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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直接投資范文1
1.1金融危機導致全球投資形勢不斷惡化，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銳減根據聯合國貿發會（UNCTAD）的初步預測，200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FDI)降至1.45萬億美元，降幅達21%。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下跌40%。最令人關注的是全球并購發生根本逆轉。并購是全球FDI的主要組成，而杠桿收購和股權交換是跨國并購的主要交易方式，全球股票市場的大幅縮水必然對并購產生重創。據畢馬威報告顯示，2008年全球并購資產規模減少30%，1309宗計劃中的并購案被取消。私人股本公司并購交易額同比下降72%，降至五年來最低，預計2009年將進一步下降30%。根據UNCTAD測算，2008年全球跨國并購下降為1.18萬億美元，降幅達27.7%。綠地投資有較強抗危機能力。2008年前10個月，綠地投資項目已經超過13000個，超過2007年全年的水平。但隨著許多公司宣布取消和延期一些項目，其影響將在2009年逐步反映出來。例如，中國香港和記黃埔地產是發展中國家最大跨國公司，也是全球建筑業的領先企業，已經宣布將暫停旗下所有新投資項目。
1.2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機使投資領域和結構深度調整國際投資理論通常根據投資動機的不同，將FDI分為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資源尋求型等三種類型。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沖擊的公司主要為市場尋求型，特別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為導向的投資。危機對效率尋求型投資的影響難以一概而論。但資源尋求型投資的蕭條往往發生在一段時期的極度繁榮之后，危機一過，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會很快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與此相反，跨國公司在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則相對謹慎，僅有17%的公司表示將實質性增加其海外投資。特別是對紡織和服裝等中低技術領域，投資前景遠低于總體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機正在加速改變全球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使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出現新變化在全球FDI總流量急劇下降的背景下，作為危機中的資本運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資本稀缺地區。UNCTAD預測表明，2008年發達經濟體跨國并購降幅為33%，其中歐盟、美國及日本分別下降33.5%、17%和10.8%。而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總體增長15.7%。OECD預測，2008年非OECD國家跨國公司在OECD國家的并購將增加25%，成為金融危機下少有的亮點。從占全球跨國并購總額50%的100起最大的跨國并購交易趨勢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國家源自非OECD國家的跨國并購已達到710億美元，相當于OECD國家100起最大跨國并購交易額的15%，而2007年僅為9%。
隨著資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融資困難。OECD預計，2009年發展中國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達40%。只要發達國家深陷危機，資金就很難回流到發展中國家。
近年來，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已取得了較大突破，戰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仍處在初級階段，各方面經驗較缺乏，在客觀上中國的技術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因此難免出現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偏小，投資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近年來，盡管中國境外直接投資規模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在世界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從近年境外直接投資流向看，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的產業投資，忽視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偏重生活消費品行業投資，忽視生產資料行業投資；偏重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忽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由于投資項目的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技術和檔次較低，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資主體發育不成熟，政策支持與監管不到位目前國有企業由于產權所有者的虛置和缺位，產權約束難以到位，加上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容易造成企業盲目決策或缺乏投資動力。政府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主體重審批，輕監管；而國內母公司往往只顧及短期的利潤，同樣忽視對境外企業的資產和經營狀況的監管，導致國有資產在境外不僅沒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資者利用東道國法律與中國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個人名義用國有資產在國外注冊公司，然后加入該國國籍，給國有資產流失造成嚴重隱患。
2.3境外直接投資項目缺乏前期研究，導致投資經營風險偏高境外直接投資比在國內辦企業的風險更大，因此必須進行嚴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國某些企業對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不夠重視，對東道國的資源供求狀況、交通運輸條件、企業技術裝備、投資政策法規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論證，對境外投資的商機、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尤其是投資風險缺少深入和客觀的分析，從而導致了錯誤的決策。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境外投資企業中有1/3盈利，1/3持平，1/3虧損，其中盈利的多為非生產性企業，而虧損的多為生產性企業。造成這種局面雖然有多種原因，但忽視境外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3當前發展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思考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進程加快，我國經濟必將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經濟，我國企業也將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我國應積極面對新的挑戰，抓住新的機遇，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抓緊構建“走出去”戰略的政策體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對策，盡快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我國企業能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偏小，與我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很不相稱。2007年我國GDP總量已達到32801億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達到2360美元；國際收支多年來一直保持順差，2007年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5282億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雖然仍將繼續存在，但國家支持企業發展境外投資的政策導向是確定的。在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同時，還要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F階段重點投資于三類產業：一是能滿足國內短缺要素需求的資源開發產業；二是能發揮本國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如輕工、紡織、家電等制造業；三是有利于推動我國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的高新技術產業，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技術的“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資主體，構建實力較強的跨國企業集團我國企業要走向世界，必須抓緊時機構建一批集團化的跨國經營企業，使其成為境外直接投資的“排頭兵”，經過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近年來的企業并購重組，我國已有一批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在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評出的世界500強公司名單中，我國共有35家公司入選，其臺地區有9家，內地公司有26家。但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企業仍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我國應該下大力氣，采取多種經濟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勵和扶持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為其迅速發展壯大創造優越的條件。誠然，在以大企業為主塑造我國境外投資主體群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經營機制靈活、應變能力較強的中小企業，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
3.3加強境外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規避投資經營風險境外直接投資是以整個世界作活動舞臺的，其所面臨的投資環境具有復雜多變性，往往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包括政治體制變動風險、匯率風險、國有化風險、法律對抗風險等。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實現預期收益，必須認真做好投資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認真做好投資項目可行研究，實事求是地評價各種利弊得失，才能為項目決策提供科學而可靠的依據，從而有效地規避境外投資中的各種風險。
參考文獻：
[1]賓建成.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的障礙因素與克服對策[J].工業技術經濟.2009,(01).
[2]林海.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所面臨的障礙和對策研究[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03).
[3]王金洲.中外企業跨國并購的比較研究[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02).
