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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1
[關鍵詞] 國際金融體系 IMF改革 金融監管體系 區域金融合作與監管
一、當代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征
1.美國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征:美國金融體系主要由三部分組成:聯邦儲備銀行系統,商業銀行系統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系統起中央銀行作用。具有發行貨幣、國庫及對私人銀行進行管理監督職能,更為重要的是為美國政府制訂和執行金融貨幣政策。聯邦儲備系統可以通過它所制訂的政策直接影響貨幣的供應和信貸的增長,從而影響宏觀經濟的各個方面。美國商業銀行在美國金融體系中占有主要位置,1980年,美國共有商業銀行15082家,總資產為21147億美元,占金融界資產總額的30%左右。商業銀行以存款和貸款為主,70年代以來各主要商業銀行為擴大業務經營范圍,增強生存能力,積極開展存貸款以外的業務。由于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業務,也不能經營證券發行和買賣,故許多商業銀行都設立信托部,參與證券經營活動。
2.日本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征:日本金融體系由中央銀行、民間金融機構,政府政策性金融機構等組成,形成了以中央銀行為領導,民間金融機構為主體,政府政策性金融機構為補充的模式。
3.德國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特征:德國是典型的銀行主導型國家,其銀行在金融體系中處于核心位置,而金融市場很不發達。由2001年的統計數據發現,股票市場總市值只占GDP的24%,而銀行資產占到GDP的152%。
二、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弊端
1.牙買加國際貨幣體系弊端
牙買加貨幣體系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國際間再次建立起來并運行到現今的一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牙買加貨幣體系克服了國際固定匯率制度僵化導致的種種弊端,促進了國際金融創新業務、資本國際流動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除保留并加強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作用外,它同布雷頓森林體系有許多重大的不同: (1)黃金非貨幣化; (2)儲備貨幣多樣化; (3)匯率制度多樣化。但隨著經濟全球化、一體化、區域化的深入,牙買加體系潛在的矛盾日益深化,多次爆發的國際及區域金融危機便是牙買加體系內在矛盾激化的表現。國際區域貨幣的創立、國際區域貨幣合作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緩和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矛盾,將成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一個變革趨勢。
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缺陷
首先,IMF放棄了維護固定匯率的職能。其次,IMF資金短缺而難以對逆差國或受金融危機沖擊嚴重的國家提供資金援助。IMF擁有資金相當于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目前只及1945年的1/3,可見隨著成員的增加和需求的擴大,IMF的資金擁有量實際上在減少。再者,IMF仍被少數發達國家控制,美國所占份額和投票權占絕對優勢,同時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特別提款權(SDRs)分配也不平衡。最后,IMF對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和對危機發生后的救援系統表現出落后性。
3.全球金融市場網絡化帶來的挑戰
首先,使金融市場的風險上升。網絡系統的可靠性與安全性一直被質疑,使金融市場更敏感,加上網絡的高傳播速度和規模的難以控制性,使市場的可預測性下降而風險上升。其次,使國家或國際社會對金融市場的監管變得困難。法制具有滯后性特征,而金融機構通過網絡而數量倍增,同時也使得金融監管部門與金融機構的比例嚴重失衡而不利于監管。最后,各國對網絡金融市場的監管容易導致國家矛盾。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動向
1.趨向貨幣體系多元化或創造統一、單獨的國際貨幣,改變一國貨幣同時為國際基礎貨幣的格局,并遏制美元的自由發放。創造國際貨幣,則國際金融市場和貨幣體系會相較穩定,美元不再自由、任意的發放;也能在此基礎上更好的建立國家責任體系。但目前創造國際貨幣的能力有限,所以將基礎貨幣擴大,形成多元化貨幣體系為多數國家所推崇。
2.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完善其職能。首先,增加IMF的資金規模完善其"最后救援者"的工作。此條在G20峰會上已經得到各國的廣泛認同,并統一增加對IMF的出資,用于對危機國進行救援。其次,增強IMF的信息收集權力。IMF近年對危機預警的滯后有一方面原因來自危機國信息不夠透明和及時。IMF應被賦予對基本信息進行收集并透明化和公開化的權力。再者,減少美國在IMF的發言權和投票權或增加歐洲和亞洲國家的發言權和投票權。最后,重新制定IMF的危機預警體系指標,賦予其危機時期進行國際協調的職能。危機發生后IMF的國際責任除了自身提供救援資金外,還應賦予其進新國際協調的能力。
3.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督。1998年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發表經濟問題聲明:"增加各成員國財政、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對資本流動實行必要的監督,進一步完善國際性的規范和準則以及建立對各國金融陣地的多變監管體系,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國際資本中,投機資本的高流動性和高投機性決定了在一國經濟發生不利轉變時,它們很快撤出致使該國的宏觀經濟產生外債清償和國家信用等嚴重危機,引起金融市場混亂甚至貨幣貶值。相比過去,機構投機成為主流,目的是套利和套匯,對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造成了很大沖擊。
參考文獻:
[1]孫 剛 齊佩金:《當代國際金融體系演變及發展趨勢》,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年
[2]高松濤:《國際金融體系重構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
[3]朱淑珍:《國際金融:理論、應用、創新》,華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
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2
