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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范文1
作者簡介：彭新萬，江西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發展理論。
摘要：國內外相關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資(FDI)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具有重要貢獻。本文將FDI影響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機制引入到主導產業形成中，認為FDI對主導產業的形成具有資本、技術外溢、產業結構、制度變遷以及路徑選擇等效應。落后地區具有資本、技術、產業結構及制度等方面的后發優勢，充分利用FDI能夠加速其主導產業的形成。
關鍵詞：FDI；作用機制；后發優勢；主導產業形成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導：1008-2972(2006)03，0021-03
截止2003年底，全國累計合同利用外資9,431．30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5,014，71億美元。2002年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總產值33,771、0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33．37％(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網站)。研究表明．FDI對于中國東南沿海較發達省市經濟發展做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同時，相當文獻對FDI作用機制進行了較深入的探索。這些文獻表明，FDI不僅有助于在當地建立新興產業，而且還能使傳統產業升級，使內向型經濟向出口導向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演進。其實，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較多的中國各省市的經濟發展中不難發現，其經濟的增長和發展相當程度上是FDI通過推動當地主導產業形成從而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發展經濟學認為，落后地區具有資本、技術、產業結構、制度、勞動力等方面的后發優勢(郭煦保，2004)[1]。因此，本文在通過對FDI的作用機制和主導產業的形成機制的分析基礎上，結合落后地區的后發優勢，探索FDI在加速落后地區主導產業形成中的作用。
一、主導產業的市場選擇準則和集聚過程分析
主導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有較大份額，其生產率和發展速度一般要超過一般產業，同時具有較強的擴散效應，具有一定的外部效應，對其他產業的增長有一定的影響。
赫克希爾-俄林理論認為，對于一個地區來講，應該發展能充分利用本地區相對豐富的生產要素或資源的產品，換取生產要素或資源相對劣勢的產品，從而生產這些產品的產業就是該地區的主導產業。關于主導產業與其他產業的關系，羅斯托認為，在眾多產業部門中，每個成長階段都有與此相應的起主導作用的產業部門，這些部門的增長、變化、轉移、更替決定了經濟成長階段的變化，一個主導部門的增長會帶動四五個以上部門的增長。20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學家在研究產業結構時，提出主導產業市場選擇的“收入彈性基準”和“生產率上升基準”。市場選擇主導產業的基本準則有四個：(1)收入彈性準則，即收入增長率與產品需求增長率之比，這從產品市場需求方面反映了成為主導產業的可能性；(2)發展度準則，發展度指生產率的上升率，用來判斷行業的發展水平和效益水平，這從產品市場供給量方面反映選擇主導產業可能性；(3)產業關聯度準則；(4)比較優勢準則，即生產要素和資源的區位優勢所帶來的成本指數[2]。
從根本上說主導產業是市場選擇的結果，而政府可以通過市場分析與預測來扶持有潛力的產業，從而對主導產業的形成施加影響。一個主導產業的形成，需要經過技術、資金、產品、信息等生產要素的傳遞、重組、滲透和集聚才能實現。主導產業的形成大致有四條可選擇的道路：第一，以某主導產品(拳頭產品、名牌產品)為核心，通過對產品不斷深化開發，形成系列產品和系列技術，集聚在主導產品周圍的是與之相關的企業和行業，這些行業和企業通過多元化經營，就出現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主導產業。第二，行業規模集聚，在同行業中產品系列層次多，技術關聯大，但無大企業和名牌產品，通過一大批中小企業在一定區域或城市中的競爭和發展，形成區域性行業規模優勢，成為該地區的主導產業。第三，以大企業為核心，帶動其他行業和產業的發展，形成區域性的集聚經濟。第四，以科技研究開發為中心，形成高科技研究、開發、生產、銷售一體化產業群體[3]。美國硅谷、臺灣新竹的高科技開發區，走的就是這條路。
二、FDI對主導產業形成的作用機制
FDI不僅有助于當地新興產業的建立，而且也有助于傳統產業的升級，從以上有關主導產業和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的文獻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結論：更為重要的是FDI對一地區的主導產業的形成具有積極的影響。
第一，從FDI的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來看，FDI是“打包的資本、管理技術和生產技術” (Johnson,1972)，也就是說FDI不僅是物質資本，而且是涵蓋人力資本、技術知識等多種因素的廣義資本概念，在資金、技術、產品和信息方面具有優勢，即，具有資本、技術、信息、產業結構、制度等直接或間接效應。而一個主導產業的形成，需要經過技術、資金、產品、信息等生產要素的傳遞、重組、滲透和集聚才能實現，即FDI為主導產業的形成提供了資本、技術、信息、制度等方面的條件。
第二，從市場選擇主導產業的基本準則方面來看，FDI及其相關投資在當地建立的產業具有符合市場選擇主導產業的四個基本準則的條件。鄧寧(John H．Dunning,1977)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程度、類型和進程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其中所有權優勢是指企業擁有或能夠獲得的、東道國國內企業所沒有或無法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這類優勢主要采取無形資產的形式，包括技術優勢、企業規模優勢、組織管理優勢和融資優勢，所有權優勢使FDI符合主導產業選擇的發展度準則和比較優勢準則；區位優勢是指企業在投資區位上具有的選擇優勢，FDI在投資決策時會考慮其產品的現實需求情況和潛在的需求情況，選擇在使其產品具有優勢的國家和地區投資，從而使FDI所投資產業符合收入彈性準則；同時，從上文有關FDI的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的分析可知，FDI是符合關聯度準則的。所以，FDI具備符合市場選擇主導產業的四個基本準則的條件，從而促進當地主導產業的形成。
第三，從主導產業形成的道路方面來看，FDI及其相關投資具備在當地形成主導產業的條件。首先，外商投資企業特別是跨國大企業往往具有良好的產品和著名的品牌，以其品牌和產品核心，開發形成系列產品和系列技術，并且集聚一批相關的企業和行業，從而在當地形成相應的主導產業。其次，通過FDI引進國外成熟適用技術，利用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同時加上相關的配套行業和產業，在當地建立一大批相關的中小企業，形成區域性行業規模優勢，成為該地區的主導產業。同時，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建立大型企
業集團，例如汽車行業的外商投資企業，以這大型企業為核心，帶動其他行業和產業的發展，形成主導產業和區域性的集聚經濟。另外，為了利用當地相對廉價的高素質研發人才，跨國企業還會在當地建立研發中心，以利用當地的人才優勢，這就可能形成以科技研究開發為中心，高科技研究、開發、生產、銷售一體化產業群體，形成相應的主導產業[4]。
綜上所述，FDI有助于當地主導產業的形成。下面我們用圖表的形式進一步描述FDI對主導產業形成的作用機制。
三、FDIV有助子加速落后地區主導產業的形成
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資本形成和引進FDI都相對較少，下表利用2002年的數據，以江西省為例，將江西省與臨近省市的GDP、人均GDP、資本形成額、FDI和就業人數進行比較，表1為江西省和鄰近各省市2002年的實際數據，表2是根據表1中的數據以江西省數據為基數，將各鄰近省市的數據形成江西省相應數據的指數，從而將各鄰近省市的數據與江西省數據進行指數化比較。
從上面的兩個表可以看出，鄰近各省市的經濟發展相對較好，資本形成和引進POI較多。與鄰近各省市相比，除安徽省之外，江西省的GDP和資本形成額都是最少的，但是就業人數的差額并不是太大，并且江西省的總人口也比較多。對上表進行分析，如果定義江西省就業人均FDI資本為1，而與江西省鄰近的上海為10，江蘇為5．2，浙江為2，安徽為0．2，福建為4，山東為1．8，廣東為5．1。這說明資本在江西省相對稀缺，資本的邊際收益率較高(實質是資本的后發優勢)，而從業人口相對過剩。因此，引進FDl，對于像江西省等這樣落后的省份的資本形成和主導產業的形成具有特別重要意義。
第一，通過FDI的直接資本效應和間接資本效應加速落后地區資本的形成。FDI的直接資本效應是指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入直接增加了該地區的資本存量；FDI的間接資本效應主要體現為產業連鎖效應和示范與牽動效應。產業連鎖效應主要表現為外國直接投資通過帶動產業前向輔投資和后向輔投資而產生投資乘數效應，外商投資企業通常會吸引為該企業提供中間產品的企業的相關投資，即前向輔投資。同時，如果外商投資企業選擇當地企業作為分銷商或者當地企業使用外商投資企業的產品作為中間投入品，這就會產生后向輔投資。產業示范與牽動效應主要表現為由于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而帶來的市場競爭加劇，迫使當地企業進行技術革新、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增加當地企業的投資量。但是，當地資本存量和依靠當地資源形成的資本有限。所以，對于像江西這樣的落后地區只有大力吸引外資，利用FDl的直接資本效應，加速資本形成的速度，充分利用現存的資源稟賦，提高現存的生產要素的邊際收益率。同時，利用FDI的間接資本效應，通過產業連鎖效應和示范與牽動效應，落后地區可以通過FDI吸引周邊較發達經濟省份的資本，進一步提高其資本的增量和存量。
第二，FDI的技術外溢效應。Kokko(1992)在《外國直接投資、東道國特征和溢出》一書中定義技術溢出效應為：由于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設立于公司，從而引起當地技術或者生產力進步，但跨國公司子公司又無法獲取全部收益的現象。FDI技術外溢效應可以歸結四個渠道：示范-模仿效應，競爭效應，聯系效應和培訓效應(張建華，歐陽軼雯，2004)[5]，根據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落后地區可以發揮技術的后發優勢，制定正確的經濟發展戰略，利用外資，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同時通過微觀經濟主體即企業和個人的技術模仿與學習，從而使微觀經濟主體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第二，FDI的產業結構效應。FDI的產業結構效應來源于有效地開發東道國的比較優勢，外國投資者帶來資本、管理技術和生產技術等資源，不僅有助于當地建立新興產業，而且還98使傳統產業升級，使內向型產業向出口導向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演進。比如，江西省可以有效利用FDI的技術優勢改造提升原有的機械、鋼鐵、紡織、醫藥、陶瓷、森工、建材、建筑等傳統產業，促進產品升級換代。利用FDI參與發展食品工業，依托農業資源的比較優勢，扶持以農副產品為原料的名、特、優、新產品和旅游、方便食品。利用FDI加快發展電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建立一批新型主導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四，FDI的制度變遷效應。FDI通過影響制度供給和需求的某些因素從而促進當地的制度變遷。外資的介入，本身就影響了當地企業的產權制度；外商投資企業的示范效應還會加速該地區企業的改革，加速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同時，FDI還會影響政府的一系列制度，如財稅、金融、外匯管理、投融資、外貿、價格方面的管理制度；另外，地方政府為了吸引外資，還會著手改變官本位的傳統觀念，改善服務，從而使當地的非正式制度也會得到改善。
