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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歷史起源范文1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價值理論與西方價值理論存在著重大的差別。馬克思認為，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決定因素，資本等非勞動要素只能創造“財富”或使用價值，而不可能成為“價值”的源泉，并構成商品價值的實體。馬克思的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理論被理論界概括為“價值源泉一元論”；且這種價值理論是徹底的“客觀價值論”，即馬克思認為，價值的決定因素是實實在在的，它完全取決于生產過程中的實際勞動投入量大小或有無，而與人們的主觀感覺或好惡沒有任何關系。
但西方學者則不同意馬克思的上述觀點，在馬歇爾均衡價值理論產生之前，他們或主張多元價值論，或主張主觀價值論。價值源泉多元論的產生最遠可以追溯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他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名言，為后來的西方學者們所普遍接受，并發展為勞動和土地等要素共同創造價值的多元價值論。（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馬克思雖然也認同配第的“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的名言，但是由于馬克思認為財富與價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范疇，所以，盡管勞動和土地共同創造了財富，但是創造價值的就只能是勞動一個因素。至于西方學者則顯然是假定“財富”與“價值”這兩個范疇是可以等同使用的范疇。）依價值多元論的解釋，價值的源泉不僅包括勞動要素，還應包括資本等非勞動要素。也就是說，構成產品成本范疇的各個因素都是商品價值的源泉，因為在他們看來，從產品使用價值的創造或產品的供給離不開所有要素的共同配合。這種從供給角度或成本方面分析價值源泉的理論就是所謂的“生產費用價值論”。應該承認一點的是，盡管生產費用價值論從具體的價值決定因素來說是屬于多元價值論范疇，但是如果從主客觀價值論的劃分來說，生產費用價值論則無疑可以歸入客觀價值理論范疇，因為成本投入對生產商品的企業來說是實實在在的和客觀的。
至于西方經濟學中的主觀價值論，雖然早于18世紀中葉就已出現，但完整理論體系的形成則是在19世紀70年代由奧地利學派門格爾、英國的杰文斯和洛桑學派的瓦爾拉斯等人完成的。他們在“邊際效用”概念基礎上指出，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并非供給方面的生產費用大小，而是消費者需求方面的主觀因素，即商品給消費者所帶來的邊際效用大小才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因素，這即所謂的“邊際效用價值論”。據西方學者認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出現“徹底地解決了”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出的“水與金鋼石的價值悖論”難題。
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的出現，標志著西方經濟學中的主觀價值論產生。那么，“價值”究竟是一個主觀范疇還是客觀范疇？19世紀末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馬歇爾通過均衡價值理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調和。在他認為，價值既取決于供給因素，又取決于需求因素，從供給方面來看，生產費用是決定產品價值的因素；從需求方面來看，效用或邊際效用是決定產品價值大小或有無的因素。商品的最終價值決定在于供求雙方的共同作用，這一價值理論就是所謂的均衡價值論或均衡價格論。由于供給方面的“費用”因素屬于客觀范疇、需求方面的“效用”因素屬于主觀范疇，因此，價值這一概念在馬歇爾認為便既帶有主觀性，又帶有客觀性。
二、對私有經濟的不同認識：價值源泉之爭的實質
經濟學家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之間發生的價值理論之爭，從形式上看是經濟學理論本身或學術觀點之爭，然而，隱藏在理論背后的則是一個重大的階級利益沖突問題，或者更具體地說體現了雙方對發展私有制經濟的態度問題。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所最終得出來的基本觀點或結論是：在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利益沖突或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生產費用價值論、邊際效用價值論以及均衡價值論則無視資本主義社會中兩大階級之間的矛盾、對立與沖突，認為二者是和諧的關系。
熟悉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馬克思在勞動價值理論基礎上以鐵一般的邏輯推導，建立了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即資本家剝削雇用勞動者剩余勞動的理論）并進而得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唯物主義結論。對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分析，馬克思是通過對一個具體的生產過程的剖析來進行的，確切地說是通過對商品價值構成及形成的分析來進行的。馬克思認為，生產過程中所投入的人力成本（工人的活勞動）和物力成本（機器設備、原料、燃料等生產資料）在形成為商品后或者說形成為使用價值后，其價值構成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和投入的物質資本相對應的不變資本價值：依據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的理論，機器、廠房、原料等物質資料是不可能創造價值的，它們在生產過程中只轉移其自身價值，資本家投資于物質資料上的資本因此被稱為不變資本；第二部分是和人力資本相對應的工資部分：依據勞動價值理論，這一部分是可以通過工人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再生產出來，它構成商品生產過程中的新創造價值的一部分，在馬克思資本理論中，它被稱為可變資本；第三部分是超過生產之初所投入的資本量的價值量：這一部分就是剩余價值。根據活勞動創造價值而物化勞動只轉移價值卻不創造價值的理論，剩余價值部分顯然只能來自于工人的活勞動本身，而與資本家所投入的物質資本是沒有關系的，物質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僅限于創造使用價值。由些馬克思得出結論，資本家憑借他們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即生產資料私人所有的制度）而無償占有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也就徹底地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剝削的程度或剝削率則可以通過剩余價值在可變資本或工資中的比率來衡量。進一步地，對于資本家這種無償占有工人剩余價值的剝削行為，無產階級顯然應該聯合起來進行抗爭，確切地說是應該聯合起來共同這種人對人實施剝削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建立一種勞動者聯合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梢姡跋麥鐒兿鳌?、“消滅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勞動價值理論最終的必然結論。