境外直接投資范文2
文■陳長纓
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看，2007年全球達到創紀錄的2.27萬億美元，而2009年驟減到1.15萬億美元，降幅高達40%，此后雖有所恢復，但2012年又出現了較大下降。更大的變化來自區域和國別結構，發達國家所占比重下降，由2007年的82%下降到2012年的65%。相比之下，我國境外投資出現了跨越式增長。2007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只有265億美元，而2012年則迅速增加到842億美元，境外直接投資存量更是由572億美元躍升到5028億美元。我國境外投資占全球的比重由2007年的1.2%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6.1%，是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增速最快的，在全球的重要性明顯提高。
一、內外部環境重大變化有利于我國抓住機遇擴大境外投資
（一）全球資本短缺將繼續提高我國在全球境外投資的重要性
國際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走出危機陰影的時間和反復過程都超乎預期，未來全球經濟可能長期處于中低速增長，包括直接投資在內的全球資本流動供需矛盾可能存在一段時間。一方面，發達國家用于對外投資的資金有限，跨國公司也繼續將資金優先配置在母公司，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速放緩對其對外投資影響更為顯著；另一方面，各國經濟復蘇和增長都需要大量投資，不少發展中國家存在資金缺口，外部融資需求普遍增加，由于短期資本流動可能引發泡沫，因此各國更關注以直接投資為代表的長期資本流入。從短期看，全球直接投資規模很難恢復到金融危機前的高水平，而我國境外投資的意愿、能力、金融和政策支持等都處于快速上升期，這為我國擴大境外投資、繼續提高在全球直接投資的重要性提供了巨大機遇。
（二）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不同需求擴大了我國境外投資的空間
從發達國家看，短期內它們希望通過外來投資注入流動性以度過難關、避免破產，并向境外投資者出售一些技術、研發、品牌等核心資產，來自國家和企業層面的投資限制也有所放松。我國應借此機會，擴大對發達國家以往難以進入領域的投資，以便獲取高端資產、嵌入全球貿易產業鏈高端，為未來提升我國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打下基礎。但發達國家對關乎國家安全行業的外商投資仍保持謹慎態度，典型的是危機期間我國對美國石油、通信等敏感產業投資進行限制。從長期看，一方面，一旦發達經濟體走出危機，則部分寬松的吸引外資政策可能會收緊，一些短期投資機會可能不復存在；但另一方面，發達國家資本流入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市場效率，存在很多長期投資機會，除制造業、服務業外，很多發達國家交通等基礎設施進入更新換代期，加之發達國家市場開放程度高、制度規則透明、投資環境良好，為我國提供了很大的投資空間。
從發展中國家看，大多數國家尤其是中低收入國家缺乏資金、外匯、技術、管理等發展要素，利用外資可以彌補以上缺口，發展中國家對外來直接投資有長期、巨大、穩定的需求。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引入外資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發揮比較優勢，更好地分享經濟全球化收益，因此普遍歡迎制造業領域的外資。基礎設施對改善投資環境意義重大，是吸引外資的主要領域。發達國家曾是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外資來源，但金融危機后前者對外投資能力明顯下降，我國作為危機期間境外投資唯一快速增長的大國，將成為發展中國家外資的重要來源地。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在企業組織、生產技術和管理、配套能力建設、基礎設施乃至發展模式等方面更能適應發展中國家需求，對發展中國家境外投資更具有綜合優勢。
（三）國際產業分工體系重構為我國境外投資帶來了新機遇和新挑戰
第一，發達經濟體“再工業化”將擴大我國境外投資機會。近年來美國和歐洲紛紛實施“再工業化”，國際產業轉移也由原來向發展中國家的單向流動，轉變為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雙向流動格局。發達國家在技術成熟、對其競爭力影響不大、無關國家和經濟安全的傳統制造業中，歡迎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外來投資，近兩年來我國對美機械、汽車、電子、紡織等制造業投資明顯增加就是例證。
第二，東亞區內生產體系重新調整為我境外投資提供新機遇。東亞區（包括東南亞）內聚集了不同資源稟賦和發展階段的多種類型國家，形成了復雜高效的分工關系，是目前國際上最重要的制造業生產基地。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重心繼續向東亞轉移，東亞是全球直接投資不降反增的少數區域之一，較高的經濟增速、大量的資金流入、不同國家位勢變化等，都為東亞生產體系重新調整、構建更精細化的分工體系提高了條件。過去，東亞分工主要是在“雁行”發展模式下形成的，我國在東亞區內主要接受別國分工，處于“雁行”模式的最底端。隨著我國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相對于區內廣大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愈發明顯，加之與周邊國家位置相近、區內交通相對完善、經濟一體化程度提高、文化背景相似等因素，我國可以加速擴大對區內發展中國家以制造業為主的投資，形成以我國為主的“雁行”模式，重塑東亞分工格局，并將這種分工關系延伸至南亞地區。
第三，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影響我國境外投資。近年來，各種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層出不窮，對全球直接投資和產業分工都產生了影響，對我國影響最大的是東亞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目前主要談判包括，我國參加的中日韓自貿區、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即“10+6”），以及美國力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若我國參與的談判取得進展，將有助于我國擴大區內投資、提升我國對區內分工的主導力；但若TPP談判成功而其它談判停滯，則我國將喪失一些對區內的重要投資機會。
（四）國際資源能源版圖調整有助于我國擴大境外投資
近年來，一方面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后，作為上游能源資源產品的需求下降更快；另一方面美國的頁巖氣革命、全球多個油氣資源的新發現、新能源產業快速崛起等，都大大提升了能源資源供給，這導致全球能源資源價格掉頭向下并連續幾年在較低水平上波動，未來這一趨勢還將持續較長時間。受此影響，美國、歐洲等一些能源資源消耗大國將減少在該領域的對外投資，一些能源資源富集國家將尋找新的投資來源，這為我國擴大能源資源境外投資、促進能源資源來源多元化、保障我國供應安全提供了重要機遇。另外，美國在頁巖氣革命后，其國內以天然氣為代表的能源價格明顯下降，將顯著降低美國石化等下游產業，以及鋼鐵、冶金、汽車等高耗能產業的成本，也為我國擴大對這些產業投資提供了契機。
（五）我國要素稟賦升級形成境外投資新優勢
現階段，我國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正在發生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環節的比較優勢逐漸式微；同時，我國國內資金比較充裕，在大規模制造方面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或環節的比較優勢和境外投資優勢開始顯現。在我國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背景下，要求我國以境外投資方式、將這些產業轉移到境外成本更低的國家，并保持對這些產業的控制能力，這與東亞“雁行”模式是一脈相承的。
此外，我國產業和貿易的升級過程，面臨來自發達國家巨大的競爭壓力。為加快實現升級，我國有必要通過境外投資方式獲取境外高端要素。例如，在發達國家并購或新設研發咨詢等機構，可以直接獲得先進技術、研發、設計等高端資源，也可利用國外高端人才為我國企業服務。又如，品牌、全球營銷渠道、售后服務等一直是制約我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短板”，通過對發達國家的并購，可以使我國在較短時間內獲得國際化經營的關鍵要素，不但能較快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提高出口附加值，而且也有助于打造和提升我國自主品牌，并構建以我國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
二、下一階段我國境外投資的目的和重點領域
（一）主要目的
從中長期看，我國境外投資的主要目的，是充分發揮我國不斷變化升級的比較優勢，在全球范圍內整合配置資源，一方面利用我國在資金、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擴大對發展中國家投資、轉移部分制造產品和生產環節，另一方面通過對資源富集國家和發達國家投資彌補我國短缺的能源資源和高端要素，增強中國對全球產業鏈條的營運力和控制力，提高我國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層級，最終構筑以我國為核心或主導的區域或國際化生產體系。同時，境外投資有助于促進東道國產業經濟社會發展，同時還可以擴大我國經濟影響力、推廣我國發展經驗、展示我國大國形象、消除中國影響，應成為我國和平崛起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對我國投資重視程度增強與我國境外投資意愿上升相互疊加，我國境外投資正面臨歷史上最好的機遇期。因此，我國應高度重視未來幾年的重要機遇期，從戰略高度角度謀劃調整境外投資布局，在規模繼續擴張的同時，著力調整和優化投資結構，培育提高境外投資企業經營管理和盈利能力，力爭形成多元化的境外投資基本布局，打造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跨國公司，使境外投資上到一個新臺階，為未來我國更加開放的國際化戰略打下基礎。
（二）重點領域
第一，大力發展以降低成本為目的的境外投資。成本型投資可以發揮我國不斷升級的比較優勢，利用發展中國家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等要素和相對寬松的環境容量等，將一些我國已不具備價格競爭力和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產業、產品和生產制造環節轉移出去，同時通過掌握資金、技術、管理、品牌等手段，保留我國對轉移出去產業的控制力。成本型投資可為東道國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促進經濟增長，還有助于東道國提升產業結構、建立工業體系，因此可以改善和提升我國在東道國投資形象。從投資對象看，我國成本型境外投資應優先關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以打造我國主導的區域分工體系，同時適當擴大對中亞、非洲、拉美、東歐等國投資，促進投資地區多元化和分散化。
第二，積極發展以并購高端要素為目的的境外投資。高端要素型投資有助于我國較快進入全球貿易產業鏈高端，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是我國利用全球資源的高級形式，在我國境外投資的重要性和比重也應不斷提升。但高端要素型投資往往關系到發達國家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乃至經濟安全，加之對我國崛起的擔憂，因此發達國家對我國的這種并購投資往往會設置各種障礙。為此，我國企業可利用發達國家比較完善透明的法制環境，積極應對各種不合理的歧視或障礙。我國高端要素型投資主要對象是歐美日發達經濟體，其中歐洲與我國關系比較穩定、對我國投資限制較少，加之歐債危機對其影響深遠，是我國優先關注的地區。
第三，統籌發展以獲取能源資源為目的的境外投資。能源資源富集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位勢和重要性下降，為我國擴大能源資源境外投資帶來不少新機遇，如可投資項目增多、投資限制減少、投資條件優惠、在權益分配等核心問題上話語權增加，部分跨國公司考慮向我國轉讓現有油田等項目，在石油管線安排、能源資源協議價格等方面也會出現有利的變化。我國應充分抓住有利時機，加快全球能源資源投資布局，并爭取達成更為有利的投資安排。我國應優先選擇政局穩定、條件優惠、短期見效、運輸安全的項目，如俄羅斯、中亞、海合會國家、非洲和拉美政局穩定國家、澳大利亞等的投資項目，對于中東等政局不穩國家的投資，應慎重考慮評估。鋼鐵、冶金、木材等一些資源粗加工項目也是我國未來境外投資的熱點，但在當前全球環保主義影響不斷增大的情況下，境外投資這類項目也要高度重視對東道國的環境影響，即使在收入水平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投資，也應采取排放較低、環境友好的技術并對當地生態環境進行必要補償，以提升我國企業在東道國的積極形象、促進境外投資可持續發展。
