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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相關知識范文1
關鍵詞:高血壓;老年;血脂;飲食指導
高血壓是以動脈血壓升高為特點的全身性、慢性血管疾病,是由多種發病因素綜合影響,其中膳食營養因素在高血壓發病中起重要作用。脂質代謝紊亂與高血壓合并存在。調查結果顯示,高血壓患者對飲食的相關知識方面認知不足;對利用飲食使血壓保持穩定信心[1],長期利用飲食控制血壓,控制體重的信心方面認知不足。通過調查發現,患者對通過飲食控制高血壓的認知態度不是非常積極,因此臨床護士在進行健康教育時,應提高患者對膳食營養因素在高血壓治療中起重要作用的認知行為,并進行有效的飲食干預。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2013年5月22~5月26日,采用便利抽樣法對丹陽社區、蘭蔭社區等的老年高血壓患者行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的入選標準:①年齡≥60歲;②已經過二、三級綜合性醫院診斷,符合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WHO)推薦的高血壓診斷標準;③意識清楚,可用言辭表達,有閱讀能力或者能與調查人員進行有效的溝通,并知情同意配合本調查。排除現患有嚴重慢性病或精神性疾病患者。
1.2方法
1.2.1問卷 問卷內容包括基本人口學特征、血脂知識、態度與行為。血脂知識-態度-行為問卷由黃鑫[2]等設計,共22個條目。全問卷Cronbach’s系數為0.7305,問卷的一致性信度較好。本文章主要參照該問卷19、20、21題作為研究基礎,即影響血脂水平的食物的認知情況。19題包括4個正確選項(動物內臟、蛋黃、魚子、魷魚),選中一個得1分,不選或選錯得0分,總計4分;20題也包括4個正確選項(油炸食品、方便食品、肥肉、堅果),計分同上,總計4分;21題包括6個正確選項(綠茶、大蒜、酸奶、洋蔥、豆類、香菇),計分同上,總計6分。
1.2.2培訓調查員 調查員主要由蘭溪市人民醫院的27名護士組成。調查前由專業帶教護師統一培訓、統一調查標準和指導語,采用一對一面對面調查法或自填式方式。調查中進行充分解釋,以保證參與研究的老年人能夠準確理解問卷內容。
1.2.3體檢 身高、體重、血壓、血糖等。
1.3統計學分析 采用Excel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對高血壓患者的影響血脂的食物的知曉程度進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高血壓患者對影響血脂水平升高的食物的知曉情況,影響血脂升高的食物的認知的具體數據詳見表1(總人數為104例)。
2.2高血壓患者的食物的針對血脂有益的食物的知曉情況 對血脂有益的食物的認知的具體數據詳見表2(總人數為104例)。
3 討論
3.1高血壓患者對膽固醇含量較高食物的認知分析 通過對膽固醇含量較高的食物的知曉率進行分析,低分占很大的比例,可以得出患者對該知識點的認知普遍較差,動物內臟、蛋黃、魚子等食物在飲食中十分常見,但是老年人對其膽固醇含量不了解,則可說明健康教育顯得尤為重要。
3.2高血壓患者對脂肪含量較高食物的認知分析 從問卷調查所得的數據可以看出,高血壓患者對脂肪含量較高的食物的知曉率普遍較高。油炸食品、方便食品、肥肉、堅果的脂肪含量較高是很多人所知道的,并且在日常生活的飲食習慣中,會有選擇性的進行挑選,從而達到健康飲食的目的。同時,醫務人員不可忽視膽固醇含量較高的食物與脂肪含量較高的食物的共同宣教,進行針對性的健康教育。
3.3高血壓患者對對血脂有益的食物的認知分析 從數據分析可以看出,高血壓患者對該知識點的認知程度存在普遍差異。部分高血壓患者對對血脂有益的食物認知比較熟悉。但是從數據中,可以發現得分0分為17.31%,不難看出,還有一部分的老年患者完全不知道對血脂有益的食物有哪些,還要該人群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以及飲食的指導。
3.4社區老年高血壓患者對健康飲食的認知有待提高 通過對比發現,大部分人對影響血脂的食物的知曉程度較差。這就意味著,在護理程序的過程中,一個很大的護理問題就是知識缺乏。老年人在當代社會條件下,很多人的文化層次并不高,這就限制了老年人對于血脂對高血壓影響性的知識點的信息來源。在臨床工作中發現,高血壓患者普遍存在不遵醫飲食行為。有研究顯示,64.7%的高血壓患者沒有接受高血壓飲食知識培訓[1],要提高飲食治療依從性,關鍵在提高患者及家屬的認知水平。本研究調查顯示,大部分老年患者對于影響血脂的食物的知識有待提高。
3.5調查體會 高血壓疾病形式嚴峻 當今社會,高血壓帶來的心腦血管并發癥給人們帶來身體的痛苦和經濟的負擔。高血壓是一種終身性疾病,目前尚不可根治,患了高血壓也不可能長期住院治療,因此高血壓患者的社區管理就顯得十分重要。飲食治療是提高社區高血壓患者生活質量的關鍵。另外對社區高血壓患者進行健康教育也是達到治療效果的目標之一。
總之,營養飲食療法是社區高血壓病患者有效的康復治療方法之一,以社區為基礎的營養飲食干預,具有社區本地患者居住集中,活動場所固定,便于管理,便于開展的優點,有利于提高社區高血壓群體防治療效。但我們必須加強護理干預,制定科學營養飲食指導方案,加強對高血壓病患者監測,在高血壓患者的防治上推廣營養飲食療法,提高高血壓治療療效,預防高血壓并發癥[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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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儒學;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人類文明
在探討中國傳統文化時,儒學人文思想是一個引人注目的話題。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根據儒學人文思想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特點,更多地看到其強調人的群體性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面,卻忽略了它維護和發展個體的理性及人格尊嚴的一面。實際上,儒學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揚人文理性的哲學。儒學的這種品格是儒學思想長期發展的產物,它已經在中華民族歷史上和社會生活中積淀下來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而今,正確看待這一傳統,發掘儒學的這種文化內涵、道德倫理,對于推動現代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鑒此,本文試從政治哲學的視閾對儒學的人文理性及其當代價值進行解讀,并請教于方家。
(一)
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學問,強調人與人的關系,重視現實的人與人生問題是其最根本的特質。作為中國文化主流的儒學,更是注重探討人的本性、人的價值以及人的實現等問題。儒學的人文思想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探討中逐漸形成的。
儒學的人文思想奠基于孔子“仁”的學說??鬃拥暮诵乃枷胧恰叭省保叭省痹凇墩撜Z》中出現最多,但其內涵總離不開“人”,如人性、人道、人生價值、人際關系等??鬃又鲝垺皭廴恕?,其基本要求是尊重人,他要求通過“敬”即人格的尊重來凸現人不同于物的人文本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孔子強調愛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則應以孝悌為基礎,從家庭敬愛父母兄長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遠,以至于達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的廣大境地,由此定下了儒學重人文的基調。