第五，路徑選擇。落后地區可以通過引入國際上的名牌產品在當地的投資，以該主導產品為核心，通過對產品不斷深化開發，形成系列產品和系列技術，同時集聚與之相關的企業和行業．就出現了“一業為主．多種經營”的主導產業。落后地區還可以引進國外成熟、國內適用的技術，通過行業規模集聚，在同行業中形成多層次多系列的產品，通過一大批中小企業在本地區的競爭和發展，形成區域性行業規模優勢，培育成為本地區的主導產業。同時，落后地區還可以通過引進大筆的投資，或者與當地企業合資，建立大型企業，例如汽車行業企業，以此為核心，帶動其他行業和產業的發展，形成該地區的主導產業和集聚經濟。
第六，建立專業經濟技術開發區。利用現有的主導產業，通過主導產業和產業集聚效應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有針對性的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并建立專業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形成規模，并提高市場占有率。專業經濟技術開發區具有產業集聚效應，即，引導相關的產業企業在同一區域的開發區內投資建廠，并且根據產業狀況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提供相應的服務，這就有利于當地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降低成本、提高產出和盈利。
參考文獻：
[1]郭熙保．后發優勢與跨越式發展[N]光明日報．2004-01-06．
[2]彭新萬．略論欠發達地區主導產業確定問題[J]商業時代，2005，(9)．
[3]王旭章，區域性的主導產業市場選擇、集聚和擴散[J].鐵道師院學報，1998，(5)，
[4]孟亮，宣國良，王洪慶．國外FDI技術溢出效應實證研究綜述[J]外國經濟與管理，2004，(6)．
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范文2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影響機制；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
基金項目：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11JJD790024）。
作者簡介：胡昭玲(1972-)，女，天津人，南開大學跨國公司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經濟學研究；宋 平(1987-)，女，山東濟寧人，南開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7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3-0065-05收稿日期：2011-09-07
一、問題的提出與文獻綜述
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一直是理論界關注和爭論的問題。國際直接投資包括外國直接投資（inward FDI）和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DI）兩個方面， 分別涉及外資的流入與流出。本文研究的是后一方面，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①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大大滯后于引進外資的步伐，規模也相對較小。但是，近年來，在“走出去”戰略的引導下，在綜合國力增強、外匯儲備大幅增加、人民幣升值等一系列綜合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獲得了迅速發展，20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首次達到680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五。在這一背景下，研究不斷發展擴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具有怎樣的影響、二者之間是替代還是互補關系、如何更好地利用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發展，不僅具有理論價值，而且對我國對外開放與經貿政策的制定具有現實借鑒意義。
Mundell（1957）最早正式研究了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間的關系，在要素稟賦理論模型框架下證明了二者是相互替代的。與此相反，Kojima（1978）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提出了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從理論上分析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不存在確定的結論，在不同的模型及前提假定下可能得到不同的結果。
與理論研究相類似，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也沒有統一的結論。國外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關系的實證文獻大多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其中又以美國和日本居多。從研究結論看，主要有3類：一類支持替代關系，一類支持互補關系，還有一類認為結果不確定，但以驗證互補效應的居多。在國內的實證研究方面，蔡銳等（2004）基于小島清的邊際產業理論，運用零回歸方法的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對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進口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作用不大，與出口的關系則不顯著；中國對非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對進口沒有顯著影響，對出口則有一定影響。張如慶（2005）綜合運用協整理論、誤差修正模型和格蘭杰因果檢驗等方法，認為我國進口和出口分別與對外直接投資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不是進出口變化的原因。王英等（2007）考察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指出二者為互補關系，雖然后者認為這一作用的程度極小。項本武（2009）運用面板協整模型和誤差修正模型，驗證了我國長期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具有創造效應，但二者對短期的效應持不同觀點。
綜上所述，有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研究還相對較少，并且結論并不一致。筆者就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進行理論分析，并對中國的情況加以實證研究。在實證方法上，國內學者大多使用時間序列或截面數據，利用傳統的引力模型以及協整和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分析，而筆者利用1993年~2009年中國對105個國家（地區）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面板數據，應用動態VAR模型和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考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的關系。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
（一）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
圖1~圖3歸納了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出口增加的途徑。一方面，在海外新建子公司初期投產建設時，一般需要從母公司購買資本設備、原材料等；另一方面，在國外子公司經營過程中，可能在較長時期內從母國進口零部件和中間產品，從而對出口形成持續性的帶動作用，尤其是在加工裝配行業這一效應更為明顯。實際上，不同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可能對出口形成促進作用：以擴大和開辟海外市場、以為出口服務為目的的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在世界其他國家（地區）設立貿易服務機構，構筑國際市場營銷網絡可以促使出口增加；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開采所需設備和相關產品的出口，并且隨著母國進口開采出的資源，該國此類資源加工品或制成品的出口可能增加；技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獲得反向技術溢出效應，提高母國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出口競爭力。
圖1 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促進效應
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既有促進作用，也有替代作用。首先，無論是為規避貿易壁壘或將國內生產能力過剩、市場相對飽和的產業轉移到國外而進行的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還是為降低生產與運輸成本進行效率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后，在東道國生產的產品將直接在當地銷售或轉銷到其他國家，從而替代母國同類產品的出口。其次，東道國企業利用技術擴散與模仿大量生產該產品，替代進口甚至進行出口，進一步減少了母國的出口。此外，國外分支機構在東道國的當地采購也會替代母國中間產品的出口。
圖2 對外直接投資的出口替代效應
（二）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的影響
與出口的情況相類似，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規模的影響也有兩方面：在進口促進作用方面，資源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以開發國外資源、保證母國供給為目的，會增加母國資源類產品的進口；效率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將生產轉移到生產成本更低的國家后，有可能將東道國生產的產品返銷回母國以滿足國內需求；技術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開發和生產出技術與知識密集型產品后，可能通過公司內貿易等形式銷售給母國。在進口替代作用方面，如果企業認為通過直接投資在國外購買原材料進行生產比進口生產所需的原材料更有效率，那么這種投資就會減少母國原材料的進口；如果企業通過技術導向型投資代替通過高技術產品進口來獲取技術，就有可能減少母國部分高技術產品的進口。
圖3 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口促進與替代效應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的直觀分析
