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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1
摘 要：本文首先介紹了美國非常規貨幣政策，其次分析美國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對我人民幣匯率、資本流動、對外貿易、金融體系穩定性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影響，最后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非常規貨幣政策 量化寬松 政策措施
美國次貸危機開始，美聯儲為了維持金融系統、宏觀經濟的穩定運行、改善融資環境，刺激經濟復蘇，大量采用非常規貨幣政策，運用資產負債表工具（包括量化寬松和扭轉操作）與利率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規模和結構都產生巨大影響。
非常規貨幣政策最大的特征就是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是指一國貨幣當局通過大量印鈔、購買國債或企業債券等方式，向市場注入超額資金，旨在降低市場利率，刺激經濟增長，該政策通常是在常規貨幣政策對經濟刺激無效的情況下才被貨幣當局采用，即存在流動性陷阱的情況下實施的非常規的貨幣政策。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在長達 6年之久的時間里先后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 （QE）貨幣政策。遵循“緊盯經濟形勢 、相機而動”的基本策略，同時，采取了“首先穩定金融體系，其次應對通縮風險，最后促進經濟復蘇”的具體步驟。隨著美國經濟復蘇，美聯儲開始考慮逐步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2013年12月，鑒于經濟增長前景趨好，勞動力市場有所改善，美聯儲宣布縮減資產購買規模，開始啟動退出程序，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2014年10月，美聯儲宣布自當月起，結束資產購買，正式退出QE，但保留了對未來聯邦基金利率實施前瞻指引的政策，以引導市場預期。2015年12月16日，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宣布調高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從而終結實施近七年的零利率政策。這是繼2014年分步退出大規模購買資產計劃之后，美聯儲推進貨幣政策正?；忠恢卮蟛襟E，2016年12月15日，美聯儲宣布將基準利率調升25個基點，從0.25%-0.5%上調至 0.5%-0.75%。此外，自2016年10月起，美聯儲通過全額供應國債逆回購、定期存款便利和出售MBS等方式，縮減美聯儲資產負債表。
一、美國非常規貨幣政策的退出對我國的影響
（一）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
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對于中國既是機會又是挑戰。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一方面，會使美元兌人民幣匯率升值，即人民幣面臨貶值壓力，加重我國資本外流的壓力，甚至有引發泡沫破滅的風險。另一方面，有助于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并通過美國經濟的復蘇拉動我國的出口。美元是全球貴金屬、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最主要的計價貨幣，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 ，會通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降這一渠道降低我國相關行業的進口成本并且減輕我國的輸入型通脹壓力。
（二）對資本流動的影響
在美聯儲退出QE并且走上逐步加息的軌道后，中、美之間的利差缺口將持續縮小甚至出現方向性逆轉。在美元走強的背景下，之前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趨勢逆轉并引發人民幣對美元的貶值趨勢，受此雙重因素影響，之前短期國際資本持續流人我國的局面也會逆轉，這必將逐步收緊我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
另一個方面，只要短期國際資本不是大量、迅速地撤離并且引起我國境內金融動蕩，那么客觀上能起到促使我國居高不下的房地產價格回歸合理水平、降低我國因流動性充裕而孕育的中長期通脹風險的積極作用。
（三）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期間我國對美國的出口大幅增加、對美國的進口卻大幅下降，進出口總額出現了快速萎縮，相比于出口總額、我國的進口總額降幅更大，出現了衰退型順差。在美國經濟率先復蘇的情況下，美國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美元流動性緊縮效應不利于其它國家經濟的復蘇，對于全球經濟，特別是新興經濟體而言，QE的推行和退出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對它們產生較大的沖擊。QE退出時， 這些國家面臨著資本外逃、本幣貶值、國內流動性緊張等問題。作為我國主要出口地的新興市場一旦崩盤，出口將再次遭受重創，不僅導致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劇，也將重創國內出口企業。
（四）對我國金融體系的影響
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使美元強勢回歸，引發國際資本回流美國，我國資本賬戶順差快速下降，外匯儲備亦有較大降幅。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的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吸引了大量投機資本，引發了一定程度的資產泡沫。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若熱錢迅速從中國流出，將造成國內流動性趨緊，很可能導致中國資產價格大幅波動，給中國金融穩定埋下隱患。
（五）對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影響
我國的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將因美國退出QE而受到某種牽制。世界金融史表明，沒有一個國家的貨幣是在其主要競爭對手的貨幣幣值穩定上升的過程中實現其世界貨幣地位的。英鎊、美元等貨幣獲得世界貨幣地位的歷史過程，同時也就是英國、美國等國家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從而英鎊、美元的現實表現優于其他貨幣的歷史過程。美聯儲退出QE是美國經濟的實質性復蘇，若我國沒有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基本格局，那么，境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及相關資產的動力自然減弱，人民幣充當國際結算貨幣的適用范圍和國際儲備貨幣的進程也就受到嚴重限制。
