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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1
摘 要 根據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數據，以克萊因模型為基礎進行建模，建立“中國模式”的宏觀經濟模型系統，并對系統進行參數估計與分析。構建聯立方程模型，從財政政策角度出發進行相應的政策模擬與情景分析，探尋當前宏觀經濟可能存在的弊端并給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克萊因模型 聯立方程模型 系統 政策模擬 情景分析
背景：克萊因模型二戰期間是研究美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小型宏觀計量經濟模型，在宏觀計量經濟模型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經認為：許多宏觀經濟模型，剝到當中，發現都有一個小的克萊因模型。而自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利用 1978-2010年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構建克萊因模型，對中國宏觀經濟發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參考意義。
一、 克萊因模型系統的估計與分析
（一）該系統共有6個方程，其中前3個方程稱為行為方程，構成克萊因模型的聯立方程系統，而后三3個方程則稱為恒等方程。
表示如下：
（消費）
（投資）
（私人工資）
（均衡需求）
（企業利潤）
（資本存量）
變量解釋：Y：收入 G：政府非工資支出 C：消費 Wg：政府工資 I：私人國內總投資 T：間接稅收 Wp：私人工資 Time：時間趨勢 P：企業利潤 K：資本存量
（二）對建立系統進行估計，利用參數檢驗去除系統中不顯著的變量，利用DW統計量判斷自相關問題并適當增加滯后項，并對去除無關變量與新增滯后項的系統進行重新估計，其估計結果如下：
（三）結果分析：改進后的克萊因模型解決無關變量與自相關的問題，且比原始克萊因模型更加符合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實際。
I從消費行為來看，中國的最終消費主要受到企業利潤（本期與上期）、工資與上期消費水平這三方面的影響，并且這三方面都表現為正影響。企業利潤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業規模的擴大化，規模報酬遞增有助于企業利潤的進一步增加，由此進入良性循環。工資的提高，無論是政府工資還是私人工資，都能增加可支配收入，進一步刺激消費。改進消費行為方程中增加了消費的滯后項，說明消費行為是具有慣性的，歷史低消費水平將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未來的消費水平。而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刺激消費除了提高企業自主盈利能力、提高工資水平之外，還需要改變千百年以來中國崇尚儲蓄、節儉為美的消費觀。
II從投資行為來看，與美國克萊因模型有所不同的是，國內投資主要受上期投資的影響，受資本存量與企業利潤的影響并不明顯。按照經濟學的理論，企業的利潤水平越高，其吸引投資的能力就會越強，那么中國的投資行為看似有悖常規的經濟學理論了。然而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推出了各種政策吸引投資，相當優惠的幅度使得企業利潤在進行投資決策時的影響受到了較大程度的削弱。但是并不能說明如此吸引投資的政策是絕對明智的，吸引投資所付出的代價必須與收益進行衡量，一味犧牲總體利益而吸引投資的政策顯然是不合理的。
III從私人工資水平行為方程來看，私人工資僅受當期國民收入影響，而與時間趨勢并沒有太大關系。這似乎有些出乎意料，從現象上來看，隨著時間的發展，私人工資水平也在逐漸提高。但是時間發展也伴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剔除私人工資水平中的收入因素，時間的趨勢因素對私人工資水平的影響就微乎其微。這個行為方程可以解釋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時間仍在推移，經濟發展停滯不前，人均收入保持在一個中等水平，始終無法突破高收入線。中國目前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想要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僅僅依靠時間的推動力量是不夠的，必須為自身經濟發展謀求新的增長點。
二、 聯立方程模型建立與情景分析
克萊因模型的系統只能用于估計而不能用于預測與情景分析，需要建立聯立方程模型來完成這兩項工作。
（一）當前中國實行較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情景分析，在當前財政支出的基礎上給予以1%的沖擊，觀察其他變量的變化情況
變量 CS P Wp Y
變化率（%） 0.35 0.43 0.33 0.33
根據模擬結果可以看出:財政支出的增加會帶來消費、企業利潤、工資、國民收入的同方向變動，這是符合理論預期的。較為積極的財政政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提高企業競爭力與國民生活水平，從這點來看，目前實行的財政政策方案是比較合理的。但是可以看出財政支出增加的比例大于上述四個變量增加的比例，這可能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1）財政支出效率低下；（2）國民收入基數過大導致政策效果不明顯。如果是由前者造成，那么繼續擴張財政支出政策就意義甚微，必須考慮有效途徑增大財政支出的效用。如果是由后者造成則不必過于擔心，但也可以考慮其他比財政支出更具敏感性的因素以強化政策效果。
（二）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通過情景分析，在當前稅收的基礎上給予以1%的沖擊，觀察其他變量的變化情況
變量 CS P Wp Y
變化率(%) -0.20 -0.63 -0.098 -0.098
根據模擬結果可以看出：稅收增加會帶來消費、企業利潤、工資、國民收入的減少，基本符合理論預期。稅收增加減少了企業的留存收益，不利于企業的擴大再生產；同時減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抑制消費，對經濟發展有一定色抑制作用。僅從上述四個因素的變動幅度來看，稅收對于收入和私人工資的影響并不太明顯，但對最終消費與企業利潤有較大的影響。收入的不明顯變動意味著可支配收入的改變并不巨大，最終消費的迅速減少則是由于稅收增加帶來的負面心理影響抑制了邊際消費傾向。受稅收沖擊影響最大的因素是企業，目前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大約為25%，對于部分盈利能力較差的企業來說，增加1%的稅率足以帶來巨大的經營障礙了。由此看來：為了增強民族企業的自主盈利能力，對部分企業給予適宜的稅收優惠政策十分有必要。
三、 中國宏觀經濟模型研究的結論與政策含義
通過克萊因宏觀經濟模型系統的構建與系統參數的估計，發現美國克萊因模型并不完全適用于中國國情，中國需要自身經濟發展的“中國模式”。對所估計參數進行分析，找出目前宏觀經濟可能存在的幾個問題：①長期存在的消費觀導致內需不足，經濟發展缺乏動力，對外依存度較高；②高代價吸引外資抑制國內企業自主盈利的激勵；③經濟發展急需找到新的增長點，否則將會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④財政政策效率有待提高，部分支出可能存在浪費現象；⑤企業提高競爭力還需要政府更多的支持，對部分企業優惠政策必不可少。
這些潛在可能的問題都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經濟的蓬勃發展。自金融危機與歐債危機后，國外市場需求迅速萎縮，一味依靠加工性出口謀求發展顯然是不明智的，除了提高企業自主研發與盈利能力之外，拉動國內需求也將變得尤為重要。民族企業強大的競爭力將保障企業良好的盈利環境，強有力的內需將增強國家抵抗外來風險的能力。因此，國內政策制定者在進行經濟決策時建議考慮多向消費者與企業傾斜。
參考文獻：
[1]國家統計數據庫.國民經濟核算.219.235.129.58/indicatorYearQuery.do?id=130110100000000.
