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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1
自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以來，中央銀行采取的一系列積極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從現實情況看，其貨幣政策操作力度是相當大的，然而卻與國內市場需求持續不旺、經濟增長緩慢的政策實施效果形成了較大的反差。這究竟是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已經陷入了“流動性陷阱”，還是由于受客觀經濟新形勢的影響，貨幣政策有效發揮存在時滯？一時間，人們禁不住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如果僅僅從近幾年貨幣政策的表現就斷言貨幣政策無效，似乎有失偏頗。因為從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1984年以前，我國的金融政策一直都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控制下，因而談不上有真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確立為中央銀行后，其職能和地位得到日益鞏固和加強，貨幣政策也日漸成為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地位越來越明顯，貨幣政策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為治理因社會總需求過剩而引發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同時保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因而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可以說，這是我國中央銀行首次成功地運用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其效果是顯著的。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為擴大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中央銀行又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應該說，我國治理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發揮得不夠，屬于弱效應（這似乎驗證了凱恩斯學派早已有過的解釋：貨幣政策的緊縮功能強而擴張功能弱）。為此，國內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二、對我國貨幣政策弱效應的辯證分析
199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弱效應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是復雜的，必須辯證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結構、金融市場體系殘缺與滯后、政府對金融業過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評價標準去衡量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因為西方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市場體系完善、機制健全），而應更多地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分析框架。換言之，同樣的貨幣政策，在西方國家能夠帶動經濟的復蘇，而在我國卻可能無明顯效果，或短期有效、長期無效。其次，以物價穩定作為最終目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我國也不例外。但物價應穩定在什么范圍之內，雖然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的實證分析，然而至今還沒有一個合理的量化標準。換言之，目前理論界認為的貨幣政策弱效應是基于不同的監控指標體系之上得出的結論。再者，從理論上說，貨幣政策的意義就在于貨幣當局通過改變一定的經濟參數，達到影響實體經濟活動的目的。因此，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目標的選定和傳導機制的確定等內部制約因素以及經濟開放度、現行匯率制度、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現狀等外部影響因素，對貨幣政策有效發揮都有著制約性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1.內部因素的制約
（1）中央銀行獨立性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中央銀行獨立性是指中央銀行可以自主決定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程度。由于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因而中央銀行自成立起就始終擺脫不了政府的影響，受制于政府的行為；中央銀行自主選擇貨幣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獨立性較弱。表現在：中央銀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既要考慮自身的目標偏好，又要考慮政府部門的目標偏好，因而形成了實為多重目標的單一目標——穩定貨幣幣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中央銀行作為“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國貨幣供應具有的內生性[1]與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證了中央銀行不能獨立地隨意控制貨幣供應量。而事實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礎貨幣變動都是中央銀行意愿決定的，這里還存在著許多經濟學家常提到的貨幣供給的“倒逼機制”過程。然而，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保持幣值穩定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銀行極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標之間尋找平衡。這種弱的獨立性，導致貨幣政策效果難以有效發揮。
（2）貨幣政策目標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目標主要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和國際收支平衡。然而，從現實情況看，要完全實現這四個目標，達到宏觀經濟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四者之間存在著內在沖突，會嚴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許多國家的貨幣政策相繼完成了從“多目標”到“單目標”的轉變。我國貨幣政策最終目標雖然也選定為單一目標，但這一目標實際上卻包含著兩層含義。由于必須考慮到經濟增長的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因而中央銀行在兼顧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雙重目標的同時，更偏重于經濟增長。但在目前我國通貨嚴重緊縮的情況下，究竟應該偏重于經濟增長還是保持幣值穩定，都會產生“囚徒困境”，[2]削弱貨幣政策效應。
（3）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與貨幣政策效應分析。貨幣政策是不能直接影響實體經濟的，而是要通過一定的中介來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因此，從某些程度上說，貨幣政策的效果取決于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否靈活、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就成為貨幣政策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我國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國家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理論為基礎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貨幣政策傳導途徑。具體表現在：
第一，凱恩斯學派的傳統利率傳導途徑不符合我國國情。凱恩斯學派認為，利率是整個傳導機制的核心，即決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否暢通的關鍵因素是貨幣需求的利率彈性和投資需求的利率彈性。然而，我國的現實情況是，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基本上還是實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場化程度很低，同時實體經濟對利率彈性也呈現出非預期化特征。因此，用凱恩斯學派的利率傳導途徑來發揮我國貨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貨幣學派的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在我國缺乏金融市場支持。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如果貨幣供應量增加到供過于求的狀況，則貨幣資產的持有者會將多余的貨幣用于購買各種資產，從而增加產出。也就是說，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是通過公眾多余的現金余額支出變動來影響支出和收入，從而達到國民收入的增加。這需要有充裕的貨幣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場和豐富的金融資產的支持。而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還不完善，即使公眾有能力也有愿望對其資產結構進行調整，也缺乏可供選擇的金融資產。因此，用貨幣學派的資產相對價格變動傳導途徑來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以托賓為代表的股票市場傳導途徑在我國存在現實阻滯。托賓的q理論認為，當中央銀行實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時，貨幣供應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價格上漲，q值相應上升，企業也相應增加投資，從而總產出增加。因此，貨幣政策通過股票市場傳導的關鍵，取決于資本市場的規模、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場各子市場間的一體化程度。而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還相當滯后，不僅規模偏小，而且還處于規范發展階段；另外，我國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幾乎完全被割裂，通過股票價格提高形成的財富效應和流動性效應也不是很明顯。因此，通過股票市場傳導貨幣政策存在現實阻滯。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主要通過信貸途徑。但據李曉西等同志的研究報告，[3]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存在六方面問題：一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機構存在活力不足的問題；二是傳導機制的客體即企業存在活力不足的問題；三是貨幣政策傳導的路徑過窄；四是貨幣政策傳導速度下降；五是貨幣政策傳導的動力和信號有失真問題；六是貨幣政策傳導的環境不容樂觀。這些都嚴重影響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發揮。
2.外部因素的影響
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加快，我國貨幣政策有效發揮面臨著許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響，具體包括：