二、我國應對美國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措施
（一）靈活運用多種貨幣政策工具，保證流動性適度充裕。央行應密切監測國內流動性 的整體狀況，在堅持 “總量穩定、結構優化”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運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同時，靈活運用 2013年以來創設的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 （MLF）和抵押補充貸款 （PSL）等政策工具，適時補充不同期限、不同領域的流動性。
（二）督促美國在貨幣政策操作上加強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溝通，建立信息共享和政策協調機制，確保平滑有序退出，以減輕QE退出對新興市場國家和對我國的負面影響。此外，我國還應與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政策協調，共同開發金融避險工具，合作建立風險救助機制。
（三）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防范異常資金流動風險。密切跟蹤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變化，及時分析評估境內外匯差、利差變化對我國涉外經濟和外匯收支的影響，增強對形勢變化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并做好政策儲備，避免出現異常資金大規模集中流動，實時掌握跨境資金流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并對違法違規資金的跨境流動依法予以查處。
（四）加快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進程，積極推進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發展。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的匯率彈性，推動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等經常項下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拓展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業務，推動人民幣“走出去”，擴大人民幣資本輸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積極與發達國家、新興市場國家簽訂貨幣互換條約，推動銀行開展跨境人民幣金融產品創新，促進人民幣貿易投資便利化，減少由于發達國家貨幣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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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2
1.擴大商業銀行信貸規模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背景下，中國政府為了應對危機、保持經濟增長，中央政府推出四萬億元人民幣投資救市計劃。為了加大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對商業銀行信貸規模的約束，擴大了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同時加大對“三農”、重點工程、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有針對性地培育和發展消費信貸。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項貸款新增9.59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4.69萬億元，并且這一規模在不斷擴大。2.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作為國際貿易中主要結算貨幣的美元和歐元的匯率都經歷了大幅波動，我國企業與很多貿易伙伴國企業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來規避風險。2009年，我國在上海、廣州、深圳、珠海以及東莞5個城市開展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通過推動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國跨境結算業務規模已經是當初試點時期的800多倍。根據匯豐銀行預計，人民幣在2015年將成為全球三大跨境貿易結算貨幣之一。3.新增常備借貸便利工具我國央行在2013年開始利用一種新型貨幣政策工具———常備借貸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簡稱SLF)，在銀行系統的流動性出現短暫性波動時選擇性運用。這種貨幣調控新工具的特點是由金融機構主動發起，與金融機構進行定向交易，交易對手覆蓋范圍廣，主要為政策性銀行和全國性商業銀行。常備借貸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發放，信用評級較高的債券、優質信貸資產等均可作為抵押品，有時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進行發放。這種政策工具期限一般為1～3個月，利率水平是根據貨幣政策調控需要、引導市場利率的需要等因素進行綜合確定。
二、效果評價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人民銀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備借貸便利政工具，對于我國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產生的效果進行評價。
(一)金融市場方面央行的貨幣政策非常規工具使基礎貨幣大幅增加。投資在刺激經濟復蘇的同時，也導致了大量的貨幣投放。政府取消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限制，有利于緩解企業資金壓力并保持經濟平穩增長。與此同時，在中央財政資金投放不到4千億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資金投放達到了11萬億元規模。在銀行借款主體結構中，地方政府融資貸款規模迅速擴張。截至2009年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平臺貸款額達7.38萬億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萬億。根據國家審計署公布的數據，到2013年6月末，我國政府性債務余額已經超過30萬億，其中全口徑地方政府性債務共17.89萬億。這些新增信貸規模在扶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可能成為銀行業不良信貸資產的隱憂，盲目投資和資金的低利用率現象也會造成資源的相對短缺和供給的相對不足。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加快了我國經濟復蘇，帶動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向市場注入了大量的流動性。我國自2013年初創設常備借貸便利以來，央行通過綜合運用常備借貸便利工具來管理流動性，已收到了顯著成效。在貨幣市場受到沖擊出現短暫的波動時，通過利用常備借貸便利進行金融市場的調控，帶動了實體經濟發展，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動性支持，這也順應國家對宏觀調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場上利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有利于調節市場流動性的供給，有助于促進金融市場平穩運行，從而可以防范金融風險。