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2
（一）“新常態”的提出及本質
我國GDP增速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后處于波折階段，總的來說呈現出持續下降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新常態” 內涵反映出的是絕非以往只注重經濟總量增加，而是向宏觀經濟經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轉變。 由于不同于“三期疊加”之前表現出的宏觀經濟政策難以為繼，故而體現了“新常態”中的“新”字；此后我國的經濟發展將會表現出的相對穩定的國家經濟狀態則直接反映了“新常態”的“?！弊帧？梢院唵蔚卣f，“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的內在要求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反哺經濟的健康增長。
（二）“新常態”下我國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
我國正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階段，我國的宏觀經濟已經表現出相當一些新的變化。這些新的變化可以說是提前預知了“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一些主要特征。從這些提前預知的變化來看，我國經濟的運行有如下重要特征。
1.經濟潛在增長率在7%左右。經濟潛在增長率就來源來說主要取決于資本投入增長率、勞動投入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可以通過改善生產要素供給和提高生產率予以提升。
2.我國消費對總體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占了“半壁江山”，出口和投資已難以超越。2012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制造品生產國家，逐漸超越了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的增長方式由改革開放20年來以投資等為主導的外部需求結構向以“三駕馬車”為主導協調拉動經濟結構調整，完善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優化升級。
二、“新常態”下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風險
（一）金融風險暴露
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總體穩健，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穩中有險、穩中有憂，潛在的金融分析按不可忽視。尤其在我國經濟增速下行和結構性問題的背景下，要特別注意重點領域的三大區域性金融風險，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產能過剩風險。
（二）產業空心化風險
決策者出臺了一些列扶持政策，促進我國創新型工業和新興技術產業的發展，資源更多地向這兩個部門傾斜，而處于價值鏈的底端的一些產業必然會促使本產業向資源方轉移，努力使自身走向價值鏈的兩端，產業的穩定毫無疑問經受了沖擊。這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新興產業與傳統制造業等的轉移引起了產業空心化風險；第二是第三產業在GDP的占比持高不下，產業的結構逐漸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空心化風險；第三是我國外貿政策向外傾斜導致的產業空心化風險。
三、“新常態”下我國幾個重要經濟政策轉變分析
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領導層對宏觀經濟的管理基本傾向于需求管理，決策者為維持我國GDP增速差不多是10%的高速增長而以長期的擴張性政策來刺激國內總需求。然而，“新常態”下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一??供給面的問題，而這個供給面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長期性趨勢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需求管理對于解決結構失衡的長期問題上并不具有比較優勢，此時我們就應從供給端、從體制改革等頂層設計來著手調整。
（一）“新常態”下貨幣政策轉變
在我國“十二五”規劃的結尾之年，國內外經濟發展環境異常復雜，在這種經濟增速下行態勢下，決策者需要看清當前國內宏觀經濟與國際不穩定因素，通過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更加注重適度寬松。
曾經的政府宏觀調控目標是不管不顧、一心著重我國經濟總量的增加和增速的加快，根據短期的經濟結構性問題形勢的變化，頻繁使用強刺激手段來調節經濟，進而導致如產能過剩、地反政府債務、金融風險和極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等后遺癥。
（二）“新常態”下財政政策轉變
加強民生投入，激發消費潛力。近年來，我國政府出臺了一攬子的財政政策，加強對民生、社會保障等惠及大眾的財政投入，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能力。在我國經濟下行時，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可抑制的進一步減緩我國經濟增速，這又無可避免的造成對居民生活水平的壓抑。但可以預見在今后的一段時期，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有望加速提升，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將逐步解決居民消費的一大后顧之憂，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得益于政府對民生投入力度的加大。
四、“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轉變要點
（一）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常態”下宏觀經濟政策轉變的很好切入點和抓手
19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基本偏向于需求而忽略供給，決策者為維持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以長期的擴張性政策來刺激國內總需求。然而，我們在“新常態”下面臨的問題主要是一個供給面的問題，而這個供給面的問題應該是一個長期性趨勢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以凱恩斯主義為核心的需求管理對于解決結構失衡的長期問題上并不具有比較優勢，此時我們就應從供給端、從體制改革等角度來著手調整。
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3
關鍵詞:GDP;消費;投資;出0;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0)03-0006-05
一、國內生產總值概況及數據分析
國內生產總值(GDP)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駐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國內生產總值一般有三種計算方法:支出法、收入法和生產法。其中支出法是從最終使用的角度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最終成果的一種方法,包括最終消費支出、資本形成總額及貨物和服務凈出口三部分。這三部分就是俗稱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9月,中國的GDP總額為217817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7%;其中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89 676億元,同比上升15.1%;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55 057億元,同比上升33.4%;對外貿易累計出口8466.5億美元,同比下降21.3%。在國際上,中國2008年GDP總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以3315美元居世界第106位。
(一)第一駕馬車:消費
2009年1-9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是89676億元,占同期GDP的41.17%。我們先看看有關消費的經濟指標:
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自2008年1月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幾個月處于低迷狀態,受中外各國經濟刺激政策的影響,從2008年年中緩慢上升,到年末。也就是中國的農歷春節,傳統的消費習慣帶動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一個階段性的,但隨著春節的結束逐步下降。2009年初,國家推出了宏觀調控政策,如四萬億投資、十大產業振興方案等,所以與2008年相比,總體情況有所緩和,經濟回暖、收入上升等因素甚至使2009年10月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春節期間還要高。整個消費市場出現了走出疲軟、緩慢上升的良好勢頭。
2.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消費者物價指數即CPI fConsumer Price Indexl,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如果消費者物價指數升幅過大,表明通脹已經成為經濟不穩定因素。
從圖1中可以看出,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期間,CPI總體呈下降的趨勢,自2009年3月起,CPI顯示LH較緩慢的上升勢頭。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1)貨幣供應量加大,前三季度凈投放現金2 569億元,同比多投放965億元,新增貨幣供應量(M2)逐月呈上升態勢。(2)信貸投放量加大。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8.67萬億元,同比多增5.19萬億元。僅9月份當月人民幣各項貸款增加5 167億元。上述兩因素。通過乘數的作用會導致物價呈現出抬頭的趨勢。
3.生產者物價指數PPI。生產者物價指數即PPI(PreducerPrice Index)是衡量工業企業產品出廠價格變動趨勢和變動程度的指數,是反映某一時期生產領域價格變動情況的重要經濟指標。根據價格傳導規律,PPI對CPI有一定的影響。社會整體價格水平的波動一般首先出現在生產領域,然后通過產業鏈向下游產業擴散,最后波及消費品。雖然CPI與PPI不具備直接的可比性,直接相減缺乏理論上的根據,但CPI大致反應了居民消費品的價格變動趨勢,而PPI反映了工業品的價格變動趨勢,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居民消費品的價格總體呈上升趨勢,從圖l中是不難看出的。這初步證實了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加的情況下,物價也呈上升趨勢。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目前已經埋下了物價上漲的種子。
4.消費現狀的原因分析。(1)中國百姓的消費心理和消費習慣與西方不同。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還有“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等等,從這里面不難看到傳統中國人的消費意識和消費心理。通常,即使最窮苦的家庭,有了收入也不敢一分不剩地花掉,老一輩的人即使在去世前也想著該給兒女留下些什么。這就奠定了中國人在危機來臨時應對的基礎,即使在經濟危機最嚴重的2009年初,也看不到有人流離失所。(2)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制約了消費的增長。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未同步健全,供房的壓力、子女上學的壓力、贍養老人的壓力,這些都迫使人們不敢花錢。例如,中國現在實行的是“九年制義務教育”,即使不算擇校費,九年也只能是到了初中畢業,高中及大學的花銷對家長來說不可小覷;養老問題目前是個大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再加上現在的醫療保障不足的情況,作為家中支柱的中年人就更不敢花錢了,所以幾乎家家都有儲蓄。但是應該指出,儲蓄的增加制約了消費,導致了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喊的“拉動內需”拉而不動。而同時期美國的消費是要占到GDP的70%左右甚至更高。(3)中國的消費呈畸形化趨勢。根據凱恩斯的消費理論,不管哪個國家,普通人的邊際消費傾向高些,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些,但不管哪個國家,消費均主要由普通人拉動的,換句話說,如果一個國家貧富兩極分化太嚴重的話,這個國家的消費則很難拉動。例如,在金融危機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僅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就達到了10%。但作為中國較富裕省份的廣東省,僅麗白廣場一處奢侈品消費便狂漲了20%,價值十幾萬、幾十萬的名表的銷售漲90%以上?；蔚纳鐣M結構,只使部分富人受益,絕大多數人需求的下降導致了社會總體消費水平的下降。
5.消費小結。通過對上述與消費相關的指標的分析,我們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經濟出現緩慢回暖,溫和的通貨膨脹或已開始出現,居民收入水平上漲有限,百姓依然在捂著口袋消費,因此消費對GDP的推動作用短期內是有限的。
(二)第二駕馬車:投資
本文所指的投資主要指固定資產投資。截至2009年9月,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已經達到155057億元,同比增長了33.4%。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有133177億元是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眾所周知,城鎮才是國家信貸投向的重點區域,下面我們的分析,也同樣以城鎮投資為出發點。
從圖2可以看出,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額整體呈上升趨勢,同時,財政支出與銀行信貸投放量也呈上漲趨勢。其中在2008年8月到10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數額與新增貸款情況擬合較好;而2009年4-9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變化趨勢與信貸投放的變動趨勢到了幾近完美的程度。
1.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對GDP的拉動作用。從圖2中可
以看到,整個2008年財政支出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基本呈同一變動趨勢,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救市初期,財政支出在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是占相當的比重的。就數據而言,前三季度累計,全國財政收入51518.87億元,同比增長5-3%。同時期全國財政支出45202.78億元,同比增長24.1%。在不考慮政府轉移支付的條件下,財政支出占同時期GDP的20.76%強,占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33.94%強,財政支出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中央財政多次出現赤字情況,但是比較值得注意的是,1月、9月財政出現赤字的時候正是圖2中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幅度較大的時候,也就是說,中央為了拉動GDP的增長,已經不計預算盈虧了。
2.銀行信貸對GDP的拉動作用。在此輪金融危機中,中央雖然提出了四萬億人民幣的救市措施,但政府真正掏出的資金不足一萬億,余下的部分要由地方政府、銀行信貸和民間資本在“中央投資的帶動下”投入到經濟當中去。2009年1-9月,信貸投放量共計8.67萬億左右,占同時期GDP的39.88%。但銀行信貸資金在投放方向上,也出現不少問題,例如,相當多數資金投向了地鐵、馬路等“拉鏈工程”。成了“一錘子買賣”,另有部分資金仍然涌向外貿等產能難以消化的行業,甚至2009年房地產業中迅速崛起的不少“地王”,身后都有著銀行信貸的影子……產能過剩、難以可持續發展等行業占據了太多的銀行信貸資金,短時間內對GDP的拉動作用較強,但長久以來難以形成GDP的可持續性動力。
3.民間資本對經濟的拉動作用。2009年,民間資本的投資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制造業,這個不得而知。也沒有現成的數據可查。但可以做一個粗略的估算,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減掉各級政府的支出總額,再扣除銀行信貸的投放,其形狀大致如圖3所示:
應該承認,該圖形較粗略。只能大致反映民間資本投資情況,2009年第一季度之前,民間資本投資是負值,民眾對經濟增長的信心不足。2009年初國家的四萬億投資等救市方案出臺后,居民和企業的信心得以增強、投資開始增加。就絕對量來說,圖3民間資本投資數額最高的是8月份,投資額為8751.88億元,與同時期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17593億元相比,僅占49,75%,比率偏低。民間資本投資的低迷導致了我國的制造業面臨窘境。2007年以來,國家曾七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法定準備金率以遏制流動性過剩,但卻忽視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導致制造業借貸困難加劇的問題,民間資本在缺乏好的投資對象的情況下紛紛撤離,造成了制造業生存壓力的加大。