孟子沿著孔子仁者愛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進人文思想。他強調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孫丑上》),即人類的同情心,這就是“性善論”的內容和成人之道。他還把仁愛從人推及于萬物,進而發展為“仁政”學說。他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孫丑上》)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謂仁政。這樣,從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學人文思想便表現出一個深化的過程:它開始由一般的倫理要求,進一步提升為社會政治生活的準則。在孟子這里,儒學人文的價值取向已進一步趨向于定型。
重視人的價值和尊嚴,不僅是孔孟的主張,也是戰國至漢唐儒者的共識。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保ā盾髯印ね踔啤罚┒偈嬉舱f:“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為容服,禮之所為興也。”(《春秋繁露·服制像》)萬物的存在,不過僅僅是為了滿足人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人具有高于萬物的價值,“人之超然萬物之上,而最為天下貴也”(《春秋繁露·天地陰陽》)。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養的萬物日臻完善,“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唐中期韓愈對孔孟的仁者愛人更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博愛之謂仁”(《原道》),可以說它是對孔孟泛愛說的人文思想的發展。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在這一歷史時期里,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為了適應大一統的文化需要,從“天人感應”的角度,強調“王道之三綱,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義》),從而將儒家倫理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離了孔孟儒學執著現實的人文思想路徑,也使得儒學被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但是,董仲舒所講的“天人感應”是一種被人格意志化的自然與人之間的感應關系,他所精微論證的“天”仍是為了說明和解決現實的“人”的問題。有學者指出,董仲舒神學化的儒學中所透露出的是“要求君王實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期望借助帝王推行儒家仁政以有助于人的實現這樣一種向往”,即便是其后興起的以名教與自然之辨為核心思想的魏晉玄學,也是“希望建構起一種無違于倫理名教,又能使每個人的自然之性得到充分伸展的理想模式”[1]67-68。雖然思維路向不同,但它們都是希望建立一種能盡量滿足人性發展需要的理想的社會秩序,體現了儒學在特定時空下對現實的社會和人生所作的理論探索。
魏晉以后,特別是隋唐時期,佛、道二教風行,其間雖有韓愈等人極力捍衛儒家道統的努力,但社會上下對神的膜拜趨向漸漸使人自身的價值變得模糊,儒學的人文原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于是,對人自身價值的重新確認,便歷史地提到理學的面前。從肯定人文價值出發,理學對仁的內涵作了更多的考察。如張載認為,宇宙是一個大家庭,天地如父母,養育萬物,人類如兒女,因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西銘》),要求愛一切人如愛同胞手足一樣,并進而擴大到“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認為人的生命活動不僅有調整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意義,而且有調節人與自然界之間關系的超道德意義,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上》)包含了人與宇宙、人與人的雙重和諧。這種“民胞物與”的觀念,上承韓愈的“博愛之謂仁”之說,再現了先秦儒學從親子倫常關系向外輻射的思路,同時又使儒家的仁道原則獲得了更為寬廣的內涵,強化了儒學的人文精神。王陽明對這一觀念也作過發揮:“夫圣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保ā锻跷某晒珪肪?,《傳習錄中》)相對于先秦儒家較多地注重親親的基礎而言,宋儒和明儒則更多地由家庭關系的泛化即民胞物與,而將仁道原則引向天下之人,使儒學的人文精神進一步獲得了超越宗法親緣關系的意義。
(二)
儒學人文思想,起自先秦,歷經漢、魏晉、隋唐到宋元明清,延續不斷。仁的發展過程,也是儒學理性原則指導下的對人的本性、人的價值、人的實現等問題不斷深入探索的過程。重人文,尊理性,是儒學的一貫品質。這里的“理性”,不僅指狹義的認知領域的邏輯思維,而且也指一種本體意義上的道德理性及其與這種道德理性相貫通的實踐理性。道德理性是儒學理性的抽象形態,也可稱之為觀念性形態或理想形態,而實踐理性則是抽象的具體,或稱為道德理性主義的實踐。
具體而言,道德理性是指儒學追求理想人格的主體的精神力量,它是以主體對天道的認識和體悟為前提,是主體靠理性認識掌握了“道”與“義”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具體的,而“道”則是超越的、永恒的。
轉貼于
作為一種本體意義的“道”,在先秦儒學里主要講的是“人道”,即做人的最高準則。孔子在《論語》中多次提到“道”、“天道”、“天命”等范疇,其真實的內容就是有相當普遍價值的道德倫理。后來孟子講“性善”,認為“盡心、盡性、知天”,人類善的內在本質可與天道相通,故《禮記·中庸》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在宋儒那里,“道”范疇又被進一步形上化為宇宙的本體,其“天理”的一面又被直接突出。由此可見,儒學中的“道”兼具道德仁義和道理即天理的雙重內涵,具有某種信仰色彩的超越層面。
儒學的道德理性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具體化為價值追求的目標和價值選擇的標準??鬃又鲝垶槭藨摗昂V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道的價值高于一切,甚至“朝聞道,夕死可矣”。荀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揮,提出了“道高于君”、“從道不從君”的命題,指責那些只知“從君”卻“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茍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者為“國賊”(《荀子·臣道》),主張儒者“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荀子·儒效》),儒者必須時刻以道自律,隨時保持道的獨立價值,從而也就保證了自己的獨立人格。
宋明理學家繼承了傳統儒學的弘道精神,并將其發展為以天理制約權勢的道德人文走向。關于這一點,明學家呂坤曾作過較為詳備的論述:“天地之間唯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之尊之又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既奪焉,而理常伸于天下萬世。故勢者,帝王之權也;理者,圣人之權也。帝王無圣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然則理也者,又勢之所以恃以為存亡者也?!保ā墩Z·談道》)人世間惟理即道與勢最尊貴,其中理又尊于勢,并且勢之存在的合法性依據正在于理。而儒者的行為是應當遵循“理”這一最高準則的,故敢于且應當“任斯道之南面”而不屈于帝王之權勢。儒學雖然主張儒者應當入仕輔佐人君,但絕不贊成作為人君的馴服工具。所以,儒學所謂的“理想人格”并非是某種純然主觀的東西,因為它有客觀的基礎和來源,這客觀的基礎和來源就是天道。這是一種人的理性自覺,這種主體的精神力量,我們稱之為道德理性。
所謂實踐理性,是指主體修身養性過程中以理智引導情感的自制力量,是以道德理性為導向,以體現和實現天道為特征的理性具體。從根本上說,儒家的實踐理性,主要還是道德理性。為了論述方便,這里把“實踐理性”區分出來單獨論述,主要是為了分析儒家在理想人格概念中如何處理理性與非理性因素關系的問題。
