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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范文1
關鍵詞：貨幣政策；宏觀經濟；金融機構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2-0008-02
一、引言
21世紀以來，中國金融宏觀調控經歷了諸多重大挑戰，我國金融宏觀調控則面臨了一系列新的壓力。新形勢下，中國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之間平衡的把握更具挑戰性，金融改革也逐步走向攻堅階段。實際上，從效應來看，貨幣政策需要更好地把握增長與通脹之間的平衡。當前，我國利率、匯率市場化機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開放經濟格局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更加重視內外部協調，并積極應對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保持中國平衡改革、發展與穩定的目標。同時，當前中國房地產過熱問題繼續凸顯，傳統主流貨幣政策的挑戰越來越大，新的宏觀審慎政策呼之欲出。
在面對挑戰的過程中，中國的貨幣政策要直面控制通脹的目標，并兼顧改革和轉型任務的需要。經濟和物價水平的穩定，有賴于貨幣政策等金融調控機制的建設，未來利率、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也要求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鑒于此，本文將回顧21世紀以來的十幾年間中國貨幣政策的實踐，總結其特點，分析我國貨幣政策的得失，并對未來我國貨幣政策實踐與宏觀經濟發展進行了展望，以期促進我國宏觀經濟的內外部協調發展。
二、新世紀以來我國貨幣政策與宏觀調控經驗總結
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社會面臨的轉軌任務更趨嚴重，“過熱沖動”的問題凸顯，防范通脹的要求更加迫切。而從全球范圍看，各國央銀普遍維護物價穩定為主要目標，貨幣政策對物價水平穩定的關注更為直接。不過，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征使得我國宏觀調控也比較重視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防范通脹風險則更為重要。這也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調控環境更加困難。一方面，中國人均收入處于起飛和趕超發展階段，社會積極性很高，樂觀預期的情況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各地方舉債的動力強，加之中國城鎮化加快發展的情況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建設發展任務較重。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中的通貨膨脹是主要的宏觀經濟風險，而貨幣政策主要被用于維護價格總水平穩定。實際上，中國較為成功地運用大規模對沖和漸進升值的組合應應對了各種挑戰和問題，主要經驗如下：
首先，堅持實行了宏觀調控的多目標制。中國是轉型國家，改革和完善機制有其自身的過程和規律，經濟增長和就業穩定的任務相輔相成。同時，中國的市場化程度低，貨幣政策運作和傳導機制與傳統發達國家不同，單一目標制不適合國情。中國的貨幣政策既要維護低通脹，又要促進經濟合理增長、保持充分的就業，還要在不斷開放的條件下維持國際收支平衡。多目標制適合我國向社會主義實現經濟體制的轉軌。這是由于轉軌過程中消除價格扭曲、優化資源配置需要實現多目標制。中國的貨幣政策需要對這些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的改革提供空間。同時，金融機構的深化，比較好地解決了妨礙金融穩定的體制性問題。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制更適合國情。
其次，我國高度重視金融機構健康化。新世紀以來，中國高度重視金融穩定，并將其視為價格穩定的重要前提。本世紀初，中國加快了國有銀行體系改革，中國銀行體系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在剝離不良資產后，外匯儲備被用于補充國有銀行資本金，推動了國有銀行改制上市。主要國有銀行先后建立了公司治理架構。經過一系列改革，中國銀行體系沉重的歷史包袱得以解決，穩健性和競爭力大大提高。中國經驗表明，央行的在線修復對于維護金融穩定和促進宏觀調控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貨幣政策不斷強化宏觀調控。中國經濟轉軌之路具有漸進性質，上世紀末，我國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框架沒有建立，傳統計劃經濟仍是主要手段。伴隨經濟體制的變化，我國金融機構的信貸管理自不斷擴大。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取消了信貸限額管理。進入新世紀以后，我國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和利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組合形成了間接手段為主的調控模式。
最后，合理把握匯率、利率改革進程，做好流動性對沖。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主動收窄了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對于維護全球經濟金融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濟持續平穩較快增長，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矛盾也逐漸顯現。浮動匯率制度改革被提上日程。實際上，匯率機制改革需要一定的條件和合適的時機，到2005年上半年，我國宏觀調控成效明顯，投資過熱得到抑制，對外貿易持續增長。在此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啟動，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此后，中國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大幅減少了外匯干預，使得國際收支趨于均衡。同時，大規模的流動性對沖等工具的適用，使得中國貨幣政策在應對銀行體系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方面取得了明顯成效。在利率改革方面，我國積極配合金融改革進程，促進利率市場化進程。當前，中國已從融資利率管制轉為主要依靠市場決定利率，取得了長足
進展。
三、小結
