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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治理范文1
1環境監測和監測方法
環境監測是指監測部門利用監測技術設備，依照規定程序和相關法律法規來對環境質量或環境發展趨勢進行各個關鍵項的監測，并且采取相應的技術手段，做出合理的分析，以全面有效地控制環境污染[1-3]。首先對現場環境進行分析并取樣調查，取樣監測水源、土壤以及大氣中的粉塵顆粒含量；然后，在一定區域內實施監控布點，監控布點必須均勻，有代表性；之后，采集各階段污染物種類、污染物含量的數據；最后，將監測采集到的數據與以往數據進行比對分析，得出當地環境污染狀況和發展形勢，為環境治理提供數據支撐。環境監測一般采用間斷性或不間斷的監測方式，測定環境中污染物的數量或濃度，分析污染物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按照監測原理，環境監測主要有三種方法，即化學法、物理法和生物法[4-6]。物理法、化學法可以直接測定污染物，環境監測更加有效，而生物法則根據某些敏感性生物反應來判定環境中污染物的種類，雖然比較直觀，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從操作形式來看，環境監測方法又分為四種。一是常規監測，又稱簡易法，主要有檢氣管法、比色分析法以及專業環境檢測器監測法。二是連續自動監測，采用一整套完善的連續監測系統對環境進行監測，該方法常用在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監測中。三是遙感監測，常常利用不同色譜相位和紅外線探測，利用氣相色譜有效分析苯、二甲苯、多環芳烴、酚類、有機氯農藥、有機磷農藥等有機污染物。四是生物監測法，利用生物個體、種群或群落對環境變化的反應來監測環境污染，可以直接地反映環境問題，在大氣監測和水質監測中運用較多。其中，大氣監測是通過觀察大氣中某些植物的生理反應，測定植物體內的污染物含量，估測大氣污染狀況；水質監測則是根據水生物群落結構的變化來監測。環境監測是環境治理工作開展的基礎，為遏制污染源，控制污染物，降低污染物含量，制定環境標準和環境預測預警提供了有章可循的根據[7-8]。
2環境監測對環境治理的促進作用
2.1有助于確定環境治理的方向和目標
環境治理不是空喊口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生態環境部門、環境保護團體和大眾共同努力的結果。治理前，人們必須明確環境治理方向，因為盲目治理只會浪費人力、物力、財力。環境監測不僅為環境治理提供強有力的依據，也大大降低治理難度，讓治理工作者明確要治理什么，從哪方面治理，最終要達到什么樣的效果。環境探測器作為環境工作的先驅設備，它可以有效地反饋污染物的源頭、污染物的組分和含量，反映污染區域的環境污染程度，以便生態環境部門有效應對。我國環境治理主要包括大氣、土壤、水三大板塊，通過監測分析，生態環境部門便可制定治理策略、環保規劃和污染物排放標準等。環境監測可以為環境治理提供可靠的數據依據，以明確治理方向。例如，監測數據表明，顆粒物是霧霾形成的主要因素，生態環境部門要遏制顆粒物的來源，控制顆粒物的排放量，還人們碧水藍天。
2.2促進環境治理有條不紊地開展
每個城市具有各自的發展特色，有的城市以重工業為主，有的城市以旅游業為主，有的城市以輕工業為主，造成不同地區的環境污染程度、環境污染因素各不相同。所以，環境治理不能以偏概全，人們要針對不同地區環境污染情況，制定不同的治理方案。環境治理不單單要明確治理方向，還要有條不紊地實施。環境監測就是對環境的“體檢”，人們通過“體檢”可以發現環境問題，將污染問題依主次、類型和特點進行分類，實現有序治理，重點清理危害大的污染物，集中處理危害較弱的污染物，以改善環境治理方法，提高環境治理效率。因此，人們要立足于環境監測，分析污染物的類型、特點，制定有針對性的治理方案，有序開展環境治理工作[9-11]。
2.3提高環境治理的實效性
當前，我國環境問題整體比較嚴重，環境治理缺乏系統性。在實際的治理工作中，往往是發現一項問題，開展一項治理工作，對于尚未造成嚴重影響的污染問題重視程度不夠。這樣會增加環境治理的重復性，治理效率大大降低，最終收效甚微。環境監測可以及時將污染問題反饋給生態環境部門，后者可以根據污染特點，快速做出反應，將污染扼殺在萌芽狀態。環境監測不僅可以提高環境治理的實效性，也能提高環境治理效率，降低人力、物力消耗。例如，有的農民環保意識薄弱，為了節省成本，直接焚燒秸稈，對大氣造成嚴重污染。每年生態環境部門都會宣傳焚燒秸稈的危害，甚至安排人員輪流值班，但是效果很不理想，直接原因是人員有限、監測區域范圍大。各個區域可以配置連續自動監測裝置，實時監測秸稈焚燒，一旦發現監測數據波動，馬上出動人員制止秸稈焚燒行為，提高環境治理的實時性[12-14]。
2.4為環境影響評價和排污費征收提供可靠依據
城市經濟發展要依靠重工業、輕工業、餐飲業和旅游業等的支持。它們雖然可以促進城市發展，但是也會影響城市環境。因此，在治理環境時，每個城市要制定相應的環保標準和處罰制度。其間，環境監測可以為環境影響評價、排污費征收和處罰標準制定提供相應的數據依據。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是相互制約的，只有環境保護好了，才能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為了降低經濟建設對環境的影響，每個項目的實施建設都必須經過生態環境部門的嚴格評估，符合要求的才能得到審批。環境監測作為一種技術手段，可以高效地為生態環境部門提供環境影響評價要素，使環評工作有理有據地進行。此外，排污費的征收標準不是隨意設置的，人們通過對項目實施過程中產生的污染物種類進行合理劃分，按污染物級別征收相應費用，這些數據同樣需要通過環境監測來獲得。征收排污費可以提高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認知，讓企業明白發展經濟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其也可用于環境治理，改善環境。
2.5可以為公眾提供參與環境治理的平臺
環境治理不是一個部門的責任，它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氨Ｗo環境，人人有責”不能成為一句空話，需要落實到每個人的心里，需要每個人的積極參與，這樣才能真正治理環境。當前，互聯網技術快速發展，政府部門可以建立公眾號，適時環境監測數據，讓人們了解環境狀況和環境治理進度。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逐漸增強，開始意識到環境的重要性。環境監測人員可以將每日的監測數據到公眾平臺，收集大眾提出的環境保護措施，讓人們切身感受到身邊環境的變化，真正體會到保護環境刻不容緩。
2.6可以提供破壞環境行為的量刑標準
環境的治理離不開法律與道德，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我國對于破壞環境的行為絕不姑息，我國環境保護法律已將破壞環境的行為納入刑法范圍，而環境監測就為環境破壞行為判斷提供準確的基礎數據，以此根據相關法律法規依法判決。盡管人們已經意識到環境治理迫在眉睫，但部分企業為了眼前利益，仍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使用落后設備，導致工業廢氣未經充分處理便直接排放，對空氣造成污染。一些制造行業排污設備本該每年一檢，但部分企業環保意識較差，直接忽略排污設備檢修，導致周邊土壤、水質受到污染。這都屬于污染環境的違法行為，生態環境部門要運用環境監測設備測定污染物的濃度或含量，對涉污企業做出違法評定后進行相應處罰。環境監測可以監督和警示工業企業，使其增強環保意識，規范運營，重視環保設備檢修，防止發生環境污染。
