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網絡傳播倫理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網絡傳播倫理范文1
美國傳播學家麥庫姆斯和D.L.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來影響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在網絡傳播中，受眾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權力，具備了在網絡中制造和傳播信息能力和條件的受眾還可以直接參與到信息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完全有可能和能力賦予某些事件“顯著性”，使事件逐步顯著化、重要化而成為公眾的“思考對象”，將公眾注意力引導到某些事件和問題上，將事件演變為“議題”提到公眾的“議事日程”上來?！白h程設置功能”理論在網絡傳播中被強化。
以“芙蓉姐姐”現象為例，“芙蓉姐姐”利用傳播者的權力，借助網絡平臺，生產和傳播自己的各種信息吸引公眾眼球，使這些信息具備了“顯著性”，逐漸成為大眾議題，提上了大眾的“議事日程”。
另一方面，“‘議程設置’是輿論導向的第一個階段，即傳媒通過有選擇地報道新聞來把社會注意力和社會關心引導到特定的方向”①，“他們始終處于傳播過程的首端，是傳播特權的擁有者。來自各種不同信源的信息總是源源不斷地匯集到他們的手里，經過層層把關，篩選過濾和加工，制成符合他們標準的產品后再傳輸給受傳者”。②在傳統媒介環境下，媒體作為“把關人”控制著信息傳播渠道，怎樣反映公眾意見完全由傳者把握，大眾傳媒也正是通過這種特權地位實現了對輿論的引導與控制。而在網絡傳播中，網絡成為受眾自由公開信息、表達輿論的渠道，傳統媒介中傳者的“傳播特權”流失，受眾直接參與信息的生產和傳播，網絡傳播鏈上缺省了傳統傳播流程中“把關人”這一環節，信息源就是傳播者，“把關人” 與信源界限不清、角色模糊，“把關人角色的弱化和在某些傳播通道內與信源角色的重疊，帶來了一種深層控制缺失?！雹圻@種以往傳統媒介中傳者“施控”形態的完全缺失，使得傳統媒介為公眾提供思考對象，告訴公眾“想什么”的“議程設置功能”理論被極大弱化。
“芙蓉姐姐現象”在網上形成輿論后，傳統媒體也加入對此的報道中。網絡傳播中，傳者與受者地位的顛覆，使得傳統媒介某種程度上無法發揮“議程設置功能”，反被公眾設置的議程所“引導”。
對“沉默的螺旋”理論的弱化
“沉默的螺旋”理論認為“個人意見的表明是一個社會心理過程。”個人在表明自己的觀點時，會對周圍的意見環境進行觀察，當發現自己屬于“多數”或“優勢”意見時，他們便傾向于積極大膽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反之則屈于環境壓力而轉向“沉默”。這一心理過程在網絡傳播中有所改變。網絡傳播拓展了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網絡媒體具有“發表評論”、“推薦給朋友”等諸多功能，受眾不僅可以隨時發表評論，將信息在網絡中開設的論壇、聊天室等功能社區中，還可以看到他人對事件的評價。在發表自我觀點和獲知他人觀點的過程中，人們通過在網絡中尋找同盟者來消解孤獨感，主動避免陷入某一群體的“孤立狀態”；網絡傳播的匿名性、開放性特點，使得個人在表明意見時不用過多地擔心自己會陷入“劣勢意見”，使個人意見表明的心理過程更趨于積極和大膽；現代社會是個性張揚的時代，個性化的語言和觀點不斷受到社會認可。
該理論認為輿論的形成是“意見環境”的壓力作用于人們懼怕孤立的心理，強制人們對“優勢意見”采取趨同行動過程的產物。在這里，“意見環境”是一個核心概念。網絡傳播打破了以往人類多種信息傳播形式的界限，既可以實現面對面傳播，又可以實現點對面的傳播，將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融為一體。網上的信息內容來自四面八方，又可以在無形的網絡空間傳向四面八方的用戶，這使得網絡傳播能更深刻地作用于更大范圍的受眾，從而使過去相對明朗的意見環境復雜化。意見環境的復雜化反而造成意見環境對人們發表意見害怕孤立的心理降低，最終使得這一理論命題被弱化。
對“培養”理論的強化
“培養”理論指出大眾傳媒提示的“象征性現實”對人們認識和理解現實世界發揮著巨大影響，由于大眾傳媒的傾向性，人們心目中的主觀現實與實際存在的客觀現實之間正在出現很大的偏離。這種影響不是短暫的，而是一個長期潛移默化的培養過程，它在不知不覺中制約著人們的現實觀。網絡游戲是網絡傳播不可忽視的傳播內容，對大眾尤其是青少年的影響巨大。許多青少年沉迷于網絡世界，網絡游戲中或激烈或血腥的打斗場面，無形中向青少年灌輸暴力信息，使之在潛移默化中形成暴力觀點和不良傾向，將虛擬游戲與現實社會混淆，把游戲中的場景在生活中模仿、再現。近年來“網婚”盛行，網民們沉浸在虛擬婚姻里，過著“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生活?，F實中因“網婚”破壞夫妻和家庭關系的糾紛越來越多，虛擬婚姻導致了現實困境。網絡傳播對人們的現實觀帶來前所未有的制約和影響。
對“知溝”理論的強化