（1）經濟開放度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貨幣政策效應與經濟開放度密切相關。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總需求和總供給與國際收支形成了一種緊密的聯系，從而使經濟運行方式和貨幣政策環境發生根本性變化。即：貨幣政策對產出和物價水平的影響程度依賴于經濟開放度；經濟越開放，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越小，而對物價水平的影響越大。因此，隨著我國經濟開放程度的不斷加快，在貨幣政策實施和傳導的過程中必然會受到國外經濟因素的影響。同時，隨著我國加入WTO以及跨國銀行的大量進入，跨國銀行可從我國銀行業手中搶占大量的業務和市場，影響資金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國有商業銀行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受到極大的影響；也使得我國現行的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貨幣政策效應也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2）現行匯率制度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由于我國現行的釘住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彈性，因此無法及時地對外部沖擊作出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效果。具體表現在：第一，由于我國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釘住美元的，因此會出現所謂的“儲蓄、投資和通貨緊縮”悖論，即越實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對通貨緊縮的預期反而會增大；第二，釘住匯率降低了套利風險，會造成短期資本外逃，投資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受到阻滯；第三，釘住匯率無法及時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匯率變化，影響進出口增長，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效應。
（3）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包括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影響、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影響和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來講，金融創新使得貨幣供應量脫離了中介目標的基本要求，與中介目標的“三性”（可控性、可測性、相關性）差距拉大。因此貨幣供應量是否仍適合繼續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成為現實問題。具體說來，金融創新使得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增強，中央銀行對貨幣供應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創新增加了貨幣供應定義和計量的難度，降低了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可測性；金融創新改變了各層次貨幣總量的決定因素，削弱了貨幣供應量與貨幣政策最終目標的相關性。就貨幣政策工具來講，金融創新降低了法定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貼現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來講，金融創新對貨幣政策傳導途徑有弱化作用。[4]
（4）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層含義：一是指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的非均衡發展；二是指資本市場本身的非規范發展。由于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之間的非均衡發展，尤其是股票市場的高收益，造成了虛擬貨幣需求猛增，相應降低了貨幣供應量對實體經濟的刺激，削弱了貨幣政策效應；而資本市場的非規范發展，使得大量銀行資金流入股市，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導致貨幣政策無法順利傳導致實體經濟，同樣削弱了貨幣政策效應。在當前中國股市的發展狀態下，通過股市上揚促進經濟增長只能是一個幻想。[5]
三、提高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對策
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對外開放進程的進一步加快，貨幣政策有效發揮受到的影響也將越來越多。面對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要求，我們必須對我國的貨幣政策作出適當的調整，盡可能地使貨幣政策效果達到最佳狀態。
從前面的分析中我們不難看出，無論是內部制約因素還是外部影響因素對貨幣政策的作用，最終都落在了貨幣政策目標、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貨幣政策協調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調整對策：
1.我國加入WTO后，隨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對外經濟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經濟的外部平衡開始成為我國貨幣政策制定中必須考慮的經濟因素。因此，在強調穩定貨幣幣值這一政策目標的同時，也應關注國際收支平衡，選擇匯率目標區作為現階段的匯率制度安排，這是我國貨幣政策能否有效發揮的至關重要的方面。另外，為實現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應盡快建立適應我國國情的物價水平監控指標體系。
2.適時把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從總量性指標逐步過渡到價格性指標已是世界性的趨勢，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利率彈性的增大，應適時把市場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這既可消除金融創新對中介目標的不利影響，又可消除外資銀行業務擴展對中介目標的不利影響。但在目前還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可采取漸進調整的策略：即把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標，并將外匯存款和外資銀行存款納入貨幣供應量統計范圍，同時參照短期利率指標，逐步過渡到以利率為單一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2
一、貨幣政策概述
1.貨幣政策分類
按照貨幣政策的具體影響可以將貨幣政策劃分為積極貨幣政策以及穩健貨幣政策，積極貨幣政策是指通過利率、存款準備金率的下井來釋放大量的貨幣，增強市場流動性，從而刺進總產出的增加。文件貨幣政策則是指減少貨幣供應量，降低市場流動性，從而抑制經濟過熱情況的產生。一般來說，當經濟增長幅度下滑，通縮情況明顯的情況下，就需要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當經濟過熱的時候，則需要采用穩健的貨幣政策。
2.貨幣政策操作目標
從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來看，各個國家央行主要采用的貨幣政策主要包括短期利率、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基礎貨幣等等，短期利率的上升可以靈活的調節貨幣量的供給以及需求，利率上升則回避回流銀行，利率下降則貨幣從銀行流出。銀行存款準備金決定了銀行可用資金的多少，如果國家提升存款準備金率，則銀行可用資金減少，反之可用資金則會增加。基礎貨幣也被稱為高能貨幣，主要包括銀行存款、流通中的貨幣、公眾持有的現金等等，央行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來減少或者增加基礎貨幣的數量，從而影響經濟目標。
二、經濟新常態下貨幣政策目的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步入了新常態，具體表現就是經濟增速下滑，經濟結構優化、經濟驅動要素改變，在這種情況下，需要貨幣政策適時調整，從而確保的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而經濟新常態下貨幣政策目標具有多重性，不僅僅包括經濟穩定增長以及充分就業，還包括經濟結構優化以及利率水平的穩定，具體闡述如下。
1.實現經濟穩定增長
穩增長目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只有經濟保持適度的增速，才能夠實現充分就業、財富增加，目前我國經濟增速已經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低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需要服從于經濟增長目標的要求，我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速將會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貨幣政策的設計要有助于這一經濟增長目標的實現。
2.促進社會充分就業
就業事關國計民生，只有充分就業，社會才能夠穩定，因此貨幣政策需要考慮充分就業的問題，充分就業一般在經濟保持一定的增速情況下才能夠實現，當經濟增速下滑的時候，充分就業目標就很難實現充分就業。從這一角度來說，貨幣政策要考慮到對于實體經濟的支撐，創造更多就業崗位。
3.促進經濟結構優化
經濟新常態的重要特征就是經濟結構持續優化，這也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經濟結構優化中，貨幣政策作用很大，貨幣政策需要向國家大力支持產業進行傾斜，舉例而言，信貸投放要具有方向性，大力支持新興產業、第三產業等等，實現經濟結構的不斷優化。
4.穩定匯率水平
匯率是一個國家貨幣在國際市場上的穩定性，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外貿被譽為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之一，由此可見每年進出口在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而匯率是否穩定將會直接影響進出口貿易，舉例而言，如果人民幣升值，則會導致進口的增加，出口的減少，反之則會帶來出口增加，進口減少，因此貨幣政策需要注意匯率水平的穩定，保證對外貿易的穩定發展。
5.穩定物價
物價穩定是經濟社會穩定運行的基礎，積極的貨幣政策下，隨著貨幣供應量的增加，會導致通脹的產生，從而使得物價上漲，穩健貨幣政策下，則會帶來一定的通縮，物價會出現下降。貨幣政策制定中需要考慮問價問題，避免物價波動幅度太大。很多時候物價穩定與充分就業之間是相互沖突的，物價上漲會導致就業減少，因此在考慮各種目標的情況下，很容易導致貨幣政策的無所適從。
上述各個目標雖然都是貨幣政策設計中需要考慮的內容，但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這些目標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某一時間段需要重點考慮穩定物價，某一階段則需要重點考慮就業。
二、當前我國貨幣政策選擇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戰，這些挑戰需要采用更加靈活有效的貨幣政策來進行化解，從貨幣政策的類型來看，我國未來一段時間內要采用積極的貨幣政策類型，進一步的刺激經濟增長，確保經濟增速保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
1.降低存款利率
我國目前經濟增速以及滑落到了2008年以來的最低位置的，制造業景氣指數更是長期處于低位，這種情況下，需要進一步的降低存款利率，釋放出來更多流動性。目前實體經濟存在資金短缺的問題，大量的企業因為融資款或者融資成本太高而出現倒閉潮的情況，因此針對實體經濟的苦難，國家要降低存款利率，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使得更多的資金從銀行流出，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