國際經驗顯示，高增長低通脹環境滋生資產價格泡沫具有普遍性。20世紀中主要工業國家提供給我們的重要經驗教訓是，當局的貨幣政策如在泡沫形成的時期過松，當泡沫已成規模之后將不得不追趕性地提高利率，而泡沫在高位破裂，造成金融市場乃至整體經濟的動蕩。這些國家之所以在資產價格泡沫形成過程中貨幣政策過松，是因為其貨幣政策僅僅關注傳統意義上的通貨膨脹，而忽略了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也未能充分預期未來通貨膨脹的上升。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資產價格上升到一定水平，通貨膨脹壓力便開始顯現？通貨膨脹是否可以永遠保持溫和，而使得加息沒有必要？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是資產價格大幅上揚帶來的財富效應刺激了消費，導致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也可以是包括工資和資源價格在內的生產要素價格的上升，造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就我國目前情況看，需求和財富效應拉引的作用較小，通貨膨脹壓力更多來自于成本推動因素，包括糧食和資源價格的上升。向前看，還會有新的通貨膨脹因素：2008年開始實行企業所得稅工資全額抵扣將解除企業對于提高工資在稅收上的顧慮，工資可能出現跳躍性上漲；環保成本的提高也將推高通貨膨脹。而數年后我國人口紅利消失，儲蓄率和工作年齡段人口占比的下降將進一步推高工資和市場利率水平。
我國近期A股市場大漲，通貨膨脹開始上揚，但仍然處于低位，而且目前的利率水平遠遠低于投資回報率。中國目前的宏觀環境很容易催生類似日本等國曾經歷的資產價格泡沫。目前我國A股整體市盈率已高于40倍，這不僅是周邊國家與地區中的最高水平，也在不斷追趕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泡沫頂點的水平。國內A股市場經歷調整只是時間問題，其觸發因素將主要來自政策調控，包括加息和股指期貨的推出。而根據一季度的宏觀數據，貨幣政策的進一步緊縮在所難免。
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3
如何評價貨幣政策傳導中存在的阻滯
信用途徑是我國目前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1998年，為適應市場化進程的變化，我國取消貸款規模管理，轉而通過調控基礎貨幣從而調節貨幣供應量；在實行穩健貨幣政策的過程中，對調控手段進行改革，調控方式從行政計劃控制逐漸轉向市場間接調節，目前公開市場操作已成為調控貨幣供應量的主要手段；推進利率市場化，加大運用利率手段的力度等。應當說，近幾年貨幣政策的改革是成功的，貨幣政策實施也是成功的。但在實踐中，貨幣政策的傳導不暢，存在阻滯，特別是對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
貨幣政策傳導阻礙的根源主要來自于實質經濟。因為企業微觀經營機制發生了變化，企業對于市場風險大、收益難以確定的項目不再盲目投資，也就不愿再像以前那樣盲目貸款；銀行機制也逐漸轉變，風險意識增強，也不像以前那樣重放貸輕收貸。因此，在目前生產能力過剩，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企業慎借、銀行惜貸的情況較為普遍。
對于微觀經濟主體行為的變化，應該從負面評價多一點，還是從正面的評價多一點，這是目前貨幣政策傳導爭論的實質。
當前的貨幣政策調控的數量指標是否應重新確定
從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在1998年～2001年期間年均增長7.5％，保持了相對較高的增長。貨幣供應量M2增長基本在14％以上，遠高于經濟增長與物價變動之和。"高增長、低通脹、適度貨幣供應"構成了我國當前經濟增長的基本特征。
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針對當前物價下降，貸款增長相對過去的高速增長時期的回落，認為貨幣政策實施不成功，提出當前應放棄穩健的貨幣政策，實行積極的貨幣政策。目前這些人之所以持有以上看法，主要是以過去的經驗為參照衡量的結果。在昔日的短缺經濟時代，要求經濟快速增長，計劃經濟內部也存在擴張機制，因此，宏觀經濟"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那些年貨幣供給大起大落，出現過幾次高的通貨膨脹，總體看，貨幣供給和物價增長水平都很高，物價平均增長超過0％，有些年份貨幣供應量增長在30％以上。當時一般認為物價波動的合理區間為3％～5％，貨幣供應量波動的合理區間在23％～25％。。
我國處于經濟結構調整階段，經濟年均增長7％～8％，比前些年降下一個階段，這是由當前經濟結構狀況決定的。而對于物價變動，根據人民銀行統計司的實證分析，物價平穩波動區間為－1.4％～4％，其中0％～4％為物價波動的最優區間。目前消費物價增長在－1％～1％之間波動，這種物價低增長狀態基本上是合理的。與之相適應，貨幣供應量的增幅也應是平穩的，目前的年均增長13％～15％的調控目標，從實踐看，處于既保證了經濟增長的需要，也促進了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合理區間，貨幣政策的調控力度是充分考慮了當前經濟結構調整的現狀的。
在物價低位平穩的情況下，是否應調整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
過去的幾年中，我國的物價基本上是圍繞零增長上下波動。因此，貨幣政策制定要考慮為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方式雙轉變創造條件。
在這種指導思想下，貨幣政策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緊。過于寬松的貨幣政策將使虧損企業繼續得以喘息，不利于企業的優勝劣汰，會使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失去壓力；過于緊縮的貨幣政策不能滿足經濟增長需要，會對就業產生更大的壓力，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響社會安定，最終影響我國戰略任務完成，也是行不通的。
取消中介目標時機與條件是否成熟
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實際上是整個貨幣政策框架的選擇。當前，貨幣供應量仍然是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最佳選擇。主要是因為：
首先，西方國家放棄貨幣供應量，轉而采用利率，甚至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主要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后，金融創新層出不窮，使貨幣與貨幣替代品之間的轉換十分便利，貨幣供應量層次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中央銀行已經難以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達到調控宏觀經濟的目的。而目前在我國，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與經濟增長速度和物價水平變動的關系密切，中央銀行具備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能力，貨幣供應量是可控、可測的。
其次，從我國現實來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處于發展階段，尚沒有形成一個有企業和社會公眾參與的真正的債券市場，利率沒有市場化，匯率也是"有管理"的，長期執行穩定匯率政策，使匯率變動的彈性很小。而采用利率目標和通貨膨脹目標，要有一個發達的金融市場體系和穩定的銀行體系；要求一國的經濟結構基本穩定，中央銀行能夠對貨幣政策制定和預期目標有一個前瞻性的預測分析框架；也要求中央銀行具有很高的獨立性。這些條件在中國目前尚不具備。