然而就西方經濟學家來說，對現存社會制度（即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永恒性和合理性的判斷與認識，使得他們自然要堅決抵制并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否則他們將無法抵擋馬克思的鐵一般的邏輯推論。的確，依據西方學者的價值源泉多元論，是無法得出消滅私有制的結論的。因為根據生產費用價值論，不僅生產過程中的活勞動投入創造了價值，而且物化勞動（即資本等非勞動生產要素）也創造了價值，這樣自然地，資本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便天經地義；順理成章，西方經濟學家也就認為，資本對雇用勞動的剝削無從談起，消滅私有制便沒有必要或依據，資本主義社會成為一種永恒不變的理想社會。生產費用價值論被均衡價值論取代后，西方學者進一步地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永恒不變的假定前提下，再象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那樣繼續關注價值理論的討論已沒有什么實際意義了，因此，他們也就將研究的重點更多地投放在價格理論上，而非價值理論上，在馬歇爾看來，討論價格問題的意義已超過價值問題的討論，這一觀點幾乎為現代西方所有經濟學家所接受。
三、“價值”定義的差異：價值理論存在分歧的直接原因
價值理論之所以存在分歧或爭論，根源雖然在于爭論雙方對“私有制經濟”合理性以及“消滅私有制”的認識迥然不同上；但直接的原因則在于論戰的雙方所給予的價值范疇的定義是不同的。換言之，馬克思價值理論中的“價值”范疇和西方經濟學中的“價值”范疇存在著定義上差別。由于大家是在不同的含義上理解“價值”這一范疇，因此可以得出結論：馬克思理論中所討論的“價值”并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價值”；而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價值”含義也絕對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價值”。這樣，在不同的“價值”定義基礎上討論價值的源泉，顯然不可能形成一個統一的價值理論。其實，什么是“價值”與什么是“價值的源泉”（或價值的決定）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前者是對“價值”這一概念本身下定義，后者則是探討決定“價值”量的具體因素或者說探討價值的實體是什么這一問題。
眾所周知，經濟學家的重要任務或使命之一是研究如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然而現在我們發現，在價值理論的討論中，我們這些以講究效率而著稱的學者們卻陷入了一個永遠不可能得出一個確切結論的無謂爭論之中，也就是說，在不統一“價值”范疇定義的前提下爭論價值的源泉只能是浪費時間與精力。我們認為，如果理論界需要將價值源泉問題討論清楚，那么，首先應該討論的是價值的概念本身，即我們所習以為常的“價值”范疇，到底該如何定義？
概括說來，理論界對于價值范疇本身的（經濟學）定義或理解，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斯密對價值的定義。斯密接受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帶有表面化或現象化的看法，他認為，“價值”一詞通常有兩種意思，一方面是指“使用價值”，另一方面是指“交換價值”。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說：“價值一詞有二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可叫做交換價值。”（1）
二是馬歇爾對價值概念的理解。針對斯密將價值解釋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觀點，馬歇爾說：“經驗已經表明，把價值這個字用作前一種意義是不妥當的。一個東西的價值，也就是它的交換價值，在任何地點和時間用另一物來表現的，就是在那時那地能夠得到的、并能與第一樣東西交換的第二樣東西的數量。因此，價值這個名詞是相對的表示在某一地點和時間的兩樣東西之間的關系?！保?）簡言之，在馬歇爾認為，所謂價值，主要就是指物品的交換價值或價格。正是在將價值定義為價格的基礎上，馬歇爾才得出了價值（價格）取決于供給價格與需求價格的共同作用的均衡價值（價格）理論，其中，決定供給價格的因素是生產費用的高低；決定需求價格的因素是邊際效用的大小。撇開這種將價值直接定義為價格的做法是否合理問題不談，我們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由供求關系決定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三是馬克思對價值概念的解釋。馬克思是通過對交換價值的分析著手進而從更本質的方面或更深層次引出價值范疇的。馬克思說：“同一種商品的各種有效的交換價值表示一個共同的東西?！薄叭?夸特小麥=A擔鐵，這個等式說明……在兩種不同的物里面，……有一種等量的共同的東西。因而這二者都等于第三種東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種物，也不是第二種物。這樣，二者中的每一個只要是交換價值，就必定能化為這第三種東西?！边@里所說的“第三種東西”或“共同的東西”是指什么？通過分析，馬克思首先排除了使用價值，因為“作為交換價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別，因而不包含任何一個使用價值的原子。如果把商品體的使用價值撇開，商品體就剩下一個屬性，即勞動產品這個屬性?！彼€說：“如果真正把產品的使用價值抽去，就得到……它們的價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薄白鳛閮r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3）根據馬克思的上述一系列論述，我國理論界對價值范疇下了一個明確的定義，這個定義就是學過《政治經濟學》的人都知道的那一句話——“所謂價值，就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庇捎趦r值這一概念在我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被直接定義為“抽象的人類勞動”，因此顯而易見，任何對勞動創造價值理論的指責甚至所表現出來的絲毫懷疑都是徒勞無益的。
