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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老齡化的措施范文1
關鍵詞：老齡化；城市規劃；對策
中圖分類號： TU98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引言
隨著社會的發展，醫療保健技術的加強，人的壽命越來越長。而隨著出生率的降低，又使得老年人的比例逐年增長?！般y色浪潮”洶涌而來，很多國家都開始步入老齡化社會。
一、何為老齡化
世界衛生組織(WHO)把60周歲及其以上人口的老齡化率在10%-20%之間或65周歲及其以上人口的老齡化率在7%-14%之間的國家稱為老齡化國家（Aging country）,60周歲及其以上老齡化率超過20%或65周歲及其以上老齡化率超過14%的國家稱為老齡國家（Aged country）。
我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2000年，我國60周歲及其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3億，占總人口10%以上，標志著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國家。據推算，到2025年，60周歲及其以上老年人將達到2.8億，占總人口18.4%；到2050年，這個比例將上升到25%左右，意味著我國正快速步入“少生、少死、高壽”的老齡化社會。
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
2.1 人口基數大
我國是人口大國，本身人口多。實行了這么多年的計劃生育。低出生率，高死亡率，使得老年人口數量巨大，并在總人口中的比重迅速提高。
2.2 進入老齡化速度快
發達國家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才走上人口老齡化的道路，而我國僅僅只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就開始面對老齡化問題。
老齡化的快速來臨，使社會措手不及。相對于我國快速發展的社會與經濟狀況，我國對老年人的政策法規，社會保障制度以及生活服務設施等方面都還很薄弱。
2.4 經濟發展速度趕不及老化速度
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超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經濟實力不強的狀態下迎來了“銀色浪潮”。發達國家基本上是“先富后老”，而我國則是“未富先老”。
三、如何應對老齡化的到來已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重要話題。城市規劃作為社會變革的主要手段?！般y色浪潮”對城市規劃中用地規劃、公建配套、公共空間及道路交通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國城市規劃方面的專家學者也均對此提出了應對措施。
1、國外城市規劃針對老齡化的措施
國外較早進入老齡化社會。所以，國外的學者早就認識到了城市規劃中應對老齡化問題的重要性。但東西方國家由于不同的思想觀念，面對同樣的問題，采用了不同的做法。
1.1西方國家基本上都經濟實力雄厚，社會福利保障齊全。同時，西方國家崇尚自由。子女在18歲后，與父母就不存在供養與被供養的關系。所以，在編制針對老齡化規劃的時候，比較偏向將老年人遷移至適合于老年人生活的社區，社區內所有的交通安全性、住宅舒適性、設施齊全性均按照老年人的需求設計。比如美國的太陽城。
1.2而東方的國家，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區，由于長期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形成了具有東方特色的家庭觀念，使得在處理老齡問題的方面，與西方有著截然不同的觀念。在編制針對老齡化問題的規劃時，偏向于以家庭養老為主的形式。主要在住宅的形式上開發可供幾代人共同居住的新型住宅體系。在社區規劃結構上創造能使老少幾代家庭間建立親密聯系的空間格局。在社區建設中同時，秉承“適應終生生活設計”的原則，以適應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2、國內城市規劃目前的措施
雖然，老齡化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但是，目前對城市建設所造成的影響還沒有凸顯出來。所以，在中國的城市規劃設計中，雖然也有涉及到敬老、養老問題。但沒有形成有效的系統和規范?；旧弦陨鐓^為單位進行養老機構配置，其面積則比較隨意。并沒有真正考慮到社區內老人的比例以及出行的方便與否的問題。因此，在城市規劃中還存在很多漏洞和不足。
四、老齡化社會人口結構的變化，必然對城市規劃提出新的要求，如何從城市規劃方面，去適應老年人的需求，將是即將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城市規劃作為城市政府合理利用土地，協調城市空間布局，實現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性手段，理應為創建一個“適應人口老齡化的生活環境”做出自己的回答。在城市規劃編制方面應做以下的應對措施：
1、前期調查
在城市規劃的前期調查中，應將老年人的人口規模，現狀的老年公建設施、活動空間以及老年人對訴求都調查清楚。
2、總規的層面
應在總規的層面就制訂老齡設施的專項規劃，內容包括各類公共綠地、城市廣場、步行街以及居住區戶外活動空間，其中均應統籌考慮老年人的使用要求，提供面向老年人的公共活動空間。制定有關老年設施的定量建設指標，并以地區《老齡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為依據。這樣既有利于城市建設的通常安排，又使下一步的城市詳細規劃可以有據可查，從而保證老年設施項目的落實。同時，在其他的一些專項規劃像《城市綠地系統專項規劃》、《城市交通系統專項規劃》中添加可供老年人使用的活動空間及方便老年人出行的無障礙設施等內容。
3、控規的層面
在《城市規劃編制辦法》中，應將適合老年人使用的公共活動空間、道路交通、老年住宅及配套設施的規定作為強制性內容。同時，在規劃圖紙中，安排老年設施的時候，以人口比例和服務半徑作為配置的標準。在地塊的指標控制中，對于老年住區，建筑密度不宜過大，建筑高度不宜過高。而綠地率應配置較高，形成可適應老年人居住的生活空間。
4、修規的層面
在修建性詳細規劃階段為老年人創造安全、舒適、便利的生活環境。在道路交通中設置無障礙步行道、室外晨練場地，在小區級配置養老院、敬老院、托老所等公建配套設施，以及老人公園、小區綠地等公共活動空間。
5、城市規劃編制中的公眾參與
公眾參與在規劃編制過程中，一直處在非常重要的作用，體現了規劃“以人為本”的宗旨。在老齡化社會，鑒于老年人對城市空間環境中的種種不便之處的切身體會與迫切需求，城市規劃部門和規劃師更應該在城市規劃編制的整個過程中，積極組織老年人的參與，以使規劃更加合理、更貼近老年人的實際生活。應積極探討老年人有效參與城市規劃編制的組織方式，并將他們的意見和觀點整合到規劃編制各階段的內容之中。
五、結束語
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是無法回避的自然規律。 “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不僅僅是口號，而是全社會各部門、各領域的共同責任。城市規劃界也應該對“銀色浪潮”的來臨提出自己的措施，做出自己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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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老齡化的措施范文2
【關鍵詞】社會保障 人口老齡化 養老保險
一、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和特點的研究
我國已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根據“六普”數據顯示，截止到2010年11月，我國大陸人口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8億人，占我國總人口的13.26%，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9億人，占總人口的8.87%。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因此，中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自有的特點。我國論者們一致認為：（1）我國老年人口數量將以較快的速度持續增長，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2）人口老齡化與經濟發展不同步，出現“未富先老”的現象。（3）區域發展不平衡，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突出。由于我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較大，影響了我國各地區的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和程度，與城市相比農村老齡問題的壓力更大。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影響的研究
