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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問題范文1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結構性矛盾；啟動國內需求；創新驅動
中圖分類號：F091.9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1.62 文章編號：1672-3309（2013）11-133-02
一、問題的提出背景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國民經濟主要指標顯示，一季度GDP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美國商務部2013年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第二季度美國GDP增長1.7%，這是美國經濟連續第3個季度增速低于2%。以上數據表明，在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美國的經濟形勢沒有發生根本好轉的情況下，我國經濟面臨著下行的壓力。新一屆政府的思路和應對措施引發了廣泛關注，英國巴克萊資本創造了一個新詞經濟學，用來概括為中國制定的經濟增長計劃，其內容有三個重要支柱：不出臺刺激措施、去杠桿化以及結構性改革。如何認識當期我國宏觀經濟存在的問題，對于提高政府政策的針對性和效果十分重要。
二、馬克思危機理論
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再次受到了各國的強烈關注。學術界運用馬克思經濟理論對危機進行深刻的解讀，揭示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層次原因，馬克思經濟理論在對現實經濟問題解釋方面的深刻性和科學性再次得到肯定，被人們廣為接受。雖然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機理和我國當前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有所不同，但細細品讀馬克思危機理論對理解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問題，有一定啟示意義。
在馬克思經濟學框架中，經濟危機源于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表現為供求失衡導致市場自發性出清功能失靈。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由兩個層面組成：第一個層面是交易方式創新和虛擬經濟發展導致了對實體經濟的偏離。虛擬經濟的發展給生產和消費帶來巨大的伸縮性，使生產和消費可以突破實體經濟的限制而虛假的增長，這進一步加重了生產過剩的危機；第二個層面為社會總資本運動中的不同部類由于難以同時實現物質補償和價值補償而導致的社會再生產難以為繼。馬克思用社會總產品來分析資本的運動過程，社會總產品在物質上可以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為生產性消費的生產資料，第二部類為生活性消費的消費資料。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第一部類全部產出必須在總量和結構上符合兩大部類對生產資料補償需要和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需要，第二部類全部產出必須在總量和結構上符合兩大部類對生活資料的補償需要和擴大再生產的追加需要。
三、當前我國要警惕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二層面的風險
美國金融危機是發端于住房抵押貸款市場，貸款供應商向低信用度、低收入階層發放房產抵押貸款，貸款供應商通過資產證券化，以次級抵押貸款為基礎發行大量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將風險分散給其他投資者。當美國政府調控經濟連續提高利率，房產價格持續下降，抵押貸款的違約率上升，導致基于抵押貸款的證券市場價值大幅縮水，市場出現一系列連鎖反應，危機由信貸市場擴展到資本市場。資產證券化，將原有金融產品反復打包并發行新的衍生產品，金融衍生品具有杠桿效應，經濟繁榮時放大賬面資產規模和利潤，造成金融衍生產品的規模遠遠超過實體經濟的規模，創造了大量虛假需求，進一步加劇了過剩。2007年美國的GDP約14萬億美元，全球GDP約為56萬億美元，但全球金融衍生品規模多大400-500萬億美元。從危機的發生過程來看，美國金融危機和虛擬經濟過度發展偏離實體經濟有關，屬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的第一層次。
我國當前的經濟情況則和美國危機發生前的經濟情況有所不同。當前美國的經濟呈現出以金融資本為核心的虛擬經濟的特點，美國的金融危機與金融創新過度、金融衍生品過度發展有密切關系，而我國資本市場發展歷史短，還存在諸多不完善的地方、金融創新層次不高，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還遠遠沒達到美國的程度，且還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管。如果說美國金融危機更多是屬于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一層次，而我國當前則更應該警惕由于部門失衡、結構性因素而導致的第二層次的危機。改革開放后30年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平均9.88%的高速增長，似乎并沒有出現西方那種經濟衰退的跡象。但其實多年的高速增長累積了巨大的結構性矛盾，這些結構性矛盾才是我們應該高度關注并著力去解決的宏觀經濟深層次問題。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有可能演變成結構性危機，有可能使我國經濟缺乏可持續的增長動力，步入發展中國家陷阱，陷于長期的低增長或衰退泥潭。當前的結構性矛盾具體表現為：經濟結構，偏向投資尤其是政府投資和出口，內需不足；產業產能結構，偏向制造業及其產能過剩，服務業發展滯后；資金流向結構偏向國企、房地產和美國債券；人口結構偏向老齡化、低端化、教育貶值；城鄉結構偏向城市；地區結構偏向東部。