“知溝”理論認為：“由于社會經濟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會經濟地位低者更快地獲得信息，因此，大眾媒介傳送的信息越多，這兩者間的知識鴻溝也就越有擴大的趨勢”。④由于經濟地位不同，大眾在接觸網絡和網絡使用能力兩方面存在很大差異，使大眾出現網民與非網民之分。在“接觸媒介”上，經濟地位低下以及由此帶來的知識水平和傳播技能的低下，使那些低收入、低文化程度及從事低聲望職業的人群成為“漏網”的非網民；在“媒介使用能力”上，經濟地位高的群體不僅在接觸媒介上占優勢，他們的媒介知識獲取能力本身就處于較高水平，但“問題的關鍵是，互聯網是否使他們‘如虎添翼’，進一步拉開了與其他群體間的距離”。⑤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獲取媒介知識的速度加快，從而與社會經濟地位低的群體之間出現“信息富有者”與“信息貧困者”兩極分化，兩類人群之間的“知溝”呈擴大之勢。
網絡傳播具有與傳統傳播媒介截然不同的新特征，極大地改變了信息傳播的方式，對傳統傳播效果理論產生了巨大沖擊。網絡傳播正在以不可抵擋之勢，迅速滲透到政治、經濟、思想以及文化等諸多領域，改變著人們的生活和世界的面貌，關注和研究網絡傳播帶給傳播效果理論的影響和改變，對傳播學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④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P218
②③《“芙蓉姐姐”現象看網絡傳播控制缺失》，齊魯生活網，2005-8-22
網絡傳播倫理范文2
(一)學生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設
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管理學生，高校應搭建學生信息管理平臺，大學生可以通過這個平臺自主獲取信息，教育管理者可以通過管理系統查詢、統計、總結及分析學生的生活和學習情況。大學生因為缺少父母及時的管教和督促而存在懶惰的現象，所以，教師可以根據學生信息管理系統進行考勤，詳細記錄上課遲到、缺課、違紀的學生信息并錄入考勤系統，也可以記錄下遵守紀律、表現突出的學生信息，既便于院系領導及時了解學生情況，也便于開展學生評估工作。
(二)網絡交流平臺的建設
為了在大學生和院系領導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管理者可以搭建一個網絡交流平臺?！傲粞园濉钡姆绞娇梢宰寣W生發表對于學校規章制度的意見、上報學?；A設施的缺失情況、反映學習和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個人主頁”的方式可以在學生與輔導員之間建立交流和學習的平臺，實現資源共享，大學生可以分享書籍信息、優秀視頻及精品課例等等;“班級論壇”的方式有助于班級內學生的溝通交流，進而影響人生觀和價值觀，因為學生間的知識水平差距不大、興趣愛好也幾乎相同，彼此間擁有很多的共同語言，經過班干部的帶動一定會傳遞出正能量。
(三)學生管理信息平臺的建設
為了方便教育管理者各項學生管理信息，高校需要專門建立一個管理信息平臺，及時更新教育管理者的工作推進情況。此外，學校的重要信息和會議通知需要輔以短信。大學生的生活學習與日常教育管理信息也需要日常管理平臺，包括每周的寢室衛生情況、寢室違規違紀情況、公物損壞情況、月末綜合評比情況，院校領導可以通過數據分析總結工作，并研究下月的工作重點。
二、網絡傳播視角下的管理創新
(一)把握學生的網絡思維，實施針對性管理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大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他們的網絡思維得到充分的激發，大體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思維方式多樣化，大學生的意識形態和思維方式通過網絡傳播獲得異常的發散，這也是網絡獲取信息的一大特點，當學生搜索某一條網絡信息時，會出現一系列與之相近或有關的信息，大量信息的涌入使得學生在拓展知識范圍的同時間接改變了發散式的網絡思維;但是，這種發散式網絡思維要求大學生必須具有強大的辨別能力，不能讓網絡上虛假與不良的信息影響他們的價值觀。第二，思想平面化趨勢。網絡中的各類知識都以網址鏈接的形式存在，學生掌握的各種知識也都是基于網址的印象，較之傳統的知識記憶需要常年的日積月累，網絡傳播使得知識結構的記憶方式發生了變化，便于大學生全方位地獲取知識和看待問題;另外，網址的呈現方式既簡潔又實用，極大地方便了學生記憶。第三，思想被動性。網絡信息量十分龐大，大學生可以獨立自主地選擇信息，接受新鮮事物、提出全新見解，在網絡環境中暢所欲言;但是，大學生的人生觀和思想上還未完全成熟，判斷是非的能力相對薄弱，思想容易受到網絡信息的牽制，所以，教育管理者要充分掌握學生的網絡思維，進行有針對性的高效管理。
(二)借助網絡教育環境，引進情景化管理
現如今，加強大學生的生活體驗意識極其重要，這就要求教育者借助網絡教育環境引入情景化管理。所謂情景化管理，就是讓大學生在一個無拘無束的環境中各抒己見、自由溝通。創建一個既有利于師生又利于管理者進行交流的情景化管理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第一，為了讓大學生獲得全面的發展，教育管理者一定要以大學生為中心，使大學生無論在學習中還是生活中都占據主導的地位，使他們擁有獨立自主的選擇權，教育管理者則在教育和教學中發揮輔助和引導作用，引領學生健康成長，推進情景化管理，分享優秀的網絡教育資源。第二，選擇恰當和優秀的信息資源陪伴學生成長。培養大學生的自我創新能力和團隊意識是大學教育的重要部分，教育管理者既需要創建一個共享的活動情景來培養大學生的團隊意識，還需要充分掌握各種信息資源，換句話說，教育管理者要把傳統的直接干預轉變成利用信息資源的間接干預。第三，為大學生的勤工助學提供服務，為大學生排憂解難。教育者借助網絡平臺的交換模式就可以了解到學生在生活和學習中遇到的困難，并給予相應的幫助和引導，通過教育者敏銳的觀察，學生的困難也一定會得到解決。