國內學者一般從養老負擔、基金供給、基金管理等幾個方面入手分析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的影響。
許多學者一致認同：（1）人口老齡化弱化了家庭養老功能，導致社會養老負擔加重。伴隨著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我國贍養比不斷上升。特別是實行計劃生育后，我國家庭結構模式大多呈現“4-2-1”型，這意味著：一方面，養老保險交費人數減少且交費額下降；另一方面，領取養老保險的人數增加且養老支出金額上升，這給養老保險的償付能力帶來了沉重的壓力。（2）老齡化導致退休壽命增加，制度給付年限延長，養老保險金供給不足，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運行”。林義指出，養老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面臨現實壓力，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制約，居民的社保繳費能力有限，企業經濟組織的持續繳費能力下降，各類社保補貼及緩繳項目增多，給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資金平衡帶來很大壓力。（3）人口老齡化凸顯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社保統籌層次太低，投資渠道太窄，轉換基金籌集模式以及如何在保障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成為一個迫切解決的問題。
三、關于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策與建議的研究
在分析了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及特點以及其對養老保險影響之后，大多數論者提出了應對的對策，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重視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背景下，我國城鄉養老保險制度優化與制度頂層設計，重視我國多層次養老保險制度戰略構想及有效實施。通過國家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職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逐步擴大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不斷提高養老保障水平，讓老年人口享受到經濟發展成果。
第二，建立完善新型的多元化養老模式，將政府養老發展為全民養老。我國應該建立“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新型養老服務體系和服務模式。尤其要重視構建農村居家養老服務體系，首先要加強宣傳，使居家養老服務的理念深入人心；其次，政府要加大政策、資金上的扶持，引入社會資金，以保證資金的穩定性；最后，面對當前農村居家養老發展并不完善的現實，應明確各方面主體所承擔的責任，責任主體包括政府、家庭、集體及專業居家養老服務提供機構。
第三，在養老保險基金方面，首先，要完善基金管理制度和資金保證機制；其次，切實做實個人賬戶，完善統賬結合模式，合理拓寬養老金投資渠道，有效實現保值增值；最后，要建立健全的政府監督管理體制，加強養老基金的統籌監管。
第四，實行彈性退休制度，合理發揮老年資源優勢。實行彈性退休能使退休養老保障更具靈活性，既能減輕勞動力市場供求壓力，又能適應老年人心理狀態的調整。
此外，學者李珍還注意到養老金的性別差異，她提出，當務之急是提高女干部、女職工的退休年齡，使其與男性一致，統一全國的退休年齡，在此基礎上再穩步提高整體退休年齡。另外，15 年的資格年限要求太寬松，需要整體考慮逐步提高。對于靈活就業等確有困難的群體，可通過失業保險等措施幫助繳費。
第五，增加和完善老年人社會救助，落實好低保人群的救助政策和措施。
四、總結與評述
上述分析可見，國內學者就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影響的研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人口老齡化的特點及趨勢、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的影響、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大部分學者就這三個方面達成了共識，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上。
（一）關于研究方法
通過對近四年（2011-2014年）文獻的查看，可以發現：
第一，理論分析多，相關實證研究少。
第二，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通過查看外文資料，外國關于養老保險的研究大多包含詳細的數據表格和各類調查，并且通過這些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得出最終結論；但是我國的文獻中，統計數據比較簡單，主要包含老年人口數量，基金支出結構等，很少構建數據結構模型，缺乏對統計資料的深入分析。
第三，研究的實用性差，研究所得的對策比較籠統，缺乏針對不同地區具體情況的相應措施。
（二）關于研究內容
第一，調查研究多集中于沿海發達地區及城市，而有關中西部及農村地區的研究明顯少于前者。
第二，在養老金方面，重視養老金最優化管理問題。具體側重研究最優化最低保障、最優化投資組合以及彼此之間的相互影響；在國際視野下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和歷史發展進程，遵循普適的社會保障規律和投資規律，真正實現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
第三，在養老機構方面，注重對民辦養老機構的研究。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我國養老機構無法應對老齡化市場的需求，需要大力改善民辦養老機構的經營和服務模式，實現養老服務的產業化，最終實現公辦與民辦養老機構的共贏與互補。
總之，養老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保險五大險種中最重要的險種之一。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的影響會隨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日益深遠，這個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需要國家、社會、家庭和個人共同努力，才能為老年人穩筑起養老的安全網，最終實現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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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老齡化的措施范文3
陳厚義，貴州財經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教授、博導。
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理論。
主要著作：《貴州經濟發展的主基調和兩大戰略》、《與中國化》、《欠發達地區經濟與發展戰略研究》等。
摘要 以活得更長、工作得更久為改革取向和核心內容的退休政策調整因其生產性、自然性、功能多重性和共擔性特征，在發達國家開源節流兩條腿走路的老齡化經濟風險應對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作用不斷凸顯。面對未富先老的養老格局和日益增長的老齡化經濟風險，我國應該以經濟發展適當優先為原則，以退休年齡政策一攬子調整為工具，基于能力和責任界定政府、企業、家庭（社區）和個人等主體的功能和角色，構建積極應對老齡化經濟風險的四道防線。
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 經濟風險 退休年齡 四道防線
我國人口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老齡化，因此養老成本也呈現出快速增長之勢。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表明，我國60歲以上人口達到1.78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為13.26%，比2000年增長2.93個百分點，老齡化速度明顯加快。人口結構老化帶來經濟風險，即養老金成本、老年醫療成本、照料成本增加以及經濟增長的潛在危險擴大。特別是對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的中國來說，如何更好地防范老齡化的經濟風險，應付“未富先老”的養老格局，既保障養老財政的可持續性，又確保老年人“老有所養”和“老有所依”，已經成為當前亟需破解的重大難題。
