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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勞動力市場范文1
[關鍵詞]勞動力轉移；農民工市場；供需彈性；新《勞動法》
[中圖分類號] F24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11）12-0048-06
一、引 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成為我國一個重要的經濟現象，據估計，1983年在城市就業的農民數量只有200萬，到2007年，這一數字已高達1.37億①。一方面，對于農村來說，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轉移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另一方面，大部分農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質和城市就業體制的制約，只能在城市從事那些工資低、條件差的工作，合法權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長期以來城鄉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會、經濟原因，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從轉移的途徑和過程來看[1]，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農業內部從種植業部門向林牧漁業部門的轉移；第二個階段是從農村內部向以鄉鎮企業為主要載體的非農產業轉移；第三個階段是農村勞動力跨地區和向城鎮的流動。
改革開放以前，農村勞動力被嚴格限制在農村地區，主要從事農業生產，流動受到嚴格的限制。20世紀70年代末，從實行農業開始的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對農業生產產生了巨大的激勵效果[2]，農業勞動時間大大節約，形成公開的勞動力剩余，勞動力便開始了重新配置的過程。隨著勞動力流動條件的放松，城市企業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經濟的擴張，這種配置最終引起了勞動力向城市的大規模流動，并最終形成20世紀90年代的“民工潮”。
對城市而言，轉移的農村勞動力正成為城市勞動力供給的主要來源，城市農民工數量與城鎮從業人員數量的比值，從改革開放初期的幾乎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繼續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來說，根據發展經濟學的理論，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力不斷上升，這將會使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甚至最終消失[3]，可實際情況是，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卻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不斷擴大。這就形成了一個理論上的悖論，即農村勞動力空前流動起來的同時，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卻在迅速拉大，這說明勞動力流動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是有條件的[4]。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在相同條件下，我國農村外出務工人口與城鎮就業人口被區別對待[5]。大量研究顯示，中國并沒有形成統一的城市勞動力市場[6][7][8]，中國的城市勞動力市場包含了外勞和本地居民兩大部分，但這兩部分從業人員所屬的市場階層以及在市場階層之間的流動狀況是不相同的，從而構成有中國特色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和“城市二元社會”。
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經Jeremy I Bulow和Lawrence H Summers等人發展[10]，指的是把整個勞動力市場劃分為第一勞動力市場和第二勞動力市場，第一市場的工資較高、勞動條件較好、工作崗位較有保障、有較多的職業晉升機會，就業的往往是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型和技能型勞動者；而第二市場的工資較低、工作條件差、工作具有不穩定性和暫時性。在這兩個市場之間流動是比較困難的，一般說來，第一勞動力市場的就業者不愿進入第二市場，第二市場的勞動者羨慕第一市場的就業，但第二市場的勞動者無法進入第一市場。如果第一市場的勞動者愿意進入第二市場，他們是能夠比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現周期性失業時，第一市場的失業率要低于第二市場。第一勞動力市場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響，如工會力量、勞動保障制度、最低工資法等；而第二市場則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響，符合完全競爭的條件，其勞動力供需可以較迅速地由工資變化來調節。二元勞動力市場的特點還表現在兩個市場招聘新職員方式的區別上，第一市場的空缺職位通常不是到市場招聘而是由內部提升來完成；而第二市場則完全是市場招聘。
在我國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外來勞動力一般并不能進入到比較正規的部門就業，而大多數受雇于非國有經濟部門，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規部門。[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與城市勞動力相比，外來勞動力得到的工資和其他待遇相對也會較低。[12]平均起來，遷移者的工資僅是非遷移者的80%，而且遷移者在住房、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顯差于非遷移者。[13]顯然，農民工市場是城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
雖然農民工就業差，工資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國的農民工市場始終保持著較好的穩定性。企業總可以在農民工市場上找到他們需要的勞動力，而農民工也總能以較低的工資找到工作。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遷移仍在持續增加，未出現農民工的大量失業，企業也未遇見勞動力短缺問題。2004年春天，從沿海地區開始，進而向全國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開始出現，這種現象在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并且城鄉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國出現，是不可想象的。為此，有些學者驚呼，中國經濟發展的“劉易斯拐點”是否已經到來。[14][15]這種民工短缺現象在2008年結束，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中國城市開始出現大面積的農民工失業，失業的農民工最終不得不流回農村②。
為什么2003年以前農民工市場可以自動達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則交替出現“民工荒”和失業等勞動力市場的缺口。如果說中國的城市吸納不了那么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那么，為什么2004年在全國會出現大面積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釋2008年大量民工失業呢？農民工市場，甚至城鎮勞動力市場均衡與波動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說，是什么因素的變化導致了農民工市場的波動？
2008年，我國開始實施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那么，新《勞動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農民工大量失業的原因嗎？它是否加劇了農民工市場的波動？本文試圖提供這些問題的一個解釋框架。
二、中國農民工市場均衡模型
影響中國農民工市場的供求因素主要有兩部分，一部分被稱為系統性因素，包括國家政策、市場環境等，系統性因素對第一、第二勞動力市場均產生影響；另一部分可稱為非系統性因素，主要包括國家與農民工相關的制度與政策等。
在決定農民工市場供求的諸變量中，工資水平無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變量，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需求和經營狀況確定合適的工資雇傭員工，農民工則根據工資的高低做出轉移決策影響勞動力的供給，當供給和需求相等時，農民工市場達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業和農民工做決策所依據的工資水平，并不是同一個工資水平。農民工市場上的勞動力是從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他們對工資水平的了解途徑主要是熟人打聽、媒體報道等，消息來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并且，農民從做出轉移決策到成為農民工市場的一員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影響農民工供給的工資水平是前一段時期已有的工資水平。此外，農民工的遷移決策還受到遷出地農業收入的影響，只有當轉移后的工資收入大于轉移成本和不轉移的農業收入之和時，農民才會做出轉移決策。因此，農民是對前一個時期的工資水平和農業收入的差額作出反應，差額越大，轉移的農民工越多，從而農民工市場上的勞動力供給也越多。不同的是，企業由于更接近勞動力市場，可根據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狀況迅速的調整勞動力的需求，所以，企業決策所依據的是當前工資水平。在t時期，我們可以近似認為企業根據t時期的工資作出需求決策，農民工根據t-1時期的工資作出供給決策。
假設企業可以根據市場狀況迅速調整需求和工資水平④，在具有線性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條件下，
t時期的供給：QSt=γ+δ（Wt-1-R） （γ，δ?酆0）（1）
t時期的需求：QDt=α-β?Wt （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別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資水平，R為遷出地區的農業收入水平，δ、β為t時期勞動力供給和需求彈性，γ和α分別表示t時期影響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與工資水平無關的其他因素。
當農民工市場均衡時，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題2：若δ?酆β，即供給的工資彈性大于需求的工資彈性，在調節供求的過程中，工資Wt隨時間偏離均衡工資水平，若δ=β，即供給的工資彈性等于需求的工資彈性，在調節供求的過程中，工資Wt隨時間保持單位震蕩，若δ?芻β，即供給的工資彈性小于需求的工資彈性，在調節供求的過程中，工資Wt隨時間向均衡工資水平收斂。
由命題1可知，初始工資水平與均衡工資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資Wt初始狀態距均衡工資越近，反之則越遠。給定外部環境及供需的工資彈性，（W0-）又受轉移當地工資水平的影響，在一定條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變工資的初始狀態與均衡工資的相對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 時期初始狀態時的勞動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對位置則表明此時的供求關系，W0?酆，供大于求；W0?芻，供小于求。
命題2表明，是否偏離或收斂于均衡工資水平取決于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的相對工資彈性，只有當供給的工資彈性小于需求的工資彈性時，勞動力市場才會自動的收斂于均衡的工資水平，從而自動實現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否則，工資會隨時間偏離均衡工資，甚至偏離幅度越來越大，引起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大的波動。