第四，分類發展市場型境外投資。進入對方國家直接進行生產或提供服務已成為全球直接投資的重要類型。我國市場型投資可細分為若干具體類別。一是由產品特性決定的市場型投資，除一些不宜長途運輸、或運價過高的產品外，近年來由于產品生命周期縮短、市場競爭激烈，一些產品必須及時根據消費者需求變化進行調整，也就是要在貼近市場的地區投資生產；二是繞過關稅、配額、貿易摩擦等貿易壁壘的投資；三是服務業投資，我國在境外投資金融、保險、貿易、物流等服務業，除為當地市場提供服務外，更重要的是為我國境外企業提供必要支撐，甚至對帶動其它投資起到先導性作用。實際市場型投資的動機往往更為復雜，例如，我國家電、紡織服裝等境外投資，既可以貼近市場，又可以繞過關稅或配額壁壘，還可以利用享受東道國參與的自貿區優惠政策擴大向第三方出口，很多市場型投資還兼具成本型投資特點。很多發展中國家資金短缺、產業空白，而市場型投資比直接進口更能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對我國投資態度比較積極；但若東道國國內已有產業，則會擔心外來投資會對當地市場形成“擠出”效應，對我國投資持謹慎態度。總體而言，我國市場型境外投資需要根據市場分布情況進行全球多點布局，并且充分考慮當地的投資和銷售壁壘，近期在全球資本短缺情況下，應適當加快發展這類投資。
第五，爭取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取得突破?；A設施境外投資對促進我國整體境外投資意義重大，不但能帶動我國技術、機械、勞務出口，是境外投資與工程承包、勞務輸出的交匯點，而且基礎設施是東道國投資硬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我國境外投資尤其是制造業投資有先導性作用。一些境外基礎設施投資對我國全球戰略布局也有重要作用，如對境外港口、機場、公路、鐵路等投資，不但可提高我國對東道國的影響，還可以搭建我國對外運輸的新通道。東南亞、南亞國家是未來我國主導分工體系的主要參與者，它們國內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與我國的互聯互通，是我國轉移制造業的重要前提，因此應優先擴大對這些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一般而言，中方境外投資基礎設施應優先爭取按商業化原則進行的權益投資，如BT、BOT、PPP等形式；但也有一些戰略性投資，如周邊國家和我國的跨境交通建設，可能無法獲得完全的商業回報，國家可通過援外項目或貼息等手段予以支持。
三、政策建議
（一）整合各方資源形成境外投資合力
重點包括，處理好我國和東道國政府間關系，營造良好的境外投資環境；提升政府、中介組織服務水平和能力，支持企業境外投資；鼓勵實力較強的國有企業、大型企業率先投資，取得經驗后再引導民營和中小企業境外投資；將境外投資與貨物和服務貿易、勞務輸出、工程承包、對外援助結合起來，擴大境外投資帶動作用；合理安排投資次序，以對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園區建設、金融服務的投資或合作為先導，逐步擴大制造業境外投資等。
（二）在發展中國家推廣境外經濟貿易合作區模式
可在發展中國家以境外合作區推廣這種模式，即在雙方國家層面支持下，由我國經營較好園區內的投資開發公司或大型企業擔任開發主體，發起設立境外合作區并負責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等前期工作，再引導國內園區企業、大型企業的配套和關聯企業向合作區投資，并在合作區內復制、推廣中國園區的開發和管理模式，從而形成以中國企業為主、兼顧當地企業的產業集聚區。境外合作區便于我國企業集中力量與東道國政府和各類組織打交道，也可為境外投資企業提供金融、法律、咨詢、招聘等專業服務，特別有助于我國中小企業“抱團出?！?，它將成為我國境外投資重要載體，是在境外集中展示我國企業、產品、發展模式的窗口。
（三）加強與東道國各層面廣泛的溝通協調
東道國政府及其政策是影響境外投資成功的關鍵因素，一些國家政權經常更替，因此我國應加強與東道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執政黨、在野黨、重要社團等聯系溝通，保證我國境外投資利益不受或少受東道國政權更迭影響。在投資重點地區建立政府間對話平臺，減少東道國對我國企業的投資障礙，改善我國企業在當地投資環境，解決我國企業在經營中遇到的問題，并爭取一些更優惠的投資政策。當前，與發達國家政策溝通的重點是消除對我國歧視性投資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資安全審查，提高投資便利化程度；與發展中國家政府溝通的重點，包括簽署或修改投資保護協定、保護我國投資安全，擴大對我國的市場準入范圍，改善東道國投資軟硬環境，加快對我國投資審批速度等。我國應特別重視與東南亞、南亞等我國主要境外投資地區的高層溝通，爭取將基礎設施、境外合作區建設等作為雙方談判的重要內容。另外，還要加強與東道國媒體的溝通交流，加大對我國投資積極作用的正面宣傳，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
（四）改革我國境外投資管理方式
完善境外投資產業導向和國別指導政策，對不同類型的境外投資制定差異化的支持措施。改進境外投資管理制度，實現由事前審批到事后服務、管理的轉變。及時總結和推廣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境外投資管理方式試驗中取得的經驗，盡早對境外投資開辦企業和一般項目實行備案制，提高境外投資便利化程度，以便企業能更快抓住有利機會投資。
（五）加強境外投資促進工作
大力加強對境外投資的資金和外匯支持力度，除擴大對境外投資企業和項目的資金支持外，還應設計能滿足多種需求的金融產品，進一步放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管制，同時鼓勵銀行率先開展境外投資，為當地投資的中國企業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加強國內保險機構對境外投資的支持作用，擴大承保規模、開發新險種，引導境外投資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投保，增強企業抗風險能力。國家層面高度重視、認真研究、科學評估境外投資所面臨的新風險，及時風險預警，制定應對措施。深化對主要投資國利用外資政策研究，建立包括外交部門、商務部門、民間組織、行業協會在內的多層次、多渠道投資信息收集機制，為國內企業提供合適準確的投資信息。完善我國境外投資商會等自治組織，發揮其在處理和當地政府社團等關系、協調我國境外企業之間的關系、避免惡性競爭等方面的積極作用。
（六）引導規范境外投資行為
境外直接投資范文3
Abstract: The breakout of the recent financial crisis globally fortunately demonstrates an opportunity for China’s FDI abroad. This paper surveys the theory of FDI firstly (the theory of FDI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particular),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fast growth of China’s FDI abroad recently. Then the paper expounds the drawbacks of China’s FDI abroad, which is followed b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 原因 問題 對策
Key Words: FDIReasons Drawbacks Countermeasures
作者簡介:李國(1974-),湖南人,上海師范大學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世界經濟。
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國際資本流動、跨國投資與并購活動急劇萎縮,全球對外直接投資下降14%。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不但沒有放緩腳步,反而飛速增長。2008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到559億美元,首次突破500 億美元大關,較上年增長一倍多。2009年前三季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328.7 億美元,同比增長0.5%,其中第三季度當季對外直接投資204.7億美元,超過了前兩季度的總和,同比增長190.4%。金融危機給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歷史機遇,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整體情況并未因此得到實質性的好轉。對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回顧
(一)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述評
傳統國際投資理論以海默、巴克利、卡爾森、鄧寧為代表,主要強調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必須以擁有特定的優勢為前提,認為在外部市場不完全的前提下,企業只有擁有了足以彌補其海外經營所產生的額外成本的優勢時才能開始對外直接投資。鄧寧進一步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劃分為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和內部化優勢(Dunning,1981),認為企業之所以能夠到國外經營,是因為企業擁有高于其他國家企業的壟斷優勢;而企業之所以愿意到東道國經營,是因為企業在東道國結合當地要素投入來利用其優勢時比利用其本國要素更有利;企業之所以采用直接投資方式,是因為企業使自身優勢內部化比出售或出租給外國企業更有利,并且強調只有當企業同時擁有上述三種優勢時才能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按照“優勢論”的觀點,一國企業在沒有建立起足夠彌補國際化運營成本的優勢前,不能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優勢論”對于中國大型企業向相對后進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有一定的解釋力,相對于后進發展中國家,中國大型企業具有技術和資金優勢,擁有了某種程度上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但“優勢論”觀點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無法很好地解釋近年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二)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機
近年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大量直接投資,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全球研發活動蓬勃興起,以及20世紀90年代中期后跨國并購取代新建投資成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方式等,傳統國際投資理論受到了挑戰。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產生有時并不需要同時具有傳統國際投資理論所強調的三種優勢,某種情況下具備一定的局部優勢也能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大多數中小企業對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是學習國外的技術與市場運作,目的在于彌補自身的不足以提高競爭力。
