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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因素范文1
中圖分類號 F30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03-0006-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02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和快速的城鎮化進程產生了對建設用地持續迫切的需求，建設用地擴張，尤其是城鎮用地空間拓展成為我國目前土地利用變化的最主要特征［1］，而農村居民點用地在自身經濟發展和城鎮用地擴張的雙重壓力下呈緩慢增長趨勢。然而同期農村人口不斷減少，緩慢的用地規模增長意味著快速的人均用地增加，農村居民點土地利用日益粗放，出現“農村減人不減地”的奇特現象，對我國耕地資源保護造成了巨大的壓力［2］。
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影響因素的研究，國內學者在全國，區域和個案城市三個尺度都有所涉及［3］，定量分析以對區域和個案城市為主［4-5］，在全國尺度上則多為定性分析和定量描述［6-7］。總結已有的研究，影響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類：自然因素，如坡度、海拔、耕地資源；人口和家庭因素，如人口規模、家庭結構；社會經濟因素，如工、農業產值、農村居民收入因素；交通因素，如交通運輸水平、與河流或者公路的距離；政策制度因素，如農村土地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宅基地政策。上述研究從不同視角揭示了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因素，但是對我國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背景下城鎮空間擴張和鄉村自身發展對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雙重作用缺乏足夠的重視。本文立足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在分析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轉換來源和流向的基礎上，總結影響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社會經濟因素，并選擇相應指標構建計量模型對來自區域、城鎮和鄉村自身的影響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研究，為制定政策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提供一定的實證研究依據。
1 研究區域和數據來源
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和一致性，本文以除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外的22個省、4個直轄市和5個自治區共31個省級行政單元為研究的基本單元，研究時段為2000-2008年。
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自于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變更調查數據，常住人口數據來自于2000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5年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和2010年各省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戶籍人口數據來自于2001-2009年的《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社會經濟數據主要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同時參考了《中國農業年鑒》和《中國農村統計年鑒》。
2 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分析
2.1 農村居民點土地利用趨勢分析
總體而言，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在緩慢減少，從2000年到2008年共減少了24 985 hm2，年均增長率為-0019%；同期農村人口總量從7.84億減少到6.83億，共減少了1005億人，年均增長率為-1.701%。2000-2008年間我國農村人口減少的速度要遠遠快于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變化的速度，因此人均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持續快速增加（圖1），導致我國人均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遠遠超過了相關村鎮規劃標準中規定的80 m2/人-150 m2/人之間的上限［8］。
2.2 農村居民點用地流轉方向分析
從2004年農村居民點用地轉入的情況來看，新增的農村居民點用地主要來源于農用地，達到79%，其中45%來源于耕地，34%來源于除耕地以外的其他農用地，其次是來自未利用地的15%，只有6%左右是由建設用地內部除農村居民點用地外的地類轉化而來（圖2）。從2004年農村居民點用地轉出的情況來看，流失的農村居民點用地主要轉換為其它建設用地，達到64%，其中59%轉為城鎮工礦用地，8%轉為其它建設用地；轉換為農用地的比例也達到30%，轉為未利用地的比例僅3%（圖3）。
3 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因素
上述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流轉方向的分析表明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因素主要來自于以下三個方面：①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自身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農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動了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擴張，表現為大量農用地轉換為農村居民點用地；②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引起的城鎮空間擴張吞噬和整合了許多農村居民點用地，阻礙了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擴張，表現為許多農村居民點用地轉換為城鎮工礦用地；③為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而對利用率不高的建設用地進行的土地利用綜合整治對農村居民點用地過度擴張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9］，表現為一定比例的建設用地轉換為非建設用地（圖4）。因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對城鎮因素和農村因素進行綜合分析和比較分析，下文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圍繞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和農村自身社會經濟發展三個方面展開，避開不易量化的土地整治。
3.1 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因素
我國的土地利用演變特別是建設用地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是經濟高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建設用地擴張的過程也可視為生產要素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轉移過程的一個方面［10］，因此對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因素分析不能脫離
區域宏觀經濟和社會背景。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的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即是我國當前宏觀經濟和社會的重要特征［11］，因此經濟發展速度（GDP增長）、城鎮化速度、產業結構變化、固定資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強度等都會影響農村居民點用地的使用情況，另一個重要特征則是“城鄉二元體制”，其中流動人口的“兩棲占地”現象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重要影響。隨著從20世紀80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速，農村人口向城鎮“離鄉不離戶”的流動隨之加劇，產生了大量外出務工者。他們常年在城市工作，但是由于戶籍制度、農村土地制度和城鎮社會保障體制的束縛［12］，并不能很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而是將戶口保留在農村原籍。此類流動人口本文稱為農村“兩棲人口”，他們的父母或者孩子通常生活在農村，自己也經常返回農村原籍居住、參加農業生產，并將城市工作取得的收入積攢下來用于改善在農村的居住環境，此為農村地區“人減地增”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3.2 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素
迅猛的社會經濟變革發生于整個區域，農村地區經濟發展也很迅速，社會變革巨大。驅動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因素更直接地來自于農村自身。首先隨著全社會的發展，農村常住人口規模和家庭規模都發生了變化，其次隨著農村的實行以及國家各項惠農政策的出臺，農村財政支出和固定投資逐年增加，農業生產效率大大提升，農用地的產出翻番增長，同時農民就業渠道也進一步增多，農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生活與消費觀念也發生了深刻變革，農村家庭對住房的改善需求被激發，驅動著農村地區土地利用結構與格局的變化，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呈現擴張趨勢。
3.3 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因素
中國的城鎮過程可分為以城市經濟和人口的集聚而呈現的擴展型城市化和以農村非農產業化與剩余勞動力轉移和建立農村城市（小城鎮）而呈現的集聚型城市化兩種模式（即農村城市化）［13］。兩種城市化模式都包含著城市用地的擴張和農村土地的城鎮化（農用地和農村建設用地轉變為城鎮用地的過程），城鎮用地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直接限制了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擴張。
已有研究表明，經濟發展是城鎮用地擴張的根本動力［14］，與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的因素，如城鎮人口、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鎮GDP增長、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等）、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二三產業產值的變化）、巨型工程建設或基礎設施投資、城市環境等將影響城鎮用地擴張［15-16］，從而影響到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
4 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回歸分析