總體來看，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適用積累了不少寶貴經驗和教訓。這些對于加快推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金融市場改革、提升內生增長動力意義重大。未來幾年，中國要緊緊抓住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運用貨幣政策維護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同時，金融宏觀調控要有大思路，要能夠前瞻性地謀劃調控策略和方法，在工具選擇上要堅持適度創新，提高調控的科學性和專業化水平，增強長期可持續發展的
基礎。
參考文獻
[1] 夏斌，陳道富．中國金融戰略2020[M]．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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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結構中需求結構失衡
投資、消費和出口是促進一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動力，三者間的結構比例合理與否關乎國民經濟能否保持持續穩定的發展。目前，我國仍停留在以政府和國有資產投資為主要視角，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為重點的經濟低齡化階段，需求結構中投資需求在總體份額中依然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相對而言，消費需求的彈性較弱，其對GDP的拉動幅度遠不及投資需求所產生的經濟帶動效應。但需求結構嚴重失衡是市場機制與政府宏觀調控長期作用的結果，短期內難以加以平衡與改變，使得需求結構的調整成為一大難題。
2.巨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
（1）外匯儲備脫離最優規模。2012年是我國自1999年持續保持雙順差以來首次實現貿易結構的“一順一逆”。但好景不長，2013年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再次陷入嚴重的雙順差泥淖，終使2012年的“一順一逆”成為曇花一現。長期的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遠遠超過市場所需要的最優儲備量，有限的資源難以得到高效的配置，進而造成大額的外匯浪費；相應地，外匯儲備失控的波及范圍并不僅僅局限于外匯資源的閑置，其對央行以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職能的發揮同樣形成了不可低估的阻力，甚至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都形成巨大的負擔。
（2）貨幣升值預期持續走高。我國國民經濟總量的迅猛增長以及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升值壓力一度形成了人民幣升值不足的預期，由此引發各路國外資本紛紛涌入中國資本市場，企圖分刮人民幣升值所造就的大蛋糕。而反觀消費者的投機行為也是導致大量貨幣流入資本市場的重要原因。這些因素混雜便形成了一條惡性循環鏈，引起國內經濟增長速率過高，偏離穩步發展的軌跡，一旦資本撤離中國市場，便會極大可能地造成我國資本市場的癱瘓，加速經濟泡沫的破裂，不利于我國國民經濟的長期穩定的發展。
（3）貨幣流動性過剩。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作為通貨膨脹的一大誘因，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國內物價的漲勢；市場上資金過多、儲蓄利率過高、外貿順差增長迅速都是造成流動性過剩的重要因素。
二、應對經濟危機的貨幣政策工具
1.公開業務
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買賣有價證券來調整貨幣供應量的行為，其主要涵蓋回購、現券交易、發行銀行票據及吞吐基礎貨幣等形式。數據顯示，2003年以來，央行通過公開業務操作回籠幣值高達2000億元，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資金流動的有效控制?？梢?，央行通過合理運用公開業務這一手段，對降低貨幣供應量，為國家經濟政策目標的完成具有重大的參考借鑒意義。
2.存款儲蓄準備金率
存款儲蓄準備金率制度是中央銀行為協調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促進國內貨幣幣值的穩定的一項措施，其主要通過影響金融機構的資金供應能力來間接調控貨幣的供應量，實現銀行、企業、股市等機構之間穩定和諧的發展。存款準備金制度從成立至今，累計調整了三十次有余，從2007年到現在就調整了將近二十次，而其中調整幅度最高的一次是由2011年4月的20.5%上調到6月份的21.5%。
3.利率政策
利率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經濟調控上將逐漸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變。央行主要通過利率政策來對市場利率的水平和結構加以調整，使得利率逐漸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為進一步推動并深化利率的市場化改革，央行自2013年起全面開放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管制，使得利率的市場化實現成為可能。
三、針對我國貨幣政策現狀的建議
1.以消費需求來稀釋投資濃度，實現投資消費的合理配置
在投資過剩的背景下，通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來擴大需求的方式往往是協調投資消費關系的有效途徑。而在消費需求結構的盲區，中低收入階層具有較強的潛在購買力。而利用貨幣政策工具促進內部需求的可行方式有二：一為采取較為消極的儲蓄利率政策，適當緩解居民的儲蓄動機，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二為實行信貸消費政策，為居民的消費提供必要的信貸支持。
2.平衡國際收支狀況，對進出口貿易進行結構性調整