這些結構性矛盾，為我國經濟積累了長期風險。如經濟結構失衡，在當前全球經濟復蘇的前景仍然不明朗的情況下，我國通過國外市場消化內部產能的空間變小，而內需不足，國內市場還不能形成對外部市場的有效接替，這會進一步形成依靠政府投資的路徑依賴，加劇了產能過剩，錯過了把重心放在培育國內消費的時機。產業產能結構失衡，導致部分行業形成嚴重的過剩，甚至整個行業面臨虧損，如鋼鐵行業。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出臺的4萬億投機及地方的配套投資計劃，擴大了基礎設施的投資，擴大了這些資源型產業的需求，為這些行業積累了巨大的產能。同時一些能夠創造眾多就業的服務業及一些決定我國長期國際競爭力的新興產業，卻一直發展滯后。產業產能結構失衡，造成了投資的低效率，損害了我國的長期供給產能。資金流向結構失衡，制約了我國民營經濟的發展，降低了經濟的活力，不利于就業擴充，資金過度流向房地產形成房地產市場泡沫，還對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形成擠占效應。經過30年的改革之后，國有成本占社會資源在60%，創造的GDP是28%，而解決的就業只有6%，占社會資源不到40%的民營資本，解決的就業在90%以上，創造GDP在62%。我國下一階段的產業升級，走出依靠生產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增長，很大程度上需要雄厚的人才支撐，而人口結構的失衡老齡化、低端化，嚴重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以上的結構性矛盾，使我國經濟運行比例失衡、不協調嚴重，為我國經濟積累了長期風險，制約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些結構性問題為何長期懸而未決呢？縱觀近幾年我國政府應對危機的政策，我們實際上走入了一個循環怪圈，由于國外宏觀經濟低迷，為了保增長，出臺刺激性政策，大力啟動政府投資計劃，加大了對投資的依賴，造成產能過剩、國內消費市場難以培植起來，將結構性問題的解決推遲了下來，隨著經濟體規模越來越大，它的危害有可能越來越大，越來越難以解決。因此，當前我國要警惕馬克思危機理論第二層面的風險。
四、應對的政策選擇
針對我國宏觀經濟中存在的問題，我們可以從供給與需求，結構優化的角度去考慮，化解我國的結構性矛盾。
（一）設計啟動和振興國內消費需求的一攬子方案?？v觀一些世界經濟強國的發展史，強國經濟的長期繁榮無不是建立在強大的國內需求之上，如美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有強大國內消費需求支撐的經濟才是可持續的、平穩的，才是真正的經濟強國，能夠保持對外界風險的強大免疫力，即使在危機發生后也能有迅速的恢復能力?？芍涫杖氲母叩秃瓦呺H消費傾向的大小等因素影響個人消費能力，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大力提高居民的收入，可以創造有利于民營經濟大繁榮的市場環境，出臺一系列民營經濟大繁榮的扶持政策，鼓勵它們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健全民營經濟進入某些行業的壁壘，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向居民和企業實行結構性減稅；另一方面要著力關注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此外應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步伐，解決看病難、上學貴、住房貴的問題，使居民在消費之時無后顧之憂，方能釋放出消費潛能。
（二）從供給因素方面，要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結構性矛盾。走出“結構性怪圈”， 需要靠創新驅動，提高勞動生產率，找到利潤增長的源泉。為應對危機的一系列刺激政策，雖然能顯著地減少外部危機的沖擊，但具有短期效應，同時會拖延解決結構性問題的時間，使結構性問題長期懸而未決。在創新驅動方面，熊彼特的理論或許能給我們以啟示，它認為創新浪潮在市場經濟繁榮和蕭條的周期交替中有至高無上的作用，新的創新浪潮出現時會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經濟的繁榮。因此一方面，我國政府應加大對關乎未來的戰略性產業的支持和引導，確保在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方面保持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大力塑造有利于企業家群體誕生、發揮作用的市場環境，建立一系列培育創新、支持創造的政策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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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問題范文2
表面來看，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增長過快，熱錢流入加速，外匯儲備增加過多，匯率升值壓力增大，似乎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在內而在外，是短期總量失衡，而非長期結構失調，是宏觀政策不當，而非體制安排扭曲。其實，非也。國內問題是本，外部壓力是末；總量失衡是表象，結構失調是實質；政策調節需要加強，但政策效應取決于體制安排是否合理。切莫是非混淆、輕重易位、本末倒置。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存在著這種偏向。
在長期實行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和不同的改革開放力度的激勵下，可貿易品部門的生產能力迅速擴大，其產品產量的增長大大快于非貿易品部門的增長，導致國內產業結構失衡，是出口快速增長和順差持續積累的基礎。長期以來，工業增加值的增長一直遠遠快于服務業的增長，特別是近幾年，工業增加值的增長都保持在16%以上，今年上半年甚至超過了18%，而制造業的增長率更高，超過了20%，其中，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的增長超過了全部工業和制造業；而服務業的增長率只有10%左右。在大量生產能力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如果國際市場需求依舊強勁，而國內市場又不能消化和容納，出口的高速增長就是無法避免的。
產業結構失衡，是因為利益分配和激勵存在著扭曲。如果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實物交易)”做一簡單的計算和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到，1999-2003年，國內消費的比例從61.4%下降到57.1%，而儲蓄卻從38.6%上升到42.9%。過高的儲蓄率一方面促進經濟增長加速，另一方面造成和加劇經濟結構失衡。要知道，國外部門的儲蓄占全部儲蓄的比例也從3.9%提高到7.4%，說明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儲蓄，自己沒有也不能利用，而是轉化成了外國人的投資。
在國內儲蓄結構中，居民儲蓄從48%下降到42.2%，企業儲蓄從37.1%下降到36.1%，而政府儲蓄卻從14.9%提高到21.7%。提高了將近7個百分點。近幾年這種走勢仍在繼續，政府主導型經濟的趨勢在增強。由此可見，中國經濟既是依靠政府推動的，也是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而政府、投資和出口又是密切相關和相互影響的。政府推動主要甚至只能通過擴張投資，而投資的快速增長擴大了生產能力，解決了出口品的供給問題；反過來，出口增長和順差擴大，增加了流動性，為投資增長提供了資金來源和利益激勵。
