微觀主體的學習因此體現為一種公眾學習形式。本文首先總結異質預期與公眾學習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然后分析存在異質預期的微觀主體在學習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最后以中國實例總結異質預期對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影響。
一、異質預期的基礎理論
1.異質預期的分析基礎
程均麗［2-3］系統地介紹了異質預期理論以及在貨幣政策信息溝通領域的應用。對于異質預期的模型分析有兩種形式：（1）預測者選擇動態型，可以理解為不同預期主體所用方法的博弈均衡。假設對后期變量的預期取決于對前期經濟情況的不同判斷方式。以對通貨膨脹率e的判斷為例，假設人們對et+1的預期來源于兩種形式：一是根據et-1的數據推算，我們設這種情形為A；二是根據歷史上通貨膨脹的周期波動來推算，設為B，那么對未來通貨膨脹的總體預期即為et+1=pA+（1-p）B，其中p（0＜p＜1）為選擇A的可能性，（1-p）為選擇B的可能性。對未來的通脹預期取決于人們根據經濟變化對不同方法的選擇。（2）學習收益型，主體了解自己所處的不完全信息環境，因此會通過不斷地學習來獲得新的信息收益。這種學習收益會產生收益遞增與收益遞減兩種情況。
以貨幣政策信息溝通為例，當貨幣政策可信性較高，主體對未來貨幣政策的預期逐漸與實際情況接近，經濟主體便不會對新信息表現得敏感，即不依靠新信息也能依靠以往的判斷預測貨幣政策的走向，學習收益較低，相應地獲取和甄別新信息的成本也很低；當貨幣政策可信性較低，經濟主體無法憑借經驗形成準確預期時，經濟主體就會對新信息表現得非常敏感，學習收益較高，相應地獲取和甄別新信息的成本也很高。
進一步，在經濟主體的學習過程會呈現兩個方向的反應，其一是由于主體理性有限，尤其是將自身偏好因素結合到對經濟形勢的判斷中時難免會出現錯誤，但是通過持續的學習這些錯誤會消失，異質預期最終收斂于理性預期。但是North［4］認為，學習是一個取決于諸多要素的累加過程，因此學習中產生的預期誤差也可能會不斷增大，對最終理性預期的形態可能偏離得比以前更大。因此Orphanides 和 Williams［5］指出，異質預期可能會延長經濟波動的周期，即由于異質預期的不完全信息環境，經濟主體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和甄別能力，需要不斷學習，尤其是當經濟出現自己預期之外的波動時，會對信息更加敏感，便更需要花費時間去學習以減少自己面對的不確定性。然而這個漸進過程會導致經濟回歸到均衡水平的時間被拉長。
2.公眾學習與異質預期
徐亞平［1］認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知識的更新所依靠的不是學術研究性質的模型分析，而是從傳播中獲取。有效的信息溝通并不是指信息量的多少，而是信息的鑒別和理解能力。在經濟社會中，人們的學習是內部性和外部性的綜合作用，既有自身的知識，又要依靠外界資源充實更新知識。Fuka［6］認為，異質預期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傳遞機制，由于不像理性預期那樣高度抽象，異質預期所造成的經濟變化是隱性的，即無法通過公開的信息渠道來觀察異質預期的變化而只能直接觀察結果。一個經濟中預期的波動取決于樂觀預期與悲觀預期的均衡性，樣本空間越大，這種均衡性對經濟的影響就越大。
3.異質預期與中央銀行預期管理
關于中央銀行應該如何對存在異質預期影響的公眾預期加以引導，程均麗［3］認為存在一個“最優相機政策”，即貨幣當局在貨幣政策的決策模型中利用適應性學習的性質將預期作為一個獨立的變量對待，通過平滑引導將異質預期逐漸收斂于理性預期。從中國實際來看，貨幣當局在近幾年開始注重微觀主體預期的觀測，但是對預期的調節效果并不明顯；在貨幣政策信息的獲取上，微觀主體缺乏一個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權威渠道。中央銀行所的信息與微觀主體實際接觸到的情況并不相符，導致公眾對中央銀行實際意圖信息比較敏感，一有相關消息放出便會引起盲從行為。
二、存在溢出效應的異質預期模型
溢出效應可以理解為人們行為出現相互影響現象。異質預期出現混同，是由于在學習過程中人們更多地通過與他人的交流來對自身原有的信息進行改進，因此我們可以將這一過程看做一個含有溢出效應的學習過程。但是在溢出效應存在的情況下，如果微觀主體本身判斷能力不強、信息獲取渠道又過于混亂的話，信息量的增加反而會使微觀主體無所適從，產生盲從效應。我們通過一組公式來闡述這一問題。
按照徐亞平［1］所提出的，公眾學習模型可以體現為yet=kyet1+lyet2+φgt+et，其中決定預期的基本變量包括不同權重的經濟主體自身對信息的判斷kyet1、他人對信息的判斷lyet2、經濟信息φgt以及隨機擾動因素et。我們將該式進行簡化，能夠更加明確地表現出學習過程中的相互交流情況。假設個人預期取決于經濟主體自身的判斷以及與他人的交流，并且假設一個只包含兩個微觀主體a與b的學習環境，主體所得到的信息只有兩個組成部分，即自身信息與外界信息，面對的信息環境相同，但二者稟賦不同，因此采用程均麗［3］提出的不同的經濟預測方法，此時我們得到這樣一組關系：
從上式可知，溢出效應k越大，即交流越多，微觀主體所要付出的學習努力就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主體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就能夠獲得足夠的信息，但是微觀主體堅持自身判斷的空間也就受到擠壓，尤其是當學習成本很高時，微觀主體就會放棄自身判斷轉而屈從一般信息進行經濟活動。這一點我們在下文中用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作為對象進行實證考察。
三、異質預期與貨幣政策執行效果
1.對模型的延續思考