4.1 分析樣本與模型選擇
選取全國31個省級行政單元，2000-2008年9個年份共279個分析樣本，構成面板數據，構建計量模型分析比較社會經濟因素對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影響。為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所有年份以貨幣單位衡量的指標均以歷年各省級單元的GDP平減指數換算成2000年價，在進行回歸分析之前，利用對數函數和冪函數對各變量進行正態變換，并進行Z記分標準化處理。
在構建回歸模型時，被解釋變量為各?。ㄖ陛犑谢蜃灾螀^）不同年份的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解釋變量為受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影響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社會經濟因素，包括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因素、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因素三類。
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因素有：區域人均GDP（區域GDP/區域常住總人口），城鎮化率（區域城鎮常住人口/區域常住總人口），二產比重，三產比重，區域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區域固定資產投資/區域常住總人口），區域人均財政支出（區域財政支出/區域總人口），區域鐵路網面密度（區域鐵路用地面積/區域國土面積），區域公路網面密度（區域公路用地面積/區域國土面積），農村“兩棲人口”數量（戶籍農業人口-農村常住人口）。
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因素有：農村常住人口規模、農村家庭人口規模、人均農業產值（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村常住人口）、農用地地均產值（第一產業增加值/農業用地面積）農村人均年純收入、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農村常住人口）。
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因素有：城鎮工礦用地面積（城市用地+建制鎮用地+獨立工礦用地），城鎮常住人口，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二產增加值+三產增加值）/城鎮常住人口），城鎮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城鎮常住人口）。
農村居民點用地變化的基本模型為：
Yit=a+∑bi•Xit+ui+eit
Yit為省（直轄市或自治區）i第t年的農村居民點用地面積，Xit為省級單元i第t年的解釋變量。利用stata9.2軟件，進行參數估計及相關檢驗。
4.2 回歸分析
區域發展變量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1）F值386，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模型個體固定效應明顯，隨機效應模型（表1-model 2）W值194.26，也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而Hausman統計量48.12，Prob>chi2=0000，表明應該接受固定效應模型。對于省級單元的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而言，區域人均GDP顯著為正，而鐵路網面密度顯著為負，表明區域經濟增長推動了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而大運量交通工具的發展大大提高了區域內部和外部聯系的便利程度，顯著減緩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在控制區域人均GDP變量和鐵路網密度后，所選的其余區域發展變量均不具有顯著。然而此時模型的三種擬合優度指標均很低，表明區域發展變量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的解釋能力非常有限。結合區域發展變量隨機效應模型中（表1-model 2）可見，學者們較為關注的區域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因素，投資和財政政策因素，交通發展水平中的公路網面密度并不具備顯著影響，而人口規模，農村“兩棲人口”的顯著正向作用，城鎮化水平的顯著負向影響集中體現在區域間的差異上，幾乎無法解釋區域內不同年份間的差異，在模型中表現為較高的組間擬合優度（R2 between）和極低的組內擬合優度（R2 within）。此結論與前文認為農村“兩棲人口”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推動作用的分析矛盾，這種矛盾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理解：①觀察時段內農村“兩棲人口”的區域差異也是各區域20多年來人口急劇流動的時序差異的累積，因此對區域差異的解釋部分解釋了時序差異；②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本文采用對“農村兩棲人口”的測定難以反映各地區各年份的實際情況，特別是各地區不同年份戶籍人口中的分農業和非農業統計即使在短期內也具有很大的波動。
農村發展變量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3）和隨機效應模型（表1-model 4）均能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Hausman統計量為-3 887.69，然而分別對有效估計量和一致估計量協方差矩陣（sigmamore和sigmaless）檢驗，Hausman統計量分別為75.96，103.91，均是Prob>chi2=0.000，表明應該接受固定效應模型。對于省級單元的農村居民點用地增長而言，農村常住人口規模、農村居民收入、農業生產人均效率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在農村居民人均農業產值的情況下，農村居民年純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相比于農村居民的收入效應，農村農業生產的增長更能解釋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然而農村居民點用地主要為居住用地，在外出務工盛行的當代中國，農村家庭的收入中用于住宅建設的資金有很大一部分并不來自于農業生產，因此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應與收入效應關系更緊密，本文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與人均農業生產效率相關性更高的結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現行的農村居民收入統計可能難以如實反映農村現狀。農用地地均產值、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影響顯著為負，因為農用地地均產值的增加意味著將農用地非農化具有更高的機會成本，將促使農村居民集約利用土地，農村人均固定投資的顯著負向作用則表明近年來國家對于農村投資的增加起到了集約利用農村居民點用地的作用。農村家庭人口規模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也具有顯著負向影響，但在控制農村居民的收入或者生產效應后，并不顯著，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家庭規模的小型化確實刺激了農村居民對住宅用地的需求，而農村家庭規模的縮小與農村經濟發展緊密相關，農村家庭規模的縮小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影響沒有超出農村經濟發展之外。模型的組內擬合優度（R2 within），組間擬合優度（R2 Between）和總體擬合優度（R2 Overall）均比較高，說明農村社會經濟因素對于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比較好的解釋能力。
城鎮發展變量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5）和隨機效應模型（表1-model 6）均能通過0.05顯著性水平檢驗，Hausman統計量為-58.96，分別進行sigmamore和sigmaless檢驗，Hausman統計量分別為124.31，224.06，均是Prob>chi2=0.000，表明應該接受固定效應模型。如前文分析，推動城鎮用地擴張的城鎮發展變量（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出，城鎮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城鎮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均對省級單元的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在控制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出后，城鎮居民可支配年收入和城鎮人均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相比于城鎮居民的收入效應和直接的城鎮投資驅動，非農業生產的增長更能解釋城鎮擴張對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吞噬作用。然而模型的組內擬合優度（R2 within）依然很低，說明城鎮社會經濟發展導致的城鎮空間擴張對農村居民點擴張的解釋能力也很有限。
城鎮工礦用地與農村居民點用地則是顯著正相關，似是說明城鎮工礦用地的增長刺激了農村居民點用地的擴張，與前文關于城鎮擴張限制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分析相悖，實則此處僅說明隨著區域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農村居民點用地和城鎮工礦用地呈明顯同向增長趨勢，因為城鎮用地擴張對農村用地增長的制約作用需置于區域社會經濟發展下進行綜合考察。綜合考慮區域發展變量，城鎮發展變量和農村發展變量中具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區域常住人口，區域人均GDP，區域鐵路網密度，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非農業產出，農村常住人口規模，農村人均農業產值，農用地地均產值，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得到綜合的社會經濟因素固定效應模型（表1-model 7），此時可以發現，農村發展變量中，農村人口規模，農村人均農業產值，農用地地均產值的作用方向和顯著水平依然穩健，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區域鐵路網密度不再顯著，區域常住總人口，區域人居GDP，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依然顯著，但作用方向與上文的分析和模型相反，應該是由于模型嚴重的內生性導致的。根據前文的定性分析，設置城鎮工礦用地為內生變量，綜合固定效應模型中顯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發生改變的因素（區域常住總人口，區域人居GDP，區域鐵路網密度，城鎮人口規模，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農村固定資產投資）設為工具變量，得到綜合固定效應IV模型（表1-model 8），經檢驗Hausman統計量161.28，Prob>chi2=0.000，接受內生變量模型，此時城鎮工礦用地對農村居民點用地的影響與前文定性分析一致，變為負向，盡管并不顯著，而其余農村變量的顯著性水平和作用方向依然穩健。
