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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經濟形勢范文1
2010年中國經濟實現10.3%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功于投資、凈出口及消費的快速增長。在三大經濟增長引擎中，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54.8%，推動GDP增長5.6個百分點；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37.3%，拉動GDP增長3.9個百分點；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是7.9%，拉動GDP增長0.8個百分點。可見，中國經濟增長仍然依賴投資拉動。
從財政政策方面看，2010年中國政府繼續推行積極財政政策，主要表現為保持政府公共投資的力度。2010年，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為83080億元，同比增長21%。2010年全國財政支出89575億元，比上年增加13275億元，增長17.4%。財政政策初衷為“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但從實際效果看，由于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遠遠高于GDP，僅有6000億元的赤字，積極財政政策實際上并不積極，擴內需效果并不明顯。
貨幣政策方面盡管2010年央行聲稱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從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包括差別化的存款準備金率）和兩次加息的實踐看，貨幣政策并不寬松。央行連續采取量化緊縮政策，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主要目的在于抑制過熱的房地產投資，10月和12月兩次加息則是出于控制通脹的考慮。2010年央行實施新增信貸總額7.5萬億元的額度控制政策，并對銀行的放款節奏進行嚴格控制，從結果看額度已被突破，實際約為8萬億元。貨幣政策的調整使M2增速控制在20%以下，遠低于上年28%的水平，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流動性泛濫的加劇。
2010年央行對銀行業的監管力度加大，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信貸額度及放款節奏進行監管，并通過差別化的存款準備金率對銀行進行懲罰。銀監會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更加嚴格，要求銀行對房地產貸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過剩產能企業貸款、“兩高一低”行業貸款等風險進行嚴格控制和排查。與此同時，銀監會對資本充足率、存貸比、不良率等指標監管更加嚴格，并將監管指標達標與機構網點設立、業務產品創新審批掛鉤，對四大國有銀行與股份制銀行的監管嚴于城商行和農信社。
2011年經濟金融形勢預測
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將長期存在，2011年CPI可能升至6%。2010年12月CPI為4.6%，較上月回落0.5%，連續6個月突破了政府3%的通脹底限，上升之勢明顯。從數據看，導致本輪通脹的主要因素是食品類、居住類商品和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類的過快上漲，比如12月食品類商品價格上漲9.6%，居住類商品價格漲幅為6%，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類上漲4%，據此，可以視本輪通脹為結構性通脹。但是，結構性通脹不久將演變為全面通脹，即成本推動型通脹。盡管由于政府價格管制及其他行政性措施的實施，2010年12月CPI小幅回落，但由于行政手段不可持久，甚至會導致短缺引發價格更大幅度的上漲，鑒于糧食、棉花、蔬菜、房租、大宗商品等價格漲幅巨大，在房價沒有明顯回落之前希望它們價格下降是不現實的，因此，成本推動下的中國通脹將持續較長時間，我們預測2011年CPI可能達到6%，期間創下單月更高水平也有可能。
“穩健”之名下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加息和上調準備金率將交替進行。貨幣政策被凱恩斯主義視為逆風揮舞的魔杖，以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來熨平經濟的波動。針對經濟過熱或衰退，貨幣政策可分為緊縮性和擴張性兩類。目前中國央行聲稱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確實令人費解。但從2010年以來央行七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和兩次加息的實踐看，中國貨幣政策實際上是緊縮性的，已由寬松轉向從緊。
由于中國經濟V型反轉之后，恢復增長的基礎并不穩固，更多依賴投資拉動，消費和出口的貢獻相對較小。加息對投資的抑制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因此，即使通脹加劇市場仍預測央行不會加息，只可能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但是，央行在2010年10月和12月兩次加息，盡管總共只有50個基點，令市場頗感意外，中央工作會議聲稱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回歸穩健，結合對于通脹的預測，我們預期中國經濟基本已進入加息通道，2011年央行將加息50～100基點，加息約2～4次；與此同時，由于存款準備金率已創下歷史新高，我們預測央行將上調存款準備金率3～5次，約提高150～250個基點，使大型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超過20%。
《十二五規劃建議》出臺為國內金融業發展指明方向?！督ㄗh》第十部分“加快改革攻堅步伐，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一條中首先提出“構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的設想。宏觀審慎就是從金融系統性穩定的角度出發，在保持微觀健康的前提下，考慮宏觀總體的系統性穩定和健康，其重點是逆周期性的政策。目前，國際上對于金融監管的基本共識是，以兩個維度來設計宏觀審慎管理工具：一是時間序列維度，即逆周期監管措施；二是跨行業維度，即控制或降低某一時點上金融機構的關聯性和共同風險敞口。宏觀管理者在經濟下行時期要考慮到經濟繁榮時期銀行可能發生的風險集聚，從而動態地、持續地運用審慎監管指標監管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銀行監管也是宏觀審慎監管體系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建議》中還明確提出了“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對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進行了闡述。周小川表示，利率市場化是一個過程，需要培育各方面的條件，下一步要根據“十二五”規劃的要求，有規劃、有步驟、堅定不移地推動利率市場化。
房地產調控效果不明顯，新一輪調控可能出臺。2010年地方政府土地出讓金收入再創紀錄，高達2.7萬億元，約占到2009年地方財政收入的2/3，土地財政的特色愈發明顯。沒有土地出讓金收入的地方政府收支狀況難以想象：不僅無力償還政府融資平臺貸款，更無法加大投資實現保增長的宏觀目標，也不能履行提供社會保障，維持社會穩定的職能，因此土地出讓金對中國政府至關重要，不可或缺。
而巨額土地出讓金源源不斷流入政府囊中的前提是房價的堅挺甚至上漲，因此，2010年號稱有史以來最嚴厲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更多的是虛張聲勢，地方政府更多的是陽奉陰違，因此房價保持漲勢就不足為奇了。中國經濟房地產化嚴重，土地財政不容爭辯，盡管最近歐洲愛爾蘭、西班牙地產泡沫不斷破裂，但中國政府決不會自斷財路而刺破房地產泡沫，因此，房地產政策未來即使有第三輪，也難有實質內容，中國房地產泡沫只能指望市場力量來刺破，連續加息最有可能擔當這一重任。
宏觀經濟金融形勢對銀行業影響
為抑制通脹加劇，盡管央行推行穩?。酉⒎瓤赡懿粫螅┑呢泿耪?，但穩定物價作為政府重要職責，央行仍然會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加息和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從而影響銀行業的經營。另外，“十二五”規劃在產業、區域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導向性政策建議，也將對銀行業發展產生影響。
連續非完全對稱加息使銀行存款定期化加劇，資金成本上升，銀行長期存貸款利差收窄。2010年的兩次非完全對稱加息，主要表現為保持活期存款利率0.36%不變，而其他定期存款利率及貸款利率相應上調。通過兩次加息，活期存款與3個月定期存款的利差由135個基點上升至189個基點，如果央行繼續實行非完全對稱加息，活期存款將向定期存款轉化。由于定期存款利率較高，一方面銀行存款定期化趨勢導致資金成本上升，增加銀行的利息支出；但是另一方面，存款長期化也增強了銀行穩定的資金來源，降低了銀行的流動性風險。
本輪非完全對稱加息的另一個表現是中長期貸款加息幅度小于中長期存款，這意味著央行并不愿意把所有加息成本轉嫁給借款人，銀行承擔部分加息成本。數據顯示，兩次加息之前，五年期存貸款的利差為2.34%，目前此利差降至1.85%，如果考慮到按揭貸款利率約25%的下浮，長期存貸款的利差已由0.86%降至0.25%，如此小的利差不僅不能覆蓋風險，甚至連基本經營成本也無法收回。
2009年個人房貸不良率為0.6%，看起來很低，主要原因是2009年新增房貸高達1.4萬億元，增幅為48%，新增房貸一定程度上稀釋了違約率。根據國際經驗，個人住房貸款違約一般在貸款發放后3～8年出現，因此，未來個人住房貸款風險可能上升。央行仍可能繼續堅持這種非對稱加息50～100個基點，銀行的資產負債期限應當向短期調整，減少長期負債和長期存款，提升資金配置效率。