放眼全球，老齡化現象并非中國獨有，老齡化的經濟風險已經成為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持續挑戰；而為了應對日益擴張的老齡化成本，發達國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強養老金制度改革、調整高齡勞動力市場政策等。在這些措施中，提高退休年齡政策具有獨特的功能和地位，成為發達國家廣泛運用的重要工具。那么，提高退休年齡在老齡化風險防范過程中有何獨特性，發達國家采取了哪些退休年齡調整政策和措施，這些政策對中國又有何啟示？就此問題而言，本文基于發達國家退休年齡政策調整的歷史追蹤與現實剖析進行了探討。
日益增長的老齡化經濟風險已成為發達國家無法承受之重
人口老齡化并非一個新現象，早在20世紀初期，瑞典、法國等國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就已經超過7%，到20世紀中葉，發達國家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在最近30年中，發達國家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特別是一些曾經較為年輕的國家（如日本和意大利等），老齡化明顯加速，目前已經率先進入深度老齡社會。從趨勢來看，雖然人口老齡化的增長速度不一，但各國老年人口將無一例外地增長，預計到2030年，幾乎所有主要發達國家都將進入深度老齡社會；到2050年，發達國家老齡化程度更將達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特別是日本、韓國和意大利等，每3個人中就有1個老年人（見表1）。
人口老齡化加劇給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和損失（直接或間接的），體現在財務上就是與老年人相關的養老、醫療、照料等財政支出不斷上升（見表2）：2010年，發達國家養老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經普遍達到10%～20%之間，到2050年，發達國家的養老成本都將不同程度地上升，在GDP中的比重普遍達到20%～30%，法國甚至將高達31.9%，德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將接近30%；而且，那些目前養老成本較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和韓國等），未來幾十年養老成本的增長速度也將加快（特別是韓國，其養老成本將再增長接近3倍）。
在總養老成本上升的同時，各國的養老支出結構也將發生變化。從整體上看，2010年～2050年間，發達國家各種類型的養老支出（如年金支出、老年醫療支出和長期照料支出等）都將持續上升，唯一例外的就是高齡勞動者失業福利項目。但是，不同養老項目支出的增長速度并不一樣：2010年，年金支出一般是主要的養老支出項目，部分國家甚至超過養老總支出的一半；由于老年醫療支出的增長速度比年金支出更快，到2050年，老年醫療支出將成為多數發達國家最主要的養老支出。另一方面，雖然長期照料支出的相對比重并不高，但一些國家增長異常迅速，2010年～2050年間，日本、澳大利亞、意大利長期照料支出的增長都普遍過2倍，韓國更將超過5倍，這表明長期照料支出的相對重要性在持續提升。
提高退休年齡：老齡化經濟風險防范的重要工具和機制
退休年齡調整是一個老齡化風險防范和成本分攤的過程。為應對日益增長的老齡化風險，就必須對原有的經濟社會體系和結構展開深刻調整和深層改革。發達國家普遍遵循了“既開源又節流”兩條腿走路的改革思路：一方面，采取措施推動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的養老資源和財富；另一方面，改革養老金制度，提高養老資源的配置效率，降低養老金支出。在這些政策實踐中，提高退休年齡政策發揮著獨特的功能，占據著獨特地位，作用日益提出。
提高退休年齡是老齡化時代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要求。人口結構老化不僅推動老齡化成本上升，而且可能導致經濟增長放緩，為社會養老體系的可持續性發展帶來雙重壓力：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帶來老齡化成本的增長；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導致勞動力結構老化，勞動成本上升，進而可能對經濟增長也帶來潛在的不利影響。
提高勞動者的實際退休年齡，進而提升其勞動參與率成為保障未來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基礎條件。經濟增長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但從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和勞動參與率來看，發達國家極有可能出現勞動力短缺狀況：OECD國家的勞動力總量將在2020年左右達到頂峰，然后逐漸下降。在婦女已經大規模進入勞動力市場和青年勞動者增加有限的情況下，國家要保障經濟增長所需的勞動力，自然需要高齡勞動者更多地參與經濟生產，這就要提高退休年齡。
工作更久是預期壽命延長背景下的自然法則。人口老齡化不僅源于總和生育率下降，也因為預期壽命延長，特別是在生育率相對穩定的情況下，預期壽命延長將成為發達國家老齡化持續加深的主要原因。1970年代以來，由于醫療技術、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識的提升，發達國家65歲以上人口的預期壽命持續增長：1970～2010年間，發達國家65歲以上人口中女性預期壽命平均增長5歲左右，男性平均增長4歲左右。預期壽命延長的老年人需要更多養老資源，關鍵問題是如何獲得這些資源。
從微觀角度來看，勞動者個人是預期壽命延長的主體，預期壽命延遲意味著待其年老之時，能夠享受的退休生涯更長。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勞動者就需要提前謀劃和安排。由于普通人的主要收入往往來自于勞動工資，因而勞動者需要重新設計退休計劃，將更多的時間用于工作，積累更多的養老資源，從而來為自己延長的老年生活買單，而這也符合權利與責任對等法則下的自然邏輯。
退休年齡調整本身屬于功能多重的養老金改革參數。養老金制度改革是防范老齡化風險的主要工具和路徑之一，因為它不僅能降低公共養老成本，而且能夠更有效地使用、分配養老資源。從國際經驗來看，養老金改革可以分為結構性調整和參數性調整。結構性調整是指對養老金的制度模式和結構等進行改革，如實現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的轉變、調整養老金的籌資結構與支付結構等；養老金參數改革則是對養老金制度的重要參數（如養老保險的覆蓋率、繳費率和替代率等）進行調整（見表3）。
退休年齡調整屬于重要的養老金改革參數，而且是一種綜合性的多功能參數。各種養老金制度參數調整都可能實現某種目的：如提高繳費率將有利于增加養老金收入，降低替代率將有利于減少養老金支出，提高覆蓋率則能夠更有效地保障低收入人群的老年生活。不足之處在于這些改革參數的功能往往是單一的，即要么提高退休金收入，要么減少養老金支出，往往不能同時達到多個目標。與此不同，提高退休年齡具有多重功能，它不僅能夠通過增加養老保險的繳費基數來增長養老金收入，而且能夠通過降低養老金領取人數和領取時間來減少養老金公共支出，還有助于推動經濟增長。
提高退休年齡蘊含了各主體公平承擔老齡化成本的共擔訴求。發達國家社會保障財政狀況表明，老齡化成本數量異常龐大，往往占據GDP中的相當大的一部分，不是任何一個組織和機構單方面能夠承擔的，而需要整個社會的利益相關主體來共同承擔。防范老齡化風險的主體包括四大類：政府、企業、家庭（社區）和個人。應對老齡化風險，需要在不同主體之間明確劃分責任和義務，但這涉及到相當廣泛、龐大的關系重組和利益沖突，必須找到合適的利益協調方法和工具。
提高退休年齡能夠將各種主體的行為聯系起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主體公平承擔老齡化成本的共同訴求，成為協調不同主體利益的合適工具。在政府層面上，它需要通過提高退休年齡來減少公共養老金支出、推動經濟增長；從企業層面來看，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經驗豐富、技能熟練的高齡勞動者對企業技能傳遞的重要性，同時一些企業認識到勞動者年齡結構老化是一個難以逆轉的趨勢，與其被動接受還不如積極應對，從而占據先機；就勞動者而言，他需要工作更長時間，進而更好滿足自身由于預期壽命延長而增長的養老需求。
如何提高退休年齡：發達國家的政策體系與工具箱
從表面上看，提高退休年齡僅僅是提高勞動者領取養老金的資格年齡；但是，從政府鼓勵延遲退休到高齡勞動者有繼續就業的意愿，再到最后勞動者的實際退休年齡普遍提高、高齡勞動者就業狀況持續改善，存在一個鏈式反應過程，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的問題都可能導致提高退休年齡的政策失去實效。因而，退休年齡政策的調整遠非修改養老金領取資格年齡那樣簡單。發達國家也普遍意識到了這一點，并從多個方面展開了退休年齡政策的調整工作。
延遲正常退休年齡。提高退休年齡自然需要提高法定的正常退休年齡。法定的正常退休年齡是指根據養老金相關法律規定，勞動者獲得全額養老金所需要達到的起始年齡，即全額年金獲得年齡。除了極個別國家，多數發達國家的養老金法律（法案）都明確規定了正常退休年齡。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掀起了數次提高正常退休年齡的浪潮。從最近10多年的情況看，發達國家的正常退休年齡出現了如下的變化和特征。