要改變我國國際貿易雙順差的局面，最根本的任務是要加強進出口貿易額間的協整關系，實現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長期均衡。同時嚴格限制外資在中國的投資結構和投資規模，從源頭上將我國外匯儲備穩固在有效范圍之內，防止人民幣的增值幅度脫離預期掌控，避免資源利用的非效率。同時適當降低貸款基準利率，有利于刺激項目建設貸款，實現外資的再投資與再利用，間接影響國際國內的貨幣供需，使貨幣保持適當的流動性，分散外匯的持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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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SVAR模型；貨幣政策沖擊；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宏觀經濟學作為應對“大蕭條”的產物，于20世紀40年代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宏觀經濟學的發展與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密不可分。宏觀經濟學理論的演進依賴于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同時又充實了后者的理論框架。從某種意義上概括來講，宏觀計量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演進過程，是從簡約式到結構式的演變過程。與之大致相對應的發展階段則為傳統計量經濟學和現代計量經濟學，前者概率結構已知、參數未知且具有穩定性，后者則概率結構和參數未知、不穩定。
在貨幣政策研究領域中，早期西方學者采用傳統的Cowles Commission模型以及倫敦學派模型（LSE模型）。這些模型在運用中存在諸多缺陷，如缺乏經濟理論基礎、無法用于政策評估和預測等等。針對傳統的宏觀計量模型的缺陷，學者們提出了優化的模型予以彌補。Sims（1980，1986）先后提出了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模型），并率先將SVAR模型運用于宏觀經濟學領域。隨后Bernanke（1986）、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并運用于宏觀經濟學（尤其是貨幣政策）領域的研究中。
一、 計量模型的演變
1. 傳統的Cowles Commission 模型。作為傳統的用以研究貨幣政策有效性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計量方法， Cowles Commission模型旨在量化分析經濟體系中外生變量對內生變量的影響。如在研究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貨幣政策制定者所能控制的變量，即各類貨幣政策工具，被看作是外生變量；各類宏觀經濟變量，即貨幣政策最終目標，被看作是內生變量。
模型表達式：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動態模型表示為：
AYt-1Mt-1=C1（L）Yt-1Mt-1+C2（L）（Mt）+?著Yt?著Mt
其中，Y代表宏觀經濟指標向量，為內生變量；M代表貨幣政策指標，由貨幣政策制定者和經濟體系的交互關系決定，為外生變量；M代表貨幣政策變量的子矩陣，為貨幣政策制定者直接并完全控制的變量。一般而言，模型設定條件為rankRi（D1|D2...|Dn）=n-1。
模型的缺陷：20世紀70年代，學者們發現采用Cowles Commission 模型進行宏觀經濟模型設定，無法很好的解釋經濟指標數據，無法體現經濟學理論，也不關注模型的統計結構，對于政策評估和預測的實際意義也不大。
為了彌補Cowles Commission 模型的這些缺陷，計量學理論界相繼出現了多種計量方法，包括LSE模型（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pproach），VAR模型，SVAR模型以及跨期最優真實經濟周期模型（Interemporal Optimization-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2. 倫敦學派模型（ LSE模型）。LSE模型采用簡化式，對數據進行一般化推導。來自Lucas and Sims的批評，認為LSE模型的數據擬合度較差，與經濟理論相脫節，且仍未能涉及到經濟政策評估。以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研究為例，在LSE模型中，考慮到將貨幣供給作為外生變量以研究貨幣政策傳導?；诳缙谧顑灷碚?，理性的經濟主體會作出最優化的選擇，這也使得沒有經濟變量是完全的外生變量（Sims，1980）。在貨幣當局將貨幣供給作為達到宏觀經濟目標的操作工具時，貨幣供給不僅反映了產出和通脹，同時也是原因之一。因此，由于假設貨幣供給是外生變量，LSE模型忽略了變量之間的交互關系。
3. 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BC模型）。與標準的貨幣均衡模型不同，Farmer（1997）模擬了一個具有真實經濟周期的經濟體，用以分析時間序列的一些特性，尤其是貨幣、價格、產出和利率之間的相互關系。真實經濟周期模型也叫跨期最優模型，是應對Lucas 批評的直接產物。該模型的參數估計獨立于外界政策邊界，并被獨立識別。通過引用效用函數的特定特性，Farmer（1997）設定了貨幣在融資交易中相對重要的地位。一般均衡理論認為穩定狀態的均衡是不確定的，從而導致動態隨機均衡的兩個特性：一是根據模型理論，則能夠比較容易的例舉出由沖擊所帶來的經濟周期的例子；更為重要的是，模型中的動態隨機均衡很好地體現了美國各宏觀數據時間序列中存在的動態特性，以及相互之間的交互機制，并運用不確定性來解釋貨幣動態變動。運用RBC模型能夠在少量假設前提下很好的解釋真實數據反應函數中長期漸凸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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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平市中心人民醫院財務科，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在當今各國經濟中宏觀調控都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已經成為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促進經濟穩定和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在宏觀調控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兩種調控手段。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環境，如何更有效地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無論對于學術理論界還是政府部門都是一個迫切而現實的問題。
［
關鍵詞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政策工具；經濟增長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094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聯系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對宏觀經濟產生作用和影響，達到政府既定的目標。