基于上述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機制，可以就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加以直觀分析。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于改革開放以后，早期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外貿服務，勞務工程承包也是當時的主營項目。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在國家的支持下一些大型央企和國企以獲取能源和資源為目的進行對外投資，投資目的比較單純，經營方式相對簡單。2000年以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復雜的經營方式開始出現。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導向型”、“資源導向型”、“效率導向型”等投資動機都存在，但仍以市場尋求型投資動機為主。從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分布看，行業多元而聚集度較高，截至2010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存量在100億美元以上的行業包括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業和制造業，這6個行業占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88.3%。④
由于在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中為商品貿易提供便利的服務類投資占比重最大，2010年流向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批發和零售業的投資超過50%，可以預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特別是出口貿易應有較強的促進作用。此外，采礦業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也占有較大份額，2010年末采礦業的投資存量占對外直接投資總存量的14.1%，⑤這也會對出口和進口產生雙向的拉動作用。但是，我們也應注意到，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產業分布呈現多元化趨勢，制造業及其他行業多種動機的對外投資也占一定比重，這些投資會同時影響到出口和進口，產生正向和反向的貿易效應。因此，難以從理論上就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規模的總體影響做出確切判斷，下文將使用計量方法就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和進口貿易規模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法與模型設定
筆者應用Hurlin等（2001）提出的固定系數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來考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這一方法是基于面板數據的向量自回歸（VAR）過程實現的。
為檢驗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建立如下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為了減少異方差和異常項對平穩性的影響，模型中的變量均采用對數形式。
其中，ofdi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exp為出口額。νit=αi+εit，εit～iid. (0, σ2ε)；αi為個體的異質性，它表示我國對各個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所具有的不同特性，屬于非時序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表示除方程（1）、（2）中所列變量外的其他影響因素。對于任意給定的i∈［1,N］，模型自回歸系數γ(k)和回歸系數β(k)i是不變的，即對所有的個體來說γ(k)都是一樣的。
方程（1）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方程（2）考察出口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以上2個方程組成了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其中每個方程都是一個動態面板，需要對其進行差分估計。由于方程存在內生變量，要用到工具變量，先直接對每個方程進行差分廣義矩估計（Difference-GMM），檢驗單個變量系數的顯著性，然后根據GMM估計結果，對上述模型進行面板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驗證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其中，imp為我國的進口額，其他變量的解釋同上。方程（3）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的影響，方程（4）考察進口對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進口模型的估計和檢驗方法與出口模型相同。
（二）樣本數據及來源
筆者根據世界各國的經濟地理特點，按照《中國統計年鑒》依地理分布和投資額劃分的方法，選取亞洲、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六大地區的105個樣本國家（地區）進行研究。
筆者利用1993年~2009年我國對上述105個國家（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我國對各個國家（地區）的進出口數據取自1994年~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1993年~2002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對外經濟統計年鑒》，2003年~200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來自相關年份《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三）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
為了增強檢驗結果的穩健性，筆者采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 4種方法進行面板單位根檢驗，使用的軟件為Eviews6.1，結果見表1。
對lnofdi、lnexp、lnimp的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在4種檢驗方法下，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lnofdi、lnexp、lnimp均不存在單位根，可見對外直接投資
表1 面板單位根檢驗結果
檢驗方法lnofdi統計量P值 結論lnexp統計量P值 結論lnimp統計量P值結論LLC -18.36120.0000平穩-4.169340.0000平穩-9.639560.0000平穩IPS-13.7620.0000平穩-14.17930.0000平穩-7.212420.0000平穩Fisher-ADF515.5720.0000平穩456.4800.0000平穩385.103 0.0000平穩Fisher-PP596.9120.0000平穩521.7710.0000平穩441.8890.0000平穩
和出口、進口變量都是穩定的，因此，無需對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即可直接就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以及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
（四）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
1．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
筆者根據AIC值最小的標準確定最佳滯后期，利用Eviews6.1軟件進行AIC檢驗，確定最佳滯后期為2。
筆者分別對方程（1）、（2）進行動態面板廣義矩估計，在估計中利用stata11.0軟件中的xtabond2命令，由于最佳滯后期為2，因此可以選取因變量的二階差分作為工具變量，即選取D.lnexpit－2作為D.lnexpit－1的工具變量，選取D.lnofdiit－2，作為D.lnofdiit－1的工具變量，使用GMM兩步估計法，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對方程（1）的估計結果可見，lnofdi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47，P值為0.015，其二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28，P值為0.040，均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存在正向的滯后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一定的促進效應。但是，lnofdi一階和二階滯后項的系數都很小，說明投資對出口的帶動作用較為有限。
筆者對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的關系進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原假設H0：βi(k)=0，i∈［1,p］，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備擇假設H1：βi(k)≠0 (i,k)，即模型中滯后變量的回歸系數不全為零，二者之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表2中對方程（1）的估計結果顯示，lnofdiit-1和lnofdiit-2的系數在5%水平下均顯著，因此拒絕原假設，接受備擇假設，即lnofdi滯后變量的回歸系數不全為零，對外直接投資是出口的格蘭杰原因。
由表2中對方程（2）的回歸結果可見，lnexp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 015，P值為0.015，lnexp二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41，P值為0.034，在5%的統計水平下都是顯著的，所以原假設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蘭杰因果關系中的備擇假設，即出口是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綜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2.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的關系