綜合馬克思的論述不難發現，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中，價值的內含更多的是從本質上來加以概括的，這就是說，價值作為不同使用價值相交換時所體現出來的“共同東西”，它是商品經濟社會所特有的歷史范疇，它代表了或體現著一種社會關系，即商品生產者之間互換勞動的關系。
四、勞動價值論：一個建立在嚴格定義與嚴密前提下的宏大理論體系
如上所述，馬克思是從交換價值的分析中引出價值范疇的，緊接著他便給價值下了一個非常本質化的定義，這個定義奠定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理解價值源泉一元論和價值源泉多元論的區別，關鍵之一就是應該把握雙方在價值范疇定義上的差別。價值源泉多元論接受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化看法，把價值視為“所能交換到的其它商品量或貨幣量”即交換價值或價格；而馬克思的價值源泉一元論則在嚴格區分“價值”與“價格”概念的基礎上，賦予價值一個新的或本質上的解釋，即“在商品的交換關系或交換價值中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也就是商品的價值?！保?）
至于商品交換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共同東西”究竟是什么，馬克思通過分析發現，它不可能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因為使用價值不同的商品是不好進行比較的，這樣只能從“交換雙方都是勞動產品”這一共同點出發尋找不同商品相交換的共同基礎。但價值源泉多元論者則不同意這一說法，他們堅持從“使用價值或物的有用性”方面探討商品交換時所體現出來的“共同基礎”，并認為不同商品盡管使用價值不同，但在滿足人類需要和欲望方面卻有“共同性”，這即商品對交換者而言是有效用的，無效用的物品是無價值可言的。（5）最終西方經濟學中便逐漸形成了“邊際效用價值理論”。這里需要指出一點的是，馬克思雖然不同意將使用價值視為價值的源泉；但是他卻沒有完全否定“有用性”或“使用價值”在價值實際形成中的巨大決定作用。例如馬克思曾指出：“沒有一個物可以是價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沒有用，那么其包含的勞動也就沒有用，不能算作勞動，因此不形成價值?！庇纱宋覀兛梢缘贸鼋Y論，我國現行教科書簡單地將價值定義為“抽象的人類勞動”是不太嚴謹的，至少應在勞動一詞前加上“有用”或“有效”等限定詞。否則勞動一詞前面若沒有“有用、有效”之類的限定詞，那么就會陷入兩個因素（勞動與有用性）交叉或輪流決定價值的實際形成的困境，這就是說當商品有使用價值時，“抽象的人類勞動”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因素；但是當商品沒有使用價值或者說勞動無效時，“使用價值”在價值形成中就會起“一票否決權”的作用，成為價值的決定性因素。換言之，馬克思認為勞動有兩個含義，一種勞動是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另一種勞動是不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其中，前一種勞動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勞動或有用的勞動，它創造價值；后一種勞動則“不能算作勞動”，是一種虛假的、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勞動創造價值”理論中的“勞動”顯然是指那些能創造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而不包括“不創造使用價值的勞動”在內。
接下來還有一個“勞動的個別性與社會性”問題。由于馬克思發現了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價值量大小存在悖論，因此馬克思認為：“只有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才）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边@意味著，馬克思也發現了“社會需求”是價值決定中的潛在力量。由于商品的價值只能相對地表現出來，即通過另一個商品表現出來，因此我們“實際上只能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能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而交換本身即意味著供給者和需求者必然同時出現，并且互為前提、相互作用?？梢姟皟r值”概念本身必然蘊含著供給與需求的共同作用，簡單地認為馬克思否定需求參與了價值的形成與決定是不正確的。馬克思其實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需求對商品價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即需求方對供給方所付勞動量的認可程度決定著該商品的實際價值量或市場價值量，這樣勞動付出小，并不一定意味著商品的價值量就小，如果社會或消費者認同，少量的勞動也可表現出大量的價值，（按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提品的生產者即如此。）反之，勞動付出量大也不必然體現較大的價值，在社會不接受的情況下，大量的勞動付出也可能不形成或只形成一部分價值，（按高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提品的生產者即面臨此命運。）必須承認，馬克思的分析是符合商品價值的實際決定過程的。