一是正常退休年齡普遍提高，且呈現出收斂特征。20世紀90年代，發達國家正常退休年齡集中在60～65歲，有一些國家甚至在60歲以下，且差異較大；2010年，發達國家正常退休年齡普遍提高到65～67歲，美國、澳大利亞、丹麥、德國和意大利甚至提高到了67歲，而且不同國家正常退休年齡的差距也在逐漸縮小。二是退休年齡的提高方式具有漸進性特征，發達國家普遍經過較長時期來提高退休年齡：從提出調整計劃到正式實施，一般有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準備時間，然后從正式實施到最終實現計劃又存在10年～20年的間隔期。三是一些國家延遲退休年齡具有階段性特征，如澳大利亞、英國和意大利等。其中，澳大利亞退休年齡調整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2005年～2014年）從60歲提高到65歲，然后在第二個階段（2017年～2023年）進一步從65歲提高到67歲（見表4）。
提前退休的懲罰與延遲退休的激勵。影響勞動者退休決策的因素很多，其中經濟因素是決定勞動者，特別是普通勞動者是否退休以及何時退休的主要因素。因此，可以通過經濟懲罰或者獎勵的方式來影響勞動者的退休年齡：如果要控制勞動者過早退出勞動力市場領取養老金的行為，可以采取措施降低提前退休能夠領取到的養老金待遇，而如果希望勞動者推遲退休年齡，則需要采用增加延遲退休者養老金待遇的方法，激勵勞動者工作得更久。
截至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建立了提前（或延遲）退休的懲罰（或激勵）機制，一般做法是以正常退休年齡為基準，按年降低（或提高）提前（或延遲）退休的養老金水平。目前，提前退休的養老金扣減集中在每提前退休1年減少4%～5%的退休金，延遲退休的養老金獎勵則集中在每延遲退休1年增加5%～6%的退休金。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劇、經濟放緩、養老金財政壓力增加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一些國家還提高了延遲退休的養老金激勵，如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每年增長3%提高到目前的8%，英國也從7%提高到10.4%（見表5）。
調整待遇水平和籌資結構。通過修改退休金指數化方式和工資計算基礎來調整養老金待遇水平。在發達國家，絕對降低養老金待遇的政策往往行不通，但是可以通過某種形式改變養老金的替代率水平，從而間接降低養老金待遇，其中的主要工具就是養老金指數化方式和計算基礎。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已經將退休金的增長方式從原有的與工資增長率掛鉤轉變到與物價增長率掛鉤（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率往往低于工資增長率），而且已經普遍按照終生的工資水平作為退休金的計算基礎。經過這些直接或間接的改革，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發達國家的退休金替代率，特別是強制性公共部分的替代率已經有所下降。
調整養老金體系的籌資結構與支付結構。養老收入來自多種渠道，包括社會保險繳費（稅）、財政補貼和養老金資產投資收入等。發達國家的主要改革思路是建立或加強多層次、多渠道的養老金結構，通過建立強制性的公共和個人賬戶、自愿性的個人賬戶、加強養老金基金投資管理、設立特別社會保障稅收等形式，多渠道籌集養老金資金。目前，多數發達國家要么實現了多支柱的退休金支付，要么已經進行了相關制度改革，將在未來實施這種支付形式。
勞動力市場政策路徑：鼓勵勞動者工作更久。提高退休年齡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高齡勞動者能夠繼續在市場上工作，但現實情況是他們往往成為產業調整、經濟衰退的犧牲品。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自動化、信息化浪潮下，老年人的傳統經驗和技能受到巨大沖擊，加上發達國家的生產基地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企業重組、兼并與整頓加劇，大量企業調整工作崗位，而中高齡勞動者（特別是中高齡白領勞動者）往往首當其沖，這導致發達國家提前退休的現象十分盛行。另外，雇主往往認為高齡勞動者工資成本高、生產率低，也不愿意雇傭他們。
有鑒于此，發達國家普遍采取了多種形式的政策和措施，鼓勵和推動高齡勞動者繼續留在工作崗位上。就雇主而言，激勵其增加對高齡勞動者的雇傭需求，如制定政策法規和展開培訓教育，轉變雇主對高齡勞動者生產率低、可塑性差的歧視和偏見；通過工資補助和社會保障繳費減免等方式，降低對高齡勞動者的雇傭成本。針對雇員而言，主要是提高其就業競爭力，包括加強高齡勞動者的就業服務、創建一站式服務中心、制定專門的培訓計劃、實行階段性退休政策、提供繼續工作津貼、提高高齡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和工作便利性等。此外，一些國家的政府還直接充當雇主，雇傭高齡勞動者，或者獎勵勞動者自己創業。
以退休年齡調整為工具，構筑防范老齡化經濟風險的四道防線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并正向老齡社會快速逼近，老齡化的經濟風險不斷增強，提高退休年齡的方式因其生產性、自然性、復合性與共擔性特征而成為防范老齡化風險、分擔老齡化成本的重要工具和機制。我國應該以經濟增長適當優先為原則，以退休年齡政策體系的調整為工具，形成長者友好、長者優先的社會共識，整合社會資源、統籌城鄉發展，構建政府、企業、家庭和個人各負其責、各司其職的四道老齡化風險應對防線，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和諧老年社會。
扮好三種角色、厘清三個邊界，完善積極應對老齡化風險的國家防線。國家既是老齡化風險防范體系的頂層設計者，又是積極老齡化社會氛圍倡導者，還是老年福利和養老資源供給的最終保障者，在老齡化風險應對體系中發揮著多種功能、承擔著多種角色。國家各種角色的扮演和功能的發揮是通過行法律法規、行政命令和市場機制等多種手段來實現的。不同手段的運行機制、適用范圍不同，因此國家需要厘清法律、行政管理和市場三種手段的邊界，并努力實現它們的有機組合和有序銜接。
加快公平、有效率和可持續的養老金制度頂層設計。當前，我國城鄉二元、城鎮雙軌的社會養老制度既缺乏公平性（一些人享受豐富的養老資源，另一些人嚴重缺乏養老資源），也缺乏效率（未能實現社會福利水平最大化），還難以實現養老金財政的可持續發展。這就要求我國加快養老金體系的頂層設計，構建城鄉一體的社會養老框架，制定養老保障的長期規劃戰略，形成國民協商基礎上的社會養老體系改革共識。就退休政策而言，主要思路是構建激勵高齡勞動者工作更久的彈性退休制度，讓其有工作與退休時機的選擇權，從而實現勞動者活得更長、工作更久的老齡化社會資源配置目標。
積極倡導和營造長者友好的社會氛圍。老齡化成本的大小與社會對待老年人的態度（消極或積極）密切相關，因而積極老齡化成為發達國家普遍倡導的社會建設方向，也是應對老齡化風險的有效防線。積極老齡化的核心是鼓勵老年人更積極地參與經濟、社會活動，而這就涉及高齡勞動力市場政策的調整。要綜合運用行政命令、政策優惠和貨幣激勵等工具（如工作津貼、補貼或獎勵制度等），消除限制高齡勞動者繼續工作的各種障礙，為高齡勞動者參與經濟活動提供制度、政策和經濟上的便利。
構筑從消極向積極、由年齡歧視變平等雇傭的社會企業防線。企業（雇主）是高齡勞動者能否繼續工作的決定因素，只有企業擴大高齡勞動者的有效雇傭需求，才能夠真正實現延遲退休年齡。這就要求加大《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的執行力度，消除企業在招聘、晉升過程中的年齡歧視；通過工資津貼、社會保險費減免，稅收減免等方式，降低高齡勞動者的人工成本。另外，還需要修改關于國家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的規章制度，鼓勵企業為高齡勞動者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更靈活的工作安排。
企業自身要改變年齡歧視和消極看法，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這個不可逆轉的現實，化被動為主動，合理運用政府積極高齡勞動力市場政策，實行人力資源重組、產品結構及技術結構升級，構建老齡化時代的核心競爭力。同時，基于提升員工忠誠度、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制定靈活的聘用制度，為高齡勞動者提供更多選擇，推動高齡勞動者的職業發展。
組建和加強正式制度支持下的家庭（社區）防線。家庭是經濟社會基本組成單位，在防范老齡化經濟風險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在過去20多年中，伴隨著人口、經濟和社會的變遷，我國家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如家庭規模小型化、核心化，非傳統家庭（單親家庭、無子女家庭、同性家庭）數量上升等。但是，因其經濟風險分散功能、養老服務提供功能以及老年人精神慰藉功能，家庭仍然構成我國防范老齡化風險的重要支撐和核心防線。
確立家庭與社區在老齡化風險防范體系中的基礎和核心地位，實現家庭（社區）養老的正式制度支持。傳統上家庭養老屬于非正式制度安排，在1980年代以來由單位保障向社會保障的變革過程中，我國仍未能實現家庭養老的制度化和正式化。我國需要強化針對家庭（夫妻、子女等）而非個人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建立基于家庭的養老資源與經濟資源的決策機制與分配機制。就退休政策而言，提高退休年齡意味著家庭退休與養老計劃的調整和改變，需要為其提供替代性或補償性選擇，如構建家庭承擔、社區協助、政府資助型的家庭養老模式，實現個人、家庭和社會養老服務的無縫銜接，消除高齡勞動者繼續工作的后顧之憂。