4.宏觀經濟的“擠出效應”。擠出效應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費或投資降低的效果,這個效應用來分析今天中國的經濟現狀應該說是再合適不過了。按照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機中,政府為了維持GDP的高增長,通過財政或信貸等方式投資于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雖然GDP增長了,但是在增長過程中,財政支出和信貸支出通過隱性的利率增長“擠出”了相當多的民間資本,而民間資本對一個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5.投資小結?？鄢斦С趾托刨J投放因素,第二駕馬車本身對GDP的拉動作用有限,盡管實現保8%的增長率困難不大,但依賴信貸支持和財政支出帶動投資增長的模式顯然是難以形成可持續的發展動力。動力應該來自制造業的良性發展和民間對制造行業的資本輸入,這些都是目前的投資環境和投資現狀所欠缺的。
(三)第三駕馬車:出口
1.現狀。在CDP的核算中,我們用的是凈出口,也就是出口減進口的數額。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國對外貿易累計出口8466.5億美元,同比下降21.3%;進口7111.7億美元,同比下降20.4%;累計貿易順差1354.8億美元,同比減少26%。2009年1-7月出口降幅平均達到了創紀錄的20%。從圖4可以看出,中國的進出口總額自2008年年中有所下降,在2009年初降到最低,之后又緩慢回升,凈出口即貿易順差的數額在進出口的絕對數額相對較低的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達到峰值,之后緩步下降,直到今天仍沒有恢復。而同時期2009年19月累計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也僅為26.55%,在以往經濟比較正常的年份,這個數據要占到30%甚至更高。就現狀來說,2008-2009年,幾萬家經營紡織、服裝和玩具的出口型企業倒閉,這里包括中國最大的玩具加工廠、位列全球第三的廣東省東莞市合俊玩具廠,從這個角度上說,本次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
2.原因分析。(1)金融危機中,外國居民購買力的下降帶來中國出口的下滑甚至出口企業的倒閉,同時危機也培養了歐美人民的儲蓄意識,這種意識可能會引起中國未來的出口進一步減少。例如,根據美國最新公布的數據,其居民儲蓄牢已經由過去的0上升為7%了。(2)西方國家有意識保護本國的產業和就業機會也帶來中國出口的下滑例如,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2009年11月7日在天津舉行的、“2009年中國國際貿易學會暨國際貿易發展論壇”上說,目前全球35%的反傾銷調查和71%的反補貼調查針對中國的出口產品,今年前三季度,有19個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88起貿易救濟調查(其中反傾銷57起,反補貼9起,保障措施15起,特保案7起),涉案總額達102億美元。“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貿易磨擦在增加”。由此看來,貿易保護主義已經成為阻礙我國H;口增長的源頭之一。(3)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正在降低。因為人民幣升值、勞動者收入提高、勞動法要求的各種保障也在提高等原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降低。據報道,阿迪達斯公司高層表示,鑒于中國工資水平提高,為降低生產成本,準備將部分產品的生產及采購從中國轉移出去。耐克、彪馬等國際鞋業巨頭也準備效仿阿迪達斯,而美世咨詢一項凋查指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是高于印度的,該公司的報告中提到,在所調查的中國42種職位中,95%的基本工資成本要高于印度,經理層和專業人員的收入甚至為印度同等職位的兩倍以上。
3.出口小結。隨著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喪失,出口對經濟的拉動效果越來越差,而且這種狀況,因為國外儲蓄意識的提高、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永久的。
(四)三駕馬車小結
表1是三駕馬車在不同的年份對GDP的貢獻情況。2005年以來,最終消費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變化不大,資本形成呈上升趨勢,而出口在穩定了三年(2005--2007年)后的2008年、2009年出現了較大滑坡。與2007年對比,消費的增長顯然尚有較大空間;資本形成能否持續以高比率增長難度較大。那么,在未來的發展中,如何才能讓GDP以更加健康和持續地維持以往的高增長才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對策與建議
(一)消費
眾所周知,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占
GDP7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國的消費僅占40%左右,如何將中國從制造大國轉變為消費大國,這是促進中國經濟良性增長的關鍵?？偫硪苍岢?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內生的動力和活力不足”,而這個“動力和活力”顯然來自于消費。而消費之中,尚有巨大的潛力可挖。舉例來說,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89676億元的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縣及縣以下的消費額僅占31.96%,但這部分人口卻占了中國13億人口的60%以上,如何挖掘這部分人的消費潛力,筆者提出以下觀點:
1.推動城市化建設,促進農民和農村消費觀念的轉變。城市化的發展至少有以下優點:其一,消化存量房源,帶動新一輪的房地產投資熱潮,拉動GDP的進一步提高;其二,促進消費,托動經濟健康發展。農民不是不愿消費,而是不敢消費。因為農民還有以下幾大問題沒能解決:(1)養老問題。相當多的農民仍然具有養兒防老的思想,依靠子女生活在農村仍占主流。如果能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動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思維,先將部分農民納入社會養老保障中去,再逐一擴展,農村和農民的消費是可以提高的。(2)醫療。盡管部分農村已經在推廣農村合作醫療保障,但其力度顯然尚不能足以讓農民不增加儲蓄或不儲蓄。如果能將醫療進一步改革,擴大醫保覆蓋范圍,也可以帶動消費的增加,(3)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資本化問題。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資本化將決定農民是否愿意離開土地而進入城市,能否給予農民清晰的產權,將決定他們在城市化過程中對經濟增長的推進力度。(4)變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為所在城市的市民,中國有九億的農民,其中外出打lT的農民和家屬共計4億左右,這部分人相當多數已經熟悉和習慣了城市生活,建議率先從他們做起,將他們變為市民,以帶動消費的增加。
2.擴大城市中產階級的比重。據不完全統計,美國中產階級的比重占人口的80%左右,新加坡更是達到了90%,而中國尚不足1、5。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曾明確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人口的比重。因為他們才是社會消費的主力軍。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擴大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目前的勞動報酬收入僅占GDP的40%左右,比世界平均數低15%,因此分配制度改革也勢在必行。來京參加“2009年諾貝爾獎獲得者北京論壇”的英國經濟學大師理查德?波茨曾提到,中國現在變得越來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消費水平上去了,將比其他經濟政策更有助于促進經濟平衡。所以,他也建議中國人的工資水平應該提高。
4.加大醫療、養老的投入比重,培養能夠提高消費率的消費環境。我們要培養的消費環境,除了消費,ON、消費意識外,各種抑制消費的隱性因素也應消除,如城市中養老、醫療等報銷比率的提高,房價的下調等等。
(二)投資
1.在就業形勢較嚴峻的今天,自主創新是維持競爭力和提升產業結構的核心要素。在2009年的經濟救市方案中,產業結構創新在4萬億的救市方案中占比較少,僅占4%。大量資金投向公路、機場等可以大規模地吸收勞動力,刺激消費的行業。但是可能會忽視這樣一點:這些產業是可持續發展的嗎?它能否帶來失業人口的穩定、持續減少呢,它能否使消費的增加也是可持續性的呢?除此以外,中國每年大約有630萬大學生畢業。畢業即失業已經成為不少學生和家長的隱憂,而這些大學生有多少能去建地鐵、修馬路呢?因此建議放手支持民間資本,鼓勵和刺激新興產業出現,鼓勵自主創新以提升產業結構,吸收更多的有技術、有文化的人員就業。自主創新才是經濟持續和穩定發展的動力源泉。