環境的治理范文2
20世紀70年代的“拉夫運河事件”，這是美國環境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段記憶，也成為全世界最知名的危險廢棄物填埋污染事件之一。這一慘痛教訓直接促使美國國會于1980年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批準設立污染場地管理與修復基金，即“超級基金”，不惜花費巨資治理歷史遺留的“毒地”，直到今天。
放眼全球，很多國家都曾遭遇過環境污染的難題，“品嘗”過環境污染造成的惡果，在治理污染方面都走過漫長而艱辛的道路。1972年6月，聯合國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后，西方發達國家開始了對環境的認真治理，工作重點是制定經濟增長、合理開發利用資源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長期政策。到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基本控制了污染，普遍較好地解決了國內的環境問題。
1992年6月的里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正式否定了工業革命以來“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模式，標志著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世界環境保護工作又邁上了新的征途――從治理污染擴展到更為廣闊的人類發展與社會進步的范圍，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主張成為人們的共識，“環境與發展”則成為世界環保工作的主題。
發達國家環境治理之路，對發展中的我們，可資借鑒。而與此同時，也要看到，環保問題從來不是一勞永逸。近年來，美國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發生的水污染事件再次震動美國朝野，引起大反思。由此可見，在工業化、后工業化時代，防治污染在任何國家都不能放松。
英國：利用技術科學治污
200多年前開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促進了鋼鐵、煤炭、化工和其他行業的繁榮，推動了英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與此同時，對于廢料處理和運營管理的疏失，也導致了化學廢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帶來非常嚴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問題。從20世紀中葉開始，英國就陸續制定相關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規，同時進行土壤改良劑和場地污染修復研究。英國土地修復技術非常規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學方法、生物修復三方面的技術。
對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國成立了治理專門委員會和水務局（公司），對整個流域進行統一規劃與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至1949年，英國政府開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設城市污水排放系統和河壩筑堤。1950年至今進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僅重建和延長了倫敦的下水道，還建設大型城市污水處理廠，加強工業污染治理，采取對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設污水處理廠470余座，日處理能力為360萬噸，幾乎與給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經過污水處理廠處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處理費用計入居民的自來水費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學技術的作用同樣得到高度重視，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經過100多年的綜合治理，特別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高強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為國際上治理效果最顯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凈的河系之一。1955至1980年間，泰晤士河總污染負荷減少了90%，河流水質已恢復到17世紀的原貌，100多種魚重返泰晤士河。
日本：針對立法 問責嚴厲
在工業化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導致了1970年《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臺。1975年，大量六價鉻污染土壤事件在東京地區頻繁爆發，逐漸演化成嚴重的社會問題，進而引起全社會對“城市型”土壤污染的關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針對“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對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實施細則》。
《土壤污染對策法》的立法目的旨在通過確定土壤中的特定有害物質進而實施土壤污染防治對策保護公眾健康、確立相關措施防止人體健康受到污染的侵害等。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僅限于這些專門立法，還有大量與土壤污染預防相關的立法，包括《大氣污染防治法》《Dioxine類物質特別對策法》《水質污染防治法》《廢棄物處理法》《化審法》《肥料取締法》《礦山保安法》等，這些立法通過對大氣污染、Dioxine物質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特定化學物質污染、化肥和農藥污染以及礦物污染的控制，從不同方面來阻斷新的土壤污染源，從而達到預防土壤污染的目標。
日本在水資源安全問題上同樣有過沉痛的教訓。從上世紀60年代起，日本各地連續發生多起水污染造成的社會事件，引起日本全國的強烈反響。在輿論的壓力下，日本政府不得不下決心解決企業排污造成的水污染問題。日本首先從立法開始，短短幾年，先后通過了《控制工業排水法》《水質污染防治法》《湖泊水質保全特別措施法》等法律，后來，日本又根據情況變化多次修改《水質污染防治法》。這樣，日本主管部門和法律部門就可以依據這些法律監督和管理水資源，并調查和追究污染水質的責任方。在這種法律和輿論的約束下，日本任何一級行政長官對水資源和居民用水的安全達標都不敢掉以輕心，否則不僅自己的“烏紗帽”不保，而且可能身陷法律糾紛。