夯實以高齡勞動者積極參與經濟社會活動為核心的個人防線。從政策層面上，將積極就業政策有效從中青年覆蓋到高齡勞動者身上。結合高齡勞動者自身能力與就業需求特點，建立專門的高齡勞動者職業介紹、服務機構，實施有針對性的就業能力培訓項目，以及個人創業鼓勵計劃等。如通過公共部門的就業項目，為高齡勞動者提供服務性和社會性工作，以及設立“銀發創業計劃”等，鼓勵高齡勞動者利用自身的經驗和技能特長，創立小型公司、企業和門店等。
應對老齡化的措施范文4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可持續發展；影響；措施
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需要有一個良好的人口環境?！傲己玫娜丝诃h境，將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環境、資源的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288頁)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人口老齡化成為我國人口發展的趨勢，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諸多壓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制訂積極有效的措施，應對人口老齡化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本文試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人口老齡化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依據國際通行的標準，將60歲以上人口算作老齡人口，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超過10%或7%的地區，即可看作是進入了老年型地區。2000年，我國步入老年型國家，成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同世界其他國家大致相同，同時也呈現出自己的一些特點，如老齡人口規模大、增長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齡化趨勢明顯等。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是在本國家或地區完成工業化后，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因此，其對老齡化的承受力強。而我國是在經濟比較落后的條件下出現的，老齡化進程與經濟發展不同步，發達國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國是“未富先老”。我國是個人口大國，人口老齡化必然會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方方面面的影響，成為制約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導致老年撫養系數上升。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退出勞動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從事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減少，老年撫養系數上升，即被贍養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齡結構預測表明，老年撫養系數從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為12.9%，1999年為13.5%，2010年為17.4%，2030年為37%，到2050年則進一步上升為47.5%，勞動年齡人口與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骸度丝诶淆g化與可持續發展》，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頁)盡管少兒撫養比有下降趨勢，但由于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兒撫養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贍養費用也要比少年兒童撫養費用多得多，因此，勞動力成本會大大提高，這會降低產品的競爭力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速度。
2.影響勞動力的供給結構和數量。隨著我國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齡化最終將導致勞動力不足和勞動力年齡結構高齡化。經濟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主要是技術密集型行業，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要靠的是科學技術，勞動年齡人口老齡化的不利影響較小。而我國屬發展中國家，多是以體力要求為主體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由于不同年齡勞動力在體力、精力和適應力等方面的差異，我國勞動力供給結構和數量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3.影響擴大再生產。國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額時分為積累和消費兩大部分，積累資金是擴大再生產的源泉。在國民收入一定的情況下，積累基金的增長，意味著必須壓縮消費基金。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使國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醫療費用和福利費用等消費基金的壓縮極為困難，這不但消耗大量經濟增長的成果、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而且導致積累基金減少，特別是生產性基金減少，影響擴大再生產，降低經濟增長率。
4.引起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的變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著許多同青壯年不同的特點。老年消費群體的日益擴大，直接會引起社會消費結構的變化，從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動。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第三產業尤其是生活消費服務業的水平比較落后，遠遠不能滿足老齡人口的物質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會的穩定。老年人口因其體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導致自我撫養能力的衰減，而加重對別人的依賴，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目前，我國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家庭結構趨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資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養老的能力。受經濟基礎和社會發育程度的嚴重制約，現階段社會保障體制還不完善，老年人經濟自養能力不足，尤其是農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這將加重家庭的經濟負擔。隨著老年人數的增加，給家庭經濟收入和家庭消費水平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此容易引起代際矛盾，如果處理不好，就有可能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二、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長期人口發展規劃。目前，我國總人口已達到13億，龐大的人口基數已成為經濟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必須認真執行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繼續控制人口增長，保持總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時，在農村的總和生育率不變的情況下，適當提高城鎮的總和生育率，使城鎮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結構“四、二、一”格局的出現，減緩城鎮的老齡化速度，降低對老年人的供養系數。這既能控制人口增長，又可以防止老齡化速度過快，推進老齡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2.大力發展經濟，提高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力。