既然勞動價值論并沒有否定需求在價值形成中的作用，那么也許有人要問：勞動價值論和馬歇爾的供求價值論還有區別嗎？回答是肯定的。這即馬克思認為，當供求平衡時，商品價值量的大小也就是商品價格的高低，唯一地取決于商品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投入狀況。而西方經濟學則認為，即使商品供求平衡，從供給方面分析，決定商品價值量大小的因素也不可能只有勞動投入一個，還應該包括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在內。因為資本、土地等非勞動要素參與了商品的使用價值或財富的創造過程，它們對社會總價值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馬克思雖然贊同配第的“勞動與土地共同創造財富”的名言，但卻否定土地創造價值之說，因此可見，馬克思實際上將“價值”與“財富”又視為含義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馬克思對“價值”內涵的嚴格界定再次成為理解勞動價值論的關鍵。）實際上，只有對“財富”與“價值”賦予不同的內含，勞動價值一元論才能成立，我們才可以說“勞動、土地、資本等全部生產要素參與了財富的創造過程，但只是其中的部份生產要素即勞動創造了價值?！?/p>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一個建立在嚴格的定義和一系列嚴密的假定前提基礎上的宏大理論體系，在任何一個環節放棄或忽視了其中應有的假設前提，都將會導致勞動價值論難以貫徹到底。歸納說來，這些必要的前提或基本觀點包括：第一，“價值”與“交換價值或價格”是內含迥異的兩個概念；第二，商品的使用價值或物的有用性不具備可比性，因而不能成為交換中所體現出來的“共同的東西”；第三，勞動有“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之分，“勞動價值源泉一元論”中的勞動是特指有用的人類勞動，不包括無用勞動在內；第四，“價值”與“財富”因而“價值創造”與“財富創造”是有本質區別的兩類范疇等。
必須認識到的是，只要堅持了上述理論前提或基本觀點，按照馬克思的邏輯思路去思考價值決定問題，結論必然是勞動創造價值，資本和自然資源等要素不創造價值。我們認為，堅持勞動價值論不能簡單地堅持 “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 這一個結論，同時更應該堅持上述各假定前提，因為任何忽視或放棄上述分析所得出的理論前提或基本觀點的做法，都將會導致價值源泉一元論難以貫徹到底。
注 釋：
（1）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25頁。
（2）馬歇爾．經濟學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81頁。
（3）馬克思．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9-51頁。
經濟學的歷史起源范文2
[關鍵詞] 資源植物學 區域經濟發展 創新能力
基金項目：陜西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2010年課題（SGH2010169）；陜西教育學院2012年教改項目。
資源植物學是一門新發展起來的邊緣分支學科，以野生植物資源為研究對象，研究其種類、分布、儲量、用途和開發利用途徑。目前，要實現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應用型、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目標，在資源植物學的教學中，要根據課程特色，立足于陜西省植物資源優勢和區域經濟發展，采取不同教學策略，重視學生的能力培養。
陜西省植物資源的優勢
陜西境內地形復雜，從北至南依次分為陜北高原、關中平原、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區，縱跨溫帶、暖溫帶和北亞熱帶三個氣候帶，尤其是秦嶺山脈橫貫全省東西。復雜多樣的氣候特點和地形地貌造就了豐富植物資源，種子植物有171科3754種 [1]，尤其是素有“生物基因庫”之稱的秦嶺地區植物資源更為豐富，種子植物達有175科3451種[2]。秦嶺地區植物資源不僅種類豐富,而且極具開發潛力，纖維、淀粉、糖類、油脂、樹脂、橡膠、鞣料、藥用等用途的種類多達1300多種[3]。
資源植物學的課程特色
1.知識容量大
資源植物學內容涵蓋了野生植物資源的分類分布與特點、開發利用途徑、調查與評價、保護與管理四方面的基本知識，以及藥用、果樹、野菜、色素、纖維、油脂、淀粉、觀賞等17類植物資源的種類、分布和特點。與此同時，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我國可利用的野生經濟植物資源數量和利用深度還在不斷擴展，這就使得該課程的知識容量不斷擴充。
2.實踐操作性強
在課堂教學的同時，通過對資源植物材料的觀察和解剖，植物種類的鑒定和標本展示，校園植物和各大植物園、公園、博物館的參觀，以及野外植物資源的調查等實踐環節,不僅學生學習資源植物學的專業知識得到鞏固，而且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也得到了培養。
3.與區域經濟建設結合緊密
區域經濟發展反映了區域性的資源開發和利用的現狀及其問題[4]?！笆逡巹潯睂ξ沂￡P中、陜北和陜南三大經濟區域發展戰略已作出了明確指示。由于資源植物學的研究對象就是植物資源，該課程就與我省區域經濟發展密切聯系起來，尤其是陜南經濟區不僅有全省面積60%的森林，而且還有極具地域特色的秦巴醫藥、富硒食品等生物資源。因此，資源植物學的教學必須融入到我省經濟發展的整體規劃中，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
資源植物學的教學策略與實踐
1.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凸顯專業特點
資源植物學教學內容龐雜，學生又來自于不同專業，因此必須根據專業特點合理安排教學內容。對于所有學生，課程所涵蓋的四方面基本知識要逐一講解，重點介紹植物資源分布概況和開發利用方法。對不同專業學生，涉及的17類植物資源有選擇講解，如生物工程專業學生側重于藥用、芳香油、農藥植物資源等內容，食品工程學生側重于果蔬、野菜、淀粉植物資源等內容。在講述中以秦嶺富有特色的植物為案例重點講解，并適時引入新成就來拓展學生視野。
2.采用多樣化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果
合理運用多媒體技術和網絡平臺教學已是不容置疑的一種有效途徑。如講授觀賞植物資源，利用ppt課件不僅介紹了課本內容，還講述十大名花、西安市公園綠地常見觀賞植物和家庭養花環保價值等內容，引起了學生極大興趣。網絡教學也是資源植物學教學的重要補充，除了我校植物學精品課程網站外，網絡上還可以參考沈陽藥科大學藥用植物學、北京林業大學觀賞植物學等精品課程資源。
3.安排適量實踐環節，培養學生創新能力
在教學過程適量安排實踐環節有助于增加學生的感性認識和學習興趣。通過舉辦“走近校園植物”活動、參觀西安市植物園及觀察標本等,學生掌握了許多常用野生植物的特性。如利用校園中的銀杏講述了“本是同根生，藥效各不同”的道理。此外，還引導學生利用假期在家鄉或野外進行植物資源調查，寫出了多篇報告，部分已正式發表。幾年來的實踐探索證明學生的專業知識和科學探究能力都有了明顯提高。
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指出，要探索并推行創新型教育方式方法，建立學校教育和實踐鍛煉相結合的開放式培養體系，突出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和創新能力。結合綱要的要求，結合我省各地經濟發展人才的需要，在資源植物學教學過程中就必須從教學的內容、手段等各個環節進行改革，為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服務于區域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李景俠,楊趙潔.陜西省地方重點保護植物及保護對策[J].西北林學院學報,1999,(3):6-12.