2.降低存款準備金
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也是釋放流動性的重要手段，我國經濟目前正處于一個低谷階段的，在市場信息不足的情況下，僅僅是降低存款利率，貨幣政策力度依然不夠，資金從銀行的凈流出依然不是很理想。加上目前存款準備金率相對較高，因此在貨幣政策方面還有很大的操作空間，需要通過降低銀行的存款準備金，來讓銀行有更多的資金發放信貸。
3.穩定人民幣匯率
最近一段時間我國人民幣匯率不是很穩定，人民幣匯率一改多年兌美元升值的趨勢，人民幣出現了大幅度的貶值情況，這說明了大量的外資正在從國內加速逃離，人民幣正在被拋售。鑒于人民幣匯率穩定的重要性，當務之急就是要動用我國雄厚的外匯儲備來干預外匯市場，拋售美元，吸納人民幣，保持人民幣幣值的基本穩定，避免因為人民幣發生大幅度貶值而帶來的一系列金融危機。我國要在加快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同時，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報價機制，徹底改變人民幣持續貶值的基礎所在，提升國際市場對于人民幣的信心。
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3
繼中央銀行提高獨立性后，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正在成為一個國際趨勢。根據IMF1999年提出的《貨幣與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準則》，貨幣政策透明度是指一種環境，即在易懂、容易獲取和及時的基礎上，讓公眾了解有關政策目標及其法律、制度和經濟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與貨幣和金融政策有關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機構的職責(錢小安,2002)。一般認為，提高政策透明度有利于增強中央銀行政策的可信度，有助于引導公眾形成合理預期，提高市場潛在的效率。
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精確的評估較為困難，因為：一方面，由于透明度的含義十分寬泛，看法不盡一致，如IMF把透明度分為目標、知識和決策三個方面，Geraats(2002a)認為透明度分為政治、經濟、程序、政策、操作五個方面，Hahn(2002)則把透明度歸為目標、操作、認知三個方面；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各層面透明度在模型中不易量化。
目前，國外文獻中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度量的研究大概分為四類：（1）對透明度的特征進行描述。如：Bernanke等(1999)通過對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案例分析，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特征進行了描述。Blinder等(2001)以一種非正式的討論形式，對美聯儲、歐洲中央銀行、日本銀行、英格蘭儲備銀行、新西蘭儲備銀行的透明度進行研究，并做了詳細的記錄。（2）問卷調查法。如Fry等(2000)對94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進行了問卷調查，建立了一個“政策解釋指數”，包括政策決策的解釋、預測和前瞻性分析解釋、公布的評估與研究結果的解釋等三個方面。（3）指標評分法，即根據官方法律條文的信息披露，建立透明度指標體系，并評分。如DeHaan和Amtenbrink(2002)建立14個衡量中央銀行透明度不同方面的指標，如公布通貨膨脹預測、貨幣政策會議日程安排、會議備忘錄、量化的政策目標等方面，并對10個國家的中央銀行進行評分。而Fracasso、Genberg和Wyplosz(2003)對20個采取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中央銀行的通貨膨脹報告進行了評估，基于每份通貨膨脹報告的說明性、專業性、完整性、表述方式，以及信息量等方面，對其進行了評分。（4）基于公眾反應的市場指數。這種方法是通過研究該市場經濟主體對政策信息的理解和預期來衡量一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如Howells和Mariscal(2002)將市場短期名義利率對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告示的反應程度作為衡量指標。Ellingsen和Sǒderstrǒm(1999)、Cochrane和Piazzesi(2002)也分別利用債券利率和歐元存款利率作了類似的研究。Kia和Patron(2004)建立貨幣政策的動態透明度指數，選取貨幣政策制定者可能會對市場利率產生影響的貨幣政策會議、新聞會等重要事件，通過研究事件日及其前后的市場利率水平與其長期穩定狀況下的平均變動值之間的偏差，來間接衡量貨幣政策的透明度。
以上四種國外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度量研究，目前運用最為廣泛的是第三種類型的指標評分法。這種方法實質是把度量中央銀行獨立性的思想和方法借鑒過來，因為關于中央銀行獨立性度量的研究較為成熟，所以這種方法也為各國貨幣當局廣泛接受。而對于第四種類型的度量方法，就其本身來說，是一種更為市場化的科學度量法，它突破了根據官方法律條文的披露來建立指標體系的思路，從公眾對央行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反應來間接地量化透明度。但是這種方法由于是以有效市場理論為前提，對市場的完全性和微觀主體的反應程度都有較高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反過來又限制了其運用的范圍和效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因為剛剛開始推進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建設，并且其金融市場一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在這些管制下，公眾對政策的反應能力也較為遲緩。另外，由于市場信息的不完全性，公眾能否根據既有信息對政策作出真實而理性的反應也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所以，對于這些國家，可以說，目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市場指數法一定程度上較為超前。而學習和引入第三類指標評分法，對于發展中國家具有較強的參考借鑒價值，它可以直接告訴貨幣當局，目前應該從哪些具體的方面去積極主動地推進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建設。
二、透明度的度量
所謂指標評分法，即通過對貨幣政策透明度具體內涵的分析，建立一系列指標體系，針對各國中央銀行的實際操作進行評分，加總后得到一個表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具體數值。各種量化方法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指標體系中指標的選取和賦值方法的差異。在這里主要介紹近期Eijffinger和Geraats（2005）的具體研究，他們的量化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下簡稱E＆G指數）。
（一）理論基礎
1．概念性框架。
Eijffinger和Geraats(2005)認為貨幣政策透明度是指中央銀行對政策制定過程中相關信息的披露程度。它是一個與貨幣政策制定各方面相關的多層面的概念，因此，可以建立一個概念性框架來反映政策制定過程的不同階段（如圖1所示）。Eijffinger和Geraats根據各國中央銀行實際披露信息的情況，從政治、經濟、程序、政策和操作五個方面來進行度量（具體含義和指標見表1）。
2．模型的建立。
通過一個模型說明上述五個方面的特征。假設中央銀行的損失函數為：
L=α(π-π*)2+β(y-y*)2(1)
其中：y是產出；y*為目標產出值；α和β分別反映央行在決策時對通脹缺口和產出缺口的偏好程度；π是通貨膨脹；π*為中央銀行公布的通貨膨脹目標，它體現央行的政策透明度。
經濟結構可以表示為總需求和總供給等式：
y=y-α(i-πe-r)+d(2)
π=πe+β(y-y)+s(3)
其中，i表示名義利率、πe表示通貨膨脹預期、y為自然產出率、r為長期真實利率、d是總需求沖擊、s是總供給沖擊。
假設名義利率作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工具，中央銀行基于泰勒規則來制定利率，或者說，在式（2）和式（3）的約束下最小化央行的損失函數式（1）。通過上述簡化的模型可以把貨幣政策概念性框架的五個層面理論化，如在標準模型中：政策透明度意味著中央銀行及時地公布關于其政策工具（即名義利率）的決定，以及通過α和β來表示央行的政策偏好；政治透明度意味著通貨膨脹目標π*的對外公布；由于存在與政策工具有關的可控性誤差和傳導中的宏觀經濟波動（d和s），貨幣政策的執行變得復雜，操作透明度則意味著對外公布這些可控性誤差和波動。貨幣,政策透明度-[飛諾網]
（二）透明度指數的建立和評估
1．指數的建立。
E＆G指數的設計是建立在前面貨幣政策透明度概念性框架的五個層面的基礎上，其中每一個層面又分別包含3個子項問題，每一項的權重相同，并且滿分均為1（對每個問題完全肯定得1分，完全否定為0分，其他情況為0.5分）。然后對這五項分指數進行加總得到一個總的數值，其最大值為15。表2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了完整的描述。
2．評估結果。
利用上面的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標體系，Eijffinger和Geraats對9個國家中央銀行進行了實際評估，其中，有8家中央銀行是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主要參與者（以各國貨幣計算的2001年4月各國外匯市場交易總額來衡量），另外1家是新西蘭儲備銀行（因為其從1990年采用通脹目標制以來，在貨幣政策透明度方面成效顯著）。對表3、表4進行分析：縱向看，從1998年到2002年間，大多數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透明度都有所提高；而橫向看，2002年新西蘭、瑞典和英國的貨幣政策透明最高，而澳大利亞、瑞士和日本的透明度較低，美國、加拿大和歐元區則居中。表5給出了2002年上述各國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的子項目得分情況，可以看出，樣本中透明度最高的國家都是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國家，但是這些國家中整體透明度仍存在差異，比如澳大利亞儲備銀行總分在樣本中相對較低?？梢宰⒁獾剑瑢嵭型ㄘ浥蛎浤繕酥频膰业恼瓮该鞫榷际指?，但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并不是高政治透明度的必要條件，比如歐元區的政治透明度也很高。并且，從表5中可以看到，各個國家中央銀行對貨幣政策透明度各個層面的關注程度是不同的。例如，歐元區和美國的總分相當，但歐元區的政治透明度較高；而美聯儲則強調決策的及時公布、解釋和政策傾向，因而其政策透明度較高。由于美國經濟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表現良好，以及美聯儲享有較高的信譽，所以，金融市場一般認為美聯儲的透明度高于歐元區。
（三）實證檢驗
目前，有關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實證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檢驗透明度指數的經濟績效，即檢驗透明度程度對反映宏觀經濟水平的主要指標（如產出、通貨膨脹等變量）的影響，以及檢驗透明度指數的各個層面的相對重要性，并且目前考察的對象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中央銀行。由于不同學者的研究方法、數據來源和處理方式的不同，目前并沒有一個完全一致的實證結果。但綜合有關文獻可以總結出幾點較為一致的結論：（1）較高的政策透明度有利于降低通貨膨脹水平。如Faust和Svensson（2001）的研究表明，提高透明度有利于降低通脹偏好、通脹波動水平，以及就業波動水平。Chortareas、Stasavage和Sterne(2002)通過8個國家的截面數據，發現對未來政策預測的較高透明度有利于降低平均通貨膨脹水平。（2）較高的透明度有利于經濟的穩定，而透明度與產出之間無必然聯系。如Demertzis和Hallett(2003)研究了E＆G指數的經驗相關性，結果表明中央銀行透明度指數與平均通脹率和平均產出之間沒有顯著的統計上的相關性，即透明度變化對平均產出和通脹的影響不大。而透明度的各個層面對平均通脹水平和產出的影響方向不完全一致。重要的是，他們研究發現，透明度變化對經濟穩定性產生較大影響，即透明度越高，產出和通脹的波動幅度越小。另外，Geraats和Eijffinger(2004)運用時間序列反映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動態變化，他們發現透明度指數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短期名義利率。