以δ?芻β為例，圖1給出了勞動力的供給曲線S 與需求曲線D。給定初始工資W0（這里假設高于 ），順著箭頭，我們可以在S曲線上讀出下一期的供給量（第1期）將為Q1，為使市場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須也為Q1，而這當且僅當工資水平在W1時，方能做到（向下的箭頭）。現在，根據S曲線，工資W1會導致在第2期產生Q2的勞動供給量，且為使市場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線，工資必須定在W2的水平。重復這一推理，工資與均衡工資的偏離不斷減小，勞動力市場也自動回復均衡。由于這一過程是在無明確起始點，連續的時間序列中進行的，因此，我們總會觀察到相對均衡的勞動力市場。
δ?酆β和δ=β過程與δ?芻β類似，只是δ?酆β時，工資路徑雖是震蕩的，卻是發散的，導致勞動力供需缺口越來越大。
三、中國農民工市場的均衡與波動
根據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構成以及農民工市場的波動情況，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劃分為三個階段，如表1所示。
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以前。實行之后，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出現，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時改革開放剛進行不久，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不足以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并且，農業效率的提高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這些因素都降低了農村勞動力離開農村進城的積極性。因此，在整個這一時期，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數量還很少，城市勞動力市場主要以本地勞動力為主，表現為一元勞動力市場。
第二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隨著農業改革效果的顯現，農村產生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⑦。與此同時，區域與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向沿海和城鎮地區轉移，形成大規模的“民工潮”。城市開始出現二元勞動力市場，即以城市當地勞動力為主的第一勞動力市場和以農民工為主的第二勞動力市場。但此時城市勞動力市場大致處于穩定狀態，即轉移的勞動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業也能夠以一定的工資在市場上找到需要的勞動力，政策與宏觀環境的變化只影響工資水平，并不造成勞動力市場的波動⑧。
第三個階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數量繼續穩定增加，與此同時，城市農民工市場開始出現波動。2004年春天，從沿海地區開始，進而向全國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開始出現，這種民工短缺現象在2008年結束。2008年，由于次貸危機的影響，中國城市開始出現大面積的農民工失業，失業的農民工最終不得不流回農村。
農民工市場，甚至城市勞動力市場均衡與波動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說，是什么因素的變化導致了農民工市場的波動？我們嘗試用農民工市場模型來解釋這個問題：
在第一階段，農民工市場尚未形成，城市勞動力需求和供給雙方分別是企業和本地勞動力。雙方均根據現期工資做出供需決策⑨，工資水平能夠迅速調節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從而達到均衡。
在第二階段，大量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改變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構成，形成中國獨有的農民工市場。在此階段，由于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并且農村尚有大量富余勞動力，致使我國農村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的特點，即勞動力供給的工資彈性δ 小，而作為農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業主要從事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勞動力成本占產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對工資較為敏感，即勞動力的需求彈性β大，由模型可知，當δ?芻β時，勞動力市場的工資會自動趨向于均衡工資，從而實現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沖擊的情況下，只要不改變δ和β的相對大小，勞動力市場仍會自動趨向于均衡。隨著企業技術推進，對熟練工人與技術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彈性變小，由于熟練工人和技術工人是整個農民工群體的一部分，對他們的需求彈性變小意味著整個農民工市場的需求彈性β變小。同時，經濟的發展使農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農業稅的改革使得從事農業生產變得更加有利可圖，對農民工來說，務農和進城務工是相互替代的關系，農業收入的提高使農民對進城務工的工資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隨著多年的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可供繼續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大大減少，新生代農民工對工作條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這些都改變了中國農村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性，使供給彈性δ變大。
供需彈性的變化最終改變了δ和β的相對大小，到第三階段，當δ?酆β時，Wt隨時間推移偏離均衡工資水平，引起勞動力供需的失衡，導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又引起了全國范圍的農民工失業。值得注意的是，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現為“技術工荒”和“熟練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圍農民工失業主要是無技術和非熟練的農民工失業呢？首先，對“熟練工”和“技術工”來說，供給更加富有彈性，而需求則更加缺乏彈性，也就是說，其δ比普通農民工大，β比普通農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變δ和β的相對大小從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現為“技工荒”和“熟練工荒”；其次，對“技工”和“熟練工”來說，由于諸多條件的限制，他們無法進入城市第一勞動力市場，而只能屬于農民工市場的一部分，和其他農民工一起競爭工作崗位，即使“熟練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們可以通過“擠占”普通農民工工作崗位的方式繼續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受影響最大的首先是從事簡單勞動加工的企業，技術含量較高的企業幸存，對城市農民工市場而言，這表明普通農民工的需求大幅減少，而“熟練工人”和“技術工人”需求的變化則較小，其結果是使大量無技術的普通農民工失業。
四、新《勞動法》對農民工市場的影響
2008年1月1日開始，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新《勞動法》旨在“完善勞動合同制度，明確勞動合同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構建和發展和諧穩定的勞動關系。”
與1995年的《勞動法》相比，新《勞動法》更傾向于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其中引起熱議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機構之間的派遣工作，二是試用期，三是補償金，四是無固定期限合約。
從企業的角度看，新《勞動法》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業生產產品的成本增加，將降低勞動密集型企業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促使企業不得不減少用工數量以降低成本。與此相對應，資本密集型產業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產產品總成本的比例比較低，所受影響要小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我國城市資本密集型產業所需勞動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勞動力市場，農民工市場則主要與勞動密集型企業相關，新《勞動法》主要影響農民工市場而非第一勞動力市場。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為理性決策的主體，企業的最優反應是減少雇傭勞動力的數量，用資本替代勞動，這將降低農民工市場的勞動力需求量，而新《勞動法》對企業用工的諸多限制則降低了農民工市場的需求彈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勞動法》對不同的農民工群體影響是不同的，技術工人和熟練工由于早已達到新《勞動法》規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對企業來說，對這部分農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無技術的普通農民工更加缺乏彈性，因此，新《勞動法》對他們的影響比較小。與此同時，新《勞動法》看似保護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練、無技術農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業對這部分農民工的需求彈性較大，最終結果可能是這些最底層的農民工受到最大的沖擊。
從農民工的角度看，新《勞動法》使得農民工在用工市場上的相對地位提高，降低了勞動力的供給彈性。在新《勞動法》規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勞動力市場均衡企業所能支付的工資時，由于我們尚不能確定新《勞動法》對δ和β的相對大小的影響，因而也就無法確定新《勞動法》對農民工市場均衡的影響。但如果新《勞動法》規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過了勞動力市場均衡時企業所能支付的工資，將會引起勞動力市場上供給大于需求的缺口，導致農民工的失業。
從長期看，為了應對新《勞動法》帶來的用工成本的變化，提高產品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企業將加強技術改造的投入，技術的進步會進一步增加企業對熟練工人和技術工人的需求，降低對這部分工人的需求彈性，而長期農民工的供給彈性變化有限，需求彈性的降低最終會導致需求彈性β小于供給彈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條件下，需求大于供給的周期中會加劇“技工荒”和“熟練工荒”，供給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對普通農民工崗位的“擠占”而加劇普通農民工的失業。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在我國城市具有二元勞動力市場結構的條件下，農民工市場屬于第二勞動力市場。由于農民工的供給受上期而不是當前工資水平的影響，而企業則是根據當前工資狀況決定勞動力的需求，這就有可能導致農民工市場的波動。農民工市場是否可以通過工資的自動調節達到均衡，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彈性的相對大小，2003年以前農民工市場能夠自動達到均衡，是因為與需求彈性相比，供給彈性比較小。隨著各種影響彈性因素的變化，從2004年開始，供需彈性的相對大小發生了改變，從而引起了農民工市場的波動，其表現為先是2004年開始的民工荒與技工荒，接著又是大量的民工失業。