這種情況與不同部門的收入增長是相適應的。近幾年來，在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長不到10%，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年平均增長只有5%左右，而政府稅收卻以20%的速度增長，企業利潤的增長也很快，2005年超過了20%，2006年達到了30%，今年上半年超過了40%。在中國目前的條件下，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對經濟增長的短期約束不大，而政府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快速增長，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反過來講，也是如此，即政府和企業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受益者。然而，這卻是以結構失衡加劇和經濟持續發展條件的喪失為代價的。就以太湖藍藻污染等日益加劇的環境危機為例，其根源也不是某些文章所講的政府失靈，而是政府間惡性競爭加劇所致。
在目前的財稅分配體制下，政府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是高度相關。而企業利潤的高速增長主要不是企業效率提高的結果，而是成本、價格、財政、金融等扭曲的產物。因為，在各種經濟機制合理的情況下，創新企業獲得高額利潤是正常的，而所有企業的利潤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長的。所以，目前如此高的企業利潤增長并不值得慶幸，倒有很多值得憂慮之處。
首先，出口增長快是因為出口價格低，而出口價格低是由于機制扭曲，很多成本沒有計入或者計算不足。工資低，工廠的勞動條件和安全條件差，勞動成本計算不足；資源產品價格偏低，能源原材料成本低估；土地由政府征收和供給，地價偏低；利率管制，資金價格低；污染嚴重，環境成本沒有計入等。這一切就會使出口產品具有較強的競爭力，盡管匯率不斷升值，盡管國家調低、甚至取消了一些產品的出口退稅，但出口依舊繼續增長，其原因就在這里。就此而論，如果不從價格機制的合理化入手，能否像某些人預測的那樣，下半年的出口增長會明顯減速，看來還不一定。
其次，有人根據匯率升值而出口不斷快速增長的現實，否認匯率調整對出口的影響，意在反對匯率升值。筆者不完全同意這種看法，而是明確支持擴大匯率升值幅度的政策操作。但是，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諸多價格扭曲的情況下，名義匯率升值的效應是很難顯現的，前述因素首先抵消的是匯率升值的政策效應。更何況，你不可能一步升值到位。因此，與其單純從外部調整名義匯率，使外部真實匯率升值，不如同時從國內放開和提高那些受管制而低估的價格，使內部實際匯率升值。因為單純的名義匯率升值是一種貨幣政策的總量操作，對國內經濟的影響不僅隔著一層，需要借助于某些傳導環節，而且其效應是短期的，其所潛藏的外部風險也不容忽視。調整和放開國內被管制的價格，是經濟機制的改善和合理化，其影響是直接的、長期的和根本的，同時也會改善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使宏觀政策操作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當然，這樣做有可能使國內物價上漲，出現通貨膨脹，但其中有些選擇也有緊縮作用，如提高利率。其實，在匯率升值和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不讓一般物價上漲，必然導致資產價格過快上漲。雖然資產價格過快上漲也許對當前經濟運行沒有太大的直接影響，但其風險和遺患將會在以后顯現。所以，這里有著多重選擇。任何政策都是既有利，也有弊，沒有免費的午餐，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從目前情況看，也許內外同時調整以內部調整為主是利大于弊。
宏觀經濟問題范文3
【關鍵詞】經濟 可持續發展 宏觀經濟 建議
一、做好調整結構
經濟結構在經濟的發展長河中比經濟總量更加重要，對于中國而言，目前還是以手工制品和農業經濟為主，在人力資源方面，我國已經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學歷水平依然需要調整。因此，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還是調整經濟結構，大規模的投資和建設都需要通過穩定的結構來作為積淀。做好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發展與經濟創新有關的經濟類型，對其加大經濟投資建設；其次，降低準入門欄，讓更多的民營資本走入市場，接受公平競爭的考驗；第三，國家基礎設施需要加大投資，并從長遠考慮對其進行發展建設；只有從投資和消費雙方面對經濟進行拉動，才能夠做到國家以消費為主導方式的經濟增長，才能夠更好地促進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
二、強化技術創新
目前我國的技術創新與國外還有一定的差距，國外以先進的技術創新獲得經濟增長，是一種非常穩固的途徑。比如，發達國家美國將工業化和信息化相融合，德國將制造業和服務業相融合，都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和進步。尤其是傳統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相融合，更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國想要在技術創新上達到帶動經濟增長就必須在此領域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跟上國外發達國際的創新發展趨勢，在國際競爭中努力占有一席之地，不被國際經濟所淘汰。在此方面，我國要注重發展民族經濟，創建民族品牌，推廣民族產品，大力推進民營企業的發展和進步，力爭讓我國產品在世界范圍占據重要地位，通過創建世界知名品牌帶領中國經濟飛速發展。
三、有效過度國企改革和民企轉型
國企改革和民企轉型的成果將是雙贏、共贏的。目前國有企業大部分還在傳統的計劃經濟下運營，導致經濟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虧損，對國有企業體制改革已經成為必要，這樣才能讓國有企業在當前經濟飛速發展的大環境下處于有利地位，不被淘汰。目前的國有企業大多數還是依靠國資委或者地方財政補貼才能正常運傳，要真正的實現獨立運行還有一定的難度，只有通過體制改革才能改善國有企業的經濟發展瓶頸。對于民營企業來說，其最重視的就是莫過于利益的獲得，而過份的追求利益會導致質量下降，生產過程控制出現系列問題，所以民營企業的轉型也成為必要。對于國有企業來說，需要加大國有資產監督，提升投資的管理和標準構建，優化國有資本配置質量和效率。同時，還要注重完善國有企業的法人結構，促使國有企業能夠實現自主經營，強化其市場性和公平競爭性；對于民營企業來說，需要從發展方式、營銷方式、管理體制、管理理念等方面進行改革，在保證產品質量基礎上推廣市場營銷范圍，強化管理理念創新，促進企業規模的擴大。