還有一類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與貨幣政策有關的金融市場反應。如Clare和Courtenay(2001)、Kohn和Sack(2003)、Poole和Rasche(2003)、Swanson(2004)等，這些文獻的共同之處在于，把較高的貨幣政策透明度與貨幣政策的較好預測性劃等號。事實上，貨幣政策的可預測性與透明度是不相對應的，因為政策的可預測性不僅取決于透明度，還與外在的沖擊是否存在有關。
三、簡要評析
目前國外文獻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度量研究主要是運用透明度指數方法，但是這種方法本身存在一些缺點：
1．評估的方法存在問題。
目前在幾乎所有的評價方法中，透明度指數的最終計算值都是指標體系中各指標得分的簡單加總，即每個子項目都被賦予相同的權重，并且，在編制、分類以及權重的設定方面還包括許多主觀判斷。Eijffinger和Geraats(2005)也認為，這個加總的結果并不是對每個子項目的最好替代，因為它沒有看到各個指標重要程度不同的差異，最理想的是通過實證來確立每一項的不同權重。他們認為透明度指數的最大價值不在于總的分數，而在于各個子項目所包含的豐富信息。在以后的改進中，可以使用“敏感性分析”方法來減少透明度指數設計中的主觀判斷因素，增強其準確性和客觀性。
2．透明度指數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水平。
因為，一方面，在實踐與法律條文之間存在潛在的偏差，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政府并不會如公眾所希望的那樣，嚴格按照法律條文來執行貨幣政策，即政策執行過程中存在著不確定性；另一方面，透明度的衡量除了依靠政府公布的文件和對政策意圖的公開外，還涉及一些難以公正量化的因素，如中央銀行與政府間的非正式安排、銀行重要人物的性格等因素。
3．不能反映國別差異。
Geraats（2002b）的研究發現，對于獨立性程度不同的中央銀行，提高透明度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對于獨立性較差的中央銀行，提高透明度會由于政治干預而產生較差的效果。發展中國家的中央銀行獨立性較差，對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建設還剛起步。所以，對于通過設計透明度指標體系計算出的透明度指數，在進行國別檢驗時，應考慮不同國家的不同特征，以“相同發展類型”或者“具有相當經濟發展程度”為標準進行劃分。另外，各國在建立本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評估體系時，在指標總體結構上應與國際體系基本保持一致，但具體指標的權重則應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進行適當調整，使得指標體系具有更強的適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的現狀和對策
近年來，我國在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建設上已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從1994年開始公布貨幣供應量數據；1999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貨幣政策委員會，對有關貨幣政策的重要措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等方面進行討論并提出建議，每個季度召開貨幣政策委員會會議，會后公布會議決議；2001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通過網站和報刊，按季度向公眾《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內容包括貨幣信貸概況、貨幣政策操作、金融市場分析、宏觀經濟分析以及預測與展望等信息；為提高我國金融統計透明度，方便公眾獲取金融統計數據，中國人民銀行從2004年起對外正式公布《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公布金融統計數據時間表》，根據該時間表，有關金融數據將在中國人民銀行網頁、《金融時報》、《中國人民銀行季報》、《中國人民銀行年報》、《金融年鑒》上公布。這些措施使得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存在許多不足，如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幣值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事實上，我國的貨幣政策面臨多目標約束，如物價穩定、促進就業、確保經濟增長、支持國有企業改革、配合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確保外匯儲備不減少、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謝平，2000）；對外公布金融統計數據的完整性和及時性不夠，對未來經濟金融形勢的預測等信息公布較少；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作用有限，并且每次季度會議后對外的新聞都是一些比較原則性的語言，不能很好地引導公眾預期；政策執行過程還不夠透明，像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季度會議，只公布決議而對整個過程并不公開，中央銀行對制定政策所依據的經濟數據不作說明等等。筆者對照E＆G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標體系，嘗試著對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打分，其分值大約在6-7分之間。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相比，其差距顯而易見。
我們應該看到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國際趨勢，參照發達國家透明度評估指標體系，特別是對照如E＆G指數的各個子項目，有重點地加強我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建設。同時，我們應該關注國外出現的關于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更新的、更市場化、科學化的度量方法，如市場指數法，努力提高我國金融市場的有效性和市場參與主體的反應靈敏度，以期增強市場對貨幣政策透明度提高的預期和反應能力。我國需從以下幾方面進一步加強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建設：
（一）建立健全有關法律和法規
1．明確規定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保持物價穩定，并對最終目標進行明確量化。明確授權中央銀行獨立地制定與實施貨幣政策。在這種制度安排下，中央銀行的首要職能是通過獨立的貨幣政策操作來維護物價穩定，既要對通貨膨脹承擔責任，又要對通貨緊縮承擔責任，從而徹底改變在制定與實施貨幣政策方面的隨意性。
2．強化人民銀行行長負責制，使之真正擁有貨幣政策的決策權，并承擔相應的責任。在授權的同時，必須對人民銀行行長的任職資格、解職條件、任職年限等進行明確的規定，建立必要的績效評估，對中央銀行工作績效的監督可以讓人大、政府等部門承擔。輿論經常公布中央銀行的績效，引入市場的約束。健全問責機制，做到權責要明晰、過失必追究。為了使問責制度化，必須建立責任追究機制，對責任追究的原則、程序、方式、公示制度作出明確規定。
（二）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和公眾的政策反應能力
人民銀行應建立定期信息制度，規范信息披露的內容、方法、時間與形式；通過互聯網、傳統媒體向公眾公開有關金融信息以及相關的工作程序，如季度貨幣政策報告及有關貨幣政策評論，加強中央銀行與公眾的信息交流，引導金融機構和公眾的預期行為；增加預測性報告的實質內容，提高對未來經濟金融形勢預測的準確性，以使公眾更好地把握貨幣政策的走向與宏觀經濟金融趨勢，更好地引導市場預期，提高貨幣政策操作效果。
（三）加強和完善我國通貨膨脹統計和金融統計
對價格指數進行更仔細的統計分析，如分析研究消費物價指數中的能源、食品、住房、衣著、醫療、交通等部分的變化對貨幣政策的短期沖擊，考慮對外公布核心通貨膨脹指標。另外，由于我國的經濟周期變動與投資關系極大，還應密切關注涵蓋投資品的批發價格指數。在金融統計方面，還存在如統計報表反映面太窄、報表缺乏合規性、統計指標設置重復、數據來源等問題，有待進一步完善。因此，有關部門應盡快加強和改進金融統計，保證貨幣政策有一個準確的依據。
（四）增強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作用
新《人民銀行法》已明確規定貨幣政策委員會應當在國家宏觀調控、貨幣政策制定和調整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貨幣政策委員會目前還只是政策咨詢議事機構，其作用發揮十分有限。所以應提高貨幣政策委員會的作用，任命一批具有較高專業知識造詣、豐富實際經濟金融工作經驗的人員，并增加行業或者經濟區域的委員代表，以增強貨幣政策的實效性和科學性。將來條件成熟、把貨幣政策決策權劃歸人民銀行時，應考慮適時把貨幣政策委員會從目前的政策咨詢機構提升為決策機構。
（五）提高金融市場的有效性
發展和完善貨幣市場及其各子市場，增加市場主體和交易對象，進一步推進貨幣市場利率的市場化；盡快統一債券回購市場，增加上市債券品種，豐富債券期限結構，促進貨幣市場基準利率的形成；推動金融工具創新和交易方式的多樣化，提高市場交易工具的流動性和市場的有效性；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強化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的聯動機制；增強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和抗風險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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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4
關鍵詞:貨幣政策;協調失靈;政策轉型
2012年以來，我國告別過去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放緩，進入經濟新常態階段。宏觀經濟面臨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及債務積累等結構性問題，以“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為重要任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新形勢下我國宏觀調控的重要任務，也對貨幣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國貨幣政策調控的總體情況
