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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1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scal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distribution, etc.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關鍵詞: 制造業;跨國經營;現狀
Key words: manufacture;transnational operation;status quo
中圖分類號:F11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2-0198-02
1 跨國經營總體規模
2006年末我國對外企業投資非金融類累計存量為750億美元,是2002年末的3.3倍,占世界FDI存量的0.85%,排第13位。2012年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72.2億美元,同比增長28.8%,其中,對俄羅斯投資實現高速增長,達117.8%,對美國、日本、東盟、中國香港的投資均實現兩位數的較快增長。目前已有5000多家國內企業在世界的172個國家和地區建立10000多個分支企業。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也進入快速增長時期。
中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規模也迅速壯大。2004年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45.4億美元,占總存量的4%。截至2010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3172.1億美元,其中制造業對外投資占對外投資總量的5.6%,中國1.3萬多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1.6萬家,分布在全球178個國家和地區。據商務部統計,2011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32個國家和地區的3391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①
2 跨國經營主體特點
2.1 所有制分布
從所有制結構的特點來看,中國制造業跨國經營主體構成正在經歷著從國有企業主導到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變化趨勢。
在一定時期內,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制度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對外直接投資制度,這就決定了目前占主導地位的境外投資微觀企業主體必定是國有企業,特別是大型國有企業和國有股占控制地位的國有企業②。雖然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目來看,近年來國有企業所占比例在下降。但中央直管的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方面,占有絕對優勢,約占80%以上。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民營企業也不斷發展壯大,形成了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我國民營企業產值所占份額,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不足1%上升到“十五”末期的2005年的49.7%,外商和港澳臺經濟比重約為15%~16%,兩者相加約占65%左右;民營企業的出口創匯迅速增加,由改革開放初期幾乎為零發展到2005年出口總額占全國的比重高達77.8%。③民營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活力不斷增強,雖然在投資金額存量上國有企業繼續領跑我國對外投資業務,但按新增對外投資企業數計算,民營企業已經占據半壁江山。2005年,在我國新增對外直接投資主體中,民營企業在總體中的比重已經達到64%,在2006年新批對外投資企業中,浙江省的90%以上,江蘇省和福建省的65%以上均為民營企業,尤其是在工業制造業與分銷領域,民營企業更是占據主導地位。2011年民營企業進出口500強企業的進出口總額為2511.53億美元,占當年我國進出口總額的6.9%;其中,進口總額為1472.84億美元,占當年我國進口總額的8.45%,出口額為1038.69億美元,占2011年我國出口總額的5.47%。2011年民營企業進出口500強進出口總額比2010年的1714.71億美元增長了46.47%,其中進口額比2010年的1472.84億美元增長64.04%,出口額比2010年的816.845億美元增長了27.16%。④
2.2 規模分布
從跨國經營主體規模的結構上看,當前大多數我國制造業跨國經營企業的規模都不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項目中平均投資額低于發達國家海外投資項目的平均投資額(600萬美元),而且也大大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投資水平(450萬美元)。⑤投資規模偏小,不僅自身難以形成規模經濟,提高效益,而且競爭力較弱難以與其他跨國公司抗衡。不難看出,中國制造業企業海外投資的數量、規模與發達國家企業的跨國投資的發展趨勢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
3 跨國經營的產業結構
中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仍然集中于加工制造業領域。從2003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看,加工制造業20.7億美元,占6.2%,主要分布在紡織業、造紙及制品業、木材加工業、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等。⑥2006年中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75億美元,主要投資于紡織業、食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等電子設備制造業⑦,高科技產業投資有所上升,隨著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國內一些高科技制造業企業紛紛到歐美等發達國家設立研發中心,充分利用歐美信息渠道多、信息資源豐富的有利條件,及時跟蹤國際科技最新動態,直接利用國際先進技術,提升產品的技術含量。從2009年開始,中國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從行業分布上呈現出由傳統制造業向先進制造業轉變的趨勢,對技術密集型項目的投資有所增加,新建了若干高科技企業。但從總體上講,中國目前在海外投資企業中高技術企業的比率還很低,對外投資的低技術格局仍未改變。
4 跨國經營區域分布
4.1 跨國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特點
一般認為,跨國投資在其發展的初期,通常是按照由近及遠的原則選擇那些相鄰或相近的區位開展投資活動,這不僅可以消除“心理距離”,而且容易產生文化認同感,從而為企業的跨國經營創造有利條件。中國制造業企業的跨國經營基本上反映了這一就近投資原則。但隨著中國制造業企業跨國經營的規模擴張,其投資的區位格局也不斷地發生變動。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區域重點由港澳、北美向亞太、非洲、拉美、東歐等發展中國家轉移的趨勢,多元化的對外經營格局正在形成。
中國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全球71%的地區,其中亞洲和歐洲地區投資的覆蓋率為91%和80%。投資區域流向具有較高的集聚度,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主要流向開曼群島;亞洲主要流向香港、印度尼西亞等;歐洲主要流向哈薩克斯坦、德國、俄羅斯等;非洲主要流向尼日利亞、南非、馬達加斯加等;北美洲主要流向美國;大洋洲主要流向澳洲利亞。⑧以家電、紡織為代表的加工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拉丁美洲(18%)、東南亞(20%)、非洲(32%);以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為代表的高端制造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分布于美國(9%)、歐洲(11%)、澳洲利亞(5%)。
4.2 跨國經營分布的主要問題
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投資區域分布明顯地呈現出相對集中的特點。這種相對集中的區位分布,反映了中國制造業企業進行區位選擇共同的特征。一是向周邊國家和地區投資。二是直接向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投資。三是向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投資。從流向上看,中國制造業企業的投資區域過度集中在美國、澳大利亞、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而對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較少。
5 跨國經營的進入模式
從進入方式的角度,中國制造業企業采用對外投資進行跨國經營大體上有這樣一些特點:首先,從境外企業的產權結構來看,以合資合作居多。一些調查分析顯示⑨,在被調查的制造業企業中,企業在境外與東道國或第三國共同舉辦的合資與合作企業,約占境外企業總數的70%以上,合作伙伴以華裔為主。
其次,從企業設立方式來看,這些企業多數是新設創立企業,近年來并購方式等其他方式有所增加。按照新設企業的方式,這種方式有利于企業以機器、原材料等非貨幣要素作為投入資本,也便于企業獨立地實施自己的經營戰略,但它耗時長,難以簡捷快速地進入市場。
統計數據表明,制造業范疇內最為活躍的是通訊設備、電子設備制造業企業,2001-2005年累計并購交易12筆,平均交易價值在2億美元左右。較為活躍的還有汽車制造業,消費電子類行業、生物醫藥業也都有一定數量的跨國并購交易。越來越多的國內企業通過收購兼并國外企業或者在海外建立研發中心,開發技術資源,以形成自身的核心技術能力和全球品牌影響力。
注釋:
①國家商務部、統計局、匯管局:2012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2011:18-22.