日本為確保水資源安全，防止水污染，還建立了信息公開和居民查詢制度。在許多城市，主管部門都在供水系統的各個環節設立了監控系統。如東京都，從上游的水源到最終段的居民家庭管道，一共安b了10多個檢測點，共有60多項檢測項目，而且隨時公布這些項目的檢測結果。居民每天可以從東京都水道局的網站上看到有關信息。如果居民感覺自己家中的水質有問題，可以電話詢問水道局，或登門查詢，水道局必須給予說明，或上門檢查。
為解決企業排放問題，日本政府采取了“鞭子加糖塊”的政策。一方面，嚴厲打擊非法排放的企業，作出嚴厲的處罰。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向投資建設污水處理系統的企業提供一定的財政補貼，還給予稅率上的優惠。這些政策讓企業知道，與其違法排污被罰高額罰金甚至企業倒閉，不如拿出些資金修建廢水處理設施，而且還能得到政府的補貼，政策引導使日本在短時間內就杜絕了企業排放污水問題。
德國：摸清家底 區別對待
在工業化過程中，德國留下了許多污染場地，有15%-20%的土地被懷疑可能受到污染。調查結果表明，德國有30萬塊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業化時代，土壤保o已經成為德國環保的一項重要工作。
德國的土壤保護工作做得比較深入細致，開展了污染場地調查，底數清楚，為開展土壤保護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
首先，全面開展土壤監測。目前，德國各州都對土壤進行長期監測，全國共有800多個監測點，絕大部分是環保部門設立的，也有一些是農業部門設立的。聯邦與各州政府設立土壤污染調查小組，根據土地的用途，對土壤進行監測，隨時了解土壤特性的變化信息，同時觀察土壤發展趨勢，評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對全國有污染嫌疑的地塊進行排查、篩選，對重點污染地塊進行詳細調查，然后通過情景模擬，開展土壤修復研究，制定技術方案并實施。
第三，建立污染場地數據庫。如薩克森州對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個詳盡的數據庫，所有與土壤保護相關的州政府部門都可以使用這個數據庫，下一級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屬于本地區的污染場地情況。同時，建筑公司也可利用這個數據庫。通過這個數據庫，可以對全州土壤保護進行有效的動態管理。
德國還通過精密計算設計了一套指標來評估土壤風險：在綠色線上的，主要是預防土壤惡化；在黃色線上的，要發出警告；在紅色線上的，必須進行清理。
澳大利亞：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園
和世界很多其他國家一樣，澳大利亞也逐漸將重度污染的工廠企業慢慢搬離城市中心和住宅區周邊。搬遷留下的空地會經環境署的嚴格評估并由開發商做出改造意見申請，獲得批準之后才允許將污染地塊修復和轉型為非工業用地。
環境的治理范文3
“PM2.5”、“霧霾天氣”、“PX事件”、“網民出錢請環保局長下水游泳”等等，這一連串的事件不斷拷問著我們當前的生態環境。
壯士斷腕，鐵拳治污。近年來，浙江省各地各部門堅持生態立省方略，扎實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較好的成效。記者采訪發現，在環境治理上，除了政府的有力推動外，公眾對環境事務的積極參與成了另一股巨大的不可忽視的力量。
“當環保志愿者們代表社會對企業進行環境監督時，再牛的企業也有些吃不消?！杯h保公眾參與讓嘉興市的環保志愿者聞曉星有了這樣的深刻體會。據悉，嘉興市環保局通過市民環保論壇，在門戶網站上設立“市民環保檢查團”、“環保志愿者在行動”、“12369網上投訴中心”、“環保專家服務團網上咨詢”、“公眾滿意度在線調查”等互動欄目后，網民們參與環保的熱情高漲，促進全市環保部門處置環保熱點問題的效率大大提高。
“現在，我們每天都是24小時值班，一看到網民的投訴就立即派人查處?！奔闻d市環境監察支隊相關負責人介紹說，分布在全市各個角落的網民，就是一個個環保義務監督員，時刻“盯牢”排污企業，維護著全市的環境安全。
在跨海大橋的另一端，寧波的環境治理也閃動著市民的身影。為了倡導低碳生活方式，鼓勵全社會對氣候變暖帶來的挑戰采取積極的環保行動，2013年3月，寧波市民自愿熄燈參加“地球一小時”活動。
“非常壯觀，去年我也看過，一年一次嘛，難得見到?！笔忻耋孟壬呀洸皇堑谝淮螀⑴c“地球一小時”活動。2012年，他親眼見證了寧波南部商務區熄燈一小時。按竺先生的話，今年的活動看起來規模更大，好多地標性建筑都起了帶頭作用。
如今，綠色行活動已漸漸成為市民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多的寧波市民開始自發組織生態環保志愿服務隊伍，生態文明意識和環保知識在寧波被廣泛傳播。
在北京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與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共同的污染源監管信息公開指數（PITI）中，寧波已連續4年在全國113個重點城市中排名第一。
此外，杭州市的“聯街結社”共建活動和“廠群對話”協商模式，臺州市的“環保動車組”網上論壇，紹興市的環境維權活動等都在火熱地開展中，通過這些居民與政府、企業、街道、社區的交流平臺，大大增強了公眾與政府、企業的互動溝通。
復旦大學副校長林尚立教授認為，公眾參與是生態治理系統的動力體系，沒有公眾參與，生態環境無法改善，因為生態環境的需求本身是公眾的需求。林尚立進一步指出，公眾參與的重點在于不僅要從權利出發，而且要從責任出發，這是對公民的要求。公民不僅具有權益，而且要具有維護環境的責任。如果只從權利與權力出發，那么，我們的環境無法得到保護。
“環境不僅是公眾權益的實現，而且是責任的擔當?！绷稚辛⒄f。
成長的“煩惱”
事實證明，合理有序的公眾參與可以有效緩解環境與社會的矛盾，推動環境保護事業發展。如果公眾參與不足或者不當，就會帶來強烈的負面作用。從現實情況來看，目前公民參與的積極性不高、參與環保的渠道不暢通、了解環境信息渠道受阻等，都是影響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重要因素。
有媒體記者在社區采訪時，一位大媽告之，她一直關注著環保，經常向媒體反映一些破壞環保的事情。她問記者道：“除了向媒體反映這些事情，還有別的渠道嗎？”
“環保熱線您知道嗎？”
“不知道。”
“您向居委會或街道辦事處反映過嗎？”
“他們能解決嗎？”大媽的反問，令人感慨。
而在農村，這種有著環保意識但不知如何反映的農民更是多數，當因為反映渠道受阻而不知所措之后，他們參與環保的積極性便逐漸削弱。
浙江財經大學財政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裴志軍認為，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是第一個問題。公眾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參與，這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并需要進一步的甄別。第二，哪些因素影響了公眾的參與？公眾參與的路徑與途徑包括哪些？這些路徑得到公眾回應了沒有？這需要我們進一步考量。
環境公共治理是否能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有效的信息公開機制，然而，有調查顯示，在許多地區，公眾了解環境信息渠道還不多，公示信息面還太窄。對有些涉及民生的環境信息，有關部門以國家秘密、商業秘密為由拒絕公開的現象時有發生。如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土壤污染信息。這些都阻礙了公眾對環保的參與。