[2]張金良,李煥芳.秦嶺自然保護區群的生物多樣性[J].生物多樣性,1997,(2):30-31
[3]陜西省林業廳.太白山自然保護區綜合考察論文集[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170-174.
經濟學的歷史起源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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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畢穎，明炬.基于知識三角的大學跨學科研究組織協同創新動力模型構建[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5）.
[3][5] 歐洲理工學院網站http：//eit.europa.eu/.
經濟學的歷史起源范文4
現代信息經濟學、企業理論、博奕論、制度經濟學等的前沿進展，堅持了新古典經濟學，基于完全理性和完全市場的基本原理，放松了其嚴格的理論條件并把它應用于現實經濟學生活的機制設計、制度設計、競爭策略、企業運作等真實問題中，從而使新古典基本原理真實化、情景化、可應用化，完成了西方經濟學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飛躍。本文對宏觀經濟學歷史學派科學哲學與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方法論立場、制度生成路徑、不同制度之間的比較分析等問題上的一致和相關性作出一定的分析與探討。
一．宏觀經濟學的整體主義方法論
制度經濟學正是與“范式論”的這兩點思想保持了一致和相通。一是它把整體主義的方法論作為分析經濟制度問題的出發點和立場。二是堅持與新古典主義的不相容，對資本主義市場自動出清的理想假說持批判態度。制度經濟學否認新古典經濟學所描述的靜止的和完全的市場均衡，認為它不過是理論上的一個抽象而已。他們認為，社會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內容不同的要素之間存在著非常復雜的整體相互關聯，只有從動態的整體效應中，從情景的生成變化中，才能把握社會經濟系統。制度經濟學在社會經濟問題上堅持系統整體觀，因而他們選擇的是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而不是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制度經濟學的分析偏重于強調集體作用，他們認為集體對于個人選擇有控制作用，制度本身也是一種長期的集體行動的結果，只有通過對于制度、集體行動的邏輯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個人經濟行為的作用和方向。
二．基于經濟制度演化生成的宏觀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家們認為，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是一種“因果動態過程”，是一種因素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的演化過程，所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靜態分析不能進入到實質層次，必須使用歷史、文化、社會的制度變遷分析方法，只有這種歷史主義的史實分析方法，才有助于經濟學克服目前危機，達到創新。一些制度經濟學家也因為他們在跨學科的基礎上對于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之間內在聯系及制度的演化生成作出的精辟分析，使其原理成為社會經濟分析方法的新的規范。經濟學家凡勃侖把投資銀行家、工業巨頭、企業家、法律設計家等歸納為穩定的禮儀制度的一部分，而技術員、工程師、技術工人則歸結為動態的技術過程。這兩個過程的結合，引起了經濟增長、企業組織變革、結構調整、經濟波動和周期、利潤形成、國家起源與政府管制、勞工沖突、社會制度演進、財產分配等重大變化。一定意義上講，從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從博弈進化論分析，這也可以認為是經濟演進過程中各個局中人，出于自利的考慮，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由于受制于其它局中人而作出的一種動態博弈過程。這是制度經濟學的一次重要的系統集成與創新。
三．宏觀經濟學對社會經濟價值的功效
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無論早期還是晚期，都承認并高度評估作為認識主體的科學家和科學共同體的價值判斷、選擇傾向、心理預期、思維趨勢、個人偏好、自然信念、美學標準及科學共同體內部的“團隊文化”、集體意識等在科學理論假說的提出、檢驗評價、不同理論之間的競爭力構成等重大問題上的作用和潛在的影響，關心人的主體性問題。歷史學派的科學哲學家甚至認為，科學理論模型與假說的競爭是科學家本人或科學共同體的利益之爭和實力對抗，如同政治領域中的競選一樣，依賴于渲染力、勸服藝術、語言表達與感化等，具有明顯的主體性。
經濟學的歷史起源范文5
論文摘要：當代經濟學出于對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論的反思，日益重視對制度及其經濟績效的研究。本文從方法論與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時期制度分析的方法與內容，并設想將傳統制度分析的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融為一體，以促進制度分析的進一步發展。
一、古代先哲的制度思想萌芽
“制度”在中文中的基本內涵為：以法令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規則和以財產權讓渡為內容的規定(張宇燕，1992)。如《禮記·禮運》日：“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敝劣谥贫鹊钠鹪?，孔子認為是上天授權圣王設立：“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茍子則從“禮”的角度，從人的利己本性出發，論述人對自身利益的追逐導致沖突和產權規則的形成：“禮起于何也?日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工，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是禮之所起也?！彼惨曋贫葹椤跋韧酢彼?，與孔子一樣，認識到制度產生于人的行為，為人而設。在制度結構中，古人以“禮”作為綱紀和核心，而以“法”和“德”作為約束自身行為的強力手段和道義手段，這一方面尤以茍子為代表。顯然，這是把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結合起來考察制度的功能。制度思想的另一源泉是古希臘思想家。他們主要關心經濟和組織的效率，色諾芬、柏拉圖對組織、專業化與分工的論述，可以說是古典經濟學的思想淵源。古羅馬學者則把制度的視角集中到法律方面，其財產法和合同法后來成了西方世界民法體系的思想源泉，而現代公司制度則可以追溯到羅馬法。
古代思想中的制度分析，一般是融人百科全書式的哲學思想，并且服務于其他理論分析；也就是說，制度分析并不占居主導地位。他們的分析大體上是一種經驗與歸納式的，從整體出發，不太注重邏輯演繹。他們對制度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有深刻了解，但未能提出關于制度的系統理論。
