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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1
關鍵詞:準公共產品;公共池塘資源;治理;農村社區公共產品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29-0284-04
傳統上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著界定(私有)產權基礎上市場化供給方向發展。近年來,雖然逐漸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給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局限,在把握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屬性和結合我國農村社會因素研究上仍顯不足,沒有能真正解決農民偏好顯示的問題。另外,由于對治理問題研究的缺乏,在實踐中出現了大量公共產品的浪費及閑置的現象,農村公共事業沒有得到可持續發展。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結合社會資本因素的集體行動及制度供給理論給我們提供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供給及治理新的視角。
本文首先介紹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及其對準公共產品的完善,其次簡要回顧目前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研究的不足之處,最后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提出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加強研究的內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準公共產品理論的完善
公共產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費或使用上的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公共產品可分為純公共產品(Pure Public Goods)和準公共產品(Quasi Public Goods)。純公共品是嚴格具備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產品,此外,純公共產品還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費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眾多的消費者共同享用的,如國防就是典型的純公共產品。大多數公共產品為準公共產品,這類產品通常只具備上述兩個特性的一個,而另一個則表現為不充分。一般認為,準公共產品包括“俱樂部產品(Club Goods)”和“公共資源(產品)”②兩大類。前者如教育、衛生等,后者如公共礦山、漁場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擁擠成本的概念來區分“純公共產品”與“非純公共產品”(準公共產品)。他認為,不存在純公共物品到純私人物品的涇渭分明的界限,俱樂部產品是可以適應從純公共物品和純私人產品之間的連續體上的任意一點,只要排他機制的成本低于獲取的收益,通過某些技術設計或制度設置就能夠實現公共物品消費的排他性,從而能夠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純公共產品與純私人物品之間架起了橋梁”[1]。后來的學者對俱樂部產品的供給、定價及成員的數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體行動形成及公共產品治理方面沒能展開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劇”,使得公共資源問題受到了廣泛的關注?！肮乇瘎 敝浮霸谝粋€有限的世界里,每一個人都被鎖進一個強迫他無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統里。在一個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會里,每個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爭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結果是注定毀滅。公地自由使用帶來了所有人的毀滅?！盵2]“公地悲劇”反映了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和機會主義行為帶來的危害,再加上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沒能解決“集體行動困境”,因此,對解決“公地悲劇”問題,要么建立私人產權,要么交與政府管理。由于人們對政府管理公共資源似乎注定會出現嚴重的問題與近乎瘋狂的尋租行為深信不疑,因此,經濟學家們(尤其產權經濟學家)異口同聲的政策建議是“建立私人產權”。但是,后來有學者對此提出了批評。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認為,哈丁以后的許多人雖然把公共產權(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擁有、每個人可以自由使用,但這與開放性資源(Open-Access)含義幾乎相同,而現實經濟中的公共產權卻并非如此。開放性資源(或自由準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開發使用的資源;而公共產權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資源的各項(使用)權利,它限制誰使用、何時和怎樣使用,通過一定的社會控制機制賦予權利和實施義務。容易引起“公地悲劇”的僅僅是“開放性資源”。