中國儒學很早就探討了理性與、意志的關系問題。應當說,先秦儒學大都強調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要求培養知情意相結合的完美人格,孔子說:“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保ā墩撜Z·憲問》)有了智慧、廉潔、勇敢和才藝,又用禮樂來美化,才是完善的人格;孟子講人的善的本質包括仁義禮智四端,并說“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孟子·盡心下》);荀子也講“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荀子·勸學》),含有要求人格全面發展的意思。關于“志”,儒學也十分重視??鬃诱f:“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保ā墩撜Z·子罕》)孟子則有“士尚志”和“持志”之說。不過,孔孟均強調“志向”,注意的是意志的堅韌品格。宋明理學對“志”和“意”作了區分。張載曾指出:“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保ā墩伞ぶ姓罚┟魅逋醴蛑谧⒔狻墩伞窌r對此說作了進一步發揮:“意之所發或善或惡,因一時感動而成乎私;志則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發必見諸事,則非政刑所能正之;豫養于先,使其志馴習乎正,悅而安焉。則志定而意不純,亦自覺而思改矣?!保ā稄堊诱勺ⅰぶ姓?“志”是預定者,與“天下之公是”即天道、天理相聯系,故為“公”;意即意見、動機,因一時的感動而產生,與個體的內在需求相聯系,所以是“私”的。王夫之注意到“意”之所發有自主性特點,非政刑所能正之,故強調“教者尤以正志為本”,“志正而后可治其意”,而反對“無志而唯意之所為”,亦在其理想人格中貫徹了理性主義和自覺原則,而否定了意志的自由選擇功能。這一點與先秦儒學的基本觀點是一致的。
可見,無論是先秦儒家還是宋明理學,在追求理想人格,體現和實現天道的過程中,都注重突出理性的價值和地位,而壓制和排斥作為理想人格精神主體的非理性層面,進而逐步凸顯了儒學的理性原則。
如果說道德理性表現為道德意識的自我認識和本體意義上的理想狀態,那么實踐理性則主要表現為實踐經驗的內心體驗。二者在它們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天道的匯合處達到一致,是知與行、理想與理性的統一,是“抽象”和“具體”、超越性和內在性的統一。正是這種理性精神使儒學擯棄了宗教神秘的玄想和狂熱,使人們在日常倫理生活中以理智來引導情感,從而使儒學成為現實主義的人生哲學。中國歷史上始終沒有出現歐洲中世紀那樣的神權統治人間的宗教化時期,實根源于儒學重人文、尊理性的價值取向。
(三)
如上所述,儒學對宇宙人生的洞察,對主體自覺精神的強調,對人類理性的反省,對人與自然和諧的重視,都有其獨到之處。固然,儒學在歷史上曾經被賦予了神學形式并不斷得到政治上的強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內容被異化為強制人們接受與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規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儒學主體的理性自覺和自由選擇,禁錮了人們的思想,維護了封建統治,扭曲了儒學注重人文的哲學形象。但是,由于儒學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緣關系的倫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禮”、“孝悌”。更何況,儒學士大夫們不惜經受風險與磨難,在千錘百煉中極力尋求適合現世的儒學本身的發展途徑與形式,這一過程實際又進一步弘揚了儒學人文主義的道德氣質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會末期,儒學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而解體?,F代社會已經改變了傳統儒學賴以存在與生長的社會土壤,其存在形態與社會地位都隨之發生了變化。此后,儒學則是作為歷史文化遺產被研究、改造與利用。今天我們研究儒學,就是為了從傳統儒學遺產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資料,以重建人類新的精神文明。
特別應當指出,現代化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具有二重性質,它既體現了進步與發展的歷史趨勢,又往往蘊含著負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業社會已越來越嚴重地顯露出來。由于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的發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現象十分嚴重。一些發展中國家在蹈襲西方產業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質利益,因之導致了利益關系上的個體化趨向,個體原則空前突出。個體原則的注重誠然為主體創造性的發揮、個性的多樣化,及競爭機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動空間,但由此而過分地劃定個人權利界線,并以無情的競爭作為實現個體權力的方式,卻很容易導向個人主義乃至利己主義。個人主義與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與人之間只有契約、業務及競爭的關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聯系紐帶,其結果即是人際關系的疏離、淡漠,乃至緊張、沖突。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一項調查表明:當代歐洲“十分之六的人認為,就他們所經歷的十多年的經驗而言,人們很少愿意彼此幫助。這是人們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歐洲人表示,當他們同他人打交道時,從來都相當謹慎?!盵2]125這種心態,正是植根于冷淡、緊張的現實人倫。相對于此,中國傳統儒學偏重于道德人倫范圍,即使是作為政治化儒學所倡導的帶有封建性的“三綱五常”,也多少體現出對道德作用和協調人際關系的重視。儒學這種重視人倫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價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導人體認自身的內在價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進而拒斥人的商品化?,F代社會,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的利益越來越趨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毀俱毀。人類越來越多地面臨著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的矛盾、小集團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個體利益、小集團利益的滿足,那么,人類將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毀滅。所以,我們應該借鑒儒學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理念,弘揚儒學的人文理性精神,從我做起,修身養性,立人、達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積極有效地防止異化,克服異化,使人們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閉的樊籬,走向寬容、和諧,使人們真正生活在仁愛的環境氛圍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現在乃至未來,人類所賴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態環境并不容樂觀?,F代文明的基本進路是征服與利用自然,它不斷地打破人與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斷實現對自然的支配。這種原則雖然拒斥了對自然的宿命態度,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價值觀的基礎,然而,它同時也引發了對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間的緊張和隨之而來的生態危機:資源的日益枯竭,環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種的滅絕等等。這種全球性的問題使人類面臨嚴重困境。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憂心忡忡地指出:“一種不停頓的殺戮生機勃勃事物的行為最終將導致全面性的破壞?!盵3]121這并非危言聳聽。事實上,天人之間的失衡,在今天確實使人類的存在受到了威脅。為此,人類必須以理性的自覺控制自己的活動,做到既合理地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又能夠積極地保護和建設人類生存環境。