新《勞動法》增加了企業的用工成本，但尚無法確定其是否會改變供需彈性的相對大小，因而也無法確定是否引起了農民工市場的波動。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新《勞動法》所規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過了市場的均衡工資水平，從而加劇了農民工的失業。
從供需彈性的相對大小出發，探討農民工市場的波動，政策含義是：
農村勞動力市場范文2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存在問題：應用措施：探究：總結
一、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含義的分析
所謂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是轉移農業勞動力，進行第二、三產業結構的勞動力轉移優化。隨著國家城市化經濟的發展，農村勞動力實現了城市范圍的逐漸轉移，這是我國市場經濟運作的一種趨勢。在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常見的現象，這是社會經濟體制不斷優化的一種標志。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模塊的分析，可以保證當下的工業經濟的穩定運行，這是市場經濟資源配置優化的一種途徑。在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工業化與城市化這兩個環節是相互協調的，是當代市場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目前來說，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方向是中東部地區、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狀況良好，對勞動力的需求量也比較大。
經濟待遇問題是吸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經濟體制的不斷健全，城市化步伐的不斷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實現了向城市的轉移，在此過程中，應該解決好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這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意義非凡，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及其應對措施
1.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問題
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日益成熟，但是目前來說我國的市場勞動力體制依舊是不健全的，特別是城鄉勞動力市場統一性的缺乏，難以滿足現階段的勞動力轉移問題的解決。有些城鎮、城市并不能就農村勞動力就業情況，展開具體的就業體制的健全，難以確保農村勞動力的統一性、科學性的規劃應用，正是這種城鄉統籌策略的缺乏，才導致現階段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操作過程中的麻煩。我國城鄉的勞動力中介組織體系也是不健全的，難以確保農民就業群體的自身利益的保護，難以就城鎮轉移問題及其農民收入問題展開剖析，影響了現階段的農民勞動力環節的正常應用。由于確保必要的市場勞動力資源配置，農民外出務工轉移工作不能得到科學的配置，制約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正常開展。
受到我國社會就業市場性質的影響，我國的勞動力市場結構是不平衡的，經常出現某些崗位的過度飽和，有些崗位過度缺乏的現象。這對于農民工不合理就業的影響非常大，當然這與農民工的自身技能環節是密切相關的。有些就業崗位對于技能要求比較嚴格，即使是建筑類型的崗位，也需要應聘者具備相應的工作能力，這與農村勞動力的自身知識教育水平是密切相關的。首先是農民工基礎教育體系的缺乏，其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專業技能比較單一。其外出打工人員較多從事搬運工、建筑工等，難以滿足現代化工作崗位的需要，比如需要一定的機械維修技能、電焊技能、車床技能等。
目前來說，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權益也是難以得到維護的，這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是密切相關的，在就業過程中，農民自身合法權益得不到維護的情況是非常常見的。農民工在就業過程中也享受不到與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權益，特別是戶籍管理制度的應用，加劇了這種不公平性。我國農民工的就業環境是非常不樂觀的。比如社會上一些錯誤就業觀念的影響，對于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歧視。隨著時代得到發展，雖然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有效應用，關于行業限制、工種限制等的問題不斷得到解決，但是受到國家硬性制度的影響，農村勞動力大軍在就業過程中依舊被歧視。隨著農村勞動力生活成本的提升，如果依舊保持原有的工資，是很難滿足農民的正常生活的，上述幾個因素都影響了農民工流動性就業。
2.農村勞動力轉移應對方案的優化
為了滿足當下的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農村勞動力轉移應對體系的健全是非常必要的。比如進行勞動力市場體系的優化，進行城鄉市場勞動力體制的優化、統一，進行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的健全。在勞動力市場應用過程中，要進行勞動力網絡資源的共享，實現其統一規劃，確保城鄉區域的就業信息網絡系統的健全，積極做好勞動力崗位供求信息的相關工作。通過對城鄉勞動力資源信息共享體系的優化，確保城鄉統籌模式的正常開展。在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政府也要進行行政干預，確保一些勞動力資源配置政策的出臺，要按照市場的具體需要，進行勞動力資源的配置。在工作過程中，政府要明確好自身的角色，確保勞動力市場服務水平的提升，進行系統化、科學化的就業服務網絡的優化，確保農村勞動力市場競爭力的提升，實現城鄉經濟的勞動力市場體系的健全。
為了更好的進行市場勞動力結構的平衡，要針對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問題展開優化，比如進行農民工技能的培訓，比如建筑工程、水利建設等技能培訓工作的應用，確保農民工整體素質的提升。在培訓過程中，也要積極進行新型技術模式的應用，確保符合市場的培訓模式的應用。針對農村勞動力的自身性質、居住特點、流動特點，還可以展開夜校教育、函授教育等模式的開展，確保農民培訓工作的正常開展。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解決過程中，也要進行農村勞動力合法權益的保護，確保社會矛盾的協調，進行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在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過程中，相關政府部門要針對城鄉區域的市場工作模式，展開跨區域的合作機制的應用，進行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維護。在工作過程中，通過對勞動保障監察制度的應用，進行勞動力市場監察工作的強化，以有效解決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事件，進行市場勞動法的有效落實。針對一些勞動環境差、農民工工資拖欠等問題展開行政處罰模式及其經濟制裁的應用。在勞動力市場體制健全過程中，也要進行企業社會保障模式的應用，進行農民工合法權益的維護。
三、結語
通過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現狀的剖析，可以更好的進行應對措施的優化，從而優化勞動力市場，實現對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利用。（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社會工作班）
參考文獻
[1]張曉燕，白曉梅. 農村城鎮化與農業可持續發展[J]. 廣西社會科學. 2006（01）
農村勞動力市場范文3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一體化勞動力
勞動力市場是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動力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使勞動力資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安徽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大省。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阻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影響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因此，積極推進安徽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對實現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對安徽城鄉經濟和諧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現階段我省城鄉勞動力市場存在的問題
1.發育程度不平衡
受我國戶籍制度和勞動就業政策等的影響，我省城鄉勞動力市場發育嚴重不平衡。農村勞動力市場數量少，規模小，管理落后；相比之城市勞動力市場則要完善得多，各地市都有比較正規的、固定的勞動力市場，也有臨時性的、政府組織的大型的勞動力市場，市場組織相對較多；市場供求信息傳播速度相對較快且渠道多。
2.就業機會不平等
第一，城鄉勞動者在各地域勞動力市場獲得就業的機會不同。我省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緩慢，其對勞動力的需求遠遠不能滿足供給，使大量的勞動者無法在本土獲得就業崗位。而城鎮勞動力市場多，市場對勞動力的需求也相對要多，城市勞動者比較容易獲得就業機會。
第二，城鄉勞動者在同一勞動力市場獲得的就業機會不同。這里是指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首先，因主觀原因使就業機會不同。從全省城市勞動力市場需求看，對勞動力素質有要求的都在90%以上，其中，大多要求勞動者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2006年全省農村外出從業勞動力中，文盲占2.6%；小學文化程度占20.5%；初中文化程度占71.3%；高中文化程度占4.8%；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8%。他們中的大多數又缺乏熟練的勞動技能,因此在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中處于劣勢。其次，因客觀原因使就業機會不同。一方面在現有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全省各市基本都有對城市就業困難群體和下崗人員的幫扶政策和措施。這樣，使來城市就業的農村勞動者與他們的就業機會不同；另一方面由于戶籍制度等因素和城鎮為保證就業率而對進城務工或從事經營活動的農村勞動者所制定的種種限制政策,導致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上自由流動。
3.就業服務體系發展不平衡
第一，在信息網絡建設方面，農村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嚴重滯后。信息傳播速度慢且渠道窄，一些偏遠的農村根本無信息網絡系統，嚴重影響了信息的及時性和有效性。全省城市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建設近幾年來有了較快的發展，信息傳播面和信息傳播速度都要優于農村市場。
第二，在就業服務組織方面，農村勞動力市場就業服務和就業服務組織嚴重缺乏。從全省外出農村勞動力轉移看，大多處于自發、無序、零散的狀態，缺乏集體組織，少有政府引導。此外在勞動力市場信息收集、就業指導和咨詢、推薦崗位、協助勞資雙方簽訂就業合同等方面提供服務的組織及勞動關系協調組織嚴重缺乏，即使在城市勞動力市場中，也缺乏專門針對外來勞動力的就業服務的機構，從而影響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對農村經濟的影響