埃莉諾?奧斯特羅姆(中譯本,2000)的公共池塘資源①自主治理理論使得公共資源問題研究得到迅猛發展,完善了準公共產品理論。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的自主治理理論的中心內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賴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治理,從而能夠在所有人都面對搭便車、規避責任或其他機會主義行為形態的情況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內容包括:(1)集體行動理論。奧斯特羅姆認為傳統的集體行動理論只是一些使用假設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論。當特定環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設時,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預測人們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結果,但是,當現實環境超出了假設范圍,它們就無法預測結果了。傳統模型的前提假設主要有兩個:一是個體之間溝通困難或者無溝通;二是個人無改變規則的能力。這適用于一些大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為個體在這樣的環境中經常是彼此獨立行動、缺乏溝通以及個體改變現有結構需要高成本,但是對于彼此十分了解、經常溝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賴感的小規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適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奧斯特羅姆在多中心理論的基礎之上,提出理性個人策略選擇的4個內部變量: 預期收益、預期成本、內部規范和貼現率。她認為,在一個自主治理的群體當中,解決制度供給、可信承諾、互相監督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綜合使用政府、市場以及社區自主治理等多種類型的制度安排,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變激勵、加強監督和規則的服從。(3)社會資本理論。她把社會資本定義為“互動模式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和期望,個人組成的群體利用這種模式來完成經常性活動?！?[6]她認為,能否解決集體行動困境,不僅在于個人和制度本身,還取決于雙方聯系的媒介――社會資本。在奧斯特羅姆看來,當成員面對集體行動困境時,僅有意識形態和習俗是不夠的,還必須有規則體系、制度這些形式的社會資本的有效運作,否則搭便車或機會主義行為難以避免。
二、國內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簡述
我國學界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概念并沒有統一的界定。林萬龍(2002)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定義為:“在鄉或村的范圍內提供為鄉村社區農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費的帶有公共產品性質(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產品或服務,包括農村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技術信息服務和農村基礎教育等[7]。李建(2007)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就是指在一定的農村區域內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的產品和服務[8]。王書軍(2008)把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界定為在鄉村范圍內消費和收益難以完全排他的并和農民生產和生活直接利益攸關的,并為農民集體參與分享的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9]。盡管表述不盡相同,一般認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屬準公共產品范疇,但除具有一般準公共產品的特征外,還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國農村地區范圍廣大,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小聚居為主,因此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在供給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區的農業生產生活存在很大的差異,同時各地農村發展水平也不盡相同,因此在相應的公共產品需求偏好上呈現多樣性與層次性。另外,在農村社區范圍內,人數相對有限、成員相對穩定,是個”熟人社會“,同一社區的居民在公共產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質性。