另外，從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依據分析，如果放棄貨幣供應量，目前我國也沒有其他可以替代的金融工具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標。
資本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的沖擊有多大
目前，中國資本市場已有較大發展，但其對消費、投資、經濟增長從而對貨幣政策影響多大，需要研究。
一是，資本市場的財富效應對我國居民需求的影響有限。股票價格的變動對消費的影響在美國表現得尤為突出，但有學者實證分析認為，在90年代后期，消費支出對股票凈市值的彈性在0.03～0.07之間，且這一效應要在1年～3年的時間實現。在中國，資本市場的規模相對較小，占家庭資產的比重也遠低于市場發達的美國，股價波動的財富效應對我國消費的影響要小得多。
二是，資本市場的投資效應對企業的影響有限。首先，我國股票籌資與貸款增加額的比重不到10％，數量不大。其次，企業發行股票籌集的資金真正用于實物投資的數量也很低。2002年前7個月企業發行股票籌資用于企業實物投資的比例為13.1％，從1996年～2001年間這一比例基本上在10％左右波動，最高的1998年為14.1％，最低的2000年為5.9％。企業從資本市場中籌集了大量的資金，卻沒有真正用于實物投資，上市企業的機制仍然存在問題。
另外，資本市場的發展產生的一塊用于證券交易的貨幣需求，這部分貨幣與用于實物交易的貨幣的波動規律不一樣，因此要研究它的數量、變化規律，這是貨幣政策研究所不能忽視的。目前看，其數量不足貨幣供應量的10％。如何處理增加貸款與防范金融風險關系
今年以來，由于經濟增長勢頭較好，在蘇南、浙江等一些經濟發展比較快的地區，由于經濟結構調整比較到位，社會信用環境較好，企業運行機制比較完善，中小企業貸款難的矛盾大大緩解。但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結構調整緩慢、企業效益差，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比率高，對貸款項目的審查比較謹慎，貸款增長相對比較緩慢，企業喊"貸款難"的聲音也相對大一些。
要解決貸款投放中的這種"結構性"的矛盾，應該正確處理好商業銀行貸款增加與金融風險防范的關系，應該認識到經濟不發展，貸款的風險更大。特別是在一些落后地區，不應片面強調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降低比率。目前應引導商業銀行將經營目標轉向利潤最大化，在經濟發展中消化不良貸款，防范金融風險。
一旦財政政策淡出貨幣政策如何應對
財政政策的取向直接關系到貨幣政策的選擇。從1998年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彌補了民間投資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預期，對保證經濟快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銀行配合這一政策購買了大量國債，增加貨幣供應量。一是銀行持有國債而創造的貨幣，這一部分大約占貨幣供應量的10％左右；二是銀行部門為國債投資項目發放的配套貸款，帶動貨幣供應增加。另外一塊是由于國債資金的使用，使企業資本金增加，以及財政貼息而帶動的銀行貸款。這三部分加在一起，不低于近幾年貨幣供應量的20％。
有專家提出，目前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還很大，民間融資仍處于收縮狀態，投資主要還是依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結構性問題仍然比較突出，這些問題的解決主要靠財政政策，因此應慎重考慮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出問題。但從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需要出發，貨幣政策應有應對預案。
如何應對世界經濟的沖擊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對外貿易占GDP的比重來衡量，中國的國際化進程已經不低。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的開放度進一步提高，國際經濟的風吹草動都勢必會在中國有所反映。外部的不確定性加大，在制定貨幣政策時，不僅要考慮國內的情況，還要考慮到國際經濟波動的影響。
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4
關鍵詞：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論；新凱恩斯主義；體制轉換模型
中圖分類號：F810.2；F82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5-0005-10
作為凱恩斯主義總量調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備選工具，宏觀經濟政策理論研究長期假定，財政和貨幣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當局控制，用以實現彼此矛盾的增長、就業和物價等宏觀經濟目標。實踐中，財政貨幣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則：出現以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為基本特征的經濟衰退時，政府應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現以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為特征的通貨膨脹時，政府應減少財政支出規模和貨幣供給數量，減少有效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銀行獨立性程度越來越高，財政與貨幣當局權力劃分趨勢愈加明顯的政策實踐，凸顯聯合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并進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渠道及運行機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財政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效應，指導財政和貨幣政策設計，并進而形成對宏觀經濟總量調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綜述
與依據財政和貨幣政策當局擴張或緊縮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積極”、“消極”財政貨幣政策的傳統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從財政貨幣政策當局相互影響制約的政策行為角度，重新界定財政貨幣政策類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類型財政貨幣政策組合為基礎的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方面。簡單地說，當財政和貨幣兩個政策當局中的一個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標而不被另一個政策當局政策行為約束時，其行為是積極的，而被約束政策當局行為則是消極的。在財政貨幣政策規則語境中，貨幣政策是積極（消極）的，當貨幣政策工具（通常為名義利率）對真實通貨膨脹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或稱泰勒相關系數）大于（小于）1，也即名義利率對通貨膨脹的反應多于（小于）一對一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積極）的，當財政政策工具（通常為總付稅率）對實際真實政府債務偏離其目標水平的反應參數大于（小于）穩態真實利率時。易言之，稅收對債務的反應超過真實利率時，財政政策是消極的，稅收不充分地對債務反應用以確保真實利率支付時，財政政策是積極的。