②李敬,冉光和,萬麗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制度變遷及其特征[J].亞太經濟,2006,(6):23-26.
③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R].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8):34-38.
④博陽.中國企業跨國發展研究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⑤司巖.中國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6.
⑥國家商務部、統計局、匯管局:2006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
⑦200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R].北京: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雜志社,2005:12-18.
⑧國家商務部、統計局、匯管局:2006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2007:22-29.
⑨所指調查包括:1989年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對北京、上海、福建等22家對外投資企業的問卷調查;1991年中國對外貿易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對國內20多家大公司海外投資動因的問卷調查;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魯桐等對中國企業在英國的海外經營的實證調查;2003年南開大學的許暉對荷蘭開展經營的中國企業所作的問卷調查.
參考文獻:
[1]李敬,冉光和,萬麗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制度變遷及其特征[J].亞太經濟,2006.
[2]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R].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3].cn,中國民營企業進出口500強發展狀況分析,2012,8,12.
[4]博陽.中國企業跨國發展研究報告[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5]司巖.中國企業國際化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6.
[6]國家商務部、統計局、匯管局:2006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
[7]國家商務部、統計局、匯管局:2011年度中國對外投資統計公報.
[8]200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R].北京:商務部國際經濟合作雜志社,2005.
[9]杜德斌.跨國公司R&D全球化的區位模式研究[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2
商務部外資司負責人說,我國吸收外資總體保持平穩增長,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高技術服務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吸收外資雙增長。1―7月,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3443.1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7.7%,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為70.1%。其中,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601.8億人民幣,同比增長98.2%。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345.2億人民幣,同比增長1.5%。
主要來源地投資保持穩定。1―7月,前十位國家/地區(以實際投入外資金額計)實際投入外資總額4652.1億元人民幣,占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的94.6%,同比增長5.6%。其中,美國、英國、德國增幅分別為129.8%、96.8%和96.6%,增長較快的主要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以及制造業等行業。歐盟28國對華實際投入外資金額37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5.6%。
西部地區吸收外資增幅較高。1―7月,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365億元,同比增長31%;東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4288.3億元,同比增長6.6%;中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261.8億元,同比下降36.1%;長江經濟帶區域實際使用外資2187.7億元,同比增長6%。
新設立及增資的大型企業數量較多。1―7月,新設立投資總額超過1億美元的大型外商投資企業443家,增資超過1億美元的企業255家。其中,既有從事新材料、新能源汽車及電池、飛機零部件、醫療儀器、集成電路和芯片等研發生產的制造業,也有醫療、養老、電子商務、云計算、生物燃料研發、物聯網技術研發及應用等服務業領域的企業。
通過外資并購方式實際使用外資繼續增長。1―7月,以并購方式設立外商投資企業795家,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005.7億元人民幣,同比分別增長4.1%和17.8%,占比分別為5%和20.5%。
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指出,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業務保持良好發展態勢,呈現如下4個特點:
一是對外投資持續快速增長,增幅趨于穩定。7月當月對外直接投資額為138.9億美元,環比下降9.5%,這是今年4月單月對外投資額達到峰值后,連續第3個月單月投資額相對走低。
二是投資區域相對集中,對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流量增長迅速。據介紹,1―7月,我國內地對中國香港、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和日本7個主要經濟體的投資達750.9億美元,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3.1%。其中,對美國和德國的投資流量增幅均超過200%,對澳大利亞的投資流量增幅超70%。
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3
〔關鍵詞〕 對外直接投資;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直接投資效益
〔中圖分類號〕F1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7)02-0031-08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正式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沿線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共建為抓手,打造新型國際合作模式以來,已主導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一系列專門的對外投資機構。對外投資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切入點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從規模來看,我國企業近年來“走出去”步伐加快。根據商務部公布的數據,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1231.2億美元,首次與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基本持平;另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世界投資報告》(2015),2014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僅次于美國和中國香港。然而,從另一組數據中我們也看到了不同的情況。根據外匯管理局公布的國際收支平衡表(BOP),2014年我國直接投資項下資產為804億美元,負債為2891億美元,即直接投資凈流入2087億美元。此外,根據BOP歷史數據,近五年我國直接投資平均每年凈流入高達近2000億美元。這些數據顯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距離流入流出平衡仍有較大差距。