不斷創歷史新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將加劇銀行業的流動性風險，削弱了銀行業的盈利能力。要真正實施從緊貨幣政策，抑制通貨膨脹，需要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額度和節奏，更需要央行控制基礎貨幣投放。但是，由于中國吸引外資政策及出口退稅對出口的鼓勵，中國貿易項和資本項長期保持巨額盈余，由此導致外匯儲備大幅快速增長，強制結匯制導致外匯占款不斷上升，基礎貨幣投放過快增加。為了抑制貨幣供給過快增長，央行傾向于用存款準備金替代央票回籠貨幣，這導致存款準備金率長期處于較高水平，并創下新高。
未來央行是否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不僅取決于CPI，更是取決于外匯占款增長的速度。由于熱錢流入等因素，未來外匯占款仍將快速增加，加之CPI仍將上升，因此，存款準備金率仍有上調可能。高達18.5%的存款準備金率使銀行業約12萬億元存款以1.62%年利率存于央行，此利率比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低113個基點，由此導致商業銀行的利息損失約1300億元。另外，不斷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商業銀行面臨的流動性風險上升，需要以犧牲部分收益為代價提高資產的流動性，從而滿足監管部門的要求。
央行將通過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質量將影響銀行的信貸規模。2010年央行實施了新增信貸額度（7.5萬億元）控制措施，同時對放款節奏進行控制，但由于監管難度和成本較大，今年央行目前還沒有制定信貸新增額度控制目標。央行行長周小川指出未來要實施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引導貨幣信貸適度增長。所謂差別準備金率制度，是指對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與其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狀況等指標掛鉤。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理論上可以制約資本充足率不足且資產質量不高的金融機構的貸款擴張。但目前城商行、農商行、農村信用社的資本充足率和不良率指標都明顯落后于股份制銀行，如果差別準備金率制度嚴格執行，那么最應該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的就是農信社，但這又與支持三農的金融政策相左，所以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措施在實踐中會很糾結。
“十二五”規劃建議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導向將對銀行業發展產生一定影響?！笆濉币巹澖ㄗh中提出“積極有序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產業，加快形成先導性、支柱性產業，切實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和經濟效益”，如果政府能夠就銀行在這些行業的貸款進行監管、稅收、財政等方面的傾斜，比如對這些行業貸款給予銀行一定財政補貼、降低貸款的風險權重或不受存貸比限制等，引導銀行業貸款流向這些產業。當然，銀行業要在收益覆蓋風險的前提下進入這些產業。
配合政府的區域開發戰略，動態調整銀行的信貸區域政策?！笆濉币巹澖ㄗh中提出“堅持把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發揮資源優勢和生態安全屏障作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商業銀行可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調整區域業務政策，加大對優質的西部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項目提供融資和金融服務，實現低風險、高收益和高增長的發展目標。
國內的經濟形勢范文2
[關鍵詞]塊狀經濟；轉型升級；經驗；啟示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9-0051-04
塊狀經濟（Massive economic）是指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形成的一種產業集中、專業化極強的，同時又具有明顯地方特色的區域性產業群體的經濟組織形式，在強化專業化分工協作、優化資源要素配置、吸納勞動力就業、提高產業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塊狀經濟長期發展過程中累積的一些素質性、結構性矛盾，尤其是產業層次低下、創新能力不強、規劃引導缺失、平臺支撐不力等問題也逐漸顯現。推動傳統塊狀經濟的轉型提升，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區域競爭力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般理論認為，塊狀經濟具有地域的集中性、要素的根植性、企業的關聯性、生產的專業性等特征，其轉型升級可歸結為塊狀經濟向現代產業集群的轉型與在全球價值鏈上獲取附加值能力的提升。就此問題，國內外學者分別從全球價值鏈理論（Global Value Chain）、技術創新理論（Technical Innovation）、產品生命周期理論（Theory of Product Life Cycle）等多種視角進行了研究。結合已有的理論成果，本文著重從實證角度，考察國內典型區域推動塊狀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做法（見表1），分析和歸納其有益的經驗和啟示。
一、轉移一般生產環節，發展特色總部經濟
塊狀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人力成本上升、土地緊張、資源短缺、環境惡化等問題。引導塊狀經濟中的企業將一般性成產環節轉移到人力和土地成本相對較低、基礎設施相對較好、產業配套相對完備的其他地區，使作為塊狀經濟“頭腦”的企業總部和作為“身體”的生產基地在物理空間上分開，這樣既能以較低的成本價格取得信息、人才等戰略資源，又能獲得轉入地的土地、能源、原材料、勞動力等常規資源，實現兩個不同區域的資源在塊狀經濟中的優化配置，依托區域塊狀經濟培育特色總部經濟的趨勢逐步呈現。
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臺灣信息產業集聚地新竹，受土地成本、人力成本和環境承載等因素的影響，將大量的信息產業生產環節轉移至大陸長三角和珠三角，成功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使新竹逐步成為中國臺灣高新技術產業的“搖籃”和“龍頭”，成為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的重要中心之一。又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加工制造為主的珠寶企業開始發跡于深圳羅湖區水貝，目前已經有超過3 000家珠寶企業及珠寶配套企業集聚于此，形成了“世界珠寶看深圳，深圳珠寶看水貝”的局面。但近年來，隨著地租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越來越多的生產加工制造企業陸續搬遷出去，水貝珠寶產業鏈逐步向研發設計、展示交易、品牌經營等產業鏈高端延伸，目前已有超過80%的“深圳珠寶”區域品牌成員企業入駐，并擁有水貝國際珠寶交易中心、金麗國際珠寶交易中心、水貝玉器批發市場等眾多高水準、專業化的大型珠寶展示交易平臺，奠定了深圳作為中國珠寶之都的地位。
某種意義上來說，塊狀經濟是沒有“圍墻的園區”。要推動塊狀經濟的轉型發展，必須始終注重塑造自身高端化的特色優勢。加快發展特色總部經濟，推進主導產業向產業價值鏈高端延伸，并在更大的區域范圍內推進塊狀經濟相關資源的整合，是形成塊狀經濟發展新優勢的基本原則。
二、針對性地嫁接外資，提升產業鏈競爭力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塊狀經濟完全依靠內生增長和自我更新，已經難以適應日新月異的市場競爭環境。不少地區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把土生土長的塊狀經濟放到國際化的背景下，通過“嫁接”外資來做強和提升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從而實現產業的突圍和升級。由于不同塊狀經濟所擁有的產業屬性以及產業發展程度的不同，在嫁接外資的方式上也各不相同。
一種是拉長型嫁接。例如，由于市場環境的變化，嘉善第一大塊狀經濟——以膠合板為主、占全縣產值達30%的木業發展速度開始趨緩。為保持木業塊狀經濟的先發優勢，嘉善通過多方努力，引入了國際家具業的龍頭企業——臺升家具。該項目的引進，帶動了家具、化工、五金、包裝、玻璃等10多家配套外資企業的進入，意味著嘉善木業塊狀經濟的產業鏈得以拉長，從而促使嘉善木業向國際家具制造中心發展。另一種是補缺型嫁接。從1997年開始，海寧大量引進國外各類先進經編設備，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經編產業生產基地和市場集散地，在國內市場的占有率達到了40%。但在原材料提供、經編產品后整理等關鍵環節上，海寧本地企業顯得力不從心，這嚴重削弱了其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為此，海寧將彌補產業鏈弱項作為引資的重中之重，并成功引進專門生產經編布原材料的項目，從而大大改善了經編產業鏈中原材料供應不足的問題。
總而言之，無論有多少種版本，塊狀經濟“嫁接”外資的關鍵在于，利用塊狀經濟極強的技術吸收和低成本生產組織能力，實現外資的本地化。這個過程也是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實現產業融合的過程，兩者分別居于產業鏈中的不同位置，互為配套，外資對提升當地產業鏈競爭力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三、改造提升專業市場，引導塊狀經濟發展
專業市場是塊狀經濟起步和發展的重要基礎。要想實現傳統塊狀經濟向現代產業集群的轉變，最終必須依靠市場，通過大量企業的衍生與扎堆而形成。當前，生產能力過剩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一個突出問題。產能過剩必然帶來產品價格下跌、庫存上升、企業利潤減少和虧損增加等一系列不良后果。此時，通過完善商品交易的專業市場建設，緩解產品的銷路問題，無疑是很有效的途徑。
