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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1
一
首先從自然經濟說起。
什么是自然經濟，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人們對它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表述。是從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所反映的個別勞動與社會勞動的關系出發，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對立出發，來考察自然經濟的。凡生產是直接用于滿足生產者個人或經濟單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換的經濟，不論它在人類歷史上以何種形式存在，都可以認為它是自然經濟。物質生產的自給自足，就是這種經濟的本質特征。我國學術界通行的這種理解和表述，體現著自然經濟一般。
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范疇。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曾經在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存在。在這幾個不同的社會形態中，自然經濟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質變。探討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討這個經濟范疇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個體農民以至個體手工業者，都經營有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如在中國，封建國家經營有滿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業，封建地主經營有“閉門而為生之具以足”，“以贍衣食”的自給性生產等等。然而個體農民(包括自耕農和佃農)是社會的主要生產者，農民家庭是社會基本生產單位，小農經濟是社會經濟的主體。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都集中通過小農經濟的發展變化而表現出來。
當時的社會經濟中，自然經濟已是與商品經濟相聯系而存在。從農民來看，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民足以把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結合于家庭內部。農民為了直接取得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特別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資料，就要進行自給性生產。他們既從事農業，又從事手工業，并形成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結構。
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日益多樣化。由家庭經營和個體勞動所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的這種特點，就迫使他們卷入市場交換，從事商品性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持續自己的生產，維持一家的溫飽。生產使用價值的自給性生產，與生產交換價值的商品性生產，就相輔相成地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也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結合在同一個主體之上。
當時，自然經濟又與封建剝削制度相聯系。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通過繳納封建賦稅或封建地租，養活封建主階級。繳納封建租賦，是農民獲得小塊土地進行生產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必須把封建租賦同自己直接消費的產品一樣，擺在自給性生產范圍之內，當作使用價值生產出來。自然經濟成為農民既為自己消費需要，又為封建地主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就體現著自然經濟與封建經濟的本質聯系。
盡管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但是，由于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極大的廣泛性，整個農民的自給性生產，具有封建國家、封建地主和手工業者所經營的自給性生產所不可比擬的巨大規模，自然經濟就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存在于封建社會之中。
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相結合而存在的條件下，自然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形式，仍然會同其他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具有體現自己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我曾經在《論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會中，由于自然條件和農民自身生產條件的差異，農民啟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結合程度，是會各不相同的。在整個小農經濟中會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商品生產結構。這個結構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也就是自給性生產的多層次結構，即農民自然經濟保持程度的多層次結構，其具體構成如下。
第一，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絕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產品投入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這里所說的總產品，是指農民所生產的包括農產品、手工業品和其他副業產品在內的全部產品。自用有余的產品，可能是屬于其中的這種或那種產品。
這種農民的生產，不但自給性生產占有顯然的優勢，而且其出售的產品，本來是為了自用而生產的，即不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換，才具有商品的性質。這是一種具有自然經濟痕跡的、在流通領域里形成的商品，還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
這種農民少量產品的出售，只能補償少量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不可能更新生產過程的各種要素，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還是自己生產的，即經濟條件的“絕大部分，還是在本經濟單位中生產的，并直接從本經濟單位的總產品中得到補償和再生產”[2]。盡管已經有了商品交換，但生產循環仍然是一種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馬克思把這種農民直接消費其產品的絕大部分，只有少部分進入流通過程的生產，叫做“真正的自然經濟”[3]。
第二，半自給型生產。這種農民總產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費和繳納封建租賦，同時又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換其他生產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會中，特別是在封建社會前期，這部分商品還會包括一些是自然生產物的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盡管它們的再生產過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實現的，但一經由“任土作貢”的方物，轉化為商人販運貿易的商品，農民的狩獵，采集、捕撈等活動，也就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這種農民出售的產品，都是以交換為目的而生產的。這是他們與上廣種農民的區別所在。
這種農民已經有了部分商品性生產，他們的生產也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生產分工的體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給性生產比重大，商品性生產比重小，其生產要素通過市場實現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的部分，并沒有超過自己生產的部分。因此，從整體來看，這種農民的生產，還基本上不是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產。所以恩格斯說，這是商品生產“還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換型生產。這又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有些農民，其總產品除了繳納封建租賦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費，大部分用于交換，以換取其他生產和生活用品。他們從事商品生產，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以維持一家的溫飽。這是一種在交換價值形式下的使用價值生產，還沒有脫離自給的內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為買而賣”。由于商品性生產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給性生產已退居次要地位。這類農民已成為或基本上成為小商品生產者。
交換型生產的另一類是，農民商品性生產的比重更大，自給性生產比重更小，甚至已無足輕重。他們從事商品生產，已不僅是為了獲取使用價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潤，即交換價值增值，以發財致富。其商品流通是“為賣而買”。這種農民已屬于從小商品生產者向資本主義商品生產者的過渡形態。
上述這四種類型的生產，以具有部分質的差異相區別，存在于整個封建社會階段。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原理，任何事物不僅有質的規定性，而且有量的規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著多種運動形態和多種矛盾的統一體，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性質就是由其主要的質所規定的。當其次要的質的量變沒有達到一定的數量界限，它仍然會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質，而不會轉化為另一事物。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的自給性生產，超過或大大超過其商品性生產，自然經濟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質，商品經濟僅是其次要的質。因此，它們就應當屬于或基本屬于自然經濟范疇，成為封建社會中體現自然經濟關系，即自給自足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是自然經濟單位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的具體形式。
自給自足是對自然經濟本質的一種通俗概括。現象總是以豐富多變的形式表現本質，特別是在事物具有多種質的條件下，現象與本質之間更會出現差別和矛盾。所以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對地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在事物質變和量變錯綜復雜的運動過程中，如果不區分主要的質和次要的質，如果不把握住決定事物性質的數量界限，而是機械地把完全意義的自給自足作為衡量小農家庭是否是自然經濟的絕對尺度，必將導致對自然經濟過多過早的否定，這無疑是不適當的。
封建社會的農民，已是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并具有自有經濟和一定獨立性的生產者，他們比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的生產者，具有更高的生產積極性，具有更優越的生產條件，和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封建社會與原始社會、奴隸社會相比較，生產者產品自給的品種、數量和質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綜上所述，以個體農民的自給性生產為主要內容，以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鐵制農具和牛馬畜力的小生產方式為生產條件，這就是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具體的歷史內涵。它體現著自然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變化。二
在封建社會中，自然經濟具有強大的地位。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自然經濟會逐漸削弱，并隨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會最終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所代替。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國家和封建主都經營有使用徭役勞動、奴婢勞動或雇傭勞動的商品生產，還有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商品生產，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農業和手工業中，以生產資料個體私有制和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小商品生產。因此，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可以說主要是小商品經濟。列寧指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中有兩個重要關鍵：（1）直接生產者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2）商品經濟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5]封建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主要是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過程。這既是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也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在封建社會初期，生產力水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作為一切生產首要條件的糧食生產，還不能在農民滿足自己消費之后，有更多的剩余，從而為從事農業的人和從事手工業的人，為從事食物生產的農民和從事原料生產的農民，提供實行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給型農戶這時就必然占有大多數，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還只是居于少數。