比較區域發展變量模型，城鎮發展變量模型和農村發展變量模型，發現農村發展變量模型的擬合優度遠比區域發展變量模型和城鎮發展變量模型的擬合優度高，因此，對于驅動省級單元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言，來自農村的因素要比來自區域和城鎮的因素解釋能力更好，即相比于區域和城鎮社會經濟因素，農村自身的社會經濟發展是驅動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更重要的因素。
5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分析我國農村居民點用地轉換來源和流向的基礎上，探討了來自于區域，城鎮和農村自身的社會經濟因素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作用機制，可以得出以下三點主要結論：
（1）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受到城鎮和農村自身發展的雙重作用，一方面區域和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農村居住用地需求，推動農村居民點用地規模擴張，另一方面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引起的城鎮空間擴張吞噬和整合了許多農村居民點用地，緩解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趨勢，在此“一增一減”雙重作用下，農村居民點用地緩慢增長。
（2）對于驅動省級單元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社會經濟因素而言，相比于來自區域和城鎮的因素，農村自身的發展更為重要。農村社會經濟因素中，農村常住人口增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人均農業生產效率提高，農村家庭人口規模減小都將促使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農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和農用地地均產值增加則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有顯著的限制作用。城鎮社會經濟因素中，城鎮常住人口增加，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增加，城鎮居民人均固定資產投資增加推動的城鎮空間擴張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起限制作用，然而在控制農村社會經濟因素后，限制作用并不顯著。
（3）不論是對于來自區域，城鎮或是農村的社會經濟因素，產出效應都比投資和收入效應更明顯，在控制人均產出的情況下，來自于區域和城鎮的投資和收入效應不再顯著。城鎮居民人均非農業產值與城鎮工礦用地擴張相關性更高，應該是因為總體上城鎮空間擴張的直接目的即是擴大非農業生產；農村人均農業產值與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相關性更高，則應該是由于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指標不能如實反映農民的收入狀況所致。
綜上，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顯著推動了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推動了城鎮空間迅速擴張，對農村居民點用地擴張的限制作用不夠明顯。為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引導農村居民點用地節約集約利用，控制農村居民點用地過度擴張，應該同時從城鎮和鄉村兩方面著手：一是實施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加大土地開發整理和復墾力度，充分發揮城鎮空間擴張的限制作用；二是積極投資農村，推進新農村建設，提高農用地地均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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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of the Land Use Changes in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of China
FENG Changchun1 ZHAO Ruoxi1 GU Weiying2
（1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cienc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Center of Planning and Land Affairs,Pingshan New District,Shenzhen Guangdong 51811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nduse and socioeconomic data of each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08,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re discussed from regional, urban and rural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region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boosts the expans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On the other hand,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leads to urban land expansion, which relieves the expanding trend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As a result, the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ds slowly under the double effects. Compared with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 is much more important for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And either to the regional, urban or rural factors,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income effect from regional and urban factors are no longer significant when the production effect is controlled. In order to control rural settlement land expan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the coupling policy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land for urban and ural construction.To promote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l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put more effort on land consolidation and land reclamation, enlarge rural investment and increase the output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 words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land use changes; socialeconomic factors
收稿日期：2011-11-22
作者簡介：馮長春，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城市與區域規劃、土地與房地產經濟。
社會經濟因素范文2
[關鍵詞] 宮頸癌；社會回歸；護理干預；單因素分析
[中圖分類號] R737.3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1）07（a）-125-02
眾所周知，宮頸癌是常見的婦科惡性腫瘤之一，全世界每年有50萬左右的宮頸癌新發病例，我國每年約有13.5萬新發病例，其預后差，一直是困擾我國廣大婦女的主要健康問題[1]。隨著我國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婦女的觀念和文化水平等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進一步對宮頸癌進行研究，探討其影響社會回歸的因素與積極進行護理干預對預防宮頸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隨機選擇我科2005年2月~2009年8月收治的宮頸癌患者32例，年齡20~80歲，平均48.5歲；文化程度：大學6例，中專5例，初中5例，高中10例，小學3例，文盲3例；職業：工人4例，干部10例，退休6例，農民6例，個體經營4例，無業2例；享受公費醫療的20例，自費的9例，農村醫療合作醫保3例。所有患者家族中無精神病、癲癇及智力低下等。
1.2 方法
本次調查表的內容包括：年齡、職業、有無婦科并發疾病、睡覺時間、月經情況、心理狀況、文化程度、飲食情況、家庭和諧情況等，由調查者面對面對患者進行詢問然后填寫。其中有無婦科并發疾病除了被調查者本人出示醫療記錄外，也有通過當地縣市級醫院醫生的檢查后所診斷的。所有資料以統一表格記錄，并經過隨機抽查、復測等嚴格的質量控制。
1.3 護理干預
在確認患者疾病后，筆者對患者在常規藥物治療與放射治療的基礎上，積極應用護理干預措施，主要包括：
1.3.1 合理用藥 嚴格按照醫囑用藥，減少并發癥，定期實驗室檢查，了解肌體狀態，檢測治療效果。隨時調整用藥和處方，在經濟條件允許下，盡量增加治療次數，充分治療，護士在治療操作過程中，盡量減少并發癥，提高治療質量有利于患者盡快回歸社會。
1.3.2 健康宣教 護理人員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并根據患者的具體情況，適當地向患者解釋一些關于治療的方案、原理、注意事項。發放宣傳健康手冊，日常生活合理飲食，飲水情況。如有睡眠障礙，給予積極的處理。在精神上給予安慰、鼓勵和支持，以足夠的耐心進行有效的引導，使患者樹立戰勝疾病的信心，積極配合治療，保持病情的穩定，樹立再回到社會生活中的信心。
1.3.3 心理疏導 護理人員了解宮頸癌患者心理需求和失衡心態，應用親切的語言啟發和誘導患者，使患者在心理上產生信任感和安全感，實施針對性心理疏導與護理干預。首先要為宮頸癌患者制造溫馨舒適的治療環境，建立良好的互換關系。提供一個令患者溫馨舒適的治療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患者的不良情緒，維持適應水平。護理人員應對患者給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以熱情幫助的心態，向患者表示關心。與患者接近，建立彼此的信任關系。其次對宮頸癌患者在生活上給予關心，指導合理飲食，關心患者睡眠情況。
1.3.4 適當運動 適當的運動是宮頸癌患者一項重要的健康措施，是一種有計劃的治療方案，目的在于改善患者的軀體功能和心理狀態。適當的運動后，可以改善精神狀態，減少抑郁，解除對治療的憂患，增強對生存和生存對未來的信心，參與力所能及的社會工作。
1.4 統計學方法
統計學方法應用SPSS 17.0統計軟件，結果進行單因素分析，兩組之間比較用χ2檢驗，以P
2 結果
2.1 單因素分析
影響宮頸癌患者社會回歸的單因素分析見表1。結果顯示，宮頸癌的發生與婦科疾病、月經情況、心理狀況、睡眠時間等因素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心理狀況與婦科疾病（P
2.2 生存率