從上述分析出發，我們也可以將信息的處理與信息的數量拆分考慮，用一個極端的假設來闡明這個想法，即個人本身是沒有任何信息的，只具有信息判斷和甄別能力。上文中提到的個人信息是人們依靠自身的甄別能力從外在信息中篩選吸收作為自己的知識。從這個角度入手就能明確如下問題：（1）溝通并不意味著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信息被理解的程度。當人們本身理解能力欠缺時，貨幣政策就沒必要發送更多的信息而只需要保證已經的信息被準確地理解和執行。（2）當理解和甄別能力受限后，就要保證信息來源的權威性。信息來源混亂會大大增加信息接收方的鑒別成本，當信息接收方無法承擔這種鑒別成本時，就會放棄鑒別產生盲從效應或羊群效應。以最簡單的例子來說，當我們急于做出判斷時聽到的卻是來自不同渠道的、內容相互不一致的并且具有不可驗證性的信息時，我們會采取無所謂的態度來跟隨自己的直覺或者追隨多數人的行為［7］。（3）當多數人的行為引起的經濟波動超出貨幣當局預期時，貨幣當局就會采取措施將其逐步引導到自己設定好的軌道中來。經過這樣一番循環后，人們對信息的判斷鑒別能力由此增長。從這個角度來研究人們的學習能力的話，可以看出人們的能力之所以提高是由于經歷的相關事件不斷增多，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經驗。在一個特定的金融體系中，人們對金融信息的判斷如何取決于人們參與金融活動的多少，因此，在公眾學習理論中，我們不可忽視國家宏觀制度因素在此間扮演的重要角色。
2.對我國實例的分析
由于我國金融活動的普及性以及市場化程度都處于有待完善的初級階段，微觀主體對于金融行為的理解較淺，缺乏豐富的金融經驗，因此當中央銀行貨幣政策信息并且這一信息經過商業銀行發生延遲或放大時，大多數微觀主體并不能理解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博弈過程而只能充當看客［8］，并且對中央銀行應該何時采取何種動作進行不斷的猜疑，此時多方信息交織雜亂，公眾更加無所適從。以我國貨幣當局既要保增長又要穩物價的政策目標來說，這實質上是中央銀行與政府之間的利益均衡問題，按照國家的宏觀經濟發展計劃，對物價、就業等經濟變量的關注與調控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微觀主體一般只關心短期內自身收益情況（例如公眾更愿意關注短期內收入、物價和就業的變動情況，而不是宏觀的遠期通貨膨脹控制計劃），而此時如果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控能力不強，短期內公眾會對中央銀行行為以及獨立程度產生質疑。由此微觀主體便更傾向于忽視中央銀行的官方信息而依附另一方向的信息并產生羊群效應，而此時一旦貨幣政策的變動與這一方向相左，本來正常的貨幣政策調整反而會出現超出公眾預期的情況。
首先，以2004―2007年9次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政策操作為例，。數據主要來自于1993年、2000年、2005年、2008年《中國金融年鑒》以及1995年、1998年、2000年、2008年、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央銀行提高存貸款利率的意圖顯然是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投資增長逐年增加，信貸投放過快的宏觀形勢加以控制。從理論上看，中央銀行進行利率上調之后，理應降低公眾的通脹預期，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由于中央銀行對存貸利差的調整不夠科學，使短期存貸利差加大，反而刺激了銀行繼續投放貸款。同時，由于國內融資環境不健全，就算是貸款利率提高，很多企業也只能選擇銀行貸款來進行生產，致使貸款成本增加，進而推動產品價格上漲。而直接觀察到價格上漲的公眾自然會持續自己的通脹預期。因此，中央銀行在這一階段盡管公布了政策操作的一些具體信息，在貨幣政策透明度方面取得了進步，但是對公眾預期的引導仍然談不上有效。
其次，以2007年的連續政策變動為例，為了警惕房地產市場、基金市場價格上揚造成的經濟過熱，中央銀行于2007年3月、5月、6月、7月、8月、9月和12月分別就基準利率和準備金率做出調整，但是市場反應并不明顯。此階段中國物價上漲、經濟波動等問題并不完全與貨幣發行量有關，商品供求、融資制度等因素相較貨幣發行量更能解釋此階段的經濟波動，2007年豬肉價格上行是物價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而此時中央銀行連續收緊貨幣政策使一些中小企業面臨融資困難，同時大企業的融資過量導致大量富余資金流入股市樓市，使資產泡沫持續膨脹。并且隨著信息傳播媒介的發展，此時公眾也通過各種渠道接觸到了各個方面的信息，面對復雜的原因集合，結合中央銀行當前政策調控效果的不明朗，公眾對信息的判斷成本迅速提高，導致跟風投機現象盛行，也是2007―2009年股市大幅波動等經濟動蕩現象的重要原因。
四、結 論
關于微觀主體預期與中央銀行之間的信息溝通問題，本文認為應明確三個方面：
第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體現出的是貨幣當局對政府利益與微觀主體利益，宏觀經濟長期戰略和微觀主體短期預期之間的利益協調，并且以或單獨、或多重的政策終極目標來體現各方的博弈均衡。
第二，微觀主體預期顯示出的信息不一定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關注的最終目標重合，因為中央銀行所關注的是整個國民經濟，包含所有行業的整體信息，而微觀主體進行信息反饋的途徑，一定是微觀主體本身能夠駕馭的途徑，可能不會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固定或顯著的影響關系，不需要中央銀行利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但是卻可以比較明確地反映出微觀主體的預期，是貨幣政策預期引導過程中必需的信息來源。
第三，中國中央銀行在行政決策以及目標設定等方面尚不具備足夠的獨立性，中央銀行實際上是作為以國務院為核心的諸多主宰轉型期經濟發展策略的政府部門的人身份出現，受其委托對物價、就業、國際收支、經濟增長加以調控以實現政府意圖。因此，在貨幣政策信息溝通過程中就會出現政出多頭的現象，本屬于中央銀行專有職能的貨幣政策控制權被分散到對中央銀行具有委托關系的各個部門，以至于國務院、發改委、統計局以及其他權威組織成員的言論都會對微觀主體理解貨幣政策信息構成影響。從第二部分的公式以及中國實踐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如果微觀主體學習成本過高導致對信息缺乏判斷能力，就會放大異質預期產生的預期沖擊，導致中央銀行對微觀主體預期的管理更加困難。