在此方面，義烏是一個典型。義烏的塊狀經濟多數是在商品交易市場的帶動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即是“以商促工”的結果，并無先發優勢可言。而隨著產業規模的壯大，義烏又不失時機地推動傳統市場的改造提升。一方面，積極運用電子商務、連鎖配送、信用交易等方式擴大經營，努力推進有形市場與無形市場的結合；另一方面，加速發展公證、咨詢、會計、法律等中介服務業，逐步實現專業市場從交易平臺到服務平臺的質變。正是通過商品交易市場的這種先導作用，為義烏塊狀經濟的轉型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為擁有40萬余種交易商品的全球規模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而專業鎮經濟發展的廣東，也大力推進電子商務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幫助廣大中小企業獲取市場和技術信息。比如，佛山市樂從鎮建成首個“國家級電子商務試點鎮”，中國塑料網、家家易、中國國際家具網、中國家具之都網等迅速發展起來，近八成企業都加入行業電子商務平臺，引發了樂從鋼鐵、塑料、家具三大專業市場經營模式的重大變革。2011年，樂從實現了70多億元的電子商務交易額，帶動了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
由此可見，專業市場對塊狀經濟的帶動效應非常大，可以使市場信息、產品制造、銷售渠道、服務產業等有機結合在一起。在傳統領域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加快完善與塊狀經濟相配套的專業市場建設，有利于進一步集聚信息、物流、金融、營銷等各種生產資源，是促進塊狀經濟轉型提升的重要基礎。
四、龍頭企業帶頭引領，推動技術創新升級
產品技術含量低、附加價值低，低水平重復競爭突出是塊狀經濟的通病。塊狀經濟的轉型升級、提升發展的關鍵在于技術創新，提高塊狀經濟的核心競爭力。由于塊狀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主要依靠的是區域內一批龍頭骨干企業的帶動和發展。因此，引導和扶持塊狀經濟龍頭骨干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使之成為創新型企業，對引領和帶動塊狀經濟內企業、產業的技術創新，加快向現代產業集群轉型發展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例如，面對國內外紡織品服裝市場激烈競爭，上海紡織提出了“科技與時尚”的發展理念，實施科技先導，確定了走高端紡織之路。在這一思路引導下，由龍頭企業上海聯吉合纖公司成功地研制開發出葆萊絨保暖纖維新品，并獲得國家發明專利。隨后，該纖維品牌先后與上海第十七棉紡織總廠、上海東紡科技進出口公司、上海三槍（集團）公司、上海幸福紡織印染公司等企業進行相關產品開發，以市場化方式把紡織產業鏈連接起來，形成以葆萊絨為核心的新專利集群，從而推動上海紡織產業的提升。又如，在認識到代工的局限性以后，深圳電子信息行業的民營企業開始持續自主創新。華為、中興通訊等龍頭企業積極參與國際主流標準的制定，在國際市場擁有了更多的“話語權”。華為在全球123個行業標準組織中擔任148個領導職位，中興通訊已加入了70多個國際標準化組織，獲得NGN、光傳輸、信息安全、網關及3G終端等領域的國際標準起草權席位。這些技術創新直接服務于企業，同時又通過龍頭企業帶動，使技術創新成果影響到周邊的中小企業，深圳信息產業集群的全球競爭力也由此得到提升。
由此可見，在塊狀經濟轉型升級的浪潮中，離不開龍頭企業的帶動。值得注意的是，在引導龍頭企業加大技術改造和自主創新力度的同時，還應加快公共創新服務平臺建設，組織實施產業重大關鍵共性技術攻關，努力形成龍頭+產業+公共服務平臺的創新發展模式，以點帶面，提升集聚區域的整體創新能力。
五、政府優惠政策安排，助推高端產業聚集
借鑒國際先進經驗，政府設立產業功能區，并采取制度性安排予以強力推動，是部分高端產業園區形成集聚效應的主要動力。這種制度安排涉及的政策是系列性的、系統集成化的，政府對這些產業功能區塊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包括項目的支持領域、布局規劃安排、資金的支持方式、財政政策的傾斜、海關優惠政策及人才的激勵政策等，發揮了較強的支持引導作用。
例如，蘇州工業園區建設就是政府組織型產業集聚的一個成功范例。作為中國和新加坡政府的合作項目，多年來園區開發建設一直保持著持續快速發展的態勢。主要經濟指標年均增幅達30%左右，利用外資連續多年名列中國開發區第一，2013年在全國90家國家級開發區評價中位列第二，也是我國吸引國外投資、發展外向型經濟搞得最好的開發區之一。依托這一優勢，蘇州工業園區諸如電子信息、機械制造、光電、納米技術等產業也得到快速集聚式發展。此外，無錫物聯網產業的集聚發展也具有典型意義。當物聯網技術在國內剛剛興起之時，無錫市政府果斷引進中科院等相關科研力量，充分運用“國家傳感網創新示范區”的政策支持，迅速實現了物聯網產業從無到有的集聚過程。當前，無錫物聯網企業已經增至608家，包括傳感制造、共性平臺、軟件開發、系統集成和運營服務等各門類的物聯網產業鏈條和產業集群基本形成，區域配套能力全面提升，從業人員突破10萬人。初步估計，2012年無錫物聯網企業總營業收入突破600億元，物聯網及相關產業產值超過千億元。
實踐表明，雖然產業集群的發展方向和發展速度是由市場決定的，但政府在推進塊狀經濟的轉型發展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包括為塊狀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設施，通過制定具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解決塊狀經濟發展中的各類難題等?？偠灾?，其目的就是通過提供優惠政策及公共服務，為提升塊狀經濟的整體競爭力營造良好的制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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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ical Chinese Domestic Regions' Experience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assive Economy and Its Enlightenment
Song Binglin1，2
（1.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Department Economic Research，Shanghai 200235，China；
2. Ningbo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Ningbo 315000，China）
國內的經濟形勢范文3
關鍵詞：商業銀行；國際銀團貸款；操作建議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9-0033-03
一、香港銀行銀團貸款業務操作要點
(一)評審內容及指標
總體來看，香港銀行普遍把銀團貸款作為一種主要的貸款形式，廣泛應用于公司融資、項目融資、搭橋貸款、杠桿融資(如管理層收購)等領域，其項目評審的方法標準和非銀團貸款區別不大，只是在牽頭行的評審報告中，增加對銀團分銷方案分析的內容。以牽頭行編寫的項目融資銀團貸款評審報告為例，主要包括借款人信用評審、項目風險評估、分銷策略三部分。其中：項目評審主要考慮政治風險、資金風險、行業風險、市場風險、匯率風險、經營風險、項目財務測算、擔保結構等。[1]財務測算模型以現金流預測為主，通過計算項目年度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EBDITA)對當年本息的覆蓋程度(即償債覆蓋率)、流動性比率、項目全部負債對項目估值比率以及項目收益作為再投資的比例控制等。此外，要求借款人作出一系列限制性承諾，如分紅限制、其它負債限制、投資和不抵押保證以及借款人重組、資產出售等方面的要求等。
(二)定價方法
銀團貸款的定價由客戶部門與銀團貸款管理部門共同完成，客戶部門主要考慮回報率的因素，而銀團貸款管理部門主要是根據市場情況進行定價決策。
在作為牽頭行的情況下，銀團貸款的定價主要考慮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貸款的市場因素，另一方面是銀行的資金成本及其回報。由于牽頭行負責承銷貸款，貸款利率水平直接關系到能否被市場接受，因此貸款市場及同業定價水平是銀行在定價時考慮的主要因素。
每家銀行都有自己的定價模型，主要是依據借款人的信用評級及各項財務指標測算，其中荷蘭國際集團(ING) 采用RAROC 方法進行定價，中銀香港采用與貸款風險掛鉤的成本法進行測算，巴克萊銀行主要根據銀團的結構及銀團貸款策略進行定價。但是這些測算價格只是一個參考，銀團貸款部門會根據市場情況進行調整以確保分銷成功。
一般情況下，在定價時要考慮項目所在的國家風險等級、市場條件、客戶關系以及銀團策略(是否轉讓)等因素。例如：同一借款人最近完成的融資的價格，類似借款人最近在市場上完成的融資的價格水平，其他銀行對同一借款人貸款的價格等方面。可以說銀團貸款的定價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定價是一門藝術”，要考慮到各個方面的需求及不同的市場條件。
大多數銀行會在評審報告中對所定的價格進行詳細說明，以說明定價的合理性。
(三)決策程序
香港銀行開展銀團貸款業務一般都專門設立機構和人員，各項機制比較健全，標準化程度較高，因此決策周期相對較短。一般牽頭行完成評審報告后在2-5個工作日內都可以完成內部審批。根據決策機制的不同，可分為兩種決策模式。
1.外資背景的銀行(如花旗、巴克萊)決策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是：對銀團貸款設立專門的審批人，由于具有充分的授權，不同級別的審批人具有相應的審批權限，貸款決策直接由2-3個審批人組成的審批小組(依據項目的不同而不同)完成，該小組可以根據項目的進展隨時開會討論并投票決策，一般項目從上報評審報告到作出決策可在48小時內完成，急的項目最快可以在24 小時內完成。
2.華資背景的銀行(如東亞銀行、中銀香港)決策模式。這種模式的特征是：由一個固定的決策委員會完成所有項目的審批，銀團貸款只是其決策范圍的一部分，該委員會專司信貸審批任務，一般一周開會兩次，會上討論并投票，得出初步結論后再報相應的副行長、行長審批。一般從評審報告上報到決策完成約需5個工作日的時間。
(四)合同審查
一般在銀行承擔牽頭行職能時，會外聘律師起草貸款文件并協助參加談判，在銀行內部則由銀團經理及銀團行經理負責審查貸款協議的商業性條款，而客戶經理負責對貸款協議中與委托書中不符的條款進行審查。在通常情況下，銀團貸款的協議文本均采用APLMA(亞太貸款市場協會)的標準文本，因此不需再經過行內律師的審查。[2]如遇到一些較為復雜的項目時，銀團經理及客戶經理會請行內律師對一些法律條款，如抵押、收購合并等提供意見。