美國哈佛大學威爾斯教授認為,保護出口市場是發展中國家制造業企業對外投資最為重要的動機,其他投資動機還包括謀求低成本、分散資產、母國市場的局限和獲取先進技術等。也有學者認為,發展中國家可以在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逐步形成低成本制造等局部競爭優勢,以此為基礎在全球范圍內重構自身資源和能力基礎,通過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去尋求和獲得重要的創造性資產,如創新技術、商業信息、全球化的管理技能等。通過主動從事國際化經營尋求創造性資產,不僅可以避免被鎖定于國際產業分工的低端環節,而且還可以“以小搏大”,在未來競爭中贏得優勢。復旦大學與IBM中國商業價值研究院的聯合調查顯示:開拓新市場、學習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理念、規避國內激烈的市場競爭被認為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動機 。
另外,發展中國家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還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動機:尋求自然資源。由于在經濟的高速發展過程中,本國的自然資源無法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客觀上要求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獲取國外的自然資源以支撐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尤為必要。
二、金融危機下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原因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有了大幅度增加,投資選擇的動機主要有尋求創造性資產、尋求自然資源、貿易壁壘增加客觀要求對外直接投資。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條件。
(一)金融危機背景下,國外跨國公司大量低價出售其創造性資產
創造性資產主要是指如研發能力與研發產品、設計能力和品牌等特殊資產。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通過承接國外大量的加工貿易,已經成長為一個制造業大國,但并未出現大量的世界級制造業企業,主要原因在于我國企業大多數都處于產業鏈的下游,從事的都是低附加值產品的加工,未能形成強大的產品研發能力和著名的產品品牌。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中的諸多泡沫被擠破,全球消費需求急劇萎縮,這對于近年來進行大規模擴張經營的諸多跨國公司是雪上加霜,產能過剩導致其資金鏈斷裂,處于破產的邊緣。面臨此種困境,大多數企業實施瘦身計劃,出售企業資產(包括部分核心資產),收縮企業生產經營戰線。中國企業可以利用這一有利機會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收購跨國公司所出售的創造性資產,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清科集團的《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并購市場研究報告》顯示,第一季度中國跨國并購保持相對活躍、尤其是中國企業發起的跨國并購比重增加,占跨國并購總數的53.8%。比如,四川民企騰中重工集團收購了通用汽車旗下公司的悍馬品牌,獲取了企業所需的重要創造性資產;吉利集團準備收購沃爾沃汽車集團,以獲取沃爾沃的品牌和技術,有利于吉利集團品牌價值、技術研發實力的提升。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發達國家加大能源、礦產資源的出售
近年來,我國能源、礦產資源需求急劇上升,能源、礦產資源的價格成本在我國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中占據相當大的比重,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資源型企業的生存空間。多年來,我國外匯儲備位居全球第一,這為我國大型國有壟斷資源型企業實施對外直接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企業所控制的部分自然資源不得不對外出售,一些能源、礦產資源豐富的國家急需大量資金穩定本國的金融市場,這為我國企業獲取急需的能源、礦產資源提供了很好的機會。2009年6月,中國五礦以13.86億美元成功收購澳大利亞OZ礦業公司。2009年7月,中石油購得伊朗南阿扎德甘油田70%股權,該油田原油總儲量高達420億桶。2009年8月,中國石化集團宣布成功收購瑞士Addax石油公司,這是中國石油企業最大一筆海外并購交易。
(三)貿易保護措施的實施客觀要求對外直接投資
金融危機下,危機國國內經濟危機重重,消費需求大幅減少,失業率大幅提高,為了緩解國內的政治壓力,危機國必然會重拾貿易保護主義,加大我國貨物出口的成本;危機國采取貨幣貶值的政策,人民幣被迫升值,使得產品價格上升,競爭力下降。美國參議院不顧國際媒體“貿易保護”的指責,于2009年2月初以口頭投票方式通過了“購買美國貨”修正案作為美國經濟復蘇計劃的重要部分;印度也于2009年年初無理由地宣布半年內禁止中國玩具進口;2009年9月,美國對中國出口輪胎加征35%的關稅。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的被迫升值是對我國出口貨物貿易的雙重打擊,但是,人民幣的相對升值卻會降低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成本。在這種背景下,我國企業減少商品的直接輸出,轉而對出口國采取直接投資的方式不失為一條解決當前困境的路徑。
三、目前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存在問題
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獲得了快速的增長,但從總體來看,我國的對外投資并未發生實質性的變化。對外投資的規模、結構、主體和總的政策環境還存在著諸多的問題。
(一) 投資總額少,企業規模小
首先是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明顯偏小。目前中國境外投資金額僅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0.15%。據統計,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發達國家為1:1.14,發展中國家為1:0.13,而中國僅為1:0.09。因此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
其次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偏小。目前中國海外企業平均投資不足140萬美元,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平均600萬美元的投資水平,同時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450萬美元的水平。由于規模偏小,中國的跨國企業很難獲得規模優勢,難以進行有效地研究和開發,無力支持銷售和售后服務,從而導致了惡性循環,即有限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小規模生產較高的生產成本低質量低價格較低的市場占有率更小的規模制造。從而難以適應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變化,使企業喪失許多市場機會,增大企業經營風險,減弱國際市場融資能力,難于與世界大型跨國公司相抗衡。
由于對外投資比較容易受母國經濟規模的影響,用絕對份額簡單進行比較并不說明全部問題。為此,UNCTAD開發了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OND),以反映一國對外投資的相對份額。對外直接投資績效指數用一國對外投資流量(FDIi)占世界對外投資流量(FDIw)的份額與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i)占世界生產總值(GDPw)的份額的比率來表示。OND反映了一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兩種決定性因素:所有權優勢和區位因素。比較中國和印度歷年的OND排名,除了在2003年以前和2005年度,中國排名超過印度,其他的年份都落后于印度,由此可見,中國FDI的總體規模和績效,都與自身的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并不相稱。
(二)對外投資結構不盡合理
1.地區分布結構不合理
我國海外企業大多數集中在港澳地區和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泰國、歐洲諸國,數量占境外投資企業總數的一半,而其中對美、加、澳三國的投資額占我國對外投資總額的40%左右。在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雖在近幾年有所增長,但從總體上看還偏少,影響我國海外市場多元化戰略的實施。雖然FDI的資本逐利性本質上要求其區位選擇具有很大程度的集聚特征,然而,中國的FDI區位分布確顯得過度聚集。投向香港、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三大離岸金融中心的虛假對外投資占據了對外投資總額的80%以上,而美國投向離岸金融中心的資本僅占9%。另外,據統計,僅港澳地區和美國、歐盟、日本等20多個發達國家,就集中了中國約70%的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中國FDI的大多數都集中于北美、歐洲等發達國家,而對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相對較少。這種過于傾斜的區位分布格局使中國FDI的未能發揮應有的效益,這種FDI區位分布過度集聚于少數地區也帶來很多不利影響:第一,投資于主要離岸金融中心的虛假投資和資本逃逸,不僅不能發揮大量資本的經濟效益,反而從很大程度上導致國內資金不足和財富流失等等問題。第二,不同的技術和產品具有不同的適應性,投資過度集中于發達國家,將不利于中國企業技術和產品的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中國企業的主要優勢在于適用技術、中等技術和某些進入成熟期的產品,而這些技術和產品在發達國家不具備競爭力。如果將它們用于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充分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第三,發達國家某些生產要素,如土地、廠房、礦產資源和勞動力等價格昂貴,可能導致企業產品成本上升,同時,發達國家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外來投資企業很難進入主流市場。這是造成中國境外企業績效低下的一個重要原因。第三,FDI過度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和地區,很大程度上會造成進行交叉重復投資和相互惡性競爭。
2.產業分布結構較單一
從產業構成來看,中國企業多集中于運輸、建筑、石油、鋼鐵等行業,這些行業的總的特點就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中國勞動力成本的低廉,使這些行業在國際市場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而金融、電信等服務性行業,一方面由于在國際市場上存在準入壁壘,另一方面競爭又十分的激烈,中國企業雖然在國內擁有一定的資本,但還不具備較強抗風險的能力。隨著我國對外接投資的發展,今后應該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逐步搞一些如科研設計、咨詢、醫院、銀行、房地產等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資本輸出,以改善對外投資企業的行業結構。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相關政策尚不健全,企業缺乏清晰發展戰略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對企業境外投資的政策支持相當不足。首先,多頭審批,在對外直接投資中多頭審批管理是個較突出的問題,至今沒有解決。多層審批不僅手續繁雜,加大項目成本,且時間長,易錯過最佳投資時間。其次,外匯管制過嚴。過嚴的外匯管制使得境外企業面臨強有力的市場競爭需要擴大投資時,或當市場前景看好而需要擴大經營規模時,企業卻沒有自由支配的資金。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管理盡管在有關部門出臺的政策和條例的支持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沒有上升到立法高度,政策便缺乏系統性,難以長期,穩定地對境外投資起到保障作用,從而限制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發展。至今仍沒有一部專門調整海外直接投資的法律。法律法規數量偏少,還沒有形成系統、全面、完整的體系。