1.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現階段在我省農民收入構成中，工資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已成為農民增收最直接、最重要的推動力。農民工資性收入由1995年占農民人均收入比重的11.62％提高到2008年的30.11％。從目前的狀況看由于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一是使在城市的農民工多處在低工資的部門。調查顯示，2008年全省轉移到工業、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等三個行業的勞動力占全省轉移勞動力的67.6％，大都從事簡單勞動；二是使他們與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三是使農村勞動力不能順暢地向城市、向正規部門流動，從而極大地影響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所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農村居民消費，必須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
2.不利于農民人力資本的提升和先進文化在農村的傳播
第一，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制約了農民人力資本的提升。一方面，我省轉移勞動力大多集中在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技術要求低、工資低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使大多數農民工無時間也無能力自己出錢去參加培訓；再加上崗位對技術的要求比較低，也使他們沒有足夠的動力去進行培訓，從而使他們自身的勞動技能和素質不能有效提高。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影響他們向技術水平要求高的部門和正規部門流動，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另一方面，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使農村勞動力不能自由地向城市和發達地區流動，影響了他們對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學習，制約了先進文化和城市文明在農村的傳播。
第二，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使農民不能充分享受政府提供的培訓，職業技能不能迅速提高。在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條件下，政府舉辦的培訓的服務對象是城鎮勞動者而不是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農民工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的免費培訓。雖然我省2007年頒布了《安徽省農民工技能培訓補助資金使用管理暫行辦法》，對農民工技能的提升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由于對技能培訓、職業技能鑒定補助資金相對較少以及缺乏組織，對農民工人力資本的提升的作用是有限的。
3.不利于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市場要能夠實現對資源合理、有效的配置，依賴于一個統一、開發、競爭市場的形成。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使市場運行機制不能有效運行，一方面使農村需要的技術人員不能獲得，影響了農村產業的發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勞動力的價格不能真正反映其自身的價值，供需雙方難以科學決策，導致市場勞動力的供求失衡。
大力推進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政策建議
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實質就是消除現存的城鄉市場分割的局面,使城鄉勞動力能夠自由地流動，能夠平等地享有各項權利，從而最大限度地縮小現存的城鄉差別，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發展。
1.進一步消除形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性壁壘
第一，要逐步剝離依附在戶籍上的各種利益關系。主要是和戶籍掛鉤的城市公立學校義務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社會保障、政府住房補貼等，使城鄉勞動者在享受社會公共資源方面是平等的。一是要加快統籌全省范圍內的義務教育；二是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要逐步完善農村醫療保險制度，提高農村醫保水平；要擴大城鄉各類企業參加社會保險的覆蓋面，逐步使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工獲得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權益；要分批、分階段地統籌各地城鄉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縮小城鄉居民間的差異。三是要加大、加快廉租房的建設，進一步放寬獲得廉租房的條件，逐步把長期在城市務工的、符合條件的農民工也列入其中。
第二，要繼續逐步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戶籍管理制度是造成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一項基本制度。在改革戶籍管理制度時要注意改革的力度，應在逐步剝離了依附在戶籍上的各種利益關系的條件下進行，否則，很容易對城市帶來破壞性的沖擊。
2.統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
第一，要打破城鄉分割的市場管理體制，建立和健全城鄉統籌的工作機制
要突破城鄉市場建設和管理上的分割局面,將目前城鄉分割的體制轉為城鄉市場協調發展的體制。一是協調城鄉各級市場管理組織的職能及不同部門之間相互抵觸的政策規定。二是實行城鄉統一的就業、失業登記制度，促進城鄉勞動力資源的合理配置、開發和利用。三是加快法規體系建設，從法律上規范市場交易行為。要進一步清理和取消不利于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的政策和法規,從根本上打破城鄉分割狀態。四是統籌城鄉市場管理。整頓市場交易活動，維護市場秩序，依法保障進城農民的各項合法權益。
第二，統籌城鄉勞動力市場建設
一是加快農村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信息傳播基礎設施比較落后，影響了信息傳播面和傳播速度，因此，政府應加大對農村信息傳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
二是建立全省統一的就業供需信息系統，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提供免費平臺。整合現存于各級政府的就業供需信息，使之成為統一的系統，做到信息共享，使就業信息利用率最大化。
三是加強市場服務建設，特別是針對農民工的就業服務和就業服務組織建設。這方面包括：（1）設立駐外省就業信息監測站，收集、分析就業信息，加強與外省就業服務機構的溝通和聯系，為農民工提供廣泛的市場供求信息。（2）設立農民工就業指導機構。（3）加強勞工組織建設，切實維護和保障勞動者利益等。
四是加強市場建設，注重發揮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作用。各地政府應加大財政投入，加強市場建設，為勞動力供求雙方提供場所；要注重發揮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作用，盡可能地降低交易費用，減輕就業成本。同時，要對市場的監督管理，特別是要加強對社會職業中介的監管，以維護交易的正常秩序和公正。
3.進一步重視和加強農民的教育和培訓
農民自身的人力資本存量較低，是影響其流動的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因此，要使農民工能夠獲得同等的就業機會，必須加大對農民工的教育和培訓。
第一，應重視農村義務教育，以提高農村居民的整體素質。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確保農村孩子能夠完成義務教育，提升未來農村勞動力的整體水平。
第二，建立健全農民工職業培訓制度。一是各級政府應將愿意轉移的農民工納入到統一的就業培訓計劃中。二是各級政府應加大對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和技能鑒定的補貼力度，鼓勵農民工進行職業技能培訓；三是支持和鼓勵社會各類教育培訓機構承擔農村技術培訓任務,開展多領域、多渠道、多形式的職業教育和技術培訓活動。
參考文獻：
農村勞動力市場范文4
關鍵詞: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產業結構;經濟結構
中圖分類號:F304.6文獻標識碼:A
長期以來,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在農村,嚴重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加。從全國來看,2006年末統計全國農村人口9億多,農村常住人口中勞動力總資源5.3億,3.7億多為農業勞動力,而農業生產需要約1.7億勞動力。農民進城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口流動,而是實現我國工農業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市轉移是各個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必然發生的現象,也是每個國家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邁進所必須面對的重大社會經濟問題。
一、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原因分析
1、制度之因――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遲滯與歷史慣性。從國際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市場化、現代化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普遍化的經濟現象。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著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約束與現實困境;二元經濟結構一方面為中國工業化基礎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三農”問題的生成與加劇。改革開放以來,傳統二元經濟結構受到了來自市場化改革與農村制度創新的共同沖擊,但迄今為止,這種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遲滯與歷史慣性依然是制約“三農”難題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礙。
2、國內現實存在的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制約因素
(1)城鄉結構矛盾明顯,妨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一是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2007年底我國城鎮人口5.94億人,城鎮化水平44.9%,在《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公布: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246,619億元,比2006年增長11.4%。分產業看:第一產業增加值28,910億元,增長3.7%;第二產業增加值121,381億元,增長13.4%;第三產業增加值96,328億元,增長11.4%。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1.7%,與2006年持平;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為49.2%,上升0.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為39.1%,下降0.3個百分點。城市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發展速度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而農村勞動力轉移恰恰最容易進入城市服務業。二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鄉居民身份差異給農村勞動力的自由遷移增加了成本和風險,影響了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三是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不高,就業競爭能力較弱。四是隨著城市失業數量的增加,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愈加激烈,過高的城市失業率會加大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尋找工作的機會成本。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自發性、無組織性及秩序混亂。由于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農村勞動力轉移表現為大量的無組織和自發性特征,受過專業培訓的人員很少。主要表現在:由于農村勞動力就業供求信息不暢,缺乏組織與合理引導。而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又爆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我國農村勞動力的流向產生了影響,造成了大量民工潮的回流,回流的這部分勞動力閑置在當地,給當地政府造成了就業等方面的一定壓力,如何安置這部分勞動力,成為各地政府的當務之急。