儒學的基本價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覺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滿為歸宿,這種道德理性主義無疑有助于抑制對自然對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識,特別是宋明理學那種萬物一體的天人觀,確乎表現了一種博大的胸懷,超越了實際造成現代生存危機的狹隘的人類中心論。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傳統注重人與自然的區分與對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無為”的自然觀和佛教“一切皆空”、“無我”出世的虛幻主張,它堅持“盡性知天”、“生物成物”、“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強烈的宇宙意識、生態情感、人類責任心和積極入世的精神,對于合理地調整天人之間的平衡,同時又在總體上不斷重建天與人的統一,確實可以成為一種內在的范導原則。
人類文明是全人類自古以來共同創造的文化成果,當今整合與重建人類文明仍是全人類所共同面對的時代課題。東西方各種不同的文化、信仰各異的多種宗教等等都會在整合與重建人類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貢獻。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創人類文明的進程中,既表現出驚人相似的共同價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對人生終極關懷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應該創造條件使不同文化展開對話,相互協調,以討論發展一種“普世倫理”, “這種倫理必須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種西方人的共同倫理,或非洲人的共同倫理,或亞洲人的共同倫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夠的”[4]141-142。這是全人類的創新性文化活動,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需要,是人類為解決生態環境危機的生命呼喚,也是為了實現社會現代化或后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道德危機所凸顯出來的歷史重任。歷史在革新中運動,文化在創造中發展。中國儒學的優秀文化遺產,必然在參與解決全球性的倫理問題上,在人類智慧的創造與積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揚,因為它有濃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鮮明的道德倫理價值,易于溝通東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將在人類未來的文化發展過程中做出特殊的歷史性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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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相關知識范文3
[關鍵詞] 去氨加壓素;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圍術期;出血量
[中圖分類號] R61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1)12(a)-062-03
Influence on blood loss and peri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by desmopressin of the patients treated with total hip replacement.
YANG Hongfa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Dali City, Yunnan Province, Dali 67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esmopressin (DDAVP) to the perioperative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total hip arthroplasty (THA). Methods: 62 patients who were undergoing unilateral THA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08 to May 2010. The clinical data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method of random number table, each group had 31 cases respectivel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given desmopressin accordance with 0.3 μg/kg dissolved in 100 ml normal saline, intravenous infusion once 30 min before operation and infused once per day at postoperation, continuous with 2 day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supplied with equal amount of physiological saline. The comparison was made between two groups including blood loss, blood transfusion, postoperative drainage,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hemoglobin (Hb), hematocrit (Hct), platelets (Plt), fibrinogen (FIB), prothrombin time (PT)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and deep venous thrombosis was measured by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after the operation. Results: The operative tim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Blood loss, blood transfusion, postoperative drainage of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Desmopressin; Total hip arthroplasty; Patients; Perioperative; Bleeding