一般做法是，在協議文本條款與委托書或貸款條件書中的條款一致時，不需再向上報批或由銀行內部法律部門出具意見，可直接簽署協議。在不一致時，需根據審批權限逐級上報在獲得批準后簽署協議。
二、香港國際銀團貸款操作的主要經驗
總的來看，銀團貸款作為信貸市場上的主打產品，標準化程度較高、流動性較好、收益性較高，可有效地分散風險。香港銀行經過多年的積累，建立了成熟的銀團貸款的決策機制和操作程序，值得境內商業銀行借鑒。
(一)建立專業化團隊是成功開展銀團貸款業務的關鍵所在
要成功高效地開展國際銀團貸款業務，必須有一支高度專業化的業務團隊作為支撐?；ㄆ?、巴克萊、ING等主要以牽頭行身份開展銀團貸款業務，這些銀行都設有專門的銀團貸款業務團隊(根據機構設置的不同，在全球貸款部或企業銀行部)，其工作范圍包括融資結構設計、貸款定價、銀團組建、貸款分銷、融資文件制作等銀團貸款業務最核心的內容。這支隊伍具備豐富的金融專業知識和經驗，熟悉項目融資、并購融資等不同業務品種的操作，深諳銀團貸款業務的各個環節，而且具有十分敏銳的市場感覺，能夠對銀團貸款市場的潛在容量和價格水平進行整體把握，并對市場各參與者的業務經驗和優勢以及承貸能力和意愿作出較準確的判斷，從而能夠綜合平衡各方面的需求和利益，設計出既滿足借款人需要又能被市場所接受的融資結構和銀團方案，確保銀團的成功組建和貸款的順利分銷，并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獲得合理的回報。
(二)差別化的業務處理是開展銀團貸款的普遍做法
香港銀行在作為不同角色參加銀團時，內部業務的辦理程序有較大差別。作為牽頭行時，一般會對項目有較早的介入及深入的了解，銀行會對項目進行各種風險評估并聘用行業專家及律師進行盡職調查。而在以參加行身份參與時，會較多依靠牽頭行所提供的資料進行分析與判斷。如自己掌握的企業、市場等情況與牽頭行提供的資料有較大差異時，會要求牽頭行反饋企業予以澄清和解釋。
(三)職責和權限劃分清楚是提高工作效率的前提
銀行權責劃分清晰主要體現在銀團有關部門之間權責和總分行決策權限劃分清晰兩個方面。
作為銀團貸款牽頭行時，主要有發起部門(Originator)、分銷部門、風險管理部門和決策委員會參與銀團貸款的運作。[3]發起部門主要負責客戶關系管理、融資方案設計和評審報告撰寫；分銷部門配合發起部門進行融資方案設計、合作銀行關系管理、分銷報告撰寫和分銷有關事務管理；定價則由發起部門和分銷部門共同決定；風險管理部門負責對本行所持有份額的貸款進行風險審查和所承銷份額的分銷風險進行把控；決策委員會負責方案的最后決策。作為參與行時，銀團分銷部門則不需參與其中。
銀團貸款的審批權限在總分行之間也有著清晰的劃分。權限的劃分主要按類別和額度兩個維度。比如杠桿融資類銀團貸款(LBO)，都需要由總部審批；而對于公司融資和項目融資則按額度區分是由總部還是分行決策。
(四)評審和審查相互配合是提高決策效率的重要因素
基于明確的職責分工，香港銀行在貸款決策過程中，前后臺始終保持充分的溝通。在評審階段，后臺人員(如合規審查、法律審查、定價審查、合同審查等)提前介入，在完善貸款條件、解決評審中遇到的問題和應對客戶需求變化等方面充分發揮作用，避免了由于審查、評審立場不一致產生的內部反復。在審議階段，前臺人員(評審人員、貸款分銷人員、行業分析人員等)可列席審議會議對決策層匯報并解釋，保持評審信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避免信息傳遞的衰減和失真。因此，大大提高了決策效率，為客戶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務。
三、香港國際銀團貸款操作對境內商業銀行的啟示與借鑒
在開展國際銀團貸款業務方面，境內商業銀行在信用評級、評審方法和標準等項目本身風險識別方面與國際先進銀行差距不大，但在審批程序、內部授權、專業隊伍建設等方面與香港銀行仍有一定的差距。
(一)區別對待，按銀團角色制定不同的決策流程
作為牽頭行安排的國際銀團貸款，客戶信用評級、貸款評審方法標準及審批程序可按正常貸款項目執行。作為參加行的國際銀團貸款，可按照實際牽頭行的信用等級不同差別化處理。
1.在評審和決策階段。對于銀團牽頭行信用等級較高的(如：穆迪信用評級在A1級以上，或《銀行家》雜志排名前50的銀行)，可以適當簡化評審要求，采用牽頭行的評審結論(有異議的部分可單獨評審)；審批權限上，一定額度內的審批可授權分行執行。對于銀團牽頭行信用等級不高時，信用評級、貸款評審及審議程序可按正常貸款項目執行。
2.在合同簽訂階段。作為參加行時，可不需再另行聘請律師對牽頭行提供的合同文本進行審查并出具意見。對于采用APLMA銀團貸款標準文本的合同，可不需行內法律部門的審查，直接由業務主管部門進行審查即可。
(二)加強溝通，建立前、后臺協調機制
在評審階段，評審部門應隨時與后臺審查部門(或風險控制部門)以及總分行之間保持溝通，提前消化分歧因素。在合同簽訂階段，作為參加行的，合同審查部門應提前介入，與客戶經理共同對文本提出修改意見。
(三)培養人才，逐步由參與行向牽頭行過渡
建議加大銀團貸款專業人才的引進和培訓力度，盡快形成一支熟悉銀團貸款業務的隊伍，同時提高風險管理部門和業務審批部門人員的專業水平和業務經驗。先期可考慮在總行成立國際銀團貸款專業指導小組，指導總分行銀團貸款工作。并在此基礎上，積累經驗，逐步在分行建立銀團貸款部門，同時增強實力，逐步嘗試牽頭組建國際貸款銀團，以更積極主動的方式發展銀團貸款業務，擴大國際信貸市場的影響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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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經濟形勢范文4
[關鍵詞]內外失衡；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泡沫
[中圖分類號]F015［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3－0007－05
近年來，泡沫經濟已經取代經濟衰退成為經濟增長的夢魘。從1990年泡沫經濟崩潰至今的十幾年，日本經濟一直在不景氣中掙扎。2007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所引發的次貸危機直接導致了大批金融機構的虧損甚至破產。當前我國經濟也出現了以股票和房地產為載體的資產價格暴漲，盡管貨幣政策當局已經采取了緊縮性貨幣政策，但是效果并不明顯，資產價格反倒出現了逆勢上揚的現象。本文研究我國當前資產價格飆升是否存在泡沫，以及其形成機制，進而提出調控建議。文章的內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我國當前資產價格飆升和泡沫泛起；第二部分研究當前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機制和根本原因；第三部分分析當前資產價格泡沫破滅的可能影響和后果；最后一部分是調控建議和措施。
一、中國當前資產價格飆升和泡沫泛起
中國以股票和房地產為載體的資產價格持續飆升已經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重要現象。股票市場自2006年初以來更是成為全民關注的焦點，各種股價指數在一年多的時間里上漲了將近5倍。關于當前資產價格暴漲有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當前資產價格暴漲是經濟增長的必然結果，另一種觀點認為當前資產價格暴漲說明經濟中存在著嚴重的泡沫。一般來說，資產價格泡沫是指資產價格嚴重偏離實體經濟，暴漲然后再暴跌的過程。Kunio Okina，Masaaki Shirakawa和Shigenori Shiratsuka(2001)在研究日本泡沫經濟中指出，泡沫經濟包括三個基本要素：資產價格的快速上升，經濟過熱以及貨幣和信貸的大規模增加。根據這一理論，如果中國當前資產價格暴漲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我們就可以認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資產價格泡沫。
我國股票市場資產價格的飆升始于2006年初。2005年底以上證綜合指數衡量的股票價格僅為1161點，但自2006年初起股價指數一路飆升，至2007年9月，已經增至5552點，上漲了將近5倍，而以深圳成份指數衡量的股價指數上漲速度更為迅速，從2005年底到2007年9月上漲了將近7倍，資產價格上升速度遠遠高于日本1985-1990年泡沫經濟產生和膨脹時期日經指數的上漲速度（見表1）。從股票市場市盈率來看，2007年5月上交所A股平均市盈率為42.8，其中工業股為37.9，商業股為74.2，公用事業股為49.3，房地產類股票為70.4，綜合類股票為44.8（張俊偉，2007）。這遠遠要高于日本泡沫經濟發生和高漲時期的市盈率（見表1）。而我國房地產價格自2003年以來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其價格在政府調控中逆勢上揚，2007年11月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指數同比增長10.5%。
中國經濟一直著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來GDP增長速度均保持在10%以上。2007年初以來經濟過熱趨勢日益明顯，CPI持續攀升，2007年11月CPI同比增長6.9%，是11年來的最高水平，而同期美國和歐元區通貨膨脹率基本保持在2%-3%，日本CPI同比增長率基本維持在零或負值的水平。從2001年以來我國貨幣供給M2的增長率一直保持17%左右。商業銀行信貸水平幾乎和貨幣供給M2保持著同樣的增長水平。尤其是房地產貸款增速更甚，2000年以來我國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住宅貸款的年均增速分別為25.99％和59.19%，遠遠高于同期金融機構貸款13.06％年均增速，也遠遠高于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房地產貸款的增長速度（見表2）。
表1 和表2數據表明當前我國資產價格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GDP增長速度，以2006為例，GDP和M2增速分別為10.7%和15.67%，CPI同比增長1.5%，而股票價格指數在2006年一年內則上漲了212%，這說明當前資產價格增長速度已經超過經濟基本面的支撐，偏離了實體經濟的增長。通過與日本泡沫經濟時期資產價格上漲速度已以及宏觀經濟數據比較，本文認為我國當前資產價格上的漲速度已經超過日本泡沫經濟時期，這說明中國資產價格飆升中隱藏著嚴重的泡沫。
2007年以來我國實施了緊縮性貨幣政策，六次提高貸款利率，但資產價格仍然還在逆勢上揚，這進一步說明我國資產價格泡沫正處于非理性的迅速飆升和暴漲階段。