（一）突出積極貨幣政策和消極財政政策組合的泰勒規則
泰勒規則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迅猛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獲得作為宏觀經濟學標準推斷的常識性結論。概括而言，名義利率多于一對一地隨通貨膨脹上漲的泰勒規則有助于經濟穩定[2]，在大量常見模型中產生良好經濟績效；通貨膨脹率高且易變可能是由于中央銀行沒有遵守泰勒規則，從而價格水平不確定并受約束于自我實現預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規則文獻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積極貨幣和消極財政政策假定財政赤字（和/或稅收）針對真實政府債務變化強力反應，或更苛刻，政府預算在所有時間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稱其為“李嘉圖主義”財政政策體制。組合，假定簡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規則并研究貨幣和財政規則交互作用[4]，其對應的是歐洲貨幣聯盟諸國傾向于彼此脫節的財政貨幣政策實踐。根據Leeper[1]論述，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的聯合設計問題可被簡化為兩個遞歸解決的獨立問題：首先，與財政方面隔離開來，貨幣政策參數單獨決定局部均衡確定性條件，理由是貨幣當局僅應關心通貨膨脹穩定性，貨幣當局越獨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穩定通貨膨脹。其次，在確定貨幣均衡動態學的基礎上，財政政策是‘消極的’，使政府債務動態學以穩定方式演變。
政府不違背預算償付能力約束的李嘉圖等價假設下，泰勒規則理論和實證文獻都集中于與財政政策相隔絕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渠道是總付稅（lump-sum tax）變化，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影響是傳統的貨幣主義和李嘉圖主義。由此，貨幣政策規則獲得廣泛深入研究，財政政策規則研究相對滯后：與貨幣政策泰勒規則相比，財政政策規則無法獲得令人滿意的實證結論，甚至不存在廣泛認同的簡單財政政策規則識別。原因在于：只有少數國家能獲得財政政策指標的可靠季度數據；宏觀經濟數據難以識別未預期的財政政策；自動穩定器的存在使相機抉擇財政政策反應的識別非常復雜[5]。明顯不對稱的貨幣和財政政策規則分析，使得泰勒規則文獻框架中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組合的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研究
與泰勒規則文獻相反，價格水平財政理論[1，6]遵循一般均衡價格水平由以確保政府清償力為目標的財政和貨幣當局的政策行為組合決定的理論邏輯，探究積極財政政策規則下實現債務動態學確定性均衡所引發的一般均衡價格水平變化及決定。將確保政府跨期償付能力作為實現價格穩定性的前提意味著，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壓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擔更高政府債務償還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預算約束與私人部門最優化條件結合，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關鍵就是處處成立動態均衡條件通常又被稱為政府跨期預算約束。Buiter（2002）認為，就所有正向價格序列而言，政府應選擇滿足約束的政策變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則將合并的貨幣和財政當局視為選擇與均衡條件一致的政策變量序列。：全部名義政府債務（高能貨幣加未指數化債務）的真實價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均衡動態條件影響均衡價格水平過程時，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廣泛存在于包括貨幣和財政政策的動態模型，無論政府以本幣標值出售債務，如絕大多數OECD國家，還是發行真實債務，如指數化通貨膨脹或以外幣標值的國家。
引入收入稅和彈性勞動供給，Leeper等[7]在總付稅稟賦經濟和比例收入稅生產經濟模型中強調稅收的供給方面的效應，通過Slutsky-Hicks分解將稅收變化全部效應計算為替代效應、財富效應和資產再評價效應，前兩者是常見的，而第三種效應發生在稅收變化通過改變均衡價格水平并因而改變私人行為人持有發行在外名義政府債務真實價值時，給出價格水平財政理論的微觀經濟視角。通過發行名義政府債務為稅收削減融資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價格水平，則取決于與均衡一致的當前和未來貨幣和財政政策如何對稅收削減反應的假設。扭曲性勞動收入稅情況下，稅率和政府預算間的跨期聯系產生對確定財化的經濟影響至關重要的兩條拉弗曲線：一是拉弗強調的常見高稅率抑制效應；一是財政理論獨有的，長期稅收增長總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時價格水平下降。稅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價格水平并且再評價效應可正可負，取決于經濟處于拉弗曲線的位置。若稅率足夠高，較高稅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貼現現值并提高價格水平。因此，稅收長期增加提高還是降低價格水平取決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鑄幣稅的預期現值。
二、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邏輯矛盾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兩者共同的邏輯矛盾在于，遵循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于特定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具有有限的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慮財政和貨幣政策體制轉換。