過去十五年，我國貨幣政策的調控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02～2007年。由于我國國際收支長期以來是雙順差，所以基礎貨幣的投放主要靠外匯占款。為對沖外匯占款的影響，加強通脹預期管理，實際上從2002年開始，我國首創央行票據，通過央行票據的投放回收基礎外匯占款及基礎貨幣，以減少流動性壓力。同時，由于未充分實現利率市場化，央行通過制定存貸款管制利率以調節信貸需求和供給?？傮w看，在這一階段，外匯占款和銀行信貸構成我國貨幣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國貨幣政策呈現典型的數量型貨幣政策特征。［1］第二階段:2007～2012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外匯占款逐漸出現負增長，基礎貨幣投放也在減少，過去對沖基礎貨幣的央行票據規模也逐漸減少。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央行票據的地位逐漸下降，在此期間我國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傳統貨幣政策工具調節商業銀行流動性。同時，隨著我國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利率調控在這一階段的貨幣政策調控中發揮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階段:2012年至今。在這一階段中，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面臨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也更為復雜。國際方面，美國經濟復蘇導致美聯儲加息和美元進入升值周期，這對人民幣幣值穩定形成較大壓力。國內方面，為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一方面貨幣政策要有所作為，另一方面貨幣政策應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去杠桿”“去產能”等要求相適應，避免造成資產價格泡沫，加劇宏觀經濟金融風險。面對如此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貨幣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準備金率、再貸款和公開市場操作并不能滿足結構性調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準備金率調控而言，由于其規模龐大、影響范圍廣，往往被視為全面寬松(緊縮)的貨幣政策信號。因此，在我國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央行通過改造傳統貨幣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準、常備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補充貸款(PSL)等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滿足市場對流動性的需要。不僅如此，隨著利率市場化的加速，我國取消了存貸款利率限制，銀行間市場的利率品種也逐漸豐富，利率調控的貨幣政策體系初見雛形。自2013年以來，在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的基礎上，我國初步形成以常備借貸便利利率為上限、超額準備金存款利率為下限、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為核心的市場化利率體系。在確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過基準利率影響存貸款等其他利率，從而通過影響金融中介的信貸行為間接調控宏觀經濟變量。
二、我國貨幣政策調控中的協調失靈
雖然我國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取得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對紛繁復雜的宏觀經濟形勢，貨幣政策的協調失靈問題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實施。
(一)貨幣政策的目標手段沖突
從貨幣政策目標看，由于處于經濟轉型時期，我國貨幣政策目標除穩定物價和經濟增長外，還肩負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標和推動金融業改革發展的動態目標。長期看，我國貨幣政策的各個目標大體一致，但短期看我國貨幣政策目標過多。如，在當前國內經濟不確定性較強階段，我國要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就要求適度緊縮的貨幣政策;但若要保持經濟增長目標，就要求中性偏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樣，在內部目標中，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目標在短期內也存在一定沖突，實際上我國貨幣政策往往更側重實現經濟增長和就業目標。根據丁伯根法則(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數量或控制變量數至少要等于目標變量的數量，而且這些政策工具必須相互獨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幾乎所有貨幣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的衍生品，且考慮到利率和貨幣需求的內在聯系，長期看所有貨幣政策工具幾乎不存在異質性。因此，長期內多目標的貨幣政策必然帶來一定沖突。在目前較為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傳統降息降準的貨幣政策受到較大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央行不斷創新貨幣政策工具，這在近年來我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中都有所體現。自2013年起，中國人民銀行先后設立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對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持，貨幣政策對市場流動性的預調微調及短期利率引導的功能不斷加強。這些創新型貨幣政策工具雖然沒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過剩。如，MLF余額從不足1萬億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萬億元，PSL從6000多億元上升至當前的2.1萬億元，逆回購余額當前也在6000億元以上。這樣，導致銀行對央行的負債近三年也迅速飆升，且央行提供資金利率要低于市場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購利率為2.35%，而相同期限的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銀行間回購利率則更高。而銀行間市場流動性過剩，客觀上造成金融機構利用其他渠道來增加杠桿及延長信貸鏈條。［3］
(二)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不協調
當前，金融去杠桿是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重要任務，而金融業高杠桿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步調不一致及監管權限不同造成的監管漏洞。具體看，自2012年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逐漸轉為中性，但金融監管較為滯后，一方面造成對信貸投向施加嚴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場化和直接融資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銀行業務發展迅速。在金融監管滯后的情況下，商業銀行信貸受到約束，貸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實體經濟，迫使金融體系通過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動性。如，銀行可通過向符合貸款投向規定的“過橋企業”放出一筆貸款，這家“過橋企業”再通過委托和信托貸款的方式把這筆款項轉貸給真正需要資金的企業。這樣，雖然最終結果等同于銀行給該企業放貸，但在計算社會融資總量時會產生兩筆記錄，即銀行向“過橋企業”投放的貸款及“過橋企業”的委托和信托貸款。因此，同等社會融資總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對應更低的實體經濟增長。除監管滯后外，金融監管職權真空也會產生監管套利機會。由于金融監管的職能由“一行三會”分別行使，分業監管使金融業往往通過同業合作等方式規避監管。以債券市場同業存單和同業理財為例，在整個信用投放鏈條過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業銀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同時涉及銀行間市場，在對其進行監管時就需要中國人民銀行與銀監會和證監會協調，而金融市場的不斷創新將在短期內造成監管真空，從而形成監管套利機會。此外，央行在執行貨幣調控和金融監管任務時也存在角色沖突。一方面，央行作為金融監管者，有責任化解金融系統風險。因此，在觀察到流動性投放過快、資金空轉嫌疑，且有部分銀行通過銀行間市場融資快速提升杠桿率后，央行應針對金融風險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僅是金融監管者還是“最后貸款人”，是維護貨幣市場穩定的最后一道防線，央行應向市場上投放充足的流動性?？梢姡胄械淖詈筚J款人和金融監管者的雙重身份存在一定沖突，貨幣政策總量型工具和金融監管結構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確。
(三)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協調
從理論層面看，價格水平的財政決定理論(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觀調控政策執行過程中，財政政策往往被賦予主動角色，政府可自由設定預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時期都實現預算平衡;相比之下，貨幣政策則屬于被動型，要根據財政預算來控制鑄幣稅，從而實現財政平衡。該理論預言，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組合可避免流動性陷阱階段貨幣政策的失靈，從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有助于更好地實現宏觀經濟目標，保證宏觀經濟的穩定。從我國貨幣政策執行環境看，經過之前多次降息降準，不僅基準利率下降空間有限，同時受宏觀環境不確定性增加的影響，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執行效果也大打折扣。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已接近流動性陷阱，進一步使用擴張性貨幣政策收效有限。同時，考慮到我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更多的是結構性問題，而貨幣政策本質上是總量型而非結構性政策，在此情況下，如若頻繁使用傳統的貨幣政策調控，不僅不會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還會帶來更大的風險和隱患。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實施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的宏觀調控措施:一方面，通過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實現增長目標，同時通過結構性的政策措施實現經濟結構調整目標;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則保持相對穩健，同時注意防范金融風險的爆發。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不協調還體現在貨幣政策執行的實踐中。如，全口徑政府收入的波動、財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現象，對我國貨幣政策穩定性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造成較大影響，使央行的貨幣政策執行陷入被動。再如，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及貨幣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都需要國債政策等的配合，而國債在期限結構和品種上的缺乏則限制了貨幣政策的傳導和執行。
(四)國內政策與國際政策不協調
從國際經濟環境看，2012年以來美國經濟形勢不斷好轉，向好和對通脹的擔憂使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聯儲“縮表”已提上日程，未來美聯儲不斷削減其持有的龐大資產，必將導致資金回流美國和全球范圍內流動性緊縮。［4］與美國相比，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復蘇則表現得更為緩慢和波折，但經過多年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后，歐洲和日本央行也將逐漸退出寬松政策，實現貨幣政策正?；?。相比美日歐主要經濟體，我國貨幣政策面臨的宏觀環境更為不確定，這需要國內貨幣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寬松，否則將對國內經濟增長造成不利影響。但由于國際貨幣環境偏緊縮，造成美元、歐元和日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升值趨勢。從雙邊匯率看，人民幣自2015年開始進入貶值通道，從2014年底的1美元兌6.11元人民幣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幣，跌幅達13.7%;2017年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雖然止跌，但兌歐元和日元等其他貨幣的匯率不斷下降，受此影響，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亦不斷下跌。匯率的不穩定體現當前階段貨幣政策的內外不協調。一方面，國內保增長目標要求貨幣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和穩定匯率又要求貨幣政策緊縮?？梢姡斍半A段的貨幣政策越來越多地面臨“三元悖論”的挑戰。