除了公民的自發行動外，有組織的團體性環保活動則更受社會關注。2013年5月，浙江第一個正式注冊成立的民間環保草根組織——“綠色浙江”在杭州誕生。耐人尋味的是，這家大名鼎鼎的民間環保草根組織，其實早在13年前已經創立?！?3年來，為了獲得一個合法身份，我們不停地奔走呼吁，很不容易。”“綠色浙江”總干事忻皓，回首往事，語氣激動。
近年來，在大眾普遍焦慮環境生存狀態的大背景下，浙江的民間環保組織正風起云涌，迅速地發展和壯大起來。但是，這些草根“環保NGO”（環保民間社團），在發展的同時，卻普遍面臨取得合法身份難、資金缺乏、人才和技術匱乏等各種成長的“煩惱”。
杭州市委政研室副主任沈金華指出，建立和發展民間環保組織是環境治理中一種好的組織形式，可以有效推進。然而，目前，我們國家的環保公益類組織的數量、所發揮的作用、所處的法律地位與歐美國家都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這些組織主要面臨的問題第一是人才缺乏，第二是資金問題，第三是規模還偏小，在社會組織登記方面還有很大的不便。另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政府的觀念還沒有完全轉變，認為這些組織以后會對政府推進經濟項目制造阻力，這些都是制約和影響社會環保組織發揮作用的障礙。
同時，記者也了解到民間環保機構組織自身建設也還不是很健全，尤其草根的民間機構力量還很薄弱，由于缺少先進的NGO治理理念和經費支持，組織內部管理渙散，工作無計劃，活動不正常，人員不穩定，流動性較大，大批有識之士和熱心環保事業的民間力量被拒之于門外。公民個人方面，大部分還停留在參與一些公益性的志愿者服務方面，理性思維還有待提高。有調查顯示，英國參與義工人口百分比為76%，美國是46%，中國港澳地區是28%，中國臺灣地區是30%，內地是5%，浙江遠低于國際水平。
建立多中心治理結構
有效的環境治理離不開公眾的廣泛參與。建設“美麗浙江”，保護好浙江的青山綠水，必須依靠社會公眾的共建共享機制。有專家指出，公眾參與是環境行政能力的外延，廣泛的公眾參與有利于彌補政府工作的缺失。創新環境公共治理模式，要按照政府是責任主體、企業是治理主體、公眾是監督主體的思路，不斷健全政府—公眾—企業三位一體的協商對話機制。
企業緊挨著居民小區，產生的廢氣噪聲影響居民的正常生活，這樣的“廠居”矛盾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并不鮮見，可解決起來一直都沒有好辦法。2011年開始，杭州市環保局拱墅環保分局搭建起了“廠居”溝通平臺。在這個平臺上，老百姓和企業老總有機會“面對面”對話，居民有什么環境問題？企業解決這一問題有什么行動和困難？大家一起來溝通協商，而環保部門也從過去的“傳聲筒”，轉身成了調解糾紛的“老娘舅”。據統計，當年，拱墅區搭建了萬里化工和萬家花城、恒基鋼業、杭州煉油廠等4個專項溝通平臺，涉及7家企業?！皬S居”平臺在解決環境糾紛中起到了較好效果，環保量下降了75%。
林尚立認為公眾參與的最終狀態是政府、企業、居民三者之間的聯動。綜合來講就是全面聯動，聯動的目的是讓大家共贏，實現治理的目標。
復旦大學城市治理比較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韓福國認為，建立良好的城市環境治理，需要建立現代環境公民的責任和主體意識。具體而言，就是要從環境公民主體意識的建構出發，建立多中心的治理結構，從而發揮城市的功能，使城市擁有適于市民居住的環境。
“建立公眾參與環境保護機制，需要環境信息公開化?！闭憬髮W光華法學院環境法教授錢水苗說，“我們現在需要建立一個有序、有規則的制度，公眾參與應涉及到整個環境保護的過程，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現在參與的往往是事后，如果說我們把公眾參與再往前提一提，再往前讓公眾參與，我個人認為有些環境問題可以少一點，環境質量可能會好一點?！?/p>
沈金華指出，在推動、培育民間環保組織來發揮環境治理作用的問題上，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著手：首先，要簡化環保社會組織的登記辦法；其次，要扶持、鼓勵這些環保社會組織開展活動；再次，要給予環保社會組織以必要的活動空間，包括同國外交流的活動空間；最后，社會組織分類也要精細化。
環境公共治理中如何發揮好人大的作用，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人大是環保制度化的重要一環。
環境的治理范文4
【關鍵詞】全球治理理論；全球環境治理；主體多元化
一、全球治理理論的概述
（一）全球治理理論的興起。全球治理理論是一個不斷自我完善的綜合體系。大多數學者認為，全球治理最初成為學術術語來自詹姆斯?羅西瑙的《沒有政府的治理》一書。羅西瑙從全球高度出發，將全球治理用于分析全球生活，全球變革，全球遷移。強調從多個方向觀察，摒棄傳統的片面的思考方式，將一體化和碎片化方式有效結合。以布萊爾、施羅德、若斯潘等人提出的“第三條道路”則明確提出了“少一些統治，多一些治理”的理念。
（二）全球治理理論的發展。全球治理理論的發展主要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治理理論從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等領域。標志性事件是1989年世界銀行本年的年度報告把治理一詞從企業管理層面提升到國家管理層面，使治理一詞突破了經濟學的范疇。典型表現在為，在應對某些國家的政府出現的空心化問題上，用治理這個視角來解析并提出解決方式，使得治理向公共管理的領域邁進，并最終對國家的管理起到積極的作用。
第二，治理理論從國內公共問題擴展到國際公共問題。美蘇冷戰結束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劇，全球性問題的產生，民族國家的公共管理開始面臨走向全球公共管理的新要求。對全球化及其全球問題深入思考的結果，促成了對全球治理規范的建構。在這一大背景下，全球治理研究蓬勃興起。其中90年代中期以后，治理應用于全球事務，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將全球治理的理論滲透到環境事務領域。
第三，治理主體不斷拓展。隨著全球治理理論的應用領域不斷擴大，其理論的主體也在不斷的擴大。起初，是以傳統意義上的國家作為全球治理的理論主體的。但是，在處理公共事務的方面，國家的缺陷暴露得一覽無遺。21世紀初，經濟全球化使得跨國公司在全球化進程中影響力不斷加大，跨國公司成為全球治理理論的又一重要主體。同時，跨國公司中的經營者、高級技術人員等個人也最大限度地為增加共同利益而努力這一事耍，使得公民個人特別是精英也成為了全球治理理論的主體之一。
二、全球環境治理主體的研究現狀
（一）全球環境治理的研究。環境問題的高滲透性，使得各個學科都對其極為關注。不少著作中大量的描寫都顯示對環境問題的擔憂，希望能夠引起人類的重視，環境治理已刻不容緩。其中包括芭芭拉?沃德的《只有一個地球》，亨利?戴維?梭羅所寫的《瓦爾登湖》，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等。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編寫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希望人類積極反思，對于環境這個重要問題引起極大關注。羅馬俱樂部編寫了《增長的極限》，將全球問題的研究概括為五個方面，并稱其為“人類困境研究”。