這時在市場上，特別是在農村市場上交換的產品，既有半自給型、交換型農戶和手工業者商品性生產的產品，又有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這時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已不是偶然的、間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斷反復出現的剩余品。廣大自給型農戶把這種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使它在整個市場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經說過，自給型農戶自用有余的產品，不是基于社會分工而生產的。生產的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因此，這時的商品經濟還不具有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有過這樣的階段，馬克思說過，“曾經有這樣一個時期，例如中世紀，當時交換的只是剩余品，即生產超過消費的過剩品”[6]，（馬克思所說的中世紀，一般是指歐洲的9-14世紀）在中國，《孟子》所說的，農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紛紛然與百工交易”的階段，是否屬于這樣的時期，有待于經濟史學者的考證。
盡管剩余品的生產還不是交換價值的生產，但是，農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種以流通、以設定交換價值為目的的趨勢”[7]，經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換，就會促進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并且促使它們朝著交換價值生產的方向發展，推動自給型農戶逐漸轉化為半自給型農戶和交換型農戶，從而使整個市場逐步從以使用價值生產為基礎，轉向以交換價值生產為基礎。這是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長期趨勢。
半自給型農戶由于根據社會需要生產一部分商品，它們的生產就開始納入整個社會分工體系之中。在封建社會的某一個階段中，如果半自給型農戶在整個農戶中占有多數，它們投入交換的商品，在整個市場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這時商品經濟的社會分工的基礎，也就是交換價值生產的基礎，就會進一步完備。
在封建社會中，各種生產力因素經過長期積累，會出現一系列發展變化。勞動人口和耕地面積的不斷增加，擴大了農業的生產規模；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系列化，提高了農業勞動的效率；水利設施、陸路和水路交通的發展，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勞動條件；自然資源的開發，豐富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對象；耕作技術和生產經驗的積累，提高了農業勞動者的素質。到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會加快自己的發展步伐，為商品生產的發展，提供比較充分的農業基礎。
在上述條件之下，商品生產就會得到較快的發展。通過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逐漸向交換型農戶轉化，會出現大量主要生產糧食和其他食物的農民，主要生產原料作物的農民，和“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8]的農民。通過農民家庭手工業以一定規模與農業分離，會使許多農民轉化為手工業者，并逐漸形成從事各種原料加工的獨立手工業部門。
這種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不同，他們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產品，必須在市場上補償他們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產要素，甚至包括種子和口糧。他們的生產已經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礎之上，成為“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也就是，以產品的出售，以產品轉化為貨幣和再由貨幣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要素為媒介的再生產?！盵9]他們的這種商品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與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自然經濟性質的生產循環，就具有質的差異。
封建社會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賦之外，還能“生產出一個超過必要生活資料的余額”[10]，也就是在封建租賦以外的剩余產品。這是一個變量，在封建租賦既定的條件下，就決定于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成果的大小。交換型農戶和獨立手工業者是最有能力生產這種剩余產品的個體生產者。這種剩余產品都是要投入交換的，因此，這種農民和手工業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個體生產者。
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如果不從事自給性生產，“生產專業化即社會分工的完成”[11]，他們就已經成為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列寧在討論農民的自然經濟轉化為商品經濟的時候，就是以這種小商品生產者為準繩的。他說，“單獨的個別的生產者專門從事一種生產部門的生產”，“是商品經濟的必備條件”[12]。這種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確實是存在的，如城市獨立手工業者。列寧在此加以強調，是理論徹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現象的統一是一個本質上無止境的過程”[13]，在封建社會的實際經濟生活中，特別是在商品經濟剛在發展的時候，大量出現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產者，而是不完全脫離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即具有一定程度專業分工的小商品生產者。
出現這種情況，有各種各樣的具體原因。在封建社會中，最大量的是生產糧食的農民。他們的商品性生產不論如何發展，也不會脫離糧食的自給性生產，這是毫無疑義的。
農民的商品性生產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包含著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萌芽”[14]。在交換型農戶中，商品性生產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場條件發生變動，它的產品的價值不能實現，其生產和生活就會出現危機。保留一定的自給性生產，特別是糧食的自給性生產，就可以緩解危機，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論是生產原料的交換型農戶，還是生產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糧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給性生產。
特別值得提出的農村手工業者。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農業生產和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廣大農民的需求增多，會引起農村手工業一定程度的發展。西方學者把西歐各國出現的這種發展叫做前工業化階段。這種農村手工業產品的銷售對象，主要不是封建剝削者，而主要是廣大勞動群眾，就必然要求成本低，價格廉，生產就必須接近原料產地。這種大眾化的產品，質量不必精細，生產技術容易掌握，因之這種手工業必然首先從農村中發展起來。農民從農業轉向手工業只能是逐步進行的，在這個轉軌過程中，必然有許多農民保持著一定的糧食和原料作物的生產。就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之后，基于上述應付市場變動的原因，農村手工業者也會自然地保有一定糧食或者原料的自給性生產。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農業生產力的不夠發展，沒有充足的穩定的糧食供應，農民和農村手工業者也無法切斷自己的自然經濟臍帶。
這種保留有一定自給性生產的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戶，同獨立的小商品生產者一樣，都已屬于商品經濟范疇，都同樣是封建社會中體現商品經濟關系的經濟實體，與屬于自然經濟范疇的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是不相同的。所以馬克思把“以種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的農民，叫做“新的小農階級”[15]。根據這一原則，那些生產糧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換型農戶，也同樣可以視為新的小農階級。
自然經濟既是歷史范疇，又是地域范疇。在封建社會的一定歷史階段，自然經濟不會在全國各個地區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經濟也不會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發展。它們的發展變化，同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一樣，總是在不平衡的運動中實現的。各個地區由于氣候、交通、土壤和資源等自然條件的差異，經過人們長期開發，又會出現社會分工發展程度的差異，即出現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從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經濟強大、比較強大和比較薄弱的各類地區，也就是商品經濟不發達、比較發達和發達的各類地區。在商品經濟發達的地區中，還會形成具有不同專業分工的地區，有的是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自給性生產，成為糧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專業性生產地區；或者是手工業中的商品性生產超過農業中的商品性生產，成為手工業品專業生產地區。因此，在封建社會后期的一定階段，由于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的大量出現，由于各種專業分工地區的形成，商品經濟就會具有更為完備的社會分工的基礎。
總之，任何封建國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內，都會通過各種類型農戶的不同比例配置，通過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著不同的自然經濟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經濟水平。在任何一個封建國家中，我們都不可能獲得各種類型農戶比例配置的數據，也不可能獲得自給性生產產值和商品性生產產值的精確數據，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推斷，在封建社會一定的歷史時期中，自給性生產具有強大的地位，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商品性生產的產值則可能大于自給性生產的產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以至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發達地區，交換型農戶和農村手工業者無論多么發展，也不會導致自然經濟的消失。這種歷史連續性甚至可以延至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的時代。在十九世紀后半期，德國的機器大工業已經興起。許多雇傭工人或者是自己擁有土地和菜園，或者是通過租佃擁有土地和菜園，以從事自給性生產。他們的這種“園藝業和耕作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曾經是保證工人階級物質狀況可以過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過得相當不錯的基礎”[16]。
為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終封建社會之世，自然經濟還會始終存在，商品經濟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發展。這都有待于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發展。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把一切以生產者本人勞動為基礎或只把多余產品當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產形式盡行破壞。它首先使商品生產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產逐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17]。因為“只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盵18]這是馬克思總結西歐歷史發展所得到的結論。人類社會從原始社會相對純粹的自然經濟，經過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在對立統一中消長，然后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純粹的商品經濟，這正是歷史辯證法的生動體現。三
商品經濟同自然經濟一樣，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性質，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質的社會經濟相聯系。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以至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經濟，其性質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在總的量變過程中，也會出現階斷性的部分質變。
在封建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由各種類型農戶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經濟，既會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發展水平，又會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經濟痕跡，因而呈現出部分質的差異。試以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作點粗略比較。
首先，從農村市場看。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農民生產的自給性水平還很高，農民和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種生產者自用有余產品余缺調劑的交換，那種生產者必要產品同特殊需要發生關系時品種調劑的交換，會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這兩種交換都具有使用價值生產的自然經濟痕跡。因之，農村市場主要是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直接交換，假手于商人的情況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場交易量要分散在廣大農村，市場因之是狹小的，一般不能擺脫小范圍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廣大農村形成以墟集貿易為主體，以市鎮貿易為補充的“地方小市場的網”。[19]這種農村市場一般只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對于農民來說，就是能滿足他們購買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銷售農副產品和家庭手工業品的需要。