國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鑒主流西方公共產品理論,在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在供給(包括主體、籌資方式、規模、結構、機制和效應)、需求(需求層次、偏好顯示、參與意愿、影響因素以及考慮到需求的供給效率)和供給與體制關系(財政體制與供給、地方治理體制與供給)等方面都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其總體思路是除少量具備純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公共產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準公共產品性質的農村社區公共產品都可以通過市場化(或私有化)的方式來解決。但是仍有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問題,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產權模糊不清不能為多元化供給或治理提供理論基礎;二是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需求偏好顯示問題仍然沒能有效解決;三是沒能結合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進行研究。
從供給(尤其是籌資)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固然重要,但是這種靜態的視角也會對管理、維護、監督和制度供給等問題有所忽略,難以促進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隨著公共資源治理理論的引進,以及對西方企業治理理論的借鑒,近年來有學者逐漸從治理角度來研究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問題,也注意到了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多元化治理特別是由農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政府(集權)治理、市場治理、公私合營(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應的研究,在促進農民自主治理的基礎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見。但是也還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一是農民組成自治組織進行自主治理的”集體行動困境“問題;二是我國農村社會特殊性問題仍然沒能有效地納入理論分析的范圍。
三、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與我國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的研究
農村社區公共產品與公共池塘資源同屬準公共產品范疇。為彌補當前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們需要借鑒公共池塘資源自主治理理論,探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內的多元化治理,以促進我國農村公共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研究。
1.理性農民假設與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這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研究的理論前提。(1)關于農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爭議,但是如果從方法論意義上來看,理性農民的假設是恰當的,它是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的基礎。如果一個理論假設過于符合現實,就難以保證理論邏輯推理上的“內在一致性”,甚至難以建立相應的理論。至于理論在經驗檢驗上“外在在一致性”問題,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條件(比如把量化的社會資本因素作為理論模型的變量),從而使理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2)關于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產權屬性。絕大多數西方學者認為,公共產權難以排他而無法解決外部性及“搭便車”問題,因而需要界定公共產品的(私有)產權以實現公共產品的市場化供給(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學者對此提出批評,公共產權不見得就是那么沒有效率。更為重要的是,要在明確農村社區公共產品的公共產權屬性的基礎上,探討農村公共產品公共產權與其他形式產權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實現方式。這是農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論基礎。
2.社會資本與農民集體行動的形成。社會資本原本是社會學和公共政策學的理論,經阿羅(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經濟學中來。中國各地農村的社會情況千差萬別,我們可以用社會資本作為反映各地農村實際的變量引入理論分析中來。在操作上,可以對某個農村社區按照與組織聯系(與參與社團比較接近) 、集體行動、參與公共事務、社會支持、社會凝聚力、歸屬感、信任和互惠等維度[10]設計調查問卷,選擇典型地區進行調查,分析調查數據,測量評估社會資本狀況。在取得社會資本數據的基礎上,內化為博弈或計量模型的變量進行模型分析,使得對農民集體行動形成的模型分析與實際更加符合。
3.農民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經驗研究。大量的經驗研究是農村社區公共產品治理是否具備較強解釋力的關鍵。我們可以對國內外成功及失敗的治理案例分析,歸納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則、條件與方式。目前國內學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農村小型水利設施治理方面,可以對相關案例用奧斯特羅姆的8項原則進行檢驗。①另外,可以對我國目前通過“一事一議”方式進行的村級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進行分析。針對存在的問題(事難議、議難決、決難行),分析產生問題的原因(運用不同理論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本質上是強制性制度本身的問題)。根本是要變強制性的制度安排為農民的自主治理。