（二）全球環境治理主體的研究。全球環境治理的主體是研究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全球環境治理的主體是多元化的?！度虼笞兏铮喝蚧瘯r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這樣描述，“全球治理不僅意味著正式的制度和組織――國家機構、政府間合作等――制定（或不制定）和維持管理世界秩序的規則和規范，而且意味著所有其他組織和壓力團體――從多國公司、跨國社會運動到眾多的非政府組織――都追求對跨國規則和權威體系產生影響的目標和對象”?！度颦h境：機構、法律和政策》一書中指出國家、政府問組織、國際非政府組織以及公民社會是全球環境治理的主體。羅琳?埃利奧特的《環境的全球政治》中也對這幾類治理主體持認同意見。國內的學者也有不少撰文研究這個問題。
三、全球治理理論引發全球環境治理主體的新發展
當前環境問題主要分為十個方面：全球氣候變暖、臭氧層的破壞、是土地荒漠化、廢物質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森林面積銳減、水資源枯竭、海洋污染、核污染、噪音污染。
（一）全球治理理論促進全球環境治理主體多元化。環境問題多數是起源于某一國或者某一地區，最初只對該國或者該地區產生危害及影響。針對這種國內問題，中央政府一般在考慮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會施以積極手段進行治理，甚至不惜犧牲局部利益為代價。迄今為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國際上仍然主要是以國家為單位來參與國際行動，應對國際問題。然而在全球治理理論下，當前國家在參與全球治理進程中，已經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自身作出了一定的調整：
一是在觀念上，國家在強調國家特殊性的前提下，也看到了國家共有的一面。縱觀國際社會中國家的舉措，國家在應對國際社會中出現的環境問題時，大多均尊重國際慣例，接受絕大多數國家共同默認的觀念，重視當前反映人類政治的進步要求。
二是在制度上，不少國家已積極將本國國內的制度及法律與國際的制度與法律相互調適，改善或摒棄那些僅符合自身國家利益，而與人類共同利益背道而馳的法律法規。
三是在利益的認知上，國家不再單純以自我利益為中心，而是將本國人民利益與各國人民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聯系起來，以理性、共贏的理念參與到全球環境治理中。
（二）全球治理理論壯大全球環境治理非政府組織的行動，使得處于環境領域中的非政府組織在數量和規模上都獲得了極大增長，除規模和影響均很大的全球性環境非政府組織，例如世界保護聯盟、世界自然基金、綠色和平組織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等以外，還出現治理和保護環境運動、大學、專業機構以及政策部門環境專業和項目。當前，環境非政府組織中有著不少組織良好、溝通良好的大的跨國非政府組織?？梢哉f，這是全球治理理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獲得的新發展，也是國際環境治理中的重要角色。
參考文獻
環境的治理范文5
關鍵詞 環境質量；環境治理投資；CDM；綠色信貸
中圖分類號 X196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8-0061-0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8.010
1997年，全球84個國家在日本京都簽署了《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就溫室氣體的減排目標達成協議，這標志著加大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已經成為全球共識。時間進入到2003年，英國在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出“低碳經濟”的概念。自此，“低碳經濟”開始了它風靡全球的旅程。與其相伴而行的是不斷涌現的一系列的新鮮詞匯，如“碳金融”、“赤道原則”、“環境金融”、“碳排放交易權”、“CDM”、“CERS”、“綠色信貸”、“能效貸款”等等。其中，“赤道原則”為銀行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提供了一個基準?！癈DM”機制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聯手共同致力于解決環境問題提供了平臺?！熬G色信貸”為我國商業銀行評估環境風險、改善信貸體系提供了契機。雖然根據《京都議定書》的規定，我國在2012年之前，尚不需要承擔減排任務。但是隨著時間推移，2012年已經近在眼前，改進環境質量，融入低碳經濟的浪潮是我國亟需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
1 問題的提出
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似乎永遠是蹺蹺板的兩端，如何在低碳經濟的背景下，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改善的雙贏，已經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之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加大對環境治理的投資不失為解決這一矛盾的良策，但是在投資之前，如果能夠了解環境治理投資對環境質量的沖擊路徑，便可制定相宜的投資策略，選擇合適的投資路徑,以實現投資效應的最大化。
本文選取1998-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作為樣本，使用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等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使用誤差修正模型（VEC）和脈沖響應函數（IRF）對環境治理投資對環境質量的沖擊進行模擬。
2 國內外研究現狀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是研究經濟增長與環境之間關系的主要工具。1991年美國經濟學家Grossman和Krueger首次提出了庫茲涅茨曲線的概念，并指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上升，在高收入水平上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下降”，即呈現“倒U”形的趨勢。隨后，國外很多學者在此基礎之上對EKC進行修正并預測拐點。