全組病例都隨訪1年以上，無失訪情況。32例患者中存活30例，死亡2例，生存率為93.8%，效果較好。
3 討論
隨著治療技術和治療方案的不斷改進，我國宮頸癌患者生存率越來越高。對于長期宮頸癌患者的生存質量的提高，使其回歸社會，是醫護人員的重要任務[2]。
宮頸癌患者面臨種種情感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社會角色的改變、社會壓力的影響、家庭影響、社會經濟狀況、醫療保險制度、治療不充分、并發癥貧血、營養不良及生活習慣的影響。這些因素導致我國的宮頸癌患者生活質量普遍偏低，影響患者回歸社會[3]。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盡量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使其回歸社會，減輕社會、家庭的負擔，已成為治療工作者的一項重要內容。
目前，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轉變，人們逐漸重視社會心理因素在腫瘤發生及轉歸中的作用，曾有較多研究報道惡性腫瘤患者具有自我克制情緒壓抑的人格特征，有研究表明宮頸癌患者具有顯著內傾性、神經質的人格特征，提示患者通常會盡量回避沖突，壓抑少向外發泄[4]。本次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宮頸癌的發生與婦科疾病、月經情況、心理狀況、睡眠時間等因素有統計學意義（P
還有研究表明，社會支持與事件引起的身心反應成負相關。說明社會支持對健康具有保護性作用[5-6]，患者能否安心治療，能否得到有效的照顧和回歸社會方面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抑郁癥狀也是宮頸癌患者常見的一種負性情緒，國內外大量研究表明抑郁往往影響患者對治療的依從性，過度抑郁甚至是預后的危險因子[7]?？梢娦睦硪蛩厥怯绊懐熜Ш图膊∞D歸的重要因素，不良的心理因素將會對預后產生不利的影響，尤其是對于全身機能狀態低下的惡性腫瘤患者，甚至會縮短其生存期[8]。因此，在臨床實踐中，及時而有針對性地輔助個體心理治療，使患者在治療過程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和睡眠，療效可明顯得到提高，預后會更好[9]。本文患者就在常規治療的基礎上，積極采用以心理干預為基礎的護理方法，32例患者中隨訪1年后，存活30例，死亡2例，生存率為93.8%，效果較好。
總之，本地區女性宮頸癌的預防重點應放在心理狀況干預控制上，為此在治療上要積極進行護理干預以提高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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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因素范文3
關鍵詞：社會責任會計 經濟發展 企業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任務，企業目標一直局限于實現其自身利潤最大化，進而達到股東利潤最大化。因此，會計更關注企業的資產負債、經營成果、現金流量、投資收益、投資風險等微觀指標。在這一目標的驅使下，企業自身雖然取得了長足發展，但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如生態資源遭到嚴重破壞、環境遭到嚴重污染、員工的權益得不到保護、消費者的權益受到嚴重侵害等。這顯然與可持續發展戰略背道而馳，且制約我國經濟的發展。于是，人們對傳統的企業目標理論產生質疑，由此導致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產生。企業社會責任理論主張企業的目標是二元的，除追求利潤最大化之外，企業還應當保障和提升社會公益，即在確保股東利潤最大化的同時，也實現企業非股東利益相關者福利的最大化。與之相適應的，會計服務的對象不再局限于企業。而是一系列相關的利益群體。近年來，我國會計學界在引進和吸收西方社會責任會計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具體國情和會計實踐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仍有許多問題尚需進一步進行研究。
一、社會責任會計國內外發展背景分析
(一)社會責任會計國際背景20世紀60年代，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和新技術的運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得到迅速發展，但西方企業忽視社會責任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卻更加突出。這導致社會公眾強烈譴責企業不顧各種社會公共福利的掠奪式經濟行為，要求企業協調經濟目標與社會目標，增強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相當多的企業家逐漸認識到，企業形象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企業的目標應是有益于社會，而不是同社會對抗，企業只有承擔必要的社會義務，才能夠長期穩定地發展。所以許多企業家都自覺主動地檢查公司的社會業績，評估公司社會工作的成果，從主觀上想去做好社會工作，從而借以提高企業信譽。在社會公眾的譴責、企業家觀念的轉變、國家宏觀管理的需要、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和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等綜合因素的影響下，推動了社會責任會計的產生。社會責任會計一詞是由美國會計學家戴維F?林諾維斯(DavidF?Linow)于1968年首次提出，并由此揭開了社會責任會計研究的序幕。
美國是社會責任會計的發源地，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與實務均有成效。1994年，恩斯特對《財富》雜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大公司進行了三年的研究，發現在年度報表中包含有關社會衡量資料的企業逐年增加，至1996年已達到96％。早在1975年，法國政府在《關于公司法改革的報告》中建議各家公司每年公布“社會資產負債表”。1977年，法國政府正式頒布法律，要求雇員超過750人的組織，不論工商業、職業的、城市的和政府的組織，必須編報年度社會資產負債表，用貨幣金額揭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揭示的信息主要包括：勞動力的報酬和補貼、就業人數、安全保護、工作條件、職員培訓、行業關系、雇員及其家庭的生活條件等內容。1992年，英國政府頒布了環境管理體系的法律，其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正式頒布實施的環境管理法規。目前，德國有100多家公司定期發表社會責任報告，如德意志殼牌石油公司的“年度社會報告”，就將經濟和社會數據結合在一起，為公司規定了具體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福利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所需的經費。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荷蘭、比利時、瑞典等國家在建立社會責任會計方面都作了大量嘗試，并取得了一定成績。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各國會計標準日趨國際化，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社會責任會計是一個國際趨勢，其為解決全球性環境問題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浪費提供了重要依據。世界上許多國家政府和學者都認識到，建立社會責任會計。促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對于國家宏觀管理、保護環境、增加社會福利都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國外研究側重于實證研究。重點研究影響社會責任會計因素、社會責任會計計量標準等重大問題。雖然國外研究團體在社會責任會計的確認、計量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對社會責任會計的許多方面的認識仍不統一，分歧較大，如社會責任會計的核算內容等。
(二)社會責任會計國內背景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得到加強。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諸如社會分配不公、就業壓力增大、資源浪費嚴重等社會問題，嚴重阻礙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實現整個社會對各種資源的最優利用，達到有效的水平，需要解決企業生產經營行為的外部性問題，即企業行為對社會的影響，而社會責任會計就是以會計形式反映這種影響的。我國加入WTO后，國內企業要參與國際國內市場競爭，要與國際慣例接軌，要像國外許多知名企業一樣，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提高企業的信譽和價值，也需要建立社會責任會計。在當代社會里，企業與社會各方面有著各種關系，沒有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背景，就沒有可持續發展的企業，企業應該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然而目前我國尚未建立社會責任會計，雖然有的法律中要求企業承擔或披露社會責任，但范圍十分有限，如反映企業社會總貢獻通過納稅額來反映，未從會計角度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全面核算與計量，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履行其相應的社會責任在所難免。我國傳統會計忽視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其追求企業自身最大利益，沒有反映企業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阻礙了會計的正常發展。因此，我國要實現經濟、社會、人口、資源與環境相互協調，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應該建立社會責任會計。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研究起步較晚，目前仍處于理論研究狀態，并且主要是以概念性的探討、重要性的分析、對國外研究成果進行介紹為主。在確認、計量、記錄、披露等方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特別是對我國目前是否應實行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存在著一定的爭議。
二、我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有利因素分析
(一)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為實施社會責任會計提供了有力保障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企業履行其相應的社會責任與社會主義基本目標一致。由于企業的社會責任關系到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關系到資源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與改善，關系和諧社會的形成，因此，政府非常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具體體現在：一是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立法工作得到加強。我國早在20世紀80-90年代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森林法》等多項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對企業應承擔的社會義務作了一定的規定，這為建立社會責任會計提供了必要的制度環境和法律環境；二是我國將可持續發展作為一項基本的長期戰略國策；三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發展，為建立社會責任會計提供了堅實基礎。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應該既講經濟效益，又講社會效益。講求社會效益，必須依賴建立社會責任會計以反映企業的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以彌補傳統會計的不足。