4.農民組成自治組織對社區公共產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農民自主治理包含農民如何組成自治組織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是一個制度變遷問題。借鑒諾思及奧斯特羅姆等人的理論,我們可以從這幾方面展開研究:第一,農民自主治理的誘因:政府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市場方式和社會方式供給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權的獲得。第二,推動農民自主治理的主體:理性農民及鄉村精英的作用;政府與社會組織的作用。第三,社會資本在農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減少”搭便車“現象及對農民組成自治組織的激勵作用。第四,農民自治組織的形式:探討法人型或掛靠在具有法人性質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民自治組織的可能性。第五,農民自主治理的預期收益與預期成本:其一,預期收益。包括:(1)影響因素:占用者人數、公共產品規模、市場條件、體制環境、所使用的現行規則、所提出的規則等;(2)收益范圍:對獲得剩余索取權、規模效應、風險的降低及對公共產品的管理與維護效果等方面進行量化評估。其二,預期成本。包括(1)學習、規劃、設計成本及量化評估;(2)實施成本及量化評估;(3)監督成本及量化評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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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2
一、以發展型社會政策為依托的內源發展觀
“內源發展”概念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已出現，而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念進入社會發展的理論和實務領域，并引起各國關注的原因，是20世紀的80年代初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一項研究計劃：“對促進適應各國社會實際和需要的內源發展和多樣化發展過程的社會文化條件、價值體系以及居民參加的動機和方式進行研究”。這一研究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總結二戰以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經驗教訓，對各種關于社會發展的現代化理論和實踐進行梳理，對它們的局限進行分析批判，特別是在各種現代化的話語系統下，后發現代化國家追趕型社會發展模式帶來的不良后果進行反思而提出的新發展戰略和政策思維。按照這種新發展觀，“一個社會不能完全照搬另一個社會的發展模式，每一個國家都應根據本國的資源、需求、文化特性、思維結構和行動方式”，“找到適合其發展的模式和風格”［1］來確定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政策路徑，運用內源發展戰略來解決自己發展中的問題。而所謂“內源發展”的理念強調的是“發展是人民的發展。人民的發展最核心的是人民的創造力和自主性的提高，它們必須是來自于人民的生活、自己的文化和從中形成的知識體系和價值觀。”［2］因此，“內源發展”的理念，是把發展看作“生長的人自己的一種行動（一種努力、一種創舉等等）”［3］，強調各民族在解決發展時，應該是一個“由人自己并為自己來完成的發展過程”，“把發展的各種目標、道路、方法和所使用的技術等方面的考慮都歸集到人的整體和統一體中去”［1］。內源發展觀的提出，將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焦點，集中到了人的主體性在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上，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反貧困行動提供了重要的哲學理念。對發展中國家擺脫他們對西方現代國家的依附性，探索自主發展道路產生了重要啟示。但是，過于哲學化的討論，使這一理念往往陷入邏輯應然的理想狀態，而在實踐上限制了內源發展理論對人們開展政策思考的社會想象力。隨著20世紀90年代末阿馬蒂亞•森的《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的出版，以發展人的真實自由為目標的“可行能力”理論，使內源發展的抽象觀念能夠具象為由各種“工具性自由”，即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和防護性保護所組成的個人主體性所需要的實質自由，使這一發展觀念的內涵得到了極大充實，其外延也擴展到實現人的主體能力的獲得所需要的條件。在他看來，“這些工具性自由能幫助人們更自由地生活并提高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整體能力?！保?］而獲得了這些“工具性自由能直接擴展人們的可行能力”，并通過它們的“相互聯系及互補性”而“相互強化”［4］，能夠增強人們應對現代化背景下市場經濟體系不斷擴張挑戰的主體性。這將使我們在考慮發展政策時具有更廣闊的視野，并在建構以內源發展為內涵的反貧困行動體系時具有更深刻的實踐意義。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的發展中，發展型社會政策形成了由眾多理論觀點和實際行動支持的研究譜系。這個譜系既包括了前面所提及的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也包括了安東尼•吉登斯的社會投資戰略、詹姆斯•梅志里（JamesMidgley）的可持續生計理論、邁克爾•謝諾登（MichaelSherraden）的資產建設理論、艾倫•沃克（AlanWalker）的社會質量理論等一系列具有重大社會政策創新意義的研究方式和方法論。