(二)宏觀經濟方面據統計，200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7%，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逐步回升，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政策有效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同期，我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個百分點，2013年我國在經濟轉型和深化改革的關鍵期，全年國內生產總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長。說明通過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可以拉動經濟的增長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現通貨緊縮。但隨著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的快速恢復以及此前國家出臺的擴張性政策，政府的四萬億投資以及銀行系統信貸投放，我國出現了嚴重的流動性過?，F象，從2010年開始進入新一輪的通脹期，我國的CPI平均值為3.8%，2011年3月至10月這8個月的CPI都超過了5%。由以上數據可知，政府的非常規貨幣政策對于減緩通縮壓力的效果不明顯。
隨著政府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業等就業彈性較低的行業，刺激就業增長的效果也不顯著。2008年，由于受到國內自然災害頻發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挑戰，我國就業形勢比較嚴峻，尤其從2008年下半年以來，企業用工需求減少，失業人數大幅增加。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結合的四萬億救市投資計劃以及央行面對危機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沒有緩解就業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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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箭頻發仍未能命中目標之后，“安倍經濟學”又射出了一支財政刺激之箭。
8月2日，日本內閣批準了規模28.1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包括13.5萬億日元的財政刺激措施。其中，新增直接財政開支只有7.5萬億日元，大部分為未來兩年的支出。
除了財政刺激，日本央行在7月29日還公布了新的貨幣寬松政策，但是并未進一步下調負利率，也沒有擴大國債購買規模，明顯不及市場預期。
在美國東部時間8月2日，IMF也公布了日本的年度例行經濟體檢，即《第四條款磋商》。其別提到，由于私人消費不振和投資放緩，日本經濟增長和通脹已經失去了前進的動力。
與同樣掙扎在經濟困境中的歐元區一樣，日本央行已經接連祭出量化寬松（QE）和負利率等非常規貨幣政策，但是刺激經濟增長和通脹的效果仍然不彰。在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看來，這意味著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已經達到極限。
而在發達經濟體實行多年QE并采取負利率之后，全球正在進入超低利率時代。自6月以來，發達經濟體的長期國債收益率不斷刷新紀錄低點。在7月5日，美國10年和30年期國債收益率創紀錄下跌至1.38%和2.14%，被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稱為“一個值得關注的時刻”（A remarkable financial moment）。
在發達經濟體寬松政策接近極限并引發全球超低利率的時代，中國經濟又應該如何面對自身在結構性改革和穩定增長之間的艱難平衡？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認為，在全球低增長和低通脹的環境下，中國應該堅持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調整、去杠桿和國企改革，而不應受到將非常規貨幣手段視為可替代選項的誘惑。
止不住的寬松
除了去年12月美聯儲加息一次，緩慢走上了加息軌道，近兩年全球主要央行都行駛在寬松貨幣政策的快車道上。根據路透社的統計，今年二季度全球央行月均降息12次以上，5月更是達到16次，為去年初以來的最高水平。去年初至今，降息的央行已達到54家。8月4日，英國央行宣布將基準利率降至0.25%的紀錄低點，成為第55家降息的央行。
在全球主要央行如此大規?！胺潘钡耐瑫r，歐洲央行從4月份起已經將QE規模擴大到每月800億歐元，并將資產購買范圍擴大到非銀行企業債券。隨后在6月8日，歐洲央行正式開啟對歐盟內大公司的QE政策。根據其在7月18日首度公開的企業債持倉數據顯示，歐洲央行已斥資104億歐元購買了150多家公司發行的超過440只債券。
與歐洲大陸遙遙相望的日本，繼2016年1月其央行意外宣布負利率政策之后，7月29日，行長黑田東彥領導的日本央行再次出乎市場意料地宣布維持政策利率在-0.1%，而沒有進一步降息，并且維持國債購買規模不變。另外，將美元貸款計劃規模從120億美元擴大至240億美元，每年ETF購買目標從3.3萬億日元提高至6萬億日元。
在這次明顯不及市場寬松預期的政策宣布后，市場更加擔憂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已經達到極限，幾乎沒有彈藥可用。目前日本央行已經持有超過三分之一的未償還日本國債，截至5月底，其資產負債表與GDP之比已擴大到85%。
面對市場對貨幣政策達到極限的質疑，黑田東彥解釋道：“日本央行尚未達到政策極限，負利率和量化寬松都沒有到達極限。日本央行有空間進一步下調負利率?！倍宜J為，負利率政策已經整體上壓低了收益率曲線，并且已經對實體經濟產生效果。
但事實是，日本的居民存款仍然很高，同時非金融企業對實體經濟的投資意愿也沒有被刺激起來。日本非金融企業已經持有包括現金在內的逾9.5萬億美元金融資產。
除了設想中的負利率對投資和消費的刺激沒有起效，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還向《財經》記者指出，與歐洲央行相比，日本央行還面臨更槽糕的市場預期。相比2014年6月歐洲央行推出負利率時，QE尚未開始，貨幣政策還有很大空間的情形，日本央行在今年初宣布負利率時，貨幣寬松已經接近極限，市場擔心其已經無計可施，被迫推出負利率?！艾F在日本央行面臨的狀況則更為窘迫，進一步降息、購買國債和ETF的空間都已經非常有限?！绷杭t說。日本央行目前持有的ETF已經占市場總量的一半，并且已經是日經225指數中90%成份股的前十大股東。