隨著環境污染問題日趨嚴重，EKC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趙云君和文啟湘通過對我國1990-2002年排污量的增長速度與GDP增長速度的比較，指出我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與環境污染水平之間呈現較弱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特征” ，因此，我國完全可以放棄“先污染、后治理”的傳統模式，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1］。張學剛和王玉婧指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環境規制的結果而不是內生機制，當前我國各地環境污染與收入水平實際上是同步增加的正相關關系, 這與我國片面追求速度而忽視環境污染的政策取向密切關聯，同時指出經濟增長并不能帶來環境質量的自動改善, 只有產業結構調整、技術進步和強化環境規制, 才是真正有效的途徑［2］。馮相昭和鄒驥指出CO2排放的主要驅動因子是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人口的增加，而能效的提高以及能源結構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排放的過快增加［3］。林伯強和蔣竺均采用對數平均迪式分解法（LMDI）和STI RPA模型，分析了影響中國人均CO2排放的主要因素，指出中國CO2庫茲涅茨曲線的理論拐點對應的人均收入是37 170 元，即2020 年左右。但實證預測表明，拐點到2040 年還沒有出現［4］。這個結果對我國目前環境庫茲涅茨曲線以及低碳經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在低碳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要密切關注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王崇梅使用1990-2007年的數據，分析了我國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之間的關系，指出在一定階段，我國的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耗處于絕對脫鉤和相對脫鉤的階段。環境污染的狀況直接影響了環境的質量［5］。目前，我國對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關系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某個地區或城市的實證研究。例如，彭立穎和童行偉等分析了上海市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關系，指出應該因地制宜，采取措施，盡早跨越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6］。閆新華和趙國浩使用VAR等計量方法對山西省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的關系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山西省的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雙向作用機制，存在動態的“倒U”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7］。要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就必須加大對環境的關注，加強對環境治理的投資。蘇婕使用協整理論，利用我國1990-2007的數據對環境治理投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表明，二者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8］。
目前，我國環境治理的投資主要來源于政府、銀行與企業自籌。其中，政府投資占據了絕大部分。在2005年之前（包括2005年在內），我國政府對環境治理主要通過國家預算內資金和環保專項資金兩種方式進行投資。自2006年起，我國政府對環境治理的投資主要以排污費補助和其他補助的形式進行。來源于銀行的投資所占的比重較小，企業自籌的部分更是鳳毛麟角。2007年，我國環保總局、人民銀行、銀監會三部門聯合提出的一項全新的信貸政策，即《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明確提出“綠色信貸”的概念。自此，綠色信貸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董竹等：中國環境治理投資對環境質量沖擊的計量分析
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1年 第8期談到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就不得不提“赤道原則”。Benjamin J. Richardson指出，雖然存在很多異議，但是“赤道原則”的大體方向上是正確的，雖然“赤道原則”目前的形式很難為環境可持續融資的承諾的生成提供足夠的支撐［9］。Christopher wright和Alexis Rwabizambuga指出保持或加強企業信譽的目標促使企業“采納赤道”原則，從赤道原則中所能獲取的信譽優勢的大小決定了企業是否接受“赤道原則”［10］。董志和康書生指出，銀行要以國家產業政策和環境政策為導向，強化信貸準入管理，將赤道原則轉化為銀行的內部政策［11］。鄭文和宋凱指出我國商業銀行的環保風險管理可以采納“赤道原則”，以確保銀行所融資的項目按照對社會負責的方式發展，進行環保風險防范［12］。馮守尊和陳勝從“赤道原則”適用范圍、對象、標準等方面分析了“赤道原則”的脆弱性，指出要通過健全管理制度、獨立的問責機制，并有效利用貸款來保證“赤道原則”的實施［13］。
3 我國環境治理投資對環境質量沖擊的計量分析由于工業是環境污染的重要來源，而目前低碳經濟主要考慮的是工業廢氣的排放量，因此本文選擇工業廢氣作為考察對象。鑒于當前我國環境質量指標的統計都以城市為單位，本文選用萬元工業GDP的工業廢氣排放的變化率(lnemi)來表征環境質量，其中，工業廢氣包括工業SO2、工業煙塵和工業粉塵。萬元工業GDP的廢氣排放量越大，說明環境質量越低。需要注意的是，公布的排放量是經過處理的排放量，本文選用的是實際排放量，即公布排放量與處理量之和。同時，本文選用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完成的變化率(lninu)來表征環境治理投資，其中包括來源于政府部門的補助，銀行的綠色信貸，以及企業的自籌資金。
3.1 平穩性檢驗
本文使用Eviews 6.0分別對時間序列lnemi和lninu進行ADF檢驗，以判斷其穩定性，結果如表1所示。
表1的結果顯示，lnemi和lninv都是1階單整序列。
3.2 協整檢驗
上文的單位根檢驗證明lnemi和lninv是同階單整序列，因此，我們可以考慮lnemi和lninv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本文使用Eviews 6.0對lnemi和lninu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表2顯示了檢驗的結果。
Johansen協整檢驗的結果表明，lnemi和lninv在5%的置信水平下，存在且只存在1個協整向量，這意味著二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具有長期的均衡趨勢。
3.3 建立VEC模型
Johansen檢驗證明了lnemi和lninv存在協整關系，在此基礎之上，使用Eviews 6.0建立VEC模型。VEC模型能夠將變量的水平值和差分值結合在一起，充分利用二者包含的信息。從短期看，因變量的變動是長期的均衡關系和短期波動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長期看，誤差修正項ecmt會將變量拉回長期的均衡狀態。
本文使用Eviews 6.0進行VEC建模。由于lnemi和lninv是在假定序列有確定線性趨勢和截距、協整方程有截距，并且一階差分的滯后階數為1的情況下進行協整檢驗，因此，VEC模型的形式為：
D(lnemi)=A(1,1)×(B(1,1)×lnemi(-1)+B(1,2)×lninv(-1)+B(1,3)×@trend(98)+B(1,4))+C(1,1)×D(lnemi(-1))+C(1,2)×D(lninv(-1))+C(1,3)