盡管我國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大手筆收購投資頻繁見諸報端,但外界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益情況卻一直持懷疑態度。巨大的反差使我們難以判斷對外直接投資的真實現狀,而投資效益的真實水平將決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能否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對這些問題的正確認識則關系到能否以直接投資推動改善對外資產結構并進一步推動“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實施。因此,選取恰當的數據深入嚴謹地進行分析研究,正確判斷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和效益水平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并且也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理論課題。
二、文獻綜述
對外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DP)由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提出。他將一國的對外投資同經濟發展階段聯系起來,通過觀察67個國家1967-1975年人均凈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人均GNP數據,發現兩者的散點圖呈U型分布,在此基礎上他將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路徑以經濟發展水平為標準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既無吸引外資的區位優勢,也沒有具備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的跨國企業,基本沒有對外直接投資流入流出;第二階段隨著經濟發展,有效需求開始形成一定規模,結合自然資源、勞動成本低等區位優勢,直接投資開始流入,但流出仍然很少,對外直接投資凈值為負且加速下滑;第三階段經濟進一步增長,部分行業具備了可與外資競爭的所有權優勢,外資流入減少,但在高新技術行業外資優勢仍然顯著,對外投資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雖然整體看對外直接投資仍是凈流入,但流出已開始迅速增長,凈值出現拐點,負值逐漸減?。坏谒碾A段經濟發展至發達國家水平,開始全面參與全球競爭,進行全球化的產業和資源配置,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超過流入,轉為凈流出國?!?〕之后,鄧寧又進一步提出了投資發展路徑的第五階段論,指出對于經濟最發達的部分國家和地區,其對外投資將不再同經濟發展水平直接關聯,而是由經濟政策和周期等因素共同決定,流入和流出均規模巨大,凈流出圍繞零值上下波動。〔2〕
IDP理論被提出之后影響斐然,包括鄧寧本人在內的眾多學者通過理論分析、實證研究等方法從不同角度對這一理論進行了不斷的修正、擴展和檢驗。日本經濟學家小澤(Ozawa,1996)在行業層面提出了中觀IDP理論,指出宏觀經濟層面的對外投資U型曲線可視為中觀行業層面U型曲線的包絡線〔3〕;鄧寧等(Dunning、Kim、Lin,2001)將貿易發展路徑理論(TDP)和IDP理論進行比較分析,指出兩種路徑具有相似之處〔4〕;海亞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運用非線性波動函數通過OECD國家的數據對IDP理論進行了再檢驗?!?〕在實證檢驗方面,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了IDP理論的結論,如鄧寧等(Dunning、Kim、Lin,2001)對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的研究〔6〕,巴瑞等(Barry、Gorg、Mcdowell,2001)對愛爾蘭的研究〔7〕,卡斯特羅(Castro,2004)對葡萄牙的研究〔8〕,格瑞尼亞等(Gorynia、Nowak、Wolniak,2007)對波蘭的研究。〔9〕
國內學者近些年也開始運用對外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DP)開展研究。江小涓和杜玲(2001、2002)較早對該理論進行了系統介紹?!?0〕高敏雪和李穎?。?004)通過建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種短面板模型對IDP理論進行驗證,并根據結果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進行了分析?!?1〕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以二次函數模型對中國的數據進行了檢驗,結果顯示中國處于倒U型曲線的右半段?!?2〕李輝(2007)則以二次和五次函數模型分別驗證了IDP理論對我國的適用性,同時建立多國面板模型ξ夜未來對外投資規模進行了預測?!?3〕黃武俊和燕安(2010)通過對存量/流量、二次/五次函數進行分別組合構建了四種模型進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中國投資發展路徑已經出現拐點,進入第三階段,并將中國同印度、俄羅斯、巴西和墨西哥進行了國際比較。〔14〕薛求知和朱吉慶(2007)、林季紅和胡雯婷(2011)根據鄧寧的劃分標準認為我國對外投資發展階段滯后于經濟發展〔15〕,而朱華(2012)、彭剛和苑生龍(2013)則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在2006年測算的階段劃分標準判斷我國對外投資階段實際上是超前于經濟發展的。〔16〕
從現有文獻看,國內研究主要通過應用IDP理論,結合我國經濟發展階段和特點進行經驗分析,大部分研究集中于判斷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階段,并據此預測發展前景和趨勢。但正如閆實強(2012)所指出的,國內文獻在IDP理論的應用方面普遍存在一些問題,譬如刻板參考鄧寧在1981年劃分的階段標準而沒有考慮時展的影響?!?7〕在研究數據的選取方面,雖然部分學者如高敏雪和李穎?。?004)、邱立成和于李娜(2005)注意了數據來源不同可能對分析結果造成影響的問題,但迄今沒有文獻對這點進行深入分析和謹慎選擇,大多數文獻只是直接選取UNCTAD數據。鑒于上述缺陷的存在,現有文獻所得結論值得商榷。同時,現有文獻的模型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對創新模型的研究和應用較少。本文將彌補這幾方面的不足。
另一方面,目前針對對外投資收益的研究相對較少,而且大部分論文并沒有將直接投資作為專門研究對象進行分析,僅有的文獻也顯得缺乏較為權威的分析方法和工具。而本文所采用的綜合收益率將考慮存量估值效應因素。這一概念最早由丁志杰和謝峰(2014)提出,指由于貨幣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所造成的對外資產負債存量的價值變化?!?8〕其他學者對這一現象也做了相似定義,如肖立晟和陳思(2013)將其稱為金融調整渠道,認為本質上是一國外部資產和負債隨著匯率和資產價格隨機波動而變化的機制?!?9〕然而,兩者均是在對外資產負債整體層面解釋這一概念,前者側重于美元貨幣特權和美國表外收益,后者主要從我國國際收支和外部失衡角度進行分析。管濤(2015)將其解釋為非交易因素所導致的價值調整,并首次根據IIP分類資產進行了計算?!?0〕王春英和周濟(2015)則對這一現象背后涉及的統計方法和變更等內涵進行了解讀〔21〕,但都沒有對IIP和BOP數據進行更深入的剖析。本文將通過整合過去10年的IIP分類資產數據,就直接投資的效益水平與其他對外投資方式下的效益進行對比分析。
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判斷
1.基于BOP數據的經驗分析
由于巨大的數據差異,現有文獻的結論可信度不足,而統計部門一直沒有對相關口徑的差別進行權威解讀,因此需要首先結合實際情況對不同來源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
中國對外投資統計數據的權威來源為商務部和外匯管理局。①這一方面需要首先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制度》《國際收支平衡表編制原則與指標說明》等相關統計制度和數據詮釋文件,而從數據源看,商務部的數據來自投資企業的報送資料,外匯管理局的數據來源除商務部統計數據之外,還包括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及交易統計、國際交易報告系統、外國來華直接投資年檢數據等;從統計方法看,商務部主要采用月度和年度報表逐級匯總報送的方式,而外匯管理局還包括了全數調查、抽樣調查等,并對各來源的報送數據進行了系統評估和校驗,核查數據質量;從統計口徑看,商務部數據僅包括資金投資,而外匯管理局數據還包括了固定資產投資和技術投資,口徑更廣。②因此本文認為外匯管理局的數據在質量上更好,并且口徑也更符合對外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DP)的內涵意義。另一方面,雖然在國際上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數據被眾多文獻認為是最優的對外投資統計數據來源,但在做具體數據對比時發現,在UNCTAD數據庫中我國的數據和商務部的數據是基本相吻合的,因此推斷UNCTAD公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的報送?;谏鲜鰧ι虅詹繑祿姆治觯覀冋J為直接采用UNCTAD數據分析我國情況并不恰當。進一步的,通過將UNCTAD對外投資數據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的各國國際收支平衡表(BOP)中的直接投資項作對比,我們發現除中國外其他大部分國家的數據相差很小,這意味著以BOP數據為準進行研究具有一致性和可行性。因此,我們認為以外匯管理局公布的BOP數據③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更具有說服力。