去氨加壓素是人體精氨酸加壓素的衍生物,能夠提高血漿凝血因子Ⅷ的水平,增強血小板功能,發揮止血作用,因而被廣泛應用于失血量較多的外科手術,以減少圍手術期失血量[1]。人工髖關節置換術手術創面大、失血量較多,延緩了患者康復時間。筆者對2008年5月~2010年5月收治入院的62例擬行單側THA的患者進行研究,現報道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資料選自我院2008年5月~2010年5月收治入院的62例擬行單側THA的患者,男28例,女34例,年齡28~63歲,體重44~83 kg,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將62例患者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每組31例。術前兩組患者檢查血紅蛋白(Hb)、紅細胞比容(Hct)、血小板計數(Plt)、凝血酶原時間(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纖維蛋白原(FIB)及肝功能均正常,兩組患者術前2周內均未行藥物抗凝治療。
1.2 方法
治療組:麻醉誘導前30 min給予醋酸去氨加壓素注射液(1 ml∶15 μg)1支,隔8 h再次給予1支;術中常規使用止血帶,術后第1、2、3天每天給予醋酸去氨加壓素注射液(1 ml∶15 μg)1支。每次應用醋酸去氨加壓素注射液1 ml∶15 μg,用生理鹽水稀釋到50 ml,在30 min內靜脈緩慢滴注。對照組:麻醉前30 min給予1支安慰劑,隔8 h再次給予安慰劑1支;術后第1、2、3天每天給予安慰劑1支。每次應用安慰劑注射用水1 ml,用生理鹽水稀釋到50 ml,在30 min內靜脈緩慢滴注。
1.3觀察指標[2]
記錄手術時間及失血總量(出血量計算:術中出血采用紗布和紗條稱重法算出,吸引瓶中吸出血量用量杯測算容積,二者相加為總出血量)。比較兩組術中輸血量、引流量的情況,以彩色多普勒超聲觀察患者術后是否出現有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在術前及術后48 h檢測血紅蛋白(Hb)、紅細胞比容(Hct)、血小板(Plt)、纖維蛋白原(Fib)、凝血酶原時間(PT)及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等指標。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5.0統計軟件包進行分析,實驗數據采用均數±標準準差(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具有可比性(表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一般資料比較
注:1 mm Hg=0.133 kPa
2.2術中及術后情況
治療組與對照組手術時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組出血量、輸血量、術后引流量明顯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2 兩組患者手術情況比較(x±s)
2.3用藥前后實驗室指標變化
兩組患者術前各項檢測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3。兩組患者術后Hb、Hct、Plt及APTT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FIB、PT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3 兩組患者術前血常規及凝血實驗檢測值(x±s)
表4 兩組患者術后血常規及凝血實驗檢測值(x±s)
3討論
去氨加壓素改變了的天然激素精氨酸加壓素,使其抗利尿作用增加,減少了對平滑肌的作用,從而減輕其增壓的副作用。靜脈或皮下注射,可增加血漿內促凝血因子Ⅷ的活性2~4倍,也可增加血管中血友抗原因子,并釋出纖維蛋白溶酶原激活物[3],對某些疾病如肝硬化、尿毒癥、藥物所致血小板功能障礙導致的出血有效。但要注意此藥的副作用,如尿量減少,少數病例可出現輕度血壓升高,長時間使用應注意水、鈉潴留,偶見短暫血壓下降、心率加快、頭痛、惡心。對血小板減少而致的出血,本藥無效[4]。THA是醫源性創傷較大的術式之一,常常帶來術中及術后的大量失血,而接受THA的患者大多年齡偏高,部分還合并有內科疾病,對失血的耐受性較差,在圍術期常因貧血而導致各種并發癥的發生[5]。
THA的患者術前應盡可能充分評估以糾正或制定輸血相關危險因素的處理方案。擇期手術患者的準備應包括術前有充分時間停用抗凝治療。假如時間不夠,手術應該延期,直到藥物作用消退。當改變抗凝狀態時,要權衡血栓形成與增加出血之間的風險。肉眼評估術野是一種標準方法而且也是評價微血管出血和失血量所必需的[6]。實驗室監測包括術中或術后床旁評估。失血患者的凝血檢查也是標準的方法,Kikura等[7]報道凝血檢測結果與圍術期失血相關,它取決于血管內擴容量所用的液體種類。筆者支持使用去氨加壓素治療大量出血。雖然還沒有足夠的臨床研究證明重組活化Ⅷ因子治療微血管出血的有效性,但許多個案報道了在標準治療失敗后它是有效的急救藥物[8-9]。
本研究中對照組和治療組術中出血量分別為(536.2±35.9)ml和(326.3±28.6)m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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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相關知識范文4
【關鍵詞】2型糖尿??;體重;血脂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生活結構的改變,及體力勞動相對減少,每年患2型糖尿?。═2DM)的人也越來越多,據相關研究表明[1]我國約有0.924億糖尿病患者及1.482億糖尿病前期患者,糖尿病已經成為危害人類健康的主要疾病。而T2DM中的超重、肥胖人群比例亦在上升,且是獨立的T2DM危險因素。本文對惠農區中街和北街新診斷的156例T2DM患者做體重和血脂相關性研究分析,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次研究對象156例,男88例,女78例,年齡22~68歲,平均(42.3±1.4)歲。所有T2DM患者診斷結果均符合WHO制定的糖尿病判斷標準。
1.2 方法
156例T2DM患者據亞洲人群肥胖的診斷標準做分組實驗[2],BMI 18.5~22kg/m2為正常組;BMI 23~25kg/m2為超重組;BMI大于25kg/m2為肥胖組。3組患者的性別、年齡無明顯差異,具有可比性。3組患者都采集一般資料,包括年齡、身高、性別、以往最高體重。以酶法測定餐后2h的靜脈血血糖(PBG);采用免疫透射比濁法測定患者血脂;運用化學發光法檢測糖化血紅蛋白(HbA1c)。最后比較3組患者相關參數的差異。
1.3 統計
統計學軟件采用SPSS 13.0版,組間計量數據采用(χ-±s)表示,計量資料行t檢驗,計數資料行χ2檢驗,P
2 結果
根據實驗結果顯示,156例T2DM患者中,BMI正常者有21例,超重者有78例,肥胖者60例,血脂代謝異常的有123例,占78.8%,而超重者和肥胖者血脂代謝異常地共有102例。
組間比較。甘油三酯(TG):肥胖組和正常組差異比較,P
3 討論
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及生活結構的改變,肥胖和糖尿病的發病率越來越高,肥胖可導致人體糖代謝異常,同時引發胰島素抵抗,其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血脂異常等密切相關。目前,根據國內許多臨床實驗數據表明,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血脂異常,約占50%以上[3-4]。而本研究一共收集了惠農區中街和北街新診斷的156例T2DM患者,而有123例伴有血脂異常,占總人數的78.8%。這又證實了糖尿病患者容易發生血脂異常。而T2DM患者約88.46%是肥胖和超重者。臨床上常運用BMI來檢測患者的肥胖,且BMI和肥胖發病的危險相關性較強。研究表明,肥胖機制是高胰島素血癥和胰島素相抵抗,高胰島素血癥和機體血脂的絕對含量呈現正相關。多項研究結果都證明了T2DM患者的體重逐步增加,而血脂中TC、TG都升高,提示體重的增加引發了血脂異常而導致發生糖尿病。所以肥胖者特別是腹型肥胖者更加容易出現胰島素抵抗,最終導致T2DM的發生。如在早期能控制患者體重,改善患者的血脂水平,這有利于減少或延緩糖尿病的發生。