三、我國應加強貨幣政策調控的政策協調
面對上述問題，我國未來的貨幣政策調控應注重政策協調，不僅要實現貨幣政策目標手段間的協調，更要注重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財政政策的協調，并實現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一)注重貨幣政策目標手段協調
首先，不應將保增長作為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目標經歷了由多目標向突出物價穩定目標轉變的過程，相比之下，我國由于處于經濟轉型階段，目前尚不具備強調單一物價穩定目標的條件。但為了協調貨幣政策目標間的沖突，要簡化貨幣政策目標，下調經濟增速目標的重要性，保增長不應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核心目標。具體看，由于在經濟新常態下潛在增長率下滑，宏觀調控的政策權衡空間縮小，高速經濟增長不宜再成為貨幣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標;貨幣政策調控應強調穩定和均衡目標，尤其應致力于穩定通貨膨脹和實現內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重要性。貨幣供應量是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標，但由于作為操作目標的基礎貨幣和存款準備金與貨幣供應量息息相關，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和操作目標的界限較為模糊。從貨幣政策調控的國際經驗看，貨幣供應量目標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場日益完善、社會融資結構多元化的背景下，貨幣供應量目標與最終目標的相關程度會有所減弱。因此，建議降低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重要性，同時將匯率、利率、國際收支狀況及資本市場變化等指標納入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范疇。最后，轉變貨幣調控方式，在操作目標方面突出利率機制的作用。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可由價格型指標和數量型指標兼顧轉為更多向價格型指標過渡。
(二)促進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協調
我國金融監管寬松助推金融業高增長，同時其背后杠桿投資和期限錯配的痕跡明顯。為促進金融業穩步發展，并控制金融風險與實現金融業“去杠桿”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標，應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構建完善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從當前“一行三會”的監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貨幣發行、利率和匯率等宏觀調控工具，但還需要加強對銀行、證券和保險等金融機構內部風險的識別和監控;而從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的角度看，這些機構擁有微觀監管和一系列強有力的控制風險的手段和監控工具，但在宏觀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還有所欠缺。因此，應進一步聯合現有的金融監管機構，在涉及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上，既要有銀監會對單個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還要針對跨市場、跨機構、跨行業風險，考慮不同金融機構對系統性風險的影響，確定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范圍，對具有系統性影響的金融機構制定嚴格的規則，同樣也要有逆周期效應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資本管制政策。
(三)推動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相協調
首先，應在較長時期內堅持“積極穩健配”。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對經濟增長形成支撐，而在貨幣政策方面，應更加謹慎穩健，以避免總需求波動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并為推進全面改革培育相對較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尤其是我國經濟在經歷了近十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發展后，面臨增長動力不足、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時期。從經濟增速轉型的國際經驗看，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經歷了二戰后長達20年的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長階段。為刺激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美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結果不但沒有起到預期效果，反而使美國經濟在“滯脹”中越陷越深。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執行過程中需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協調，以在實現經濟增長目標的同時，降低宏觀經濟金融風險。其次，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分別針對總量和結構目標。就本質而言，貨幣政策是總量型調控，而財政政策則兼具總量和結構調控。因此，針對當前經濟增長放緩和結構問題嚴峻的局面，宏觀調控則應進一步區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貨幣政策承擔總量調控的任務，主要作用于總需求。另一方面，財政政策在總體寬松的同時，更要針對結構性調控目標，通過結構性減稅等措施更有效地影響總需求和總供給。如，就當前經濟環境而言，保增長的積極財政政策不僅要立足于財政支出的大范圍規模擴張，還要在保持適度財政收入增長的情況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社會公共產品的支出，保障基礎設施建設投入，穩定當前宏觀經濟環境;并通過結構性減稅引導社會資金流向，更多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再次，構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制定部門的日常協調溝通機制。具體看，除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總體方向外，還應增強兩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體措施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加強與公眾溝通。更為重要的是，應加強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的體制機制建設。如，財政部應進一步完善國庫收付制度，避免財政存款的季節性波動對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利影響;同時，進一步完善國債市場，不斷豐富國債的品種和期限，為貨幣政策的執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財政風險向金融領域蔓延。在擴張性財政政策作用下，預計在未來一段時期內，我國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率都將高位運行。因此，應重視防范財政風險向金融領域蔓延，從而引發系統性風險。在財政風險中，應高度重視地方財政風險。近年來，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財政+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建設融資機制，在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起到較大促進作用的同時，負面效應也不斷凸顯。為此，應建立財政風險監控與預警機制，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包括債務當年償還情況、債務余額、償債能力和債務風險指標等指標，以及時監控地方政府債務，防止地方政策債務風險向金融領域蔓延。
(四)加強貨幣政策的國際協調
首先，發揮國際組織的協調作用，增加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美日歐經濟形勢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顯了宏觀調控國際協調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國宏觀經濟進入新常態時期，為確保宏觀調控保增長和調結構的總體目標，應充分利用G20、IMF等國際治理平臺，在宏觀調控方向和手段上與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做好充分有效溝通，適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以抵消外部沖擊對我國宏觀經濟環境的負面影響。此外，我國還應通過宏觀調控國際協調溝通渠道，借鑒歐美國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更加有效地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其次，增強匯率彈性，穩定匯率預期。當前，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劇，對貨幣政策而言，宏觀調控措施的獨立性日益受到國際經濟環境和他國政策的影響。
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市場體系還不完善，金融體系更表現出脆弱性，貨幣政策往往是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墻”。因此，我國更應重視宏觀調控尤其是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尤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體化趨勢客觀上削弱了各國對資本賬戶的限制，從“三元悖論”的角度分析，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要求放棄固定匯率制度或資本賬戶限制，在此情況下，為確保我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必然需要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行改革。目前，我國已將每日人民幣兌美元的浮動范圍增至2%，這標志著我國匯率形成機制向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更具彈性和市場驅動的匯率制度近一步靠攏，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也隨之增強。未來，我國貨幣政策轉型需要更加靈活的匯率形成機制，應促進人民幣匯率向均衡水平進一步調整，以保證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
參考文獻:
［1］.中國貨幣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2009.