四、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對于經濟的增長有促進作用，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是初次分配改革，初次分配改革需要從幾個方面入手。首先，對農業來說，要賦予農民產權，對于農民來說產權的明確可以增加其務農的積極性，調動生產情緒，促使許多不想務農、外出打工的農民可以將自家地租售出去，既提高農民收入，又能使土地合理配置。其次，促使勞動力市場上工序平衡，對目前的勞動力市場而言，供需依然處于不平衡的程度，地位也不完全平等，企業往往處于強勢地位，所以要保證雙方都有平等的地位才能幫助經濟穩健的增長。最后，實現市場供求平衡，合理的平衡采購和供需方的關系，解決以往采購方處于強勢地位的問題，這才是初次分配的改革方向。
五、激發全民族創新精神
創新精神是全民性的，具備創新型的人才才是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制勝法寶，比如美國在創新精神上發展較為快速，即便是在咖啡館里，人們所討論的話題都是一些創意、創新、創業等內容。因此，我國應在鼓勵全民創新的政策制定方面加大力度，對所有人的創業都應當給予一定的支持，通過產權激勵等方式鼓勵更多的人才涌現出來，這也是國家經濟向上發展的有效途徑。但是，國家也必須在福利政策方面采取循序漸進的態度，避免冒進給國家經濟帶來的損失。
六、結語
我國當前依然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在進行經濟發展過程中依然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只有注重從經濟結構、技術提升、創新精神、分配制度、企業改革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究，才能夠讓國家的宏觀經濟獲得騰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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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問題范文4
關鍵詞:宏觀調控;經濟法;市場經濟
新時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有了翻天覆地般變化，一方面要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完整性，突出體制作用，另一方面要確保市場環境符合經濟規律，利用法律加以完善和制約，因此，經濟法便隨之而來。當前，許多企業單位打法律的“球”，產品壟斷、惡意投標等現象十分常見，需要國家為此做出改變，以經濟法為準則，不斷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力求打造一個良性競爭、持續發展的市場環境。
一、經濟法對宏觀調控的影響
首先，經濟法為我國經濟帶來了監控作用。時代在變化，經濟在發展，越來越多的國家在符合自身經濟實際水平的情況下走出了國門，與他國之間進行貿易往來，經濟全球化成為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對經濟全球化來說，利弊是共存的，各國的經濟聯系已經成為了一個整體，也就意味著某國經濟隱患一旦爆發為經濟危機，其它國家難以獨善其身。因此如何有效把控經濟風險，是當前經濟形勢下不容忽視的問題。隨著經濟法的不斷成熟與完善，國家經濟存在的隱患與風險能夠有效避免甚至排除，從根本上保證了國家經濟的持續發展。特別是2008年的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直接影響甚小，因此可以說，經濟法的作用十分顯著，使我國在全球化經濟的浪潮中穩如泰山。其次，經濟法對市場經濟的影響。改革開放后，我國逐漸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從而使我國經濟結構產生了質的改變，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大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成效固然可觀，但是其中存在的客觀問題也是需要我們進行了解的。當前我國市場環境并不樂觀，存在惡意競爭的現象，如企業只顧眼前利益，壟斷市場后降低生產成本并以高價賣出，這種變向獲取經濟利益的不良行為一方面使消費者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打破了市場原有的經濟秩序，嚴重破壞了市場環境。經濟的存在能夠抵制不良商家的不法行為，政府在經濟法的引導下，利用宏觀調控職能保證了消費者的權益，使市場經濟得以良性發展。最后，經濟法是我國法制建設的體現。單就我國而言，要保證政治經濟穩步前進，體現社會主義理論的構造，需要確立一個與之對應的體系，法制建設正是該體系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援助，經濟法作為我國法制體系的重要一環從經濟方面對法律進行查缺補漏，不僅保證了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得以發揮，也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二、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有效運用
政府利用經濟法進行宏觀調控可以從以下幾點進行:其一，宏觀調控法規需要符合現有的法律內容，除特別情況外一般參照憲法，相關法規不能與法律及憲法有所沖突，否則該法規將不予承認;其二，相關部門監察政府收支情況，如某地政府需要投資企業、工程等項目一般先由政府人員進行科學實地認證，而后參照法定內容交予上級進行核實審批;其三。針對企業上市、分化壟斷以及外企介入等經濟事件，要對企業一方在法律上給予支持并落實到具體行動中，以相關法律流程執行;其四，政府對另一方進行處罰，處罰內容與方式要走法律程序，例如對被罰人給予法律允許范疇內的援助;其五，風險分析要權衡雙方利弊，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時，必須要在特定的經濟環境下采取相應措施，一方面要以維護公眾利益作為第一行事準則，另一方面還要盡量減少另一方的損失，力求做到雙贏;其六，政府行使宏觀調控權力，相關部門要對其進行監督，避免宏觀調控出現不合常理、不法等現象。此外，作為與政府對應的相對方來說，也應該具備一定的自利:其一，政府給出調控方針及手段后，在執行政策的同時要保證方案符合實際發展需求，一般來講，相對方的贏損完全由自己掌握，擁有自選權與自行權，針對強行干預的現象允許以法律方式解決;其二，宏觀調控說到底是對團體或個體進行調整與改革，相對方會因此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因此允許相對方將個體意愿納入調控方案中，相關部門需要對合理建議進行采納;其三，如宏觀調控存在不合理行為，相對方應勇于提出質疑要求政府再次核實，同時請求監督部門給予支持，如有必要可直接介入司法調查;其四，宏觀調控造成損失情況，相對方與政府應就補償問題進行商討。