二、亞當·斯密等古典經濟學家的制度
思想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首先對組織生產的規則——分工作了系統論述，并進一步分析了不同制度對財富生產的影響，同時從經濟史的角度分析了某些制度的演化。在斯密的體系中，生產以分工為特征，分工起源于人類相互交換的傾向。分工與專業化可以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并且分工的演化會受市場制度的制約(或稱“斯密定理”)。但這一思想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長期忽視，直到20世紀20年代揚格深化和發展了斯密的思想(AllynYoung，1928)。近年來的發展主要反映在內生增長理論和新興古典經濟學上，如楊一博蘭德模型("fangandBorland，1991)和貝克爾一墨非模型(BeekerandMuyphy，1992)。這些理論重新發揮了斯密的分工制度思想，將人們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注意力再度引向制度，從而克服了主流經濟學的某些缺陷。
在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體系中，既有對以“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為標志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分析，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古典經濟學的一條副線(周小亮，1999)；同時又有對社會法律制度的分析，后者實際上論證了前者的制度環境。在《國富論》中斯密試圖證明一套特定的規則如何比另一套規則更有利于國民財富的增長，這屬于比較制度分析。他所推崇的制度結構，是個人對經濟資財擁有排他性私人權利的結構(埃格特森，1996)。這論證了一種貫穿整個古典經濟學和經濟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而斯密從“經濟人”的自利和無意識增進社會利益來論述這一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這種分析方法為后人所遵循并成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出發點。
在斯密的制度分析中，市場制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它通過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自利之人實現自身需要并通過“是非的意識”促使整個社會不斷地道德進步。
從現代經濟學的基本人性假設——經濟人看，制度背景寓于其中。斯密并未提出“經濟人”這一概念，但他確實分析了其基本含義。然而，他分析的行為者，一方面是超歷史的自利的個體，另一方面又具有資本家、工人、地主的階級差異，是處于特定經濟制度之下的實實在在的個體。這同后來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應該是有本質的差別的。斯密還分析了資本主義起源的制度演化。這既可以看作制度演進理論的先驅，又可以看作新經濟史理論的發端。在《國富論》上卷的第三編“論各國財富增長的不同途徑”中，分析了城市與商業文明的起源，也就是歐洲由中世紀的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的工商社會的演化。
三、斯密繼承者的兩個發展方向
斯密之后，因為對價值創造及源泉的不同看法，經濟學主要分成兩大流派：以勞動價值論為核心的經濟學和否定勞動價值論而尋求斯密其他價值源泉解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二者之間除了價值論上的分歧外，在經濟分析方法上也有極大的區別，表現為整體主義與個體主義、制度分析與非制度分析的分流。
西方主流經濟學視制度為既定的外生變量，或假定制度不影響經濟績效，研究“黑板經濟學”(科斯，1994)，致力于模型化斯密那只“看不見的手”，局限于分析符合“帕累托效率”的完全競爭市場和設計一套能達到這種理想狀態的競爭規則。傳統的微觀經濟學雖然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但它所面對的一直是一個無“磨擦力”從而是非現實的世界。不過，認為主流經濟學完全不注意制度分析并不十分公平。在它的體系中，有對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計劃與市場效率的比較分析，這相當于制度分析(青木昌彥等，1999)。但它的制度分析也僅僅到這一層次；它承認政治、法律、貨幣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但對它們的分析過于膚淺。
馬克思繼承了斯密、李嘉圖的勞動價值思想，并充分注意到李嘉圖思想中的利益沖突，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作了深人徹底的剖析。制度被視為一系列總括多方面的規則，其核心是所有制，并分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要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實質，明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必須采用抽象的歷史的方法，結合利益沖突、文化習慣來考察資本主義制度。由此，馬克思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揭示了人類社會制度的基本演變規律。由于方法論的整體主義，馬克思分析的是宏觀上的整體制度，而且是作為制度特殊的資本主義制度。但它確實從一個角度對資本主義制度作了成功的研究，而且在理論基礎、關注對象和價值判斷上皆不同于其他制度分析，最終成為經濟學分析中爭議最大影響也最大的一朵奇葩。
四、當代西方向主流挑戰的兩個異端：新老制度主義
當代制度經濟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點便是新老制度主義者的對立，盡管這種對立已引起了有關學者的不安和力圖協調它們(參考盧瑟福的一系列著作)；學者們目前的研究尚在對比二者異同階段。另一個問題有人也提出來了，即國內的研究對老制度主義重視不夠，而且有所誤解(張林，2001)。
(一)老制度主義
老制度主義傳統可以追溯到以凡勃倫、康芒斯、米切爾為代表的美國制度主義。新近的發展既來自加爾布雷斯、繆爾達爾等的新制度學派，又同費斯特、格羅錫、圖爾等的主張一致。它有兩大研究綱領：一是凡勃倫一阿里斯綱領，強調商業或金錢經濟與實業經濟的基本二分法(盧瑟福，1999)，更一般地表達成思想和行為的制度方式與技術方式二分法或禮儀方式與工具方式二分法(瓦勒．1982；芒克斯，1988)；二是康芒斯一塞繆爾斯一施密德綱領，它關注法律、產權和組織，它們的演變及其對法律和經濟權力、經濟交易和收人分配的影響(盧瑟福，1999)。后一研究綱領更接近于新制度主義。
對于老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被明確地集中到制度上，相應地采用制度、結構和演進的整體分析方法，并結合哲學、法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變化及存在的問題。