(3)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渠道單一,直接受地域影響的制約。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信息主要來源仍然靠親友相傳和本村外出人員的介紹,對廣播、電視和報紙上的用工信息缺乏信任,這就使得其用工信息來源渠道單一,而用工信息來源渠道單一又導致相同地方的外出務工人員集中于相似的行業,極易產生內部的競爭,不利于其收入的增加。
二、促進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措施
針對前面分析,具體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改進的措施,筆者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
1、重視產業的轉移與承接。農村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聚集有著密切的關系,哪里產業聚集效應大,哪里吸引的勞動力就多。反過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又加速了這些地區的產業聚集。但是,伴隨這種正反饋機制的形成,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又出現了一種新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對中西部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只有當中、西部地區有自己強大的產業聚集,實現東、中、西部產業趨同,地區差距才可能縮小。因比,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大的地區,要認真研究產業集聚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得到足夠發展后,會向下一個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轉移。因此,做好產業承接,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在本區域內轉移,這既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所在,也是加速本區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必然選擇。但是,產業轉移除受比較優勢的因素影響外,制度、市場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地區雖有比較優勢,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場發育滯后,產業轉移也會受阻。
另外,經濟欠發達地區相對便捷的基礎設施和相對成熟的產業鏈比不上東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要大力推動制度創新,擴大對外開放水平,優化投資環境,加快市場機制的培育和發展。
2、加快城市化進程,擴大就業需求。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向現代經濟部門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因此,我們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經濟規模較大,產業門類較多,聚集效應強,消費水平較高,為解決農村就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推動城市化,要不斷加快現有大、中城市發展,繼續調整和完善經濟結構、提升產業檔次,提高城市的經濟效益,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提高各類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綜合管理水平,充分發揮大、中城市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作用。小城鎮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路徑。我國多數小城鎮現有人口規模小,經濟發展空間較大,吸納就業能力較強,農民進鎮成本低,可以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提供現實需求。還要看到,多數農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經營的同時兼營二三產業,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還不完全具備離開土地進入離家很遠的大、中城市的條件。小城鎮具有與農村聯系緊密的區位優勢,便于直接發揮輻射和帶動功能,促進水利、道路、環保、農電和通訊等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讓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仍舊居住在村里,讓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單純將勞動力從農村遷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鎮更加便捷、有效。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體現特色,注重質量,逐步完善,把擴大就業需求,引導農村勞動力轉移作為優先目標。為此,要大力發展小城鎮經濟,引導鄉鎮企業合理聚集,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根據小城鎮特點,立足本地資源優勢,以產業為依托,培育龍頭企業,大力發展特色經濟,逐步擴大產業規模。完善小城鎮的投融資、用地、戶籍、購房、發展二三產業等相關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鎮發展,拓寬小城鎮投融資渠道,吸引民間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企業、外商以多種方式參與小城鎮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經營,發展小城鎮的各項公益事業。在保護耕地和農民合法權益的情況下,妥善解決城鎮建設用地。改革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取消對農民工的種種不合理限制,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
3、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改善勞動力市場環境。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化程度較低,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分割十分嚴重,農民進城就業壁壘重重,對緩解短期勞動力供給局部短缺矛盾極為不利。
首先,要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構建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有效機制,改善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環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和職工社會保障與福利標準,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證勞動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訓的權利。消除就業歧視,使農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身份、戶籍、住房、培訓、醫療衛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農民進城就業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
其次,要建立勞動力供求預警機制。過去我們較多地關注勞動力需求不足,對勞動力供給關注較少。面對我國勞動力供求的新形勢,尤其是勞動力供給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業應提高勞動力供求預測意識,及時根據勞動力供求變化,掌握更全面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制定相應對策,維護勞動力市場供求穩定。
再次,以改善勞動力供給為目標,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資指導線為宏觀手段,按照企業名義工資率逐年增長水平應等于全國平均長期勞動增長率的要求,引導工資合理增長。同時,加強工資和價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對工資、價格實行管制,如對價格和工資進行凍結;二是推行以激勵為基礎的收入政策,即對工資增長率超過工資指導線的企業課以重稅,對工資增長率低于工資指導線的企業予以減稅。學習西方發達國家裁員與減薪替代經驗,以減薪的辦法減輕簡單裁員對勞動力市場帶來的震蕩。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國公司開始注重社會形象和社會責任,他們在需要裁員時,先與職工代表商議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辦法替代10%的裁員計劃,如果一年以后公司業績仍沒有好轉,才考慮實施裁員計劃。
最后,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力度,依法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通過輿論引導和政策推動,加大宣傳力度,嚴肅勞動保障執法,凈化勞動力市場環境,規范企業用工和工資支付行為,嚴格社會保險費用征繳,強化企業勞動保護和勞動者自我防患意識,完善勞動者對侵權案件的投訴舉報與受理制度,健全勞動保障爭議調解和仲裁機制,依法依規保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要真正實現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實現集約型經濟發展戰略,就需提高勞動者素質。高素質勞動力意味著高工資、高福利、高產出,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業市場競爭迫使城鄉勞動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質,這種競爭也是提升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關鍵。各級政府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安排足夠的經費用于普通勞動者培訓,使財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勵和引導農村勞動力提高素質。同時,鼓勵和引導用人單位積極承擔起職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任務,以提高農村進城就業者的職業技能水平。
(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周濟.發揮職業教育在農村勞動力轉移中的重要作用.