我們這里借鑒二次和五次函數實證模型(I和II)進行分析。根據納魯拉(Narula,1996)的觀點,采用對外直接投資凈存量數據可以避免可能的短期沖擊所導致的異常波動,相比流量數據效果會更好。④但考慮到直接采用對外投資頭寸表(IIP)的存量數據會使結果受到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帶來的存量估值效應影響,本文選取UNCTAD公布的1981年我國對外投資凈存量作為基期〔22〕,通過累加外匯管理局公布的1982-2014年BOP數據所代表的對外直接投資凈流量,以獲取1981-2014年對外投資凈存量數據。
模型中PNOI和PGDP分別代表人均對外直接投資凈存量和人均GDP,歷年人口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我們使用STATA軟件分別進行估計,結果如下:
從回歸結果來看,模型I和II中的高次項系數β2均為正,并且各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這說明我國實際情況符合IDP理論模型預測。對比來看,雖然兩者的擬合優度及調整后的擬合優度都比較理想,但模型I略好于模型II,說明我國在樣本區間內初始階段便呈現人均凈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下降快于人均GDP增長的特征。對此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我國自1978年之后才逐漸對外資開放,之前的金融壓抑使得外資在開放伊始便集中涌入,從而跨過了IDP理論所描述的初期外國直接投資緩慢增長階段。圖1是我國PGDP和PNOI的散點圖及模型I擬合的回歸線。以模型I估算,我國人均對外直接投資凈存量將在人均GDP為13647美元時達到最低點,而2014年我國人均GDP達7351美元,因此判斷目前我國正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拐點仍有一定差距。雖然我國人均GDP在近幾十年保持了每五年翻1番的高速增長,但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這一增速不具備可持續性,估計需7-10年才能達到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三階段。
2.對外投資階段的劃分標準:2014年數據
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需要及r更新。自鄧寧在1981年的論文中首次提出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之后,眾多文獻在使用IDP理論進行實證分析時直接套用了這一標準。顯然,這一標準只有在研究樣本的時期相近時才具備參考價值。雖然UNCTAD在2006年對這一標準進行了更新,也有部分文獻加以引用,但距今又過去了10年,繼續用于判斷當前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階段欠缺說服力。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鄧寧在劃分標準時使用的是流量數據,而UNCTAD使用的是存量數據,以IDP理論描述五階段曲線,在數據一致情況下使用存量數據劃分的階段標準必然高于流量數據,這也是現有文獻在應用此標準進行分析時容易忽略的問題之一。
本文以UNCTAD數據庫為基礎,利用175個經濟體2014年最新數據就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的劃分標準進行了重新劃分。如圖2所示①,各階段人均GDP劃分節點大致為6000、15000、30000、50000美元。對比UNCTAD在2006年重新劃分后的標準,此標準已大幅提升。2014年我國人均GDP為7351美元,按這一標準,處于對外投資路徑的第二階段;同時,2014年我國人均NOI為-1501.7美元,從圖中來看也符合第二階段國家的取值范疇。這一結果支持我們通過模型I的判斷,同時根據模型I估算的我國第二、三階段拐點為13647美元的結果也基本符合來自全球數據得出的最新標準。
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階段的再檢驗:波動函數模型
在現有文獻中,傳統線性模型雖然能夠較好地檢驗對外投資發展早期階段的特征,但無法完全反映完整的五階段特點;同時,線性模型所估計的變量系數不具有經濟意義,無法直觀反映各國發展路徑的特異性。為此,海亞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創造性地提出了波動函數模型〔23〕,其基本形式為
該非線性方程組含有三個方程、三個未知數,沒有解析解,因此需要通過數值迭代法求解。本文采用Eviews8軟件進行估計,數據樣本同上一節傳統模型,結果如表2。
從回歸結果來看,模型Ⅳ在樣本區間內具有較好擬合優度,并且結論基本同傳統模型一致。h為正、A為負驗證了我國符合對外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DP)的預測并處于早期階段,而根據相位值2π/v可計算出我國對外投資發展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拐點在11140美元,這一點也同傳統模型基本一致。結合我國2014年人均GDP可以判斷我國仍處于對外投資發展的第二階段,但是,回歸結果顯著性不強,A和v的P值均接近0.1,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樣本數據容量不足;而h的P值約為0.7,這意味著波動函數的擴散性影響很小(h趨近于0),指數項趨近于1。
四、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效益水平對比
1.存量估值效應視角下的對外投資綜合收益
從整體看,對外直接投資屬于對外投資的一種形式,一國的對外投資活動主要從國際投資頭寸表(IIP)和國際收支平衡表(BOP)得以體現。其中,IIP反映存量,體現在資產方; BOP反映流量,體現在金融賬戶資產項。從表面看,BOP中經常賬戶項下的投資收益貸方直接反映了當期一國對外投資的總收益,因此一般被作為考察國家對外投資收益狀況的直觀指標。但實際上該項指標并未完全反映一國對外投資收益的全部情況。一般而言,投資收益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投資產生的資產利息,包括股本分紅、債券利息等;一部分是資產的市場公允價格變動所產生的潛在收益,一旦出售即可確認為實際收益,即資本利得。整體看一國對外投資,前者可以通過BOP中的投資收益項反映,后者則無法直接讀取,需要我們自行計算。根據國際收支手冊,BOP僅統計當期發生的投資活動,不記錄存量資產價值變動,但這一變動會在IIP中得到體現。也就是說,IIP中對外資產相鄰兩期存量的差額減去對應當期的BOP流量,即資產價格變動所帶來的損益為存量估值效應。
理論上,對外資產的存量估值效應由貨幣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造成,因此從本質上看,存量估值效應不是簡單的價值調整,而是一國對外資產收益的一部分。但在以往實際分析中,往往被人所忽視:在考察我國對外投資收益時只關注BOP中投資收益的顯性流量,忽視存量估值效應所代表的隱性資本利得。從資產綜合收益率角度看,一國對外資產收益率
其中gt代表資產利息,Gt代表資本利得。如果僅計算利息收益率r,則2014年我國對外資產收益率為2.95%,但從對外資產綜合收益率R看,僅為1.56%。此外,從表3可知,從利息收益率角度看,我國對外資產10年間平均收益率為3.27%,并且相對平穩;但從綜合收益率角度看,10年間平均收益率為4.08%,略高于利息收益率,但波動較大,有的年份甚至為負值。
2.對外直接投資效益比較
從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IIP來看,根據投資工具和方式不同,對外資產可劃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金融衍生工具、其他投資和儲備資產,其中其他投資包括其他股權、貨幣和存款、貸款、保險和養老金、貿易信貸、其他應收款。如果不考慮儲備資產,其余各項可視為我國非政府部門對外投資的主要形式。為計算分類資產的綜合收益率,需要分別計算各類資產利息和存量估值變動,由于我國BOP中投資收益項下并未細分不同資產種類,無法計算各類資產的綜合收益率,只能單獨考察各類資產存量估值效應,即資本利得收益率(見表4)。
由表4可知,如果只考慮資本利得收益,從近10年對外資產分類資本利得的平均收益率看,直接投資平均收益率為7.37%,高于對外總資產的平均綜合收益率,并且最為平穩;其他應收款雖然平均收益率很高,但主要是由于2006年收益率高達115.23%所致,而且波動很大;證券投資、貨幣、存款和貸款的波動不大,但收益率顯著低于直接投資;貿易信貸由于期限較短,基本不受資產價格波動影響,因而資本利得收益為零。由此可見,單從資本利得收益率角度看,在各對外投資方式中直接投資效益最好,不論是收益率還是穩定性均優于其他資產。此外,從對外直接投資的實際運作看,一方面我國在考察期內針對對外直接投資主要實行逐筆審批制度,眾多企業在通過審批將資金投向境外后,傾向于將收益及回收投資所得資金留在境外,從而在繼續投資境外資產時能夠規避海外投資審批環節;另一方面出于避稅考慮,企業也傾向于通過設立海外特殊目的公司等投資架構隱瞞對外直接投資的資產增值情況。這顯然會造成我們對于對外直接投資收益水平的低估,但也從側面印證了對外直接投資相比其他投資方式具有更好效益的判斷。