2.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降低,要在國際競爭中取勝,應提升人力資本優勢和創新優勢。我們的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漸消失,低成本的勞動力密集型企業必須要轉型,我們需要提升的是人力資本而不是勞動力的數量。那怎么提升人力資本呢?建議改革目前代加工業的現狀,延伸產業鏈,除代加工外,延伸到設計、物流、倉儲、廣告、市場、銷售、推廣等等方面,成為整個鏈條中的99%甚至100%,將各個環節升級換代,人力資本和創新的結合才能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
3.國家政策支持和信貸投向應向民營制造業傾斜,創造健康投資環境。民營資本是經濟健康發展的必備要素,也是經濟中內生的力量所在,更能引領未來社會的產業升級與產業創新,建議國家通過投資補貼、銀行信貸等方式重點支持民營制造業的發展,以使經濟實現可持續性增長。
(三)出口
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4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政策；政策分析；價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國次貸危機、歐盟貨幣的影響的，全球經濟的基本層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世界經濟陷入到了明顯的衰退之中。在近兩年，一些國家（包括我國）逐漸走出了危機的陰影，經濟增長的需求呈現出上升的趨勢[1]。在這種情況下，應該變壓力為動力，充分使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使之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可見，在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面前，不同國家和地區都出臺了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加以應對。對我國來說，身處后危機時代，因為資本項目管制和金融體系的結構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響。但是，在宏觀經濟學層面，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考驗。文章以此為視角，對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分析，闡述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給出了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旨在通過本文的工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供借鑒的管理信息。
一、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
（一）財政政策的理論依據。（1）對政府購買性支出來說，指的是政府借助國家資金購買商品或者勞務的支出。在財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購買支出，國民收入會出現成倍的增長。在本次經濟危機中，我國政府通過增加投資，不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拉動內需的同時，使相關行業與產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2）轉移性支出也叫做轉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場上完成購買行為，而是將財政資金轉移至社會保障與財政補貼方面，而對那些接受轉移資金的社會組織和個人要經過市場購買商品或者勞務；（3）通過稅收對總供求進行調節。從財政學的角度將，國家適當的減少稅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國民收入，提高社會整體福利。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我國政府為了減輕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壓力，在某種程度上進行了減稅，能夠使一些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業已經虧損的企業實現再次盈利，能夠維持現有的生產，在購買原材料、銷售產品等環境能夠保持一定的競爭力[2]。這樣一來，不但能夠活躍市場，還能都增加就業崗位，減少失業率，促使經濟的增長。
（二）貨幣政策的理論依據。（1）為了對經濟危機做出有效的回應，通常要通過選擇性貨幣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優惠。這是中央銀行以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為基礎，以國家重點發展的經濟部門或產業為依據，對其采取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夠促進相關產業或部門的發展和壯大，促進就業；（2）保持貨幣信貸的合理增長是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常用的貨幣工具，其具體操作為，取消對商業銀行信貸的規模約束，通過擴大信貸規模，在某種程度上，保證金融體系流動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支撐，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更具新問題、新情況對政策作出及時、充分的調整；（3）在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存款準備金政策是最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業銀行交存中央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提高社會貨幣供應量，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流動資金。尤其當經濟進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貼現率的方法增加貨幣的供應量，以此刺激消費，增加財政收入。
二、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分析――兼對產業和區域經濟的討論
（一）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經過了多年的發展，我國“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這幾個板塊在重要性方面沒有顯著區分，但是，在歷史和現實因素的影響下，一些地區（板塊）的發展已經落后了，與發達地區相比存在顯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內蒙古在西部大開發的過程中，劃給了西部地區，在經濟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龍江省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過程中，也得到了國家再一次的重點關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屬于糧食主產省區，在農業、交通區位和自然資源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國家在宏觀調控的過程中，為了進一步的使這些區域得到均衡的發展，已經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條件，在加強相互協調與配合的過程中，相關的規劃引導與政策扶持相繼出臺，對健全區域協調互動機制，形成合理的區域發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動作用。
（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當前，我國經濟已經進入到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后時代”，但是，因為政策不合理，和進口設備的減免稅等，一些本國產業處在了競爭劣勢地位。此外，內資和外資企業在稅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況，知識一些產業內的企業市值被嚴重拉低，最終成為其他企業的并購對象，演變成為組裝廠和裝配線，產業的“空心化”情況較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與完善相關產業政策，借助多種手段支持國內產業的發展和進步。同時，要不斷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力度，開發對經濟增長有重大帶動作用的產業和企業，使其能夠從加工裝配向自主研發轉變和延伸，在強化傳統產業與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的同時，最大限度的提升產業的水平。此外，還應該出臺相關政策，支持產業的自主創新，使產業內的企業能夠成為自主創新的主體。