因此，本文認為對中央銀行信息溝通能力的改進，不僅僅要強調貨幣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更應該強調微觀主體對所公布信息的理解。在當前中國特殊的轉型期經濟政治背景下，強調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前瞻性以及信息溝通效率，要比單純強調貨幣政策信息透明度更有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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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5
關鍵詞 貨幣市場 資本市場 貨幣政策有效性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1 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現狀
從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現狀來看，兩市場間以及兩市場內部均存在發展不均衡。首先，從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關系看，由于采取了“先資本市場，后貨幣市場”的政策取向，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資本市場在市場規模、市場主體、市場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均取得了較大的發展，相比之下，貨幣市場的發展則大大落后。其次，從貨幣市場自身的發展看，不僅規模較小，而且各子市場的發展也缺乏均衡性，表現為債券回購和同業拆借市場發展較為迅速，而票據市場、短期國債市場與其他市場相對緩慢。以短期國債市場的發展為例，雖然目前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7.5%上升到了2002年的18.9%，但是基本都是中長期的，1997年以來發行的25 711億國債中只有200億是2000年發行的1年期短期國債，所占比例不到1%，而發達國家短期國債占全部國債的比重一般為40%~50%。第三，從資本市場自身的發展來看，存在著“強股市、弱債市，強國債、弱企業債”的結構性非均衡。一方面，債券市場的發展慢于股票市場，如2002年末我國股票總市值為37 526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6.6%；國債(包括憑證式國債)、政策性金融債和企業債的未到期余額為34 910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4.1%，而該比值在主要的市場經濟國家為106%，在亞洲市場經濟國家為86%。另一方面，債券市場本身的發展也具有非均衡性，企業債券在整個債券市場中所占的規模一直很小。
2 我國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非均衡發展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2.1 貨幣市場發展非均衡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貨幣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短期融資功能以外，還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功能。由于貨幣市場是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具有敏感性高，能及時反映市場供求狀況和利率變動的特點，因此是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場所。但是，我國貨幣市場發展十分滯后，且各子市場發展不均衡，使其作為政策市場的功能遠未充分發揮。
目前我國主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再貼現、公開市場業務等。首先，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對經濟、金融運行的沖擊力強且能否發生作用還要取決于商業銀行、居民等經濟主體的行為，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一般認為不適合作為一種調節手段經常使用。其次，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改變再貼現率和再貼現條件來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行為，從而達到調節貨幣供應量的目的。然而，再貼現政策的有效實施需要一個完善而發達的票據市場。雖然近年來我國票據市場取得了長足發展，央行改革了再貼現利率生成機制，并連續下調再貼現利率，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票據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存在票據市場業務量小、票據市場工具單一等問題，同時由于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商業票據使用不廣泛、再貼現始終未能形成規模，中央銀行難以利用再貼現政策發揮對貨幣進行調控的作用。第三，中央銀行人民幣公開市場業務操作應主要是在國債市場尤其是短期國債市場上，但如前所說，我國國債品種不多且短期國債數量較少、公開市場業務缺乏載體，同時持有大量國債的商業銀行將國債視為低風險、高效益的優質資產，不愿出售，市場交易不旺，使中央銀行難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影響基礎貨幣的供給；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市場交易主體較少、市場規模偏小、市場發展滯后的狀況也使得外幣公開市場操作難以成為貨幣政策的重要工具。