五、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當前仍處于發展的第二階段,距離第三階段的拐點尚有一定距離,但直接投資的良好效益為其長期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從發展階段看,我國即將迎來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增長期,需要重視與發達國家之間仍有較大差距的現實問題,謹慎對待對外直接投資發展中潛在的問題,尊重市場、遵循經濟發展規律,從投資能力、戰略規劃、制度建設、配套體系等多方面加以提高,推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健康發展。
1.提高投資能力,注重人才培養
對外直接投資的本質是投資行為,而企業投資最根本的目的是獲取投資收益。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發展很快,但仍處于對外投資發展的第二階段,在面臨復雜多變的外部投資對象、環境、法律、制度時,易于暴露經驗不足的問題,從而導致投資失敗甚至造成重大投資損失。另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由大型國有企業發起,國有金融機構在支持“走出去”過程中也扮演了積極角色,這些機構的投資和運作均帶有一定的政治性,有可能會因此導致對市場考量不足。
對此我們應意識到自身在對外直接投資能力方面的差距,通過積極學習、謹慎行動彌補經驗的不足,爭取在發展過程中少走彎路。作為投資主體的跨國企業,應理性投資,減少“拍腦袋”決策,避免跟風和“大干快上”思想;重視投資風險,除了傳統的國內投資所應考慮的因素之外,尤其要注意包括地緣政治、跨境清算、收付匯率等對外投資所特有的風險;尊重投資東道國的利益和文化,加強與投資東道國政府部門的溝通,遵守國際和當地相關的法律法規,樹立良好的投資者形象。此外,企業投資能力的高低取決于是否擁有大量高水平對外投資專業人才,因此企業投資能力提升的關鍵是投資人才的培養。現階段可以通過從一流國際投行引入外部專業人才、聘請專業顧問等方式,學習投資技術、建立科學的投資模式;同時,應注重從企業內部培養,通過“干中學”逐步積累投資經驗,加快形成企業自己的對外投資專業人才隊伍,切實擴大人才規模,提升人才素質。
2.推動產業轉移,實現互利共贏
對外投資發展路徑理論(IDP)并不只是簡單的對外直接投資凈值同GDP之間的宏觀數據聯系,更重要的是這一理論闡述了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動態關系,揭示了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之間將通過投資進行產業轉移的原理。從我國實踐看,龐大的勞動力紅利在改革開放初期使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了大量外資,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動力和空間,這也符合對外投資發展第二階段的特征。然而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以往具備國際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已逐漸喪失人力成本優勢,不僅外資流出,產業自身也面臨持續發展困境。如果按照IDP理論,在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發展過程中,這些產業可以通過對外投資轉移出去,對國內而言,能減輕供給側過剩產能的壓力,幫助政府輕裝上陣,推動經濟結構性改革、加速產業升級;對產業承接國而言,則可充分利用我國多年積累起來的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獲取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機遇,加速發展歷程。這種產業轉移是國際經濟發展史上的常態,是投資國與承接國雙方互利共贏的良好合作模式,并且我國作為承接國的成功實踐就是最好的案例。然而從目前對外投資實踐看,根據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按國民經濟行業劃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排前三位的分別為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三者存量均達千億美元以上。①考慮到行業特點,這三個行業都不是我國具備明顯比較優勢的行業,其投資動因更多是戰略層面的考慮,相比之下,制造業、建筑業等對外投資活動并不充分,說明我國在產業轉移方面仍有巨大投資空間,也是有關部門應當進一步加以政策引導和支持的方向。
3.應對外部挑戰,參與規則制定
雖然從人均水平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初級A段,但從投資總量看已居各國前列,并且仍在高速增長。這一趨勢引起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在當前全球各國保護主義有所抬頭的大環境下,部分國家甚至發出了不友善信號,有的則直接調整相關政策,加強對外國投資的審查和監管。這其中部分原因與我國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對外投資者結構有關。根據2014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中國有企業占比為53.6%,超過一半,而如果加上國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等,遠超這一比例。面對這一局面,投資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應積極應對,主動與相關政府部門進行審查溝通,保持信息通暢,并注重輿論引導。同時,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應更加積極地參與國際投資規則的制定。當前,國際上并不存在統一的跨境投資規則,現有較為公認的規則主要依附于WTO貿易協議中的相關投資條款,缺乏跨境投資方面的專門協議??紤]到規則制定者的先行優勢,以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和經濟綜合實力的日益增長,我國有能力也理應在國際投資規則制定中獲取更多的話語權,在全球投資協議談判中發揮更加積極主動的作用,從規則設計層面保障我國對外投資的權益。
4.加強政策支持,建設配套體系
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不僅需要企業努力進取,更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配套體系完善。在對外直接投資實務中,政府政策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涉及企業對外投資的各個環節。在管理方面,商務部、外匯管理局等各部門應進一步加強協調,提高工作效率,改變管理觀念,樹立服務意識;在融資方面,應鼓勵金融機構更多地參與企業“走出去”的進程,通過銀團貸款、夾層融資乃至作為財務投資人進行股權出資等多種方式滿足企業對外投資過程中的資金需求;在稅務方面,政府應積極推動與各主要投資東道國進行雙邊稅收協定談判,避免本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遭受雙重征稅,并爭取更優惠的稅收待遇。同時,對外投資離不開配套體系的支持,包括跨境資金清算、涉外法律審核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雖然規模增長迅速,但法律、審計等配套服務行業的專業性尚未得到國際投資行業廣泛認可,在實踐中有許多環節只能尋求外部服務。這一現狀不利于我國企業降低投資成本,同時在投資過程中也易于受到更多掣肘。因此,相關行業需要加速同國際接軌,提升專業水準,贏取國際承認,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爭取在標準和專業上的話語權,從長遠角度保障我國對外投資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Dunning,J.H.,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 Approach,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v, 1981,Vol.119:30-64.
〔2〕Dunning,J.H.,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ycle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M〕//Khushi M. Khan, eds. Multinationals of the South: New Actor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Hanburg: German Overseas Institute,1986:15-47.