這些理論的焦點都集中在以積極的社會政策干預窮人的生計過程，圍繞著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的培育進行投資，消除對窮人的社會排斥，減少其脆弱性，以增加他們的機會，增強他們的能力，形成可持續生計能力來促進他們的社會發展。在發展型社會政策研究的譜系中，以梅志里為代表的整體性社會政策思維，在關于農村發展模式的探索方面提出的可持續生計發展政策框架，“把那些在傳統上一般被主流現代化政策忽略的鄉村群體的利益置于優先考慮的位置”，將“焦點集中于老百姓身上……以更好地解決農村人群的迫切需要?！保?］這是一種把民眾置于政策議程中心的思路，但又不是那種目光短淺和為實用主義所驅使的“民眾需求第一”［5］的民本主義（或許某種意義上的民粹主義）。它是一種基于整體性社會政策思路的社會投資行動，這一政策思路不同于傳統的意識形態支配下的規范性社會政策的國家主義、市場主義或平民主義思路，而是融合這三種思路，針對個人、家庭和社區面臨的困境，建立國家、公民社會、民營商業部門和國際發展機構等政策行為人結合的共同行動，去增進他們的福利，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的競爭力，增強社會凝聚力和抗擊社會排斥的能力［5］。按照這樣的政策思路，農村發展中的可持續生計策略應統籌考慮“所有與生計維持相關的機遇與制約因素”。既要強調受益人的參與，也要協調政府部門、營利性機構、發展機構、社區和志愿者組織等的行為。要采取社會投資的方式去發展農民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為他們增加各種資產性積累創造條件。“因此，從社會政策的角度來講，這一過程可以通過實行傳統的福利項目（諸如教育、健康和住房）或者以在關鍵性的非福利部門（諸如農業和資源保護部門）進行社會投資的方式來實現?！保?］在農村可持續生計發展框架的陳述中，梅志里也特別提醒到，盡管整個解決問題的過程“不能寄希望于依靠單一機構來解決農村發展問題，而必須將多重行動者考慮在內。”但是，“善加組織”，注意協調不同機構、不同參與者的行為，以產生“整體大于部分”的結構性效果，也是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歷史的經驗證明，由于利益分配和責任分擔的問題，不同的參與者和發展政策往往會相互競爭，彼此抵牾，導致農村發展計劃的失敗。譬如“有關受益人（或稱‘利害關系人’）參與的說法常常有高估現實的問題。”“要想把那些在社會層面上矛盾重重、在空間上七零八落的人群納入發展工程和項目之中，會存在很多操作上的困難?！薄耙欢褭C構不恰當地湊在一起，各個組織以一種惡性的方式進行競爭并且毫無必要地重復行動（就像在‘整合性農村發展項目’的案例中經常發生的那樣）”，不僅會使扶貧計劃失去預期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會破壞人們對發展的信心和對各種發展計劃及其行為者的信任，使農村發展失去社會基礎。因此，在可持續生計計劃的工具性運用中，既要充分肯定國家在農村可持續生計發展中“獨一無二的作用”，也應注意發揮非政府組織在服務供給領域“容易與草根階層打成一片”，調解他們與政府關系的作用。同時也應該看到，地方社區“經常擁有極有價值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以及關于地方生態和自然資源的地方性知識”，發揮他們的作用對實現發展目標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國際發展組織對地方社區所提供的財政支持和服務起到的工具性作用，也推動了社會政策的變革。而私人部門作為可持續生計戰略的“一個重要的合作伙伴，可以為農產品拓展營銷渠道，也可以通過特殊的安排為小農產生者提供貸款?！笨傊M織協調各個行為體之間的行為，與受益人進行充分的協商，“確定正確的先后順序和建立最為恰當的制度安排，都是通向成功的關鍵環節?！保?］
二、“精準扶貧”中的內源發展戰略
“精準扶貧”是中國政府根據到2020年國家實現“全面小康”的戰略目標，以及“到2020年讓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既定目標”①的要求而提出的扶貧政策新思路，也是國家在總結以往扶貧工作的經驗，針對目前扶貧開發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問題，如對貧困人口的“底數不夠清、指向不夠準、針對性不夠強”，“不同程度存在‘大水漫灌’的現象”②而提出的工作方針。它把“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必須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做到扶真貧、真扶貧、真脫貧，切實提高扶貧成果可持續性，讓貧困人口有更多的獲得感”③作為現階段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基本方略之一，明確了“精準扶貧”的目標和方法，成為各地開展“脫貧攻堅”行動的指導原則和行動綱領。在這一政策方針的推動下，全國各地在黨委政府的領導下，組織大量機關干部“入村包戶”，訂立目標責任制，舉地方財政之力，實施“脫貧攻堅”的“三年計劃”、“五年計劃”，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精準扶貧”攻堅行動來落實中央決策，并取得了一系列明顯的效果。但是，在這一重大的國家行動戰略的落實上，如何解決好“扶持誰、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實現“扶貧成果的可持續性，讓貧困人口有更多的獲得感”的目標，一些地方的做法卻需要進行反思。比如“誰來扶”和“怎么扶”的問題，許多地方采取的是領導干部做表率，干部職工總動員，入村包戶，一對一，面對面地開展扶貧行動。這些措施以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行政干預為特色，以政府機構為主體和行動者，在精準扶貧的力度上也顯得非常有力，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貧困人口的關心和負責任的態度。