農村勞動力市場范文5
[關鍵詞]人力資本；投資失衡；市場分割；歧視效應
[中圖分類號]F2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7)06-0037-05
西方現代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產生背景是歐美等國家剛剛完成工業化的時代，其理論建立在勞動力市場是統一完全競爭的假定基礎上。但是，統一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在現實中并不存在，尤其在二元結構的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之間分割比較突出。勞動力市場分割導致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失衡主要表現在農村與城市勞動力市場之間、西部與東部勞動力之間。
一、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與現實
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提出時間為20世紀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帕雷(Piore，70年代)，戈登、愛德渥茲和瑞奇(Gordon D，Edwards R andReich M，1982；Reich，1984)等。這是對西方20世紀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一個基本前提，即對勞動力市場是一個統一競爭性市場做出質疑與否定，這些質疑與否定促進了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發展。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的特征是：就業穩定、職業有保障、工資高、工作條件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晉升的機會。與主要勞動力市場相反，次要勞動力市場提供的是小企業、小公司的崗位，它不要求也不鼓勵發展穩定的工作習慣，其特征是：工作不穩定、周轉性(流動性)大，工資低、工作環境差、規章制度嚴厲、晉升機會少等等。勞動力市場分割假設的基本結論是人力資本作用的發揮取決于一定的制度和社會性因素；如果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被阻擋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之外的居民人力資本就可能存在不足的現象，這為筆者的分析找到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20世紀60年代是美國實施“人力資本的時代”，在舒爾茨、貝克爾等人的理論影響下，美國政府實施了龐大的“人力資本計劃”，企圖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使窮人階層擺脫貧困。但是，這一美好的計劃最后以失敗而告終(Doeringer and Piore,1970)。帕雷認識到，盡管中下階層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但由于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所以中下階層不能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而他們的人力資本在次要市場上不能發揮作用，造成了人力資本投資的浪費。換言之，如果個人進行了人力資本投資后不得不留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那么，他的人力資本就是過度的。
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的程度則可以從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向特征及城市失業者在就業部門分布特征得到說明，而勞動者較低的職業流動率也是市場分割的一種重要體現。蔡等研究表明，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勞動力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同時表明，從進城的農村勞動力就業市場狀況來看，行業分布相對集中，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主要集中于制造業、批發零售貿易與餐飲業、建筑業和社會服務業。在這四個行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總數的90％以上。蔡認為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行業集中是由于農村的人力資本水平較低，以致他們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處于較低端，不得不主要從事簡單勞動。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征非常明顯，來自農村的勞動力面對許多就業崗位的進入障礙，導致農村遷移進城的人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就業。勞動力市場分割假設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是相符的。筆者旨在分析中國二元經濟結構下勞動力市場分割導致的人力資本投資失衡：在完全隔離的勞動力市場上，由于勞動者不能獲得預期的投資回報，則勞動者傾向于減少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產生失衡和扭曲現象。
二、勞動力市場分割引致人力資本投資失衡的理論分析
在人力資本投資中，就社會資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在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投資收益率時，資源分配將向教育領域傾斜，大量的資源被用于教育活動并將提高未來經濟的總體效率。就個人角度而言，當人力資本投資的邊際收益率高于市場長期均衡下的收益率(包括風險貼水及正常的收益率)時，個人就會增加對其自身的教育投資。由于教育投資的時間長，對未來收益影響較為間接，較難計算教育投資在已知“投資期”內的投資量和收入量。為此，加里?貝爾提出了一個簡化的教育投資收益率模型。在此，筆者將運用該模型從理論上分析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如何影響沒能進入自己期望的部門(往往在主要勞動力市場)就業并獲得期望收入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投資行為。
假定農村和城市是兩個完全的市場，勞動者個人是惟一的投資主體。理性的決策者在進行投資時，要對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例如，一個農村的學生在受教育上考慮念11年書和念12年書時，他就會比較多念1年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及以后更高就業工資。假設該農村學生接受11年教育后預期的工資是A，而接受12年教育參加工作后的預期收益為B，又假定退休之前的工作時間為T，則他多讀1年書的投資收益貼現值為： 其中，R為總收益，r為利息率。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必須繳納的學費、課本及學習用具方面的開支等，這些可以認為是直接成本，用C。表示。除此之外，讀書還有一個機會成本，也就是說在受教育期間放棄的收入。如果多接受教育這1年期間工作，則會再獲得一個收入No，但如果選擇繼續讀書，則會喪失這個收入。這樣，如果選擇讀書，其總成本開支為：
C=Co+No (2)
投資者對收益與成本進行比較，如果R>C，說明投資是值得的，他會選擇繼續讀書；如果R
在這個公式中，有6個因素影響著人力資本投資決策：
1．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未來收益之差At-
Bo。這個差越大，投資者就越有可能獲得預期的收益，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也越大。
2．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后能夠獲得較高收益的概率P。P值越大，投資者就越有可能獲得預期的收益，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也越大。
3．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機會成本No。在工資水平普遍上升的情況下，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特別是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成本就會提高，是影響個人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時間選擇的重要因素。
4．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成本Co。成本較高時，人們會較少投資。由于人們對未來可能得到的貨幣和手中的貨幣評價是不同的，更加看重當前的貨幣，對未來貨幣則要根據利率水平進行貼現，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這些更值錢的貨幣是他們消費決策和投資決策的重要內容。更有一部分被心理學家稱為“目光短淺”的人，他們比平常人貼現水平更高。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成本成為投資的重要約束因素。
5．退休的時間與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時間之差T－t。這個時間越長，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期就越長，投資的可行性越高。顯然，在年齡較小時接受正規教育是劃算的，一方面政府的教育制度是初級教育的直接成本很低，有些甚至是免費的，同時，這時接受教育的機會成本較低(由于勞動法的限制，年齡很小時也沒有就業機會)，更重要的是，年齡較小接受正規教育離退休的時間較長，一生中收益總量將會較大。
6．利息率r。利息率是影響貼現的重要因素，如果利息率太低，則當前的貨幣會更加“值錢”，只有當未來的收益率更高時投資才是可行的。
在上述6個因素中，后3個因素與勞動力市場的特性沒有必然的聯系，人力資本投資的直接成本(特別是接受正規教育的成本)、開始接受正規教育的時間和退休年齡、利息率等在一國的范圍內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前3個因素和勞動力市場因素的特性有直接的關系。
在一個統一、開放的、可競爭程度比較高的市場上，所有勞動者獲得某種職業的機會大致是均等的，勞動者會根據整個市場上的平均收益水平對投資收益進行預期。但如果勞動力市場是分割的，某一特征的勞動者被限定只能在特定的市場上就業。一些勞動者只能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尋找工作，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上工資率普遍較低，則這時勞動者只能按照這個較低的工資率對人力資本投資收益進行預期，投資收益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作用就會大大降低。即便勞動力市場分割并不那么嚴格，勞動者有可能按照整個市場上的平均收益水平進行預期，但如果他們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機會很小，很難獲得自己認為的理想工作，則他們對未來的預期收入也會大打折扣。他們會選擇較少的人力資本投資。例如，對一個農村的孩子來說，如果他長大以后只能憑體力在農村做農活，顯然他是高中畢業還是初中畢業是無關緊要的，這使他寧愿選擇較少的受教育時間。
圖1是不存在勞動力市場分割情況下的工資曲線。曲線M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情況下工資隨著年齡增長的情況，曲線N是未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情況下的工資曲線。對于N來說，O到C這段時間是沒有收入的，因為還沒有開始工作，并且要付出成本開支。其中OBEC圍成的區域表示直接成本開支，如學費、書本、文具費用等；AOCD圍成的區域表示機會成本(間接成本)，即因為開始工作較遲而很少獲得的收入。但當M開始工作后，工資率會迅速超過N，D的右側由MN兩條工資曲線圍成的區域即是M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凈收益，只要這個區域的面積超過ABED圍成的區域面積，這種人力資本投資就是可行的。
但是，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情況下就不同了。由于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上某些勞動力只能從事工資較低的工作，他們的人力資本的投資便不能獲得相應的回報。如圖2中W是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的工資上限，也就是說，在任何情況下勞動力的工資都不會超過W，這樣M的工資曲線將會變形，D的右側由MN圍成的區域的面積會小于沒有市場分割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只有減少人力資本投資，才能使投資成本和投資收益相等。農村人力資本投資的最優值被分割性的就業市場扭曲了。
三、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原因
是什么因素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一般而言，勞動力市場分割有3個原因：產品需求、制度性歧視以及技術性分割。對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勞動力市場分割與產品的需求特征有關，有穩定需求的產品市場創造了能夠提供充分就業保障的主要勞動力市場，而不穩定的產品需求則創造了次要勞動力市場；另外，人力資本偏向型的技術也會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這是引起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另一因素，這是由于技術本身形成的壁壘阻礙了低水平人力資本勞動力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中國多變的產品市場需求和以勞動密集為特征的工業結構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勞動力供給過剩特征則大大降低了勞動者的談判能力，強化了雇主對求職者進行挑選的權利，從而使市場的分割有著很大的非自愿特征。但在中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首先產生于以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為代表的一系列歧視性制度安排，正是這些制度及其慣性作用導致了中國嚴重的城鄉分割。這些制度中的一部分仍在繼續實施，而基于這些制度產生的各種利益集團則在不知不覺地維護著這些帶有明顯歧視色彩的傳統制度。
四、勞動力市場分割(歧視引起)的效應分析