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往往都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具有完整的全球戰略,以世界市場作為角逐目標,對再生產周期的各個環節實行全球化安排。而我國大多數企業尚不具備大規模FDI的實力,也缺乏全球性發展戰略,沒有融于世界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還不能站在企業長期生存和發展戰略需要的高度去規劃自己的海外投資行為。有些企業只是將海外投資作為轉移舊設備、獲取投資補貼、建立境外考察的接待站或享受優惠政策的短期行為。一些海外投資企業由于缺乏明確的投資目標,投資決策的隨機性和隨意性很大。如我國某石油集團在新加坡的子公司為了短期盈利在沒有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況下,盲目從事期貨交易等高風險業務,結果造成5.5億美元的損失。
(四)對外投資企業缺乏高素質人才,經營管理水平不高
在海外創辦企業要求具有大批高級的管理人才、科技人才、金融財會人才和法律人才,這些人才要能用外語處理有關業務和糾紛。按照這樣的要求,我國海外企業干部隊伍的素質和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有些外派經營管理人員經常抱有臨時觀念,缺乏跨國經營管理人員應有的素質,相當一部分管理人員不具備國際金融貿易知識,不懂當地法律,以致海外企業經營業務難以順利開展,影響企業經營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國的海外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不高,對自身優勢和競爭對手缺乏比較性研究;另外人事管理中缺乏一套科學選人、用人、輪換的制度,這主要是由于很多單位將外派員工到海外投資企業工作作為一種待遇。
四、利用金融危機契機,發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策
金融危機為我國的對外投資發展提供難得的機遇,不斷增強對外投資企業自身的實力并從政策上給予支持卻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因此,針對我國對外投資的諸多問題,我們應該著力做好如下幾點:
(一)不斷提高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自身素質
國家應從國內現有企業中,選取具有一定規模,管理較好,實力雄厚的企業重點扶持,開展跨國經營。同時,某些生產性企業也可考慮與國外大公司進行強強聯合,組建成大型跨國公司,進行優勢互補。例如中國石化總公司,一汽等。雖然這些企業在國內占有一席之地,但在國際市場上尚缺乏知名度。這主要是由于這些企業缺乏國際營銷經驗,沒有形成自己的銷售渠道,因而沒有打開市場。而與國外公司聯合,不僅可以學習他們先進的管理經驗,還可以借現有銷售網絡進入當地市場。建立起完善的內部市場和產供銷一體化體系,提高企業知名度,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以改變我國跨國經營企業規模小,效益差的狀況。培養企業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就是企業發展的潛力,企業必須根據市場的變化創造條件,促進自己核心競爭力的提高。
(二)調整投資結構,進一步拓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的多元化
除中國已進行投資的發達國家和部分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以外,從中近期來看,發展中國家(包括經濟轉軌國家)中的印度、巴基斯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尼日利亞等國家,擁有眾多的人口和龐大的消費群體,經濟增長較快,并且中國許多產業相對于其國內產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是許多國內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理想的目標國。另外,周邊國家如東盟與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比較接近,又有“10+1”自由貿易協議的簽訂,更可成為中國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伙伴和對象。綜合貿易投資自由化目標和區域經濟合作的推行,中國對東盟的投資可以以湄公河次區域為考慮的重點。交通的便利減少了運輸成本,經濟合作推行的領域為投資創造了較好的條件。從已簽訂的合作協議來看,中國愿與次區域各國共同努力,建立次區域貿易和投資信息服務機制,實現信息共享,為貿易商和投資者提供服務,以促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最終形成。
(三)完善對外投資的相關政策法規
首先,進一步擴大和提升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規模與技術含量。在宏觀上,要加強調控對外投資的力度,健全對外投資的管理機制,尤其是應加強有關對外投資的立法。至今中國還沒有出臺一部比較完善的對外投資法,還沒有形成完善的對外投資法律體系,因此,建議有關部門應盡快制定和建立專門的法律,如《海外投資法》或《海外投資保險法》,以鼓勵和保護中國企業進行國際化的動力與利益;其次,在微觀層面,對外投資企業則要大力開發新技術和新產品,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提升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技術含量,從而在更高水平、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再次,要改革審批制度。我國應進一步簡化海外投資的審批環節,提高工作效率,適應加入世貿組織后減少行政審批,并對行政審批制度進行改革的要求。如制定中國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對境外投資項目進行分類管理,避免重復審批;同時,適度放松外匯管制。在跨國企業創業初期,應允許企業外匯資金在內部調整,在追加投資方面有較大的自。對境外項目投資效益較好且已產生外匯的企業,對其增資額不足部分,允許購匯解決增資缺口。逐步允許有好的投資項目,但無自有外匯資金的企業購匯進行境外投資。
(四)培養合格的跨國經營人才
管理是企業永恒的主題,海外企業也不例外。由于我國企業整體管理水平普遍偏低,當前必須強化海外企業的內部管理,強化海外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能力,加強海外企業投資項目的可行性研究,盡快提高科學決策水平,盡快建立和完善海外企業的各項管理規章制度。然而,這些工作都需要人來執行和完成,所以說國際企業之間的競爭實質是人才的競爭。興辦海外企業需要大量的復合型高素質人才,要求他們既要精通外語,熟悉國際慣例、國際市場,又要具備較高管理技能、較強的公共關系技能和適應能力、強烈的開拓精神和獻身精神。因此一方面我們必須采取多種途徑不拘一格地去發現和培養跨國經營人才;另一方面還要加強企業外派人員的在職培訓,不斷提高他們的業務知識、國際經營技能和外語水平,使他們能盡快適應國際化經營的需要。我國應制定人才培養戰略,通過各種渠道,大力培養跨國經營的人才。
五、結論
以加入WTO為契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但是相對于我國經濟實力來說規模還很小,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比重遠遠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與其他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相比較也處于規模低的水平;我國應該加大鼓勵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力度,以實現獲取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的目的,同時釋放漸趨飽和的國內生產能力;對外直接投資的形式以合并和收購為主,絕大多數是獨資企業,合資合作形式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受到鼓勵;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過于集中,根據投資目的引導投資流向的多元化。在目前國際化的發展進程中,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要一步,也是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基礎。在這次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企業應該把握機會,不斷探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法和策略,以促進中國經濟向國際化方向發展。開展跨國經營,在中國是一項前所未有的嶄新事業。
參考文獻:
[1]DUNNINGJ H.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 London : Allen & Uniwin , 1981 : 34- 35
[2]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省略/
[3]劉易斯?威爾斯著: 第三世界跨國企業,葉剛、劉宇光譯,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6 年,第21 - 27、19 頁
[4]劉陽春.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動因理論與實證研究. 中山大學學報,2008 (3) :17
[5]趙偉,古廣東,何元慶.外向FDI 與中國技術進步:機理分析與嘗試性實證.管理世界,2006
境外直接投資范文4
【關鍵詞】 吉林省 外商直接投資 影響
1. 外商直接投資的含義
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指外國企業和經濟組織或個人(包括華僑、港澳臺胞以及我國在境外注冊的企業)按我國有關政策、法規，用現匯、實物、技術等在我國境內開辦外商獨資企業、與我國境內的企業或經濟組織共同舉辦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作經營企業或合作開發資源的投資(包括外商投資收益的再投資)，以及經政府有關部門批準的項目投資總額內企業從境外借入的資金。
我國外商投資分為直接投資方式和其他投資方式兩種。直接投資方式包括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資）、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作）、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獨資）、外商投資股份制企業、合作開發；其他投資方式包括對外發行股票、國際租賃、補償貿易、加工裝配。
2.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吉林省實行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將近30年，外商直接投資是主要方式之一，大體上主要經歷了起步、快速增長、穩定調整和高速發展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84一1990)：起步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吉林省經濟相對于國內其他沿海地區比較滯后，第一個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引進于1984年，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只有8筆合同，規模僅有239萬美元，之后每年也都在1億美元以下。由于對外開放程度低，外商到吉林省投資信心不足，外資項目少，投資規模小，基本都是嘗試與觀望的態度，進展遲緩。這一階段雖然剛剛起步，但也標志著吉林省利用外資從無到有，就此拉開了序幕。
第二階段(1991一1996)：快速增長階段。這一階段國家加大了改革開放的力度，外商投資的政策環境也得到改善，相關規章制度也日趨成熟。在大好的環境下，吉林省也取得了驕人的業績，無論是流入數量還是流入速度都有了新的起色。1996年達到4.52億美元成為該階段最高水平，年平均利用外資項目數達到787個，且年平均增長速度超過50%，處于迅猛發展態勢，但是在這一階段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只注重量的增長，結構不合理，外資大量投向房地產和娛樂業，這兩個部門的比重高達28%。