雖然也有研究者認為，現在評價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效果還為時尚早。歐洲智庫Bruegel的研究員Gregory Claeys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與美國和英國較早實行QE相比，歐洲央行顯然反應遲緩，“歐洲央行是在2015年初推出的QE政策，現在還難以評估其對通脹的影響”。
可是從目前的通脹數據來看，雖然歐元區CPI結束連續四個月負增長，在6月、7月分別達到0.1%和0.2%，但是仍遠低于歐元區2%的通脹目標。日本情況更糟，CPI同比增速已從2月的0.3%下跌至6月的-0.4%。日本央行已一再推遲實現2%通脹目標的時間，其預計2016財年核心CPI為0.1%。
貨幣政策達到極限
目前，占全球經濟總量四分之一的國家已經采用負利率政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已經達到極限了嗎？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告訴《財經》記者，貨幣政策工具確實已經被大量使用，但是目前沒有證據表明政策工具已經被用盡，“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還可以通過擴大債券購買規模采取更多措施”。他建議日本央行繼續擴大債券購買計劃，并使財政和貨幣政策協同發揮效力。
8月2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宣布，日本內閣批準通過規模達28.1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方案，財政措施將包括7.5萬億日元的國家和地方預算支出，6萬億日元的財政投資和貸款。 在發達經濟體實行多年QE并采取負利率之后，全球正在進入超低利率時代。
但是，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摩根士丹利前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則對《財經》記者表示：“盡管非常規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最嚴重時被證明是有效的，但是已經無力在后危機時代繼續幫助全球經濟復蘇，不論是日本、歐洲抑或是美國都是這樣。原因在于，這些經濟體目前受困于揮之不去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大規模的貨幣政策刺激對這些經濟體已經不起作用了。這樣的狀況很可能會持續到資產負債表修復之后。我認為，實施負利率政策恐怕也不會改變這種狀況。”
瑞銀集團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則用“孤注一擲”一詞向《財經》記者形容負利率政策的實施：“常規貨幣手段和QE都已經被用盡了，現在實行負利率政策對通脹和經濟增長的效果也很有限，這就說明貨幣政策的效用已經逐漸降低。可以說，采取負利率政策本身就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了?！?/p>
在她看來，負利率政策對銀行也產生了負作用，壓縮了銀行的利潤空間，“銀行在這種情況下更有可能會縮表，這樣的話，希望用負利率來刺激銀行放貸的目的就無法實現”。
政策分化收斂
在經歷美聯儲大半年的“按兵不動”之后，市場對其在今年余下時間里是否會加息的猜測不斷。而在其他主要經濟體仍然要繼續維持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這樣的政策分化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怎樣的影響？
美聯儲在7月的決議聲明中也重申經濟將保證循序漸進地加息。對于其所謂的“循序漸進地加息”，汪濤認為美聯儲目前的加息節奏相比此前，可以說是非常緩慢的，“所以主要央行的政策分化已經在市場的預期之中了，而且這種分化程度小于此前的預期”。瑞銀認為，美聯儲很有可能在今年12月份加息1次，2017年加息1次-2次。
美國二季度GDP增速初值為1.2%，大幅低于市場預期。數據公布后市場預期美聯儲加息概率明顯降低，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9月加息概率從26%降至22%，12月從45%降至39%。
梁紅也認為，美聯儲今年會加息一次，同時歐洲央行將在四季度延長QE實施期限，日本央行將可能一直按兵不動。但是她也提醒會出現日本央行暗示實施“直升機撒錢”政策的超預期可能。她對《財經》記者說：“盡管不一定會在下半年推出，但只需相對明確的暗示，就已經足夠給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沖擊了，日元可能會因此大幅貶值?！?/p>
今年以來日元匯率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美元兌日元匯率已經從年初的1∶120貶值到1∶100左右，這也被市場廣泛解讀為非常規貨幣政策對匯率的效果也出現了極限。
日本央行將在9月全面評估其貨幣政策框架。匯豐銀行亞洲經濟研究聯席主管Frederic Neumann認為，日本央行最有效的措施可能只剩下承諾為安倍政府的財政刺激計劃承擔額外債務。當然，這樣也就離“直升機撒錢”只有一步之遙了。
在羅奇看來，低利率和低通脹都是全球經濟持續缺乏增長動能的主要表現。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也很可能繼續保持非常規狀態并逐漸走向極端化，而且這種狀況持續的時間可能會超出市場的預期。
哈佛大學政府系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則向《財經》記者指出一個他認為更重要的問題――在發達國家央行推行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多年后，我們能否避免陷入這一輪金融擴張導致的危機之中，這是值得擔憂但還沒有被廣泛討論的話題。
中國的貨幣寬松“悖論”
隨著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達到極限，全球進入超低利率時代，中國的利率水平也在緩慢下行。中國央行在2014年實施了兩次定向降準和一次非對稱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和存款基準利率。2015年更是五次降準，累計降準2.5個百分點。2016年3月再次降準一次。
中國近期公布的金融數據也引發了關于“流動性陷阱”和貨幣政策有效性的爭論。
這番爭論主要來自于M1和M2增速剪刀差擴大的現象。狹義貨幣M1的同比增速在2015年3月觸及2.9%的低位后，一路飆升至今年6月的24.6%，創下六年來新高。而同時期的廣義貨幣M2同比增速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一直保持在13%-14%的區間范圍，但是在今年整體呈現放緩趨勢，6月持平于11.8%，也恰好回歸到去年6月的11.8%增速水平。目前M1與M2增速之間的剪刀差已經擴大至2010年以來最大水平，導致M1在M2存量中的比重持續上升。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在7月的一場公開活動中表示，這可能意味著貨幣政策陷入流動性陷阱，“就是說貨幣量再增加，利率也不會再下降，投資也不會再增加，這種現象可以被稱為‘企業的流動性陷阱’”。