三、結語
綜上所述，本文對經濟法進行初步了解，研究了經濟法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及影響，并提出有關建議。除以上內容外，執法人員需要提高整體素質，堅決執行有關法律，做到不妥協、不動搖，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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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問題范文5
金融熱，經濟冷
從工業增加值看，中國經濟增速從2012年開始有所下降，從過去的14%～15%下滑至10%～11%附近，未來兩位數的工業增長亦未必能撐住，反觀融資仍然較多——盡管信貸增速基本平穩，但表外融資突飛猛進?？梢哉f，過去兩年影子銀行擔任了中國經濟的供血職能（見圖1）。 圖2反映的是一年企業新增存款占社會凈融資的比例指標，2008年之前，該比例在60%附近，即每100元社會凈融資，可以形成60元當年的增量。但過去幾年，這一指標跌了30個百分點，到2012年只有28.06%。社會凈融資規模愈加龐大，但真正形成增量的比例越來越小，錢去了哪兒？維系存量債務的存續可能是答案。
2013年一季度存款整體同比多增2.35萬億元，主要的貢獻是企業存款同比多增了1.8萬億元。一季度社會融資總量同比多增2.26萬億元，其中人民幣信貸同比多增了2900億元，主要多增的貢獻是信貸以外的委托信托企業貸同比多增1.24萬億元。影子銀行的融資相當部分要幫助即將要到期的債務存續與滾動。從這個角度來看，需要繼續觀察二季度的中長期信貸和企業存款的變化。一季度增加的1.68萬億元企業存款，可能有相當部分進入不了實體。
庫存周期
經濟周期并非自然規律，經濟周期是人的活動，它不是原因，是結果。劃周期是為了總結、理解過去發生的經濟現象，便于未來的分析，總結出的結論有一定的成功性，但不保證未來一定會如此發生。
從圖3、圖4可以看出，如果經濟真正轉強，則中國出廠價格的PPI指數和原料庫存要出現上升的勢頭，即從2012年10月開始的回升勢頭將會越來越強地持續下去，但是這兩個指標在2013年3月已經開始全面走穩，3月PPI同比下降1.9%，4月PPI更是下降了2.6%，原料庫存上升的勢頭在3月也出現了變化。
如果總需求真正轉強，經濟開始轉好，則生產企業從生產到流通的各個環節，大部分應該都能看到越來越強勁的上升趨勢。但從PMI分項指數來看，無論是需求訂單、生產、產成品庫存、原料購進價格趨勢均向下，原材料庫存在2013年3月也開始拐頭下行，說明這一次經濟的反彈，甚至可以說連被動減庫存階段的特征都不符合，何談庫存周期的第四個階段主動補庫存？這只能說明一點，經濟的總需求從品質上講仍然羸弱，所以經濟遲遲走不出去庫存的階段（見圖5、圖6）。
中國的產能周期和債務周期可能已經進入頂部時間窗口。從2009年開始，中國經濟的杠桿率上升了60個百分點。產能和債務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產能是實物經濟，債務是金融經濟，產能過剩在金融層面的映射實際上就是債務的堆積。背后的邏輯是，由于產能過剩，項目投下去以后難以產生現金流，投資回報極低，收入產生的速度遠遠滯后于債務，因此表現在金融層面的特征就是債務的堆積，而債務杠桿的上升又反過頭來對總需求形成極大的制約（見圖7）。
中國經濟為什么從2010年中期以來，基本上不斷下臺階，且中間沒有過一次強勁的反抽呢？中國經濟當前的問題，本質和西方經濟面臨的問題完全一致，即債務問題，是“債務緊縮了需求”，所以羸弱的需求可能使得所謂“合適的”的庫存水平不斷下移。從歷史數據看，似乎中國的庫存降到了過去十年的低點，但是整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發生了變化，中國經濟的中長期因素、很多因素都在發生變化，所以不能用歷史數據簡單去看當前庫存水平的高低，中國經濟目前“合適”的庫存水平可能已經顯著降低了。
流動性寬松的窗口
我們認為流動性寬松可能還能持續，因為中國2012年11月以后的流動性寬松，是一種衰退式的寬松。在中國，流動性的衡量標準往往要看價格，而非看總量?？偭看笾履苷f明經濟中的融資需求非常旺盛，但并不能說明經濟中間資金面寬松。真正反映流動性寬松出的唯一維度就是價格，而價格是由供求兩面決定的。從供給的角度來看，流動性絕對寬松的時點或已過去，2013年一季度社會凈融資達到6.6萬億元，后續還能有持續高量的社會凈融資嗎？隨著經濟重新走入下行軌道，并且開始加速，未來經濟中間的融資需求將比資金供給下滑得更快，直接表現到融資市場就是融資的競爭性下降。綜合供求兩方面來看，未來流動性可能還在邊際改善之中（見圖8）。
觀察流動性，需從以下三點去體會：
一是要看現在經濟中融資需求最旺盛的兩個主體——政府和地產。黨的十后出臺的一系列文件都是針對怎樣清理前任留下的巨大債務包袱。2013年銀監會的8號文、10號文等等一系列文件都是針對清理舊有債務累計。從未來的政策導向來看，融資需求最旺盛的兩個主體：政府和地產，都會受到明顯的融資抑制，短線將使得融資市場的競爭性下降，債務供給的壓力減輕。
二是要看中央銀行的態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增長結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就需要抑制地方投資擴張的沖動、治理債務危機。在此背景下，中央銀行將積極配合，因為地方政府投資得到了抑制，通脹就不會成為未來中國的主要問題，而是“溫吞水”。過去十年，央行和其他經濟部門之間的配合較為糾結，一邊要保增長、促增長，一邊又要宏觀調控、抑制通脹，兩者是對沖的態勢。但如果新領導堅決要調整經濟增長結構，央行將有動力把目前偏寬的資金面保持下去。
三是在債務的清理過程中，維持彈性寬松的貨幣環境是必要的，因為經濟調整要取得柔性的、軟著陸的、比較理想的效果，資金面總的方向是寬的。但要特別關注2013下半年以后的流動性風險，在清理債務過程中，包括8號文最近清理債市，都會造成一個結果，即表外債權可能有一部分回到表內。如果銀行、機構有資本的壓力，無法接納這么多表外債權回歸，就有可能轉賣資產回抽資金，一旦規模擴大，就有可能造成收益率的上升、短期資金面的緊張。最近債市在清理代持，這個清理還是造成了利率輕微的上升。
另外，需關注2013下半年可能顯著增大的高收益市場化債務工具到期的壓力。金融危機之后的平臺債務擴張，是以表內信貸投放的，但是過去兩年支持平臺的主要是市場化高收益債務工具，信托、資管等等，且以一到兩年的短期為主，如果到期之后，各項政策銜接有問題，債務人難免會到市場上拆東墻補西墻，短期內利率上升壓力增加。因此，要求政策要保持高度的彈性。
總而言之，未來的宏觀狀態可能還會維持“弱經濟+寬資金”的狀況。2013年改變目前資金面寬松狀態的只有兩種場景：一是政府容忍不了經濟的下行，融資的門檻再度放松（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463號文執行趨向松弛），隨著債務供給再度大幅回升，債市將面臨很大的下行壓力，但概率較低。二是高收益債務工具到期的流動性風險，而這只是短期擾動。