（一）特定財政貨幣政策組合帶來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對應積極貨幣/消極財政以及消極貨幣/積極財政兩個政策組合，有力捕捉財政貨幣政策運行的兩種常見形態，但各國財政貨幣政策實踐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組合對應的時期。因此，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僅是財政貨幣政策實踐的片面和局部刻畫，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組合的原因則是為滿足理性預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消極，則可能存在自我實現太陽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確定；若財政和貨幣政策都積極，則財政貨幣當局都不確保滿足政府預算約束，或因為違背債務橫截條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為債務產出比率無限上漲而不存在靜態均衡[1，8]。
（二）以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為基礎
泰勒規則和價格水平財政理論都建立在簡化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方便假設基礎上。其中，最重要同時也影響最大的是與李嘉圖等價有關的理性消費者、無限期界和總付稅假設，故僅存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規則對應的政策組合主要考慮經濟的總量需求擾動，而未考慮稅收和債務政策的經濟供給方面擾動。為正規考慮政府債務、扭曲稅和資本積累等宏觀經濟變量的供給方面的宏觀經濟影響，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最新進展，為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進研究方法和擴展影響因素，提供便利條件和基礎，并應體現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理論和實證研究中。
（三）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
初期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點是假定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這暗含著行為人總是預期當前財政貨幣政策體制持久不變，即使發生變化也完全是意外。長期以來，固定財政貨幣政策體制研究范式屢受挑戰。繼盧卡斯批判最早論證應根據體制轉換考慮政策變化后，Cooley等[9]也認為把政策行為和決策視為政策當局一勞永逸選擇的結果存在邏輯不一致性：若政策當局預期到體制正在發生變化，則體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體制變動的歷史，則私人行為人將為這些體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為人預期及其決策規則中。Hamilton[10]開創的馬爾科夫體制轉換模型方法解決了建模經濟體制結構性變化的技術難題，在過去的20多年里被廣泛應用并產生深遠影響?；谪斦泿耪唧w制不斷發生變化的大量實證證據[3，11]，必須存在明確為體制變化建模的理論?？梢灶A期，在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嘗試引入體制轉換方法，將加深對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本質的理解，并足以產生對現有研究構成挑戰的新結論。
三、財政貨幣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論方法及其實證研究
（一）財政貨幣當局博弈論方法的代表性觀點
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5
當前貨幣政策運行所面臨的困境
貨幣供應量居高不下總體來看，近年來廣義貨幣和狹義貨幣總量均呈現大幅增長態勢，居高不下的貨幣供應量已經形成了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這是我國央行緊縮性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
2007年以來，央行連續15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從9%提高到17.5%。通過這一操作，約凍結貨幣1.8萬億元。這期間，央行還連續6次提高利率，利率水平翻番，發行央行票據超過1萬億元，“對沖”資金接近3萬億元。無論就操作頻度還是操作力度而言，2007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都是相當緊的。
2008年上半年，在上述調控政策的影響下，流動性過剩問題有所緩解，到6月底，廣義貨幣供應量(M2)為44.31萬億元，增長17.4%，比上年同期加快0.3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余額為15.5萬億元，增長14.2%，回落6.7個百分點。由于M2增長仍然高于以往央行所提出的目標(即16%，08年沒有這個指標)，而其增長的幅度比上年末有所加大，所以目前流動性并沒有由于從緊的貨幣政策而減少，反之，市場的流動性仍然十分充足。
由此可見，貨幣政策的操作和貨幣政策的實績存在著較大的矛盾。
信貸增長過快，投資增速繼續在高位運行目前，我國宏觀經濟整體保持著較快的發展勢頭，對投資的需求持續快速增長，由此導致貸款需求旺盛，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總額不斷攀升。2003年全部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總額為15.9萬億元，2006年這一數字擴大到22.6萬億元，2007年為26.17萬億元，同比增長16.1%。目前，這種快速增長的勢頭仍在持續，如2008年上半年新增貸款2.45萬億元，占全年目標3.6萬億元的69％，與去年上半年的新增貸款相比僅“從緊”了10％。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幣貸款基本上保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雖然略有減少，但要注意的是，2007年是銀行人民幣貸款快速增長的一年，既然以銀行信貸快速增長的一年作參照，那么2008年銀行信貸也同樣發放不少。
伴隨著信貸投放的快速增長，固定資產的投資規模不斷擴大。2007年以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勢頭迅猛，達13.72萬億元。2008年上半年，該指標為6.84萬億元，同比增長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個百分點。貸款和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使我國經濟趨熱的風險逐步加大。
物價持續走高，通貨膨脹風險加大 近年來，我國物價水平總體處于上升趨勢。2006年以來，針對物價上漲過快的情況，中央銀行多次提高利率和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但仍未能抑制住物價的上漲趨勢。2007年一年，物價不斷節節攀升，今年2月達到8.7%的高位。
經過持續一年多的調控努力，居民消費物價指數有所下降。從年初的8.5%左右降到6月份的7.1%，8月份回落到4.9%，但是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仍然較大，尤其是工業品出廠價格和投資品價格指數逐月攀升。而且下半年上游產品價格向下游傳導的壓力將出現加強的趨勢，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國際石油和鐵礦石等價格繼續上漲；二是國內農產品價格仍維持在高位；三是資源環境價格改革迫在眉睫；四是勞動力成本進一步上升，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高物價侵蝕了居民實際消費購買力，高成本導致部分企業經營出現困難。