新診斷的T2DM患者的體重和其血脂具有比較突出的相關性。所以,要使糖尿病得到比較好的防治,對超重及肥胖人群行定期健康檢查,并做對應早期干預,如飲食控制、調整生活方式、健康教育、運動治療等,可減輕其體重,并改善血脂異常,使體重和血脂保持在理想的范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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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相關知識范文5
【關鍵詞】 麻醉;硬膜外;全身麻醉;關節置換;凝血功能
深靜脈血栓(DVT)形成是骨關節成形術的重要的并發癥,高齡、長時間制動等是DVT發生的重要因素,而凝血功能的改變是DVT形成病理基礎之一〔1〕。膝關節成形術的病人多為老年人,采用的麻醉方法有全麻和硬膜外麻醉,全麻所用藥物對于凝血功能有一定影響,硬膜外麻醉也對于凝血功能有一定影響,選擇不同的麻醉方式對于凝血功能的影響是不同的〔2,3〕。以往未見硬膜外麻醉與全麻對關節置換術后DVT發生率影響的報道。本文著重觀察兩種麻醉方式對凝血功能的改變,探討老年膝關節成形術患者安全的麻醉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60例擇期膝關節置換術患者,男23例,女37例,年齡55~72歲,體重51~72 kg,排除肝功能異常、凝血系統疾病及術前已有血栓形成者。所有患者隨機分為全麻組和硬膜外組,每組30例。
1.2 方法 兩組病人均于術前半小時肌注阿托品0.5 mg,魯米那鈉0.1 mg。入室后監測心電圖、血壓、脈搏氧飽和度,建立靜脈通路,以8 ml/kg速度輸入乳酸林格氏液。全麻組以異丙酚2 mg/kg、芬太尼4 μg/kg、咪達唑侖0.05 mg/kg,阿曲庫銨0.5 mg/kg誘導下氣管插管行機械通氣。參數設置:呼吸頻率12 次/min、潮氣量8 ml/kg,術中以異丙酚8 mg·kg-1·h-1、阿
曲庫銨10 μg·kg-1·h-1、瑞芬太尼4 μg·kg-1·h-1持續泵注維持麻醉。硬膜外組以L1~2為穿刺點,穿刺成功后向頭側置硬膜外導管3 cm,給予2%利多卡因3 ml,未見不良反應則給予二次量2%利多卡因5~8 ml,術中間斷追加2%利多卡因維持麻醉。
1.3 觀察指標 分別記錄兩組病人麻醉前(T1)、麻醉后6 h(T2)、術后第1天清晨(T3)的靜脈血凝血酶原時間(PT)、凝血酶原活動度(PTA)、纖維蛋白原(FIB)、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凝血酶時間(TT)、D二聚體濃度,并記錄手術時間、出血量及輸液、輸血量,并于手術前后行下肢靜脈彩色多普勒超聲檢查。
1.4 統計學處理 計量資料以x±s表示,采用SPSS11.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組間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組內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
2 結 果
2.1 一般情況 見表1。兩組患者性別、年齡、體重及手術時間,失血量、輸液、輸血量組間比較差異無顯著意義(P>0.05)。
2.2 兩組各凝血指標的比較 見表2。兩組間PT、PTA、APTT、TT及FIB比較無統計學差異;T2及T3時點全麻組D二聚體濃度明顯高于硬膜外組(P
2.3 DVT發生率 全麻組術后發生DVT 4例,經過溶栓治療均好轉;硬膜外組均未發生DVT。兩組DVT發生率有明顯差異(P
3 討 論
D二聚體是交聯纖維蛋白(Fb)的特異降解產物,在生理或各種病理狀態下,凝血系統的激活可導致Fb的生成,而Fb的生成又激活纖溶系統導致纖溶酶的生成以及Fb的降解,從而產生包括D二聚體在內的一系列特異性的Fb降解產物。其濃度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是否有血栓形成,迄今為止對將血清D二聚體>500 μg /L的標準作為深靜脈血栓栓塞癥的陽性預示值并不認同,但D二聚體500 μg/L者4例發生DVT,D二聚體濃度
異丙酚對凝血功能的影響有很多報道,認為異丙酚對ADP誘導的血小板聚集有顯著的抑制作用,而對血小板數目和反映凝血因子功能的PT、APTT等無明顯抑制。阿片類藥物對凝血功能基本上沒有影響〔6〕。局部麻醉藥可以抑制血小板的功能,包括抑制血小板α顆粒的釋放和血小板的聚集,同時抑制血栓烷A2的信號傳導通路,從而抑制凝血功能。硬膜外阻滯麻醉時局麻藥經硬膜外腔部分吸收入血,減少血小板黏附、聚集和釋放抑制凝血功能〔7〕?;颊呷橄率中g較硬膜外麻醉下手術更易激活血小板膜糖蛋白,引起血小板聚集,這主要與應激反應有關。各種創傷、疼痛和手術操作都可引起機體的應激反應,改變機體的內分泌功能,使患者分泌大量腎上腺激素,腎上腺激素作為血小板聚集的誘導劑,可自發激活血小板,并增加血小板的敏感性和聚集功能〔8〕。多數學者認為硬膜外麻醉可以降低術后血栓形成和肺栓塞的發生率,但其機制尚不清楚,其除了與區域阻滯麻醉時交感神經抑制,血管擴張,下肢血流量增加有關,還可能由于區域阻滯麻醉使兒茶酚胺釋放減少,同時局麻藥物的殘余作用減輕了術后的疼痛刺激,從而減輕了應激反應對凝血功能的影響〔2,3,8〕。靜脈全麻對內分泌的影響大于硬膜外麻醉,而膝關節表面置換多為老年患者,心血管功能多有退行性變化,對麻醉藥物的抑制作用較為敏感,致使靜脈全麻用藥量受限,麻醉深度不夠,易產生應激反應,激活血小板形成高凝狀態,并持續至術后,血管結構、代謝、血管活性物質形成等因素隨年齡增加更易形成血栓。
綜上,本文認為對那些沒有嚴重心血管疾病的膝關節表面置換患者在保證血流動力學穩定的前提下,應首選硬膜外阻滯麻醉,或者采用全麻復合硬膜外阻滯麻醉,可降低下肢深靜脈血栓的發生率,確?;颊邍g期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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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相關知識范文6
【摘要】 在聯合使用鈣離子拮抗劑及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的基礎上加用中成藥,觀察其對24 h動態血壓監測相關指標的影響,評價降壓效應及降壓穩定性。方法:將70例初診為原發性高血壓或有原發性高血壓病史但服藥無規律或未正規服藥,就診時血壓分級為2~3級的患者隨機分為常規降壓組(常規組)和常規降壓加松齡血脈康組(松齡血脈康組),每組各35例。常規組口服左旋氨氯地平片2.5 mg,聯合替米沙坦片40 mg,1次/d。松齡血脈康組在常規組治療的基礎上加服松齡血脈康膠囊1.5 g,3次/d。療程均為2周。治療前后分別進行24 h動態血壓監測,并進行谷峰比值、平滑指數等指標的計算和血壓晨峰的判定。結果:兩組治療后24 h、白晝及夜間平均收縮壓和收縮壓負荷值均低于治療前(P<0.05),常規降壓加松齡血脈康的降壓效果優于常規降壓(P<0.05)。常規降壓加松齡血脈康能降低舒張壓,而常規降壓對舒張壓的影響不明顯。常規降壓加松齡血脈康降壓的同時能減慢心率,常規降壓則對心率影響不明顯。松齡血脈康組谷峰比值高于常規降壓組(P<0.05),兩組平滑指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治療后血壓晨峰現象均得到改善(P<0.05),常規降壓加松齡血脈康對血壓晨峰現象的改善程度優于常規降壓(P<0.05)。結論:在聯合使用左旋氨氯地平片和替米沙坦片的基礎上加用中成藥松齡血脈康膠囊,能更有效地降低心率和血壓,特別是收縮壓和收縮壓負荷值,降壓效應的平穩性更高,維持時間更長,還能有效控制血壓晨峰現象。
【關鍵詞】 高血壓; 血壓測定; 隨機對照試驗; 單盲法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Western medicine including Ca2+ channel antagonist and angiotensinreceptor antagonist combined with Songling Xuemaikang Capsule (SXC), a compound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calming liver and suppressing liver yang, on blood pressure indexes derived from 24hour 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BPM), and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and stability of SXC in lowering blood pressure.