美國經濟的改善
美國舊金山聯儲行長約翰·威廉斯（John Willams）預計就業市場將在2013年夏季發生重大改善，若按照現在的軌跡持續下去，就業率大概到2014年10月能夠達到6.5%，但如果在2013年夏季出現重大改善性突破的話，失業率有可能在2014年初就接近預期目標。而美聯儲之前已言明，結束資產購買將更早，若2014年年初失業率達到目標，意味著2013年下半年的某個時點就會出現QE資產購買計劃的重新調整（見圖9、圖10）。
如果2013下半年出現這個態勢，就業市場出現重大改善，一個重要的觀察指標就是美國長期公債收益率會出現回升勢頭，當經濟的內生動能開始發力的時候，會產生幾個表征：一是利息跑得比通脹快，實際利率是上升的；二是收入跑得比利息快，這個時候經濟不懼利息的回升，因為經濟的內生動力在走強。
“試錯”的日元貶值
關于日元貶值的問題。首先要看到，危機后日元兌美元升值了35%，導致日本的貿易條件惡化，2011年日本貿易出現48年以來的首次逆差。對于典型的B-S（巴拉薩-薩繆爾森）經濟體而言，理論上只有名義匯率貶過了頭，通貨膨脹才會來，其邏輯是貿易部門企業盈利復蘇會促使增加投資和就業，并有可能提高工資，日元貶值的空間有多大取決于日元高估的程度。因此只有通過試錯，才能知道日本金融匯率的底在何處。日元未來進一步拓展貶值空間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見圖11、圖12）。
如果日元進一步貶值，對于沒有彈性的人民幣而言，壓力會急劇上升。目前中國央行處于“夾縫”中：一方面，若要支持經常賬，就應要求人民幣弱勢應對“日元貶值+美元升值”；另一方面，又要照顧身后龐大的資產泡沫，這就要求人民幣相對強勢，一旦人民幣出現貶值自我形成的趨勢，人民幣資產會迅速下挫，并進而可能造成全局性金融縮。
現在人民幣的強勢是“虛弱”的強勢，人民幣的強勢并非市場決定的，人民幣的三個價格：離岸價格、在岸價格和遠期價格都不是市場價格，最近幾個月外匯占款較強，某種程度是央行管理中間價下的套息盤交易所導致的。但2013年3月已出現貿易逆差，如果貿易逆差繼出現，套息盤引發的外匯占款可能會明顯收縮。
人民幣強勢會侵蝕經常賬、最終補貼并加劇資本外流，刺破資產泡沫，形成全局性收縮壓力。當一國的經常賬明顯收窄時，往往本幣和本幣資產的貶值壓力會急劇上升，現在無非就是在等那個時間點的到來。
從中線角度來講，中國經濟縮的風險遠大于脹，因為中國的脹起來至少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地方政府投資又開始大干快上；二是外部風險不能升級，如果美元確立強勢的突破性上漲趨勢，整個市場，包括大宗市場都將面臨很大的壓力。所以，如果外部風險升級，東亞大宗市場都將面臨跟跌壓力，中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就難以發生，當前大宗商品的頹勢也許就從一個側面印證了中國2013年貿易量的弱勢。
宏觀經濟問題范文6
【論文摘要】21世紀我國面臨的諸多挑戰中，“三農”問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叭r”問題的解決是一個系統工程，與我國當前宏觀經濟有著密切的關聯——它的解決將是當前我國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可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利于應對入世帶來的挑戰；可加速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此外，它的解決對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農業停滯、農民貧窮、農村落后的“三農”問題是當前人們普遍關注的社會熱點問題。21世紀中國面臨的話多挑戰中，“三農”間題大概是最嚴峻的一個。“三農”問題不僅是關系到9億農民的生存發展問題，也是關系到整個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的全局性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頭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同時再次將“三農”問題列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在這種背景下，探討“三農”問題與我國各大主要宏觀經濟間題的關系，為最終解決棘手的“三農”問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一、“三農”問魔與擴大內需
當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約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有效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費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費趨于飽和，另一方面是農村消費市場長期啟而不動，潛在消費需求不能轉化為現實購買行為。因此，采取措施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已成為當前實現擴大內需的關鍵一環。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因為“三農”問題是阻礙農村居民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約農民消費的首要因素。我國農村還處于消費水平與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變化的階段，還沒有進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階段。因此，對低收人階層的農民來說，其收人增加，消費支出也會相應增加，收入增長的預期提高，消費傾向也隨之提高。但是近幾年來，農村家庭純收人增長率呈下降趨勢:19%年為9.00!0 ， 1997年為4.6% ， 1998年為4.3%， 1999年為3.8% ， 2001)年為2.1% o (1996--1999年數據轉引自:《宏觀經濟研究》 .2001年第4期，第11頁;2000年數據轉引自:《宏觀經濟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農民純收人增長緩慢導致購買力嚴重下降，并直接影響到農民消費需求的增長。提高農民收人已成為啟動農村消費市場的重要前提。為此，必須多渠道、多途經提高農民收人，包括增加農產品供給和減少農業人數雙管齊下;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繁榮小企業和小城鎮，擴大9億農民的就業空間和收人來源等等。