（1）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屬于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波動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財政貨幣政策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防范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穩定。經濟衰退與經濟繁榮狀態總會交替發生，引發諸如就業壓力大、通貨膨脹、投資波動、外貿失衡等嚴重的經濟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間接作用于經濟，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而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正是政府經常使用的兩大經濟政策。
（2）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終極目標具有一致性。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要達到的最終目標有四個：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這四個目標的本質都是要保持一國宏觀經濟的穩定。
（3）在一般條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作用，用以對付大的與拖長的經濟衰退，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的使用。貨幣政策則是通過貨幣供應量和信貸量進行調節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靈活的特點。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搭配，因而兩者可形成合力，對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發揮調控作用。
2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財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財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與政府收支活動相關，主要有稅收、財政支出、政府投資、財政補貼和公債等。
（1）稅收。稅收是形成財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廣泛強烈的調節作用。稅率的確定是財政政策實行調節目標的基本政策度量選擇之一。稅率的高低決定著一國財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稅負的分配是國家對于稅收結構的調整，其可以起到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2）國債。國家發行國債主要目的是彌補財政赤字和發展社會公共建設。隨著信用制度的發展，國債的發行漸漸成為了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具有調節貨幣供給、私人消費和投資的作用。國債的調節作用主要表現在：貨幣效應；擠出效應；收入效應。
（3）財政支出。財政支出是國家為了滿足一定的社會公共需要，對以稅收和發行國債等形式籌集來的資金的運用。一般性的財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務支出、政府投資支出，以及社會保障支出和轉移支付。政府的投資力度和投資方向對一國產業結構優化以及調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貨幣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準備金率。存款準備金率是銀行存放在中央銀行或金庫中的準備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銀行通過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擴大或收縮商業銀行的信用創造能力，加強央行的基礎貨幣吞吐實力，從而通過影響貨幣存量而對整個經濟產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響到各商業銀行利潤，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況下不常使用。
（2）再貼現率。再貼現率是商業銀行將其貼現的未到期票據向中央銀行申請再貼現時的預扣利率。再貼現意味著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從而增加了貨幣投放，直接增加貨幣供應量。再貼現率的高低不僅直接決定再貼現額的高低，而且會間接影響商業銀行的再貼現需求，從而整體影響再貼現規模。
（3）公開市場業務操作。發達國家將公開市場操作當作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量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通過中央銀行或貨幣當局與指定交易商進行有價證券，調控貨幣供應量，以達到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具有市場化程度高、靈活性和微調性的特征。
3當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的實踐
我國改革開放已經歷經了30多年的實踐，實踐表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對于加快我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政府采取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實踐中，還有很多要素制約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從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保持穩定出口的同時，出臺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擴大國內需求，并取得了較好的政策效果。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宏觀調控在總量平衡和結構優化方面的任務越來越繁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不僅要在各自領域發揮應有的作用，還要加強協調配合，發揮調控互補的聯動效果，避免政策運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經過2009年的經濟刺激政策，使得我國國民經濟在2010年實現了高位穩定增長，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經濟轉變為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擴大內需和防止通貨膨脹。