農村過剩勞動力及城市失業工人絕大部分是在次要勞動力市場上謀求就業的，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上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率很低，降低了這兩個巨大的群體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性，同時，因為他們基本上沒有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機會，也使其喪失了在主要勞動力市場上通過“邊干邊學”積累人力資本的可能性，而較少的人力資本積累反過來為他們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設置了更多的障礙。制度性歧視將主要勞動力市場內部競爭限制在較小的范圍之內，只要進入了核心員工的圈子，則其被逐出的可能性是較小的，以致他們不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留現在這個職位。主要勞動力市場內部人享有很多的特權，他們不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上的人在同一平臺上競爭?，F存的制度性保護會形成市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促使市民尋求進一步保護，喪失了進取精神，而不是提高個人人力資本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這導致了目前一方面有一些工作沒人干，另一方面一些市民拿“低?！辈还ぷ?。同時制度性保護還可能導致員工工資的高估，提高企業人力成本，降低競爭機制的激勵作用，壓抑了城市勞動力的人力資本開發。
現行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分割主要是戶籍制度與勞工制度。城市居民與農民工相比，作為經濟上的多數、城市人口的多數，城市居民對城市政府就業政策制定的影響要大，因此許多城市相應出臺偏向城市居民的就業政策。這構成對農村勞動力的歧視，使農民工與市民不能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社會福利、政治權利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盡管中央政府即將出臺相應的給農民工國民待遇的政策，但是政策的制定、完善、貫徹執行，特別是各級城市政府貫徹執行，還存在現實的困難和時滯。
農村勞動力市場范文6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現狀;問題;對策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現狀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農村就業結構正在發生積極的變化,非農就業比重上升。2004年從事農林牧漁的就業比重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業就業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飲、服務業就業比重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國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約10260萬人,比上年增長約440萬人,1998～2004年年均轉移農村勞動力380萬人,平均年增長率為4％。[1]預計今后幾年農村轉移新增勞動力將在400萬～500萬人,增長4％-5％。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基本趨勢表現為,本鄉內非農就業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業的農村轉移勞動力比例上升,縣級城市和小城鎮吸納農村轉移勞動力的能力有較大增強,農村勞動力跨省就業的趨勢明顯。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就業的能力繼續減弱,以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為主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模式逐漸被外出務工和農村個體私營經濟就業方式所取代,外出務工人員就業主要集中在第三產業,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穩定性增強,勞務輸出組織化程度明顯提高。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就業經過了漫長而艱苦的體制變革、觀念更新,家庭經濟就業、自主創業、城市就業這三種基本的就業形式,構成了中國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多元結構。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高達14％,即在GDP年均近9.6個百分點的增長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GDP增長的貢獻達1.4個百分點。[2]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效應
農業剩余勞動力由農業轉移到勞動邊際生產率相對更高的非農業部門中就業,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積極推動效應。
1.增加產出總量,推進經濟增長。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中就業,將大大提高其勞動邊際生產率水平,從而增加國內生產總值水平。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效應一般可以推動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2％～12.8％。在未來30年中,如果勞動力轉移的勞動力市場等障礙得以消除,使城市和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話,勞動力的部門間和地區間轉移可以對CDP年均增長率貢獻2～3個百分點,勞動力資源配置的正面效應將會更加充分地表現出來。
以這種方式推進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并不需要增加額外的物質投入,只需對城鄉就業結構作出調整。
2.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業發展。由于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中轉移出來,人地關系大大緩解,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上升。隨著農民的勞動平均產出水平上升,農民的收入水平也會隨之提高,農民收入中高于維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農業投資,農業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較快的發展。1965-1977年是日本農業剩余勞動力迅速轉移的重要時期。1965年日本每個農民年收入為14.6萬日元,1978年,每1萬名農民擁有的汽車量達到了65.7輛。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日本農民的生活條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實現了生活城市化和電氣化。在中國,1994年農村中純農業勞動力的年純收入為1826元,兼業者為4160元,非農業勞動者則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勞動日收入計,每個純農業勞動力每日的純收入平均為8元,約等于每個非農業勞動力每日純收入的53％。2004年,農村剩余勞動力年平均務工收入6471元;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2936元,而工資性收入人均為998元。可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有利于推動農民增收。
3.擴大非農業利潤,加快工業化進程。農業剩余勞動力由傳統的農業部門轉移到現代經濟部門,有利于促進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城鄉勞動力的市場競爭,使現代經濟部門的工資水平上升勢頭變緩,企業相對人工成本下降,利潤相應上升。同時,新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就業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還會為現代經濟部門創造出新增利潤,刺激現代經濟部門追加投資、擴大再生產的能力,加快工業化進程。
三、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面臨的主要問題
當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面臨許多困難,有些問題正在阻礙農村勞動力就業,進而成為解決中國就業問題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1.城鄉結構矛盾明顯,妨礙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和規模
一是我國城市化進程明顯滯后于工業化進程。2004年,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52.9％,其中工業增加值為45.9％,但是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進程滯后于工業化發展速度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而農村勞動力轉移恰恰最容易進入城市服務業。二是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鄉居民身份差異給農村勞動力的自由遷移增加了成本和風險,影響了人力資源的合理配置。勞動力市場的城鄉分割、市場準人條件不平等、社會保障不充分等等構成了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歧視和排斥。三是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能不高,就業競爭能力較弱。結構調整、產業升級、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在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的同時,就業結構變化導致了勞動力供給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出現較大差異,缺乏技能的勞動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國農村人口中文盲人數龐大,農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術素質偏低。我國農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數高達3億,占農村人口的20.7％;小學文化程度的占38.8％;受過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僅占5％。四是隨著城市失業數量的增加,農村勞動力與城市勞動者在就業市場中的競爭愈加激烈,過高的城市失業率會加大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尋找工作的機會成本。按照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現有經濟結構狀況下,每年將新增就業崗位200萬到800萬個,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萬到1500萬個之間,再加上農村還有2億多富余勞動力,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銳。另一方面,傳統行業出現大批下崗失業人員,許多人再就業困難;而新興的產業、行業和技術職業需要的素質較高的人員又供不應求。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國際經濟波動和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對我國的影響更加直接,勞動力素質與崗位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更加突出。勞動力供求總量矛盾和就業結構性矛盾交織在一起,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更為艱巨。
2.農民工的就業環境不寬松
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的行業、工種限制雖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歧視還未完全消除;城鎮公共就業管理服務體系對農民剩余勞動力開放還需解決觀念、體制和物質技術條件等問題,讓農民工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就業服務還需做大量工作。近幾年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工資收入雖然有所上升,但農民工在城鎮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農民工務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費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公共資源和服務以及大量額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流動就業的積極性。
3.農民工的工資待遇和權益維護與其實現穩定就業的需求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當前農民工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依然嚴峻,表現最為突出的問題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資,強制加班加點和超時工作,勞動和衛生條件惡劣,不按規定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等。國家統計局2004年所做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時。據有關方面調查,2004年上報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總額為336億元(至2004年底償付比例為98.4％)。2005年,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人數占農民工總數的28.7％,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占13.8％,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占10.0％,參加工傷保險的農民工占農民工總數的12.9％。由于統計口徑和調查誤差等原因,農民工實際參保率很可能還要低。