(三)注重網絡與現實的互動，優化教育資源管理
現實世界和網絡虛擬世界都會影響到大學生的成長，只有兩者相互補充、相互協調才能實現大學生的健康成長，這就要求現實生活中的學校、家庭、社會與網絡虛擬環境中的社區團隊共同努力，優化教育資源管理，在肯定網絡教育環境的基礎上統籌兼顧、相互促進，共同輔助大學生的成長。
三、結語
網絡傳播倫理范文3
關鍵詞：網絡時代；影視文化；文化軟實力
中圖分類號：G1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8—0077—03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已經明確提出“傳承創新 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發展目標，那么我們國家能否利用凸顯民族文化的影視，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為世界文化提供更具生命力的新價值導向，是影視文化發展中面對的重要課題。
文化軟實力（ soft power）的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美國國防部前部長助理約瑟夫? 奈在1990年3月發表的文章《衰落的誤導喻》中提出。也把“軟實力”明確定義為“是通過吸引、而非強迫或收買的方式來達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觀念和政策的吸引力”。[1]（P11）約瑟夫?奈指出：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體現出來的“軟實力”，這些實力均要通過大眾傳媒體現出來。
一、網絡環境成為傳播影視文化的一個重要平臺與全新渠道
我國首部《文化軟實力藍皮書》指出，以web2。0為代表的新媒體成為建構與傳播國家軟實力的一個重要平臺與全新渠道。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在2012年1月16日的《第2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13億，手機網民規模達到3。56億，而網絡視頻的用戶規模則達到3。25億，使用率提升至63。4%，遠遠大于通過影院、電視和購買光盤觀看的受眾人群。今天的人們已經越來越習慣通過視聽網站點播下載電影和電視劇，利用手機等電子產品隨時隨地收看。
以網絡為傳播平臺，影視文化的傳播方式更為多元化。借助高新科技的互聯網平臺和手機平臺，影像資源大大豐富的同時，上傳和下載的過程卻顯得簡單而方便，影視的傳播形式已經開始突破傳統的影院和電視臺模式，逐步向立體化、多元化的傳播方向發展。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為雙向互動、即時傳播和差異化傳播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持，滿足了受眾多元文化的消費需求。[2]網絡環境下的影視文化傳播不僅改變了傳統受眾的文化消費習慣，而且促進了新的文化群落的形成，推動著多元文化的向前發展。
二、影視文化體現民族的文化符號和文化象征
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典型特征，必須有自己獨特的民族特征，有其獨特的文化符號和文化象征。中華民族有五千多年的文化積淀，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是中華民族的魅力和思想源泉，為中國價值觀的傳播提供不竭動力。
（1）影視產業是整個文化產業的核心內容。借助視覺影像、聲音和色彩等影視語言，表現我們民族文化的豐富內涵。比如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電子屏播出的中國國家形象片，因其色調強烈，形象突出，引來游人駐足觀看，同時借助網絡平臺的擴散傳播，在網上也引起廣大網民的熱議。30秒長度的電視宣傳片，以“中國人”概念打造中國形象，選擇的都是國內外比較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包括邰麗華、吳宇森、姚明、袁隆平、楊利偉等涵蓋國內各行各業的數十個杰出華人，以“智慧、美麗、勇敢、才能、財富”等詮釋中國人形象。宣傳片以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紅為主色調，畫面大氣磅礴，音樂渾厚激揚，通過時代廣場的電子屏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各個頻道進行播放，借助國際主流媒體影響力來客觀展示中國形象，更加自信、主動地展示自己的“軟實力”，爭奪國際話語權。