(二)社會公眾消費意識的轉變為實施社會責任會計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
公眾對生活質量的期望值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的消費觀念向環境保護的方向轉變，綠色消費觀念已初步形成，并產生了巨大的需求市場。企業要占領這一個市場，就必須建立相應的社會責任會計，核算其生產綠色產品中減少污染和履行社會責任等方面的收益與成本，為社會公眾深入了解企業提供必要信息，以便其做出正確消費選擇。我國企業應及時抓住這一綠色消費需求及其產生的巨大市場機遇，將注意力從單純追求利潤，轉變到追求經濟與生態的協調發展的軌道上，實現企業與社會的雙贏。
(三)企業經營管理理念轉變為實施社會責任會計提供了內在動力企業經營管理新理念的一個重要思想是：企業已不再被看作只是為擁有者創造利潤和財富的工具，還必須對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發展負責。企業經營管理新理念要求企業從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轉移到開始重視社會效益上來?，F代的大多數企業家認識到一個安全和繁榮的社會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和獲利，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因此，企業的目標應該有利于社會的發展，而不是“損害社會”。企業家利用社會責任會計來檢查公司業績，評估公司社會工作的成果，找出公司應做的社會工作，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員，使其能從社會角度來思考問題，從而有助于建立企業信譽，獲得社會認可。企業經營管理新理念的提出，要求企業不僅要對所有者和債權人提供會計信息，而且還應對員工、政府、社團等提供其履行社會責任的會計信息。
(四)會計事業迅速發展為有效實施社會責任會計打下了良好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會計事業發展迅速。目前，絕大多數企業都使用會計核算軟件進行會計核算，有的還突破了記賬、算賬、報賬的傳統會計的概念，向管理會計發展，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在會計工作中，會計人員較廣泛使用微機進行辦公自動化工作，有的企業還建立了自己的電子商務網站和數據庫。運用中小型數據處理機進行數據處理，提高了企業的綜合效率。會計工作手段和技術的改進與提高，為建立社會責任會計，解決社會責任會計的計量中的數據處理問題提供了堅實保障。同時，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會計立法事業也取得了很大進步。國家陸續頒布了《會計法》、《會計準則》等法律法規，保證了會計資料的真實與完整，規范了會計行為，維護了國家的會計秩序。近年來，我國會計與國際慣例趨同，廣泛地與其它學科相融合，正在逐步縮小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為實施社會責任會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社會責任會計研究熱潮的興起對實施社會責任會計起到了推動作用目前在我國會計研究領域。許多高校和研究機構已擁有高學歷、年齡結構合理、理論水平較高和業務素質較強的科研隊伍，這為建立和豐富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理論提供了人才保障。從現實情況看，由于社會責任會計的重要性，學術界研究社會責任會計的人士與日俱增，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不少論文介紹了西方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和方法，并在一些著作和論文中提出了一些建立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的具體對策與措施，有的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與實踐意義。另外，中國會計學會、一些地方會計學會和社會科學規劃辦也將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納入科研規趣頤目中，這必將推動對社會責任會計的深入研究。
(六)西方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和方法為我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提供了有益借鑒社會責任會計產生于西方國家20世紀70年代，是一個會計分支，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一些國際組織、國家政府及會計職業團體對社會責任會計進行了研究和嘗試，這些研究和實踐對建立我國社會責任會計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目前，盡管西方發達國家和學術界在社會責任會計的某些理論和方法方面仍存在著一些重大的尚未解決的難題，但已形成了具有相當規模、比較系統的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和方法體系，在建立和完善社會責任會計中有著大量的經驗與教訓，這為我國社會責任會計實踐提供了有益幫助。隨著我國國際交往與合作的不斷增加，在建立社會責任會計方面，可以充分開展國際交流與合作，借鑒國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實務經驗，對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進行消化和吸收，并結合我國目前的具體國情加以研究，從而加快我國建立和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進程。
三、我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的不利因素分析
(一)相關社會責任會計法規制度不健全從客觀上講，我國仍有許多企業不愿意履行其社會責任，主要原因在于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不健全。因此，為了保證使企業承擔其相應的社會責任，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規制度作保障。在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淡薄的階段。加強法律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社會責任會計的法律法規制度建設方面還較為滯后。由于我國相關法規沒有全面規定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的內容，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信息披露形式也不明確，在實踐中造成了很多問題。具體表現在：一是許多企業不披露或少披露其社會責任信息_=是披露信息時主觀隨意性大；三是企業間的社會責任信息不具可比性。
(二)社會責任會計理論體系尚未形成
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對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許多研究僅是借鑒國外已有成果。沒有取得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對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在許多領域還是空白，社會責任會計理論體系尚待完善。這是因為，首先，我國會計學界受傳統會計影響，很少將會計學與社會學、經濟學、計量學、生態學等學科的發展聯結起來，對社會責任會計認識和重視不夠，從而使得對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研究起步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較少；其次，少部分學者對我國實施社會責任會計還持相反觀點，認為我國缺乏社會責任會計實施的條件，社會責任會計還是一門不成熟的會計，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理論的發展；第三，我國沒有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來研究社會責任會計問題；第四，我國會計界研究往往避重就輕，存在著對前沿性、重大性會計問題研究不夠的弊端。社會責任會計內容非常廣泛，計量復雜，涉及許多學科，研究難度大，導致許多學者不愿意研究此類問題。另外。與一些傳統會計相比，社會責任會計還存在一些尚未突破的理論難題，如計量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責任會計的應用。
(三)企業社會責任意識淡薄 受傳統思想和觀念的影響，我國許多企業經營者將企業看成是純粹的經濟個體，追求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或企業價值最大化，片面地追求企業經營的內部效益及經濟價值而忽視其外部效益及社會價值，沒有將其作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維護社會整個利益。傳統會計所采用的是封閉式的一維思維方式，即將企業看成是單純的、完全獨立的經濟實體，而不是將其視為整個社會的一分子，因而企業的宗旨在于創造最大的經濟利潤。企業經常使用“最大化”、“最小化”等經濟術語，利潤被認為是企業對社會貢獻的唯一目標，而忽視了對社會的責任。這樣產生的弊端是：一是將社會多數人的利益排除在外，僅著眼于資本收益；二是不利于增強企業的功能和發揮會計的職能；三是無視企業存在的社會價值，使企業社會無法融會而不是作為社會的重要部分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維護社會整個利益。另外，由于我國長期以來實行高度統一的國民經濟管理體制，國營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所得到的利益為國家所有，對社會造成的損失由國家承擔，這就導致企業社會責任觀念淡薄。在企業反映社
會責任情況時，只愿意反映對社會的貢獻，而不愿揭示或完全揭示其對社會造成的損失，造成社會責任會計在計算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時往往伴有主觀的臆測，虛增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從而影響會計信息的真實性。
(四)部分企業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成本較高 與傳統會計相比。企業提供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成本相對較高。這主要是因為社會責任會計核算內容范圍廣、核算方法復雜。一般而言，企業的社會責任事項不會以交易形式發生，要對這些事項的社會成本和效益予以確認和計量較為困難，并且有的計量方法較為復雜，需要的數據多，這就需要企業去做大量的數據調查與核實，繼而企業要為此付出大量的人才、財力、物力，導致企業提供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成本偏高。如社會責任會計核算內容包括企業對自然環境造成的影響這一內容，要對其進行計量和評價，主要包括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收集數據。企業要進行數據監測和預測，收集一定時期企業有關污染物的排放數量和濃度、本地區人口健康變化等數據，建立比較科學的評價標準，有的還需要做相關實驗。第二階段是數據處理和方法選擇。具體方法包括：生產率變動分析法、人力資本法、機會成本法、資產價值法、工資差額法、旅行費用法等，這些方法需要應用計量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等學科知識，對評價人員素質要求較高。從這個評價流程可以看出。要較準確地評價企業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企業需要建立相應機構和配備相關人員，從而導致其支付成本較大。