分別對方程（3）、（4）進行GMM估計。根據AIC值最小的標準，利用Eviews6.1軟件進行AIC檢驗，確定最佳滯后期為2。選取因變量的二階差分作為工具變量，使用GMM兩步估計法，利用stata11.0軟件進行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對方程（3）的估計結果看出，lnofdiit-1的系數為0.112，P值為0.035，lnofdiit-2的系數為0.045，P值為0.011，在5%水平下均顯著，這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存在正向的滯后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具有促進效應。由于lnofdi的一階和二階滯后項系數均顯著，因此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原假設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備擇假設，即對外直接投資是進口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由表3中對方程（4）的估計結果看出，lnimp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152，P值為0.035，在5%水平下顯著；lnimp二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064，P值為0.006，在1%水平下顯著。因此，原假設H0：βi(k)=0，i∈［1,p］不成立，接受格蘭杰因果關系中的備擇假設，進口是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格蘭杰原因。
綜上，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具有帶動作用，即進口額會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而增加，并且二者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
（五）實證結果分析
由上文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關系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的一階和二階滯后項對出口具有正向影響，并具有統計顯著性，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具有促進作用?？傮w看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促進作用超過了替代作用，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出口貿易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雖然這種作用的程度較小。
由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關系的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看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和進口之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尤其是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具有帶動作用。這說明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一定比重的資源導向型投資促進了資源性產品的進口，而將其他類型的對外直接投資考慮進來，投資與進口貿易總體上也呈現互補關系。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及進口之間均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是貿易創造型的,對出口和進口均有促進作用，這一結果與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以市場開拓和資源引進等為主要目的的現實密切相關。然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還處于起步階段，規模還相對較小，對貿易（特別是出口）產生的創造效應還較為有限。因此，如何促進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并發揮其與貿易的良性互動關系，是我國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我國應當繼續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有效利用國際、國內2個市場、2種資源，充分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的促進作用。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開拓海外市場, 通過跨國生產可以帶動設備、原材料、中間品的出口。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還可以獲得國內經濟發展所需的資源，獲取一些高新技術與先進的管理經驗等，帶動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和技術水平提升，不斷提高本國企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在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同時，我國還應調整對外直接投資結構，改善投資質量。以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為例，目前很大部分投資于初級加工業，生產附加值較低，對出口的帶動作用有限。今后可以更多地投資于產品附加值較高和后向關聯度強的行業，如機械制造業，由于其技術是與原材料、零部件等高度結合的，因此這類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出口創造效應。另外，可以增加技術導向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利用獲取的先進技術制造深加工產品并出口，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擴大出口的效益。
① 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包括對貿易規模和貿易結構的影響，本文研究的是前者，即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貿易之間的替代或互補關系。
② UNCTAD：《2011年世界投資報告》，2011年7月。
③ 根據Vernon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創新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首先替代母國的出口貿易，而后又創造了母國從東道國的進口貿易。
④ 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hzs.mofcom.省略，2011-09-15。
⑤ 同④。
⑥ Hurlin和Venet在傳統Granger因果檢驗思想的基礎上，于2001年率先提出了固定系數面板數據的Granger檢驗方法，并在2004年進一步提出固定系數異質面板數據的Granger檢驗方法。
⑦ Arellano和Bond（1991）在工具變量法的基礎上給出了差分的廣義矩估計法，該方法采用 t-2 期前的因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因變量一階差分滯后項的工具變量，從而得到一致且更為有效的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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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校：薛 平)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OFDI on China’s Foreign Trade
HU Zhao-ling1,2, SONG Ping2
(1. Center for Transnationals’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范文3
關鍵詞：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出口規模；影響；建議
一、引言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lnvestment，OFDl）對出口的影響，學界主要有兩種觀點，即替代關系與互補關系。
一部分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規模間存在替代關系。Munde提出的貿易與投資之間的替代模型。Hirsch（1976）通過建立模型來比較企業供應海外市場的三種方式：出口、OFDl和專利權轉讓，指出出口與OFDl是替代關系。Belderbos和Sleuwaegen（1998）也指出，當企業面臨威脅時，會用OFDl替代出口。
另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是互補關系。例如Rugman（1990）認為OFDl會促進母公司的出口。Mardusen（1995）也認為，公司通過海外生產增加了母國中間投入品的出口，提高了制成品的海外銷售額，并通過擴大海外需求促進了母國出口。
當然也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既存在替代關系又存在互補關系，比如Head和Ries（2001）則認為，投資與貿易之間是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與投資方式為垂直還是水平有關。而國內學者對于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關系的研究則大多集中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互補關系，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著很大的拉動作用。例如王迎新（2003）、張如慶（2005）等均認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有促進作用。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問的關系并不顯著，在此不做贅述。
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也引起了一些學者的興趣，例如聶左玲（2010）利用1990-2007年山東省的經濟數據，對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關系做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互補關系，并提出山東省可以通過鼓勵對外直接投資來促進其出口貿易的增長。
然而已有的研究對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關系的實證分析僅限于對OFDl與出口兩個變量問的關系研究，并未考慮其他可能影響出口的變量，容易導致設定誤差。同時存在數據樣本時間段過早等問題。本文將建立一個出口模型，將OFDl作為一個影響變量，同時考慮OFDl的流量與存量問題，并加入GDP及外商直接投資兩個變量，綜合衡量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
二、實證分析
1.模型構建
本文擬將山東省出口量作為被解釋變量，考慮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外商直接投資及生產總值對出口的綜合影響，總結出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問的關系，為以后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運用Eviews軟件對五個變量進行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Exports表示出口量，OFDlf表示對外直接投資流量，OFDls表示對外直接投資存量，FDl表示外商直接投資，GDP表示生產總值，e即殘差項。