(二)農民負擔過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農民的支付能力，從而影響了其消費水平的提高。黨的后的農村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是農民收人逐漸增加的同時，其負擔也與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亂收費、亂罰款、亂集資和各種攤派現象十分突出，嚴重影響了農村經濟發展和消費增長。因此，必須大力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和農村行政機構改革，從治本上杜絕各種增加農民負擔的源頭，擴大農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而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增加農民的消費熱情，擴大農村需求。
(三)消費環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民消費能力的實現。比如，農村基礎設施落后，阻礙了耐用消費品在農村的普及，從而影響了廣大農民的購買積極性。因此，國家要努力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升創造條件。一方面增加財政對農業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農戶自我資金積累的投資機制。通過改善農村交通、通信條件，既可使農產品及時轉化為商品，增加農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業品能夠及時組織進來，解決農民賣難買難的問題。針對目前農村消費的熱點是家用電產品，應加快農村電網、電視轉播站等基礎設施建設。
總之，農村消費市場是一個有著廣闊前景和巨大發展空間的市場，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是擴大內需的重點。而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必須解決“三農”問題。換句話說，“三農”問題的解決是擴大內需的重要保證。
二“三農”問題與國民經濟結構調整
(一)入世使解決“三農”問題顯得更為迫切。
人世對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從農業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出口和農民部分消費品支出的減少(由于部分進口消費品價格低于國內同類消費品價格)，相應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決貿易爭端。但同時也在農業經營和非農產業等方面給農民收人帶來挑戰。我國主要的農產品如小麥、玉米、大豆、棉花等生產成本較國外高，因此價格偏高，造成農產品出口困難;同時，在質量方面由于過去缺乏產品國際標準意識，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同樣缺乏競爭力。根據WTO的有關協議，我國將在s年內取消所有的配額和數量限制。農產品的進口關稅也將削減到14.s%一巧%，而且對國外農產品的進口也不得使用非關稅措施。因此，農民期望像過去那樣通過農業經營增收將很困難。從非農業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國鄉鎮企業的增長速度開始回落，經濟效益下滑，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農民從鄉鎮企業獲得的收人遞減。人世后，我國一些規模較小、設備落后、職工素質不高的鄉鎮企業將受到嚴重的沖擊，這些企業的兼并破產在所難免。而另一方面一些發展較快的新興產業面對激烈的國內國際市場競爭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變得更困難。據有關專家預測，人世后中國農民將有966.2萬人失業，這必然形成新的就業壓力，給農民的就業增收帶來嚴重的影響。應對人世后帶來的上述種種問題，根本的途徑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
(二)解決“三農”問題與整個國民經濟結構調整本質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中心任務是實行戰略性的結構調整，基本著眼點在于優化品種、提高質量，從整體上提高農業的素質，提高我國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卿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戰略性結構調整，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是導致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增多。在目前這個階段如何將這部分剩余勞動力轉移就業，需要研究許多新的課題.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堅持所有制的多樣化，實行多種經營;(2)要堅持技術手段的多層次，不同技術層面的行業可吸納不同素質的勞動力;(3)要大力促進服務業的發展。由此可見，農業的戰略性結構調整，不僅是農業的內部問題，而且牽涉到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也就說，現階段“三農”問題不過是整個國民經濟結構不合理的一個縮影，“三農”問題的解決必須通過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來實現。
在我國目前的國民經濟結構中，無論產出結構，還是就業結構都不盡合理，而且就業結構轉換的速度也滯后于產出結構轉換的速度。根據統計資料，200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為15.9% ，第二產業為50.9%，第三產業為33.2%，而1991)年則分別為27.1%， 41.6%， 31.3%。由此可以看出，在過去十年間，農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業和建筑業的份額正好有大體的增長，而第三產業卻基本維持在同一個水平，未見明顯的增長。再從就業結構上看，目前大體上是，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吸納就業人數為50%，第二產業為22.5%，第三產業為27.5%，而1991)年則分別為60.1%， 21.4%， 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產業就業人數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產業吸收的就業人數變化不大，而第三產業卻有很大的增長。