老制度主義對經濟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不懈的追求與堅持，影響了西方經濟理論甚至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相比于主流經濟學的數學化模型，確實是獨辟蹊徑，別開生面，有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二)現代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強大的挑戰
現代新制度經濟學，一般認為發軔于科斯對企業性質所作的開拓性研究，主要代表為科斯、諾思、威廉姆森、布坎南等，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產權經濟學、法經濟學和新經濟史學等。按其內核整理，可分為三大類：一是契約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二是交易費用經濟學，三是制度演化理論
從基本方法上，可分兩個發展方向：一是向主流經濟學靠攏，包括契約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它們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去研究當作稀缺資源的制度，因而不過是“利用正統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斯，1994)，方法論方面并無任何創新，只是擴展了傳統經濟學的適用范圍，這又依賴于對其基本假設的批判與修正：在現實經濟世界中充滿了風險、不確定性，信息是不完全的，人是有限理性和無知的；這就需要制度來規范、引導人的行為并協助人實現其利益目標。這是一個正交易成本的經濟，由此引人交易成本分析方式，使制度研究能夠在經驗實證層面進行，因而能接近科學地研究問題(周業安，2001)。由于這一方向對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人假定、最大化公理和邊際分析的運用，它已同主流經濟學有效融合而成為新古典框架內的制度選擇模型。
二是向社會學、管理學靠攏，包括交易費用經濟學和制度演化理論。在交易費用對經濟的解釋中，盡管已經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但是一些根本問題也隨著研究的深人而凸顯出來，主要是在于交易費用概念本身的界定和無節制的使用上。這使它已經得到了罪有應得的壞名聲(費雪，1977)。積極的態度不是拋棄而是發展它。在威廉姆森的一系列研究中，機會主義傾向和契約人的概念更進一步受到強調，而理性與非理性、正式規則與傳統習慣等得到調和。由于正統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相對靜態性，迪屈奇試圖把它動態化，充分重視了權力和組織演進的動態特征(迪屈奇，1999)。也是由于傳統制度分析的靜態缺陷，更多學者強調對制度演化進行動態分析，以超越新古典的制度框架和交易成本理論，例如過渡經濟學、演化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所作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博弈論方法已在制度的動態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運用，在分析制度演進方面取得了許多成就。
五、結語：對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制度分析的總體特征是把制度作為考察對象，但在具體考察方式及結論上又各具特色，由此而形成了各種流派。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整體還是個體、宏觀還是微觀研究制度，都暴露出各自的缺陷。
一方面，繼承正統分析方法的流派以理性人假定為出發點，采用最大化框架和邊際方法分析最優制度選擇，實際上是從人類個體行為出發來解釋和說明制度問題；然而制度如果被當作一系列規范和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那么它只能是集體選擇的結果，從而被深深地打上集體的烙印，單純考慮個體是無法認識到制度的本質的。另一方面，如果從整體結構的思路去研究制度，由于制度形成的邏輯起點在于個體，如何從個體過渡到整體就成為一個問題，換言之，就是制度宏觀分析缺乏一個微觀基礎。
通常，老制度主義者自稱是方法論的整體主義者，新制度經濟學則被限定在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上。根據盧瑟福(1999)的歸納，方法論整體主義方法是指：①社會整體大于部分之和；②社會整體制約其部分的行為與功能；③個人行為只能由整體來解釋。方法論個體主義則指：①目標和利益源于個人；②社會制度的變遷形成于個體行為；③一切制度只能通過個人行為加以合理解釋。
其中①與②只是事實陳述，③則代表了研究綱領，所以爭議更多地集中于③上。這也是新老制度主義分歧所在。我們以為，追本溯源，制度最初形成于人的需要，即制度是人類行為產物；然而每個人一生下來就面臨既定的制度環境，并受其制約與影響，在相對價格的變化(或收益與成本比較)作用下參與新的規則形成或維護舊的制度，這又是眾多個體決策相互影響的過程(進化博弈論正是據此研究)。
經濟學的歷史起源范文6
一、1900年前后西方貨幣金融理論研究的基本狀況
在回顧20世紀西方貨幣金融理論所取得的重要進展之前,對該領域在歷史上的發展及上一個世紀之交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狀況作以簡要概括,應該是邏輯的起點。
(一)貨幣金融理論逐步發展為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對貨幣金融問題的研究,應該說在古代先賢哲人那里便已開始了,但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作為獨立的學科誕生之前,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與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融合在一起,體現在思想家內容豐富的著作中。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n,前427-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國》和《法律論》兩部著作中,就曾對貨幣和高利貸問題進行過專門的論述;古希臘另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22年)在他的《政治論》和《倫理學》著作中也曾多次討論過貨幣和高利貸問題,并對貨幣流通、價值形式和信用的基本原理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古代思想家對貨幣、信用問題的分析在貨幣金融思想史中具有開端的意義。
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在西方形成為相對獨立的學科大致是在15-16世紀,也就是在資本主義制度開始確立的時期。在此之前,由其社會性質和經濟發展水平所決定,經濟學還不可能成為獨立的學科。15-16世紀,西歐的封建制度開始解體,資本主義制度快速成長,小商人和手工業者開始獨立出來,自然經濟迅速向商品經濟轉變,資本的原始積累以各種方式在加速,社會生活中經濟力量的主導地位日益明顯。與此同時,學術研究中對經濟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開始從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學科中相對獨立出來。