〔3〕Terutomo Ozawa, The MacroIDP, MesoIDPs and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 (TDP)〔M〕//J.H. Dunning, R. Narula, e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s: Catalysts for Economic Restructuring.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42-73.
〔4〕〔6〕Dunning, J.H. and Kim, CS and Lin, JD, Incorporating Trade int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Case Study of Korea and Taiwan〔J〕.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2001,29(2).
〔5〕〔23〕S.S. Kayam, M. Hisarciklilar, Revisiting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IDP): A nonlinear fluctuation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 Quantitative Studies,2009,9(2).
〔7〕Frank Barry, Holger Gorg,Andrew Mcdowell,Outward FDI and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of a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y: Evidence from Ireland〔J〕.Regional Studies,2001,37(4):341-349.
〔8〕 F.B.Castr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 Late Industrializing Country: The Portuguese IDP Revisited〔J〕.Fep Working Paper, 2004(147).
〔9〕 Marian Gorynia, Jan Nowak, Radoslaw Wolniak. Poland and It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J〕.Eastern European Economics,2007,45(2): 52-74.
〔10〕江小涓,杜玲.外跨國投資理論研究的最新進展〔J〕.世界經濟,2001(6);江小涓,杜玲.對外投資理論及其對中國的借鑒意義〔J〕.經濟研究參考,2002(73).
〔11〕高敏雪,李穎俊.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的實證分析――國際經驗與中國現狀的探討〔J〕.管理世界,2004(1).
〔12〕邱立成,于李娜.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J〕.南開學報,2005(2).
〔13〕李輝.經濟增長與對外投資大國地位的形成〔J〕.經濟研究,2007(2).
〔14〕黃武俊,燕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實證檢驗和國際比較〔J〕.國際商務,2010(1).
〔15〕薛求知,朱吉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階段的實證研究〔J〕.世界經濟研究,2007(2);林季紅,胡雯婷.中國國際投資發展階段研究〔J〕.廈門大學學報,2011(2).
〔16〕朱華.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與中國FDI發展階段定位研究〔J〕.經濟學動態,2012(5);彭剛,苑生龍.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周期定位與總體模型――人均樣本下的中國特征及國際比較〔J〕.經濟學動態,2013(2).
〔17〕閆實強.淺析部分文獻關于投資發展周期理論表述與應用的謬誤〔J〕.亞太經濟,2012(5).
〔18〕丁志杰,謝峰.美元過度特權、經濟暗物質與全球治理變革〔J〕.國際金融研究,2014(11).
〔19〕肖立晟,陳思.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失衡與金融調整渠道〔J〕.經濟研究,2013(7).
〔20〕管濤.對外凈資產縮水≠跨境資本交易損失〔EB/OL〕.http://.cn/plus/view.php?aid=10399,2015-12-03.
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4
記者19日從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了解到,世界銀行近日了針對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報告。報告高度評價了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取得的成功,并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是吸引合適的外資,從而助力于經濟結構調整、環境改善以及產業升級。
世行于其官方網站的報告《外國直接投資――中國的案例》指出,近來中國的外資戰略更注重有所選擇,引導外資進入節能環保和先進技術產業。中國正在為所有企業,不分中外,建立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世行表示,中國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一直很成功。受到中國的投資機會及其規模巨大且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吸引,中國在過去10年吸引的外資約占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20%,2008年超過1000億美元。從外資在GDP和投資中的比重來看,外國直接投資在過去5年平均約占中國GDP的2.5%。
報告引用了中國商務部關于外資企業對中國進出口總額的貢獻達一半以上、提供中國30%的工業產出、創造了工業利潤的22%、而僅僅雇傭了10%的勞動力(原因是其生產率高)等數據,用以說明外國直接投資支持著中國在過去30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保持了高達10%的創紀錄增長速度,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和出口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在這篇報告中,世行重申,世界銀行集團最近的《2010年跨國投資報告》并未涵蓋與外國投資者有關的所有情況。報告提供的指標僅限于影響外國公司在各行業投資、開辦企業、獲得工業用地和商業爭端仲裁方面的國家法律、法規和 慣例。
世行同時強調,“除了法律法規框架外,投資者也很重視東道國的經濟規模、國內市場和是否鄰近重要的國外市場、創新潛力、政府服務的水平和質量、有文化有技術的勞動力隊伍等等。而且,從東道國的角度,還需要綜合權衡外國投資的正外部性所帶來的收益與其負外部性所隱含的風險,譬如對環境和社會的損害(尤其是如果貧困人口受到影響)。在解讀該報告中各國家概況時需要記住這個大 背景?!?/p>
世界銀行集團成員國際金融公司在本月初《2010年跨國投資報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87個國家投資環境的四個方面做出評估。這份報告發出后,被西方媒體解讀為“世界銀行將中國列入對外資限制最多的國家”,引發輿論關注。
針對這一結論,中國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劉亞軍近日公開表示“不認同”。據商務部統計,今年上半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19.6%,其中6月當月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幅為39.6%。劉亞軍指出,僅將外國企業進行的跨行業投資行為,成立子公司的過程,取得工業用地的程序,商業糾紛仲裁機制這四個方面作為判斷一個國家投資環境的依據是不完善的、不充分的。中國近期出臺的一系列擴大對外開放和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表明,吸收外資工作不會削弱,只會加強。
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5
一、完善外資并購的政策法規體系
對于外國資本的進入,特別是外資并購本國一些重要行業領域的企業,大多數國家都有所控制,或采取反壟斷法,或采取特別立法。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允許試圖壟斷本國市場、危害產業安全乃至國家安全的外資并購活動發生。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外資并購將逐漸成為外商尤其是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的重要方式,消極地抵制、排斥外商并購投資是錯誤的、也是不現實的,而單純依靠行政手段更是力不從心(甚至會引起政府效率下降和損害投資環境并落下政府干預正常市場競爭的口實)。為此,要盡快制定和完善旨在規范外資并購行為的法律法規,使得對外商并購投資的管理和監督建立在法制化、規范化和透明化的基礎上。
此外,鑒于并購投資有別于“綠地投資”的特點,建議作為對我國現有《反壟斷法》、《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和《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等法規政策的必要補充和完善,有關部門應出臺指導外資并購投資的產業目錄,重點對電網、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金融業和重大裝備制造業等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外資并購投資設置“準入”門檻。
二、盡快建立外商并購投資的部際聯合審查機制
從國際上看,即便是發達國家,對外商并購投資的事先審查也是非常嚴格的,且建立了相對完善的審查機制。
目前我國對包括外資并購和“綠地投資”等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的審批管理,處于分散管理、同時又多頭管理的狀況,相關職能分散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外匯管理局、國家工商總局和國務院國資委等多個部門。由于受部門職責分工的限制,有關部門之間往往缺乏有效的溝通、協調機制,再加上相關外商投資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實踐中現行有關利用外資的政策和措施并沒有得到有效落實,對外商直接投資活動尤其是對外資并購項目的管理和監督并沒有完全到位。建議盡快改革有關政府部門職責分工中存在的問題。