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提前到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與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極不協調。在2020年之前，我國適齡勞動人口比重將始終處在60%以上，雖然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在提高，但在勞動力的總量上將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況。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我們應充分利用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黃金期”，大力發展經濟，使社會財富日益豐富起來，提高對人口老齡化的承受力，為適應老齡化的高速發展和高齡社會的到來奠定物質基礎。為此，我們要做到：（1）加快科學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2）把老齡產業作為老齡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增長點，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緩解社會的就業壓力，促進經濟繁榮。（3）利用地域間老齡化程度的顯著差異，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地域間的優勢互補，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國國情的安老體系。老年人是一個特殊的群體，應根據老年人的自身特點，逐步建立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老年照料服務體系、老齡政策法規體系，使老年人的經濟供養、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問題基本得到解決。（1）制定和完善相關的政策法規，健全老齡法規體系，維護老年人的合法權益。（2）建立一個公平與效率兼顧、基金來源多渠道、城鄉有別和社會養老與家庭養老相結合、多層次的與經濟水平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權利。（3）發揚我國尊老、敬老、養老的優良文化傳統，繼續發揮家庭養老在解決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維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區養老社會化服務進程。針對老年人尤其是高齡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點，大力發展社區服務，補充家庭養老功能的不足，將社區工作的重點轉向為全體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護理、文化娛樂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務上。
應對老齡化的措施范文5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中青年健康
中圖分類號:C92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515(2010)07―257―03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重大社會問題。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有效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必須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至少20～30年內采取相應措施。而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將在2030年～2050年到來[1]。為此,我們不得不關注目前處在15-45歲年齡段的中青年群體,他們既是當下經濟社會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創造社會財富的主力軍,也是日后人口老齡化發展最嚴峻時期的主要成員。本文以中年群體為研究對象,以探討他們的健康維護為切入點,旨在應對和緩解人口老齡化進程中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
1 人口老齡化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問題,不僅是老年人自身的問題,它牽涉到經濟和社會發展諸多方面。
1.1 家庭養老問題日益突出
我國現行《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十條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然而,迫于人口壓力,必須繼續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將使“四、二、一”家庭模式日益常態化,再加上人口遷移以及城市化等因素,老少分住、家庭小型化已成為必然趨勢,空巢老人、留守老人不斷增多,不僅子女對于老人的物質供養、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愈來愈少,有些老人還擔負著為子女料理家務、養兒育女的重任,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開始弱化,尤其是健康狀況差、無固定收入來源的廣大農村老年居民的養老問題更加突出,成為未來30年最重要的社會問題。
1.2 經濟發展受到制約
2000―2030年,15―24歲和25―39歲組占總人口的比例都持續下降,與之相反,55―64歲組的比例處于上升趨勢,40―54歲組的比例則是先升后降。此外,由于15―24歲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歲組也有一部分會退休,也都會導致勞動力供給的減少[2]。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統計資料,我國15到54歲的勞動力人口,到2015年達到10億左右的高峰后則呈逐漸下降趨勢。未來我國不僅要面對適齡勞動力資源相對不足的現實,還要面對勞動力人口中年長者比重逐漸上升的年齡結構變化以及勞動參與率下降,必將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
1.3 老年服務需求缺口很大
全國老齡辦最新統計顯示:截至2009年年底,內地60歲以上老齡人口已超過1.67億,占總人口的12.5%;中國內地65歲以上老年人已超過9000萬,其中有960萬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80歲以上高齡人口已達1806萬。老齡辦副主任吳玉韶在2009年召開的全國老年大學第10次研討會上透漏:“目前我國城市空巢家庭已達到49.7%,農村空巢和類空巢家庭也達到48.9%?！笔篂槔?、助老、養老服務需求突增。據2009年召開的第五屆全國老人院院長論壇資料顯示,目前僅養老床位缺口達到550萬張;需要養老護理員1000萬人,而目前只有22萬人,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老年服務需求缺口很大。
1.4 養老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在第三屆中國勞動論壇上,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何平介紹:“2006年,我國養老保險金總支出4897億元,比上年增長21%;2007年為5965億元,同比再增21.8%”。據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鄭斯林透露,2006年我國養老金缺口達2.5萬億元。尚未包括因制度因素無法享受養老保障制度的農村老人和城鄉無收入的老年居民。伴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進程,人的預期壽命不斷延長,養老保障覆蓋面不斷拓寬,養老保險基金的支出規模會逐年加大,養老金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1.5 醫療保障資金需求膨脹
一般來講,老年人吃穿用行的費用支出是可以控制的,但醫療費用卻難以預測。資料表明,老年人患病率較高的前5種疾病是:高血壓、冠心病、慢性支氣管炎、白內障及骨關節病[3],65歲以上老人一般均患有3―4種、有的甚至10種以上疾病[4]。根據2003年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結果來看,老年人與在職職工相比較:老年人的急性患病率是在職職工2-3倍,慢性病患病率是在職職工3-4倍,住院率是3倍左右。老年人所患慢性非傳性疾病,往往病程長、診治率高、治愈率低,長期靠藥物維持,醫療資源消耗巨大。隨著老年人口總量迅速增加,以及“新農?！钡柔t療保障制度的推廣,必將導致醫療保障資金的需求迅速膨脹。
2 改善中青年群體健康狀況是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措施