（2）承載著中華民族文化符號與文化象征的影視藝術，已經成為體現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手段和表現形式。影視文化通過網絡和傳統媒體等影視傳播途徑，讓世界深刻地感受到我們民族的悠久文化和國家的朝氣與力量，使影視成為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3]（P11～12）比如電影《臥虎藏龍》中所展示出的中國傳統建筑，古典的中式婚禮，寫意的翠竹山水等都是華夏民族典型的文化符號；十八般武藝的武打設計，配以大鼓小鼓密集的鼓點，讓觀眾感受到一股濃郁的“中國風”，通過影視藝術的獨特表現形式，向世界展示著中國博大的文化內涵。
（3）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和文化象征融進影視作品，能強化作品在世界影視范圍中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影視作品兼收并蓄世界各地文化的有益成分，通過網絡和傳統媒體的聚合傳播，將有利于影視藝術在多種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不斷更新自身的內容和表現形式，以獲取更多觀眾的青睞。
三、影視文化的價值觀導向提升了國家文化軟實力
（1）美國的影視作品通過具有視覺沖擊力的視覺影像來傳播其文化價值觀
從1996年開始，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超過航空、科技等傳統領域，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無形中影響和改變著世界各地人們的價值觀。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已經將影視作為提升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陣地和主要手段，通過吸引、感召、同化受眾，從而獲得受眾的認同感、親近感和歸屬感。我們在享受視覺盛宴的同時，也形成一種事實認同，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自覺自愿地接受這種文化價值理念。[4]（P65～70）而作為影視的傳播渠道，由于傳統媒體的傳播手段容易受到政策、技術的限制，很難實現全球性的傳播，相對而言互聯網新媒體由于其技術瓶頸的不斷突破，傳播渠道越來越寬泛，所以網絡已經被美國等歐美國家選為傳播影視文化的最佳新陣地，成為提升其文化軟實力的又一新渠道。
網絡傳播倫理范文4
針對目前我國網絡媒體公信力不足的現狀，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實施增強網絡媒體公信力的對策。
一、政府的努力與措施
1、建構有彈性的網絡媒體傳播規范
目前，我國對網絡信息傳播方面的規定尚不全面和細致，對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也沒有專門性的法規制度，只能參考一般性的法律法規。然而隨著因特網的迅速發展，將現行的知識產權法框架應用于電子市場這一新生事物顯然是不可行的。特別是由于各國法律制度的不同，國際條約的局限性以及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得對網絡媒體的跨國保護問題認定困難。因此，對網絡媒體而言，有必要建構有彈性的網絡社會傳播規范。即這個規范的功能覆蓋范圍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只適用于某一國家、某一群體或某一個人；要具有功能上的兼容性，人們的網絡傳播行為方式應符合某種一致的、共同的原則和標準；同時還應保證能夠隨著網絡社會變遷過程的展開不斷作出適應性的調整。
2、探索行之有效的網絡媒體采編管理體制
宏觀上，政府應當加強對網絡新聞傳播的監控力度，對網站的傳播領域和新聞來源進行嚴格把關，使網絡新聞的采編有章可循，避免網絡媒體在新聞傳播中處于雜亂無序的狀態。微觀上，各個網站應借鑒傳統媒體采編機制和經營機制上的有益做法，建立采、編、審、播各程序的嚴格制度，同時，網絡媒體應將新聞傳播與商業行為嚴格區分開來，使其處于各自獨立的地位和運營模式，為網絡媒體的高效運營和長久發展贏得競爭力和公信力。
3、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加強輿論監督
政府信息透明度，即政府信息公開。在我國，黨和政府是信息的擁有者和管理者，其信息公開，直接有助于提升新聞媒體的公信力。2003年我國非典疫情爆發前期，媒體支支吾吾，集體失語，就與政府因素直接有關。其后果就是公眾對媒體的信任度受到不利影響，進而影響了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因此，媒體要提供真實、及時、全面的新聞信息，政府增加透明度首當其沖。[1]尤其網絡媒體更應健全準確、高效的新聞機制，在重大突發性新聞事件中（如“非典”），建立向公眾、向多類媒體及時通報新聞信息的制度，加強輿論監督。“流言止于公開，謠言止于透明”，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政府和主流媒體報道滯后的被動局面出現，凈化網絡新聞信息。
4、獎懲分明，鼓勵真實原創，打擊制假傳假