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5
股票市場和貨幣政策調控之間存在互動關系，而且越來越密切。股票市場的發展深刻影響著貨幣的供給需求、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貨幣政策調控目標，而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給變化、利率變化等調控手段也在影響著股票市場。在我國股市深刻變化的今天，對股票市場和貨幣政策調控的關系進行探究具有重要意義。
一、文獻回顧
有關股票市場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探究，近年來越來越受到各國政府和學者的關注。
(一)在有關股票市場和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關系方面
陸蓉(2003)通過構建向量誤差修正模型進行脈沖反應分析和方差分解，度量了股票市場的貨幣政策效應，她認為貨幣政策目標能否實現，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楚爾鳴(2005)進一步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給量功能于股票市場的效應明顯，但傳導過程中的“q”渠道和“財富效應”渠道等并沒有充分發揮功能。宋宸剛、譚曉蓉(2001)還對股市泡沫的產生及其對貨幣政策傳導效應的影響作了分析，這個探究對當前股市或許具有現實意義。
具體深入到貨幣政策傳導有效性方面，茍文均(2000)分析了資本市場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條件，探索了貨幣政策變革的基本方向。欒怡(2001)開始注重資本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江其務(2001)、許祥秦(2001)在探究中國貨幣政策失效新問題時提到股票市場的因素，進而陳柳欽(2002)系統分析了資本市場發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并重點闡明了我國資本市場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阻礙因素。劉志陽(2002)則從實證分析的角度提出貨幣政策的股市傳導機制模型并進行檢驗，得出結論摘要：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的相關度在逐步增強，這使得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了較大沖擊；當局應對現有貨幣政策框架進行調整，重點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利率取向和最終目標的股價參考。劉嶺(2003)進一步通過分析不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討論了QFII對中國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許崇正(2003)則具體分析了中國股票市場傳導貨幣政策低效的原因，并且和陳建新(2003)提出了扭轉中國股市傳導貨幣政策低效的策略。
(二)在股票市場和貨幣政策調控目標的關系方面
1．和最終目標的關系探究。Borio.C(1994)認為在一個有效的資本市場中，央行沒有理由去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只有當資產價格波動影響到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時，貨幣政策才應干預資本市場。而國內學者錢小安(1998)在探究了資產價格變動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后指出，資產價格變化對貨幣需求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執行會產生較大的沖擊，應在確定貨幣政策目標、運用貨幣政策等方面作出相應的調整。Friedman(2000)通過對美國股票價格在一個較長時期中對通貨膨脹和產出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認為股票價格對產出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并不顯著。但就我國情況，謝平、焦瑾璞(2002)認為1999年下半年開始的貨幣政策機制緊縮效應和股票市場的關聯在增強。央行為提高穩健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當關注股票市場的發展。同期，易綱等人(2002)借助模型分析發現，貨幣數量和通貨膨脹的關系不僅取決于商品和服務的價格，而且在一定意義上取決于股市。當股市價格偏離穩態越來越遠時，經濟運行將是不平安的。因此，央行制定貨幣政策應同時考慮股市價格和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但是央行的根本目標仍是維護幣值的穩定。較權威的中國人民銀行探究局課題組(2002)的探究報告也認為對股市波動央行應關注但沒必要盯住。
2．和中介目標的關系探究。貨幣需求方面摘要：Friedman(1988)認為股票市場通過財富效應、資產組合效應、交易效應和替代效應對貨幣需求產生影響。Friedman%26amp;McComac(1991)分析了美國和日本的股票價格和貨幣需求的關系，結果顯示股票價格對貨幣需求具有負向影響。國內學者易行健等人(2004)實證檢驗了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估計了包含股票市場成交額的季度貨幣需求函數，得出我國股票市場成交額減少了各個層次貨幣需求的結論。進而趙明勛(2005)實證檢驗了我國股票市場對貨幣需求的綜合效應，結果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傾向于減少狹義和廣義的貨幣需求，且對廣義貨幣需求的影響小于對狹義貨幣需求的影響。
具體到股票二級市場，據石建民(2001)、高莉、樊衛東(2001)的實證探究表明，股票二級市場對貨幣需求具有統計顯著性，為正相關關系。股票二級市場對M1需求的影響要大于對M2的影響。
貨幣供給方面摘要：周英章、孫坎坷(2002)對中國1993—2001年股市價格波動和貨幣供給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實證探究，發現二者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股市價格波動明顯領先于貨幣供給量且對貨幣供給結構的穩定性構成較強的正向沖擊，從而加大了央行貨幣調控的難度，削弱了宏觀需求管理的有效性，故建議貨幣政策應密切關注股價波動。在股票價格對各層次的貨幣供給量影響方面，王維安、楊靖(2003)通過對中國1999～2002年的實證分析認為，股價變化引起的替代效應和轉換效應是存在的，替代效應功能于短期，而轉換效應會在一段時滯后顯現。金德環、李勝利(2004)則進一步探究了中國股市價格和貨幣供給量的關系，實證結果顯示股市價格和M0、M2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它可以用貨幣供給量M0和M2來解釋，但股價變化不是引起貨幣供給量變化的原因。
(三)在股票市場和利率手段的關系方面
Rigobon＆Sack(2001)實證檢驗的結果表明，標準普爾500指數每升降5％就可能導致利率升降25個基本點，利率對股市波動的反應強烈。國內學者王軍波、鄧述慧(1999)通過分析央行利率政策對股票市場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發現利率政策在短期和長期上對股價波動幅度、股票成交量等都有顯著的影響，只是對股票市場的短期影響有反?，F象，而長期影響則是穩定的。但是高俊峰(2004)在分析利率政策對我國股市的短期和長期效應后，則認為我國利率政策對股市的短期效應非常明顯，但長期效應和理論分析有出入。他認為長期效應還要受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完善程度、相互間溝通程度以及長短期證券工具的豐富程度的制約，而這恰是我國的不足。具體到利率調整對股票交易量的影響方面，李敏、金光(2004)通過實證分析認為該影響存在時滯，這一時滯約在15到30天之間；而且利率調整不對股票交易量產生決定性影響。
三、二者的互動分析
股票市場和貨幣政策調控二者之間存在互動關系摘要：
(一)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調控的影響
1．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貨幣政策股票市場傳導的財富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它們所成立的前提是摘要：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是一體的，沒有阻滯。也就是說，要具有充分發展的金融市場，這樣的市場資金配置效率高，現實中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接近于此。
近兩年我國股票市場成功地進行了股權分置改革，實現了國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股市規模進一步擴大，股市發展態勢良好，這是有利因素。但種種制約因素使我國的證券市場并沒有呈現出明顯的財富效應來響應央行貨幣政策的傳導摘要：①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相互分割，一體化程度不高，貨幣和證券兩種資產自身的聯接效應以及兩種資產價格的聯接效應還有市場之間市場交易的非對稱信息對稱化效應不明顯。②我國股票市場投機性太強，股票價格易縱，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市場信用體系并不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急需完善。③市場規模尚需進一步擴大。
2．股票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影響。傳統意義上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是維持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這種只關注實體經濟價格水平，不顧及虛擬經濟資產價格的目標取向，在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尷尬和無奈。事實證實摘要：股票價格已不能再排除在貨幣政策視野范圍之外。隨著資本市場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日益重要、流通市值占GDP比重日益提高以及股指和GDP的相關度日益加強，貨幣政策通過股票市場的財富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必然會日益加深，這其中作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股價波動對央行貨幣政策調控最終目標的完善已提出迫切要求。