三、后危機時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
（一）對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充分發揮出來。當前，由于后危機時代各種利益集團組成的利益結構十分敏感，因此，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價值取向應該指向市場，并使市場機制和政府干預結合在一起。這樣一來，在政府的宏觀調控下，能夠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這是因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經使我國遭受了一定的沖擊，同時也暴露了我國目前國貨幣金融體系的缺陷。從這個角度講，應該有效解決國內貨幣政策目標和各國對美元的要求之間的矛盾和你沖突。即使在后危機時代，也能夠通過改革與完善貨幣體系，構建一個可以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快速發展的態勢。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為有效應對經濟危機的影響，在后危機時代能夠在宏觀經濟方面獲得更大的進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顯市場經濟道德。具體操作為，通過擴大內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經濟增長對供給貿易的依賴；借助危機中的機遇，不斷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轉型，以此加速產品與設備的更新速度；同時，要調整出口結構和方面，在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還應該積極尋求更多的經濟合作伙伴，通過合作和聯盟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
（三）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規避金融風險，可在后危機時代，一些企業將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投機工具，認為的把衍生產品復雜化，這樣一來，金融衍生品的風險被空前的提高，市場規模也已經超越了實體經濟的規模和限制，一旦危機再次爆發，將會使實體經濟再湊受到沖擊。為此，需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進行金融創新，通過有效的方法，積極應對市場上的潛在風險，否則，金融監管的金融創新將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災難。
四、結束語
在經濟危機之后，往往會進入到一定區間的后危機時代，依照馬克思的經濟危機周期性理論，這一時期指的是蕭條階段已經結束，復蘇階段尚未開始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企業要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國家還是地方層面，都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調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與文件的貨幣政策的同時，通過調整宏觀調控的方向與內容，不斷擴大內需，實現國民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文章以此為視角，對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結論，希望這些結論能夠指導實踐。
參考文獻：
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5
【關鍵詞】宏觀經濟；貨幣政策；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
一、引言
美國次貸危機顯示了不良貸款率與宏觀經濟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低迷的CPI使美聯儲調低利率刺激需求，也使銀行放松貸款審核，導致信貸快速擴張，信貸高增長會引起未來不良貸款大量積聚的風險。趨勢反轉時，美聯儲為抑制資產價格增長調高利率、收緊銀根，企業資金鏈斷裂，償債能力出現困難，大量不良暴露。貨幣政策在我國宏觀調控中的作用日益顯著，前些年為促進復蘇我國采取4萬億投資和寬松貨幣政策，這些政策會影響信貸質量。因此，分析宏觀經濟、貨幣政策與不良貸款的關系意義重大。
二、文獻綜述
關于宏觀經濟與不良貸款的關系，Gambera（2000）[1]and Fofack（2005）[2]分別研究美國和非洲銀行，發現不良貸款主要受經濟波動的影響。周忠明（2005）以江蘇省379戶企業為樣本進行調查，得出約70%不良貸款的形成與宏觀經濟波動有關。[3]李思慧（2007）[4]和李麟（2009）[5]分別采用主成分回歸和VAR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不良貸款與宏觀經濟指標呈強負相關。
對于貨幣政策與不良貸款的關系，Jimenez（2008）and Ioannidou（2009）分別研究西班牙與玻利維亞銀行的“風險效應”，研究表明擴張性貨幣政策將帶來更高的信貸風險。于一（2011）采用1999-2009年50家銀行數據考察貨幣政策的影響，研究發現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刺激銀行風險，風險的動態性將其延續到貨幣政策緊縮階段。[6]
由此可知，大多文章忽略了經濟運行中貨幣政策調控的影響。實際上，不良貸款率在隨
經濟波動而變化的同時，貨幣政策也會影響信貸質量，本文將同時考慮兩者的作用。
三、機理分析
經濟增長會對不良貸款產生兩方面影響。一方面，不良貸款率會隨著宏觀經濟波動而波動。隨著經濟增長，企業盈利能力提高，有足夠多資金償還貸款，可降低信貸風險，即宏觀經濟狀況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另一方面，國家往往會采用宏觀調控來熨平經濟波動，央行會收緊流動性，這將增大銀行風險暴露，不良率上升。
貨幣政策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具體可分析如下：當經濟低迷時，央行采用擴張性貨幣政策，這時銀行放松貸款準入條件，擴大信貸規模，使得一些盈利能力較差的項目也獲得貸款，企業財務狀況變好，擁有足夠多的資金用于還貸，使得當期不良貸款率下降。但實際上信貸高增長會降低貸款質量，引起未來銀行不良貸款大量積聚的風險。等到經濟形勢發生變化，央行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通貨緊縮的出現使得大量不良貸款開始逐漸暴露。由此可見，貨幣政策會對宏觀經濟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產生一定程度上的削弱，兩種效應究竟哪一種效應占主導，需要采用實證的方法加以研究。
四、實證分析
1.變量選取、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實際GDP增長率（GDPR）反映經濟景氣程度，采用M2增長率（M2R）、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BIR）和存款準備金率（RE）作為貨幣政策變量，被解釋變量為不良貸款率（NPLR）。采用2004年Q1至2012年Q4的數據來進行分析，樣本對象為我國商業銀行。為使結果更準確，本文采用施華強（2005）的方法[7]將銀監會網上的不良率數據加以變換，計算剔除剝離的不良率，即NPLR。
2.實證研究過程
首先采用ADF方法進行平穩性檢驗，所有變量都是I（1）序列。其次進行Johnson協整檢驗，結果表明，（NPLR，GDPR，M2R，BIR，RE）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本文選用VAR模型來具體分析各宏觀經濟變量對不良貸款的影響，滯后階數由LR、FPE、AIC、SC和HQ值確定為2。由脈沖響應函數可知GDPR對NPLR的沖擊為負，這表明宏觀經濟形勢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M2R對NPLR的沖擊為負，BIR和RE對NPLR的沖擊為正，這表明緊縮性的貨幣政策會帶來不良貸款率的上升。當經濟形勢良好時，雖然貨幣當局采取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會抵消一部分不良貸款率的下降，但總體而言銀行面臨的信貸風險還是下降的。根據方差分解，可得出NPLR受其自身影響最大，其次為GDPR和M2R，而受BIR、RE的影響較小。這也說明貨幣政策只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抵消宏觀經濟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并且BIR和RE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較小，與脈沖響應結論相一致。
五、結論及建議
1.結論