人民幣升值壓力依然較大 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持續升值，升值速度逐年加快。特別是進入2008年以來，人民幣升值走上快車道，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突破了“7”的歷史性關口，跨入“6”時代，累計升值高達6.5%，接近2007年全年的升值水平。截至2008年7月3日，人民幣累計升幅已接近20%。
從未來的趨勢看，人民幣仍面臨著較大的升值壓力，今年人民幣兌美元有望升值10%，年底可能升到6.6附近。業內人士預計，人民幣的升值進程還會持續一年以上，達到5左右可能才是這一輪升值的歇腳點。
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來自國內外兩方面。從國內來看，宏觀經濟的快速高位增長，進出口貿易順差的居高不下，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持續擴大以及流動性過剩等問題都對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構成了強大的壓力。從國外因素來看，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主要來自于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面對巨額的美中貿易逆差，美國政府不斷給我國施加壓力，表面上是為了減少貿易逆差，實際上是想迫使人民幣繼續升值，遏制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勢頭。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存在，使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面臨更為復雜的內外部環境。
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面臨困境的
原因分析
國際收支持續順差 流動性過剩的產生與我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國際收支順差的條件下，中央銀行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必然要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對沖操作，在購買外匯的同時大量投放基礎貨幣，從而導致金融市場上資金存量增加。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際收支一直保持著順差，且規模持續擴大。1994年，我國國際收支順差僅為403億美元，2004年突破千億美元大關，2005年達到2238億美元，進入2007年以后順差規模進一步激增，當年突破4000億美元大關，達到4453億美元。從來源上看，我國國際收支的持續順差是由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共同作用的結果；當前，出口貿易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增長勢頭，預期人民幣繼續升值也將進一步刺激國際資本的流入。在此情況下，預計短時間內我國國際收支順差的狀況不會得到明顯改善，控制流動性過剩仍將是今后貨幣政策調控的重點之一。
以總量調控為主的貨幣政策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投資增長過快的問題 投資增長過快問題一直是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明顯特征，也是宏觀政策調控的重要對象之一。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驅動現象十分突出。2001-2006年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2.2%，投資率從38%提高到42.7%；但此期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卻僅為13.3%(按現價計算)，投資的增長遠遠高于GDP的增長。2007年以來，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觀緊縮的力度，但投資增長偏快的問題仍然未得到有效控制。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存在著許多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工業化的加速發展使投資率居高不下。目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發展都會對投資產生較大的需求，使投資的快速增長具有客觀的階段性特征。
其次，地方政府存在著較強的投資沖動。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伴隨著權力的不斷擴大，地方政府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也成了其追求的重要目標之一。為了實現收入最大化，必須加大投資力度。據統計，2000-2005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中，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下降到4.4%，而自籌和其他資金來源的比重則上升到74.1%，這其中有相當部分來自地方政府?？梢姷胤秸谕顿Y擴張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再次，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使投資膨脹成為一個難以克服的頑疾。粗放型經濟的基本特征是過度依賴資本和要素的投入，而忽視消費和技術進步等因素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結果使投資率不斷上升而消費卻維持在較低的水平。
正是由于投資增長過快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而單純依靠貨幣政策從總量方面進行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經濟主體的行為與貨幣政策意圖相背離，使貨幣政策的傳導效率降低在連續出臺多項緊縮性政策的情況下，物價上漲、投資增長居高不下以及資產價格不斷上升等現象得不到有效緩解，在一定程度上與商業銀行和企業的經濟行為背離有關。
從商業銀行方面來看，中央銀行所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沒有使其信貸規模得到有效控制。2003-2007年，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總額呈不斷攀升的趨勢，年均增長15%左右。在央行不斷加大緊縮力度的情況下，貸款規模仍然不斷增大，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商業銀行在行為目標上和央行并不一致。這是因為，我國主要的商業銀行都先后實現了公司化改造，受利潤目標的引導，同時基于其資產和負債的龐大規模，它們規避央行調控的動力和能力都是相當強的。