不難看出，上述關于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和就業結構的數字存在著某種不相一致的問題。例如，第三產業產出比重沒有多少增加，但就業比重卻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可見第三產業對勞動力有很強的吸納能力。但目前我國第三產業比重仍然偏低。國際上達到平均發展水平的國家，無論在產出還是就業方面，第三產業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雖然就綜合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來看，我國已經達到國際平均發展水平，然而我國第三產業的比重離50%a仍有較太差距?？梢?，我國國民經濟結構不盡合理，急需進行調整和優化，尤其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為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創造條件，以實現農民增收的目的.最終解決“三農”問題。
三、“三農”問魔與我國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一)解決“三農”問題將為加速我國城市化進程創造條件。
根據國際經驗，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的，而我國城市化水平卻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平，也滯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對我國的發展很不利。我國城市化滯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國初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將城市定位為生產城市，制約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2)是長期以來的城鄉分割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3)是農村特殊的工業化道路，即發展鄉鎮企業“務工不進城”對城市化進程會發生一定的阻潛作用;(4)是對城市化認識上的偏差。比如認為工業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等，無形中也成為我國城市化的侄桔。
解決“三農”間題和解決我國城市化間題有著高度的相關性。不論是近期還是長遠，解決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農就業，而增加非農就業的主要途徑是加快城市化進程，把更多的農民變為非農民。有關專家指出，我國人多地少，要讓大批農民轉到城市，使農民的比重由現在的70%降到30%的時候，“三農”問題才真正解決。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過程也是實現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過程。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城市搞工業、農村搞農業這樣一種單一的經濟發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業化不可能單靠少數城市人來推動;另一方面，農業是個弱產業，面臨三大風險—自然風險、市場風險(產品賣難)、技術風險(農業技術投資回報率不穩定)，人世后，三大風險尤為嚴峻。因此，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單靠農業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走農村經濟工業化的道路，使供應、生產、加工、銷售形成一體化經營，農村工業化同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首先，農村工業化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器。農村工業企業一開始就抓住我國城市工業中相對薄弱的環節和方面，立足于門檻較低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有較大的勞動力吸納能力;其次，從長遠看，農村工業化是增加農民收人，縮小城鄉差別的根本途徑。農民增收緩慢，城鄉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犧牲農民利益來換取城市工業發展的歷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比農業部門高，從而導致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存在。勞動生產率提高是促進農民增收，使農民由貧變富的關鍵。而農村工業化正是提高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最佳選擇。再次，農村工業化是實現鄉村城鎮化的基礎。我們所說的農村工業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鎮日益工業化，這樣，可為鄉村城鎮化提供基礎和依托。歸根到底，農村工業化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的進程。我國農業現代化 的制約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農民的素質低:二是資金缺乏。而農村工業化將可以解除這兩個制約因素，實現農業的產業化和集約化經營，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從而實現農業現代化。
四、＂三農”問皿解決與西部大開發及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關系重大
(一)“三農”問題的解決與否還會牽涉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成敗。西部大開發首先是西部廣大農村的大開發，而不能只是幾個城市的大開發。東西部的差距主要體現在農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應當把解決西部地區“三農”問題作為大開發的戰略重點之一。就廣西而言，作為一個相對落后的農業大省，更要重視“三農”問題，要繼續推進科技興桂、科技興農戰略。從區域發展看，一方面桂東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礎、發揮地緣優勢，保持較快增長勢頭，率先實現農業產業戰略性調整，推進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并對桂西北起良好輻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發展生態農業，開發特色農產品，增加農業科技含量，并可嘗試搞旅游農業。同時，桂西北還應重視人才引進，培養、開發當地人力資源，從整體上提高農業人口素質，這也是解決我區“三農”問題的重要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