通過商品交換，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不但是個體農民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也是社會再生產的必要條件。一定地區，如一縣一州，必需有自己的產品，能與其他地區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會再生產得以順利進行。這就會形成一定的地區間的販運貿易。因此，某些農村市鎮，特別是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地區的農村市鎮，除了具有保證供給與需求的經濟功能之外，又會具有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使它成為農村外銷商品販運貿易的起點，農村輸入商品販運貿易的終點。在這種農村市場上，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互通有無的直接交換就會縮小，而以商人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會擴大。
到封建社會后期，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大體還會保持封建社會前期農村市場的那種狀況。但在其他地區，由于糧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業品的商品生產有了較大的發展，農村市場就會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封建社會前期，商業資本主要是以自己的運動，使農民的產品發展為商品；在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特別是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卻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經生產出來的商品以自己的運動形成商業。農民和手工業者已無法自己在當地銷售全部產品，也無法互相提供足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只能要求商業資本為他們的產品實現價值，并為他們的再生產實現各種生產要素的補償。因之，這里的農村市場已由主要是生產者之間的直接交換，轉變為主要以商人為媒介的交換。并且會突破地方小市場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業市鎮和手工業市鎮，建立起長途運轉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區以至跨越國界的市場網絡。在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還會在生活資料市場之外，形成各種生產要素市場。在生產分工發展的基礎上，形成雇工市場；在農民和手工業者生產借貸增多的基礎上，從傳統的高利貸資本中出現金融市場，從而構成以商品市場為主體的農村市場體系[20]。這種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證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的、以市鎮貿易為主體、以墟集貿易為補充的農村市場，就為農民擴大再生產、發展商品生產提供更有利的條件。
但是，生產者之間余缺調劑、品種調劑的交換仍然會存在，甚至會有一個較大的絕對值。只是在商品成交總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縮小了。
其次，從販運貿易看。在封建社會中，通常存在著從農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剝削階級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費的，以農副土特產品和奢侈品為主要內容的販運貿易。同時，由于農民和手工業者需求的多樣性，他們也必需與外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互通有無，也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販運貿易。因此，販運貿易就成為當時的重要商業活動。
在封建社會前期，販運貿易的商品，除了手工業者的產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給型、半自給型農戶所提供的。它們每家每戶投入交換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萬戶的投入，也會成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可以形成繁榮的販運貿易。它們出售一些農產品或者家庭手工業品，雖然標志著農業和手工業結合的自然經濟結構開始分解，但它們還主要從事農業，它們的手工業和其他副業還從屬于農業，基本上沒有專業分工。沒有生產的專業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區分工。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由它所帶來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是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這種地區的販運貿易，更多地是建立在這種具有自然分工性質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比如糧食這種重要的販運貿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豐歉，或糴之使來，或糶之使去”的地區間豐歉調劑市場。這種地區間糴來糶出的市場，就不是由地區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經濟正是這樣的販運貿易中保留著自己的痕跡。
在封建社會后期，農產品和農村手工業品流向城市的販運貿易，在繼續發展的同時，地區間特別是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與手工業品產區之間的販運貿易，會有明顯的發展。如果說，前者是地區間的一種縱向聯系，后者則是地區間的一種橫向聯系。前者主要是體現農民、手工業者和封建剝削階級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資料，后者則主要體現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交換關系，販運貿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資料，又有生產資料，說明它已大體是建立在一定的專業分工的基礎之上。糧食作物區、原料作物區和手工業品產區之間出現大規模、長距離的販運貿易，正是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的重要發展。
再次，從城市市場看，在封建社會中，城市市場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從、軍隊等以自己的收入，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他們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賦的轉化形態，即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剩余產品。數量巨大的剩余產品集中在數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換，就會出現繁榮的城市市場。封建賦稅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實物形式。它們是由農民和手工業者作為使用價值生產出來的，只是因為投入交換才成為商品。這種商品可以說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沒有商品的生產方式。這就使城市市場既建立在交換價值生產之上，又建立在使用價值生產之上。因之城市市場并不具備完全的商品生產的基礎，也就不是完全意義的商品經濟。盡管實物租賦會逐漸向貨幣租賦轉化，使城市市場的商品生產的基礎有所發展，但這種轉變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商品生產基礎的不夠完全，是封建社會城市市場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會前期，由于城鄉商品生產不夠發展，城鄉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就不夠發達。盡管城市中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但其產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費，并不流向農村，與農民的產品相交換。因此，城市市場規模的大小，主要決定于投入市場的封建租賦價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場保有較多的自然經濟痕跡。
到封建社會后期，由于地區間販運貿易的發展，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具有販運貿易的中轉市場，或者形成新的中轉貿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業在發展中逐漸向城市轉移，有些上述那種消費性城市可能發展為手工業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業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隨著城市經濟功能的發展，在這些城市市場的商品成交總量中，封建剝削者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產品相交換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會縮小。農民之間、農民和手工業者之間商品交換所形成交易量（包括體現在販運貿易中中轉的部分），其比重必然會擴大，后者甚至可以超過前者。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無疑已大大下降。當然，封建租賦投入這種城市市場還會有一定的數量，加以還會有許多消費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會后期，封建租賦在城市市場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傊诔鞘惺袌?，以至在整個國內市場上，封建租賦所形成的市場交易量，在封建社會前期和后期，是會各不相同的。它在整個市場交易中所占比重較大，市場促進生產和分解自然經濟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會中，由于各個時期的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商品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許多經濟現象總是交錯地存在，難以劃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種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相比較，已具有不同的生產基礎，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場結構），不同的流通規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結構），不同的社會作用。特別是商品經濟發達地區的形成，不但會為本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而且會通過與其他地區的經濟聯系，擴大和深化社會分工，推動其他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為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生發展提供歷史前提。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正是通過這種不同層次的發展，即部分質的變化，逐步排除自然經濟的制約和痕跡，逐步趨向完善。
封建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表明，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以怎樣的廣度和深度相結合，會反映出自然經濟歷史地位變化的階段性，會反映出商品經濟發展的階段性，也會反映出封建經濟的成熟和發展。生產對于任何社會經濟都具有基礎的作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變化，都是基于其生產基礎的具體變動而來，考察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及其歷史地位，考察封建社會的商品經濟及其發展水平，首先應當對它們生產基礎的發展變化，作出正確的估量。不論在什么生產基礎上生產出來的商品，一經在市場上出現，都不會改變它作為商品的性質，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它們不同的生產基礎作具體的分析。否則，就容易夸大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把封建社會前期的商品經濟與封建社會后期的商品經濟同等起來，把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與不發達地區的商品經濟等同起來，從而模糊對自然經濟歷史地位的認識。這就不能在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研究中，更好地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四
商品經濟所以能適應生產力的不同發展水平，在各種社會經濟形態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產生的基礎是社會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分工的發展又會促進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在封建社會中，社會生產力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商品經濟既是封建經濟（包括領主制經濟和地主制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封建經濟又可以容納小商品經濟有較高程度的發展，甚至可以容納以工場手工業為代表的商品經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因之，在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的一定發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領主制下，在統一的封建國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國家中，還會得到更多的發展。
廣大農民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把市場機制引入千家萬戶的生產領域，擴大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范圍，推動他們改善工具，提高技術，較好地發揮人力、物力和土地資源的經濟效益，這對于發揮各個地區自然條件的優勢，擴大農業基礎，調整農業結構，增加社會積累，都會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不但農民商品經濟的個體比自然經濟的個體，具有較高的發展生產的活力和能量，也會使整個社會經濟含有市場機制，可以較靈活地較有效率地進行，從而有利于滿足消費，促進生產，加強地區間、民族間的經濟聯系，推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對于封建大國說來，也會為封建國家處理集中的政治與分散的經濟的矛盾，為征收賦稅、加強國民經濟管理，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只要有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會有社會經濟的發展，也會有社會生活水平的相對提高?？傊饨ㄉa方式如果能允許商品經濟發展，就說明它還具有生命力，還沒有達到它的歷史終點。這是判斷封建生產方式價值的一個重要標志。