但是市場人士普遍不認同這樣的說法。梁紅對《財經》記者指出，以工業企業或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來衡量，企業投資回報率雖然在近期有所下滑，但仍遠高于活期存款利率，所以不具備形成“流動性陷阱”的條件。同時，貸款加權平均利率也遠高于活期存款利率，即使企業缺乏投資意愿，也應該會使用流動資金償還債務。因此，“從投資和去杠桿的有限進展來看，似乎并不支持‘流動性陷阱’的假說。”
根據央行2016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的數據顯示，3月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5.3%，而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為1.5%。另據中金公司的研究測算，今年二季度民企貸款利率或已達到9.9%。
汪濤也認為，中國沒有出現“流動性陷阱”。與其他國家持續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也無法刺激銀行的放貸意愿不同，“中國的銀行貸款仍然很多，而且影子信貸增長就更快了，所以中國并不存在印了錢無法貸出去的問題”。在她看來，這其實與中國事實上的“準財政政策”有關，“雖然實體經濟企業可能不愿意再投資，但是地方政府和包括PPP在內的準政府機構還在搞建設，這背后是信貸或者說整個金融體系在支持。這樣的機制下很難出現‘流動性陷阱’?！?/p>
一方面，中國經濟正在這樣的機制下尋求結構性改革和穩定增長之間的艱難平衡。另一方面，巴里?艾肯格林認為，中國此前采取的多種資本管制措施也隔離了一定的外部影響，有利于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不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干擾。
汪濤認為中國在結構性改革和穩定增長之間尋求平衡，寬松的貨幣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半m然表面上聽起來有些悖論，因為理論上認為去杠桿可能需要高利率。但其實，企業現在債務負擔特別沉重，高利率會使企業無法償還利息。而且中國實際上也不是通過高利率來淘汰過剩產能的，而是政府決策?！?/p>
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4
美國近期公布的各項數據顯示制造業部門繼續保持擴張態勢，與此相應，就業市場繼續呈現好轉之勢。繼投資拉動后，上周的消費數據顯示消費的復蘇或將推動美國經濟延續復蘇。近期，從聯儲逐漸終止治理危機的一些非常規方案的行為來看，聯儲實質上已經悄然開始了退出之路。
制造業部門繼續擴張
最近公布的3月份的里士滿制造業指數回升至6，較上月上升4個單位。從歷史數據來看，這一指數對工業增速有1個季度左右的領先，該指數的繼續回升顯示制造業部門繼續保持擴張態勢。工業部門的耐用品新增訂單數量進一步增長，并保持了2009年2季度以來的回升態勢，新增訂單同比增速也已連續3個月保持正增長。
與制造業部門擴張相應，就業市場繼續呈現積極變化態勢。我們預計3月份美國失業率將會進一步下降，這將對市場產生新的刺激作用。
消費者支出增長或將推動美國經濟延續復蘇
繼目前設備投資拉動后，消費的復蘇將成為影響下半年美國經濟進入可持續增長軌道的最重要因素，因其占GDP比重的70％。
由于就業和信貸市場出現一定好轉，美國消費者信心得到恢復。2月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為73，6，其回升對拉動消費支出增長有一定正向作用。消費者支出增長，將帶動美國零售銷售繼續回升。企業贏利上升、庫存銷售比下降，將使企業的生產和雇傭活動更為積極。
美國儲蓄率維持在3，1％，為2008年10月以來最低，我們所樂見通過降低其國內降低消費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路徑尚未出現。今后尚需觀察就業市場好轉后，美國儲蓄率是否會出現系統性上升，長期看，過低的儲蓄率可能促發美國國債收益率上行。
聯儲開始啟動政策退出
3月25日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眾議院就美國目前的貨幣政策做了解釋。他指出自危機以來美聯儲的政策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在從2008年初至2009年3季度這個階段，聯儲是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來向被危機破壞的金融系統注入流動性，從而穩定金融體系，重新使得整個金融體系恢復其正常功能。隨著金融系統的逐漸好轉，聯儲已開始逐步停止這類政策方案。伯南克特別強調了，現在終止第一階段所采取的部分應急措施并不會導致家庭和企業所面臨的金融環境的緊縮，因此不會導致貨幣政策的緊縮，也不能被認為是未來貨幣政策調整的信號。
第二類聯儲針對危機的政策主要包括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例如將短期利率降到0附近，通過大規模的購買國債、資產支持證券、政府債券等，公開市場操作提供額外的貨幣政策刺激，這些政策使得銀行系統保持高流動性，并改善了抵押市場和其他私人借貸市場的境況，從而對長期私人借貸利率和利差產生了向下的壓力。
雖然伯南克強調常規性的刺激經濟政策仍將繼續保持，但從聯儲逐漸終止治理危機的一些非常規方案的行為來看，聯儲實質上已經悄然開始了退出之路。從最近的一些政策調整來看，政策退出戰略將是漸進的。靈活的。而且退出的次序是先退出治理金融體系的措施，然后等經濟復蘇進一步確認后，逐漸退出常規性的刺激經濟的政策措施。
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5
夏天的最后一天開啟了世界兩大主要央行――美聯儲和日本銀行的又一個徒勞的決策季。美聯儲什么都沒做，這正是問題所在；日本銀行的煉金術師們則拋出另一個無效的非常規政策。
美聯儲和日本銀行所追求的策略與其經濟很不幸地脫節了。此外，它們的最新動作更深一步地坐實了貨幣政策、金融市場和依賴資產的經濟之間日益詭譎的傳導機制。這一做法導致了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機，很可能為幾年后的又一場危機奠定了基礎。
央行行長的武器庫里添加了不少新的強大工具，關于這些工具效果的爭論，遮掩了經濟增長萎靡的嚴峻現實。日本是明顯的例子。其經濟增長率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里一直處于1%的增長軌跡，對一而再、再而三的大規模貨幣刺激都沒有什么反應。
不管采取什么組合――先是ZIRP（20世界90年代末的零政策利率），然后是QQE（2013年日本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實施的定性和量化寬松），現在是NIRP（負利率政策）――日本銀行總是雷聲大雨點小。自2012年底安倍晉三當選日本首相以來，日本真實GDP年增長率下滑至0.6%――比此前“失去的22年”（1991年2012年）0.9%的平均年增長率還要低――所謂的“安倍經濟學”最大規模刺激已經慘敗。
美聯儲也好不到哪去。自2009年三季度衰退結束以來，美國真實GDP平均只有2.1%。與日本一樣，萎靡不振的美國經濟復蘇基本上對美聯儲的大規模非常規刺激無動于衷。
盡管經濟增長始終疲軟，但央行行長們仍認為他們的方針在起作用，因為這些方針完成了他們所說的“任務”。美聯儲說，美國失業率的大幅下降，就是經濟正在靠近美聯儲所謂的“雙重使命”目標之一的表面證據。