目前我國網絡媒體沒有新聞采訪權，這使他們很難在網上發表自己的聲音。網絡傳播學者孫堅華在《提升網上新聞服務的品質》一文中說“因特網精神，最根本的一點恰恰是原創，而非復制。”[2]因此，政府應通過設立“最佳網絡原創新聞獎”等獎項鼓勵真實原創，開辟獨特的網絡新聞專欄，從而改變網絡新聞的純報摘形象，增強網絡媒體的公信力。
除此之外，政府還應嚴厲打擊利用網絡制造和傳播虛假信息、造謠惑眾的行為，在技術和法律雙重層面上保護網絡媒體的公信力。
二、網絡媒體的自我完善與發展
1、增強網絡媒體的社會責任意識
提高網絡媒體的公信力，與其社會責任意識密不可分。作為網絡媒體，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對黨、對國家、對人民、對社會負責。網絡媒體承擔的社會責任主要有：輿論引導、信息傳播、培養教育和提供娛樂等。社會責任心缺失勢必影響網絡媒體的傳播效果，因此，嚴格履行這四個方面的職責是增強網絡媒體公信力的關鍵。
2、提高網絡媒體從業人員的整體素質
首先，增強網絡媒體經營者自身的公信力意識。媒體公信力的培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其喪失卻可能只在瞬息之間。作為網絡媒體的經營者，必須認識到這一點,高度的公信力意識是提升媒體公信力的首要前提。
其次，提高網絡媒體從業人員的專業化水平。媒體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職業傳播者的專業素養和人格力量。一個記者的基本要求除了公正、平衡，還要盡量追求客觀，要講求新聞的真實性以及非常專業化的水平。因此，必須加強對網絡新聞傳播者的教育培養，讓其研究一些傳播學的理論知識，充分掌握受眾，切實改善服務，找到真正適合網絡媒體的新聞采編方式。同時，各新聞教育單位應加大對網絡新聞傳播專門人才的培養，建立一支適應網絡傳播的專業化采編隊伍，充分發揮網絡媒體的優勢進行積極有效的傳播。
再次，加強網絡媒體從業者的自律意識，包括道德意識和法律意識。
加強對網絡媒體新聞傳播者的職業道德教育，特別是新聞倫理教育，強化其責任意識、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提高其職業道德修養，進行自我約束。同時，積極擁護、嚴格遵守國家有關因特網傳播的政策法規，充分尊重網絡產品的知識產權，并有義務為法律規章的制定者提出自己的見解，使其不斷充實、完善，形成一套專門的網絡媒體法律法規。
3、強化網絡技術的屏蔽和約束效應
網絡社會，是由不同的網絡社區組成的虛擬社會，其存在的基礎是網絡技術。加快網絡技術的發展，能夠有效控制不良信息流通，也是提升網絡媒體公信力的一個有效途徑。
為此，必須加強網絡安全技術建設，加大網絡安全投入，將網絡安全的理論研究與網絡技術的研制開發結合起來，切實加強安全防范；同時注意培養更多信息安全領域的技術與管理的高級人才，加快與信息安全相關的法律與法規建設。只有把法律法規與網絡安全技術結合起來，整個網絡系統的安全性才有保證，網絡媒體才有公信力可言。
4、加快網絡媒體與其他媒體的合作
首先是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合作。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在傳播手段上存在著交叉性，新舊媒體之間有互補短長的需要，同時，融合能夠實現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最終搏取“多贏”局面的到來。
其次，商業網站與傳統媒體網站的合作。商業網站擁有比較熟練的技術制作能力和較強的新聞傳播影響力，但缺乏足夠的新聞資源，尤其是不具備新聞采訪權，而媒體網站自身的技術制作能力和新聞傳播影響力有限，卻擁有豐富的新聞資源，兩者結合，優勢互補，容易形成強勢，獲得市場經營上的雙贏。
最后，國內網絡媒體與國外網絡媒體的接軌與合作。隨著我國加入WTO，國外媒體巨頭進軍中國市場，國內媒體的生存發展面臨巨大壓力。對此國內網絡傳播事業必須盡快適應“規則”，融入全球市場，學習對方先進經營管理技術和實踐經驗，提高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充分利用目前的政策保護，加強網絡立法與網絡政策的國際合作與協調，通過締結共同管理網絡空間行為的組織和法規來規范網絡倫理，增強網絡媒體的公信力。
三、網民個體的自律
網絡媒體的發展，離不開法制、技術、管理、倫理等多種手段的齊頭并進。就倫理建設而言，由于網絡倫理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網絡倫理建設的具體措施也需要多層面、多角度的協調配合來進行。
1、樹立崇高的網絡倫理道德觀念
網絡倫理要求人們在從事網絡活動時，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作為最終目標和評價網絡行為選擇的最高道德標準。這就進一步要求強化網絡主體作為人的“類”意識，強調任何個人和局部網絡的利益及發展機會不應以損害其他局部和人類整體的利益和發展為代價，樹立崇高的網絡倫理道德觀。
從維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出發，個體的網絡行為就不能不顧后果，而應采取積極、審慎的態度，作出正確取舍。絕不能為了滿足個人的好奇心或為了驗證個人的能力而置整個人類的利益于不顧，去制造和傳播電腦病毒等其他網絡犯罪活動。就國家而言，任何跨國界的信息傳播，都應考慮信息輸出國或接受國的法律規劃和文化傳統，而不能把本國的價值觀和社會意識形態強加于別國，更不能對持不同政見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惡意攻擊，大搞文化侵略，以期達到從思想上、文化上統治奴役他國的目的。