在封建社會中，對立統一的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互相制約、互相排斥的。自然經濟天然地排斥社會分工，排斥商品經濟，從而限制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不管自然經濟多么強大，商品經濟卻具有導向性，具有主導作用，它總是通過不斷分解自然經濟，引導社會經濟向前發展。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無庸贅述。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在一定的生產力水平下，它們又是相輔相成，互相補充的。對立物相互補充的這種深刻的辯證關系，充分地體現在社會經濟過程之中。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既與商品經濟相聯系，又與自然經濟相聯系。他們總是通過二者的相互補充，使自己的生產得以完全。在自給型農戶和半自給型農戶中，是商品交換對于自給性生產起補充作用；在交換型農戶中，是自給性生產對于商品性生產起補充作用。二者相互補充，就使小農家庭的再生產得以順利地運行，使小農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得以順利地實現。
在封建社會中，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既都是互相分離、互相獨立的，各自通過自身的循環持續自己的生產。但是，他們又是互相聯系，互相依存的，因為他們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供給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又需要別的農民和手工業者購買他們的產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產單位，而更多的是消費單位。作為生產單位，它必須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就是作為消費單位，也必須以封建租賦與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消費品。因此，在封建社會中，就必須以商品交換為紐帶，把農民、手工業者和地主家庭聯系起來，才能形成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使整個封建經濟成為一種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
要使這種復雜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得以順利實現，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和各個生產部門之間就必須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在封建社會，社會生產的技術構成低，不論是進行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主要是靠投入勞動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產資料。而且農民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不經過交換無償地養活封建剝削者，因此，第二部類生活資料的生產必然要大于第一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擴大再生產更需要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優先增長。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的這種比例關系，主要是由農民的自然經濟來保證的。
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如前所述，是農民既要為自己的消費需要，又要為封建地主的消費需要而生產的經濟，因而農民在生產過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資料、特別是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擺在優先的地位，以安排好農業、手工業和其他副業的關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種植各種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災害時，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謂“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在糧食總供給不足與總需求發生矛盾時，農民就會去開墾荒地，開發山區，以至圍湖圍海造田，以解決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會中，糧食盡管是具有最大市場量的商品，卻又總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農作物。
農民的這種遵循自給自足目標運行的經濟活動，就會使全社會勞動力與土地這兩種最重要的資源的分配，首先保證了糧食與衣著等基本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保證了封建經濟順利運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關系。如果說，封建經濟因為有了商品經濟，可以更靈活地運轉，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為有了自然經濟，才能保證它順利進行，保證它可以穩定地發展。
自然經濟這種基于人類生存本能需要的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發展，保證了廣大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繁衍，保證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的分工，從而促進了封建國家、法律和文化藝術的發展。盡管在封建社會后期，由于生產力的發展，農民和手工業者在封建租賦之外，還可以生產出另外的剩余產品，擴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藝術發展的物質基礎，但是，從整個封建社會來看，強大的封建國家和繁榮的文化藝術，始終主要是建立在作為使用價值生產的封建租賦基礎之上的。
但是，自然經濟的這種基本歷史作用，又必須依靠商品經濟才能得以充分實現。在封建社會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獲取大量實物封建租賦之后，除了直接消費一部分之外，他們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賴于出售這種剩余產品。同時，他們又必須把大量的封建租賦，通過商業渠道轉化為商品，轉化為各級官吏，文人學士、仆役和軍隊的收入，并且進一步轉化為多種多樣的消費品和奢侈品，通過市場以實現社會總產品的最終分配，從而保證封建政治和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
總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它們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補充。如果我們只強調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自然經濟，就是一種片面性；如果只強調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經濟簡單地看成是商品經濟，就會是另一種片面性。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資本論》第3卷，第896頁。
[3]《資本論》第3卷，第886頁。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13頁。
[5]《列寧全集》第1卷，第77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頁。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頁。
[8]《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9]《資本論》第2卷，第226頁。
[10]《資本論》第3卷，第893頁。
[11]《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2]《列寧全集》第1卷，第83、77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17頁。
[1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41頁。
[15]《資本論》第1卷，第816-817頁。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64頁。
[17]《資本論》第2卷，第43-44頁。
[18]《資本論》第1卷，第644頁。
商品經濟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2
關鍵詞：商品經濟 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 宏觀調控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討論和探索，終于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這無疑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對政治經濟學的重要貢獻。然而，伴隨著這一改革模式的提出，也出現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全盤、徹底地否定“計劃經濟”，一時間對“計劃經濟”的口誅筆伐鋪天蓋地，使國人誤認為我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落后的原罪就是“計劃經濟”造成的，大有“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發達不起來的“萬惡之源”之勢。結果是使“計劃經濟”聲名狼藉，至今一提起“計劃經濟”還有“引狼入室”之意，似乎只有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才是解決我國經濟發展的靈丹妙藥，才是中國的最終出路。有人甚至公開講：“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上個世紀影響最深的一場“國際馬拉松大賽”，其結果是經過70多年的激烈較量，以“計劃經濟”的失敗而告終。對此，筆者以為：這種認識如果不是無知的話，就是與當初我們全盤、徹底地否定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一樣，犯了同等程度的錯誤。為了澄清這些思想上的迷誤，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問題，以使我們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過程中，避免犯過去同樣的教條主義錯誤，同時也使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避免盲目性和片面性。這就是撰寫本文的宗旨。
一、市場經濟的歷史演進及其本質屬性
目前，在我國理論界對“市場經濟”存在著多種解釋，但可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形式，這是主流認識；另一類是把其看成為商品經濟高度發展了的一種經濟運行形式。實際上這兩種解釋有內通之處。國外對“市場經濟”的解釋大體也有兩種：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市場對商品生產實行調節的一種方式，也是個資源配置問題，另一種是把市場經濟看成是一種經濟制度而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成為資本主義的同義語，這是主流觀點。
究竟應該如何認識“市場經濟”及其本質屬性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表達了一種深刻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我們深思，這就是：“對人類生活形式的思索，從而對它的科學分析，總是采取同實際發展相反的道路。這種思索是從事后開始的，就是說，是從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開始的?！盵1] 因此，只有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分析，才能使我們對所研究的對象認識得更加清楚。
自從人類誕生以后，就產生了人與自然界的物質變換關系問題。這一關系的實質內容就是：人類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斷地向自然界“宣戰”，通過勞動利用和改造自然資源以滿足自己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這就是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這種經濟活動要采取什么形式進行，不少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都進行過考察和研究，而馬克思的論述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闡述到：“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發的），是最初的社會形態，在這種形態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窄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態，在這種形態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態隨著商業、奢侈、貨幣、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隨著這些東西一道發展起來。”[2] 這段論述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軌跡：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三個歷史階段。它們并不是? 梢勻我庋竦模??僑【鲇諶死嘍宰勻喚緄娜鮮凍潭群透腦炷芰Γ?瓷??Φ姆⒄顧?健5鄙??Φ姆⒄故?值拖率保?死嘀荒芤攬俊叭說囊覽倒叵怠崩湊絞ぷ勻唬??闋隕淼男枰??餼褪僑擻胱勻恢?淶摹白勻瘓?謾筆逼冢壞鄙??Φ姆⒄鉤魷至松緇岱止ぃ??卑樗胬投?曬?辛聳S嘍???接兄埔院螅?擻胱勻壞奈鎦時浠還叵稻鴕??⒃凇耙暈锏囊覽敵暈??〉娜說畝懶⑿浴斃問繳希?慈嗣峭ü?吧唐方換弧鋇男問嚼詞迪致?闋隕淼男枰??嬤?死嗌緇峋?沒疃?男問揭簿徒?肓恕吧唐肪?謾狽⒄故逼冢壞鄙緇嶸??Φ母叨確⒄梗?股緇岵聘壞囊磺性慈?汲浞鐘苛髦?螅?投??晌?死嗌?畹牡諞恍枰??接兄埔菜嬤??觶?鋈說玫餃?娣⒄梗?鞘比死嗌緇峋?沒疃?問驕筒恍枰?ü?敖換弧鋇男問嚼詞迪鄭?簿筒恍枰?凹壑怠輩迨制浼洌??且浴案骶∷?埽?蔥璺峙洹鋇男問嚼綽?闋隕淼男枰??傭??搿安?肪?謾鋇姆⒄菇錐巍?/P>
可見，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的發展是一個客觀的“自然歷史過程”，每一階段上的形式都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經濟形態。正如馬克思當年批判蒲魯東時指出的：“社會——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產物。人們能否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呢？決不能。在人們的生產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commerce）和消費形式?！币虼?，“人們借以進行生產、消費和交換的經濟形式是暫時的和歷史性的形式?！盵3]