同時引入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目的在于考慮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短期以及長期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指當年發生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額，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指本年之前的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總額。通過短期和長期效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研究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間的關系。而引入FDl與GDP是因為我們知道外商直接投資與生產總值對出口有著顯而易見的影響，引入這兩個變量使得模型更加完整，更加綜合地考慮了其他因素對出口的影響。
2.數據來源
其中，山東省出口額、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生產總值來源于《山東省統計年鑒2016》，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與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來源于《中國商務年鑒2016》。
特別注意的是，在用Eviews軟件對樣本數據進行實證研究之前，為了減少模型的異方差性，本文將EXP、OFDIf、OFDls、FDl和GDP五個變量取對數。因此模型更正為：
在具有很高的R^2值的情況下，所有的解釋變量系數都是不顯著的，因此推測很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我們檢查解釋變量兩兩簡單相關系數，結果如下：
此時，InOFDlf的系數在10%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InOFDIs與InFDI的系數在1%的顯著水平下是顯著的，證明此回歸模型是可信的。
4.實證結果分析
在回歸方程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系數為正，而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系數與外商直接投資系數均為負，可做如下解釋：
OFDI流量與出口規模為替代關系，在短期，對外直接投資對山東省出口規模的擴大略有不利。這與山東省對外投資結構息息相關。2015年山東省對外投資情況中，貿易性企業占152322萬美元，非貿易性企業占1407152萬美元，資源開發企業占342673萬美元?？梢姡綎|省的對外投資結構在短期內對省內的出口并無促進作用。山東省的出口商品仍然以勞動密集型與資源密集型為主，近期山東省“走出去”的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主要原因是近年來省內勞動成本的提高使得部分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將生產轉移到東南亞、非洲等勞動成本較低的國家，利用當地低廉且豐富的勞動力進行生產，是產品在國際上具有價格競爭力，再將這些產品在當地進行出口與銷售，對省內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產生擠出效應。
OFDI存量與出口規模為互補關系。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對山東省的出口仍有促進作用。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逐年增加，為適應經濟全球化與新常態的要求，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將尋求結構上的變化，從普通的加工成本替代與資源利用，轉向商品服務投資。通過在國外建設辦事處，可以對省內商品達到很好的宣傳作用，在采購原材料與產品時為省內產品提供機會，通過營銷網絡的構建，逐步擴大省內出口規模。同時跨國公司的組建也將對山東省的出口產生促進作用。跨國公司通過內部交易，在極大地節約成本的同時，海外子公司通過采購母公司的機器設備、中間產品與服務時，還帶動了省內的出口。
值得注意的是，OFDl存量的互補作用大于OFDl流量的替代作用，也就是說，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長期促進作用大于短期的擠出效應。因而山東省在長期內仍應堅持對外直接投資的策略。
三、政策建議
山東省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對出口有替代作用，而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對出口則有互補作用，而且長期促進作用大于短期替代作用。這與以往的研究略有不同，但也有相似之處。但新常態經濟下，山東省仍然面臨著產業結構升級以求經濟轉型等一系列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進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
詼密集型產業附加值低，污染大，環境代價高。我們應該注意到，伴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走出去”，我們應該順應趨勢，將加工、組裝等需要大量勞動力的部門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地區。而在省內保留設計、研發、營銷等核心部門，這樣不但順應了可持續發展、經濟轉型趨勢，還提高了生產效益。
2.堅持對外直接投資，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
政府應積極引導省內對外投資結構轉型，從過于依賴非貿易性企業與資源開發企業，到投資結構多元化、多樣化。引導加大投資貿易性企業，努力回饋本土企業。對“走出去”企業實行鼓勵原則，尤其是對帶動本省出口的企業實行鼓勵。只有改善了對外直接投資結構，才能為本省商品出口創造更大的機會。
3.抓住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發展高新技術產業
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大對教育、培訓等產業的投資，培養高新金屬人才，充分發揮人力資源。要強調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強調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之間的關系，降低資源消耗，減少環境污染，提供強大的技術支撐。
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范文4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摩擦；投資摩擦
一、日本化解貿易摩擦的對外直接投資概述
從戰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歷程來看。規避貿易摩擦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之一。從戰后20世紀50年代日美紡織品摩擦開始，日本就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緩解貿易摩擦的對策。但是當時受資本數量的約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數量很少。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日美貿易摩擦的加劇，為緩解貿易摩擦，日本開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相繼出現了三次對外直接投資。
(一)1972―1974年第一次對外直接投資
1972―1974年第一次對外直接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獲得資源，投資的地區主要在東亞、東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對歐美等發達國家的投資少，但為了緩解日美貿易摩擦，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開始擴大了對亞洲紡織品和電器的直接投資，日本對亞洲各國直接投資的目的在于：通過亞洲生產基地的產業遞次轉移，一方面帶動本國零部件、成套設備等資本品和中間產品的出口，以保障日本國內出口額的穩定增長；另一方面，將亞洲變成日本進軍國際市場特別是歐美市場的“出口加工地”和“海外集散地”。也就是說，日本將一部分出口能力轉移到東亞國家，利用這些國家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資源而形成生產能力，通過這種“迂回”方式向歐美國家出口，以規避貿易摩擦。
(二)1978―1981年第二次對外直接投資
1978―1981年第二次對外直接投資，日本已經實現了產業結構的重化工業化，并在汽車、半導體、彩電、錄像機和通訊器材等特定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由于日本對美市場集中大量地出口，引發了日美貿易摩擦，美國對日本實行自愿出口限制、產品進口配額、反傾銷等嚴厲的貿易保護。為了緩解貿易摩擦，保證穩定的出口市場，日本開始增加了對美國的商業和服務業的投資，對外直接投資的內容和地區結構發生了變化。在投資的領域上，商業和服務業的投資超過了制造業投資和資源開發投資；在投資的地區結構上，雖然仍然以發展中國家為主，但為了回避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增加了對發達國家的投資。如表1所示，1978年―1981年美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4―1/3，1979年、1980年、1981年分別為26.9％、31.6％和26.4％。
(三)1986―1989年第三次對外直接投資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美貿易摩擦進一步激化。1985年，日本巨額的貿易順差中美國占76.8％，美國貿易逆差中日本占35.6％。特別是1985年日元升值，生產成本加大，為了回避與美國的貿易摩擦，降低生產成本，鞏固和提高日本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從1986年開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如表1所示，1986年比1985年增加了82.6％，為223.2億美元；1987年增加了49.4％，達到333.64億美元；1988年增加了40.9％，達到了470.22億美元，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劇增的結果是。1986―1988年3年時間的投資累計額為1027，06億美元，超過了戰后日本1951―1985年35年的投資總額836.5億美元。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的同時，對外投資的地區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對美直接投資劇增。日本對美直接投資1985年是53.95億美元，1986年達到了101.65億美元，1988年達到了217.01億美元，1989年激增達到了320億美元，4年的時間增長了6倍。對美直接投資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由1984年的33.1％上升到了1988年的46.2％。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緩解貿易摩擦的效果分析
(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緩解貿易摩擦的作用