與看似穩固的就業增長并存的是產出萎靡，這揭示出了生產率的大幅放緩，也對美國長期增長潛力提出了嚴重質疑，也反映了成本和通脹壓力的不斷累積。對事實視而不見的人認為，美聯儲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只有非常規貨幣工具才能阻擋大衰退演變為又一場大蕭條。這與其說是可論證的結論，不如說是一個主觀臆斷。
政策牽引力對于日本和美國的實體經濟基本上沒什么顯著作用，但資產市場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貨幣政策將利率壓到最低，并大量注入流動性，導致股票和債券暴漲。
兩國的新非常規貨幣政策顯然沒能解決資產市場和實體經濟活動之間的脫節，這反映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嚴重后果，其中總需求被資產價格泡沫人為拉高，并在泡沫破裂時崩潰，導致過度負債的資產依賴型消費者（美國）和企業（日本）陷入長期萎靡。在此背景下，對零政策利率區間毫無反應并不奇怪。這與20世紀30年代的流動性陷阱驚人地相似，當時央行也是在做“推繩子”這樣無濟于事的事。
尤其令人沮喪的是，央行行長們拒絕直面現實。日本銀行的最新動作表明，他們對金融工程的嗜好一如既往。而美聯儲再次證明，政策利率正常化再一次被推遲了。央行行長們早已用盡了常規武器，仍目光短淺地著眼于設計新工具，而不是坦白承認他們的舊工具在引起危機方面所起到的毀滅性作用。
非常規的貨幣政策范文6
關鍵詞：金融危機；非常規貨幣政策；央行獨立性
中圖分類號：F832.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4392（2013）02-0021-05
07年美國次貸危機及其引發的金融危機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危機，危機的規模和持久對各國成熟的宏觀管理框架提出了挑戰。各國對于危機的應對均是即時而清晰的，但不同于往日的危機，這些常規措施均告失效。危機首先出在創新不斷、監管不力的金融市場領域，這使得危機的傳染性相當之高。各國必須投入大量資金來挽救自身的金融體系，與此同時，在經濟繁榮期增加的剛性財政支出，加上新增的復蘇刺激資金，又使得財政資源瀕于枯竭，在此情況下，各國的中央銀行似乎成了最后的“救世主”。但資產狂潮的消退又使得各銀行充實資本金，完成去杠桿化成為首要任務，這必然會引起實質上的金融緊縮，破壞了許多國家貨幣政策傳導的正常渠道，貨幣流通速度降低，基礎貨幣數量和通脹之間的直接關系也發生變化，這使得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工具）近乎失效。其挽救經濟的主要工具，就是非常規貨幣政策，量化寬松（OE）及其歐洲的銀行版“長期再融資工具”（LTRO），在為金融市場注入大量資金的同時，也造成了通脹的系統性風險。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舊有的通脹管理目標，這對于央行政策獨立性構成了一定挑戰。
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概述
（一）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定義
中央銀行處于一國金融體系的核心地位，是信用制度的樞紐，作為政府的銀行、金融監管的銀行，體現了其國家機關的性質，擔負著調控宏觀經濟、管理其他金融經營活動、維護金融穩定的諸多職能，但其最核心的職能是穩定幣值、管理通貨。所謂中央銀行獨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銀行在履行制定與實施貨幣職能時的自主性獨立性，即不受政府其他部門的影響、指揮或控制。
中央銀行要求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首要原因就是因為其與政府在宏觀治理方面存在目標差異。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比較多元，包括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對于這四大目標的權衡上，政府基于政治因素考慮，往往重在促進經濟增長，確保充分就業。這使得政府在現實中更傾向于采取擴張政策，但貨幣經濟有其自身的運行規律，過度的貨幣擴張可能誘發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中央銀行的宏觀目標則首先是遵循貨幣經濟自身運行規律，采取各政策工具以保持本國貨幣穩定。當中央銀行的宏觀政策目標和政府發生沖突時，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就會受到沖擊。由此可見，中央銀行獨立性的關鍵就是如何處理中央銀行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是追隨政府的宏觀政策，服務于政府的短期目標，還是與政府其他部門進行合作，共同保證宏觀穩定，或是獨立制定或是以立法形式固定政策目標（如德國央行，就以立法形式確定其反通脹目標）。
中央銀行獨立性的具體表現，在北京舉行的中央銀行國際研討會上，有如下表述：“必須獨享貨幣發行權：發行貨幣根據經濟的客觀需要而不受財政透支的干擾；能獨立解決嚴重的通貨膨脹而無須向財政部報告自己的工作；重大決策不是由某一部門或個人決策，而由中央銀行理事會決定；享有充分的權力對金融系統進行監督和管理：擁有資金來源與運用的支配權而不依賴財政撥款”。
（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兩個方面
貨幣政策獨立性是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核心，其他方面包括組織人事上的獨立性和財政上的獨立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出臺，必然要涉及貨幣政策目標的制定和以及具體貨幣政策工具的實施。據此，費雪（Stanley Fischer）把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分為目標獨立性和手段獨立性兩個方面。目標獨立性指中央銀行可自主地在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四大宏觀經濟目標中選擇貨幣政策目標，手段獨立性指政策目標選定后，中央銀行可自主確定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和操作方式。
1.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就是中央銀行在遵循貨幣經濟自身運行規律基礎上，通過實施具體貨幣政策操作，以一定傳導機制影響到實體經濟，所要達到的宏觀政策目標。各國央行的最終政策目標不同，包括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即是指其擁有自主決定貨幣政策目標的權力，不必在制定政策時追隨政府的財政政策目標。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獨立性較高的國家都會規定各自央行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維護通貨穩定或者物價穩定?，F在各主要央行一般實行兼顧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彈性通貨膨脹目標制，即使通貨膨脹率穩定在既定目標上下，同時使資源利用率維持在可持續水平。