對“產品經濟”形態的認識雖然并不是本文論述的主題，但有必要在這里順便提一下：它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發展階段，或者說“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模式”，而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這可從三個方面證明：第一，在歷史上它是在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批判的基礎上，作為商品經濟的否定形式而提出來的，并且由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以試驗的方式實行過。雖然最終失敗了，但失敗的原因并非“產品經濟”形式本身的錯誤，而是當時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否定“商品經濟”的程度；第二，當代世界某些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足以證明，它們所實行的大量“福利”經濟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體現出“產品經濟”形態的痕跡；第三，如果從分配的角度運用抽象法，來考察一個家庭內部的經濟活動（不考慮它與外部的經濟聯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說明：當其收入水平較低時，父母要以計量的形式對家庭成員進行消費品分配。而當收入水平較高以后，因為消費品的種類和數量可以得到不斷補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計量的方式進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來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這一點已為我國改革開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證實。以小喻大，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商品經濟”形態的發展終將被“產品經濟”形態所代替，這在人類社會經濟形態發展史上只是個時間問題。
社會客觀經濟形態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一個由產生到成熟、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因而會體現出不同發展時期的階段性。“商品經濟”形式的發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紀的結束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確立為標界，大體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簡單商品經濟”時期，后一階段為“復雜商品經濟”，即“市場經濟”發展時期?！昂唵紊唐方洕币卜Q為“小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產生和培育時期，它的交換是以直接獲得所需要的使用價值為目的，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自然經濟”的夾縫之中，處于從屬地位，“就象伊壁鳩魯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猶太人只存在于波蘭社會的縫隙中一樣”[4] ?！皬碗s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成熟和發展時期，這時的商品生產和交換不再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為直接目的，并且成為社會居主導地位的經濟形式?！笆袌觥币殉蔀樯鐣洕顒拥臉屑~和中心環節，是商品經濟發展到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把這種“復雜商品經濟”稱之為“市場經濟”?？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發達起來以后的一種成熟表現形式。圖示如下：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認識：第一，“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的基礎在生產力方面乃是社會分工引起的勞動社會化，在生產關系方面則是生產資料歸不同的經濟主體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會生產方式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出現的社會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商品經濟是一種“自發”產生的社會經濟制度。第二，“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就是商品經濟，是商品經濟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它以“市場”為核心、以市場機制為紐帶來構建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系統，通過市場把社會各個經濟主體緊密地聯系起來，形成一個網絡結構。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這種社會經濟活動組織形式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具體表現，也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經濟制度；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一種運行機制，它依靠市場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所形成的市場機制，來推動社會經濟活動的運轉，從而形成由市場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市場經濟”是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網絡結構的社會經濟活動系統。它既是一種經濟制度設置，也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形式在商品經濟階段成熟起來以后的表現形式；作為經濟運行機制，它表明“市場”成為商品經濟運行的樞紐，是通過市場要素自發的有機運轉進行資源配置的方式，表現為一只“看不見的手”的調節作用。不過，兩者之間有著內在的聯系，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經濟運行機制。因此，兩者的共性就在于都是不依賴于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經濟形式。對于客觀經濟形式，人們不能任意選擇或否定，只能根據“現有的生產力所決定和所允許的范圍之內”去認識它，揭示它的內在規律，并運用這些規律更好地為人類服務。
二、“計劃經濟”的產生及其本質屬性
一種思想的出現，總是與客觀事物的產生和發展相伴隨，因為“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盵5] “計劃經濟”同樣如此，它絕不是憑空想象或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不合理性，以及古典資本主義（早期）市場經濟“自發”運行所帶來的問題和困難而產生的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組織的思想。最初它萌發于16世紀產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那里。例如：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一書中，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深刻批判的基礎上，論述了未來理想社會的生產狀況是由社會領導機構根據“估定”的社會需要量進行生產，并且根據不同地區對某種產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濟虛”地進行調節來滿足各地的消費需求[6] 。這說明莫爾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經濟活動的思想萌芽。這一思想在康帕內拉的《太陽城》和摩萊里的《自然法典》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揮。到18世紀，法國的巴貝夫對未來社會實行計劃經濟的思想則表述的更加清楚，指出：“我們未來的制度將使一切都按計劃來進行”，因而社會中“不再有盲目經營的危險，不再有任意生產或生產過剩的危險”，并且論述了社會對勞動投入的有計劃調節[7] 。19世紀的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根據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和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深化，不但繼承和發展了這種“計劃經濟”的思想，而且把它付之于他們所設計的實業制度中，第一次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經濟制度來設置，并且對計劃的制定、審查和實施過程進行了具體闡述。當然，這時的計劃經濟思想還不是建立在科學理論的基礎上，帶有很強的主觀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它對后人認識社會經濟活動并“自覺”進行組織的問題無疑產生了重要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運用他們所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從分析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規律出發，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有計劃發展社會經濟的思想，建立了科學的計劃經濟理論，并且把它與未來社會聯系起來，指出這是未來社會經濟形式的重要特征。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種不同的需要量相適應的產量，就要付出各種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會總勞動量。這種按一定比例分配社會勞動的必要性，決不可能被社會生產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變的只是它的表現方式，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規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能夠發生變化的，只是這些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盵8] 恩格斯也曾表達過：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生產資料終將由社會占有，而那時“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并且比喻說：“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 沼詒蝗鮮讀說謀拘岳炊源?庵稚??Φ氖焙潁?緇岬納??拚??刺?腿夢揮詘湊丈緇嶙芴搴兔扛齔稍鋇男枰?隕???械納緇岬撓屑蘋?牡鶻??！盵9] 從他們論述中可以看出三點:第一，社會經濟活動是有規律的，它與自然規律一樣，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第二，雖然社會經濟規律是客觀存在，但人們可以認識它，自覺地利用它來人類服務；第三，當人們自覺地利用認識了的經濟規律來從事社會經濟活動時，就是計劃經濟形式。雖然他們在這里并沒有使用“計劃經濟”概念，但已包含這一思想，“計劃調節”就是“計劃經濟”的具體表現形式。據此可知，馬克思恩格斯的“計劃經濟”是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一種經濟形式。
在此基礎上,列寧對“計劃經濟”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經常的、自覺保持的比例性也許確實是計劃性”[10] 。這被認為是對“計劃經濟”經典性的表述，很值得我們深思，它表明“計劃經濟”的內涵在本質上就是要經常的、自覺的保持社會各個生產部門發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計劃經濟工作問題上，列寧更是強調對計劃“應該根據實際經驗和更詳細的研究來修正它”，否則“我們就會盲目行動”[11] 。他堅決反對用主觀計劃來代替實際工作，并且明確地告誡說：“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不要追求這種空想”，如果把國家經濟計劃官僚主義化了，“這是莫大的危險”[12] 。這對我們重新認識和正確理解“計劃經濟”，為計劃經濟正名，具有深刻的指導意義。
我們從經典作家對計劃經濟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他們所主張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符合客觀實際，并且根據實際的變化不斷修正和完善的、科學意義上的計劃經濟，為的是達到合理、充分地調節社會經濟資源和發展社會經濟的目的。這表明，計劃經濟應該建立在客觀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并且反映經濟規律的要求。因此“計劃經濟”是指：根據國民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社會（國家）從具體情況出發，預先擬定經濟的發展方案，并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地進行修正，從而對社會經濟活動實行“自覺”的組織管理和調節，它是自覺運用經濟規律的主觀表達形式。這就不難看出，“計劃經濟”實際上就是依靠“社會的理智”通過事先的計劃對經濟活動進行宏觀調控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計劃經濟”＝宏觀調控，宏觀調控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這應該是計劃經濟的本來含意。它與“市場經濟”一樣，既是一種經濟制度，又表現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作為經濟制度，它和自發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對立，是自覺地按經濟規律組織和管理社會經濟活動的表現形式；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它表現為一只“看得見的手”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自覺的調節和控制，以實現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內容提要：當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模式以后，出現了一種全盤否定“計劃經濟”的思潮。究竟應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不休的理論問題。本文從歷史的角度論證了二者是“主客觀”之間的關系，他們既存在著誰是第一性的問題，也存在著同一性的問題?？茖W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應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結果，這是計劃經濟思想的本意。所謂“宏觀調控”實質上就是計劃經濟的表現形式。
商品經濟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3