二、我國當前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機制
一般說來，泡沫經濟的形成要具備以下條件：第一，宏觀經運行良好，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經濟主體對于經濟發展有一種樂觀的預期。第二，經濟體有大量的過剩資金，這些資金可能源自國內也可能源自國外或者兼而有之，這是泡沫經濟膨脹的基礎。第三，引發泡沫經濟的條件，這可能包括經濟環境的變化，政府政策或者外資的涌入等（三木谷良一，1998）。
中國經濟多年的高速增長所營造的樂觀預期為泡沫經濟的泛起提供了溫床。而經濟內外失衡則成為泡沫經濟發生的根本原因，經濟內外失衡表現為內部超額儲蓄以及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這就使宏觀經濟充斥著過剩的流動性，在缺乏有效投資渠道以及較強投機心理的作用之下，過剩的資金使得泡沫經濟的形成具備了基本條件（見圖1）。而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多年的擴張性貨幣政策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強化則為泡沫經濟膨脹提供了良好的契機。直到2007年CPI大幅上升以后，我國貨幣政策當局才開始緊縮貨幣，受時滯及其他各種因素的制約，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果并不明顯，對當前泡沫抑制作用有限。這也說明僅僅采用緊縮性貨幣政策抑制泡沫是不夠的，我們必須研究泡沫形成的根本原因，采取各種措施從源頭抑制泡沫的膨脹（見圖1）。
圖1描述了當前我國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機制。具體說來，我國當前以資產價格暴漲為特征的泡沫經濟泛起和膨脹是以下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第一，我國國民儲蓄持續走高
我國的國民儲蓄率從1990年開始就一直處在一個很高的水平上，而且從2000年后急劇升高，到2005年已達到48%，將近占國民總產值的一半（見圖2）。高額儲蓄為泡沫經濟形成提供了大量的過剩資金，只要資產市場具有良好的預期，追逐高額利潤的巨額過剩資金就會進入資產市場。尤其是在實體經濟投資收益率遠遠低于資產市場投機收益率的情形下，巨額過剩資金更是大規模進入資產市場。
高額儲蓄的形成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經濟轉型期的制度缺失造成社會保障體制、醫療保障體制以及教育體制改革的不完善，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增強，居民只得進行預防性儲蓄降低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轉型經濟過程中對微觀主體的投資限制較多，以及有效投資渠道的缺乏，導致大量的資金只得進行儲蓄。
第二，國際收支持續雙順差帶來外匯儲備的增加
根據宏觀經濟恒等式，與國內高額儲蓄相對應的是貿易順差不斷擴大。貿易盈余帶來外匯儲備的增加，至200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0633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遠遠高于“適當”規模。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之下，外匯儲備增加導致基礎貨幣增加，盡管中國人民銀行采取了各種沖銷措施，但是對于不斷增加的外匯儲備來說則是杯水車薪，在貨幣乘數的作用之下，貨幣供給成倍增加。根據中國經濟景氣月報的統計數據，2007年前三季度，我國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23.5%，其中，出口同比增長27.1%，進口同比增長19.1%。貿易順差比上年同期增長758億美元，同比增長68.97%。外商直接投資實際使用金額472億美元，同比增長10.9%。9月末，國家外匯儲備14336億美元，同比增長45.1%。只要順差在增加，外匯儲備就會增加，貨幣供給就會增加，流動性過剩的程度就會進一步加劇，這就為泡沫的泛起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基礎。
第三，國際資本凈流入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相互強化
貿易盈余的不斷擴大，導致美元等外幣資產的供給增加，這就增加了對人民幣的需求，使得人民幣面臨著升值的壓力和預期。尤其是當前美中存款利差收窄將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這種背景之下，國際游資不斷流入中國，這些資金進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推動著中國股價和房價的上升。統計數據表明，房地產業利用外資已經占到全國利用外資比重的五分之一。這些進入房地產行業的外資利潤高達100%以上，在高額利潤的驅動之下，更多的外資涌入中國，這對國內房價的上升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宋勃和高波（2007）對國際資本流動和房地產價格的實證研究支持了這一推論。由于股票具有交易便利等投資特性，更是成為國際資本的投機對象。2007年1-9月，國際資本凈流入達到1243億美元，占同期貿易順差的66.82%（見圖3）。國際資本凈流入加大了對人民幣的需求，進而強化了人民升值的預期，形成了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際資本凈流入的正向循環。
第四，長期低利率的擴張性貨幣政策
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確立了“內需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政策，與此對應，中國人民銀行一直奉行低利率擴張性貨幣政策。在低利率政策之下，由于儲蓄收益較低，尤其是在當前CPI大幅上升之下，居民儲蓄存款利率實際為負，一旦國內資產市場有比較好的投資機會，大量高額儲蓄和國際游資就會進入股市和房地產等資產市場，甚至一些原本用于實體經濟投資的資金在資產高額回報率的吸引之下也進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為泡沫經濟的形成埋下了伏筆。
第五，銀行信貸擴張
每一個泡沫經濟背后都一定有大量的銀行借貸資金的支持，它是泡沫經濟形成的助推力。尤其是商業銀行的房地產信貸，是造成其房地產泡沫過度膨脹的重要原因。如果銀行持有大量的房地產，或者是以房地產為抵押品的資產，那么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將提高銀行資本的規模，從而改善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資產質量和盈利狀況。因此，銀行將進一步擴大對房地產業的信貸供給，而這又進一步提高了房地產價格。這一過程循環往復，使得房地產價格日益偏離實際均衡價格，統計數據表明，房地產類貸款占金融機構全部貸款的比重，從2000年的6.04％上升至2005年的15.5%，已經超過日本泡沫經濟時期房地產貸款占全部貸款12.1%的比率。這一方面為資產價格飆升提供了巨額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風險向商業銀行的集中。
上述各種因素都增加了國內資金的供給，提高了流動性過剩的程度，為泡沫經濟形成提供了強大的資金支持，在預期樂觀的情形下，過剩資金涌入資產市場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的泛起和膨脹，這就導致了投機資本的高額利潤，致使過剩資金進一步進入，在自我強化的預期之下，資產價格泡沫逐漸膨脹。
三、我國資產價格泡沫崩潰的可能影響
在緊縮的經濟政策之下，如果泡沫失去了資金的支持，其可能會迅速走向破滅。根據我國當前泡沫經濟形成機制，如果泡沫破滅，勢必會對中國金融穩定、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及經濟長期發展帶來重創。
泡沫經濟時期，房地產貸款占商業銀行信貸較高比例，因此房地產泡沫經濟崩潰以后最大的受害者是銀行，而銀行又會將危機傳遞給整個社會。泡沫經濟崩潰可能帶來如下的惡性循環：泡沫經濟破滅―經濟不景氣―低利率―資本外流―需求低迷―銀行呆賬和壞賬增加―維持低利率―資金不回流―需求更低迷―銀行危機―經濟衰退。IMF(2000), Bordo和 Jeanne (2002), Borio 和 Lowe (2002)等的研究也表明資產價格泡沫會對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造成惡劣影響。1990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帶來的金融危機及其后的長期經濟蕭條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證。而2007年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給美國帶來了次貸危機，其直接影響是導致大批金融機構的虧損甚至破產，而間接影響則致使美國和世界處于經濟衰退的邊緣。
從當前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房地產開發貸款、個人貸款看，2004到2006年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貸款占其貸款總余額比例不斷上升，個別銀行房地產貸款總額已經占到貸款總額的20%以上（見表3）。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我國房地產價格泡沫破滅，必將會帶來大規模的不良債權，泡沫破滅對金融機構所造成的危害可能要遠甚于日本。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正在從以投資和出口拉動為主向消費、投資和出口共同拉動經濟增長轉變。而這一轉變能否完成關鍵在于能否實現消費的可持續增長。近年來，我國消費率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尤其是居民消費率下降更多，2005年已經降至38.7%。我國消費率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遠遠低于印度水平（見表4）。據國家統計局2002年在河北、天津、山東、江蘇、廣東、四川、甘肅、遼寧等8個省市抽樣問卷調查結果，房地產已經成為居民家庭價值量最大的財產。如果當前我國房地產泡沫破滅，我國居民就會面臨著資產大幅縮水，這會導致已經持續降低的消費水平進一步下降，使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尤難實現，并將影響中國經濟長期發展。