從企業角度來看，投資的利率彈性較低，利率的提高并不能使投資擴張速度放緩。目前，我國企業尤其是一些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風險意識相對較淡，加上其粗放式的經營方式，使得其規模擴張的意愿比較強烈，利率的提高難以從根本上抑制企業的貸款需求。另一方面，目前中小企業融資并不完全依賴金融機構等正規金融途徑，企業之間的拆借、股權和債權私募，或通過小額貸款公司、高利貸組織、地下錢莊、私人票據中介和墊款公司等非正式金融途徑融資的比重在不斷擴大。
貨幣供應的可控性不斷下降我國從1996年開始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迄今為止已經12年了。但近些年來，M1和M2的增長率較大幅度地偏離了預定的調控目標，就是說，我國貨幣供應增長的計劃與實際經濟業績一直存在巨大的偏差，貨幣供應走勢同信貸供應走勢也不盡一致。比如說，上半年M2增長17.4%，人民幣貸款增長15.7%，而GDP只增長了10.4%，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大大超過了GDP的增長。這說明，我國貨幣供應的可控性在不斷降低。究其原因，就在于虛擬經濟的快速發展。
這些年來，國內針對人民幣的計價資產品種不斷增多、境內金融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居民金融資產的選擇具備了多樣性和多變性的特征。這種變化集中表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城市房地產市場價值從2001年底的17.4萬億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35.2萬億元，城市住房價值/GDP到2006年上升到168%；二是股票市值波動上升，2006年底股票流通市值/GDP達到43%；三是各種債券和其他金融產品規模上升，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9.5%上升到2006年的25.9%，基金規模在1998年到2006年間擴張了50倍。中國金融市場深化引起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化，越來越多的貨幣資產在金融體系內部循環，使得貨幣政策的傳統數量目標失去可控的基礎。
基于上述事實，即便央行對貨幣供應量實施了有效控制，亦難實現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目前，理論界就有人對我國的貨幣統計口徑的適當性提出質疑，并建議應當在現有貨幣統計口徑之外增加新的統計口徑如M3或M2A等。這說明，我國貨幣統計方面的問題目前已經十分突出。
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問題我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在行使時受到多方干擾。一方面，總行賦予分支機構相當大的貸款權，央行分支機構、專業銀行分支機構和地方政府三者合謀，形成地方政府通過專業銀行向央行分支機構貸款，分支機構向總行爭貸款的“倒逼機制”，刺激央行多發基礎貨幣以滿足資金需求，這十分不利于實現貨幣穩定的目標。另一方面，政府通過向中央銀行透支或直接借款來彌補巨額財政赤字，而中央銀行難以對沖其影響，導致財政赤字貨幣化，這是形成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也使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不利的影響。
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
應對之策
從進出口貿易和資本流動兩方面入手，逐步恢復國際收支平衡第一，加大對進出口貿易調整的政策力度，不斷減少貿易順差。這包括：1.調整出口貿易政策。一直以來，我國實行“出口導向型”的貿易戰略，利用出口退稅、出口補貼等辦法鼓勵出口貿易的發展，使出口貿易增速不斷提高，貿易順差逐年擴大。要恢復貿易收支的平衡，首先要進一步改變現有鼓勵出口的貿易和產業政策，實行中性的產業貿易政策，避免資源過度向出口部門傾斜。2.改變出口貿易結構。從貿易方式來看，我國的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是在充分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貿易方式，在我國出口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加工貿易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足夠的競爭力，發展的可持續性較差。今后，應當將加工貿易的重點放在規模控制和結構調整方面，適當提高加工貿易的門檻，推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3.繼續擴大內需，適度增加進口。長遠來看，貿易順差的糾正還需在擴大內需上下功夫。擴大內需有助于增加進口，平衡貿易順差，從根本上改變當前由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狀況。要擴大內需，需要引導居民的儲蓄和消費傾向，適當降低儲蓄率，使消費水平穩步提高。
第二，限制與鼓勵并舉，盡快實現資本賬戶平衡。要改變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現狀，還需要在資本賬戶上下功夫，而且從短期效果來看，對資本賬戶的調整更容易使國際收支順差下降。資本賬戶調整的思路應該是限制與鼓勵并舉。一方面要對外商直接投資進行適當限制，尤其要對一些高污染、高耗能、技術層次低、對國內相關產業缺乏示范效應的外商投資項目加以限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境外投資的步伐，鼓勵境內企業到國外投資，進一步加大對QDII的審批力度，使更多的境內投資者能夠到國際市場上尋求投資機會。
繼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嚴格控制投資規模的過快增長 投資體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嚴格的投資約束機制，規范各類投資主體的投資行為，重點包括：減少各級政府對投資活動的參與，優化政府投資結構；建立政府投資項目決策責任追究制，從制度上約束政府的投資行為，避免投資過程中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合理引導企業投資方向，要通過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限制高污染、高耗能、技術含量低和發展過快的行業與項目，重點鼓勵企業對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和農業等領域的投資。
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增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認為，在一國存在內外經濟不均衡的情況下，恰當地使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搭配，有助于恢復經濟的內外均衡。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率較高、經濟運行過熱與國際收支順差等內外不均衡現象同時存在。從政策調控方面看，近年來我國采用了較多的貨幣政策手段，重點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但財政調節的力度不夠。根據蒙代爾的政策搭配原則，應該讓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財政政策可以在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等方面加大調控力度。一方面控制財政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規模，并將投資重點轉向扶持中小企業和產業升級項目。另一方面加大財政的轉移支付力度，擴大財政對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規模，切實提高國內居民的消費水平，增強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糾正經濟增長中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的不合理現狀。