一
中國地主制經濟的主要特征是實物地租、土地買賣和小農經營。它的形成是以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為前提的。在地主制經濟下，一家一戶的小農，是社會的基本生產單位。農民既從事糧食生產，又種植蔬果，飼養禽畜，還養蠶織帛，種麻棉織布，通過耕以自食，織以自衣，即通常所說的“男耕女織”，以滿足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由于小塊土地經營和家庭勞動的局限，任何一個農民家庭都不可能滿足自己全部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需要。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這種局限，迫使他們從事商品生產，與其他農民和手工業者交換產品，取得自己不能生產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以維持再生產，從而維持自己家庭的溫飽。因此，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不僅有實物平衡，而且有價值平衡。其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除自己以實物形態滿足一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要通過市場進行價值補償和實物替換。農民家庭并不單純是一個自我完成再生產的經濟單位，而是一個包含—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的經濟單位。針對這種情況，我曾經提出，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生產，是“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雙重結合”的概念。以后又指出，“這種雙重結合，是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它“已經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1]。這是說，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緊密聯系而不可分割地結合為一個整體，通過它們的各自運動，又互相依存、互相補充所形成的綜合效應，既有利于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的實現，又有利于整個小農經濟的穩定和發展。
中國封建社會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經歷了一個長期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在封建社會初期，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水平都比較低下，《管子》說，“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當時農民的生產就自然地主要是解決吃與穿的自給自足問題，逐漸形成農業與手工業結合的所謂“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如以戰國時代的情況為例，《孟子•梁惠王》所記載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豆茏?#8226;禁藏》所說，民“率三十畝而足于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這都反映了這種“男耕女織”的情況。正是由于農民主要是生產糧食與布帛，封建國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這種實物賦稅反過來更加強了這種耕與織的結合。
中國農耕發達，人民的食物結構歷來是以糧食為主。糧食生產在農民的整個生產中，占有最為重要的地位。據李悝在《盡地力之教》中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笆常嗽乱皇?，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農民全家一年的口糧，占其糧食生產量的五分之三。戰國時的耕地百畝，折合現在的市畝大約為三十一畝二分。當時五口之家的農民，就要用將近二十市畝土地生產的糧食，才能做到自給口糧，盡管上述數據的準確性與代表性都難以判定，但仍可以說明口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
當時農民與農民之間、農民與手工業者之間的產品交換，已經普遍存在。從《孟子•滕文公》所記載的情況看，農民要用糧食與從事“陶冶”的手工業者交換“釜甑”和鐵農具，要與“梓匠輪輿”之類的木工交換糧食與布帛，還要用糧食與手工業者交換“冠”。甚至有些農民還要與其他農民交換布帛。李悝在上述著作中就說過，有些農民是“衣，人率用錢三百”，靠賣掉糧食來買衣服。盡管當時農民用于交換的糧食與布帛，主要是自用有余和交納封建賦稅以后的剩余生產品，但已不是“偶然留下的剩余物”[2]，而是具有一定數量的經常存在的剩余生產品。這種建立在“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基礎上的交換，正是在當時生產力條件下，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結合的一種原始的簡單的表現形式。由于當時農民能夠用于交換的生產品還不多，商品性生產還很不發展，農民主要是靠自給性的“男耕女織”來實現家庭生產與消費的平衡，所以當時上述生產雙重結構的重心，是在自給性的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具有比較強烈的自然經濟色彩。
隨著農業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生產的這種模式也在不斷地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男耕女織”始終是農民生產的主要組成部分，但商品性生產在逐漸增加，具有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農民在逐漸增多。到宋代，“河朔山東養蠶之利，逾于稼穡”[3]。福建建寧一帶山區的農民，“又多費良田以種瓜植蔗”[4]。太湖“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桔桑麻”[5]。這些記載都反映了這種情況。到明代中葉，封建政權取消絲棉布帛的實物賦稅之后，這種“男耕女織”的生產結構，就開始發生變化。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養蠶織帛、或不適宜種棉織布的地區，許多農民已不從事絲和棉的紡織。特別是到清代前期，棉花雖已在全國范圍內取代絲麻成為主要的衣著材料，在一些自然條件不適宜種棉的地區，從事棉紡織的農民仍然很少。織布又有一定技術要求，也使許多地區的農民植棉而不織布，或者紡紗而不織布。加以棉花產區和非棉花產區從事棉紡織的經濟效益大不相同，遂使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逐漸向商品性的棉紡織轉移，棉花產區的商品性棉紡織日益發展，并形成了許多棉布集中產區。這就導致了農民以自給性“男耕女織”為內容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逐漸削弱和分解。這種發展變化，在清代前期日益顯著。全國各地從北方到南方，都出現了這種情況。文獻資料中記載的這類事例很多，如在山東，據康熙《鄒縣志》說，“婦女不勤紡織，坐而待哺”。如在山西，據乾隆《五臺縣志》說，“地不產棉，婦女不知紡織，雖尺布亦取給于市肆”。在江蘇，乾隆《山陰縣志》說，“淮人寸絲尺布皆資于市，桑不知栽，繭不知織，棉不知種，葛不知采”。在江西，同治《瑞金縣志》說，“瑞邑既無蠶桑之利，又不獲紡織之助，民間婦女皆安坐而仰食于其夫”。
據鄭昌淦教授對清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全國直隸等十八個行省中，沒有棉紡織的州縣約在五百四十個以上，約占全部州縣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農村棉紡織很少的奉天、廣西、云南，貴州，甘肅等省的部分州縣(因方志缺少)尚未包括在內。否則，沒有棉紡織的州縣還會更多一些[6]。
又據劉秀生教授對清代中后期產棉地區一千零五十九個縣的文獻資料考察，其中生產棉布的縣為六百八十五個，不生產棉布的縣為三百七十四個。這是說，就是在產棉地區，不產棉布的縣就占達全部縣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又對棉紡織比較發達的直隸，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八個省五百二十九個縣地方志的記載考察，其中產棉布的縣有四百二十三個，不產棉布的縣為一百零六個。后者約占全部縣總數的五分之一[7]。
又據吳承明教授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二卷中估算，十九世紀前期為我國農民家庭棉紡織發展最盛的時期，由于前后的資料過少，按1860年計，農村棉紡織戶則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非棉紡織戶則約占百分之五十五。其中棉紡織發達的江蘇省，非棉紡織戶也占達全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五，棉紡織不發達的福建和廣東兩省，非棉紡織戶則約占達兩省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五[8]。
上述這些研究，為文獻資料的缺乏和記載的不夠詳明所局限，其數據當然不會是很準確的。但也可以看出，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的棉紡織，特別是紡紗而不織布，雖然還廣泛地存在，但是不從事棉紡織的農戶卻已大量出現。加以農民的商業性農產品生產和包括棉紡織在內的商業性手工業生產，都獲得了很大發展。農民生產雙重結合的重心，就自然地從自給性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轉向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的結合，使后者成為廣大農民家庭實現生產與消費平衡的主要途徑。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提出過“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的問題，并且指出這在中國表現為“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了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9]。到了清代前期，這種情況已經有了變化。
但是，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在農民的生產中保持著自己的重要地位。在當時農業生產力水平下，農民也還需要用相當多的耕地來作到口糧自給。如在江南地區，包世臣在《安吳四種》中說，“蘇民精于農事，畝常收米三石，麥一石二斗。以中歲計之，畝米二石，麥七斗，抵米五斗”。這是說，在正常年景，一畝田夏秋兩季可收米二石五斗。他又說，農民的口糧，“合女口小口牽算，每人歲食米三石”。按照他的說法，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四畝多，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如果是“五口之家”的農民，則約需種田六畝，才能自給全家的口糧。據教授在《江村經濟》一書中說，民國年間，江蘇吳江縣，一個四口之家的農產，必須有五畝半土地，才足以解決口糧自給。這也可資佐證。江南地區種植糧食的農民，一般是“一夫耕不過十畝”。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這些農民需要將糧食收獲量的一半以上作為口糧。江南地區的糧食畝產量，從全國來看是比較高的，其他地區農民的口糧生產，應當還會高于這個比例。盡管商品性生產在農民生產中的地位已日漸重要，但是，基于糧食生產對于商品生產具有基礎作用的普遍原則，從每個農戶來說，自給性的糧食生產仍然是他的商品性生產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
清代前期，農民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模式，已獲得了普遍而充分的發展。當時，不論南方和北方，許多地方官在“勸農”的時候，都總是按照這種模式來為農民設計生產。乾隆間，河南嵩縣知縣康基淵就提出，農民應當生產“谷米布帛”以“務本”，而又應當種植經濟作物進行“調劑”，以“兼權錢幣”。他要求農民的耕地在收“麥后，八分種粟，二分蒔藍。以十畝計，可獲粟二十四石，收藍易價，藍后種蔬二畝，所出亦可獲緡錢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0]。這是北方的一例。從南方來看，康熙間，湖南長沙縣知縣朱前詒在《勸民開塘示》中說，農民種田，“大率三十畝，以二十畝栽禾，以八畝種豆，留二畝以種果芋蔬菜等項，按時播種，早晚灌溉，便可取利養家”[11]。湖南農民的主食是米谷，從明代起，豆類的“功用已全入蔬餌膏饌之中”，可見他是把豆作為經濟作物提出來的。
不但官方的規劃是這樣，民間的規劃也是這樣。清初，浙江桐鄉縣張履祥的友人鄔行素病歿，“遺田十畝，池一方，屋數楹”。家有老母、寡妻、長子、稚子與侄。張為其家所規劃的生產是：由于“瘠田十畝，自耕僅可足一家之食”，加以家庭人口老弱多，“力不任耕”，難以種稻，遂安排種豆三畝，豆起種麥。種桑三畝，種竹二畝，種果二畝，池畜魚，還養羊五六頭，以其糞畜桑養蠶。這樣，“豆麥登，計可足二人之食”。絲綿可以易衣，竹、筍、果與魚、羊，“俱可易米”?！叭缜诹Χ澯茫粢耘?，養生送死，可以無缺”[12]。這里農村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商品性生產項目就安排得多一些。前述官方和民間為農民生產設計的模式，與前引《孟子》、《管子》中所記載的模式，無疑是顯然不同的。
順治《麟游縣志》還指出，該縣“核桃最佳，于地尤宜”。農民遂“以谷為本，以此為末，本末相權，庶谷不致于竭，而兇年亦可無虞矣”。作者用“本末相權”來概括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在農民家庭生產與消費平衡中相輔相成的作用，是非常精辟的。這種“本末柑權”，與《孟子》所說的“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交換，無論是質和量上都大有差別。所有這些記述都正是農民的這種生產模式，在現實生活中已得到普遍發展的反映。
注釋
[1]參閱拙作《清代前期小農經濟的再生產》，《歷史研究》1984年第5期；《清代前期農民商品生產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1期；《價值規律在封建社會農民生產中的作用》，同上刊，1991年第2期。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161頁。
[3]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4]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一八。
[5]莊季裕：《雞肋編》卷中。
[6]參閱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第2章。
[7]《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2期。
[8]該書第308頁。
[9]《資本論》第3卷第371、373頁。
[10]乾隆《嵩縣志》卷一五。
商品經濟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4
論文摘要：根據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們必須結合當前情況不斷地深化對社會主義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和認識。要將堅特和發展兩者統一起來，既要深刻、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由要深化和發展的勞動價值論。新時期的勞動價值論必須具有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雙重特征，同時符合勞動價值論的一般規定。
人類社會和經濟環境都處在永恒地發展中，因而任何反映社會規律的科學理論都不是永恒的，也應處于不斷發展和創新的過程之中。因此，在新時期重新認識和研究勞動價值論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勞動在其發展中會突破其一般性的規定性，出現不同的歷史特點和發展特征。作為反映和概括抽象勞動發展規律的勞動價值論，也應當有它的不同的理論形態。