鑒于上述分析，我們必須采取措施調控資產價格暴漲，我國當前泡沫經濟膨脹的形成機制以及日本等國家泡沫經濟破滅的經驗教訓，本文提出如下的調控建議。
四、調控建議
（一）促進經濟內外均衡的實現，這是阻止泡沫經濟惡化的根本途徑
日本等國家和地區泡沫經濟的迅速破滅就是因為沒有采用有效措施從根本改善內外失衡，而是直接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將泡沫挑破。針對我國當前經濟特點，本文認為應從以下幾點著手促進內外均衡的實現：
第一，完善制度建設，促進收入和消費水平提高
當前的重點是完善公共支出體系，進一步建設包括社會保障體制、醫療體制和教育體制等在內的制度，降低經濟主體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和預防性儲蓄，從而增加消費需求。隨著消費水平的提高，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因此當前我國消費增加的渠道主要在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促進低收入者消費的提高，進而增加總體消費需求。只要總體消費需求增加了，儲蓄水平就會自然下降，外貿順差也會得到緩解。
第二，逐步解除進口管制，從增加進口角度緩解外貿順差的日益擴大
有人提出通過征收出口稅來控制產品出口以抑制順差擴大的建議，但是本文認為這種干預手段只適用于特殊產品出口管制，不具有普遍意義，而且不利用我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較之于控制出口緩解順差的擴大，從增加進口的角度緩解順差的持續擴大是一個更好的渠道和方法。通過降低甚至取消進口稅，逐步解除進口管制實行自由進口（當然，少數特殊產品仍需進口管制?。欢〞龠M進口的增加，而進口的增加不僅會緩解順差持續擴大，而且如果進口一些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則有利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和國民經濟整體福利水平的提高。
（二）深化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
由于當前經濟中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投資還存在諸多限制，導致居民有效投資渠道的缺乏，在預期良好的前提下，居民在銀行的存款逐漸轉向股市和房地產，尤其是在股票供給有限和金融產品缺乏的前提下，股價和房地產價格的暴漲是必然結果。因此，減少對微觀投資主體的投資限制，完善金融市場，尤其是大力發展資本市場，為經濟主體提供多元的投資渠道和豐富的金融產品就變得至關重要。在此基礎之上，正確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對居民的投資行為進行正確的引導，完全有可能將積累的財富引向實質生產部門，推動產業升級、實現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制定適當的匯率政策，發揮匯率對經濟的調節作用
從當前來看，由于國際收支順差以及源自美國等發達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人民幣匯率政策面臨著困境。一方面，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可能會使得中國出口企業競爭力下降，而且由于國際社會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偏低，人民幣升值可能會帶來順差的增加而不是下降。另一方面，如果人民幣不升值，我國將會面臨更加強大的國際壓力，而且會使中國順差進一步擴大和升值預期進一步增強。鑒于各種因素的考慮，本文建議在無預期的前提下將人民幣一次升值5%，這也是出口企業能夠承受的一個升值水平，目的是達到抑制升值預期，減緩熱錢流入，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實現。匯率政策本身也具有時滯效應，甚至會產生 “倒J”曲線效應，因此對于升值以后國際收支順差沒有縮小要有心理準備。
在近于固定的匯率制度以及人民幣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國際收支順差必然帶來貨幣供給的大量增加，這就制約了當前緊縮性貨幣政策的效應。從長遠來看，應該實行更具彈性的匯率制度，改革強制結售匯制度，實現人民幣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協調。
（四）加強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協調，提高貨幣政策在熨平經濟波動中的有效性和靈活性
貨幣政策的過度擴張和突然緊縮都不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過度擴張可能為泡沫經濟形成埋下伏筆，而突然緊縮可能會挑破泡沫，產生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因此貨幣政策應該是穩健和圓潤的，從而提高其熨平經濟波動的效應。實際上，面對經濟泡沫，如果只是簡單地收縮銀根，必然會對正常的經濟活動造成破壞，“就好比城里有房子失火，消防隊不是像房子噴水，而是決堤淹城一樣”（三木谷良一，1998）。因此，在緊縮貨幣的同時，必須采取其他政策如產業政策、財政和稅收政策等配合，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從而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五）加強監管，增強商業銀行風險意識和規避風險能力
在泡沫經濟跡象出現以后還需要大量的后續資金才能把泡沫越吹越大，這些資金可能來自于國內，也可能來自于海外，為了防范泡沫經濟的急劇膨脹，需要加強資金流向監管。對于金融監管當局來說，在資產價格迅速膨脹的危險時期，必須加強對商業銀行信貸的監管和調控。與此同時，商業銀行自身必須增強風險意識和風險規避能力，才能在泡沫破滅時將損失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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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ing Mechanism and its Regulation of China Asset Price Bubble und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equilibrium
Feng Cai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國內的經濟形勢范文5
【摘要】 目的： 研究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患者行連續性血液凈化(CBP)治療時不同抗凝方法的抗凝效果，并對影響患者預后的因素進行分析。方法： 對ICU收治出現DIC并予CBP治療的患者56例進行前瞻性觀察研究，共行CBP治療162例次;根據患者28 d病死率分為存活組21例，死亡組35例;根據CBP治療時所選擇的抗凝技術不同，分為小劑量肝素抗凝組、無抗凝劑組、肝素體外抗凝組和枸櫞酸鈉體外抗凝組;對影響患者預后的因素和不同抗凝技術的效果進行分析。結果： 與存活組比較：CBP治療前，死亡組APACHEⅡ評分較高(P
【關鍵詞】 彌散性血管內凝血; 連續性血液凈化; 抗凝技術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anticoagulative measures during continue blood purification(CBP) on the patients with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DIC) and analyze influencing factors on prognosis. Methods： Of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56 cases with DIC were treated with CBP(162 times). The death group and survival group were differentiated by 28day mortality. According to anticoagulation， the patients were grouped as the lowdose unfractionated heprin(LDUFH)， nonanticoagulation， regional heparinprotamine anticoagulation(RHPA) and 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RCA). The curative effect of different anticoagulation and impact factors on prognosis was observ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atients in survival group， APACHEⅡ score was higher(P
[Key words]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continue blood purification; anticoagulation 彌散性血管內凝血(DIC)是以全身性血管內凝血、纖維蛋白沉積并伴以繼發性纖溶為特征的獲得性血栓出血臨床癥候群，發生于嚴重疾病的病程中[1]。連續性血液凈化(continue blood purification， CBP)治療能有效清除血液中的有害物質、調節內環境平衡，同時具有組織間隙液的置換作用，從而穩定患者病情，為進一步治療爭取了寶貴的時間[2]。有效的抗凝技術是CBP治療順利進行的保證，但如果抗凝治療過度會加重患者出血癥狀，最終會導致DIC患者出現廣泛出血而死亡，因此抗凝治療是DIC患者CBP治療過程中的重點和難點。我院ICU自2000年開展CBP治療技術以來，治療出現DIC的危重病患者56例，共行CBP治療162例次，我們在給予該類患者CBP治療的同時，也對如何選用合適的抗凝治療技術進行了前瞻性觀察研究。
1 對象與方法
1.1 病 例