2.2 資本市場發展非均衡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當前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資本市場的發展一方面影響了傳統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中介目標、政策工具及傳導機制，導致貨幣政策的影響對象多樣化和實施過程復雜化，使現行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的效力減退，并因此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而另一方面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又已經成為貨幣政策的重要傳導機制，資本市場上的貨幣需求已經成為影響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執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但是，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均衡，使得資本市場傳導貨幣政策受到了各種制約。雖然我國資本市場尤其是股票市場的發展相對較快，但在股票市場存在的上市公司素質不佳、發行過程中的過度包裝甚至欺詐行為、市場參與主體缺乏機構投資者、股市運作不規范等問題使股票價格難以真正反映企業經營業績和中央銀行的政策意圖，從而使證券價格的變化影響銀行、企業和居民的資產負債結構進而影響投資、消費決策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的“資產負債表效應”難以實現。目前股市所產生的通過“財富效應”刺激需求的功能也十分有限，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銀行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2.3 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一體化程度不高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在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雙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并存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不僅取決于兩種機制各自的貨幣政策傳導效率，而且受制于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之間的聯系緊密程度。資金只有在兩個市場間自由流動，使兩個市場保持高度的一體化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地縮短貨幣政策時滯，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同質性客觀上要求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必須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與滲透，而人為地分割兩個市場只能導致市場價格機制及資源配置機制低效率甚至失靈。由于我國自1993年金融體制改革后一直采取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模式，因此自1997年6月商業銀行從證券交易所退出以及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建立以來，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分割情況嚴重，資金在兩市場間流動手段受到嚴格管制。由此造成了市場間的資金流動困難，從而使兩個市場形成的利率及收益率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無法準確、迅速地反映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也無法形成基準的利率以及以之為基礎的有機相連的利率結構，貨幣政策效果不佳。
3 促進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均衡發展，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對策
3.1 大力發展貨幣市場
進一步規范同業拆借市場，在嚴格管理的基礎上，繼續加快市場主體的培育，完善同業拆借市場結構，使其逐步發展為存款機構之間調節短期頭寸的主要場所。大力發展票據市場，從引導和規范我國商業信用入手，培育和發展規范化的商業票據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再貼現業務創造市場運作條件。增加短期國債品種，為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提供載體。加快培育完善的短期國債和外匯市場。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逐漸開放，外國資本進入我國資本市場的數量將會大幅度增加，匯率對實體經濟、資本市場和貨幣供應的影響增大，公司債券和金融債券等替代資產經過金融創新后也將充實到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工具中，因此公開市場業務會逐步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其運用的市場也需要相應的建設。此外，還要加快貨幣市場各個子市場間的融合，最終建成集同業拆借市場、貼現市場、國債市場于一體的統一的貨幣市場。