政策組合繼續保持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方面由極度寬松轉變為適度寬松，而年末則調整為穩健偏緊，在產能過剩和房地產等領域緊縮性政策的調控力度明顯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對我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使用的實踐進行總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機制已逐漸向市場化調控方向轉變。在發展公共財政的總體結構下，從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方式以政府投資性支出為主，逐漸轉變到通過公債、稅收、轉移性支付等多種工具的綜合運用。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信貸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開放的市場經濟國家的特征。
第二，在財政貨幣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財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強至弱，貨幣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強。改革開放最初，國家進行宏觀調控是以財政政策為主導，而貨幣政策幾乎沒有作用，隨著金融體系的不斷完善，貨幣政策的核心模式轉變為通過對信貸規模的控制從而影響貨幣的供給。
第三，目前的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關注總需求管理，主要以經濟的穩定為目標。我國面臨著經濟發展與體制轉軌的雙重任務，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在長期來看，還必須關注金融制度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優化，以及以結構性調整為目的的供給管理等層面，這也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調控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4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的建議
4.1加強政策制訂的預見性與時效性
從過去來看，我國財政貨幣政策搭配的變化比較頻繁，財政貨幣政策的實行存在時滯問題，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預測能力，為政策調控及協調打下余量。
4.2財政貨幣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針對性
財政政策應更多地利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利用財政收支來控制資金流向，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同時通過稅制和社會保障措施，提高消費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有效調節整個社會收入構成。貨幣政策應當著重考慮未來經濟的走勢，避免出現通貨膨脹，通過各種手段抑制經濟過熱，在調整結構方面，貨幣政策應當通過有保有壓、區別對待的方式，推動經濟均衡發展。所以，在實施財政貨幣政策配合時，一定要注意兩者具有針對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靈活運用貨幣政策調控工具
要全面發揮貨幣政策工具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場，完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大力發展短期融資工具，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使利率成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加強金融機構間的資金融通，實現金融機構間資金的良性循環。
4.4加強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經濟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等結構問題日益突出，內需不足，因此要實施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綜上分析表明，現實兩大政策的配合模式應是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擴張的財政政策相結合，這樣才能提高貨幣政策的效果，促使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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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范文5
經濟學中雖然充滿了模型和數學，但還談不上是一門精密的科學。即使經濟學如此不精確，宏觀經濟政策在應對經濟形勢的變化時，依舊可以發揮很大作用。例如，當面對總需求不足時，使用財政貨幣政策進行刺激通常會取得效果；當面對石油漲價等供給沖擊時，使用減稅等供給面措施也能奏效。一個由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組成的簡單宏觀經濟模型，對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而言，依舊能帶來重要啟示。
美聯儲和歐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層出不窮的數量寬松手段，體現的并不是新的經濟理論，而只是反映了貨幣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動性陷阱，彰顯了貨幣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為。即使格林斯潘對金融市場失靈和貨幣政策的失誤進行檢討時，也仍沒有超越已有的經濟學理論，只是重申了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提醒了對不完全的金融市場進行審慎監管的必要，以及貨幣政策要考慮金融市場波動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對宏觀經濟理論提出了新的挑戰。中國經濟正面臨GDP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雙降局面，這時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進行需求刺激是一個標準的政策處方?？墒乾F在突然發現，財政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惡化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貨幣刺激可能會進一步提高企業的杠桿率，兩者都只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而不是改善中國經濟。該怎么辦？