D(lninv)=A(2,1)×(B(1,1)×lnemi(-1)+B(1,2)×lninv(-1)+B(1,3)×@trend(98)+B(1,4))+C(2,1)×D(lnemi(-1))+C(2,2)×D(lninv(-1))+C(2,3)
其中，A(i,j)表示VEC模型第i個方程中的第j個協整方程的調整系數；B(i,j)表示第i個協整方程中第j個變量的系數；C(i,j)表示VEC模型第i個方程中第j個一階差分回歸量的系數。
使用Eviews 6.0估計得到模型參數的估計值為：
A=(-0.108 540 938 517,-2.326 359 132 95)’
B=(1,0.391 043 634 024,0.117 451 130 034,-1.947 585 391 32)
C=-0．044 433 371 497 7，0．047 806 431 401 9，0．035 423 760 308 7
2．058 599 892 03，0．178 580 173 488，-0．006 439 009 579 14
VEC模型的估計結果顯示，lnemi和lninv在短期內會出現波動，暫時偏離長期的趨勢，但協整向量會以A=(-0．108 540 938 517，-2．326 359 132 95)’的速度，將其拉回長期均衡關系。
3.4 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準確刻畫lnemi和lninv之間的關系，本文使用Eviews6.0在VEC模型的基礎之上，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環境治理投資的變動對環境質量的沖擊，以及環境質量的變動對環境治理投資的沖擊，結果如圖1-2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如果在本期給環境治理投資一個正向的沖擊，如加大政府補貼等，萬元工業GDP的工業廢氣排放量在前2期沒有任何變化，第2期之后略微下降，第4期后稍有回升，6期之后回歸平穩。這表明環境治理投資受外部條件的某一沖擊后，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會存在一個為期2期滯后期，隨后會帶動環境質量的改善，4期之后環境質量改善的幅度略微下降，6期之后環境質量穩定在略高于沖擊之前的水平之上。
從圖2可以看出，在本期給環境質量一個沖擊，如發生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件，環境治理投資額在本期驟然上升，隨后迅速下降，第3期開始，環境治理投資的效應逐漸開始顯現，環境質量有所改善，4期之后，隨著環境質量改
善幅度的下降，環境治理投資快速上升，6期之后緩慢下降，9期開始略有回升，11期之后達到平穩。這表明一旦環境質量受到外部條件的某一沖擊，在短期內會帶給環境治理投資反向的沖擊，沖擊幅度較大，并且持續期較長。
4 結論及建議
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環境治理投資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環境治理投資確實對環境質量具有正向的沖擊，但幅度較小且具有滯后期。這個結果與我國目前環境治理投資不足以及以政府補助為主的環境治理投資結構密切相關。政府的補助會在一定程度上助長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惰性，無法充分調動它們的積極性，使得環境治理投資的效果甚微。同時，銀行尚未進行貸款管理機制的創新，尚未形成有效的評估機制對不符合產業政策、違反環境法規的企業和項目進行評估，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環境治理投資帶動環境質量改進的效率。
此外，環境質量稍有變動，就會迅速引起環境治理投資大幅變動，而且持續時間較長。這說明我國環境治理投資隨環境質量變化的波動性較大，尚未形成持續治理的長效機制，其主要原因是我國對環境的重視度不夠，尚未給予環境質量持續的關注，“臨時抱佛腳”的間歇性的投資方式無法解決我國面臨的環境問題。
針對實證結果反映出來的問題，結合我國目前面臨的形勢，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政府應該加大對環境的重視。政府要密切關注環境質量的變化，將環境因素納入GDP的核算之中，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評估的體系之中，健全并強化法律法規，加大對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懲罰力度，確保各項環保政策持續有效地運行，建立環境治理投資的長效機制。
第二，要改變環境治理投資的結構，促使環境治理投資推動環境質量的改進。
首先，就政府而言，鑒于當前低碳經濟發展如火如荼的形勢，我國政府應該充分利用政策傾斜，調動銀行和企業加大環境治理投資的積極性，同時，應該改變投資策略，創新投資形式，避免污染企業滋生惰性。
其次，就銀行而言，要加強對環境風險的重視，建立與低碳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信貸評價體系，加大綠色信貸，促進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國內各類銀行應該秉承綠色信貸的政策，加強綠色信貸產品的創新，以期融入低碳經濟的浪潮，帶動我國環境質量的改進。
最后，就企業自身而言，要樹立社會責任感，積極主動地通過各種方式進行籌資，不能單純地依賴政府的財政補貼進行污染的控制。就目前的形勢而言，企業要充分把握CDM機制的有利時機，通過引進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促進我國環境質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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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usiness School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2.China Center for Public Sector Economy Research at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環境的治理范文6
【關鍵詞】治理； 民族地區； 參與主體； 治理框架
文章編號：issn1006—656x（2013）09 -0209-01
一、治理與環境治理
治理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于英語世界社會科學流行開來。發展至今，一般認為治理是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政府未必起主導作用的、社會各方參與合作的過程。對政府而言， 是從統治到主導的變化； 對社會各方而言， 是從被動服從到主動參與的變化。 民主、分權、參與、協商、合作成為治理理論最核心的內涵。環境治理理論建立在治理理論基礎之上，是指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公民社會部門根據一定的治理原則和機制進行環境決策，公平和持續地滿足生態系統和人類的目標要求。環境治理強調公民社會和公眾參與環境決策，追求的是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協同治理環境的合作格局，通過合作、協商、伙伴關系，確立共同目標等實施對環境問題共同治理。
