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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經濟政策范文1
關鍵詞：西部經濟 稟賦特點 可持續 跨越式發展
一、引言
我國西部地域廣袤，涵蓋重慶、四川、貴州等12個省、市、自治區，占全國總面積三分之二左右；人口稀少，民族眾多，呈多民族大雜居、少數民族小聚居共存局面；經濟落后，發展極不均衡，西部各省人均GDP參差不齊，總體水平占全國2/3左右，不到東部沿海地區的40%。為全面提升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一直以來，國家都對西部地區十分重視，制定實施了量身定做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本文著力立足西部地區實際和發展需要，積極探索進一步發揮礦產資源等比較優勢，實現經濟可持續跨越式發展，促進全國各民族共同繁榮、共同富裕的可行性途徑。
二、西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現狀
西部地區經濟的跨越發展，少數民族地區是關鍵。沒有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就沒有整個西部地區經濟的大發展。當前，西部民族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區位條件、經濟基礎、民族聚居等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呈現如下三個特點：
（一）西部民族經濟具有明顯的民族性
經濟的發展具有其本質的一般規律，但因為西部地區普遍存在多民族大雜居或者少數民族小聚居等情況，造成了民族與民族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發展理念極不一致，對發展目標的要求極不一致，對發展模式的選擇極不一致，形成了各局特色的區域發展現狀。
（二）西部民族經濟具有明顯的差異性
我國歷來十分重視各民族的傳統文化和獨特生活習性，在制定各類政策時，都會十分尊重各民族的習俗、價值觀，不高一刀切。國家和各地方政府在制定經濟政策，實行宏觀調控時，對各民族實行有差別的政策措施，也造成了各民族區域政策調控的不一致。
（三）西部民族經濟具有明顯的層次性
西部地區地域廣袤，人口密度低，很多地方十分偏僻，各區域在發展的進程中，由于具有明顯的政策差異性和經濟基礎，導致發展力水平參差不齊，基礎設施建設程度不一，發展現狀幾部一致，如內蒙古地區人均GDP處于全國前列，新疆地區人均GDP處于全國中游水平，貴州地區人均GDP在全國墊底。
三、實現西部經濟可持續跨越式發展的對策措施
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是大力發揮西部地區的獨特資源優勢，創新完善發展機制，激發區域發展動力和潛力，增強整個西部地區的綜合競爭力，逐步縮小與中東部的差距，讓各民族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對于西部各區域來說，如何抓住這個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是實現西部經濟可持續跨越式發展的關鍵所在。
（一）正確理解和把握可持續跨越式發展的內涵
跨越式發展雖要求經濟發展呈現跳躍式增長，需要比其他地區更為明顯的發展加速度，但縱觀世界各國發展歷程，這是完全可能的。根據梯度開發模式理論，先發達地區可以很好地幫扶和帶動后發達地區的發展，從當前實際也可以看出，近些年來，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明顯高于北上廣等沿海地區。作為欠發達地區，必須正視自身在產業基礎、發展環境、人力資源、財力支撐等方面劣勢，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中東部省市發展經驗，而要根據自身的稟賦優勢和發展需要，審慎分析，既不妄自菲薄甘愿落后，失去跨越式發展的信心和動力，又不能為了發展，唯GDP至上，忽視西部地區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態環境和相對落后的生產力，好高騖遠一位求大，導致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的破壞，影響子孫后代的科學發展，和諧發展。
（二）堅持以人為本實現經濟發展與民族價值協調發展
作為黨和政府，實現西部經濟跨越發展的目的就是要促進各民族的齊繁榮、共發展。因而，在促進西部經濟可持續、跨越式發展的過程中，要堅決摒棄“漢族中心主義”思維，把我們的認識和理念強加在西部民族地區，而應該時刻秉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深入調查研究，了解和掌握西部每個民族、每個地區人民的實際發展需求，實行對癥下藥式的發展措施。例如，我們應該從云南苦聰人的發展歷程中吸取教訓。云南金平縣的苦聰人解放前一直游弋在原始森林中，保持著刀耕火種的習俗。1957年政府發現苦聰人后實施大量幫扶，建房造田，讓他們走出原始森林，過上了和“現代人”一樣的生活，但多年之后，苦聰人由于生活不適，重新回到原始森林。從苦聰人“出而又入”的過程中可以看出，民族地區的經濟決不能用一把尺子量遍全身，而應根據各民族的價值取向進行差異化的發展。當然，作為黨和政府，引導各民族形成正確的價值取向，也是實現西部民族地區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內在要求。
（三）加大投入充分激發西部地區比較優勢
由于歷史和地緣因素，西部大部分地區的發展潛力沒有得到充分釋放，發展潛力巨大。但是，由于受財力、政策、發展環境等所限，緊靠自身無法充分滿足資源開發的要求。因而，在國家層面，應在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基礎之上，統籌全局，根據西部12省、市、自治區的各自特點，制定切合實際的幫扶措施，加大教育、科技、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投入，解決西部地區的發展短板。其中，對科技方面的投入最為關鍵，也最為有效。從三次科技革命的對人類歷史進程的改變程度可以看出，科技的進步，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現經濟跨越趕超的最強有力的利器。西部民族地區應大力解放思想，吸收和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加快礦產等優勢資源的轉化過程，體現科技的“后發優勢”，用全新的方式縮短工業化的時間，實現經濟可持續跨越式發展。
四、結束語
作為正在高速、高效發展的西部地區，欠發展、后發達的局面逐步改觀，特別是西部大開發等等數效應已不斷顯現，發展后勁明顯增強，加快發展、轉型發展、跨越發展局面已基本形成。今后，只要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對重點區域實施重點突破，實現可持續跨越式發展，與全國人民同步建成小康社會指日可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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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經濟政策范文2
關鍵詞：文化；民族；經濟；優勢
中圖分類號：G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05-0224-01