Methods: Seventy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of grade 2 or grade 3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routine group and SXC group. There were 35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were administered with 2.5 mg levoamlodipine and 40 mg telmisartan once daily, and 1.5 g SXC was administered orally to the patients in the SXC group three times daily besides levoamlodipine and telmisartan treatment. They were all treated for two weeks. Twentyfourhour ABPM, trough to peak ratio and smoothness index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Results: Twentyfourhour, day and night averag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and 24hour, day and night SBP load in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ed a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The effects of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SXC on blood pressure depression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Western medicine (P<0.05).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SXC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 as compar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P<0.05). The heart rate in the SXC group was reduced a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routine group (P<0.05). Trough to peak ratio in SXC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routine group,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moothness index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orning surge in blood pressure in the two groups was improved a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P<0.05),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orning surge in blood press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Western medicine combined with SXC has longlasting effects in lowering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especially for SBP and SBP load. SXC plus Western medicine also has an inhibition effect on morning surge in blood pressure.
Keywords: hypertension; blood pressure determinati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singleblind method
隨著醫學界對高血壓病防治的研究日益深入,提高降壓治療的質量和內涵越來越受到重視。平穩降壓以及降壓的同時發揮靶器官保護作用都成為降壓治療時應考慮的問題。24 h動態血壓監測(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ABPM)能提供豐富的血壓數據,全面準確地反映患者血壓的波動、節律和變異性,從而優化個體化降壓策略,評估降壓效果和質量。本研究運用24 h動態血壓監測方法,評價中成藥松齡血脈康膠囊(Songling Xuemaikang Capsule, SXC)對動態血壓相關數據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1.1.1 研究對象 納入2008年4月至11月在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心血管科就診的住院患者70例,男38例,女32例,年齡35~80歲,平均年齡(57.2±12.6)歲。合并糖尿病6例,高脂血癥8例,心律失常2例;按紐約心臟協會心功能分級,心功能Ⅰ級55例,Ⅱ級14例,Ⅲ級1例,Ⅳ級0例。
1.1.2 納入標準 根據2005年《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1]確定的高血壓診斷標準,初診為原發性高血壓;或有原發性高血壓病史但服藥無規律或未正規服藥,就診時血壓分級為2~3級。
1.1.3 排除標準 合并心瓣膜病、冠心病和嚴重的肝腎功能損傷;既往或入院時有腦血管事件發生,甲狀腺功能異常,心功能Ⅳ級;有鈣離子拮抗劑和血管緊張素受體拮抗劑使用禁忌癥。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療方法 簽署知情同意書后,將入選患者按隨機數字表法隨機分為常規降壓組(簡稱常規組)35例和常規降壓加松齡血脈康組(簡稱松齡血脈康組)35例,屬于單盲(受試者設盲)研究。兩組患者均口服左旋氨氯地平片(批準文號為國藥準字H19991083),2.5 mg/次,聯合替米沙坦片(批準文號為國藥準字H20050715),40 mg/次,1次/d。松齡血脈康組另加服松齡血脈康膠囊(批準文號為國藥準字Z10960023),主要成分為葛根、鮮松葉、珍珠層粉,根據產品說明,使用劑量為1.5 g/次,3次/d。療程均為2周。如果患者合并糖尿病,可聯合使用降糖藥。治療前后分別進行24 h動態血壓監測。
1.2.2 主要測定指標及測定方法 采用美國偉倫公司6100S型動態血壓儀進行檢測。血壓測定間隔時間為白晝15 min,夜間30 min。檢測前告知患者測量血壓時應保證處于靜息狀態,并保持袖帶與心臟處于同一水平。動態血壓相關指標包括24 h、白晝和夜間平均收縮壓(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以及平均舒張壓(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各時段血壓的負荷值,動態血壓節律(勺型或非勺型),24 h平均心率,血壓晨峰現象、谷峰比值和平滑指數。注意治療前后動態血壓監測的起止時間應一致?;颊咝枳骱唵蔚纳钣涗?,特別是起床和睡覺時間。監測動態血壓期間應避免激烈運動、情緒激動等情況出現,生活規律盡量保持一致。
1.2.2.1 動態血壓 24 h、白晝和夜間平均收縮壓以及平均舒張壓,各時段血壓的負荷值,動態血壓節律和24 h平均心率等指標用動態血壓自帶軟件自動統計和記錄。
1.2.2.2 血壓負荷值 血壓的負荷值=高于正常血壓值的次數/總測量次數×100%。白天正常血壓值的標準為135/85 mmHg,夜間正常血壓值的標準為125/75 mmHg。由動態血壓監測儀自帶軟件自動統計和記錄。