二、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特殊性表現
（一）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更為惡劣
我國民族地區絕大部分位于生態環境脆弱區，其中寧夏、西藏、青海、貴州是全國生態最脆弱的地方。中國四大生態脆弱帶，即高寒、沙漠、黃土、喀斯特多分布在民族地區。與非民族地區相比較，區位偏僻、自然條件惡劣和生態脆弱此成了民族地區發展的先天障礙，西北干早區的沙漠化和鹽漬化，黃土高原、云貴高原的土壤侵蝕，西南地區的滑坡、泥石流等生態災害不斷吞噬與消解民族地區經濟建設的成果。
（二）民族地區地方政府的管理失當
政府官僚體系的管理失當也是嚴重影響生態治理效果的原因之一。在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工作方面，也存在一些體制上的問題。2003年民族地區單位行政管理費支出實現的gdp相當于全國水平的61.3%。民族地區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與全國差距很大。本來捉襟見肘的財政收入用于供養大量吃“財政飯”的黨政人員，也造成了行政人員人浮于事，辦事效率低。低效率的制度安排使得要素投入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其中相當大的部分必然轉化為沉沒成本。
（三）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資金短缺
民族地區長期以來資金短缺，投資不足的情況十分嚴重，從1999年至2003年的4年間，民族地區財政年年入不敷出，平均每年增加財政赤字250億元。民族地區生態治理主要依賴中央政府財政支持，2001年，在全國六大林業重點工程資金來源中，國家預算內資金占55.67%，而其他資金只占14.4%。中央財政投入的重點是大的生態治理工程，難以覆蓋整個民族地區，且中央財力也十分有限，實際投入金額與生態治理所需金額的差異仍然很大。。
（四）民族地區民眾受教育程度低，環保意識不強
民族地區落后不僅僅表現在經濟上、技術上、生產力發展水平上，更嚴重的是表現在人們的思維方式、觀念和意識上。受樸素集體主義和原始平均主義的影響，缺乏發展意識和競爭觀念，崇尚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方式，不愿也很難接受新觀念和新事物，存在嚴重的等、靠、要思想，期望中央出臺的民族地區優惠政策越多越好。落后的意識觀念導致了民族地區民眾生態產權意識模糊，生態保護意識薄弱，也從某種程度上制約了政府的環境治理。
三、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參與主體
（一）政府
民族地區由于其政府職能的廣泛性，行政行為的強制性，政府機關和行政人員隊伍的龐大性，決定了政府在民族地區全社會的主導性地位和巨大影響力。政治力量在民族地區發展方向和具體的經濟政策、生態建設和社會規范的運行中都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但民族地區政府機構規模龐大，行政審批事項、內容過多，對企業、市場干預多，間接的宏觀調控體系尚未形成，整體上仍是政府經濟，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越位、錯位行為并不鮮見。
（二）市場
民族地區在獲取資產、基本公共服務和進入市場的機會方面處于劣勢，險惡的自然條件又提高了經濟發展成本，更導致民族地區的貧窮。民族地區同外部區域進行經濟、技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成本之高，很大程度上使其成為一個經濟、技術、文化等獨立發展的孤島，遠不是一個成熟的市場經濟，這就限制了價格、稅收、補貼、押金、補償費等有
關金融手段的發揮，市場在引導和激勵社會經濟活動主體采取有利于環境保護的措施上不能發揮有效作用。
（三）ngo
經過20多年的發展，中國環境ngo己經成為推動我國環境事業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自新世紀，中國環境ngo逐漸呈現出“倡導者”的角色，他們在推動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維護公眾環境權益、開展環境社會監督等領域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且表現出聯合行動與倡導的明顯特征。民族地區環抱ngo在云南分布最多，其次在內蒙古、青海等省份。這些ngo在民族地區生態環境治理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公民
公民是生態環境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它與政府、企業一起構成了生態環境治理的多元主體結構體系。但在民族地區，“安土為本”的小農觀念；“小富即安”的發展觀念；“輕視知識”的經驗觀念；“揮霍浪費”的消費觀念等長期封閉落后社會狀況相適應的習慣、道德規范、行為規范和價值觀，使公民個體自發性參與出現了內在困境。民族地區公眾個體參與動力的不足，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文明（或文化）基礎缺失，造成的公眾本身應有的參與客觀價值卻無參與行為的主觀需要的一種矛盾狀態。
四、民族地區環境治理的框架分析
（一）堅持政府在環境治理的主導地位同時逐步改變其觀念和做法
在治理的邏輯結構中，公共權力仍舊是其最為核心的概念。單靠市場機制解決不了民族地區的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良性耦合問題，政府必須通過發揮自身的主導作用來啟動和推動民族地區的發展。民族地區政府更要改變自身種種落后觀念和做法：一是政府職能上，發揮宏觀規劃、經濟調節職能，加強公共服務職能。二是觀念上，民族地區各級政府要正確處理好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樹立經濟、社會、自然生態協調發展的觀念。把握好政府管理與市場配置的關系，防止政府“越位”、“缺位”。
（二）建立社會支持體系支持政府的環保作為
環境治理思想的演變和發展其實是一個逐漸強調以公民社會和ngo為主體的社會力量在治理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的過程。在我國尤其是民族地區當前環境治理結構中公民社會的力量較為薄弱，影響十分有限，應進一步擴展民族地區社會環境權益、包括環境監督權、環境知情權、環境索賠權和環境議政權等， 重新認識ngo在環境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放松管制，給ngo的成長與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法律政策環境，發揮社會支持體系在環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
（三）引導企業參與環保
從政府環境管理的角度，不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強化現有的某些經濟手段和措施，同時應該嘗試引進和發展有效的環境經濟激勵手段以及自愿性手段；對于企業而言，應該積極轉變經營模式，提高自然資源利用效率，進行技術革新。同時，還應該積極履行環境責任，把其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