我國要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在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社會的戰略目標,就必須在盡最大努力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并將其負面影響降到最低。改善中青年群體健康狀況,提高中年群體健康水平,則是最有效的應對措施。
2.1 提升當今社會中青年群體的健康水平,可有效降低社會養老成本
據衛生部心血管疾病防治中心資料顯示,我國每年心血管病耗資3000億元,僅高血壓醫療費用300億元。據據1993～1998年國家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城市居民每年住院費用10―19歲為2244元,40―49歲為4577元,65歲以上則增加到5096元。老年人口患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是總人口平均水平的3―4倍[5]。可見老年人隨年齡的增加,患病率高、診治率高、時間長成為醫療衛生資源消費的主要群體。只有提升老年群體的健康指數,最大限度地降低老年期的患病率,延長慢性病致殘甚至失能的發生周期,便可減少醫療和照料服務資源的需求,有效降低社會養老成本。但老年人所患許多慢性疾病,實際上是中青年時期不良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隨著時間的推進,逐漸積累、發展變化所致。要保證老年階段的“頂部”健康,必須從中青年時期做起。
2.2 提升當今社會中青年群體的健康水平,可有效開發老年人力資源
西方權威心理學家研究表明:人的生命最大效益在60-90歲之間。在世界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中,60-70歲的老人占35%;70-80歲的老人占23%;80歲以上的老人占4%。即世界上有60%的重大成果是60-80歲的老年人創造的[6]。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通過的《政治宣言》指出:“老年人口的潛力是未來社會發展的有力基礎,社會依靠老年人的經驗、技術和智慧,不僅能首先改變他們的自身條件,而且還能改變社會條件,進一步促進經濟的發展?！钡?要挖掘老年人的價值,利用老年人的特長,發揮老年人的余熱,都必須建立在步入老年之列前,擁有健康身體,保持足夠充沛的活力,具備參與社會勞動的能力,才能夠實現變社會包袱為寶貴的人力資源。
2.3 提升當今社會中青年群體的健康水平,可最大限度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質量。
老年人的健康狀況不僅成為決定老年人醫療及照料需求費用支出的一個重要因素,還可能因此難以脫貧甚至重新返貧。研究結果表明,健康人口與非健康人口的家庭收入有明顯的距離,有成年人患病的家庭收入比健康家庭要低30%--40%[7]。1998年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在農村地區貧困戶中,疾病為主要致貧原因的占22%左右。由于健康問題帶來的高昂醫療及照料需求費用,作為包袱使老人陷在深深的自責當中,且得不到到應有的尊重,還受到社會及家庭成員的虐待甚至遺棄。關愛老人、尊重老人、提高老人的社會地位,除弘揚尊老愛幼的優良傳統外,必須提升老人的健康水平,使他們能夠適當參與社會活動,回歸社會的同時找回自我存在的價值,在社會認可中獲得尊重,在與人交往中體味快樂,在自助、自立、自養中感受內心的安寧。但只有從中青年甚至青少年時期抓起,才能為老年期的生存質量奠定堅實的基礎。
2.4 提升當今社會中青年群體的健康水平,可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
從現在起到人口老齡化高峰時段到來之前的這20年,正好是人口學專家公認的,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紅利”黃金時期。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發展經濟,在于最大限度地創造社會財富。社會財富是由人創造的,具體地講是由有勞動能力的勞動人口創造的。在有限的“人口紅利”黃金時期,推動經濟快速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就是吸納當今中青年群體充分就業,最大限度提高適齡勞動力人口參與社會勞動。這樣不僅在宏觀上可以增加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發展,創造社會財富,在微觀上可以獲取勞動報酬,增加個人儲蓄,為自己賺足養老的錢。而中青年群體的健康,則是其參與社會勞動的前提條件?？梢娞嵘斀裰星嗄耆后w的健康水平,有利于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
2.5 提升當今社會中青年群體的健康水平,符合國際社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取向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1990年世衛組織將健康老齡化作為全球解決老齡問題的奮斗目標。健康老齡化的核心,就是盡可能延長老人參與社會活動的年限,縮短老年人傷殘期與需要依賴他人護理的時間,使老年人獨立生活的健康預期壽命更長,縮短與社會隔絕與受歧視的年限,提高老年人的生存質量。2002年第二屆世界老齡大會上,“積極老化”作為國際長遠戰略被推向了全世界。積極老化理論的基礎是生命全程理論,核心是老化貫穿生命個體的全程。積極老化發展戰略有三大支柱,即“健康、參與、保障”,健康不但位列其中,而且被擺在第一位置[8]。健康是老年人參與社會活動的基礎,是發揮自身價值的保證,是遏制高昂醫療及服務費用支出的條件,是減輕國家保障負擔的良策。而積極老化就是通過生命全程的努力提高老年期的生命質量,最終實現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高級目標。由此可見,改善中青年群體健康狀況,應對人口老齡化符合國際社會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取向。
3 中年群體健康維護的有效途徑
事實證明,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生活在當今社會的中青年群體的健康問題,顯得十分重要。要改變中年群體的健康狀況,提升中年群體的健康水平,就必須通過各種途徑實施中青年群體的健康維護。
3.1 做實中青年群體的健康教育 我國古人提出“治未病”,這是健康維護的上策。而健康教育的核心就是樹立健康意識,預防疾病。在社會競爭日益激烈、生存成本愈來愈高,承受生活與工作雙重壓力的中青年群體,總是以年輕為資本、以時間為借口、以工作為理由,肆意透支并損害健康的現實,必須通過實施健康教育,強化中青年群體的保健意識,倡導科學、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們能夠關注健康,關愛生命,合理安排生活的各個方面,增進健康存量,降低未來生存風險,維護自己的身體健康。
3.2 改變中青年群體的生活方式 2009年初衛生部公布的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國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患者平均每年增長1000萬例,且有低齡化、年輕化的趨勢,已經成為影響中青年群體健康水平的主要因素。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在人的健康因素中,7%取決于自然環境,8%取決于醫療保障,10%取決于社會條件,15%取決于遺傳,而60%取決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中島宏告誡人們:“大約在2015年,生活方式疾病將成為世界頭號殺手”。因此,中年群體維護自身健康,必須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將預防、保健、養生放在首位。
3.3 加強中青年群體的健康管理 要維護中青年群體的健康,最佳方法便是實施健康管理。美國健康管理統計表明,良好的健康管理,能減少50%的死亡率,1/3的疾病可以預防。通過實施低成本、高效能的健康管理,使中青年群體通過健康檢查、健康預測等,認識自身的健康現狀,了解潛在的健康隱患及其危險指數,學習預防相關疾病的基本知識,掌握疾病發展趨勢以及最佳防治手段等,培養處理慢性疾病與傷害的能力。通過健康管理機構提供的個性化服務,真正做到早預防、早檢查、早治療、早康復。
3.4 拓展基層衛生服務功能要維護中青年群體的健康,就必須以基層衛生服務組織為依托,了解廣大民眾的衛生需求,拓展基層衛生服務功能,調整基層醫療服務方向,加強基層保健服務能力,建立健康管理的專門機構和人員。有針對性、計劃性、系統性的進行健康知識宣傳,做出健康體檢,為廣大居民做出健康預測,提供健康信息。使處在事業的開始或鼎盛時期,處在競爭漩渦之中,承受著生活與工作雙重壓力,因工作忙、時間緊而無法關注健康,無力維護健康,無時投資健康的中青年群體,在家門口就能享受到經濟、便捷的醫療衛生保健服務。不斷接受健康監督,及時了解健康信息,實施健康干預,更有效地維護自身生存的環境,為做出健康行為提供幫助。
3.5 完善醫療衛生服務制度 要維護中青年群體的健康,需要改變我們國家長期以來,衛生機構僅提供臨床與治療服務,健康教育、健康檢查、疾病預防等有效維護健康的方式方法得不到國家相關政策支持的現狀。國家應兼顧人口老齡化對醫療保健衛生服務的特殊需求,培養適合基層初級衛生保健工作的醫務人才,完善醫療衛生服務模式,拓寬醫療保障范圍,重視健康管理與疾病預防,加大預防保健經費的投入,建立以政府統籌為主導、疾病預防為中心、健康管理為基礎、醫療診治為補充、健康促進為目的的鏈條式綜合醫療衛生服務模式,為包括中青年群體在內的全體居民,人人享受全面、有效、經濟、便捷的衛生服務保健服務提供制度保證。