2.貨幣政策工具的獨立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需要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組合以調整貨幣供給量，進而調節宏觀經濟運行。貨幣政策工具包括針對所有市場的一般性貨幣政策工具（如再貼現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和針對個別市場的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如證券市場的信用控制、不動產信用控制、消費者信用控制等），以及直接的信用控制（如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額等，和間接信用控制。如道義勸告、窗口指導等）。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手段的獨立性，即是指其擁有自主動用具體貨幣政策手段以實現其政策目標的權力。具體到現實中，就是看中央銀行在實際的貨幣操作中，是自主地選擇具體的貨幣政策工具組合，還是需要得到政府方面的認可或批準。如果其擁有自，那么，就擁有貨幣政策手段獨立性。
一般來說，與其他宏觀政策不同，貨幣政策的實施及效果都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理論，短期的相機決策雖然可以在不影響通脹帶來暫時的經濟擴張，但長期來看，貨幣是中性的。貨幣政策必須保證通貨穩定以及通脹預期穩定，這樣才能為宏觀經濟發展提供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所以，貨幣政策目標的獨立性相對小一點會更好，這樣其政策選擇必須服務確定的目標，央行也難以推卸責任。但是貨幣政策工具與金融市場息息相關，這需要高度專業化的知識和經驗，所以，貨幣政策手段的獨立性必須夠大，以免非專業的建議干擾了政策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二、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在危機中的表現
美歐日等西方主要經濟體均是危機中的主要角色。其貨幣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危機的治理和經濟的復蘇，可以做為主要分析對象進行簡單分析。
（一）美聯儲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美國的中央銀行的職責由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Fed）負責履行，這個系統是根據《聯邦儲備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美聯儲主要由聯邦儲備委員會，聯邦儲備銀行及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等組成。根據美聯儲章程，其政策目的是幫助消除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影響，并積極參與創造環境。促進高就業率、穩定物價、國民經濟增長和不斷提升的消費水平。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面對高通脹的壓力，美聯儲的實際目標主要是抗擊通脹，而在危機爆發之后，美聯儲更多的與政府合作，關注就業與金融市場穩定。
美聯儲號稱世界上獨立性最強的中央銀行之一，其人事獨立性、財政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目標及工具的獨立性均首屈一指。作為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直接對美國國會負責，除了在個別時期，美國總統得到國會授權后。能夠對聯儲做出指令，除此之外，聯儲自主進行貨幣政策的決策和執行，任何部門對無權對其介入或干涉。其成員的任期跨越多屆總統及國會任期，人事上的獨立性有保障。財政獨立是由其巨大的盈利保證的。主要歸功于其對政府公債的所有權。但1979年的《聯邦儲備法修正案》，禁止聯儲直接從一級市場購入財政證券。包括國債和地方政府債，只能間接地在二級市場上買賣財政債券。在貨幣政策方面，美聯儲可以根據自身目標和經濟調節需要，自主決定存款準備金率、貼現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里證券買賣的種類、數量和價格，以此控制貨幣供應量，并對政策結果進行負責。
需要說明的是，美聯儲的獨立性是相對的，其職能被限定在政府既定的經濟目標和政策的基本框架內。前任主席馬丁傾向于將聯邦儲備系統描述成為“在政府范圍內保持獨立，而非脫離政府的機構”。尤其在危機之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更向政府目標靠攏，具有明顯的貨幣一財政政策特征。
在危機發生初期，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是常規的利率工具。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先將聯邦基金基準利率（貼現率）降低0.5%，隨后，美聯儲連續降息10次，將利息降至0-0.25%的利率水平，并將一直維持，直至就業市場實質改善。但金融危機導致舊有的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失效，美聯儲的快速大幅降息沒有阻止危機擴散加深。要進一步發揮貨幣政策效果，美聯儲只能采取非常規貨幣政策，一般包括三種：（1）向存款機構的準備金付息。（2）公開利率目標等通貨膨脹預期管理。（3）資產負債表操作。即進行資產購買和轉換，擴張央行資產負債表規?；蛘{整結構，向金融市場直接注入流動性。
對于穩定市場作用最大的就是其資產負債表操作。這主要是通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從2009年起至今。美國已經進行了4輪QE和一輪扭轉操作，成功的穩定了金融市場，也阻止了實體經濟進一步下滑，但同時也極大地擴張了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使得其規模已經突破3萬億美元的大關。QE3和QE4已經成為“開放式”量化寬松。未設定總規模和具體截止期，只是承諾購買MBS資產以及長期國債，直到勞動力市場明顯好轉為止。這種以設定硬性經濟目標取代以前規定QE截止日期的做法，是根據芝加哥聯儲主席Evans最初提議而得名的“Evans規則”。即失業率跌落6.5%，通脹預期突破2.5%。
但這種非常規的貨幣政策也有不少弊端。其一是本輪危機的源頭就在于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導致的信貸過度擴張和資產泡沫，本應通過收縮過程來矯正，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意味著金融失衡狀態將得以延續。在4輪OE之后，美國的失業率依然在7%到8%的高位，但債務總額已突破16萬億，股市等風險市場也回到5年來的高位，看上去量化寬松的政策效果主要表現在風險資產之上，實質上只是一種財富的再分配，而沒有帶來經濟的真正復蘇。二是造成退出風險，長期的零利率政策可能造成經濟結構的永久性變化，這使得今后的貨幣政策空間極大壓縮。三是中央銀行在金融危機中廣泛行使的“最后貸款人”職能，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金融環境，但可能產生嚴重的道德風險，增強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BTF）的信條，長期來看，不利于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的穩定增長。