4.農民工社會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我國社會保障體系薄弱,不少企業不為進城就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繳納社會保險費,企業將社會保險金負擔轉嫁給勞動者個人而形成超額利潤,這一方面使資本積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勞動者貧困加深。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就業者缺乏社會保障的競爭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資本的分配比例過大,而消費分配的比例過小。同時也造成了企業競爭的不平等,影響了市場經濟體系的形成。
四、促進農村就業的主要措施
農村就業問題是當前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也是協調城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因此,從農村就業問題入手,積極探索解決農村就業問題的基本方法、途徑是有效緩解當前“三農”問題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矛盾的一條思路。作者認為,應當重點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農業生產率,增加農業剩余,加快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著名發展經濟學家拉尼斯和費景漢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關鍵就在于如何把農村的偽裝失業者全部轉移到工業部門中去,要做到這一點,農業生產率的提高是保證工業部門擴張和勞動力順利轉移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生產率不斷提高,但同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國農村由于農業生產率低,農產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嚴重制約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因此,我們必須大力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提高農業的機械化、現代化水平,使我國農業生產率迅速得到提高,從而使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從土地上轉移出來。2.重視產業的轉移與承接。農村勞動力流動與產業聚集有著密切的關系,哪里產業聚集效應大,哪里吸引的勞動力就多。反過來,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又加速了這些地區的產業聚集。但是,伴隨這種正反饋機制的形成,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又出現了一種新的二元經濟結構,這對中西部工業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當中、西部地區有自己強大的產業聚集,實現東、中、西部產業趨同,地區差距才可能縮小。[4]因比,農村勞動力轉移數量大的地區,要認真研究產業集聚與勞動力流動的關系。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得到足夠發展后,會向下一個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轉移。因此,做好產業承接,有利于促進農村勞動力在本區域內轉移,這既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關鍵所在,也是加速本區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必然選擇。但是,產業轉移除受比較優勢的因素影響外,制度、市場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地區雖有比較優勢,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場發育滯后,產業轉移也會受阻。
另外,經濟欠發達地區相對便捷的基礎設施和相對成熟的產業鏈比不上東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要大力推動制度創新,擴大對外開放水平,優化投資環境,加快市場機制的培育和發展。
3.加快城市化進程,擴大就業需求。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向現代經濟部門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因此,我們要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市化發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經濟規模較大,產業門類較多,聚集效應強,消費水平較高,為解決農村就業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推動城市化,要不斷加快現有大、中城市發展,繼續調整和完善經濟結構、提升產業檔次,提高城市的經濟效益,完善區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發揮大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提高各類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綜合管理水平,充分發揮大、中城市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作用。小城鎮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路徑。我國多數小城鎮現有人口規模小,經濟發展空間較大,吸納就業能力較強,農民進鎮成本低,可以為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提供現實需求。還要看到,多數農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經營的同時兼營二、三產業,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還不完全具備離開土地進入離家很遠的大、中城市的條件。小城鎮具有與農村聯系緊密的區位優勢,便于直接發揮輻射和帶動功能,促進水利、道路、環保、農電和通訊等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讓大多數農村勞動力仍舊居住在村里,讓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單純將勞動力從農村遷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鎮更加便捷、有效。發展小城鎮要以現有的縣城和有條件的建制鎮為基礎,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體現特色,注重質量,逐步完善,把擴大就業需求,引導農村勞動力轉移作為優先目標。為此,要大力發展小城鎮經濟,引導鄉鎮企業合理聚集,完善農村市場體系,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和社會化服務。根據小城鎮特點,立足本地資源優勢,以產業為依托,培育龍頭企業,大力發展特色經濟,逐步擴大產業規模。完善小城鎮的投融資、用地、戶籍、購房、發展二、三產業等相關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鎮發展,拓寬小城鎮投融資渠道,吸引民間資金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吸引企業、外商以多種方式參與小城鎮基礎設施投資、建設和經營,發展小城鎮的各項公益事業。在保護耕地和農民合法權益的情況下,妥善解決城鎮建設用地。
改革小城鎮戶籍管理制度,取消對農民工的種種不合理限制,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流動。
4.消除農村勞動力就業的政策歧視,賦予農民工平等的勞動保障權利。進城農村勞動力是城市的建設者和財富的創造者,城市政府對農村勞動力的限制和歧視,實際上是對城市本身發展的阻礙和限制。從協調城鄉經濟發展、緩解“三農”矛盾、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充分就業的基本思路出發,當務之急是實現有利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制度創新。首先,要實現農村勞動力社會地位的平等,打破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管理,取消對農村勞動力的各種限制,建立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向非農領域轉移的新型戶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進非正規部門發展來帶動非正規就業。非正規就業由于就業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點,是適合農村勞動力轉移的一種重要的就業形式,在中國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因此,政府應適當地發展非正規部門列入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努力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公平的市場競爭條件。盡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規部門發展的政策,為它們提供小額貸款。大力開展創業培訓,為非正規就業提供信用擔保支持,逐步形成創業培訓、項目管理、開業指導、小額貸款、政策扶持相結合的促進非正規部門發展的工作機制。國家可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的辦法,推行非正規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補貼政策,采取國家補一點、個人出一點的辦法解決他們的社會保險問題,使他們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失有所助。
5.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改善勞動力市場環境。目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化程度較低,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分割十分嚴重,農民進城就業壁壘重重,對緩解短期勞動力供給局部短缺矛盾極為不利。首先,要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體系,構建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的有效機制,改善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環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資和職工社會保障與福利標準,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保證勞動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訓的權利。消除就業歧視,使農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身份、戶籍、住房、培訓、醫療衛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農民進城就業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勞動力供求預警機制。過去我們比較多地關注勞動力需求不足,對勞動力供給關注較少。面對我國勞動力供求的新形勢,尤其是勞動力供給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業應提高勞動力供求預測意識,及時根據勞動力供求變化,掌握更全面的勞動力市場信息,制定相應對策,維護勞動力市場供求穩定。再次,以改善勞動力供給為目標,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資指導線為宏觀手段,按照企業名義工資率逐年增長水平應等于全國平均長期勞動增長率的要求,引導工資合理增長。同時,加強工資和價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經濟條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對工資、價格實行管制,如對價格和工資進行凍結;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勵為基礎的收入政策,即對工資增長率超過工資指導線的企業課以重稅,對工資增長率低于工資指導線的企業予以減稅。學習西方發達國家裁員與減薪替代經驗,以減薪的辦法減輕簡單裁員對勞動力市場帶來的震蕩。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國公司開始注重社會形象和社會責任,他們在需要裁員時,先與職工代表商議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辦法替代10％的裁員計劃,如果1年以后公司業績仍沒有好轉,才考慮實施裁員計劃。最后,加強勞動保障監察力度,依法維護勞動力市場秩序。通過輿論引導和政策推動,加強宣傳力度,嚴肅勞動保障執法,凈化勞動力市場環境,規范企業用工和工資支付行為,嚴格社會保險費用征繳,強化企業勞動保護和勞動者自我防患意識,完善勞動者對侵權案件的投訴舉報與受理制度,健全勞動保障爭議調解和仲裁機制,依法依規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要真正實現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實現集約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提高勞動者素質。高素質勞動力意味著高工資、高福利、高產出,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業市場競爭迫使城鄉勞動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質,這種競爭也是提升產業結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根本轉變的關鍵。各級政府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安排足夠的經費用于普通勞動者培訓,使財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勵和引導農村勞動力提高素質。同時,鼓勵和引導用人單位積極承擔起職工職業技能培訓的任務,以提高農村進城就業者的職業技能水平。
參考文獻:
[1]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年鑒2005.
[2]中國經濟網[EB/OL].,2005-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