2、實行嚴格的網絡倫理道德自律
網絡倫理道德自律是指網絡主體對自己的道德責任感有發自內心的認同，從而將外在的道德準則轉化為內在的道德意識，自覺地按照網絡道德準則來規范自己的網絡行為。[3]網絡道德自律，是一種積極進取的高層次的道德自律，它要求人們在網絡實踐中自覺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自覺遵守各個層面的道德規范，履行自己的道德責任；自覺監督其他網民的違規行為等，力求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建立一個高度自治的理想社會。
實現網絡倫理道德自律，首先應盡快建立和完善一套網絡道德規范體系，為個體的行為選擇提供倫理指導，以免個體面對多種行為選擇時茫然無措。其次，要加強網絡道德教育，幫助主體提高辨別是非善惡的能力，培養網絡道德意識，使之真正從內心認同網絡道德準則。
3、勇于對自己的網絡行為承擔社會責任
網絡傳播主客體的交互性特征，使得其傳播過程往往是通過傳播者與網民交互傳播共同完成的。因此，就網絡傳播而言，講究社會責任不僅僅是網絡媒體傳播者一方的事，每一個參與傳播過程的人——網民個體都應當增強社會責任感，勇于對自己網絡行為的社會效果承擔責任。
網絡空間并非道德真空，而是由成千上萬的網民個體組成的社會，網絡主體的所作所為有可能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并且在涉及空間和持續時段上都遠遠超過物理空間的行為影響。因此，行為主體必須強化社會責任意識，區分“能不能做”與“應不應該做”。從“我”做起，從“小”做起，敢于承擔責任，切實負起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網絡媒體的公信力。
綜上所述，網絡媒體公信力的提升不在一朝一夕，需要政府、網絡媒體本身和網民個體三個方面的共同努力和長期協調合作。政府的努力和措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網絡媒體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關鍵環節，網民個體的自律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措施。只有這三個方面各司其職、攜手發展、相互促進，網絡媒體公信力的提升才將指日可待。
注釋：
[1]王欣：《提升我國媒體公信力之對策》，《新聞前哨》2004年第5期，第15頁
網絡傳播倫理范文5
論文摘要:跨文化網絡傳播是當代人不得不面對的一種生存境遇，對人的文化生存帶來諸多影響。在這些文化影響中，文化認同危機的加劇、文化沖突的易發性等問題構成了網絡空間跨文化“交流的無奈”。這種交流困境的存在可以從全球化的文化影響以及技術與文化之間的關系兩個方面加以解釋。擺脫這種交流的困境，跨文化網絡傳播也需走向倫理結構。
如今，沒有誰會否認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伴隨著地域性界限不斷地被打破以及跨國、跨地區之間各種往來的日益頻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對于彼此之間“相遇”和“交流”的渴望也日益迫切。這正如上世紀末美國衣阿華大學教授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佼流的無勘一書中預言的“‘交流’問題是一個典型的現代問題，越是看不見的東西，渴望便越是迫切”。
1990年以來，互聯網的興起與發展又為跨文化傳播構筑起全新的場域—來自不同文化區域的信息在網絡空間加速流動，人們對于異質文化的信息接觸量與日俱增，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觀經由網絡迅速成為全球性的文化焦點，世界在人們面前加速呈現。在網絡中，屬于不同文化類型的個人、組織或國家之間的跨文化交流整合于一個平臺，網絡建構了一個跨文化傳播的立體化空間，提高了人類跨文化交往的廣度和深度，不同文化在網絡空間的交鋒、碰撞日益加深。網絡似乎“從技術上為我們找到了一個文化間詩意棲居的精神家園”。
大眾傳播媒介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使信息的流動達到一個新階段，但它同時也增加了人與人之間交流的難度。彼得斯早就對所謂“技術說”的樂觀主義傾向提出過批判，“今天有關交流的緊迫問題一—時空的遠望(如因特網)、經驗和身份的復制(如虛擬現實)—在過去的年代，就曾以類似的方式探索過了”，在他看來，這種隨著大眾媒介技術的發展所帶來的交流難度的增加并非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是對原本就存在的障礙的“擴大”，或者是使某種希望在最基本意義上的再次“落空”。