一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其對外貿易的效應主要通過以下四個方面來體現：一是出口誘發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這些增加的出口可能來自于跨國公司總公司對其國外分支機構的出口，也可能來自于其他供應商對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出口，二是進口轉移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進口減少，假定某產品原本由投資國生產，其生產所需的投入物從國外進口。當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方式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后，投資國該產品的生產將減少，同時生產所需的各種投入物的進口也相應減少，將進口轉移到新的國外生產基地，三是出口替代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出口減少。在投資國的跨國公司將某些產品的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后，東道國當地企業通過技術擴散或模仿，也開始生產該產品，導致投資國出口減少。同時，投資國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生產和銷售規模的擴大，也會替代跨國公司總公司的出口，進而導致投資國出口減少；四是逆向進口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進口增加。投資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將某產品的生產基地轉移到國外，再從國外分支機構進口該產品，進而導致投資國進口增加，在這四種效應中，前兩種效應表現為投資國出口增加或進口減少，對其貿易收支有正效應，后兩種效應表現為投資國出口減少或進口增加，對其貿易收支有負效應，即具有緩解貿易摩擦的效果。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其對外貿易的影響程度由這四種效應相互作用的凈效應所決定。一般來說，這四種效應并不是同時出現的，較早開始發揮作用的是出口引致效應；隨后，當國外分支機構的生產開始取得規模經濟效益以后，出口替代效應開始出現；進而產生作用的是進口轉移效應和逆向進口效應。
從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緩解貿易摩擦的實際效果來看，貿易摩擦下的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緩解貿易摩擦的作用。以日本第三次對外直接投資為例進行分析。隨著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加，其出口替代效應明顯增強，如圖1、圖2所示，無論是日本對北美的直接投資、還是對亞洲的直接投資，都起到了縮小日本貿易順差的作用，但是，從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其對外貿易影響的四方面效應來看，日本對北美直接投資的出口替代效應明顯，逆向進口效應較弱；而日本對亞洲直接投資的逆向進口效應明顯。
下面以日本汽車為例說明對外直接投資對緩解日美貿易摩擦的作用。
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不僅數量巨大，而且逐年遞增。在1978年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數量為152萬輛，1979年達到164萬輛，1980年進一步上升為192萬輛，其在美國進口汽車中所占的比重達到80％左右，日本汽車在美國占有的市場份額
超過了20％，與此同時，70年代末期的幾年，美國汽車工業正處于不景氣之中，在1977年生產921萬輛汽車之后連年下降，1978年生產的汽車為918萬輛，1979年進一步下降為843萬輛。與此同時，1980年8月美國臨時解雇的就業人員達到25萬人，占直接勞動者的1/3，并且，作為美國第二大汽車公司的克萊斯勒汽車公司陷入大幅赤字之中，正在申請美國政府的補助。在這種背景下，便爆發了第一次日美汽車及其零部件摩擦。
為了規避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從1982年開始，日本采取了對美國直接投資的對策，豐田、日產、本田、馬自達、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相繼在美國進行投資生產。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隨著日本對美國直接投資的急劇增加,日本汽車廠家在美國本地生產的汽車數量迅速增加，從1983年6萬臺1985年36萬臺1987年74萬臺1989年125萬臺1990年149萬臺，如表2所示。由于日本汽車廠家在美國生產的增加，在1987年以后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呈現減少趨勢，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果開始顯現。從表2可知。1986年，日本對美國汽車出口金額為25.889百萬美元，對美國四輪車出口數量343萬臺，1987年、1988年、1989年日本對美國的汽車出口金額分別為25，223、24，026百萬美元和23，116百萬美元。分別比前一年下降2.6％、4.7％、3.8％；同期日本對美國的四輪車出口數量分別為308萬臺、270萬臺和243萬臺，分別比前一年下降10.2％、12.3％、10.0％。日本對美國汽車出口金額和出口數量的下降緩解了日美之間的的汽車貿易摩擦。但是，隨著日本汽車對美國直接投的增加，對美國汽車零部件出口增加又引起了日美汽車零部件貿易摩擦。
(二)日本對美國直接投資引發投資摩擦
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對美國直接投資劇增是日美投資摩擦形成的導火索，當然，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不一定引發投資摩擦。從理論上看，日本對美直接投資，不僅有利于美國民間投資的擴大，彌補美國財政資金的不足，而且直接投資所帶來的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方式也有利于提高美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并增加美國的就業，但是，由于日本企業大規模地進入美國后，日本制造業系列生產結構與美國本土同類企業產生了沖突，日本大規模地進入金融、房地產等服務領域對美國人的心理沖擊很大，以及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擴大與日本限制外國對日投資形成了內外投資的嚴重不平衡等原因，美國國內出現了日本對美投資。擔心在美國吸引的外資結構中日本直接投資比重過大。會增強美國在資金和產業方面對日本的依賴，使美國的重要產業受到日本企業的控制，對美國經濟發展和國家造成威脅。為了禁止外國企業兼并和收購美國企業，防止外國企業對美國國家安全和最重要行業造成威脅，從國家經濟安全保障論的角度，美國對《1988年綜合貿易競爭力法》中的第721條的國防生產法作了修改。1988年12月了美國總統令，指定對美外國投資委員會正式實施。對美外國投資委員會由財政部國際問題的副部長負責，美國國防部、商務部、司法部、USTR代表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管理預算局局長組成。負責審查的內容包括：(1)是否與國家安全保障有關；(2)外國投資企業侵犯到美國國家安全保障的確鑿證據；(3)其他法律條款不能充分確保國家安全保障的調查結果，審查的過程保密等。
三、啟示
(一)對外直接投資是緩解貿易摩擦的有效對策
對外直接投資是日本緩解日美貿易摩擦的主要對策之一。戰后在日美之間貿易與直接投資的基本關聯方式為：日本對美國出口增加日美貿易摩擦激化日本廠商到美國直接投資進行生產一>減少和回避貿易摩擦。無論是20世紀50、60年代的紡織品摩擦，還是70年代后期的彩電貿易摩擦和80年代的汽車貿易摩擦，日本都以對外進行直接投資較好地緩解了日美貿易摩擦。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緩解貿易摩擦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目前中國作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正面臨著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出口貿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國應該借鑒日本的成功經驗，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當地生產、當地銷售，從而繞開貿易保護壁壘，改變在國際貿易關系中被動的局面，事實上，在不斷面臨國外反傾銷等貿易保護手段的壓力下，中國一些企業已經采取了對外直接投資策略來緩解貿易摩擦。例如中國彩電廠商到土耳其設立生產基地，不但帶動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為避開歐盟對中國彩電的反傾銷，成功進入歐洲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再如TCL公司并購德國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國境內設廠生產各種型號的彩電整機，利用原產地規則有效地繞過貿易壁壘，其效果很明顯。但是，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不大，今后，中國應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引導有條件的國內企業開展基于全球優勢資源整合的戰略性對外投資，有效地緩解貿易摩擦，以便從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獲取相應的利益。
(二)對外直接投資要根據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進行
日本作為緩解貿易摩擦對策的對外直接投資是根據其國內產業結構調整需要進行的。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的歷史表明，日本每一次產業結構蛻變都伴隨著產業外移，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加速了日本國內的產業升級過程。日本產業外移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縮小衰退部門。同時擴大有前途的部門”的所謂多元化過程進行產業調整，在同一企業內部，“把不適合于國內生產的產品、部件向海外轉移，通過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企業內的國際產業調整”。日本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緩解貿易摩擦、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經驗值得借鑒。目前中國正處于對外貿易摩擦的高發期，應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其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推動整個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產業素質的提高，根據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現階段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應注意合理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方向，制定長遠的產業發展戰略，以此促進產業升級，帶動經濟增長。
(三)防范對外直接投資引起的投資摩擦
日本化解貿易摩擦的對外直接投資引起了日美投資摩擦。20世紀年代后期，日本對美投資的劇增以及日本生產經營方式與美國生產的沖突，加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規模迅速增加與外國對日直接投資規模不大形成的嚴重不平衡，導致了日美投資摩擦，中國應吸取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引起投資摩擦的教訓，當然，中國和當時日本的情況明顯不同。目前中國尚未進入大規模對外投資階段，中國對外投資規模小和中國吸引外資規模大，而且中國對外投資和中國吸引外資的層次明顯失衡。但是，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中國應提前做好規劃，防范對外直接投資引起的投資摩擦。