（1）GDP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這表明雖然貨幣政策會從一定程度上削弱經濟增長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但這種影響相對較小。M2增長率與不良貸款率呈負相關，利率與存款準備金率與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故擴張性貨幣政策會降低不良貸款率。
（2）在貨幣政策工具中，M2對不良貸款率的影響最大，而利率與存款準備金率的影響較小，這與我國實際情況相一致。由于我國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而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數量型工具較為猛烈，故我國常采用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
2.政策建議
（1）由于貨幣政策會影響信貸質量，所以央行要對其風險效應做出前瞻性和系統性把握。在衰退時，當期擴張性貨幣政策能夠較快帶來經濟企穩回升的效果，但這一過程積累的風險會在隨后幾期釋放，為隨后經濟復蘇中的風險埋下隱患。
（2）不良貸款大部分都是在貸款增長較快時期投放出去的，因此為保證銀行穩健運行，在實施經濟刺激計劃的同時，央行有必要抑制信貸過快投放。
參考文獻：
[1]Gambera M. Simple Forecasts of Bank Loan Quality in the Business Cycle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hicago，2000.
[2]Fofack， Non-performing loans in sub-Saharan Africa：Causal Analysis and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s[J].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2005.
[3]周忠明.不良貸款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J].銀行業監管，2005，6：45-46.
[4]李思慧，顏向農.商業銀行不良貸款與宏觀經濟因素相關性實證分析[J].時代金融，2007，5：45-46.
[5]李麟，索彥峰.經濟波動、不良貸款與銀行業系統性風險[J].國際金融研究，2009，6：55-63.
[6]于一，何維達.貨幣政策、信貸質量與銀行風險偏好的實證檢驗[J].國際金融研究，2011，
12：59-68.
宏觀經濟與政策范文6
外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遠未結束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點可以用“三F”來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機)、FUelCrisis(石油危機)和FoodCrisis(糧食危機)。索羅斯日前曾指出，美國當前可能面臨“6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金融危機”。
目前，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的不斷下滑，金融危機已經從次貸蔓延到優級抵押貸款。美國最大的兩個房地產貸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證明。這兩家金融機構持有大約5.3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債權，占整個市場規模的44%。這兩大公司面臨財務困境，勢必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巨大沖擊。因此，要對當前國際經濟形勢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輕心，不要以為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危機還遠未到達“結束的開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僅僅是“開始的結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內部經濟形勢: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其國內的通貨膨脹
1次貸危機影響中國的直接和間接途徑
發端子美國的次貸危機直接影響到了中國，部分中資銀行機構購買的次級抵押債券價格縮水，更嚴重的是，由于中國是美國機構債的最大持有國，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國最大的兩家機構債發行人，因此中國持有的機構債不僅會賬面縮水，而且還會面臨違約的風險。無論如何，“兩房”危機已經對中國外匯儲備的安全造成極大沖擊。次貸危機給中國帶來的損失還會表現在資本流動、貿易保護等諸多方面。隨著次貸危機的發展，可能會改變國際資本流動的方向，極可能導致短期性投機熱錢流入中國，也可能導致熱錢的迅速抽逃。次貸危機和美國經濟下滑將導致美元持續貶值，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進而造成中國國內輸入型通貨膨脹。而美國經濟下滑又會引發美國國內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抬頭。
2美國經濟減速或衰退對中國出口的影響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的研究人員測算，中國出口對美國收入的彈性大約為4。就是說，美國經濟增長下降1%，中國對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紤]到其他國家經濟增速也會因美國經濟減速而下降，加上中國出口對許多重要貿易伙伴的收入彈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比重1/5左右計算，美國經濟增速下降1%，中國的總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對中國的通脹形勢必須繼續保持高度警惕
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動的性質。但本輪通貨膨脹的發生，從根本上、從源頭上說，是經濟過熱的結果。當前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的暴漲，以及國內工資成本的上漲(還有天災)，對中國通貨膨脹的發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當前世界范圍內的通貨膨脹，從根本上說，也是世界范圍內經濟過熱的結果。
在今后一段時間內，中國的通貨膨脹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第一，通貨膨脹的發生和發展，滯后于經濟過熱的發生和發展數個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經濟過熱，不但對當前的通貨膨脹，而且對和未來的通貨膨脹將會發生影響。目前，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依然高達10.4%，依然高于潛在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壓力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將繼續存在。
第二，中國目前的通貨膨脹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價管制條件下的通貨膨脹水平。為了改善資源配置，增加供給，政府必然會逐步放松物價管制。由于價格下調的剛性，一旦解除對關鍵性產品的物價管制，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
第三，國際石油價格、糧食價格和其他商品價格(如鐵礦石)的上漲——盡管目前已經有所回落，已經而且還將增加中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從而導致中國PPI的上升。
第四，中國的PPI在最近幾個月持續上升，目前已經超過10%。下游企業將越來越難以消化PPI的上漲。一些企業將因虧損而倒閉、減產，但這并不意味產品價格不會上漲。因而，CPI很可能將因越來越多的產品的價格上漲而上漲。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貨膨脹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縮指數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國面對的不僅僅是豬肉或其他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是物價的普遍上漲。
第五，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通貨膨脹的上升趨勢得不到扭轉，通貨膨脹預期將會加強，通貨膨脹預期下的企業和個人的自我保護行為(如要求增加工資、囤積、搶購等)將使通貨膨脹進一步惡化。在目前條件下，搶購之類的現象不大可能發生，但工資一物價的上升螺旋卻可能形成。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前瞻:堅決遏制通脹