3.2 調整資本市場結構
在培養優質股票市場主體，為資本市場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微觀基礎的同時，還要加強債券市場尤其是企業債券市場的建設，改變目前企業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模式。一方面應取消企業債券額度管理，放寬對企業債券的期限、種類、利率的有關規定，另一方面要豐富債券種類，增加企業債券類型。在進一步實現資本市場的融資的同時，充分發揮其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改變目前上市企業以傳統產業和國有企業為主且不能市場淘汰的狀況，保證不同的市場主體能享有同等的待遇，使有限的資金配置到更富有效率的產業中，從而提高資本市場運營效率。
3.3 開辟貨幣政策與資本市場的溝通渠道
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存在必然聯系，是資金流動性的一種客觀規律。為了增強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關聯性，使中央銀行的各種貨幣政策工具能夠協調運作，從而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需要有條件地使銀行與證券業、信貸市場與資本市場資金互相融通，適時建立銀行信貸資金進入股票市場的合規渠道。目前，我國銀行資金主要通過股票抵押貸款等渠道少量進入資本市場，即使這樣，由于理論上存在誤區和認識上的不足，也沒有真正做到兩個市場的對接。因此，目前首先應該著眼于現有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有效對接，將資本市場納入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其次，進一步擴大券商進入同業拆借市場的數量，完善股票質押貸款辦法，允許券商進入銀行間的國債回購市場；再次，優化銀行資產結構，開展個人質押貸款。
3.4 完善貨幣政策運作體系
首先，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應關注以包括資產價格在內的廣義價格指數穩定。應適應新形勢下第三產業快速發展和資本市場發展的要求，增大如服務產品、信息產品、房地產產品等在價格指數中所占的比重，并適度考慮資產價格水平。其次，加快利率市場化步伐，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傳導效應，央行也應適時把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利率具有穩定性、可測性、可控性和即時性等一系列特征，作為資金價格，能夠通過資金供求雙方不斷變化的交易及時地反映出來，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較好的操作目標。隨著經濟的市場化、貨幣化及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利率、匯率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將加強，因此，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不斷推進和利率彈性的增大，中央銀行適時地把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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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齊曉安,趙春曉. 入世后我國貨幣市場和資
貨幣政策的主體范文6
關鍵詞：保險業金融功能貨幣政策
保險公司，尤其是壽險公司，開發促銷新產品，經歷了“儲蓄型——保障型——投資型”的演變。最初，將保險單的利率與銀行存款相比，渲染保險單的儲蓄回報功能。在銀行利率一再下調的壓力下，保險公司不得不放棄高利率的保單，重新回歸保障功能。而后開始大力引進國外投資型險種，如投資連結保險、分紅保險，曾一度紅火了沿海各大城市。
但是僅從防范利差損目的出發開發投資型保險產品，進而要求拓寬投資渠道；或者，僅從繁榮股市目的出發，鼓勵保險資金入市及保險公司上市，都患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近視病，過多資金入市也可能引發股市過熱的危險。因此，強化保險業的金融功能需要從更宏觀的視角出發。筆者認為，強化保險業的金融功能還可以從貨幣政策體系入手。
貨幣政策的新發展
貨幣政策目標是通過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來實現的。但從中央銀行動用貨幣政策工具到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中間要經過許多環節。中央銀行為了隨時掌握經濟狀況的發展變化，必須利用一些能反映經濟發展變化的金融變量，作為觀察從貨幣政策工具到最終目標的實施過程和效果的指標。長期以來，美聯儲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以公開市場業務作為調節貨幣供給量的主要手段。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貨幣政策作用的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一，金融創新的發展，特別是各種衍生金融工具層出不窮，一方面使美聯儲的貨幣供應量統計越來越困難，貨幣供應量漸趨失控；另一方面使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融資方式的創新，使中央銀行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以影響商業銀行信貸規模，進而影響企業投資行為的政策意圖難以見效，商業銀行對貨幣政策的傳導功能弱化。第三，經濟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場深化導致的大量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使傳統的貨幣供應量與產出之間的聯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聯儲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指標的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嚴重限制。