我院ICU自2000年10月至2009年3月接受CBP治療的DIC患者56例，DIC診斷符合“第七屆全國血栓與止血學術會議制定的診斷參考標準”[3]，共行CBP治療162例次;其中男37例，女19例;年齡18～91歲，平均(55.80±21.72)歲。原發?。憾喟l傷16例，重癥肺部感染10例，重癥急性胰腺炎4例，自發性顱內出血4例，胃癌4例，直腸癌3例，重癥膽管炎3例，慢性重癥肝炎2例，羊水栓塞2例，風濕性心瓣膜病2例，老年性心瓣膜病2例，外傷性肝破裂1例，左半髖置換術并發骨水泥反應1例，急性妊娠脂肪肝1例，急性肌溶解綜合征1例。接受CBP治療原因為：重癥急性腎衰竭33例，頑固性心力衰竭8例，高鉀血癥7例，毛細血管滲漏征5例，肝衰竭3例。
1.2 CBP治療技術
CBP使用德國產Fresenius Medical Care ADM08/ABM血濾系統或美國產BAXTER Accura血液凈化治療設備，濾器為Fresenius Ultraflux AV600(聚砜膜)或TS1.3U(日本東麗，聚砜膜)。采用連續性靜靜脈血液濾過(CVVH)、連續性靜靜脈血液透析(CVVHD)和連續性靜靜脈血液透析濾過(CVVHDF)，血流量200～250 ml/min，置換液流量35～45 ml·h-1·kg-1;根據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監測結果，調整超濾率;對存在肢體水腫的患者，如果CVP
1.3 抗凝技術
根據CBP治療使用的抗凝治療技術不同，分為小劑量肝素組(肝素首劑為0U，維持量5～10 U·kg-1·h-1)94例次，無抗凝劑組46例次，肝素體外抗凝組(動脈端輸注每125 U肝素，使用魚精蛋白1 mg于靜脈壺處輸入中和)12例次，枸櫞酸鈉體外抗凝組(血流率200 ml/h，動脈端輸注枸櫞酸鈉16.5～26.8 mmol/h，靜脈壺處輸入葡萄糖酸鈣4～4.4 mmol/h)10例次;同一患者臨床不同時期可能接受不同種抗凝治療措施。根據所監測的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PTT)和凝血酶時間(TT)調整抗凝劑的用量，維持APTT和TT在正常值1.5倍或CBP治療前水平;如使用抗凝劑后APTT和TT大于正常值2倍，改用無抗凝劑技術。所有接受血液濾過治療的患者置換液均采用前稀釋方式連接。
1.4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資料采用組間t檢驗，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0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
2 結 果
本組患者接受CBP治療前第二代急性生理學及慢性健康狀況評價(APACHEⅡ)評分(22.51±7.51)分，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評分(10.76±3.45)分，簡化急性生理學評分(SAPSⅡ)(52.57±16.65)分;患者存活28天以上為存活組，共21例，CBP治療79例次;28天內死亡者為死亡組，共35例，CBP治療83例次。
2.1 影響患者預后的因素
與死亡組比較：CBP治療前，存活組血清堿性磷酸酶(ALP)、γ谷氨?；D移酶(GGT)和尿素氮(BUN)較低，肌酐(Cr)高于死亡組，全血白細胞計數(WBC)和血紅蛋白(Hb)低于死亡組，氧合指數較高，呼吸頻率、心率較低，危重病評分低于死亡組，血小板計數(BPC)較高，纖維蛋白原(Fib)較低，余各凝血指標兩組并無顯著差異。停CBP治療次日晨[停CBP治療(13.02±5.14)h]，存活組ALP和GGT仍較低，陰離子間隙(AG)較低，Cr較高但BUN較低，BPC較高，Fib較低，TT較長。見表1～3。表1 存活組與死亡組CBP治療前相關檢驗指標比較表2 存活組與死亡組CBP治療前危重病評分等比較表3 存活組與死亡組CBP治療結束后次日晨相關參數比較
2.2 不同抗凝方法組抗凝效果的比較
CBP治療前，血小板計數及凝血指標在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BP治療后，小劑量肝素組血小板計數(66.76±25.16)×109，較治療前的(51.42±20.66)×109升高(t=4.98， P
2.3 CBP并發癥
CBP治療過程中因濾器/管路凝血而終止治療或更換濾器/管路者，小劑量肝素組4/94例(4.2%)，無抗凝劑組10/46例(21.7%)，肝素體外抗凝組2/12例(16.7%);因出血終止治療者無抗凝劑組2例(4.3%)，肝素體外抗凝組1/12例(8.3%)。
2.4 不同抗凝方法組臨床療效的比較
與小劑量肝素組比較，治療前無抗凝劑組APACHEⅡ評分較高(t=2.96， P
3 討 論
感染、創傷、病理產科等因素啟動機體出現全身性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進一步可發展為MODS;同時，也刺激血管內皮細胞和單核細胞的組織因子表達，從而啟動凝血級聯反應引起DIC。CBP不僅僅是替代、改善腎臟功能，以延長患者存活時間;而且具有對患者重要器官功能的支持和治療作用，為多器官功能障礙的恢復創造條件。CBP還具有改善危重病患者凝血功能的作用[4]，可弱化炎癥反應和平衡免疫功能，故將CBP作為治療SIRS和MODS的重要輔助手段。沒有一種藥物可以糾正多器官功能障礙，只有CBP才可以全面、多方位地阻斷炎癥反應級聯，改善機體內環境，提升機體免疫功能，繼而改善器官功能。對存在高危出血風險的患者，合理的抗凝技術顯得尤為重要，既要保證CBP按預定治療方案進行，防止循環管路和濾器內凝血致使CBP治療效果降低;同時，又要防止抗凝技術引起或加重原病灶出血而危及患者的生命。
3.1 影響患者預后的因素
本組資料顯示，影響患者預后的因素除原發病能否得到及時有效地控制外，還受到APACHEⅡ評分、肝膽管炎性損傷程度(ALP、GGT)、全身炎癥反應嚴重程度(WBC、Fib)和生命體征是否穩定(呼吸頻率、氧合指數、心率)等因素影響較大;由于死亡組患者Cr較低，但BUN較高，因而認為機體的高分解代謝狀態比Cr的絕對值對患者預后判定更有價值。CBP治療后ALP和GGT并不能降低，提示CBP治療并不能減輕肝膽管炎性損傷;死亡組患者CBP治療后TT較存活組短，機體的高凝狀態更加明顯。由于CBP治療對機體內環境改善作用明顯，APACHEⅡ評分CBP治療前死亡組高但治療后兩組間無顯著差異。在ICU中傳統的死亡預測模型是應用臨床評分，部分評分又不包括凝血功能狀況(如SAPSII 、APACHEⅡ評分等)[5];因此，CBP治療后APACHEⅡ評分的改善并不意味著患者凝血功能的改善。CBP治療后死亡組患者AG較高，提示患者在CBP治療期間微循環障礙較重，CBP治療后酸中毒仍較明顯，預后也較差。
3.2 不同抗凝方式對患者凝血功能的影響
觀察小劑量肝素抗凝、肝素體外抗凝、枸櫞酸鈉體外抗凝和無抗凝劑CBP技術，CBP治療后對患者凝血功能的影響。CBP治療前各組間BPC和各項凝血指標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CBP治療后次日晨，小劑量肝素組患者的BPC較治療前升高，余3組治療前后BPC差異無統計學意義;DDi小劑量肝素組較無抗凝劑組及肝素體外抗凝組降低，與枸櫞酸鈉體外抗凝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治療前后DDi差值小劑量肝素組較大;余各項指標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表明，小劑量肝素抗凝對DIC患者是抗凝最為充分的治療措施，因為BPC治療后較治療前升高、DDi無明顯升高，提示在CBP治療后患者血管內凝血和纖維蛋白溶解均減輕;而其他三種CBP技術，并無此作用。患者出血風險增加時，選用無抗凝劑CBP技術，使用前稀釋延長濾器壽命，但該組患者在CBP治療后DDi較小劑量肝素組升高明顯，提示患者血管內存在凝血和纖溶亢進。如若無抗凝劑CBP技術連續治療時間不能滿足病情需要，則需選用枸櫞酸鈉體外抗凝技術或肝素體外抗凝技術[6]。由于我國無高濃度枸櫞酸鹽制劑，我們使用的是2%枸櫞酸鈉，濃度較低，每小時進入體內的枸櫞酸鈉液體量過多(300～400 ml/h)，配置也有一定的難度。盡管枸櫞酸鈉局部抗凝技術在活動性出血腎衰竭患者血液透析中的應用取得較好的抗凝效果[7]，但在CBP治療過程中由于補充液體量過大和難以維持更長的時間而使其應用受到限制。局部肝素抗凝技術在使用中，患者的出血現象也時有發生。CBP的抗凝技術選擇需要根據患者的特點且以簡單易行為原則[8]。
CBP治療過程中因為濾器/管路凝血而終止治療或更換濾器者，小劑量肝素抗凝組發生率最低;無抗凝劑組并不能減少患者因出血終止治療情況的發生。相比較而言，小劑量肝素抗凝技術對DIC患者治療安全性較高，只要加強監測患者的凝血功能，及時調整肝素用量，可以減少濾器及管路內凝血，患者出血的并發癥也不會明顯增加。有研究發現與肝素體外抗凝相比，小劑量肝素化能使高?；颊叱鲅l癥的發生率從19%下降到10%[9]。但多變量分析顯示，沒有CBP相關的變量(模式、濾器材料、抗凝藥物和處方藥物)能預測患者在院死亡率[10]。
3.3 不同抗凝方式對臨床療效的影響
與小劑量肝素組比較，CBP治療前，無抗凝劑組APACHEⅡ評分較高，枸櫞酸鈉體外抗凝組Cr和BUN均較高。由此可見，無抗凝劑組患者CBP治療前病情較小劑量肝素抗凝組重，枸櫞酸鹽抗凝組由于患者出血傾向明顯，初始CBP治療時間偏晚。CBP治療后，小劑量肝素組血清滲透壓較無抗凝劑組低，單次CBP治療時間最長，枸櫞酸鈉體外抗凝組最短。MODS評分CBP治療前后差值以小劑量肝素組最大，提示小劑量肝素抗凝組的CBP治療較為充分，溶質清除率較高。凈出超總量枸櫞酸鈉抗凝組較少，與使用的枸櫞酸鈉制劑濃度偏低、操作難度較大、CBP治療時間也較短有關。APACHEⅡ和SAPSⅡ評分治療前后差值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r和BUN差值各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這些數據反映上述4種抗凝技術，均可以達到穩定機體內環境、清除小分子代謝廢物的作用。肝素除具有保障CBP治療順利進行外，對阻止DIC的進程也具有重要作用，更有利于合并DIC患者的綜合治療，由于本組資料中，有的患者在不同時間選擇不同的抗凝方式，所以無法計算不同抗凝技術對患者死亡率的影響。
DIC是危重病患者常見的并發癥，也是重要的致死因素之一，凝血功能異常使患者的病情更加復雜，死亡率增加[11]。急性腎衰竭使得MODS患者的死亡率進一步提高，CBP治療優于間歇性血液透析治療[12]。肝素的使用可以降低患者的死亡率[13]，因其在保證CBP順利進行的同時還可阻斷DIC血管內凝血的病理過程，有利于改善患者疾病進程，改善患者的預后。因此，對合并DIC的危重病患者需要CBP治療時，小劑量肝素抗凝技術安全有效，操作簡便，可以作為首選的抗凝措施;對于有條件的單位使用枸櫞酸鹽體外抗凝技術也是安全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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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經濟形勢范文6