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全球共同面對的一大難題。在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我們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大力推進養老機構與設施建設,加快發展老年產業。但我們更需要從生命全程的視角,注重中青年群體的健康維護,使中青年群體在推動經濟建設加快發展的同時,為走向老年奠定堅實的健康基礎,為將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發展進程中的各種挑戰,做好充分的準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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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老齡化的措施范文6
【關鍵詞】 建立 綜合養老保險制度 必要性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同時,人口老齡化的過快發展,會導致老年人撫養系數升高,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沉重的壓力。中國由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挑戰也更加嚴峻。
一、當前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基金來源渠道單一,收支矛盾日顯突出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主要是保險費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財政補貼。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保費欠繳的情況非常嚴重,彈性收繳與剛性支出的矛盾日趨突顯出來,加上老齡人口數量的不斷上漲,享受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養老保險費用開支增加,成為應對老齡化危機最主要問題之一。
(二)交費率高,企業負擔重
目前的狀況是,養老金的交費率高達30%左右。由于一些企業破產倒閉,經濟效益不好導致養老金收不抵支,拖欠養老金問題特別嚴重。
(三)歷史欠債嚴重,“空賬”運行規模大
我國當前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但是在實際的實施中卻形成了一種在資金流程上與現收現付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空賬”運行機制。1997年《決定》指出已經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繼續按照過去的標準,這意味著企業要同時承擔退休職工養老金之需和為在職職工積累養老金的雙重任務,造成企業負擔過重,繳費困難,逃費、欠費現象嚴重。
(四)退休年齡偏低,且男女性別在退休年齡上差距太大
退休年齡的高低決定著領取養老金時間的長短。而退休年齡越低,則意味著領取養老金的時間越長,即用于支付養老金的基金需求就會越多。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沖擊
(一)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傳統理論的沖擊
經濟學理論認為,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私人養老保險市場成為不完全市場,而強制性政府公共養老保險能解決這一問題,此外,公共養老保險還能解決私人保險市場不能處理的通貨膨脹等風險,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各國都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公共養老保險計劃。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口老齡化使得世界各國的公共養老保險計劃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從而引發了對政府與市場、國家與個人在養老保險提供中各自承擔作用的探討。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沖擊
人口老齡化減少了人均GDP的數量,也減少了勞動力的供給,這些因素與老年人口增加相結合,自然影響到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
1.人口老齡化首先體現在老年人口撫養比的變化上。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出現,65歲以上老人的數量逐漸增加,而出生率的下降導致年輕的工作人口日趨減少,也就是說,工作人口負擔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不管今天的老年人以什么渠道獲得資金來源,老年人消費的是現在工作的人所生產但不消費的產品。大量老齡人口的存在勢必對整個社會生產出的經濟資源提出挑戰,也勢必造成人口跨代之間的收入再分配和跨代之間的不平等。從中國未來勞動力供給看,15至54歲年齡人口數量2015年后將顯著下降,55至59歲和60至64歲人口將成為勞動力重要組成部分,這與世界平均老年人口贍養率相比,我國在今后50年的老年撫養負擔增長速度更加明顯。
中國的老年撫養指數超出了在同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下的老年撫養指數的國際平均水平,意味著中國所要承受的老年撫養指數超出了國際上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其它國家,或者說,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壓力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工業化國家早在老年人開始消耗大量國家資源之前就實現了繁榮,而中國在沒有實現經濟的繁榮之前就面臨著嚴峻的老齡化,即“未富先老”現象比較嚴重,因此養老對社會提出的壓力更大。
2.老齡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領取養老保險金,帶來了養老保險資金預算的壓力。1989年全國離退休人數為2201萬人,到2005年增至5088.2萬人,增長了131.2%。領取的退休金從327.96億元升至5308.77億元,增長了16倍多。現在離退休人數不斷增加的前提下,養老保險資金收入小于支出,存在資金缺口。
三、建立綜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勢在必行
在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社會背景下,只有不斷進行養老保險制度創新,建立綜合養老保險制度,才能應對養老保險供不應求的社會矛盾。
(一)實施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養老方式
在我國現階段,家庭養老仍是目前養老的重要方式,這是由我國社會經濟條件及我國傳統的尊老、敬老、養老的優良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但是,由于老年人口增多,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家庭養老也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制定有利于家庭養老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機構,使養老服務社會化。
(二)擴大基金來源渠道,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
提高養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實行國有資產變現,發行社保長期債券,進入資本市場等措施,把社?；鹱龃?。
(三)積極發展企業年金計劃即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
強化個人自保的意識,加強企業和個人對養老保險的責任與義務,使得養老保險的各個支柱都得以(下轉第43 頁)
(上接第48 頁)發展和完善,為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打好基礎,為降低基本養老金的替代率,促進個人賬戶實賬運行創造足夠大的活動空間。
(四)逐步做實個人賬戶,解決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
1.建立賬戶分立制,建立個人賬戶專管體系。將個人賬戶從社會統籌金中分離出來,實行賬戶分立,從而避免社會統籌向個人賬戶“借”的風險。
2.建立專門的基金管理機構來負責個人賬戶基金的管理與營運,確保其保值增值。
(五)鼓勵個人繳費與退休待遇掛鉤,實施積極的促進勞動和就業的養老保險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