對外商投資投資中分散管理、多頭管理并存的問題,建議借鑒日本“綜合安全保障閣僚會議”和“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等的做法,盡快建立由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商務部、工信部、國資委等有關部門參與的部際聯合審查機制,即:將現有對外商投資活動尤其是外資并購投資項目的管理和監督職責進行適度整合和集中,重點對包括電網、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金融業和重大裝備制造業等國民經濟命脈行業和關鍵領域內的重大外資直接投資項目及外資并購投資項目,由國家發改委牽頭進行聯合審查。
三、建立和完善對外資并購項目的全過程監管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外商投資管理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只注重對外資直接投資項目的前置性審批管理,相對忽視了外商投資項目/企業成立后的跟蹤監督和后期管理。為更有效地利用外商并購投資,建議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和國家工商總局等有關部門應進一步加強對外資并購投資項目的全過程管理和監督。有關部門不僅要在外資并購項目核準(審批)和外商投資企業登記設立過程中嚴格把關,使其投向符合我國相關產業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導向政策,同時更應加強對并購投資完成后的外商投資企業經營階段的檢查監督,督促外方兌現承諾,以切實維護產業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以及社會公眾利益。
四、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維護產業安全中的作用
商務部對外直接投資范文6
1.1 選題背景及意義
1.1.1 選題背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在近 30 中對外投資的區域和范圍逐漸擴大,遍布世界 170 多個國家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在世界范圍內所占比例越來越高,中國正成為全球矚目的境外直接投資大國。聯合國貿易發展組織在《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中指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年流量保持兩位數的高增長,發展勢頭良好①;中國商務部歷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中國企業近年來在境外直接投資發展呈明顯躍升趨勢,2002-2006 年間,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以年均近 50%的速度增長;截至 2010 年底,中國境外投資覆蓋率達 72.7%,共有 1.6 萬多家境外投資企業遍布在世界 178 個國家和地區,其中亞洲、非洲地區最高,分別達 90%和 85%。境外直接投資流量也創造了歷史最高值,相當于“十五”時期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總額的 2.3 倍,達到了 688.1 億美元;據中國商務部中國對外投資與經濟合作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至 2011 年底,中國企業共對 132 個國家和地區的 3391 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非金融類境外直接投資累計達到 600.7 億美元,同比增長 1.8%②。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順利實施,中國境外企業項目和人員不斷增加,我國企業持續增長的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己經成為“中國崛起”的新標志,對中國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日益提高以及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但是,由于國際經營管理環境的錯綜復雜以及中國企業本身的管理能力水平的缺失,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活動面臨著很多的風險,企業遭受了不可挽回的損失。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利潤率數據被不斷爆出。2009 年,中國貿促會在第三屆中國企業跨國投資研討會上了《2009 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指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盈利率、虧損率和盈虧平衡率相同,都各占 1/3。另據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2011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報告會上,商務部合作司商務參贊石資明介紹,根據商務部統計,中國國有企業在海外設立的企業將近 2000 家,其中虧損的企業占三成,這一虧損率要明顯高于世界投資虧損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虧損的案例一次一次沖擊著國人的眼球。
1.2 國內外研究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已對境外直接投資進行了許多研究,加大了境外直接投資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并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1.2.1 國外研究文獻綜述
1、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
由于每個國家國情的不同,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也會存在差異。Wells(1983)認為發展中國家進行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并降低產品的運輸成本。Lecraw(1993)以印度尼西亞為例進行了研究,發現其對發達國家進行投資是為了獲得技術和管理經驗,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的目的在于占領市場。Stephen(1994)的研究發現:本國政治狀況存在不足時,該國企業就會向具有完善政治體制的國家進行投資。Ozawa(1979)將境外直接投資看做是增強本國競爭實力的途徑。另外,很多學者對中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進行了研究。Deng(2004)認為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市場、技術和資源等。Morck 等(2008)分析了中國國有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指出企業的投資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國家政治目標及政府的影響。
2、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影響因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Thomas 和 Grosse(2001)利用實證分析研究了墨西哥的境外直接投資,發現自由貿易程度、區域差異性、經濟水平、政治風險是投資的重要影響因素。Buckley 等(2007),Bala Ramasamy 等(2010)的研究結論基本一致,認為貿易聯系、資源稟賦、文化等會對境外直接投資產生正向影響。
政治風險是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Agarwal(1980)很早就進行了政治風險對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他認為政治穩定性影響了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而 Dunning(1981)則提出了相反的觀點,他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并沒有受到政治風險的影響。Oseghale(1993)將上述研究結論的不同歸結于實證分析自身存在的缺陷。然而,在 2007 年,EIU 組織在其研究報告中明確提出政治風險是影響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最大威脅。Gatignon 和 Anderson(1986)進一步指出,企業采用合資的形式進行境外直接投資是將面臨更高程度的政治風險。另外,Jinjarak(2007)研究了政策風險與水平型境外直接投資和垂直型境外直接投資之間存在的不同關系,并且 Jakobsen(2010)指出政策風險依舊是境外直接投資者面臨的最大風險。Boddewyn 和 Brewer(1994)認為東道國政策愈加寬松,其境外投資也就愈多。
第 2 章 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理論概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2.1.1 境外直接投資
境外直接投資( Overseas/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OFDI,作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之一,也可稱為海外(對外)直接投資。目前,對境外直接投資概念的界定,學術界相對來說比較認可的定義一般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四個權威機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界定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簡稱 IMF)定義境外直接投資為:投資法人在非本國的國家或者地區所經營管理并持有控制權的投資。直接投資是跨境投資的一種,其特點是: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直接投資者)對另一國家經濟體的居民企業產生了重要影響或在管理上實施了控制。除了通過直接投資獲得直接的外部股權控制或影響外,境外直接投資者也利用債務、合作控股或者逆向投資的方式獲得間接的企業控制權①。直接投資者指這樣的一個實體或一組關聯實體他能夠對另一經濟體內的另一居民實體施加控制或重大影響。在有些情況下,就經濟實體與其他企業的關系來說,一個實體可能既是直接投資者,又是直接投資企業和聯屬企業。因此,直接投資者可以是: (a)個人或住戶;(b)企業——可以是公司型或非公司型,也可以是
公營或私營企業;(c)投資基金;(d)政府或國際組織。對于出于財政目的而擁有直接投資企業的政府的特別處理;(e)營利企業中的非營利機構,但兩個非營利機構之間的關系不在直接投資之列;(f) 財產管理人、破產管理人或其他信托 ;(g) 或者以上任何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組合②。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007 年公布的《國際收支手冊》,境外直接投資資產包括:如圖 2-1。③