微觀上，推動企業去杠桿化當然是一個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業去杠桿化的時滯效應大，所以短期內的效果不明顯。那么宏觀上減稅會有效嗎？當總需求下降時，用減稅的辦法，確實可以穩定產出增長，但是會加速價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貨緊縮，而通貨緊縮同樣是宏觀政策的敵人。于是宏觀政策捉襟見肘，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觀政策的時滯效應無法消除，也就是說政策不能立竿見影；另一方面宏觀政策的微觀基礎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觀政策產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觀政策的效力。
宏觀經濟與貨幣政策范文6
1929-1932年出現全球性經濟大蕭條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古典主義學說占統治地位，觀點是市場自由放任論。凱恩斯主義（因為產生在經濟大蕭條背景下被稱之為“蕭條經濟學”）認為自由放任的市場調節不能自發實現平衡，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論說明必須依賴財政刺激，3%左右的溫和通脹水平對經濟增長是有利的。直到1974-1975年出現最奇特的滯脹危機，古典主義卷土重來，認為滯脹是凱恩斯主義財政刺激的惡果。在批評凱恩斯主義基礎上，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和供給學派興起，相互之間論戰相互進行理論修補。在新（后）凱恩斯主義、現代貨幣主義、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供給學派等模型中，以及實驗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行為宏觀經濟學等前沿研究中，都可以尋找到宏觀經濟理論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研究的爭議。
1930年代大蕭條出現后，費雪的“債務-緊縮理論”，或明斯基“信用-緊縮理論”認為，大蕭條經濟危機出現是由于繁榮時期過度負債（信用）的存在，走出“大蕭條”解決通貨（信用）緊縮的對策或是自由放任，企業破產后的強制恢復，或是增加貨幣供給，利用通貨膨脹的方式助其恢復?，F代貨幣主義對1970年代的滯漲進行研究認為，由于私人經濟具有天然不穩定性，中央銀行應奉行與實際經濟增長率相適應的“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無效。但是1980年代初發生通貨緊縮的衰退（因降低貨幣增長率），1990年代初發生衰退（貨幣是穩定的），在上述理論中找不到答案。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理性預期學派）研究認為，貨幣在長期是中性的，貨幣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因而提出公開宣布的穩定的貨幣政策主張。1970年代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BC）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都由一個變量的變動來解釋，貨幣沖擊是真實沖擊之外的一個變量。在此基礎上擴展研究而來的隨機動態一般均衡（SDGE）模型，包含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物價水平等貨幣因子。阿爾克洛夫（2005）認為，自然率假說與現實相悖，古典主義對于貨幣中性的判斷是錯誤的，實際經濟活動中存在低水平貨幣幻覺。小規模滯后調價或工資黏性會導致貨幣數量改變，從而影響到宏觀經濟均衡的顯著變化。阿爾克洛夫等在行為宏觀經濟學框架下通過實證研究認為，需要構建一個穩定化的低通脹目標而不是零通脹目標的宏觀政策框架，宏觀經濟學在偏離完全競爭時才有意義。
（二）微觀基礎是一種泡沫長期可持續的貨幣沖擊吸收機制
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泡沫具有反穩定的負面效應。另外一些學者研究表明泡沫具有積極效應，特別是經濟面臨金融抑制、實體經濟和需求約束時，在經濟趨于動態無效的情況下積極效應就會變得顯著。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Shefrin和Statement（1994）的“行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model，BCAPT）研究了市場有效性的微觀基礎—泡沫市場中交易者行為。行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修正了資產定價理論的理性預期假定前提，分析了市場中存在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與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時的泡沫如何形成。行為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推導了價格效率的必要與充分條件，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對價格效率、波動率、報酬率異象和交易量的影響，認為在價格有效市場中，價格效率均衡都可以有效地進行重新構造。借鑒198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和歐洲通過泡沫化機制刺激經濟，及其經濟泡沫治理的教訓，我國迫切需要通過金融部門變革來建立強大開放的金融市場和高度發達的金融體系，在金融制度上建立有助于設置防范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貨幣沖擊吸收機制。金融部門變革與創新，金融深化與實體經濟結構調整互相促進，泡沫可能具有長期可持續性；當資本市場可以維持較高的平均信心值水平并維持較高回報率時，泡沫的長期持續有可能提高經濟的動態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