第三階段(1997一2003)：穩定調整階段。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整體經濟水平遭受嚴重打擊，這一時期，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各項指標明顯下降，競爭帶來的投資風險加劇，使一些中小外商來吉林省投資決策更加審慎。直到2004年才基本恢復到1996年的實際水平，所以這個階段幾乎沒有增長，只是不斷的調整和保持穩定。
第四階段(2004一至今)：高速發展階段。經歷了上一階段的徘徊之后，從2004年開始，迎來了吉林省利用外資的大發展時代。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金額達到14.81億美元，是2004年的3倍還多，年平均增速15%左右，2012年僅上半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就超過10億美元。這一階段重點是由數量擴張逐漸轉向質量的提高，鼓勵外資企業設立研發機構，擴大投資領域，強化產業結構調整。
3. 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
經過30年的發展，吉林省外商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一直保持平穩增長，投資的產業相對穩定。截至2011年底，累計實際利用外資290.27億美元，其中累計外商直接投資117.14億美元，占全國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額的5.32%。
下面從四個方面分別對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情況進行分析。
3.1從投資方式來看，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有獨資企業、合資企業和合作企業這三種類型。其中獨資企業占54%，達到一半以上，合資企業占39%，合作企業占7%，獨資和合資企業成為吉林省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據統計，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數達到4309戶，比上一年增加100多戶，總投資額223億美元，注冊資本123億美元。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早期傾向于建立合資企業，后期逐漸轉變為偏好建立獨資企業或直接并購。
3.2從行業分布來看，從1997年到2011年，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實際利用外資額累計約為83.54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食品加工業、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農林牧漁業五大行業，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合計高達94.22%，其他行業的比重僅為5.78%。另外，產業分布中還偏重于投資少、盈利高、見效快的第二產業，比重高達86%。
3.3從投資來源地分布來看，據統計到目前為止,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包括近200個國家和地區，主要分布在中國香港、韓國、德國、日本、美國、英國等幾個少數國家，從地理位置的便利程度來看，吉林省與東北亞地區的國家聯系比較密切，由此可見，吉林省吸收外資來源的范圍仍然很有限。
3.4從區位分布來看，吉林省外資主要投向發展較早，工業基礎較好的長春市和吉林市，長春市尤為明顯，外商投資累計企業數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加上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即有少數民族特色，又處于俄、朝交界的特殊位置，更能吸引外商投資，這三個地區外商投資累計企業數占全省總量的88%,成為全省外商投資的主導。國家批準長吉圖開發開放先導區的建設就是要加快吸引外商投資的步伐，帶動全省經濟的發展。
4. 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經濟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省經濟水平總體上保持平穩健康的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十幾年，以開放促發展，以投資促增長，經濟突飛猛進。2007年，由于國家實施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政策，外商投資到吉林省的熱情高漲，吉林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8.85億美元，同比增長16.3%，增幅創歷史新高。2008年之后兩年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外大企業投資意愿減弱，投資增速放緩，但仍然保持增長。實踐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對推動吉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和振興，促進本省對外貿易和對外經濟合作的增長、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緩解就業壓力、吸納培育高級管理人才、推行先進管理經驗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4.1外商直接投資促進了吉林省經濟的增長
近幾年，吉林省引進與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促進了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不斷增長。1984年吉林省地區生產總值（GDP）174.39億元，2011年達到10530.71億元，是1984年的60倍還多，與此同時，FDI占GDP比重由1984年的0.032%到2011年的0.93%，增長了30倍。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有力地促進了吉林省的改革開放，加快了吉林省市場化和國際化進程，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吉林省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資大項目陸續到資，對實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大項目主要是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食品制造業、農副產品食品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房地產業等行業，這說明外商在吉林省投資的信心增強。比較突出的包括中糧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錦湖輪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爾化學工業有限公司、長春玉成淀粉糖有限公司、和記黃埔地產有限公司、吉林凱賽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等企業。
4.2外商直接投資推動了吉林省對外貿易的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獲得了迅速發展，從外貿增長的來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資企業來推動。對
吉林省來說，外商投資企業對吉林省進口貿易的影響作用也十分明顯。外商投資企業不僅本身增加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還間接帶動了本地企業增加出口，同時外商直接投資也增加了吉林省的進口貿易。從2001年到2007年，三資企業實現進出口額占該省進出口總額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過50%。2011年全年累計實現外貿進出口總值220.47億美元，增長30.9%。全年實際利用外資49.47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量的四分之一，其中外商直接投資14.81億美元。
4.3外商直接投資加快吉林省企業的技術進步
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技術進步的影響包括兩個方面，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直接效應是外商投資可以帶來直接的技術轉移，或者研究開發活動的轉移，提高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直接帶動吉林省技術的進步，即外溢效應。間接效應是有的企業通過學習、模仿，獲得外來先進技術，另外，外資的技術優勢會給企業帶來壓力，刺激省內企業加強技術開發，從而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即模仿效應和競爭效應。外商投資主要通過引進先進技術含量較高的資本貨物和加工工藝、引進高科技研發能力和高效率的管理能力等途徑使外商在當地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不斷進步，而且外資企業通過技術溢出的方式影響一個地區對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就業機會，加快人才流動，在競爭中提高勞動者專業技術能力和綜合素質。
4.4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吉林省產業結構的升級
從文章前面提到的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現狀中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明顯集中于第二產業。2012年上半年，第一產業增速加快，第二產業比重上升，第三產業同比下降。第一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0.43億美元，占全省比重的4.1%，比上年同期提高1.0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35億美元，占全省的比重為90.4%，比上年同期提高1.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0.56億美元，占全省比重的5.4%，同比下降2.7%。外資的流入刺激了政府對第一產業的投資和居民對第二、三產業的消費，提升了第一產業在整體產業結構中的比重，而且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通過優勝劣汰的 “競爭效應”使內部原有的資本得到高效率的利用，提高了第二、三產業的整體發展。
5.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幾點建議
從上述四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整體水平逐年穩步的提高，但是在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外商投資規模小、行業分布不合理，投資來源和區位分布不均衡等問題，2008年以來，國際國內環境的影響，吉林省新批項目和合同外資額雙雙出現下降，表明后利用外資后勁不足。東北三省外商投資規模吉林省位居第三，如果跟國內同期其他省份比較，仍有很大差距。
吉林省在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時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注重質與量相結合。外商投資不能只追求短期數量上的增長，而忽視了長期質量上的要求，要嚴把質量關，合理控制準入原則，優先引進高科技、低能耗、輕污染、可持續發展的項目。第二，產業結構、區位分布均衡發展。目前，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長吉圖地區，在引資時要注意科學引導和調控，合理布局，明確重點項目，逐步拓寬領域，帶動其他行業和地區共同進步，以促進全省利用外資協調發展。第三，加大科學技術的投入。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鼓勵外資企業加大對科技的投入，引進高科技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法，加強技術的國際化交流，提高競爭力。
吉林省教育廳“十二五”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問題研究.
參考文獻：
[1]鄒積新.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吉林大學2008年5月.