在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引下，我國的文化事業已進入大發展、大繁榮時代。祖國的大江南北，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新的文化因素不斷衍生，加之外部文化的輸入，給傳統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這對弘揚民族文化，振奮民族精神，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地處藏區的康巴高原，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勤勞勇敢的藏族人民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了剛毅豪放、樸質樂觀的民族性格，他們以豐富的想象、集體的智慧，創造出了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化，生動地表達了藏族人民美好的理想，并且廣泛地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當前，世界問題的核心是發展，世界發展的本質是文化發展。新的世紀是現代化的世紀，更是文化的世紀。由此，社會的發展首先意味著把文化列為發展的主要方面和目的，因為實現發展的動力實際上存在于文化之中。
民族文化起源于人類的社會生產生活，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在我國，隨著社會產交經濟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出現大變格時期更使藏民族的文化展示出獨具魅力的光彩。它不僅對人們的精神生活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已經為當地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度、民族團結和對外宣傳等方面產生著越來越深的影響，從而使藏族人民非凡的智慧和威力無比的文化力量推動了古老高原的歷史和社會進步。
當今，富于雪域神韻的康巴文化更被世人所關注，它像璀璨的綠寶石鑲嵌在青藏高原，耀眼奪目。康巴是“歌舞的海洋”素有“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的美稱。就拿康巴文化而言，鍋莊舞是康巴文化主要組成部分和文化的核心。鍋莊是最為藏族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一種自娛性歌舞。它贊美人生、自然和意志；它祝愿吉祥、幸福和昌盛；它以古樸而莊重的形式，優美而豐富的內容歌頌勞動、豐收和愛情。鍋莊首先帶有深厚的宗教意識，以及傳統的倫理觀念。其次有贊美自然風光和家鄉風情還有以表現動物習性為主要內容，模擬動物形態，反映動物生活而舞的。如甘孜踢踏舞歡快熱烈，振奮人心，蘊藏著甘孜人民執著開朗、不屈不撓的性格和精神力量。巴塘弦子抒情悠揚，自然大方，充分展示了悠久的歷史，它在輕歌曼舞中頌揚藏區的江南，雪域明珠的兒女們安居樂業、國泰民安的新氣象。丹巴鍋莊以及遍布康巴地區的鍋莊內容豐富，形式各樣，縣縣鄉鄉有鍋莊，而縣縣鄉鄉的鍋莊又都不一樣，可謂異采紛呈各具特色……這些鍋莊靜似蛟龍臥海，動如猛虎下山，表現了康巴人的熱情大方、豪放粗獷、一往無前的追求。而聞名藏區的康巴山歌似圣潔甘醇的山泉，清澈透明，回味無窮，浸透了康巴人的每一根神經并流唱廣泛。
改革開放以來，州內的廣大文藝工作者（文化人）在創作中始終堅持繼承與發展結合，傳統與創新統一，民族性與時代溶的原則，使古老的高原煥發了青春的光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康巴大地豐富而獨特的民族文化正逐步走向海內外、國內外并被越來越多的世人所了解熱愛。而這些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形成了得天獨厚、獨具特色而豐富多彩的旅游資源。康巴有被世人稱為“東方的《荷馬史詩》、《格薩爾傳》”主人公嶺?格薩爾的故鄉；有世界上保存完整的德格印經院，有唱遍世界大地的《康定情歌》，有享譽國內外的美人谷甲居藏寨以及建筑文化、服裝服飾文化、禮節禮儀和飲食文化，還有傳統的節日活動，這些已在國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而這些悠久的歷史文化以及文化活動加大了旅游業的發展，吸引了更多的中外游客。如今，旅游人數年年大幅度增長，旅游收入誠倍增長，促進地方經濟大踏步，跨越式發展。
“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這是我們新時期的首要任務。新世紀的到來，文化與經濟的相互滲透也越來越緊密，越來越呈現蓬勃的活力。就民族地區而言，這里既沒有大型的礦產資源，又沒有大型的工廠開辦的條件，更沒有大型的工業基地可開發，由此可見，我們要充分發揮本土文化的優勢，要積極創建生產、經營、消費、管理、服務于一體的文化產業體制，尋找以文化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的路徑，促進民族經濟的發展。
總之，文化產業在民族地區是最豐富、最有優勢的，而且前途無量，文化產業在民族地區的開發利用也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加強。我們一定要抓住當前這個大好時機，充分依靠科學技術，發揮優勢，突出特色，積極使文化產業成為民族地區新的經濟增長區。
少數民族經濟政策范文3
關鍵詞：經濟增長;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根據傳統的貿易條件理論貿易條件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及要素貿易條件一方面由于價格貿易條件是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的基礎另一方面又由于要素貿易條件的數據難以獲得。其中，1997-2006年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數據來自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網站(省略)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年在線數據庫，2007年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一、貿易數據調整分析
表1 1997－2007年價格貿易條件變動對實際GDP的影響
從表中我們可以分析得出，首先，貿易條件調整的數據指標分析表明從總體上看價格貿易條件變化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了負效應，另一方面隨著出口額的快速增加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
其次，協整分析的結果表明經濟增長與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之間存在著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在長期關系中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與經濟增長之間都呈正相關并且這二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相當。
再次，因果檢驗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也都驗證了協整分析的結果。
為了避免價格貿易條件繼續惡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我們應采取多種措施來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另外，在長期中，雖然價格貿易條件對經濟增長有正向作用，但價格貿易條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不顯著，這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價格貿易條件變化對經濟增長影響的中間渠道不順暢。