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范文5
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階段理論
冼國明與楊銳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分為兩類：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逆向投資，即學習型投資，和發展中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即競爭策略型投資。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逆向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某種先進技術或管理技能以加速技術積累的速度。從短期看這種投資有可能虧損，但從長期看這種學習型投資加快了發展中國家企業的技術積累過程，當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技術與同期發達國家所擁有的技術之間的差距小于某個特定值時，學習型投資才能向競爭策略型投資轉換。楊青從經濟發展的角度探討了FDI理論，可以看作是對鄧寧的國際直接投資階段論的補充和發展。鄧寧曾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將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與對外直接投資聯系起來考察。但實際上對外直接投資往往與一國經濟發展的聯系更為密切。一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很高，但對外投資卻并不多，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對外大量投資。因此要研究一個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重要的是研究經濟發展。具體說要研究國家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市場結構以及一系列影響經濟發展的因素與直接投資的關系。這一研究視角對處于改革開放和工業化進程中的中國尤為重要。
對外直接投資的大國綜合優勢理論
歐陽蟯提出了大國綜合優勢理論，認為中國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這是大國的基本特征；發展不平衡，這是發展中國家的基本特征。兩個方面的結合，構成了發展中大國的基本特征。中國是一個大國，資源分布和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某些方面具有發達國家的優勢，在有些方面又具有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概括起來叫“大國綜合優勢”。基于“大國綜合優勢”的對外直接投資必然會形成優勢多元化、動機多元化、主體多元化、產業多元化和區域多元化的特征。整合這種多元化的資源，就會獲得對外直接投資的更大利益。
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
程惠芳提出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理論，對外直接投資的比較優勢是指一國投資者在跨國投資活動中，在生產要素配置能力、產品生產與銷售的效率與效益、投資產業和區位選擇、國際市場進入與退出能力，以及從本國政府及宏觀經濟環境中所能獲得支持等方面與國內外其他投資者進行綜合比較所反映出來的相對優勢。比較優勢只有在競爭過程中轉化為國際競爭力或競爭優勢才能有效實現比較利益。聶名華指出必須把比較優勢理論作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同時必須對勞動密集型產業進行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投入，使其由簡單勞動密集型轉化為智力勞動密集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理論
程惠芳把對外直接投資納入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分析，認為國內外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大多側重微觀分析，由于缺乏與宏觀經濟運行的聯系，無法了解一國宏觀經濟均衡發展對海外直接投資比較優勢的影響，也不能揭示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對宏觀經濟均衡的影響和作用。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日趨增強。
毛中根、段軍山基于外匯儲備的角度探討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收支的關系，認為一國國際收支發展到成熟階段，應該以經常項目順差而不是以資本項目順差為主，而且資本項目應更多地表現為資本輸出。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國際收支有積極的調節作用，其中對本國經常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對外直接投資選擇的產業如果是貿易互補型的，那么投資會促進本國商品的出口，這對貿易收支平衡產生了正面影響；如果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正確，產生了較高的收益率，這對經常項目的平衡也是有利的；對外直接投資通過子公司支付母公司的專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增加了本國的收入，對經常項目產生了積極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對資本項目的積極作用表現在：如果海外投資企業是在東道國或國際金融市場上貸款籌資進行直接投資的，那么這些貸款就屬于本國的長期資本輸入，對國際收支平衡有利；直接投資的增加也有利于改善國際資本結構，從而保證資本項目收支相對穩定性。對于中國由于外貿順差和外資大量進入而帶來的外匯儲備增加所導致的本幣升值壓力的一個解決辦法就是發展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積極主動地“走出去”，通過大力推進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中國經濟的外部平衡。
跨國直接投資門檻論
楚建波、胡罡提出了一個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跨國投資門檻論。該理論認為，壟斷優勢并非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和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行為是由企業的投資能力和對外投資“門檻”兩個因素共同決定的。企業在母國積累起來的資金、技術、人才和國際經驗，是決定這些企業是否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的內在條件。當擴張的需要使企業產生了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沖動，而且其投資能力又能夠跨越對外直接投資“門檻”時，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就可能發生。該理論進一步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跨越的門檻高度與投資動機有關。
對外直接投資的綜合理論
近年來，不少中國學者基于現有FDI理論的缺陷和中國的現實，在對FDI理論進行綜合的方面做了大膽的嘗試，取得了一些成果。毛蘊詩提出了FDI四維分析模型，并嘗試運用此模型對海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解釋。他把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基本內容分為產業選擇、技術選擇、區位選擇、時機選擇和方式選擇五個要素。該項決策受到來自左右上下四個方向的力量作用，即模型中的四維，而每個方向又包含了多種因素。模型中的四維分別是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目標、投資主體內部要素與能力、投資目標國環境因素、投資流出國環境因素。作者將對外投資行為分為主動型、誘發型和迫動型三種，在此劃分的基礎上，可采用矩陣方式對不同類型的對外投資行為進行組合(作者組合出51種對外直接投資模式)，以解釋更為復雜的投資行為。
邢建國在對馬克思FDI理論范式和西方FDI理論范式進行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了有效資本型FDI理論模型。以馬克思范式來分析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得出“樂觀”的判斷，而以OIL范式對中國進行分析又會得出“悲觀”的判斷。邢建國認為，以過剩資本和壟斷優勢資本為核心的理論范式對現階段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缺乏全面的解釋力，通過對兩大FDI理論范式的綜合提出了“有效資本”概念。要素的整合能力、跨國性產業增殖鏈的進入能力以及靈活的適應能力，是有效資本的核心能力或競爭優勢。有效資本注重的不是資本的數量規模和壟斷性優勢的大小，而是資本的特定功能。有效資本型FDI理念反映了當代國際經濟合作的基本特征，是發展中國家后起跨國公司擴張的重要途徑。增強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要素跨國整合能力，以產業增殖鏈為紐帶，充分利用東道國資源優勢，是我國企業開展跨國直接投資的有效戰略選擇。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整體評價
始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主流FDI理論是把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其特定研究對象的，但隨著后起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崛起，西方學者已意識到FDI主流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擴張缺乏“普適性”，因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對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研究獲得了較快的發展。主要有威爾斯的小規模技術理論、拉奧的技術地方化理論、坎特威爾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
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范文6
Abstract：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 "going-out" strategy. Although Chinese FDI is growing fast， there still have a lot of problems to solve. We'd better learn experience from advanc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major developed countries， Japan's experience in FDI is worth lear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Japanese FDI，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FDI， and then put forwards some instructiv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DI.