于是，不得不懷疑人們對跨文化網絡傳播所做的浪漫期盼只是一種新技術到來時?；嫉摹靶揽彀Y”?；ヂ摼W技術雖然進一步強化了詹姆斯認為不可能存在的“中央轉換器”的作用，在接觸層面上增加了文化間的交往機會和頻率，或重或輕地在“唯我論”所宣揚的那堵無法逾越的“心靈之墻”上鑿穿了幾個小孔，但這種交往方式的改變卻難以從根本上改善跨文化傳播所面臨的基本困境。網絡絕非是在跨文化傳播中可以將隔閡一捅就破的“傳心術”，在本原的意義上，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無法直達心底或真正分享內心經驗;網絡空間的跨文化傳播仍被重重迷霧所圍繞，無法繞開“交流”所固有的“宏大而哀婉”的屬性。
一、數字化文化沖突如期上演
在跨文化傳播中，文化融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幾乎沒有一種本土文化能夠固守自己的邊界而不受外來文化的影響。隨著跨文化的交流日益頻繁，文化間的吸引滲透促使每一種文化做出一定的調適甚至轉型，當某種文化打上了異質文化的標記時，文化融合便發生了。在自主選擇和均衡傳播下發生的文化融合是跨文化傳播的一種自然的過程，它有利于推動文化的發展。就這一層面而言，網絡空間整合了人際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種傳播形態，技術的融合的確增加了文化融合的機會。
然而，文化融合必定要經歷各種文化緩沖體的抵御，特別是處于文化深層的審美取向、價值觀念、情感定式、思維方式等，這些往往難以穿破?！熬W絡交往中虛擬身份依然可以演繹出多重交流情境，但現實文化身份還是起到統攝的作用，越是深人的交往，越是能接近面具背后的真實臉孔”。彼得斯曾明確地指出，“無論如何，交流問題的最終答案在于人自身，人們真正擔心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力量或文化的降格，……，我們內心深處也塞滿了不速之客。人與人的心靈交流原本就存在著許多不可逾越的‘鴻溝’和‘無奈”，上述基于不同文化心理結構層面的差異正是彼得斯所言“內心深處不速之客”的一種體現，同時也構成了跨文化傳播中文化沖突的主要根源。
在網絡空間的跨文化傳播中，文化間的相互吸引滲透并未輕易逾越文化深層的基礎結構。網際交往雖然以在線身份來進行，但虛擬文化身份背后的真實文化身份卻起到制約與統攝的作用。近年來，以黑客攻擊、網絡抵制為代表的跨國網絡傳播事件凸顯了人們對于民族主義的熱情，“植根于現實文化心理結構的文化差異并未因數字代碼的兼容性而被抹平”。因此，網絡空間的跨文化交往并沒有真正打破現實的藩籬，文化深層結構的排他哇導致跨文化沖突難以避免，文明的沖突只不過換了種數字化的方式加以呈現。
二、文化認同難逃“離散化”夢魔
在跨文化傳播中，文化認同是另一個核心問題?！拔幕J同是指文化身份的確認過程，它為社會行動者提供意義與經驗的來源，是個體進行文化定位、避免文化焦慮和不確定性的方式”對處于跨文化傳播情境中的人來說，文化認同可以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應該說，依靠文化接近性形成的在線聚集是跨文化網絡傳播的一個重要特點，處于跨文化情境中的人可以通過在線社區來與原有文化保持不斷的聯結，從而在新的旅居者文化身份和既有的文化身份之間建立一定的平衡。
然而，彼得斯指出，“大眾傳媒的常規觀念捕捉到的，僅僅是巨型信息系統中異化的潛在趨勢，而不是人際魅力的多重技巧”，這段話的背景雖然是針對20世紀50年代造就的“大眾傳播”與面對面的“人際傳播”相比所存有的缺陷，卻也應驗了當今網絡空間跨文化傳播的尷尬—盡管就技術而言，網絡提供了一種高效便捷的文化調適方式，但這畢竟是一種虛擬的聯結，“傳媒和信息交流網在提供文化交流的非地域性的同時讓我們輕信一種近鄰性，而這種近鄰性則是一種假象、一個陷阱。
文化認同的危機不僅從未在跨文化網絡傳播中消失，而且伴隨著現實社會深度文化依存的打破，在網絡空間中反而不斷加劇。在網上，人們通過建立各種虛擬社區發展出一些新型的文化交往方式，這些虛擬社群逐漸替代傳統的社交場合成為最新的亞文化培育場所，并且不斷地向現實空間延伸其利益訴求。在網際交往中，身體不再有效地限制主體在交往結構中的位置，主體的構型因此發生很大變化，“信息方式把主體重構在理性自律個體的模式之外，這種人所熟知的現代主體被信息方式置換成一個多重的、撒播的和非中心化的主體，并被不斷地質詢為一種不穩定的身份”。在網絡中，構建和發展新型的文化身份變得十分容易，文化認同走向多重化和離散化，有學者指出，“文化身份認同問題隨著全球信息傳播的流動加速變得十分普遍，人們正在日益走向一種混合型的、拼接型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
三、網絡傳播:反思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面視鏡
跨文化網絡傳播可以將現實交往關系延伸到網絡空間，以產生跨時空的高效迅捷模式。網際交往不僅是對現實交往的延伸，還是一種“數字化”的創造，它可以生產出具有網絡文化特征的虛擬交往方式。于是，跨文化傳播的所有關切問題都集聚在網絡空間，演繹出跨文化網絡傳播的復雜格局。
由此，我們需要撥開迷霧見本質—跨文化網絡傳播的核心是技術和文化的關系問題。解除人們成長于其中的文化所帶給他們的觀念的絕對邊界，是達至跨文化傳播目標的前提，然而傳播技術改變的只是文化的表現形態，處于文化深層的心理結構作為歷史的建構具有超時空的穩定性，網絡空間并不能造成現實文化基礎架構的崩塌和重組。跨文化網絡傳播延續了“交流的無奈”，這并不是技術導致的結果，而有其文化的根源。無怪乎彼得斯會發出這樣的感慨，“在歷史長河中，似乎只有當代人才會在“交流”問題上有如此的焦慮，他們彼此雖近在咫尺，卻又相距萬里!”