[2]胡寧.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經濟的影響研究[D]：碩士學位論文.西南大學2009年4月.
[3]魏后凱.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J].經濟研究.2002第4期.
[4]廉曉梅.長吉圖先導區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研究[J].東北亞論壇.2010年第6期.
[5]楊紅，馮超.吉林省吸收外商投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長白學刊.2010年第4期.
[6]馬秀穎.吉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狀況探析.吉林日報[N].2010年9月13日.
境外直接投資范文5
關鍵詞：直接對外投資 所得稅 激勵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我國所處的國際經濟貿易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國際市場需求增長乏力，外商直接投資（FDI）逐步減少，經濟調險因素正在積累，新一輪國際游戲規則正在制定當中。受“三期疊加”的影響，國內經濟正在面臨供給升級和需求不足的雙重考驗。此時，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以開放促發展，釋放經濟增長新動能便顯得尤為重要。我國周邊沿線60多個國家，合計人口約占全球總量的63%，經濟規模約為全球總量的29%，加速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必將成為打開我國對外投資新局面的關鍵突破口。
日本作為亞洲先發國家，在經濟崛起階段充分利用其所得稅稅收激勵政策，有效地鼓勵了本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盡管在泡沫經濟破滅后，其國內經濟增長受到長期抑制，但是其海外投資方面始終表現優異，以豐厚的海外利潤緩解了國內經濟的頹勢。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我國應充分借鑒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稅收激勵經驗，在OECD積極推動BESP（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的大背景下，積極簽訂國際稅收協定、出臺稅收激勵措施，為國內資本走出國門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和利益激勵，有效協調國際國內兩個市場，以二次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力我國經濟平穩地走出經濟周期，實現“三去一降一補”的政策目標。
一、日本稅收激勵顯著促進了本國對外直接投資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日本在幾乎喪失全部海外投資的基礎上開始恢復對外直接投資。為配合“資源驅動型對外投資”戰略，日本1962年開始實施抵免外國稅額制度，推進綜合抵免限額和間接稅收抵免；1963年完善稅收抵免制度，允許企業的抵免限額在3年內前轉和后轉。在稅收抵免制度下，日本又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簽訂稅收協定認可稅收饒讓，使得締約國制定的國內稅收優惠可以徹底落實給日本本國投資者。
20世紀70年代起，為加大對外直接投資，日本稅法規定只有在境外子公司分紅或利潤匯回國內時才需納稅，否則無需納稅，以鼓勵企業海外再投資。在1960年的基礎上，日本分別于1971年、1974年通過兩項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政策，規定了如特定海外工程、大規模經濟合作和合資事業投資等一系列滿足規定條件的企業可以將其進行對外投資損失金額按照一定比例計提準備金，享受免稅待遇。日本于1978年采用受控外國公司法（CFC），對于符合其法律規定條件的國外子公司，將其留存金按國內股東的持股比例計算，與該股東的所得合并征稅，進一步規范了海外子公司留存利潤的稅收征繳。
20世紀80年代，由于外匯管制的放松、日元升值加之日本公司國內所得稅的高稅率，日本對外優惠稅制的設置與其他配套措施共同作用形成了外匯貸款、中小企業OFDI無息貸款、海外投資保險和海外投資調查費補貼等政策組合拳，進一步促使日本企業加大了對發達國家金融、保險和貿易范疇的投資（具體詳見表1）。
從日本稅收激勵的實施效果看，日本的一系列財稅措施充分體現了日本著力發展對外經濟的政策意圖，推進了日本由“國際貿易為本”向“對外投資為首”的轉變。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逐步緩慢恢復，此階段日本企業OFDI的規模較小、區域相對集中、總量增長遲緩。自20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90年代，日本國內產品和資本開始過剩，僅依靠國內資源難以繼續拉動GDP高速增長。日元持續升值、貿易沖突升級、海外需求疲軟、資源供給不足等問題迫使日本不得不把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主要的對外經濟戰略，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進入高速增長階段，特別是廣場協議后，日本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成為拉動日本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現狀及所得稅激勵面臨的問題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續日本之后繼承了“世界工廠”角色，在模擬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下，利用國際產業轉移的契機，20世紀50年代-60年代與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兩次嬰兒潮所提供的大量勞動力以及FDI所引進的國際資本，實現了人口紅利和資本紅利相互融合、內工廠和國際市場完美結合。但隨著對外貿易的不斷增長，美元循環所隱含的“特里芬悖論”再次顯現。為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美國提出了要求中國開放國內市場、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放松匯率管制等政策主張。
為緩解貿易沖突和應對國際游戲規則的調整，自中國加入WTO后，中國開始逐步解除限制OFDI的政策，采取鼓勵OFDI的政策實施“走出去”戰略。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13年增長，于2015年實現對外直接投資1180.2億美元，投資存量首次突破萬億美元大關，絕對量顯著提高。但是總體上看，我國OFDI的總體規模與我國的總體經濟水平仍不相協調。截至2015年末，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顯示，萬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只占總頭寸的18.16%，其中占據絕對數量的仍是國家外匯儲備，達到54.77%。此外，我國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出業績指數排名中也屈居后位，難以與我國經濟大國的身份相匹配。
究其原因，我國對外投資所得稅激勵不足是重要原因。一是我國目前稅收抵免的制度仍需完善。我國稅法中規定超限抵免額只能后轉而不能前轉，使得納稅人的虧損無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彌補。二是分國別限額抵免增加全球布局企業稅負。我國的稅收限額抵免要求我國的跨國公司在其收入的各個來源國的抵免限額只能分別計算而不能相互調度使用，這就導致稅額高的海外分公司的應納稅額難以實現全額抵免，使我國跨國企業整體稅負增加。三是我國稅收饒讓涉及國家范疇狹窄，數量偏少。東道國旨在吸引投資的稅收優惠激勵措施只是虛有其表，并沒有真正起到激勵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大多數國家給予我國對外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變相地成為了我國稅收收入。四是不存在延期納稅。企業缺乏再投資的能力和動力，原本資金實力不夠雄厚的企業難以在國際市場上長久立足。五是稅收激勵缺乏針對性和導向性。導致對外直接投資區域過于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未能全面打開投資局面。
三、借鑒日本經驗，完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稅收激勵
以落實“一帶一路”和“走出去”戰略為契機，完善我國國際稅收體系，激發我國企業投資熱情，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增長，扭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相對滯后的現狀。
（一）優化所得稅稅收激勵
一是采用綜合限額抵免法。繼續推動分國別抵免向綜合限額抵免的轉變，允許我國對外投資企業將其在各個國家所投資的抵免限額進行調劑使用，最大程度地利用國家給予的抵免額度，真正讓利于企業，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結構。二是實施特定行業所得稅減免優惠。選擇特定行業給予稅收優惠，梯次轉移國內已然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引導過剩產能行業企業向周邊發展中國家轉移，使其在海外重獲新生。三是推進稅收饒讓簽訂。與他國積極開展合作，合理擴大稅收饒讓制度范圍。讓“一帶一路”締約國所給予的優惠政策能夠真正為企業所享受，調動企業對外投資的積極性，契合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互惠共贏的主題。四是制定合理的延期納稅規定。準許企業在合理范圍內延遲納稅；在延期納稅的原因、時限、審批程序等方面加以規定，以保證延遲納稅措施在合理的情形下開展（具體詳見表2）。
（二）配套稅收激勵相關政策措施
一是o予相關財力支持。日本采取建立境外投資儲備金制度，設立海外經濟合作基金、日本進出口銀行等措施輔助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建議我國政府為企業提供財政低息或無息貸款，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解決企業在國際競爭時初期投入大、資金回收慢的難題。二是完善管理與服務機制。日本專門成立了如貿易振興協會等民間機構，從行政機構和民間雙管齊下，為企業海外投資進行調研、分析以及各種服務。建議我國政府放寬行政審批，簡化審批手續，建立負面清單制度。三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無論是使人民幣成為跨境結算的計價貨幣，還是人民幣的堅挺與幣值穩定，都將降低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便利其跨境核算過程，從而增強企業信心，提高企業國際地位，促進OFDI的發展。
（三）充分利用國際反避稅條款
一是在完善稅收抵免制度、加大抵免力度的同時，針對濫用協定待遇的現象進行補充規范、輔以法律規范。二是在給予企業延期納稅以支持其海外再投資的過程中強化受控外國公司稅收規則（CFC法則），防止利潤大量滯留或轉移至國外。三是在與多國溝通協作、簽訂稅收饒讓協定，推動各國廢除“有害”稅收優惠制度，實現良性共贏而非惡性競爭。四是規定強制披露原則，并及時對BEPS行為進行數據收集和分析，實時監控和預警，防范在OFDI時對國家利益造成損失。
參考文獻：
[1]羅興武.“一帶一路”帶動半個地球[J].決策與信息，2015，（4）：21-23.