一、新時期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的新特點
(一)生產勞動的范圍越來越廣泛
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生產勞動所覆蓋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比重越來越大。馬克思曾依據不同的標準，對勞動范疇進行了一系列區分。但他們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點放在物質生產部門，這也是當時的條件所限定的。在當代市場經濟中，金融、保險、通訊等服務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非物質生產部門的比重越來越高?，F在，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已招生產性勞動的范疇擴大到那些為物質生產者生活服務的，并通過市場進行交換的勞動上。
(二)勞動主體的隊伍多元化
勞動者是勞動的主體，也是勞動的執行者。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研究的勞動主體，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產者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雇傭工人。在崇尚多元化的今天，社會主義勞動的主體也發生一些變化。在現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勞動價值論研究的勞動主體對象與傳統意義上的對象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主體，也有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勞動主體，還有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中介服務的勞動主體。
(三)活勞動的形式具有多樣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發展，腦力勞動顯得越來越重要，因此人類活勞動的形式與馬克思時代已經很不一樣。人的活勞動雖然包括人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支出，但這種體力和腦力的支出在形態上已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的特點。如腦力勞動中就出現了理論研究型、知識運用型和制度與技術創新型等活勞動形態。社會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研究的人的活勞動正從馬克思時代研究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研究高質、高效、高能性的腦力勞動為主，這為認識運用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開拓了巨大的空間。于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有重大意義。
二、創新和發展勞動價值論的重大意義
研究我國的社會經濟問題，應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結合起來，提出符合實際情況的新的認識和證明，這對于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有重大意義。
(一)創新和發展勞動價值論，有利于改進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新時期勞動的新特點都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的，因此根據這些新情況而不斷發展和創新的勞動價值論，反過來可以大大促進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和完善。從微觀到宏觀，勞動價值論仍然是我們進行經濟建設和體制改革的理論基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以的這一經典理論作為我們工作的出發點。
而且，創新和發展勞動價值論，有利于理解和貫徹中央關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精神。創始人對待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以及私有企業主的理論認識相政治態度，是根據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環境提出的。而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主要是從“二個有利干”的標淮出發，允許和鼓勵多種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因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可以與公有制經濟互相取長補短、相得益彰，它們的合法經營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
(二)有助于我們更加重視科技和管理勞動，實現科教興國
科枝是第一生產力，而經營管理則是保證科技發揮第一生產力作用的前提和保證。從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角度看，科技工作和經營管理不僅是創作價值的生產勞動，而且是一種復雜勞動。在同樣的勞動時間內比一般勞動會創造出更高的價值。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應該獲得更多的報酬?？梢哉f，按勞分配制度不是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依據的，對不創造價值的非生產勞動，也要按勞分配。評價科技工作的貢獻，即要考慮它作為復雜勞動在創造價值中的作用，更要考慮它在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社會財富和社會經濟效益方面的作用。應根據這兩方面的貢獻給予較高的報酬。讓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也應體現在有貢獻的科技工作者和經營管理者身卜。
三、新時期勞動價值論的創新和發展
(一)應重新界定并適當擴大生產芳動的范圍
馬克思認為，只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具有一些新的特點。凡是與生產產品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勞動，包括文化科技人員和管理人員及三產從業人員的勞動，都是總體勞動中必要的構成部分，都是生產勞動，都能創造價值。一切與上述相關的工作者都是生產性勞動者，不僅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而且包括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的那些新的社會階層的各類人員。創新和發展對勞動價值論認識的實質就是要從物質生產領域拓展到科技、文化、管理、服務等領域，并確認其為創造價值的生產性勞動。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價值的決定
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的價值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包括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三個部分。社會主義條件下商品的價值從量上講仍然由C,V,m構成，但它們有了不同干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含義。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由于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工人除了勞動力外并不是一無所有，他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并同生產資料相結合進行生產活動。同時社會主義仍然處于商品經濟階段，工人之間相互交換的勞動產品仍然表現為商品的形式，所以工人的勞動力也表現為商品形式，同樣具有價值。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工人的勞動時間同樣分為必要勞動時間和剩余勞動時間。不過它們的含義已經有了本質變化。第一，工人的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將大大增加，它不僅包括維持直接生產過程的勞動者本人及其家屬于女生存和發展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和較多的教育費用，還包括維持間接生產過程中的經理人員、科學技術人員以及為生產服務人員在內的總體工人及其家屬于女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價值。第二，工人在剩余勞動時間里創造出公共價值，包括保證社會生產和擴大再生產正常進行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的價值、以公共產品的形式間接返回給工人的公共生活資料價值和維持社會生活正常運行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價值(例如從事國家管理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政府機關的經費，國防開支等)。
(三)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的剝削問題
商品經濟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5
【關鍵詞】自育自學 引導自學 歷史 教學模式
合肥市第五十一中學是一所普通高中，學生多來自當地集鎮和周邊農村，學生基礎知識較為薄弱，學生學習習慣較為被動，家庭教育情況不理想，學習效果不明顯，與教育主管部門對學校的要求、家長對學校的期望還有一定的距離。因此，改革課堂教學模式，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的熱情，變學生“要我學”成“我要學”。在這種情況下，我校于2011年底正式開展“引導自學”課型教學實驗。
“教育教育，就是教會學生自育；教學教學，就是教會學生自學”①。運用“引導自學”課型，讓“課堂”變成學生自學的“學堂”，是安徽省陶行知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省教育學會副會長何炳章先生“自育自學”教育實驗中的一項。引導自學型課堂的基本結構，通常，引導自學型課堂有以下5個基本環節：①明確自學重點；②圍繞重點自學；③交流自學情況；④點撥自學得失；⑤鞏固自學成果。
可見，所謂引導自學型課堂，是指在老師的精心組織和引導下，學生有較為充分的時間自主學習、自行探究的課堂。在這種教學模式下，自學絕對不是“自發學習”更不是“放任自流學習”。下面以《開辟新航路》為例，談談運用“引導自學”課型的實踐和思考。
一、明確自學重點
教學重點的確定是建立在充分研究《歷史課程標準》《歷史教學指導意見》以及了解學情和對比教材同單元內容基礎上，從而把握本課教學重點，這是上好一節課的前提?！堕_辟新航路》是人教版高一歷史必修（II）第二單元的第1課內容，是工業文明的崛起的開篇。開辟新航路，將世界連成一個相互影響的整體，各洲都成了西歐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資金來源、原料產地和商品市場。生產的需求促使科技的發展，又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前提。而工業革命的完成，又使工業文明飛速發展。這環環相扣的發展的起源都離不開地理大發現，離不開新航路的開辟，因此，本課在教材中具有開篇點題、承上啟下的作用。
本課分三個部分對新航路開辟的原因、過程和影響進行了闡述。第一目“東方的誘惑”主要介紹了開辟新航路的原因和歷史條件。第二目“開辟新航路”主要展示了迪亞士和哥倫布航行的具體經過，同時，也簡要介紹了達?伽馬沿迪亞士航線到達印度和麥哲倫及其船隊環球航行的情況。第三目“走向會合的世界”介紹了新航路開辟的影響。本課授課對象是高一下學期的學生，他們思想活躍，興趣廣泛，樂于表現，通過初中和高中半年的歷史學習，某些歷史理論的理解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他們對歷史理論問題的理解能力、歷史知識儲備和認知水平和抽象思維還有待提高。同時他們對知識的掌握還沒有達到一定的廣度，沒有形成體系；分析問題還缺乏深度。所以老師仍需根據學生的理解能力和已有的知識，采取深入淺出、創設情景等形象生動的方法進行因勢利導，不斷啟發，點撥和矯正。這既符合學生的心理發展特征，也利于培養和提高其歷史思維能力。
課程標準對這節課的要求是：“概述迪亞士、哥倫布開辟新航路的史實，認識地理大發現對世界市場形成的意義。”因此我把本課的教學重點確定為以下三個內容：①新航路開辟的原因與影響；②鄭和下西洋和開辟新航路的比較；③學會辨證地認識和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
明確重點的過程，在教的方面，是駕馭教材的過程，是吃透教材的過程；在學的方面，是目標激勵的過程，是有的放矢的過程，是提高課堂學習效率的過程。
二、圍繞重點自學
自學重點確定之后，教師要引導學生圍繞重點潛心自學。在學生自學的過程中，教師要不斷的巡視課堂，要以體態語言提示注意力不集中的學生，要對個別學困生進行輔導，進行個別釋疑、解惑。
三、交流自學情況
交流自學一般分兩個階段進行，先是小組交流，一般以4人為一學習小組，第二階段進行全班交流。如在第一階段，首先要學生厘清課文三目之間的關系。第一目“東方的誘惑”主要介紹了開辟新航路的原因和歷史條件。第二目“開辟新航路”主要展示了迪亞士和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行的具體經過。第三目“走向會合的世界”介紹了新航路開辟的影響。指導學生仔細看《西歐商人清點錢幣圖》引導學生思考“圖中男主人公正在干什么？他身邊的女人在干什么？女主人沒有專心讀書，而是緊緊盯著丈夫手中的錢幣，這說明什么？”學生們通過小組討論，形成一個比較完善的認識：男主人公在數錢幣，女主人公在看著他數錢幣，說明他們都喜歡金錢，渴求金錢。這幅畫實際上反映了當時歐洲人普遍的一種心態：對金錢的崇拜，說明當時歐洲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全班交流時，全班學生就“鄭和為什么成不了中國的哥倫布？”進行熱烈的討論。學生思想活躍，對比分析有根有據，就在同學為中國不具備開辟新航路條件而遺憾時，但卻不知怎樣正確去評價鄭和與哥倫布。
四、點撥自學得失
在這一階段，主要由教師對學生在交流階段未解的問題進行集中解釋，幫助學生理解，形成正確的認識。對鄭和與哥倫布海上航行不能局限于航海規模等表面上的東西，還必須深入本質，剖析雙方的目的、性質和影響。
西歐開辟新航路主要是為了到東方尋金以及獲得東方商品，是經濟行為，屬商業資本主義海外殖民的性質；而鄭和下西洋主要是受皇帝（明成祖）之命揚威海外，擴大明王朝的政治影響，以滿足其建立天朝大國的欲望，是政治行為為主，也帶有一定的經濟動因，但與海外諸國的貿易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是典型的朝貢貿易，而貿易所得的商品多為奇珍異寶以及各種奢侈品，與國計民生沒有多大關系，這種貿易是不可能長久的。鄭和下西洋是政府行為，是明王朝傾其國庫所有進行的政治活動，而開辟新航路主要是私人集資和政府資助下進行的，夸張點說，我們比較兩者的規模，無異于拿國家隊和業余隊比較。更何況鄭和下西洋政治影響雖大，但經濟效益則是入不敷出，最終不得不停止了航?；顒樱瑥拇酥袊鴱暮Ｉ蠌妵兂珊Ｉ先鯂桓鐐惒嫉热说暮胶ｋm然投資不多，卻使王室和航海家們獲得了巨額利潤，以致掀起歐洲各國舉國上下的航海熱，開始了歐洲向海外已知和未知的世界進行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時代，這與明朝在鄭和七下西洋以后再無大規模的航?；顒忧∏⌒纬甚r明對照?？梢姀慕洕嵌葋肀容^，從長遠發展來看，鄭和下西洋和開辟新航路是無法相比的，新航路的開辟給西歐的發展帶來的作用是無可限量的，而鄭和下西洋對中國自身的發展似乎并無益處，反而造成國家的沉重負擔。