但在后奧運時期,在國內連續遭遇嚴重自然災害后,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異常復雜的局面。美國次貸危機在反復中終于演變成世界性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經濟增速普遍下滑,主要經濟體在衰退的邊緣苦苦掙扎。在新經濟形勢的影響下,商務活動和旅游這兩個酒店市場未來增長的主要因素開始進入了緊縮期。
雖然新的經濟形勢使得國內經濟型酒店的發展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但是在調查中發現,新經濟形勢也使得國內的經濟型酒店遇到了變革創新的發展契機。如今,大部分企業、公司、單位、個人都感受到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沖擊,于是開始實施緊縮開支。商務活動以及文化旅游的群體開始明顯排斥以前講究的、相對比較奢侈星級高檔酒店作為住宿場所,而偏好選擇經濟型酒店,特別是一些比較有特色的經濟型酒店。
面對這一新形勢的挑戰和機遇,國內的經濟型酒店如何在建筑設計上去變革創新,使其在講究經濟實惠的前提下,既提升酒店的整體品質,又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是建筑設計師需要重視和考慮的問題。
2國外經濟型酒店的發展概況
2.1國外經濟型酒店發展的階段性十分明顯
20世紀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末期是經濟型酒店的萌芽與發展初期。20世紀30年代,隨著美國大眾消費的興起,以及公路網絡的發展,汽車旅館開始出現,為平民的出游提供廉價的住宿服務。
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期,經濟型酒店進入蓬勃發展時期。酒店數量迅速增長,而且產品形態呈現豐富的層次性,開始朝著多元化經營方向發展。連鎖經營開始取代傳統的分散經營模式,單體酒店開拓出快速發展的擴張途徑,一些發展得比較成熟的經濟型酒店開始并購整合單體酒店。同時,經濟型酒店開始了國際化的發展,從美國傳播到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以及歐洲。這種擴張同時刺激了各地本土經濟型酒店的興起,尤其是歐洲的經濟型酒店開始快速發展。到80年代末期經濟型酒店已經成為歐美發達國家的成熟酒店業態。
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末,經濟型酒店行業開始進行品牌調整。經過長期的快速發展,經濟型酒店進入了市場的成熟期,高速增長和大規模擴張的動力逐漸減弱。市場競爭淘汰了一些管理力量薄弱,資金運營不通暢的品牌,一些大而強的品牌則得益于資本實力和管理實力變得越發強大。競爭的加劇迫使企業轉向服務質量管理和品牌建設。品牌建設、質量管理、市場細分、產品多元化等企業內部管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進入21世紀,經濟型酒店步入了又一輪快速發展時期。這主要表現在經濟型酒店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開拓和本土品牌的發展。在中國、東南亞等地區,經濟型酒店的擴張非常迅速。世界著名的經濟型酒店品牌宜必思、速8、假日快捷等都紛紛瞄準了亞洲市場。
2.2國外經濟型酒店在不同地區的發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美國:分布廣泛
美國酒店業協會統計顯示,美國經濟型酒店約有6萬家,約占旅館總數的75%,客房平均出租率70%,經濟型酒店的營業收入約占美國旅店營業總收入的65%。美國經濟型酒店大都建在高速公路的出口處、機場和車站附近、城市邊緣地區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往往幾家甚至十幾家旅館匯集一起組成經濟旅館群。收費比高檔星級酒店低得多,但基本服務周到齊全。每間客房約30平方米,一般分吸煙房和無煙房。而且,絕大多數經濟型旅館都提供免費停車、免費早餐、免費上網等項服務。
匈牙利:精打細算
在匈牙利的經濟型連鎖旅館中,法國雅高集團旗下的“宜必思”(ibis)經營模式較為典型。“宜必思”精打細算,如床頭燈、電視機“小巧”,不占太大空間,家具多采用“板式”結構。在用工方面,“宜必思”也極“節省”,一家酒店全部員工只有16人。
新加坡:四字秘技
新加坡頗有名的經濟型酒店“飛龍酒店”,經營秘技可以用4個英文字母A、B、C、D概括:A(affordablerate),指價格合理,普通人住得起;B(baby-sit),并不是字面“照顧嬰兒”的意思,而是指酒店把所有的顧客都當成嬰兒般細心照顧;C(cleanroom),指提供干凈、舒適的客房等設施;D(dealing),指酒店員工使用恰當的方式和顧客交流,盡量滿足顧客的需要。
3國內經濟型酒店的設計現狀及發展趨勢
由于經濟型酒店這種新興業態對市場的廣泛適應性,中國本土的經濟型酒店品牌也同時開始發展起來。自1996年上海錦江集團開始醞釀旗下的經濟型酒店開始,中國的經濟型酒店品牌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據初步估計,迄今,我國經濟型酒店連鎖品牌近100個,全國目前擁有近1000家經濟型酒店,客房數量超過10萬間,成為一種全新的綜合業態,可快速復制的商業模式(圖1)。盡管如此,經濟型酒店在我國發展空間依然很巨大。根據歐美成熟酒店市場結構,經濟型酒店為70%,截至到2006年底,我國經濟型酒店市場份額僅為7.5%,且從替代低檔酒店靜態角度分析,至少有10倍以上的發展空間。
3.1國內經濟型酒店的設計現狀
在我國,經濟型酒店的設計呈現兩極分化的現象:
一方面,我國國情致使現代全服務酒店與國內需求的契合度還不夠,經濟型酒店的恰當身份使其得到蓬勃發展,品牌化、連鎖化的經濟型酒店在不斷的涌現。這些經濟型酒店的經營者在設計上也十分注重,他們需要建筑在設計投入使用時不光講求“經濟”,而且力求標準化、品質化。另外,在現代全服務酒店的影響下,國內的經濟型酒店在設計上也在不斷地模糊與星級酒店距離。
另一方面,國內傳統住宿業在經濟型酒店的優勢面前曝露了極大的弊端,使得傳統住宿業在受到不斷的沖擊下紛紛盲目尋求轉型。然而,在轉型設計時,業主往往只看重短期內的經濟利益,大部分設計都照搬照抄,或者僅限于門頭更換,內部設計也草草了事,使得酒店的設計缺乏變化。經濟型酒店應有的系統化、標準化都得不到有力的實施,更談不上個性化、特色化的設計了。
3.2國內經濟型酒店的發展趨勢
第一,經濟型酒店正成品牌化、連鎖化的發展趨勢。對于經濟型酒店來說,規模是管理的基礎,品牌高于有形資產。只有在若干個知名品牌的旗下聚集了一定規模的企業群,才可以說經濟型酒店已經發展到了相對成熟的業態。
第二,經濟型酒店的標準化要求越來越高。對于連鎖企業來說,全面的質量控制和質量管理是企業的品牌和聲譽的保證。同時,標準化程度越高的酒店所體現的時代感越強。
第三,經濟型酒店越來越具有個性化?！耙粋€主題不一定適合所有人,但喜歡的人卻會特別喜歡,這符合個性時代的要求?！边@應該成為今后經濟型酒店發展的一個趨勢。
4新形勢下國內經濟型酒店的設計思路
在分析國外經濟型酒店的發展概況和國內經濟型酒店的發展趨勢后,通過比較可以看出,經濟型酒店在我國還處于比較初期的階段,要發展完善還有很長的一段路。在這個新的經濟形勢下,我們嘗試著摸索國內經濟型酒店的一些設計思路。
4.1以標志性方法處理經濟型酒店的外部空間,創造經濟型酒店的個性化和易識別性
外部空間是大部分建筑向人傳達的“第一印象”,在建筑要素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酒店作為一類特殊的建筑,更需要在設計時很好在表達其外部空間。
酒店類建筑歷來都十分注重外部空間的利用。在古代,我國的酒館都以立于建筑旁邊的木桿酒旗作為標志性構件來表示建筑的身份特征,而且也以迎風飄揚的酒旗來吸引顧客(圖2)。在現代,全服務酒店以其高大的建筑體量以及豪華氣派的入口來處理外部空間,使得顧客在比較遠的距離就能得到信息,從而達到吸引客源的目的。一般經濟型酒店都是體量比較小,外部空間相對也比較狹小,如何處理才能達到表征身份和吸引客源雙重目的呢?在國內現有的連鎖經濟型酒店中,已經有比較優秀的例子作為設計思路的導向。例如,“7天”連鎖酒店就把“7”字十分巧妙地體現在建筑立面處理上,并統一立面色調,在表征身份和吸引客源雙重目的上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圖3)。
4.2抓住潮流元素塑造個性的內部空間,在講求“經濟”的同時使經濟型酒店更具時代感
由于受經濟疲軟的影響,商務及旅游的客源開始從全服務酒店轉向經濟型酒店。這時,經濟型酒店就可以對內部空間做適當調整。
相對于商務客源,其對高科技的通訊設施的需求增加,酒店就可以參照一些全服務酒店,在酒店客房內增設網絡服務,還將一些高科技潮流元素加進來,如可以將酒店內部空間的主格調設計為高科技體驗空間或者外太空空間之類,這樣不僅僅改變以往簡約、明快的“經濟”格調,還可以使酒店別具一格,形成自己的特色。對以文化旅游和軟探險活動為主要客源的經濟型酒店,內部空間的變化則有更多的選擇。國內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這些酒店將其內部空間以水果為主題,將住宿的房間設計成“蘋果”之屋、“草莓”之屋等等,這樣在以水果為統一主題下,每個房間的感覺又不相同,既形成了自身特色,又起到吸引客源的目的(圖4)。還有一些酒店針對特定客源將酒店內部空間設計成特殊的形式,如田園風光、水下世界之類,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些都可以是經濟型酒店內部空間設計變革的參考。
4.3把握當地文脈,將地方文化融入設計,創造出帶有地方特色的經濟型酒店
國內經濟型酒店的蓬勃發展之勢使得經濟型酒店不再局限在主流大城市,地方城市的經濟型酒店也如雨后春筍。從客源角度分析,對于旅游者來說位于文化或遺產地的位置比品牌更重要。進入地方的經濟型酒店應該把握當地文脈,將地方文化融入設計之中去,形成有文化特色的酒店。我國的地方文化豐富多樣,在不同地方的酒店可以根據當地文化來變革酒店的主格調。這樣酒店不僅融入當地建筑文化中,還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經濟型酒店,為經濟型酒店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5結語
隨著住宿市場的不斷發展,隨著市場的細分化,隨著差異化、個性化潮流的涌動,在中國住宿市場多元結構的環境中,面臨新經濟形勢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經濟型酒店的設計應該抓住各個要素,在講究經濟的同時,又讓酒店更具有時代感、個性化和特色化,開創出中國經濟經濟型酒店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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