在我國也出現類似情況，中央銀行為了刺激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加，連續8次下調利率，希望通過利率機制對銀行儲蓄分流，鼓勵居民、企業貸款、消費，或進入證券市場進行投、融資，獲得更大的利益，發揮資本市場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重要功能，實現中央銀行刺激投資消費的貨幣政策的目標。然而，操作效果不盡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桿效應以及由此帶來的債券、股票市場上的財富效應均難以奏效。
影響貨幣政策傳導的不通暢或發生扭曲的因素較多，其他金融機構不受中央銀行的約束、貫徹落實貨幣政策的意識和動力不強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在金融機構主體呈現多元化發展情況下，中央銀行能夠直接監督和調控的只有銀行、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和金融租賃公司，對證券、保險、投資基金等機構則難以直接調控。這些機構的行為是否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意圖一致，中央銀行無力進行直接約束，從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和統一性。
金融創新實踐證明，中央銀行只控制商業銀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視非銀行金融機構在信用創造方面的作用，其結果是導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現象，導致貨幣政策的失敗。為此，中央銀行必須擴大貨幣政策調節和作用的范圍，把控制的觸角逐步伸展到商業銀行體系以外的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調控范圍擴大到全部金融資產，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險業對貨幣政策的作用
金融創新推動了金融業務綜合化和金融機構同質化趨勢，模糊了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界限，混淆了這兩大類金融機構在創造存款貨幣功能上的本質區別。隨著融資證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場的日益發達、支票帳戶電子資金劃撥系統、可轉讓存單、電話存款、證券化貸款等業務的逐漸完善，使得存款貨幣的創造不再局限于商業銀行，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有創造貨幣的功能。金融創新以后，在開始混業經營的國家里，貨幣供給由過去的中央銀行提供通貨和商業銀行提供存款貨幣二類主體擴展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三類主體。貨幣供應主體增加，包括保險公司在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也成為貨幣供應主體。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多層次的貨幣應包括有些流動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債券、儲蓄債券、具有現金價值的人壽保險單、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場發達的情況下，這些金融工具可以隨時轉化為現實的貨幣，即貨幣化，因此，一些國家也把這些近似貨幣計算到貨幣供應量之中。
貨幣政策制定后廣泛地通過信貸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傳導。保險業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表現在：
對利率政策的反應
利率政策是中央銀行根據貨幣政策目標和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調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結構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導各微觀經濟主體向宏觀經濟需要的方向從事經濟活動。作為重要的經濟變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銀行調節干預經濟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發生作用的過程中，保險，特別是長期壽險業務，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當中央銀行采用擴張貨幣政策，市場利率下調，在其他各因素不變的假設下，保險公司長期險（壽險）資金運用收益預期下降，壽險產品的預定利率下降，壽險產品價格上升，通過價格效應，居民的保險需求下降，實物消費可能增加，最終推動貨幣政策的預期目標實現。這在金融市場不發達的國家表現得尤其明顯，而在發達國家，保險公司可通過多渠道運用資金均衡收益，因此費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當然在這一過程中可能因為保險運行機制配套問題而發生扭曲。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為抑制通貨緊縮，我國央行連續8次降息。但在名義儲蓄利率大幅變動時，保險監管政策未能及時作出反應，加上壽險公司自身缺乏風險意識，假定的預定投資回報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這種差價，造成居民對保險商品的搶購，將央行利用貨幣政策希望從銀行“分流”的儲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壽險公司，沒能實現擴大實物消費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貨幣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資渠道狹窄、能力受限，壽險公司自身面臨嚴重的“利差損”風險。