國務院最近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將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控制物價過快上漲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把抑制通貨膨脹放在突出的位置。筆者認為，盡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會因基數和農產品價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現回落，但對通脹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觀經濟政策仍應該堅持把抑制通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首要目標的方針。如果中國能夠及時采取措施抑制通脹，經濟就不需要急剎車;如果過早放松宏觀經濟政策，通貨膨脹就可能反彈。最終不得不急剎車，損失則要大得多。
1抑制通脹無需懼怕經濟增長速度適度降低
由于中國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是經濟過熱，抑制通貨膨脹的主要途徑應該是抑制總需求。換言之，控制通貨膨脹就要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在中國的總需求中，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是增長最快的兩部分。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持續高于GDP增速。中國的投資率超過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產投資對總投資的增長貢獻最大，且存在較嚴重的泡沫，因此應該成為宏觀調控的重點。抑制經濟過熱所造成的通貨膨脹，必須付出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所謂“魚與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關于“兩防”的方針是絕對正確的，在通貨膨脹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變。投資增長速度和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和宏觀調控的方向，我們沒有必要對兩者增長速度的下降，特別是對出口增長速度的下降過于擔心。目前速度降一點，是正常的，不必緊張。沒有增長速度的適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長質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產業結構的升級。
防止經濟過度下滑可以做些預案，但還沒有到需要立即實施的程度。在當前形勢下，釋放出政府將會對“反通脹”方針加以調整的信號是絕對有害的。即便需要對某些具體政策進行微調，也不應使公眾產生“政策將會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貨幣政策松動的預期，許多銀行提前放貸，夸大信貸緊張程度，營造信貸需求旺盛、規模緊張的氛圍，以倒逼中央銀行。溫總理關于經濟增長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顯示了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決心，為治理通貨膨脹預留了充分的余地。筆者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通脹率4.8%的目標今年恐怕難以實現，可以延長實現這一目標的期限，但沒有必要對此目標加以改變。而且，中國的通貨膨脹率應該最終維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脹離不開貨幣緊縮
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貨幣現象”。話雖然不能說得極端，但寬松的貨幣供應環境畢竟是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必要條件。因此，治理通貨膨脹離不開貨幣緊縮。除非通貨膨脹形勢有了根本的好轉，否則，貨幣緊縮的大方向是不會也不應該改變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各種渠道，減少有效需求，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貨膨脹，自然要增加供給，但為增加供給所能選擇的宏觀經濟政策工具是有限的(減稅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且難以在短期內見效。一般情況下，即便通貨膨脹是由供給方原因所造成的，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除實行其他政策外，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須看到，在這種情況下，為求抑制通脹，需要付出更大的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的代價。遺憾的是，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1980年代，為了抑制由于石油沖擊造成的通貨膨脹，美聯儲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美國經濟一度陷入“滯脹”。但歷史表明，美國當時的經濟衰退換來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貨膨脹。而這種低通脹，則為美國經濟的振興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多年的低通脹來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獲得，所付代價將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業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已經越來越低，經濟增長速度下降所帶來的失業問題應該、而且可以通過其他方法(如財政政策和產業結構調整)來解決。
3為了改善經濟結構應繼續使人民幣升值
中國的本次通貨膨脹不能不說同其匯率政策有關。中國本輪通貨膨脹的貨幣源頭及其發展可以分為這樣幾個環節:
第一。優惠的引資政策和出口導向政策導致了中國的雙順差。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雙順差日益固化為結構性的雙順差。中國經濟增長的對外需依賴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對外依存度過高，中國不希望人民幣升值。在雙順差條件下，為了維持匯率的穩定，中央銀行不得不大規模干預外匯市場:買進美元，釋放出人民幣。
第三，央行的干預導致外匯儲備和基礎貨幣的大量增加。為了防止基礎貨幣的增加導致通貨膨脹，央行進行了大規模的對沖操作:賣出央票，回收人民幣;提高準備金率。央行的對沖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種種制約因素，對沖難以完全沖銷掉過剩的流動性。事實上，中國的廣義貨幣的增長速度一直明顯高于GDP的增長速度。這就為通貨膨脹的發生創造了貨幣條件。
第四，中國的持續、巨額雙順差必然導致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產生，這種預期進而導致了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之外的資金的流入，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和央行的對沖的負擔。過剩流動性進一步增加。
第五，解決由雙順差和人民幣升值預期造成的流動性過剩的最簡單辦法是讓人民幣根據市場的需求自由浮動。但是，由于人民幣幣值長期低估，人民幣匯率一旦自由浮動，上升幅度可能過大。由于擔心對中國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中國選擇了人民幣緩慢升值這一路徑。
第六，人民幣緩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掛導致熱錢流入。在人民幣升值速度緩慢條件下，防止熱錢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實行資本管制。
4必須加強資本項目管制
如果已經確定了人民幣緩慢、漸進升值的方針——盡管筆者不認為這是最佳方針——我們就需加強資本管制。人民幣升值的速度取決于資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當資本管制完全有效時，才談得上人民幣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國自行掌握。當前央行對跨境資本流動加強管理的方針是非常必要的。但筆者認為力度還應該進一步加強、覆蓋面應該進一步加寬?！皣肋M寬出”應該調整為對進和出都實行有效管理。在強化對“熱錢”防堵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對“熱錢”突然流出、對中國經濟造成沖擊而防患于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