關鍵詞： 日本；中國；對外直接投資
Key words： Japan；China；FDI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19-0011-03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隨之加快，但是由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晚、規模小，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對未來進行大規模的全球戰略布局進行科學、有效的指導。
與我國隔海相望的日本，既是經濟強國，又是對外直接投資大國。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發展與壯大中探索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道路，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同時，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國學者曾對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動機、產業選擇等方面進行了研究，普遍認為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情況與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有相似之處。由此，本文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成果，歸納和提煉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以期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良性發展提出管窺之見。
1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歷程回顧
隨著日本經濟的階段性發展與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規模、動機、行業和區域選擇以及投資載體都發生了階段性地演化。綜合其發展過程，可以將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歷程大致劃分為起步、發展、擴張、調整四個階段。半個多世紀的歷程中，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動機由獲取資源和低勞動力成本指向，升級為開拓和鞏固海外市場、建立國際性生產流通網絡和獲取專利與信息；投資主體由中小企業為主到大型跨國集團與中小企業結合、互補；投資方式由“綠地投資”到獨資、合資、合作、并購等多種形式廣泛發展；投資的行業和區域則受到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投資東道國在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比較優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2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
2.1 以“邊際產業擴張論”為理論基礎 日本和歐美國家關于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認識是大不相同的。西方國際投資理論普遍認為壟斷優勢和市場不完全是對外直接投資產生的主要原因，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從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的企業，必須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
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教授結合日本國情，在比較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日本式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即“邊際產業擴張論”，其核心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他認為比較優勢是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并指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成功，一是充分利用了國際分工，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益，從而把劣勢變成了優勢；二是在國內集中發展那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使本國產業結構更趨合理。
“邊際產業擴張論”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起到了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能夠解釋一定時期內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一些特點，但是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與局限。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及產業結構的變化，日本出現了與美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模式趨同的趨勢。
2.2 投資動機不斷調整 日本的資源稟賦、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決定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與歐美國家的差別。歐美跨國企業在資本和技術上具有明顯的優勢，之所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一是為了繞過關稅壁壘占領東道國市場，二是由于技術等資產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樣通過銷售獲得全部收益，而直接投資可以保證企業對國外經營及技術運用的控制，因而獲得所有權帶來的最大優勢[1]。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最初的動機則是獲取資源、降低成本。
戰后至今，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經歷了以保障國內原燃料資源供應為目的的資源型投資、利用東道國廉價勞動力為目的的成本型投資，發展到目前以開拓與鞏固海外市場、建立國際性生產流通網絡、獲取專利與信息為目的的綜合型投資。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在行業間在與區域間存在規律性的差異。在行業間差異表現為，農林水產業為資源型，建筑業、商業與服務業為市場型，制造業則為復合（市場+生產+成本）型。在地域間的差異表現為，對北美和歐洲直接投資動機主要在于市場、技術、信息以及規避貿易摩擦；對于亞洲這樣的發展中地區，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動機已經明顯表現出了從追求低勞動力成本的成本型向追求開拓東道國的市場、建立國際性生產與流通網絡這樣的市場主導的復合型（市場+生產）轉換。
2.3 投資載體靈活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以中小企業為投資主體，以合資為主要投資方式，80年代中期以后才出現了規模較大的跨國公司，并購逐漸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用邊際擴張理論來解釋，就是中小企業競爭力較弱，更容易成為“邊際部門”，為了獲利不得不向海外轉移；同時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更符合東道國的生產要素結構和水平，容易被東道國所接受。由于中小企業經濟實力有限，也為了規避風險，因此投資多采用合資的方式進行。
而歐美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是由大型跨國公司完成的。用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來解釋就是，大型跨國公司規模大、實力強，擁有更多的壟斷資源，即所有權優勢；同時，大型跨國公司把所有權優勢內部化的能力強，因此大型跨國公司是對外直接投資的主力軍。由于歐美大型跨國公司投資是以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為基礎的，為了維持壟斷優勢、防止泄密，其必然傾向于采取獨資方式。
2.4 投資行業與地域指向明確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上，日本以非制造業為重心。1971-2011年，日本對非制造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比例大部分超過歷年總投資的50%，1986年達到最高值，超過總投資金額的82%；在三次產業間的投資，呈現出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轉變的結構，但2005年以后的投資又將投資重點回歸到二產，跟世界金融市場形勢不穩定有關；具體的行業選擇，對金融保險業的累計投資額最大。
在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選擇上，日本以發達地區為重點。70年代初期以前，日本對外直接在地域分布上波動較大，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對發達地區的投資比重呈上升趨勢，在1990年比重最高，超過總投資額的80%，之后對發達地區的投資比重在波動中緩慢下降；具體而言，對北美洲的累計投資金額最高。
2.5 受匯率影響巨大 雖然貨幣匯率的變動對不同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存在差異，但整體上看日元匯率的變動的確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從匯率與對外直接投資變化關系圖（圖2）中可以看出，1971-1973②年和1985-1988年兩個階段日元大幅升值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后幾年內迅速增加。周展、陳作章（2009）通過實證模型驗證了1971-2007年間日元匯率的波動與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日元升值對勞動成本指向性投資影響最大，市場指向性投資次之，對資源指向性投資也有一定影響，對污染產業移轉性投資很微弱[2]。
3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歷程對中國的啟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在世界政治、經濟活動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不少學者認為目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與日本80年代十分相似，主要體現在：
第一，兩國在對外貿易中都面臨日益尖銳的貿易摩擦；第二，兩國貨幣都面臨巨大的升值壓力。但是將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日本同期加以比較后發現，從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上看我國投資規模低于日本同期水平[3]。目前，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對外投資規模有限，成長空間巨大。由此，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投資動機、投資行業和地域選擇等諸多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給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帶來了一些啟發。
3.1 政府引導至關重要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經驗表明，海外投資初期要獲得成功往往與政府完善的促進體系密不可分[4]。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仍處于起步階段，大部分企業海外經營管理經驗不足、對投資風險認識不足、對全球經濟動向把握不足，視野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我國政府有必要對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在投資動機、行業與地域選擇方面進行科學的、具有預判性的引導，避免投資行為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提升我國企業的整體競爭力。
3.2 行業與地域需要科學選擇 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國的技術與資本并不具有絕對優勢，因此在行業與地域選擇上，可以借鑒日本經驗，認清目前哪些是我國的“邊際產業”，這些“邊際產業”對哪些地區具有比較優勢，在對東道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對不同的行業和地區采取不同的投資策略，最終實現科學、高效投資。
3.3 對外直接投資以科技領先作為動力來源 當前世界經濟競爭的本質是科技的競爭?？萍嫉倪M步使日本不斷產生新的“邊際產業”，獲得比較優勢，由此可見，科技領先對日本企業向海外的擴張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目前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中的狀況是，生產世界級的產品，卻少有世界領先的核心技術和世界級的品牌，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中難以獲得較高的壟斷利潤，未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急需技術領先作為助力。
3.4 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緊密結合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與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關系密切。戰后日本的經歷了三次產業升級，每一次產業結構的蛻變都是伴隨著階段性的產業外移，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結構的日趨合理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借鑒日本經驗，我們可以將對外直接投資當作推動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一個契機，向海外轉移邊際產業的同時不斷培育新的優勢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循環提升。
注釋：
①The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日本貿易振興機構.積極致力于促進日本與海外之間的貿易與投資、加強企業之間的商務合作為目的的工作，其中尤其以加強東亞地區的商務合作為重點.
②日本銀行日元兌美元匯率數據中無法查到1971、1972年匯率.
參考文獻：
[1]馬海.日本與歐美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之比較[J].日本問題研究，2004（1）：9-11.
[2]周展，陳作章.日元匯率波動對日本對外投資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日本19個行業1971—2007年的面板數據[J].日本問題研究，2009（004）：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