保險業通過貨幣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的作用
理論上，市場利率以資金供求為基礎，保險公司的同業拆借、債券買賣業務等資產業務表現的逐利性，為中央銀行利率杠桿作用的發展提供了微觀基礎。保險公司通過從事政府債券的買賣和同業拆借活動，可以直接成為央行公開市場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貨幣的重要過程；也可以與其它金融機構交易，間接影響央行的貨幣政策傳導。在這一過程中，保險公司廣泛參與了整個市場利率的變動過程，即保險公司的資金供求變化帶來的信貸、貨幣市場的資金流動，成為影響貨幣市場銀根松緊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最終影響長期國債收益率、同業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據西方金融理論，貨幣政策通過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托賓Q效應傳導至實體經濟，因此保險資金的直接入市、間接入市，甚至保險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資本市場的資金量，并通過影響股票債券價格來影響企業居民的行為。
保險業還通過迂回的途徑，間接地影響企業和居民的貨幣需求。由于保險為企業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們繳納保險費而得到預期財富效應，節省出更多的資金用于投資和消費。
影響貨幣乘數和貨幣流通速度
保險公司作為金融中介，其信用擴張不同于銀行體系。
與銀行貸款不同，保險公司的貸款在其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資產一增一減，并未產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國，保險公司的銀行存款并不像企業存款一樣計入貨幣供應量，因此，保險公司提供貸款時，保險公司存款的減少帶來的商業銀行負債方企業存款的增加就事實上增加了貨幣供應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時中央銀行仍只調控商業銀行信貸，忽略了非銀行的信用擴張，就可能造成過多的貨幣供應。如1995年《保險法》出臺以前，我國的保險資金可用于流動資金貸款，1984-1989年，累計運用保險資金37億元，其中投資貸款占97%，1991年才開始有所調整，應該說這對當時的通貨膨脹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侗ｋU法》規定保險資金運用限于銀行存款、買賣政府債券等，這又矯枉過正，杜絕了派生存款的同時卻在另一方面延長了資金的流轉，降低了貨幣流通速度。
雖然保單質押貸款并非一般意義上的貸款，事實上它是在保單現金價值內預支，并未超出保單現金價值。但這意味著保單權益的支付期限縮短，體現了保單資產的流動性和變現能力。因此，它雖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貨幣流通速度的作用。
隨著保險業的發展，保險公司廣泛地支付高比例的傭金通過人、經紀人推銷產品，保險公司自身的業務費用及層層機構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視的現金漏損，也即減小了保險公司的信用擴張能力。
將保險業的宏觀調控納入貨幣政策體系
從中央銀行來看，中央銀行在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過程中必須有更廣闊的視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礎貨幣，應當面對多樣化的包括保險資金在內的金融資產。雖然目前，我國保險資金相對于上萬億的銀行存款來說，作用較小，但隨著我國保險業的壯大，保費的增加，保險單作為居民的金融資產的作用也將逐漸增大；且保險公司的風險控制能力增強，保險資金運用規模也將增加，成為不可忽視的金融資產。
由于各種金融資產在影響價格水平和經濟過程的程度、途徑不同，因而，中央銀行在調節和控制貨幣供應量時應有所側重，劃分貨幣層次分別控制。重點控制基礎貨幣的同時，密切關注貨幣資金在不同市場間的流動，對貨幣政策的效果評估應包括資產價格如股票、債券和房地產及生產、消費和服務在內廣義價格指數。要加強與三大金融監管當局的溝通與交流，協調相互間的政策措施。
從保險業來看，首先，應建立風險機制，積極參與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引導貨幣政策的順利實現。其次，制訂正確的保險政策，促進貨幣政策作用的發揮，增強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再次，充分發揮金融中介的作用，促進資金的快速順利流通。保險公司不僅可作為資金的提供者，還作為資金的需求者；不僅為證券市場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保險公司上市又從證券市場募集資金，通過保險證券化、巨災債券在籌集資金、分散風險的同時，為證券市場提供多樣化的金融資產，促進資金快速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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