1.2.2.3 谷峰比值 谷峰比值=谷值/峰值×100%。采用總體法先計算出所有患者每小時血壓下降值的均值,再用此均值計算谷峰比值[2,3]。以24 h中最后3 h的血壓下降均值作為谷值,取服藥后3~21 h內連續4次血壓下降最多的均值作為峰值。
1.2.2.4 平滑指數 降壓藥物治療后24 h內每小時血壓下降的均值與其標準差的比值。
1.2.2.5 血壓晨峰 根據起床后2 h內的平均血壓與包括夜間最低血壓在內的1 h平均血壓之間的差值進行計算。以收縮壓差值≥23 mmHg,舒張壓差值≥15 mmHg確定為具有血壓晨峰現象[4,5]。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1.0統計軟件處理,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非正態分布計量資料用中位數表示。與治療前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不同組間同一參數的比較采用方差分析,非正態分布資料用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樣本數的確立采用Fisher檢驗。
2 結 果
2.1 基線資料 兩組性別構成、年齡、血壓、血糖、血脂、肝腎功能等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2.2 動態血壓值 兩組治療后24 h平均收縮壓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常規降壓加用松齡血脈康的降壓效果優于常規降壓(P<0.05)。常規組治療后24 h平均舒張壓與治療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松齡血脈康組治療后24 h平均舒張壓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兩組治療后24 h平均舒張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治療后白晝平均收縮壓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常規降壓加用松齡血脈康的降壓效果更優(P<0.05)。常規組治療后白晝平均舒張壓與治療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松齡血脈康組治療后白晝平均舒張壓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兩組治療后白晝平均舒張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治療后夜間平均收縮壓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常規降壓加用松齡血脈康的降壓效果優于常規降壓(P<0.05)。兩組治療后夜間平均舒張壓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兩組治療后夜間平均舒張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表1 兩組動態血壓變化
2.3 血壓負荷值 兩組治療后白晝收縮壓負荷值較治療前均顯著下降(P<0.05),松齡血脈康組收縮壓負荷值下降更明顯(P<0.05)。常規組治療后白晝舒張壓負荷值與治療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松齡血脈康組治療后白晝舒張壓負荷值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兩組治療后白晝舒張壓負荷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治療后夜間收縮壓負荷值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松齡血脈康組收縮壓負荷值下降更明顯(P<0.05),兩組治療后夜間舒張壓負荷值均較治療前顯著下降(P<0.05),兩組治療后夜間舒張壓負荷值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4 24 h平均心率 常規組治療后24 h平均心率為(74.0±4.9)次/min,與治療前的(80.0±10.0)次/min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松齡血脈康組治療后24 h平均心率為(65.0±6.3)次/min,較治療前的(85.0±9.7)次/min顯著下降(P<0.05)。常規降壓加用松齡血脈康能更有效地降低24 h平均心率(P<0.05)。表2 兩組血壓負荷
2.5 平滑指數和谷峰比值 兩組治療后平滑指數(均>1)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常規組和松齡血脈康組的平滑指數分別是收縮壓2.23和2.56,舒張壓2.36和2.48。兩組治療后谷峰比值均>50%,松齡血脈康組谷峰比值高于常規組(P<0.05),常規組和松齡血脈康組的谷峰比值分別是收縮壓0.69和0.86,舒張壓0.62和0.78。
2.6 血壓晨峰 兩組治療后血壓晨峰現象均得到改善(P<0.05),常規降壓加用松齡血脈康能夠更有效地控制血壓晨峰現象發生(P<0.05)。常規組和松齡血脈康組治療前分別有14和15例出現血壓晨峰現象,治療后分別減少到9和4例。
2.7 不良反應 松齡血脈康組1例患者出現便秘,兩組均無肝腎功能受損、血糖血脂異常和心律失常等不良事件發生。
3 討 論
隨著對血壓節律認識的深入,近年來24 h動態血壓監測日益受到重視。24 h動態血壓監測可以提供豐富的血壓數據,反映24 h血壓波動變化。通過對動態血壓數據的仔細分析,可以有效地指導降壓治療,優化降壓治療策略,評估心血管危險因素,評價降壓藥物的療效,實現高質量降壓的目標。
24 h血壓負荷是指收縮壓或舒張壓的讀數大于正常血壓的次數占總測量次數的百分比。一般以清醒時大于140/90 mmHg,睡眠時大于120/80 mmHg作為不正常血壓負荷進行計算,以收縮壓或舒張壓負荷大于40%作為血壓控制不良的指征。24 h血壓負荷與左心室重量指數呈正相關,與左心室充盈率呈負相關,是預測左心室功能不全的指標之一[6]。
谷峰比值是目前評價降壓療效的一個重要指標,指服用降壓藥物后最大和最小降壓效應的比值,反映藥物作用的維持時間和平穩程度。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對長效藥物谷峰比值的要求為大于50%。其意義在于服用降壓藥物后,可避免峰作用時間的血壓過度下降,而谷作用時間仍可以保持其大部分峰值效應[7]。平滑指數是反映藥物降壓平穩性的又一指標。平滑指數越高,藥物24 h中每小時的降壓效應越大、越均衡。平滑指數的計算包括了24 h內的所有降壓信息,較谷峰比值具有更好的重復性和指示意義[8]。
正常人血壓波動曲線為長柄勺狀。判斷血壓晝夜節律狀況一般以夜間血壓下降率大于10%為正常血壓節律,小于10%表示晝夜節律減弱,夜間血壓平均值等于或高于白晝血壓平均值表示晝夜節律消失,血壓波動曲線為非勺型。血壓晝夜波動趨勢與心、腦、腎等重要臟器損耗程度之間有較高的相關性[9]。血壓的晝夜節律變化在清晨最為顯著,由睡眠轉為清醒狀態后血壓迅速從相對較低水平上升到較高水平,出現血壓晨峰現象。血壓晨峰現象與心血管事件的發生有密切關系,目前尚無統一定義標準,一般根據起床后2 h平均血壓與包括夜間最低血壓在內的1 h平均血壓之間的差值進行計算[2]。
松齡血脈康膠囊由成都康弘藥業集團生產,由葛根、鮮松葉、珍珠層粉組成,3味中藥配伍具有平肝潛陽、榮養陰血、鎮心安神的功效。該藥獲得國家五部委頒發的《國家重點新產品證書》,獲國家處方和制備方法發明專利。既往研究已經證實該藥在降壓方面具有確切作用,但關于其降壓穩定性和平穩性等方面的研究尚不多。本研究應用動態血壓監測,觀察松齡血脈康膠囊對動態血壓相關指標的影響,特別是對近年來倍受關注的平滑指數和谷峰比值等指標進行計算,判定血壓晨峰現象,是對該藥物降壓效應的深入研究。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設定單用中成藥組及安慰劑組,目前尚不能明確單用中成藥對血壓及動態血壓相關指標的影響。此外,由于研究時間的限制,尚不能明確該藥物對血壓的遠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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