網絡傳播倫理范文6
一、網絡政治信息對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正面影響
網絡政治信息具有政治性、方向性、戰略性的特征，通過廣泛傳播主流政治信息，有助于提升青少年的政治認知，塑造現代政治人格。
（一）傳播主流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識的總和，每個階級必然存在反映其階級屬性的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在特定的政治體系中，“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1]。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統治，需要傳播主流政治文化；而青少年作為未來社會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理應接受并內化主流政治文化。雖然傳播方式多樣，但統治階級所提倡的必然是官方可控的大眾媒介。在信息化的網絡時代，網絡自然成為青少年接收社會政治信息的重要渠道，通過廣泛接收網絡政治信息，經過自身政治實踐逐漸內化并認同主流政治文化。
（二）提升個體政治認知
政治認知是政治行為主體對“政治生活中各種人物、事件、活動及其規律等方面的認識、判斷和評價”
[2]。青少年只有具備了正確的政治認知，才能通過政治實踐轉化為政治行為，最終實現個體政治社會化。借助網絡傳播的信息涉及各個方面，其中包含大量政治信息，為青少年及時了解國情、世情帶來了便利。青少年通過網絡媒介，既能了解大量的政治現象，豐富政治知識，拓展政治視野；又能瀏覽、分析各種政治觀點，并運用新媒體將這些政治信息進行傳播和交流，深化政治認知、提升政治理性。
（三）塑造現代政治人格
政治人格是“行為主體的政治性格特征的總和及其慣常行為模式”[3]，具有時代性的特征。我國公民深受封建政治體制、結構和文化的影響，形成了傳統的政治人格――獨立性缺乏，依附于權力生存；由于長期處于較為封閉的政治環境下，傳統政治人格也缺乏開放性。當前正處于信息化的網絡時代，網絡政治信息的豐富性、開放性前所未有，青少年廣泛接收網絡政治信息，獲得了適應當代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政治知識，培養起政治態度和情感，逐步形成比較穩定的現代政治人格。
二、網絡政治信息對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負面影響
網絡政治信息是一把“雙刃劍”，在推進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也會產生負面影響，減緩青少年政治社會化進程。
（一）消解主流政治價值觀
主流政治價值觀是社會成員在一定政治背景下形成的符合統治階級需要的政治價值觀念。傳統媒體時代的傳播方式較為單一，傳播的政治信息與官方保持一致，青少年政治社會化呈現出單向主導的特征，有助于形成主流政治價值觀。網絡傳媒迅速發展，擴大了政治信息的傳播渠道，但對主流政治價值觀也造成沖擊。特別是隨著網絡化、信息化的發展，青少年由于社會經驗缺乏，往往被動地、無甄別地接收網絡政治信息，易被西方國家和敵對勢力利用，經由網絡誤導其政治認知和評價，最終逐步消解主流政治價值觀。
（二）淡化個體政治責任感
與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相比，網絡具有傳播主體廣泛、虛擬性、開放性等特點。任何個體都可借助微博、微信、郵件、論壇等傳播政治信息，在監管尚未全覆蓋的情況下個體行為往往缺乏約束力。在網絡空間中，每個人都是虛擬的個體，隱匿的個人責任感會降低，特別是對于自身約束能力較差的青少年。同時，開放性的網絡使政治生活更加透明，現實政治生活中的陰暗面更多地暴露在青少年面前，理想與現實形成反差，青少年產生政治認知矛盾，原有的政治認知逐漸模糊，甚至產生政治猜疑心，政治責任感也隨之淡化。
（三）削弱個體政治實踐力
青少年要實現政治社會化，必須經過政治實踐環節。豐富的網絡政治信息使青少年能及時了解社會政治生活狀況，但這些信息并非青少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網絡是一個虛擬化的空間，青少年在網絡交往過程中把自己與外界隔離，習慣于用虛擬的“人機交往”代替現實的“人際交往”，這樣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青少年的政治實踐力。同時，青少年借助網絡與他人進行政治交往，由于政治認知能力較低，通過瀏覽網絡政治信息而形成的政治意識也會因缺乏實踐經驗而降低科學性，最終將不利于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實現。
三、調控網絡政治信息促進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路徑
網絡政治信息對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客觀存在，科學調控網絡政治信息、因勢利導，是促進青少年政治社會化必然選擇。
（一）建設主流網絡文化陣地
借助網絡傳播主流政治信息，弘揚主流政治文化，加大青少年政治教育力度，是引導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方式。隨著網絡化、信息化的發展，西方國家憑借技術優勢通過網絡進行文化和價值觀滲透，使我國意識形態工作難度加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調控網絡政治信息推進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難度。主流網絡媒體作為黨和國家的喉舌，理應承擔起建設主流網絡文化陣地、掌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任務，積極宣傳中國化最新的理論成果，傳播主流政治信息，弘揚主流政治文化。當前，加強主流網絡文化陣地建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多樣化的網絡思潮。調控網絡政治信息，為青少年政治社會化創造良好的網絡氛圍，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逐步培育起主流政治價值觀，必將加快個體政治社會化的進程。
（二）加強網絡陣地監管
將監管延伸到網絡空間，加強網絡陣地監管，發揮“硬約束”對青少年網絡政治行為的監督、管理、規范、調節作用，是推進青少年政治社會化的必要方式。網絡陣地輻射范圍廣，有效監管需動員各方力量。各級政府應結合青少年特點制定出具有區域特色的制度、規定等，掃除法律盲區，并加大宣傳力度，用法律法規來約束網絡政治行為。相應地，各級管理部門應加大對網絡政治信息的監管力度，嚴格把守網絡政治信息入口，規范網絡政治信息審核。從技術層面看，應大力開發安全技術，建立多層次的信息安全技術管理系統，以便進行有效地監控、過濾。對青少年這一群體而言，可建立專門機進行引導、監督，一旦傳播不良政治信息時要及時進行教育引導，提高抵御不良政治信息的能力，規范網絡政治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