[2]周艾琳.“一帶一路”與亞投行齊飛 中國開啟對外投資新時代[N].第一財經日報，2015-4-13.
[3]張燕生.“一帶一路”戰略下的對外投資新格局[EB/OL].21世紀經濟報道，2014.
[4]高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財稅激勵政策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7.
[5]武強.中日對外直接投資比較研究[D].吉林大學，2012.
[6]胡強.中日兩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與啟示[J].北方經貿，2015，（8）：12-14.
境外直接投資范文6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固定資產投資 經濟增長 協整分析 格蘭杰因果檢驗 方差分解
一、引言
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吸引外資始終是我國的一項重要工作,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從1979年到2000年底,流入我國的外資累計達5185.64億美元,其中“九五“期間,我國累計利用外資2135億美元;并且從1993年起,我國利用外資連續8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連續7年居世界第二位。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促進了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同時利用外資對于更新觀念，加快我國改革的步伐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廣東利用外資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從1979―1998年間,廣東累計協議利用外資金額1765.86億美元,簽訂利用外資項目202852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961.9億美元;其中協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1556.15億美元,簽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項目76510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743.78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對廣東省的經濟發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另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也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本文擬運用協整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等計量分析方法從實證角度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外商直接投資，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協整分析
本文變量以GDP代表經濟增長，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資，GDI代表固定資產投資。三個變量數據都是以1978年為基期計算得到。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不改變原來變量的協整關系，并能使之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現象，所以對GDP，FDI，GDI進行自然對數變換，以LOGGDP，LOGFDI，LOGGDI表示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固定資產投資的自然對數。
協整(Cointegretion)的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由恩格爾-格蘭杰(Engel-Granger)提出的，實際上某些非平穩經濟變量的線性組合有可能是平穩的,非平穩經濟變量間存在的這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稱作協整關系。我們首先對變量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同時考察變量的單整階數,即對變量及其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
1.單位根檢驗
由于大部分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為非平穩序列，不具備方差齊性和均值為常數的要求，屬于單整變量。所以在進行分析之前必須對變量做平穩性檢驗。我們利用ADF檢驗分別對三個變量進行了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表明LOGFDI， LOGGDP，LOGGDI是一次差分平穩，也就是說這三個變量均為I（1）過程。見表1
2.協整檢驗
三個變量都是一階單整，說明三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即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本文使用Johanson(1995)多變量協整檢驗方法對時間序列LOGGDP，LOGGDI，LOGFDI進行協整檢驗。Johanson協整檢驗是一種基于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檢驗方法,在進行協整檢驗以前,必須首先確定VAR模型的結構。
用赤池(Akaike)信息準則(AIC)或用施瓦茨(Schwartz)準則(SC)選擇最大滯后期k值,選擇k值的原則是在增加k值的過程中使AIC的值或SC的值達到最小。同時我們知道在VAR模型中適當加大k值(增加滯后變量個數),可以消除誤差項中存在的自相關。但從另一方面看,k值又不宜過大，k值過大會導致自由度減小,直接影響模型參數估計量的有效性。最后選擇k=3，同時,用Q統計量檢驗殘差序列有無自相關,懷特(White)檢驗和ARCH統計量檢驗是否存在異方差,JB(Jarque2Bera)檢驗殘差的正態性,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各方程回歸的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不存在自相關和異方差。通過模型選擇的聯合檢驗,確定最合適的協整檢驗模型為協整空間中有常數項，有線性趨勢項,數據空間有線性趨勢項。
特征根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都表明，在滯后四階的情況下LOGGDP與LOGFDI之間存在一個協整關系。這說明廣東省的經濟增長與外商直接投資在增長率水平上存在一個長期的均衡關系。這一長期的均衡關系保證了各變量在增長率水平上的任何短期偏離最終會在這一協整關系的引力作用下回歸到長期的均衡狀態。
特征根跡檢驗和最大特征值檢驗也表明在滯后三階的情況下LOGGDP與LOGGDI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說明廣東省的經濟增長與固定資產投資在增長率水平上存在一個長期的均衡關系。
3.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和協整關系
由于存在協整關系，因此可以建立包含一個協整方程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模型結構選擇保持與Johanson協整檢驗結構的一致性。由于單個參數估計值的解釋是很困難的,同時意義也不大,我們這里就省略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具體形式,只寫出相應的協整關系式。首先估計出LOGGDP與LOGFDI的協整(長期)關系為：
loggdpt-1=0.286287logfdit-1+3.128233
從上式可以看出，從長期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286287，外商直接投資對廣東省的經濟增長可能起一個較大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廣東省的國內生產總值約增加0.296287%。
其次估計LOGGDP與LOGGDI的協整關系：
loggdpt-1=0.881075loggdit-1-1.78778
上式表明，從長期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為0.881075，這也說明廣東省的經濟增長主要依賴于國內投資。所以廣東省在大力引進外資的情況下，還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挖掘自身的能力上。
三、外商直接投資，固定資產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方差分解
基于建立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為了更好的觀察外商直接投資，固定資產投資與廣東省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關系，可以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同時對三個序列之間的關系進行方差分解。
1.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檢驗結果可以說明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具有因果性還需要作進一步的驗證。Granger（1969）對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作了定義，并就這種因果關系的存在提出了一種檢驗方法，即Granger因果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滯后期為3。
如表可以看出LOGGDP是LOGGDI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廣東省高速的經濟增長吸引了更多的國內投資。LOGGDI不是LOGGDP的格蘭杰原因，這說明廣東省的經濟增長與固定資產投資之間只有單向的因果關系。LOGGDP不是LOGFDI的格蘭杰原因，而LOGFDI也不是LOGGDP的格蘭杰原因，說明廣東省的經濟增長與外商投資之間沒有什么因果關系。
2.方差分解
Granger因果關系只能說明變量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但是不能夠測度這種因果關系的強弱，因此我們采用方差分解來對這些變量不同預測期限的均方誤差（MSE）進行分解。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把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的波動按其成因分解為與各方程信息相互關聯的部分，從而了解各信息對模型內生變量的相對重要性，結果詳見表3.表4.表5
從表3可以看出：對于LOGGDP與LOGFDI兩變量的系統，廣東省經濟增長的預測誤差主要來自于其自身，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的預測誤差影響很小。
從表4可以看出：對于LOGGDP與LOGGDI兩變量的系統。LOGGDP的預測誤差主要來自于其自身。而LOGGDI對LOGGDP的影響從第7步開始穩定在13%左右。
從表5可以看出：LOGGDI的預測誤差主要來自于LOGGDP，說明固定資產投資的增加主要由于經濟增長的原因。
四、結論
1.資本是推動廣東省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無論是國內的固定產投資還是外 商直接投資都對于廣東省的經濟增長起著正面的推動和促進作用，比較來看，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要大于外商直接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因此從長期來看，廣東省的經濟增長還應主要依賴于固定資產投資，同時也要積極，審慎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
2.廣東省的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固定資產投資三個變量都不是平穩變量，這三個變量的自然對數都是I（1）變量，其中經濟增長，外商直接投資在增長率方面存在一種長期，均衡的關系。經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在增長率方面也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
3.從Granger因果關系分析中看出，廣東省的經濟增長是其省內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格蘭杰原因，沒有雙向的因果關系。
參考文獻:
[1]薄文廣:“FDI，國內投資與經濟增長:基于中國數據的分析和檢驗” 《世界經濟研究研究》 2005年第9期
[2]劉 明 張冬霞:“FDI與經濟增長關系――基于廣東數據的經驗研究” 《商場現代化》2006年1月
[3]戴金平 王曉天:“中國的貿易，境外直接投資與實際匯率的動態關系分析”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 2005年第11期
[4]黃海南 府亞軍:“外商投資，對外貿易與我國經濟增長的協整分析” 《統計與咨詢》 2005年第5期
[5]李 軍:“ 廣東外商直接投資面面觀” 《國際經濟合作》 199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