哥倫布到達美洲后掀起了對美洲的殖民掠奪，對美洲人民來說是一場災難。而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剿海匪，緩和各國矛盾，促進了東南亞地區的開發與經濟繁榮，維護了東南亞地區的穩定和海上安全，因此在南洋許多地區，鄭和一直被當地人當作神一樣崇拜，而鄭和下西洋在南洋所留下的國際聲望使16～17世紀中國商人在東南亞地區的國際貿易占據著優勢地位。甚至到今天鄭和下西洋所留下的友好形象對中國在國際上的生存發展都是有利的?？梢哉f鄭和率領的是和平親善的友誼之舟，而哥倫布等人駕駛的是殖民擴張的掠奪之舟。
由此可見，鄭和下西洋和西歐開辟新航路的行動是各有利弊的。雖然鄭和下西洋耗費國力無法持久，也未能抓住與世界進步潮流共同前進發展的良機，但不能因此而全盤否定它，因為造成近代中國落后的根源是封建專制制度，而不是鄭和下西洋。我們在評價任何事情時也不能都以經濟利益為唯一衡量標準，在今天市場經濟下的中國，拜金主義、唯利是圖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就是明證，而當年新航路開辟后掀起的殖民狂潮給亞、非、美洲帶來的災難也是明證。所以今天的中國既不能像老牌殖民國家那樣以掠奪別國來謀求自身發展，或一切唯利是圖不顧社會道德、正義、公平；也不能像過去的中國那樣不顧經濟效益只追求政治效果或高唱禮義立國導致不能持續發展。一句話在國家發展問題上必須義利兼顧。
五、鞏固自學成果
這是一節課的最后一個環節，也是老師直接了解學生自學效果的最佳時機。在本課我設計這樣一道討論題：關于哥倫布及其航行美洲的評價，我國史學界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哥倫布是將美洲納入近代文明社會大家庭的先驅，是對人類社會交往作出特殊貢獻的人物；有人認為哥倫布是殖民主義強盜，對印第安人來說是邪惡的化身；有更多的人傾向于“進步與正義”兩條標準進行評價，認為哥倫布航行美洲具有建立在非正義行為上的客觀進步性。你認為哪一種觀點合理？請結合史實說明你的看法。設計這道題的意圖是培養學生多角度、辨證看待問題的能力。同時也鍛煉了學生分析、總結能力。
六、一點思考
合肥市第五十一中學進行“引導自學”課型的教學實驗還剛剛開始，它在本質上與目前新課程課堂改革大力倡導的“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理念是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一段時間實踐下來，感受有兩點：第一，“引導自學”重點是學生“自學”，但關鍵在“引導”。教師要認真研究教材、研究學情，提出高質、高效的問題來引導學生自學、激活學生思維。第二，要相信學生，不事事包辦，相信學生有能力解決問題。“引導自學”課堂不僅僅是“授人以魚”，更是“授人以漁”。教會學生思考、總結、歸納、分析歷史問題的能力。只有讓課堂變成學生愉快、自主學習的“學堂”，歷史課堂教學才能不斷煥發活力，才能成為優質、高效的課堂?！凹热晃覀冞x擇了遠方，便只顧風雨兼程?！边@將是我們永恒的追求。
【注釋】
商品經濟形成的歷史條件范文6
[關鍵詞]生產社會化；勞動；意識；計劃經濟；商品
一、現實的公有制經濟并不意味著生產社會化的實現
在《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邏輯，分析了商品經濟和私有制的內在邏輯關系，依據社會大生產的的條件，提出了未來社會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建設思路，其中，公有制代替私有制，計劃經濟代替商品經濟，消除貨幣和商品流通，實行按勞分配，是消除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實現社會主義公平、平等和自由最為根本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設想，有著很高的前提條件。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1)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對生產社會化水平有相當高的要求，他們曾預想社會主義革命將首先在發達國家中進行，即只有當整個社會各個領域的生產都高度社會化了、整個社會生產才有融為一個單一大公司的趨勢，“由社會公開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經發展到除了社會管理不適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產力”時，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才能夠實現。恩格斯晚年還特別對俄國民粹派把生產的社會化和樹社化混為一談進行過嚴厲的批判，指出：“發生在商品生產和私人交換出現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只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一定的東西即生產資料由一定的集團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單單這一個共同特點并不會使較低的社會形態能夠從自己本身產生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庇纱丝梢姡隈R克思和恩格斯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果與過程、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割的血脈相連的整體。(2)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模式也對整個社會成員有相當高的要求，關于這一點，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全國性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生產者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基礎，這些生產者將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計劃自覺地從事社會勞動。”這就是說，人不僅要具有“合理安排經濟的能力”，而且要在“經濟行為方面發生從競爭方式到協作方式的根本轉變?！瘪R克思的這兩個標準實際上強調了生產社會化和人的社會化的同步要求。
從馬克思為計劃經濟設定的第一個前提條件看。在馬克思所處的社會階段，機器大工業代表著發達的生產力水平和生產社會化的生產力依據?，F實的發展證明，信息化生產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社會化，機器大工業不足以提供生產社會化進一步發展的生產力基礎。在落后國家，由于主觀和客觀因素，在最初都是采用了高度的計劃經濟，在這種經濟體制中，效率沒有得到實現，人的積極主動性并沒有真正表現出來，因此在落后的生產力條件下，生產社會化要求并不等于高度計劃經濟。作為落后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理由，他們首先否定的就是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肯定馬克思為大家設想的社會主義的平等和自由。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孕育出來的無產階級政權，首要的任務和根本的任務就是維護自己存在的理由。由于在公有制、計劃經濟和社會主義價值之間存在完整嚴密的邏輯關系，在沒有可資借鑒理論資源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唯一的選擇。從列寧時期開始，雖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引進了計劃之外的一些方式，這只是次要的和輔助的，沒有改變經濟運行的高度計劃性，并且這些計劃之外的因素一旦影響到社會主義的公平和平等的價值觀時，立即就被放棄或糾正。
社會主義國家面對的基本事實是：落后的生產力水平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咄咄逼人的態勢，為了維護社會主義政權，必須在既有的條件下，大力發展重工業和軍事工業，以應付挑戰。重工業是基礎性的長效工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由于生產力普遍落后，優先發展重工業成為經濟建設的首要任務。重工業的發展依賴于大量的資金積累，落后的條件下，要想完成資金積累的任務，公有制主體必須參與到國民收入的分配中，以公有權的名義獲得大量再投入的資金。這樣一來，在資金的再積累過程中，個人消費和資金積累必然產生矛盾?！霸诤唵嗡接兄茥l件下，積累和消費是由同一個行為主體進行的，二者的矛盾是所有者自身內在矛盾，而公有制的特征在于積累與消費的矛盾外化為兩個不同行為主體之間的外在對立。”在解決這個矛盾過程中，維護政權和制度的穩定是首要的原則，為了彌補因此產生消費不足而引發的社會不滿，社會福利變成長期的概念，用精神和倫理道德的激勵作用替代個人更多的現實消費需要就成為發展公有制經濟不得不采用的措施。
站在唯物史觀的視角，馬克思把生產的社會化作為實行高度計劃經濟的客觀條件，對應于客觀要求，馬克思從主體視角為計劃經濟設定的第二個條件，平等、自由和協作是其主要內容。作為實行計劃經濟的主觀條件，平等、自由等和生產社會的客觀要求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拋開生產高度社會化這樣的一個前提條件，主觀條件是不能成立的。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判斷，馬克思認為雖然按勞分配原則潛含著因個人勞動能力導致收入差距拉大進而產生社會不平等的可能，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但是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條件下，完全可以通過取消貨幣和商品流通，按勞動時間計算勞動報酬等措施來消除按勞分配的弊端，為過渡時期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所用。
在計劃經濟的運行中，計劃經濟內在運行機制導致效率低下，如何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是每個社會主義國家遇到的現實難題。效率的形成一般取決于制度和技術水平兩個因素，這兩個因素往往和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聯系在一起。在一般意義上，經濟發展的動力來自于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由于馬克思強調了按勞分配的資產階級法權性質，社會主義國家在利用經濟發展的動力機制，強調勞動的積極性的時候，更多的是重視精神激勵的手段。事實上，當社會主義國家在采取這個手段時，忽視了馬克思為計劃經濟設定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前提條件。因為唯物史觀已經證明，作為上層建筑的道德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在一般意義上，勞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形成必須首先基于勞動者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物質條件的滿足。
當社會主義國家用精神性內容作為激發勞動和生產積極性的主要手段時，意味著他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物質激勵的手段，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的國家，這恰恰是生產者最需要的。缺乏物質內容的激勵方式首先會嚴重影響技術創新。不可否認，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同樣存在技術創新，比如給企業下達技術改進和“挖潛”的任務和考核指標等等。然而問題在于，在固定工資、企業利潤全部上繳的計劃機制下，經濟中的其他行為主體，都會因創新收益的國家和社會化程度過高而缺乏創新激勵。這種激勵方式會大大削弱個人或企業的創新激情。高效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表明，機器化大生產不是判別生產社會化的
生產力依據，而計劃經濟的失敗則證明高度計劃經濟也不是生產社會化的唯一評判標準。無論是機器大生產還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都是從物的角度來理解社會發展要求，事實上，人的發展要求才是判別社會發展的唯一依據。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對生產社會化做出進一步的理解。
二、生產社會化的判別標準
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蛘哒f，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于他自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蓖瑒游锵啾龋说膬瀯菰谟谌说囊庾R。人的這種能力不是天生具備，只是在社會中，人才能從他人那里獲得認識世界的手段和資源，“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痹隈R克思看來，個體的存在就是社會關系的存在，“人對自身的關系只有通過他對他人的關系，才成為對他來說是對象的、現實的關系。”
在現實性上，人的本性、特性、本質統一于人的個體，他們都體現為生命的現實規定性，表現在具體的生命活動中，這種活動既是自身的生命物質運動，也是對象化中的勞動。在生命運動中，它們相互聯系，互為條件。馬克思關于人性的論述表明，人性源于人類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質規定性，屬于自然必然性，是生命的物質基礎，這種基礎地位的確立不僅在于人的生命運動的能量需求，同時也是自我認識的需要；人的本質表現為社會關系的總和，屬于客觀現實性，形成和發展于勞動過程和對象過程中；而人的特性是連接本質與本性的中介。一方面它從根本上取決于人類生命存在方式的物質規定性；另一方面它的發展狀況決定著人們現實形成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據此，馬克思判斷，“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p>
個體生命的存在是以勞動為手段的，勞動不僅能夠為自身的生命活動提供物質條件，也是在對象化中認識自身的過程，“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的過程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這種生產是人的能動的類生活。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他的作品和他的現實。因此，勞動的對象是人類生活的對象化：人不僅像在意識中那樣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動地、現實地使自己二重化，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維持生命活動不是勞動的最終目的，以生命活動為基礎，在對象化過程中豐富和發展自己的類特性，在現實的類生活中發展自身，是生命存在的目的。這種生命的意義，不僅僅在于過程本身，更在于在過程中的規律把握，因為“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到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p>
人類的勞動方式承載著勞動和意識的內容，這在兩方面規定了真正意義上的生產社會化所必須具備的條件：(1)生產的社會化安排；(2)生產者的社會化水平。單純強調某一點都無法體現出生產社會化的本來意義。從前者來說，合理的制度規定對于生產社會化的實現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后者而言，則是生產社會化能否真正實現的決定性因素。只有人的社會化水平得到實現，公有制才會真正體現出它自身的制度優勢。從歷史的經驗來看，這一過程的實現，表現上述兩方面內容的互動和平衡。過分強調后者，忽視前者，容易讓人的社會化進程偏執于經濟的不斷發展，無法真正實現人的社會化；過分強調前者，則忽視了人的社會化水平才是生產社會化實現的根本依據，這不僅誤解馬克思生產社會化的本意，更嚴重的是，這種做法及大地阻礙了生產社會化的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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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樊綱，光，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M].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