(五)會計人員素質不高 會計改革和會計教育的發展，我國的會計事業已經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從總體水平來講，我國會計基礎較差，會計人員素質不高，尤其是理論方面的知識缺乏。在筆者所取證的幾家企業中，僅有個別企業的會計主管為經濟學學士，有的單位的主要會計人員甚至僅為初中水平。這批人員可以完成傳統會計要求的簡單的賬務工作，但難以做好企業理財幫手，更談不上協助企業真實、完整、準確地反映其社會責任信息的。社會責任會計的發展要求會計人員具有多方面知識和經驗，傳統會計環境下的會計人員已難以滿足社會責任會計發展的要求。
社會經濟因素范文4
【關鍵詞】 出院隨訪；回歸社會；相關因素；護理干預
通過隨訪調研采集了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在我院治療達到臨床痊愈的90例出院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分別在3月，6月，9月，12月對其進行院外動態隨訪調查，發現影響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因素有很多，在與患者及家屬的交談過程中，其中有9人認為長期服藥，缺乏相關用藥知識是影響最大的因素，占10%；有40人認為自身因素及心理壓力是最重要的，占44.4%；有25人認為社會環境因素是影響最大的，占27.8%；有11人認為家庭因素也很重要，占12.2%；還有5人認為社會上缺乏精神病專業康復組織是影響最大的，占5.6%。由此可見，影響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主要因素依次為：①患者自身因素；②社會環境因素；③家庭因素；④缺乏相關用藥知識因素；⑤缺乏精神病專業康復組織因素。
1 針對患者自身因素應進行的護理干預
1.1 對患者進行疾病相關知識的健康宣教 使患者能知道所患疾病的名稱和主要的治療方法，只能靠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來控制病情?；颊咭磿r按量遵醫囑服藥，保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營養。要定期進行復查。
1.2 加強患者的心理護理 由于大多數精神病患者情感、語言功能較差，許多患者沉默不語，不愿暴露內心想法，讓其開口說話，參加社會活動是非常困難的。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常會出現自卑心理，如自我形象降低或消失，感到前途無望、自尊低落、孤獨無助等負性消極心理[1]。針對這些問題，我們要鼓勵，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活動，通過讓患者參加工娛活動，音樂治療，行為認知矯正等轉移患者的注意力，尊重患者的人格與尊嚴，注重患者的主訴以及滿足患者的合理要求。哪怕是一個關切鼓勵的眼神，一個表示理解的點頭肯定，都可以開啟患者的心門，激發其回歸社會的潛能，更好的提升患者的社會生活能力。
1.3 對患者回歸社會進行指導 由于他們受疾病的影響和較長時間不與社會接觸，不知道怎樣與人交往。不敢獨自從事社會活動，不懂得如何進行勞動，甚至連怎樣購物，算賬都感到困難，只能呆在家里，整日睡覺，導致生活懶散，作息時間不規律，興趣減少、情緒不穩，社會功能退化，這更增加了他們重返社會生活的難度[2]。首先要促使患者建立正常的生活規律，在家屬的陪同下參與一些集體勞動，增加社交機會，培養相互協調的意識；條件允許的可以將適合精神病患者參與的社會活動進行總結、歸納，制成光盤，用通俗易懂的言語進行講解，使患者及家屬按照光盤所示范的內容進行社會功能訓練。
2 針對社會環境因素應采取的護理干預
2.1 加強對社會人群精神衛生知識的宣傳 通過發放宣傳材料、建立健康教育欄、進行健康動員大會、心理服務、義診咨詢等形式定期給社會人群進行精神病知識的宣傳普及，消除人們對精神病的恐懼和歧視，從內心深處接受出院精神病患者，為患者參與社會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幫助患者獲得社會支持[3-4]。社會各界的關愛、理解、支持都有助于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
2.2 病人回歸社會比戰勝精神病更為困難，他們不僅要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礙，還要同外界的各種干擾斗爭，因此，常常會出現失誤、猶豫、退縮，或出現一些令人尷尬的情況。這時，切不可簡單粗暴地批評、指責病人，而應以寬容的態度善待他們。耐心地予以引導和幫助，保全病人回歸社會的信心。
3 針對家庭因素應采取的護理措施
和諧溫暖的家庭環境，能夠促進患者早日回歸社會。但有些家屬對疾病認識不夠，認為只要出院，精神癥狀已控制就可以不吃藥了，亦或是將患者作為一種家庭負擔，產生較大的精神壓力，這些都是極其錯誤的，很多患者就是因為這種原因而無法恢復正常的社會活動，甚至造成疾病復發的。因此，有必要對患者家屬進行健康干預措施。
3.1 加強對家屬的健康教育 應對家屬進行疾病相關知識的宣傳，使其正確認識精神疾病的治療方法，增強精神癥狀靠藥物維持的意識，自覺督促患者按時按量服藥。讓家屬意識到精神病患者越是不接觸社會，其社會功能的退化就越嚴重。
3.2 加強家屬對患者的監管責任 家屬既要監督患者按時服藥，同時也要善于觀察藥物的副作用，早發現早控制。要定期為患者進行體檢，便于疾病的早期發現。發現患者有異常變化，及時住院治療。同時要保持患者心情愉快，在參加社會活動時，不要刺激患者，避免患者情緒波動過大?；顒恿恳m當，避免患者過于勞累。
4 針對患者缺乏相關用藥知識應采取的護理干預
4.1 加強疾病治療知識的宣傳 目前大部分抗精神病藥物都有副作用，主要可導致患者過度嗜睡，疲乏，流涎，無力等。特別是流涎，所以，我們要針對這些問題對患者進行指導和心理護理，提醒患者外出時帶上手帕，便于及時清理口水，并攜帶個人信息小卡片，以防意外，這樣可以提高患者服藥的依從性。
4.2 提高患者的自我監測能力 對患者加強藥物治療的健康宣教，將常見的抗精神病藥物的副作用表現進行總結，用通俗易懂的言語定期為患者和家屬進行講解，指導患者如有不適或出現異常，應提高警惕，及早就醫，降低患者對藥物副作用的恐懼，使患者自覺主動的按醫囑服藥。在藥物的控制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提高社會生活能力。
5 針對精神病康復組織缺乏應采取的護理措施
在我國，精神科康復機構在整個社會中是比較短缺的，這就導致了患者出院后缺乏相關的康復訓練組織和場地，不能有效、系統的學習回歸社會的技能，進而影響患者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
6 總結
精神病不只是一個疾病的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讓精神病人回歸社會，像正常人一樣生活，是精神病防治康復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病人家屬和社會為之期盼的。促進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幫助其恢復社會生活適應能力，不僅有助于患者穩定病情，減輕家屬的負擔，同時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安全有重大意義。通過以上的調查分析，患者自身因素，社會環境，家庭因素，長期服藥但缺乏相關知識以及精神病康復組織缺乏是影響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主要原因。通過對以上相關因素進行分析，采取有針對性的護理干預，使患者參與社會的積極性和社會適應能力均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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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因素范文5
[關鍵詞] 口腔健康；社會-行為危險因素；家庭聚集性；多水平Logistic回歸
[中圖分類號] R781.1[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5（b）-0102-05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analysis for 226 families in Beijing City
ZHANG Yan1 SHI Yigu2 HUANG Birong2 HAN Yongcheng2
1.Dongfeng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of Chaoyang Distrct in Beijing City, Beijing 100025, China; 2.Beijing Stomatological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of the residents from Dongfeng and Tuanjiehu Communitis of Chaoyang District in Beijing,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family aggregation and the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Methods Community recruitment method was used. The dental examination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applied on 699 people from 226 families meeting the including requirements. Th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and the relating social-behavior factors.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dental caries and periodontal diseases were 37.3% (261 cases) and 47.4% (331 cases) respectively, and the ratio of having any of the above two problems was 64.8% (453 cases) in selected people.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fitting model including family aggregation level was meaningful (P = 0.004), and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wa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factors: age (F = 6.523, P = 0.000), education (F = 6.003, P = 0.000), marital status (F = 4.571, P = 0.001),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F = 3.981, P = 0.046), BMI (F = 2.630, P = 0.049),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F = 10.562, P = 0.001). Conclusion The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is existed in analyzing the dental health status. In consideration of family aggregation effect, the social-behavior factors of dental health include age,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frequency of dental inspection, BMI, and score of awareness and attitude.