在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開始走向相對獨立的過程中,最初的也是最有影響的是被稱為重商主義的經濟學。重商主義對經濟問題的研究已不是像前人那樣主要放在哲學和政治學著作中,而是把經濟問題作為一個單獨的范疇來研究。1615年,盂列克欽寫作了《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這是歷史上第一次使用"政治經濟學"這一概念。托馬斯·孟于1664年出版了《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該書被稱為"重商主義的圣經"。
雖然重商主義者開始把經濟問題作為相對獨立的范疇來研究,但真正確立經濟學作為獨立學科地位的則是古典經濟學的興起。古典經濟學興盛的時期是從17世紀60年代到19世紀中期,其代表人物在英國是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在法國是從布阿吉爾貝爾到西斯蒙第。最著名的著作有威廉·配第1662年發表的《賦稅論》、布阿吉爾貝爾1695年的《法蘭西詳情》、大衛·休謨1752年的《政治論叢》、亞當·斯密1776年的《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李嘉圖1817年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西斯蒙第1819年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等。威廉·配第被視為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李嘉圖則被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既被視為古典經濟學的大師,又因創立了比較完備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而被看作現代經濟學的開創者。古典經濟學興盛的時期,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確立的時期,經濟自由主義是經濟理論的主導思想。在資本主義快速發展的過程中,貨幣、信用、資本的積聚和集中成為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內容,新式銀行的出現,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使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在古典經濟學體系中,對貨幣、信用、利息、銀行等問題的研究成為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19世紀70年代,以法國的瓦爾拉斯、英國的杰文斯和奧地利的門格爾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建立了從各個市場分析供求的微觀分析方法,也稱均衡分析方法,他們提出了邊際需求的概念,認為邊際需求決定要素價格,要素價格決定市場均衡。馬歇爾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一書,被認為是這一時期邊際主義理論發展的集大成者,該書的廣泛使用使微觀分析成為主流。該書也是第一次放棄使用"政治經濟學"而采用"經濟學"這一概念,這也標志著西方經濟學的完全獨立。
在邊際主義興起(有些學者稱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之后,貨幣、資本市場開始成為經濟學學科體系中的重要內容,貨幣金融理論便在經濟學科體系中快速發展起來,并隨著金融在經濟生活中地位的上升而逐漸成為經濟學科體系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20世紀初期信用貨幣廣泛流通和貨幣金融關系與經濟生活日益緊密地融合在一起之后,貨幣金融理論在經濟學體系中的地位上升的同時,也逐漸形成自己相對獨立的學科體系并在這個體系中得到更快的發展。
(二)20世紀初西方貨幣金融理論研究的基本狀況
如前所述,對貨幣金融問題的研究,在古代先賢哲人那里即已開始,其思想體現在他們的哲學、政治學等著作中,所表達的主要是貨幣、信用問題的社會性和政治性等方面。從涉及的內容看,主要包括貨幣、信用、銀行等方面。其中,在貨幣理論方面,研究的主要范疇有:貨幣的起源、幣材、價值形式,貨幣的性質與職能,鑄幣與可兌換銀行券,貨幣發行權、貨幣流通與貨幣制度,貨幣與財富的關系,貨幣數量與商品價格的關系等;在信用理論方面,有信用的起源、信用形式,利息的本質、利息率的決定以及高利貸問題;在銀行方面,有銀行的產生、職能,銀行在經濟中的作用,銀行與貨幣兌換業和銀錢業的關系,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的關系等;在國際經濟關系方面,有匯率的決定、國際收支的平衡等。這些內容就現在看來,有些已屬于貨幣史、信用史、銀行史的范疇,理論分析多有大致可以接受的結論,后來未有大的發展。有些則成為后來研究的起點,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擴展豐富起來。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社會經濟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產業革命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科學、技術條件極大改善,經濟空前繁榮。與此同時,貨幣制度與貨幣體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信用貨幣廣泛流通,經濟的貨幣化趨勢日益明顯,貨幣金融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出來。在這一時期,對貨幣金融問題的研究有兩個特點極為突出:一方面,對歷史發展中形成的貨幣金融基本理論問題有了重新認識和發展;另一方面,開辟了許多新的研究領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微觀分析法,形成了新的研究體系,研究內容大大擴展。關于前者,最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貨幣的本質與貨幣的職能
對貨幣的本質和職能的認識,是貨幣金融理論中最基本的問題。早期的思想家研究經濟和貨幣金融問題,大都是從此開始的。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歷史上大致有兩種觀點,即"貨幣金屬觀"和"貨幣名目觀"。貨幣金屬觀認為貨幣的本質是財富,必須具有實質價值,貨幣天然是貴金融,貨幣的職能便是儲藏財富,交換的目的便是增加財富的儲藏。貨幣名目觀認為,貨幣是一種價值符號,只是名目上的存在,其流通是由國家的權威規定的,由此貨幣的職能是充當交換手段。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學者已不是這樣簡單的看待貨幣了。一方面,他們認識到生產的擴大和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貨幣,而貨幣不必限于具有實體價值的貴金屬,于是有了銀行券和紙幣的流通;另一方面,學者們也認識到,銀行券和紙幣的流通也不能是無限制的,要有一定的價值儲備作基礎。由此,對貨幣職能的看法也擴展到流通手段、計價手段和財富儲藏這幾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