（二）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1998年成立的歐洲中央銀行是一個具有超然地位的中央銀行，它不僅獨立于各成員國政府，而且也不受歐盟理事會的制約，這一獨立性受《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歐盟條約》）保證?！恶R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歐洲中央銀行體系的最終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為了達成這一目標，這必須首先保證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決策過程不受任何干擾。其貨幣決策體系具有相當高的獨立性。
相比較美聯儲的多重目標，歐央行的政策目標較明確，以維護物價穩定為主要目標，在此基礎上可以兼顧經濟發展。看似目標獨立性小于美聯儲，但歐央行的目標已被明確規定，中央銀行必須全力以赴達到目標，難以推卸責任。不過在金融危機壓力下，歐洲央行的政策重點已發生轉移，穩定金融市場逐漸取代幣值穩定成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的。
為了防止危機蔓延，重塑市場信心，歐債危機爆發后，歐央行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這些措施主要包括六方面：第一，擴大抵押擔保資產的范圍。接受評級較低的債和資產做為融資抵押品，降低了金融系統再融資的成本。第二，降息。歐央行自金融危機以來，持續降息，現已降至0.75%的歷史低位。第三，購買證券操作。2009年6月起，ECB推出了兩期資產擔保債券購買計劃（Covered Bond Purchase Programme。CBPP）。在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上購買得到資產池擔保的債券，并持有至到期。2010年5月，ECB啟動了證券市場購買計劃（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me，SMP），購買重債國債券，以修復債券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功能，緩解重債國流動性短缺的困境。同時，為了進一步緩解債券市場的壓力，歐洲央行在2012年9月推出了新項目“直接貨幣操作”（OMT），已經承諾會應符合要求的成員國請求購買求助國家的債券，但迄今并未有成員國提出申請。第四，以超低息貸款的形式向金融市場注入流動性。2011年12月。歐洲央行推出兩輪總值1萬億歐元的3年期的長期再融資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此舉有效地充實了銀行系統的資本金，緩解了對銀行流動性的擔憂。第五，聯手各國央行，進行貨幣互換，向歐洲銀行體系提供外匯流動性，以緩解因資金流向美國等相對安全的地區而造成的外匯流動性短缺。第六。通過歐洲央行自有的TARGET-2系統，為重債國提供流動性。大量資金從德國央行等流向重債國央行，以彌補私人資本外逃所帶來的資金缺口。
這些措施打破了歐洲央行之前恪守的以歐元幣值穩定為目標、保持歐洲央行獨立性的傳統。尤其是3年期LTRO，極大地延長了還款期限，同時其抵押品要求為區內成員國國債資產，銀行以此向歐洲央行申請貸款。雖然沒有直接購買成員國國債，但實質上是歐洲央行為維持金融市場穩定，實施的銀行版量化寬松。相比較美聯儲而言，受其單一政策目標約束，歐洲央行的獨立性更強。也更注重對沖操作，但同樣陷入了政治利益綁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困境。
（三）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獨立性及其危機治理
日本的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成立于明治時代，總部設在東京。日本銀行的獨立性相對較小，開始在大藏省的國家統制下。之后有所改進，《日本銀行法》修訂版于1997年面世，并于1998年4月施行。新法規定，日本銀行的職責包括：（1）保持物價穩定，以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2）保證結算系統順利、平衡運行，以確保金融體系的穩定。在提高政策獨立性的同時，日本銀行應具備“公開獨立性”。即要做到及時向公眾提供信息，公開政策制定細節等，以此保持貨幣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和執行效率。
盡管新的《日本銀行法》極大提高了日本銀行在的貨幣政策獨立性，但改革并不徹底，政府對日本銀行仍有實質的影響力。從立法上日本銀行依然隸屬于大藏?。ㄘ斦浚?，接受大藏省的領導和監管。由此，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易受政府財政政策影響。比如新日本銀行法規定日本銀行應以市場利率認購政府債券，日本央行仍實質負擔為政府赤字融資的任務。貨幣政策屈服于政府當局對經濟增長的一味追求，對對匯率穩定的執著，喪失了獨立性。
日本的危機來臨較早，早在90年代初期就因泡沫破滅陷入經濟停滯，為了對抗長期存在的通貨緊縮提振不景氣的經濟。日本銀行使用了低至0.1%的“零利率”政策，同時在2001年率先引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由此。政策工具目標由銀行間的無擔保隔夜利率轉向央行所有的金融機構的經常賬戶余額（Current Ac-count Balances，CAB），并將這一數字在5年內從6萬億日元增至35萬億日元。面對全球金融危機，日本銀行加大了資產購買力度，最近，在新上臺的安倍晉三的壓力下，日本央行通過了更為積極的貨幣政策，以提高通脹率，將目標提高到2%，并且引入開放式資產購買措施，從2014年1月起，將每月購買2萬億日元的長期國債，以及10萬億日元的商業票據。這也引發了大家關于日本挑起新“貨幣戰”的話題。但在結構化改革難以推進的前提下，單純希望通過零利率和量化寬松等貨幣政策，很難實質上促進經濟發展。
三、危機治理與央行獨立性
從前文分析來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從來就不能獨立于政府之外，做為宏觀經濟管理的重要部門，中央銀行必須要兼顧其他宏觀目標，低通脹只是目標之一，危機期間尤其如此。單純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央行。如歐洲央行，在應對危機時明顯猶豫不決、政策乏力。
在本次金融危機前，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操作模式普遍采取央行獨立制定貨幣政策，管理通脹預期，以維護金融系統穩定運行。在很大程度上，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目標一致。大家對于中央銀行的工作的普遍認知即是。有一項政策目標即通脹率，有一種工具即利率政策，利用利率工具控制通脹目標就是貨幣政策。
然而。在金融危機中，中央銀行政策制定面臨了金融穩定和物價穩定目標的權衡問題，取得價格穩定的同時并不能保證金融穩定。單純的利率工具和通脹目標制在經濟高度虛擬化的發達國家是遠遠不夠的。本輪危機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錯誤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全球宏觀經濟失衡引發的實際利率走低和資產價格膨脹、金融過度創新導致的規制和監管缺位以及由此導致的金融系統過高的杠桿率、“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導致的風險系統性低估和信貸擴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