[Key words] Dental health; Social-behavior risk factors; Family aggregation; Multi-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口腔疾病是影響我國居民健康的常見病、多發病，世界衛生組織提出將“口腔清潔、無齲洞、無疼痛感，牙齦顏色正常、無出血現象”確定為人體健康的十大標準之一，其中，齲病和牙周疾病因為累及人數廣泛，是危害我國居民口腔健康的主要問題[1]。根據口腔健康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60%以上的人患有齲齒，8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良好的口腔健康行為能夠有效地預防口腔疾病[2]，減少口腔疾病的發生，而健康行為是由社會、文化、知識和態度等影響人們健康的一系列因素構成的，同時家庭的行為習慣與規則也會對家庭成員的行為與觀念產生很大的影響。同一家庭的成員生活在相同的物質文化環境當中，所接受到的健康知識和信息都是類似的，很容易形成對健康行為的一致看法[3]。因此，需要探索口腔健康狀況與家庭聚集性以及社會-行為影響因素的關系，進而才能采取有針對性的家庭干預措施，維護人群的口腔健康。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北京市朝陽區某社區內家庭成員的口腔健康狀況與相關社會行為危險因素，評價口腔健康狀況與家庭聚集性以及社會-行為影響因素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采用社區招募的方法，入選標準為具備完整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且都能參加口腔檢查和問卷調查的成員。設計招募家庭200個，實際報名參與的家庭230個，經過篩選其中符合標準的226個家庭列為受試家庭，共包括699人?？谇粰z查和問卷調查的時間為2012年6~12月。
1.2 方法
1.2.1 檢查人員和質量控制由經過統一培訓后，通過標準一致性試驗（kappa值為0.7~0.8）的3名口腔醫生確定為臨床調查員，由這3名口腔醫生完成所有受試家庭成員的口腔健康檢查。本次調點為齲齒和牙周疾病的臨床檢查。由經過培訓的調查員在對1名調查對象接受口腔檢查的同時完成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問卷調查。
1.2.2 問卷調查采用統一制定的口腔調查問卷對調查對象進行面對面訪談式調查。問卷內容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等人口統計學信息，口腔保健知識和與口腔健康相關的社會-行為危險因素。
1.2.3 牙列狀況檢查在人工光源下，以視診結合探診的方式進行。檢查器械包括平面口鏡和CPI探針，必要時可以借助棉簽擦去軟垢。
1.2.4 牙周狀況檢查檢查時將CPI探針輕緩地插入齦溝或牙周袋內，探針與牙長軸平行，緊貼牙根。沿齦溝從遠中向近中移動，做上下短距離的顫動，以感覺齦下結石。同時查看牙齦出血情況，并根據探針上的刻度觀察牙周袋深度。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0.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用頻數分布和百分比進行數據描述；應用χ2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將個體水平作為水平1，將家庭水平作為水平2，應用二分類反應變量多水平Logistic回歸模型進行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分析。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特征
本次調查共包括226個家庭，699人。在確定的699名調查對象中，男306人，占43.8%，女393人，占56.2%。從年齡分布來看，0~
2.2 口腔健康總體狀況
在接受調查的699名對象中，患有齲病261人，占37.3%，在患齲者中，平均患齲顆數為（2.8±2.3）顆，中位數為2顆；有牙周疾病的調查對象331人，占47.4%，在有牙周疾病的調查對象中，輕度占98.1%，中度占1.9%?？傮w而言，出現上述兩種口腔健康問題的共453人，占64.8%。
2.3 不同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單因素分析
以是否出現齲病及牙周疾病為反應結果，以P = 0.1為選擇標準，從單因素χ2檢驗結果看，不同年齡組、文化程度、婚姻狀況、家庭總收入、體重指數、是否有醫保、1年內口腔常規檢查和口腔知識態度評分與是否出現上述口腔健康問題可能有關系（P < 0.1）。具體而言，在年齡分布中，18~
2.4 考慮到家庭聚集性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
將χ2檢驗差異P值 < 0.1的因素結合家庭聚集性進一步進行二分類反應變量多水平Logistic回歸分析。首先定義兩個水平，即將調查對象定義為水平1單位，將家庭定義為水平2單位，擬合兩水平零模型，結果表明，是否出現上述兩種口腔健康問題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P = 0.004）。見表2。
表2 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二分類兩水平Logistic回歸零模型
注“-”表示無數據
進一步將單因素分析中有意義的變量引入二分類反應變量多水平Logistic回歸模型，由于存在部分變量包含缺失值的情況，最終納入方程的共有670名調查對象，225個家庭，模型可解釋的部分占82.1%。
擬合模型的最終結果表明，在考慮家庭聚集性的情況下，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1年內是否進行過口腔檢查、體重指數和知識態度評分與是否出現上述口腔健康問題有關（P < 0.05）。詳見表3、4。
表3 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二分類兩水平Logistic回歸方差檢驗結果
表4 調查對象口腔健康狀況二分類兩水平Logistic回歸模型估計值
3 討論
3.1 患齲情況與牙周疾病情況及與其他文獻的比較
本次調查表明，0~
齲病和牙周疾病的調查結果與北京市之前的各類人群口腔健康調查[4-7]相比有所不同，原因是由于年齡分組方法的不同，本次調查的結果是探索牙病在家庭聚集性方面的影響因素，可以作為之前北京市口腔健康調查的有效補充。
3.2 家庭聚集性及與其他文獻的比較
目前的大部分口腔健康狀況研究沒有包括，或者是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沒有進行家庭聚集性的調查與分析。本次調查和分析結果表明，口腔健康問題的出現是存在家庭聚集性的，一方面家庭中某位成員出現口腔健康問題，其他家庭成員出現口腔健康問題的可能性也增加，另一方面，家庭的口腔相關健康行為也會對其他家庭成員的口腔相關健康行為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這與高艷霞等[8]對齲齒家庭聚集性研究的結果相同。提示在今后研究探索、分析和預測口腔健康狀況時，有必要將家庭聚集性納入分析過程中，特別是制定口腔健康干預措施中，要兼顧到家庭聚集性的因素。
3.3 本研究的結果提示以及今后工作的方向
本次調查和分析的結果表明，在考慮家庭聚集性的情況下，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1年內是否進行過口腔檢查、體重指數和知識態度評分是其社會-行為影響因素。在這些影響因素中很多已經被之前的口腔健康研究所證實[9-12]。相對于年齡、文化程度、婚姻狀況等不可干預或短期內比較難進行干預的因素相比，定期進行常規口腔檢查、控制體重和增加口腔相關健康知識和態度，這些因素是口腔衛生工作者今后開展口腔健康預防工作的重點內容。而家庭聚集性的結果也表明可以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特定口腔健康干預，也是為今后開展社區口腔健康干預進行有益的探索。
3.4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次調查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調查對象的選擇屬于社區招募的形式，家庭年齡結構等不能人為控制，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導致本次調查的患病率水平與實際水平存在差異。另一方面，樣本量的限制也可能導致此次調查中某些行為危險因素，如每日吃零食的次數等，沒有顯現出統計學顯著性，如果今后的調查研究能夠有更充足的樣本量，可能會利于進一步分析更多的社會-行為危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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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2-19本文編輯：程銘）
社會經濟因素范文6
Abstrac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ressway, the principle and methods of the sele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es, this paper build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society and economy of expresswa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exploiting regional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society and based on this builds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and takes Leiyi expresswa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feasibil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is method in expressway's society and economy impact evaluation.