3．股票市場的發展對貨幣政策調控中介目標的影響。我國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定為貨幣供給量，和其相應的操作手段是基礎貨幣。貨幣供給量取決于基礎貨幣投放的多少和貨幣乘數的大小。股票市場的發展將深刻影響貨幣供給量。因為伴隨其發展，大量社會閑置資金將進人股市，銀行、企業和居民的原有貨幣需求將發生變化，從而基礎貨幣在他們之間的分配比例也將改變，這將影響基礎貨幣的創造能力。而且由于股票價格的上漲，居民會減少現金持有，更多地進行證券投資，從而造成流通中現金漏損減少，貨幣乘數增大。股票市場的發展還將使居民、企業、機構投資者和商業銀行通過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進行資金配置的互動加強，這將影響商業銀行超額預備金的穩定性，從而影響貨幣政策的執行效力?？尚械慕鉀Q方法是在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式上更多的采用利率手段，因為貨幣市場的利率變化將通過股票市場的財富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從而幫助央行實現貨幣政策意圖。
(二)貨幣政策調控對股票市場的影響
貨幣政策調控對股票市場的影響，集中體現在股票價格的變動上。上文提及的貨幣政策的利率調控手段，實質上就是央行通過利率變化來改變貨幣和證券這兩種資產的相對價格，從而吸引資金由貨幣市場流向資本市場，最終影響股票價格。貨幣供給量的變化同樣會對股票價格產生影響。當央行增加貨幣供給量時，居民手中持有的現金將增加，貨幣的邊際收益下降，而就短期看居民出于交易動機和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變化不大，投機需求則會出現較大變化，于是股票價格將被推高。
四、政策建議
為了實現我國股票市場和貨幣政策調控的良好互動，政府應在如下三個方面調整完善政策摘要：
1．央行在制定貨幣政策時應關注股價波動
2006年來我國股市發展迅猛，資本市場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位置愈發重要，股指和GDP的相關度也在加強，這意味著股票市場的財富效應和資產負債表效應會日益明顯。而央行將股票價格納入貨幣政策視線將適逢時機。
2．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股票市場的深入發展將使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貨幣供給量越來越不具有可控性、可測性和相關性。利率手段將成為可行的目標取向。而這要求政府有力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形成合理的利率風險結構和期限結構，以有效聯接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
貨幣政策的具體政策范文6
關鍵詞：預期；貨幣政策；博弈
一、引言
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及我國經濟運行的周期性規律影響2008年下半年開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進入下降周期，為了應對宏觀經濟下滑，中央政府啟動了 4 萬億政府投資的積極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由適度從緊轉為適度寬松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無疑對穩定并合理引導公眾預期、提振公眾對經濟前景的信心、減輕經濟波動、實現經濟平穩增長具有重要意義。以下將重點分析預期因素在貨幣政策有效性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關于預期在經濟體系當中的重要作用最早由瑞典學派發現，并最早在經濟學層面上提出預期這一開拓性概念，他們認為對價格等變量的預期是企業家從事生產活動的重要依據，進而影響貨幣政策；新凱恩斯主義認為由于價格機制的不完美性，不但預料之中的貨幣政策對產業和經濟周期有影響，預料之外的貨幣政策對總產出的影響更大；凱恩斯主義主張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通過影響公眾預期，進而影響消費、投資和總產出；貨幣主義學派提出了適應性預期模型，認為公眾根據過去的預測誤差調整當期預測，通貨膨脹預期一旦形成很難在短時間內扭轉，因此貨幣主義學派主張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理性預期學派在理性預期、信息充分和市場完善的假設條件下論證了“貨幣政策無效性命題”，即公眾能夠預期到貨幣政策實施及其效果貨幣政策規則不影響實際產出。
二、預期的存在性使貨幣政策行為博弈化
事實上，我們知道貨幣政策從制定到實施再到最終發揮效用要經過若干個時滯，在這一系列時滯過程中貫穿著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雖然不同的貨幣經濟學流派會對其傳導機制有不同的理論見解，但是貨幣政策的具體傳導過程是客觀的，預期在傳導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貨幣經濟學派的理論都隱性或顯性地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預期假設，而這一假設具有現實意義上的合理性。本文認為，正是由于預期在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的重要性才使這一過程更像是一個完全或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過程，因為公眾預期的存在使貨幣當局與代表性公眾的決策順序發生變化，無預期的貨幣政策模型必然是一個政府先行的動態博弈（在博弈樹中，由于當局先行，代表性公眾的兩個決策結分別屬于兩個信息集），而有預期的策幣政策模型是一個公眾先行的動態模型（在博弈樹中，由于代表性公眾先行，貨幣當局的兩個決策結分別屬于兩個信息集），所以此時貨幣當局做決策時不得不把公眾的預期行為考慮進來，形成自己的反應函數或反應對應。
根據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供的一個貨幣政策模型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政府在給定公眾預期通貨膨脹率條件下，選擇實際通貨膨脹率，會存在一個政府和公眾之間的動態博弈，他們的模型分析得出帕累托最優的通貨膨脹率和產出率組合是動態不一致的，政府沒有積極性堅持這一組合，而最終的動態一致性組合卻是次優的。所以在這里，本文認為，由于預期的重要性，結構類似的貨幣政策博弈要長期化，政府要重視自己的聲譽，言行一致，使公眾形成“好”的預期，這樣才能走出次優困境，形成帕累托最優的精煉均衡結果。鑒于預期使貨幣政策行為博弈化的重要性，以下給出一個簡單的預期與貨幣政策效應博弈分析模型。
三、理性預期下貨幣政策效應的博弈均衡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方松（2004）設定模型推導了一期的貨幣政策博弈均衡。在模型中，中央銀行的決策集包括零貨幣增長率與正貨幣增長率兩個戰略；公眾的決策集包括預期通貨膨脹率為負和預期通貨膨脹率為正兩種戰略并根據不同戰略做出不同的市場行為；事實上，對于中央銀行來說，正貨幣增長率戰略嚴格優于負貨幣增長率戰略，故其選擇正貨幣增長率為其最優策略；在理性預期假設下，公眾迅速認識到中央銀行會選擇正的貨幣增長率，故其必然選擇預期通貨膨脹率為正作為其行動基礎以使其效用最大化；該博弈模型的納什均衡是中央銀行選擇正的貨幣增長率，公眾選擇正的通貨膨脹率預期，均衡結果顯示貨幣政策只會影響通貨膨脹率而真實產出不變。這一模型說明，當貨幣當局的行為精確無誤地被公眾預期到時，貨幣政策并不能增加實際產出，而是完全轉化為物價上漲，這意味著在理性預期框架下公眾對貨幣政策的預期具有強大的威力，預期在宏觀經濟層面上應受到充分的重視，加以引導，使其成為造福經濟的工具，而不能使之隨波主流，對經濟造成負面的沖擊。當然這一分析結果是由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加上理性預期的假設前提做出的，而實際經濟體系復雜的多，更加適合用不完全動態博弈模型去擬合，而且現實的預期不會是理性預期，放松的假設是適應性預期，代表性公眾不會犯系統性錯誤，而會根據實際情況修正自己的預期。但這些對模型的修正和完善都不會否認預期的重要性，貨幣政策注定無法忽視預期。
相關分析由黃有光（Ng，1986）給出，他在其原創理論綜觀經濟學分析框架中提及到宏觀經濟可能面臨的五種境況，其中提及到的一種是宏觀經濟的“預期奇境”，核心思想是代表性公眾預期產出物價組合向量是多少，那實值的產出物價向量就會是多少，也就是說是代表性公眾的預期，而不是其他宏觀經濟變量因子決定了宏觀經濟均衡。這同樣說明，貨幣政策注定無法忽視預期。
四、貨幣政策預期的多重性
模型已簡單的擬合了預期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預期因子有一個重要的不同于其他宏觀經濟因子的獨特性質，這就是其對每個實值金融經濟學變量都會有一個預期值。實際利率對應其預期利率、實際貨幣余額對應其預期貨幣余額、實際匯率對應其預期匯率等等。所以預期因子在金融領域起著既重要又廣泛的影響。預期在金融領域具有權重性和廣泛性兩重性質。此外，隱含在預期背后的是動機，是一個經濟利益驅動機制，有什么樣的預期也就有對應的行為動機。公眾總是根據其對宏觀經濟因子的預期做成本收益分析，動態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優選擇，在與貨幣當局的博弈中保證自己的最大可得支付。而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預期在經濟利益驅動機制下每個參與方都試圖使自己支付最大化，但最終的均衡可能是次優的，而非帕累托最優的。預期對貨幣政策可能產生正效應，也可能產生負效應，具體看如何引導和利用。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上述分析，本文認為公眾預期與貨幣政策有效性之間存在著緊密的因果聯系，預期效應可能使政策成效與目標之間產生離差，事實上，貨幣當局可通過提高透明度、加強與公眾的溝通及建立和維持聲譽等方式合理引導預期向著有利于貨幣政策目標實現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 Lucas， R. E.，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