2.2 馬克思的投資理論及風險防范思想
2.2.1 馬克思的資本投資理論
(1)對投資動機的一般論述
資本主義經濟增長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主要來源于資本投資。企業和資本家追求的主要目的是利潤,而要想使利潤不斷增加,單個資本家就要把所獲得的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進行外部活動即投資。這種行為也符合資本主義運行的內部規律,即不斷的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由于資本家求利的心態是一致的,在市場上,這種競相投資的行為就形成了市場競爭,競爭攤薄了企業的利潤率,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上,最終令企業的經濟利潤為零。在獲利心態的強力推動和競爭規律作用下,資本家會不斷地進行新的投資行為發展新的行業,以獲得相比其他企業或資本家的額外的經濟利潤。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表現為資本的外部運動,……作為競爭的強制規律發生作用,從而……成為單個資本家意識中的動機”①。馬克思認為,剩余價值和超額剩余價值是資本家總在追求的,而剩余價值的一部分作為投資的資本又被投入到生產中,獲得更大的剩余價值。在投資過程中,貨幣作為資本運動的起點,充當了購買手段和支付手段,經過生產過程,生成增殖的貨幣,它是投資過程的終點和又成為投資過程的新起點。這一周而復始的運動過程便是投資。馬克思在對于資本的論述中,認為投資是資本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推動力。貨幣資本被當做“是每個單個資本登上舞臺,作為資本開始它的過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現為發動整個過程的第一推動力”①。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與此同時,投資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追逐過程,對利潤率低的行業來說,意味著失業和資本存量的浪費,是經濟蕭條的源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論述了經濟危機:“雖然資本投入的那段期間是極不相同和極不一致的,但危機總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②。在經濟危機期間,商品積壓、物價下跌和生產下降等現象變得普遍。為了避免經濟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家要摒棄就得生產方式,引進效率更高的機器設備、新的生產工藝方式和新的企業管理理念,這引起了全社會范圍內的固定資產的更新潮流,帶動了與固定資產相關的行業的發展,擴大了生產部門的生產,引導了生產資料部門的部門內的投資,增加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數,促進了生產資料部門的就業人員素質升級,同時擴大了消費資料生產的市場與需求。這樣,一環扣一環的經濟性蝴蝶效應使得社會的生產擺脫了經濟危機束縛,經濟又進入一個新的循環周期,在新的經濟周期中,資本的收益率要高于上一個周期,社會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最終必然導致社會的總供給要大于社會的支付能力下的總需求,資本家要摒棄舊的生產方式,從而形成一個循環。由此看來,資本投資活動與經濟危機的發生都具有周期性,相輔相成。
第 3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現狀................38
3.1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 ............38
3.1.1 探索起步階段............................39
3.1.2 穩步調整階段.........................41
3.1.3 迅速發展階段.......................43
3.1.4 后危機時代.............................46
? 3.2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風險形式 ..........51
3.2.1 政治風險............................51
3.2.2 經濟風險...........................56
3.2.3 文化風險............................61
3.2.4 法律風險.........................62
3.2.5 企業并購風險.........................63
3.3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致因分析 ...........65
3.3.1 宏觀層面的環境性風險因素................65
3.3.2 中觀層面的結構性風險因素................69
3.3.3 微觀層面的操作性風險因素........................71
第 4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量化及案例分析..........76
4.1 模型構建 .......................76
4.1.1 構建指標體系..................................78
4.1.2 數據分析方法——F-AHP 模糊層次分析法 .............88
4.1.3 模型應用實例..........................91
4.2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分析 ...................96
4.2.1 案例一:中國民生銀行收購美國聯合銀行...............96
4.2.2 案例二: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
石油期權交易............100 4.2.3 案例三: 利比亞局勢對我國 企業直接投資的影響.......103
第 5 章 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國際經驗借鑒...........108
5.1 發達國家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 ...............108
5.1.1 美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規避經驗..................108
5.1.2 日本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策略..................109
5.1.3 德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管理對策................112
第 6 章 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建構
與企業國內投資的風險相比,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的范圍更大、形式更多、產生的原因更復雜。因此,在積極促進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同時,也應該有效地引導企業控制和防范對外投資風險,這需要政府和企業的共同努力,建設系統性的投資風險防范機制,從系統性的角度降低風險給對外投資企業造成的損失。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由兩個層次組成,即宏觀管理層次的風險控制機制和微觀層面的風險管理機制。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的保障。
6.1 宏觀層面的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風險防范機制
6.1.1 創造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良好宏觀環境
1.優化投資環境
無論是國內投資還是跨境投資,企業投資行為依賴于政府提供的良好商業環境。相較于國內投資,企業境外投資的不可控因素更多,維護商業環境是企業一己之力難以掌控的。為此,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建立區域、雙邊或多邊投資合作機制,為企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快,且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些東道國對我國企業的境外投資及收購行為抱著敵視的態度。因此,中國政府在國家的層面上與各國建立友好的合作關系,會極大地降低企業在境外投資與經營的風險。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既是企業自身獲取利益最大化的自主經濟活動,也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施手段。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能充分地利用境外的資源和環境發展我國經濟,同時也有利于引導和帶動國內其他企業的發展。因此,基于宏觀角度,政府除了應對企業境外直接投資過程給予積極鼓勵和支持外,還應該創造多方面條件,為企業境外投資提供基礎性公共產品。其中,風險防控機制的建設就屬于涉外經濟中的公共產品范疇,應當由政府提供最基礎的風險管理機制。
結 語
一、本文的主要結論
境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性轉型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綜合作用的必然結果。中國企業加大境外直接投資力度,有助于充分利用國際經濟資源,為中國進一步經濟增長提供要素支持。同時也是中國當前緩解流動性過剩,減輕國內通脹壓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舉措。然而,由于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起步晚,企業對國外的投資環境還不甚熟知,對國際經濟形勢的研判能力有限。因而面臨的投資風險十分巨大而不可忽視,近年來中國企業境外直接投資的績效仍不高,投資風險事件頻發。中國企業在把握東道國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和投資政策和限制方面的能力仍不足。同時,中國企業的境外直接投資活動存在跟風現象。國內許多企業在選擇投資目的國、投資項目和投資方式都存在相似性,這直接導致了國內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惡性競爭情況。因此,如何借鑒經驗,避免重復錯誤,選擇一條更有效率的海外之路,是“走出去”的企業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