關鍵詞:高速公路;指標體系;模糊綜合評判;社會經濟影響
Key words: expressway;index system;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中圖分類號:U4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1-0124-02
0引言
高速公路項目的社會經濟影響是項目建成通車后,在一定時期內對區域社會、經濟等方面產生的影響和作用,是項目后評價的主要內容之一。高速公路項目的社會經濟效益和影響具有廣泛性、長期性、動態性和間接性等特點,社會經濟效益更多地表現為潛在或無形效益,難以進行量化計算,加之社會經濟效益評價包括的內容廣泛,涉及的因素復雜,所以沿用一些常規手段和方法將難以對整個系統作出令人滿意的評價結果,目前已有的各種評價方法,在實際應用中還擺脫不了評價過程中的隨機性和評價專家主觀上的不確定性。因此,需要有一類綜合評價方法,既能充分考慮評價專家的經驗和直覺思維的模式,又能降低評價過程中人為的不確定性因素,既具備綜合評價方法的規范性又能體現出較高的問題求解效率。本文將多級模糊綜合評價方法應用于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旨在建立更加接近人類思維模式的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的評價模型。
1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1.1 評價指標體系建立的原則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指標體系,是根據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的內容而設置的,為了評價高速公路建設項目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影響作用,并使指標體系便于操作運算,建立評價指標體系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1.1.1 系統性原則評價指標體系,一要盡可能完整、全面、系統地反映評價內容的全貌;二要力求抓住主要因素,突出重點,不應面面俱到。應根據項目的特點及存在的關鍵問題進行指標設置。
1.1.2 完備性和相關性原則評價指標體系能全面并綜合地反映評價的各種因素,但指標體系中應排除指標間的相容性,消除重復設置指標而造成評價結果失真的不合理現象。不應出現過多的信息包容、涵蓋而使指標內涵重疊。但是完全獨立的指標不能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因此指標之間應有邏輯關系。
1.1.3 可評價性和適用性原則所選的評價 指標應有數據可比性、量化可能性和技術可比性。指標所構建的體系能對評價項目的總體建設水平給出定性和定量評價。同時,設置的指標是能夠計算或觀察感受到的,能夠盡可能利用已有的或常規的統計數據和調查方法加以確定,便于應用操作,具有適用性。
1.1.4 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原則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指標應盡可能的量化,但由于項目的特點,存在一些難以定量而只能定性分析的指標,因此應進行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分析。
1.1.5 層次性原則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指標體系是一個復雜的大系統,它可以分解成若干評價子系統。因此,應在不同層次上采用不同的指標,即在不同的層次上應用不同的指標體系,有利于決策者在不同層次上對評價中的各子系統進行把握。
1.2 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
按照上述的建立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指標體系的原則,本文建立了一套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
2建立模糊綜合評判模型
2.1 建立因素集因素集是指由影響評價對象取值的各因素組成的集合。模糊綜合評判法把因素集按各因素U的不同屬性劃分m個互不相交的子集U={u1,u2,…,um},第一層次的因素ui=(i=1,2,…,m)又由第二層次中的n個因素決定,即ui=(ui1,ui2,…,uin)。
2.2 確定評價集評價集是評價者對評判對象可能作出的各種評價的評價結果組成的集合,通常用大寫字母V來表示,即:V={v1,v2,…,vn}。在高速公路經濟效益評價中,為了方便對各評價指標的定量或模糊定量分析,從而更好地確定其所屬的評價等級,本文把指標評價集劃分為5個評價等級,即:V={v1,v2,v3,v4,v5}={優,良,中,次,差}
2.3 確定各因素的權重權重是影響綜合評價結果的重要因素,它是反映各因素之間的相對重要程度。設ai為第i個因素的權重,則因素權重集為A=(a1,a2,…,an),顯然因素權重集是評判集上的模糊子集,各權重應滿足歸一性和非負性。即:
a=1(i=1,2,…,n),a0(i=1,2,…,n)。(1)
確定權重的方法較多,本文采用層次分析法(AHP),層次分析法是將復雜問題分解成有序的遞階層次結構,通過兩兩比較的方法確定層次中諸因素的相對重要性。
2.4 單因素模糊評價根據因素集與評價集的關系,建立U對應V的模糊映射:UF(V)。按照既定評價尺度對各評價指標進行評定,是一種模糊映射。對同一評價指標,評價人員可以作出不同的評定,因此評價結果只能用第ui評價指標作出第vj評價尺度的可能程度的大小來表示。這種可能程度即隸屬度rij。因為有m個評價尺度,所以對第i個評價指標ui有一個相應的單因素模糊評價向量(隸屬度向量)Ri,Ri=(ri1,ri2,…,rin),i=1,2,…,n。各評價指標集的隸屬度可用隸屬度矩陣Rt表示:
Rt=rr…rrr…r┆┆┆┆rr…r(2)
在矩陣Rt中,元素r=,式中d表示參加評價的專家人數,d指第i評價指標ui作出第j評價尺度vj的專家人數。r值大說明ui作出vj評價的可能性就大。
2.5多級模糊綜合評判如表1所示,13個一級指標分屬于區域經濟發展,區域資源開發影響和區域社會發展影響3個二指標。按以上方法,得到權重向量和關系矩陣。
對于區域經濟發展有:A1=(a11,a12,…,a14)
R1=rr…rrr…r┆┆┆┆rr…r
R1=A1R1=(r11,r12,r13,r14,r15)(3)
同理,對于區域資源開發影響、區域社會發展影響有:
R2=(r21,r22,…,r25)=A2R2(4)
R3=(r31,r32,…,r35)=A3R3(5)
式中:Ri(i=1,2,3)為各類評價結果。
二級評價是在一級評價的基礎上得出的,按本文所述方法得到二級指標的權重向量:A=(A1,A2,A3)
R==rrrrrrrrrrrrrrr(6)
評價結果:B=AR=(b1,b2,b3,b4,b5)(7)
式中:B為綜合評價結果;bi(i=1,2,…,5)為各項指標結果。
2.6 確定模糊綜合評價結論本文采用最大隸屬度原則,得出評價結論。取與最大的評判指標bi相對應的評價集元素為評價結果,即:V={Vj│Vjmaxbi│}(8)
3評價示例
應用上述方法,以耒宜高速公路為例進行評價。耒宜高速公路是京珠高速公路的一段,是湖南省南北運輸的大通道,全長135.372km。耒宜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車,使沿線地區納入高速公路影響區,獲得高速公路的巨大交通運輸優勢,對沿線地區社會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對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尤為重要。
3.1 評價指標權重的確定采用文中所述方法得出:
A1=(0.300.240.290.17)
A2=(0.250.400.35)
A3=(0.130.130.130.200.160.25)
A=(0.440.310.25)
3.2 一級評價對耒宜高速公路區域經濟發展進行評價:
0.100.450.40 0 0.050.150.600.25 0 00.100.400.450.0500.150.650.150.050
耒宜高速公路的區域經濟發展指標隸屬度矩陣:
B1=(0.12050.50550.33600.02300.0150)
區域資源開發指標隸屬度矩陣:
B2=(0.21750.27500.36750.17000.0000)
區域社會發展指標隸屬度矩陣:
B3=(0.18850.40750.31000.09400.0000)
3.3二級評價由式(3-8)得二級模糊綜合評價結果為:
B=(0.16800.41000.33900.08600.0060)
從綜合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優占16.8%,良占41.0%,中占33.9%,次占8.6%,差占0.6%。最后根據最大隸屬度原則對耒宜高速公路的社會經濟效益評價等級進行評價,認為耒宜高速公路的社會經濟效益評價等級為“良”。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各項指標基本達到預期水平,與其周圍環境是比較協調的,帶動了沿線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說明基于模糊綜合評判法的評價等級為“良”與實踐情況符合。
4結束語
基于多級模糊綜合評判方法在高速公路社會影響評價中有其獨到之處,它以模糊理論為基礎,將社會經濟影響評價中一些邊界不清、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在具體評價中,各定性評價指標的量化,采用專家咨詢方法,而在建立評價指標權重集時,采用層次分析法,這樣可以更加科學合理地體現指標重要性程度及指標之間的差異性程度。在本次評價中,采用該方法進行評價也得到了客觀正確的評價結果。因此,基于多級模糊綜合評價方法適用于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在日后的高速公路社會經濟影響評價中可以予以采納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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