完善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效率 完善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微觀基礎，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利率市場化是貨幣政策間接傳導的基礎和前提。目前，由于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貨幣政策要轉向以利率調控為主的操作范式，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關隘。因為，利率手段充分發揮作用要以利率的完全市場化和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為前提，而我國卻存在著對存貸款利率的部分管制、市場分割以及匯率形成機制不完善等諸多缺陷，從而嚴重制約了利率手段發揮作用的空間和傳導渠道。因此，必須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當務之急是擴大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并逐步推進國債發行和存貸款利率的全面市場化。
二是要不斷完善金融市場?，F階段，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均有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仍需要繼續發展和完善。從貨幣市場來看，一方面要擴大交易主體，另一方面應創新貨幣市場工具，票據市場和短期政府債券市場應該是今后發展的重點。從資本市場方面看，則應注重債券市場的發展，改變我國目前資本市場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并為央行的宏觀調控提供良好的操作平臺。
三是要繼續深化商業銀行和企業的改革。商業銀行和企業改革的重點仍然是制度創新，通過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強它們的市場化運作能力，使商業銀行真正發揮貨幣政策傳導的中介作用，提高企業的投資利率彈性，從而疏通貨幣政策的傳導過程。
四是要合理引導居民投資和消費。當前對居民投資和消費的引導重點，是通過對房地產和證券投資的嚴格監控與規范管理，降低居民的投資預期，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度膨脹；并通過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居民對未來的支出預期，進而提高其消費傾向，擴大內需。
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選擇 現代國家的經濟目標通常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四個方面。雖然從長期來看，這四大目標是一致的，但就短期而言，卻有可能會產生矛盾。比如高的經濟增長率并不必然意味著低通貨膨脹，經濟增長與物價穩定在短期內有可能并不一致，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并不少見。這正是現代國家主張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基本理由。只有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架構，才能夠保證物價的穩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盧卡斯的觀點最為直接：控制通貨膨脹是央行的惟一職責。
鑒于此，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主要發達國家均先后放棄了將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政策范式，轉向一種更為實際的操作范式，而今中國也面臨貨幣政策范式轉型的問題。在轉型過程中，不宜過于強調與傳統范式相關的各種調控指標。當前，較為可行的是認真研究并盡快公布我國貨幣供應統計的新口徑。另外，盡快改革準備金制度、取消對法定準備金和超額準備金支付利息的做法，由此使得準備金制度真正發揮約束存款金融機構資產運作行為的作用。
切實加強貨幣當局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這其中，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把貨幣政策委員會由目前的咨詢議事機構提升為決策機構，并通過規范的投票表決方式進行決策，使之獨立于政府、獨立于企業、獨立于市場，進而創造使得貨幣當局能真正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的態勢來決定并實施貨幣政策的體制和機制。
貨幣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6
波動是市場的基本特征。因為波動，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經濟金融學者開發出了很多的理論，幫助人們解釋和預測這種不確定性。遺憾的是，并不存在一種理論可以解釋所有的現象（甚至互相之間還存在著矛盾），預測的功能就更牽強了。因此，我們發現，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很多，大家對他們的觀點也是半信半疑。
經濟金融學作為一種軟科學，確實難以做出“1+1=2”這樣斬釘截鐵的結論。如果我們仔細推敲，就會發現，決定某種經濟結果的因素，有一些是硬條件，還有一些軟條件。比如，從根本上說，利率作為貨幣的價格，貨幣供應數量是硬條件。如果貨幣超發，利率應該下降，但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寬松的貨幣政策反而帶來利率的上升。匯率作為外匯的價格，經濟產出是硬條件。如果該國的經濟實力強，匯率應該上升，但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強出口國家的匯率卻走低。股市更是這樣，尤其是中國股市，經濟基本面比較好，貨幣供應也正常，但股市表現卻萎靡不振。究其原因，人們的心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心理因素作為決定經濟表現的軟條件，所起的作用有時超出了我們的想象。所以，我們的投資理財行為，必須做到隨勢而動，即便理性的分析認為市場不應該是這樣，你也要迎合這種感性趨勢。否則，在這個區間，“深刻”的你也很難得到收益。
人是最復雜的動物，對事物的看法會隨著各種可得信息的不同而變化。經濟學家之所以成為經濟學家，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比較豐富的經濟理論，并試圖據此理論來預測市場。但是，經濟學家不是神巫，他們很難掌控人們的心理，以及一些突發的影響因素。所以他們的預測也很難精準，甚至有時會自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