二、我國對外貿易與中國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
對外貿易主要分為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兩種形式。國外經濟學家針對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國內經濟學家針對相關問題也進行了分析了年實際出口貿易額與實際GDP之間的關系,研究得出出口貿易額增長短期內對于經濟增長呈現為拉動作用,長期內這種拉動作用并沒有表現出統計上的顯著性。他們認為進口貿易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出口與中國經濟增長表現為相關性不顯著。研究得出在特定條件下,進口貿易和出口貿易一樣可以對經濟增長發揮促進作用。
三、國際貿易與中國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
國際貿易的形成過程和各國間經濟自由交流的必然性，我們可使用微觀經濟論據，對國際貿易或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間的作用機制進行研究，這樣才有助于我們找出更為充分的證據來說明更加透明、自由的國際貿易準則或貿易政策與中國經濟增長間的關系，以及國際貿易活動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的。
1．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
關于貿易政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盡管眾多的研究結果并不一致，進而所建議的對外貿易政策也不盡相同，但所用的研究方法卻極其相似。都是通過考察不同國家宏觀經濟水平，利用標準的計量經濟學方法，把各國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和經濟運行情況作為變量，從而試圖用實證的方法找出二者之間的關系。盡管在研究過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發展，所采用的變量和計量經濟學方法都在不斷地改變、有所發展，但總的來看，這些研究結果并不能為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提供積極的有說服力的建議。
2．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
分析考察我國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變化趨勢，分析我國經濟增長中，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貢獻，提出在新時期要大力發展外向經濟、提高直接投資依存度、保持對外貿易依存度的穩定增長，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對策。
3．維持和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促進我國的對外貿易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通過將工業制成品分為資源基礎型、低技術、中等技術、高技術四個層次,我們發現初級產品、資源基礎型產品以及主要的低技術產品在總出口中的份額都下降了,中等技術產品上升了,高技術類產品在總出口中的份額上升程度非常大。在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分析時,我們發現外商直接投資總體上促進了我國的出口,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投資創造出口,外商直接投資不僅從總量上促進了出口,還優化了我國的出口結構。
出口在我國國民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旦出現出口競爭力和出口量的同時滑坡，就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困難。因此，當前應未雨綢繆，首先通過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鼓勵出口企業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培育出口品牌、提高出口附加值，大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確保出口企業競爭力穩步提高，保持出口持續增長。其次應對影響上述拐點的諸多因素進行認真研究和預測，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防止或推遲拐點的到來，從而避免由于出口貿易出現嚴重滑坡而出現的災難性后果。
（中南民族大學少數民族經濟;湖北;武漢;43000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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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經濟政策范文4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笨梢娫诖呵飸饑鴷r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泵褡鍏^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边@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薄爸袊慕y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即每個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蔽覀冋J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倍沁@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比谴髤^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梢娒褡寤顒訉洕鷧^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注：《后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尔}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區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薄尔}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备叛灾?，劃分經濟區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保ㄗⅲ撼堂裆骸端未赜蚪洕?，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保ㄗⅲ骸肚宕鷧^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保ā吨袊鴼v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