然而，我們知道，貧困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它既有經濟和政治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歷史文化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尤其是到了脫貧攻堅的階段，貧困程度深，脫貧難度大的中西部地區，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復雜的社會文化因素絕不僅僅是靠政治行動和經濟干預措施就能解決貧困，需要廣泛的社會動員和包括貧困群體在內的更多的行動者參與，以復雜的方式去應對復雜的問題，才能切實提高扶貧效果的可持續性，實現現有貧困人口全面脫貧的目標。因而，所謂“誰來扶”的問題，實質是誰是扶貧的主體和行動者的問題，而“怎么扶”則是如何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讓包括貧困者和專業發展工作者在內的相關主體也參與到“脫貧攻堅”的行動中來的問題。按照發展型社會政策的分析框架，反貧困行動是由多個行動者組成的行動體系。其中，政府和行政體系固然是居于不可或缺的主導地位，專業人員和專業隊伍的參與也是重要的保證。但是，“真正的扶貧是以小的增量投入激活巨大的存量，是幫助貧困者提升‘自主性’的一個過程”，要在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上下功夫”④。從這一基本的方法論要求來理解精準扶貧，我們必須明白，過多的政府干預，過大的物質、技術和資金投入而又缺乏貧困者在脫貧過程中的責任擔當，可能帶來的后果是使貧困群眾、貧困家庭、貧困社區產生依賴性，削弱他們自主解決問題的主體性和意愿。因此，“堅持群眾主體，激發內生動力。繼續推進開發式扶貧，處理好國家、社會幫扶和自身努力的關系”的原則①，對于解決好“誰來扶、怎么扶”的問題，具有從戰略到實踐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政策指向性。從內源發展的觀點看，“精準扶貧”應該瞄準貧困者的主體性培育，通過激發他們的內生性動力，培育可行能力，形成內源發展的主體，使之能夠參與到脫貧行動中，才能以內源發展的社會政策思維助力“精準扶貧”——最終實現可持續的脫貧發展。從發展可行能力的視角來理解“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我們首先要把主體看作是一個由個人主體和社會系統組成的社會主體。它的內核是由個人的知識、經驗和思想觀念與價值觀組成的主觀世界。然而，這種主觀性又是來源于它所處的生活世界：一個由它所生活的環境、文化、習俗、教育、制度和體制組成的社會系統。個人主體由這個社會系統所形塑、改變和再造。因而，任何主體的發展，能力的改善和提升都應從其所處的生活世界的改變入手，通過制度體制的改革、教育的完善、社區的移風易俗和文化創新、社會關系的調整和社會資本的培育等一系列的活動來實現。也只有如此，“增強貧困者的主體性”才不是單純樂觀主義的浪漫理想，也不是唯意志論的主觀意念，而是可望可及之事，脫貧攻堅和精準扶貧也才能成為貧困地區通往全面小康社會可持續發展之路?！霸鰪娯毨д叩闹黧w性”又是和“扶持誰”這一前提性問題聯系在一起。為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分析當前我國農村的貧困問題和貧困人口的構成及其特點。這是在精準扶貧中培育貧困者主體性，推進內源發展的前提。在我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和城市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資源、機會和財富的分配不公帶來的城鄉差別、地區差異和個人家庭收入差距擴大變得越來越嚴重，農村貧困格局也發生了新變化。李小云最近提出，農村貧困格局的新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城鄉二元結構的限制下，快速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催生大量的貧困人口，從貧困特性上看，可見這種貧困稱之為轉型貧困”。這一部分貧困人群中的一部分有機會在轉型中獲得發展機會而擺脫貧困，另一部分則會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而避免陷入貧困，還有一部分則會落入貧困陷阱，形成貧困的增量。“二是原來一直沒有擺脫貧困的，而且處于貧困代際傳遞狀態”［6］。這兩部分貧困人群構成當前農村貧困人口的主體，增強他們的主體性，激活他們的內生發展能力，就成為精準扶貧的關鍵議題。在增強貧困人口的主體性、實現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內源發展過程中，開展農村社區建設和發展貧困人口的可持續生計能力是兩項彼此關聯的實踐性議題。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工業化的沖擊下，農村社區的原子化和空心化使農民失去了社區依托，變成脆弱群體。近年來，國家加大對農村開發扶持的力度，出臺大量涉農政策解決農村發展問題，極大地改善了農民的生產生活條件，遏制了農村社區衰落、農業生產力的下降和農民增收乏力的趨勢，一些區位、交通和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社區，在城鄉一體化的推進中甚至反超城市，成為富裕農村。但是，在中西部脆弱程度較深、貧困人口存量較大的地區，社區衰落、勞動人口流失、資源匱乏，且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體系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仍然是困擾社區發展和農民生活改善的基本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通過社區建設來夯實基礎，借助“脫貧攻堅”計劃和“精準扶貧”措施，通過扶持農民合作組織、建立社區發展機構、發展農村教育、豐富農村文化生活、建立和完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與社會保障體系等社區重建措施，激活社區潛能、整合社區資源，重建農村自組織體系來推動農民的組織化，增強社區、家庭和個人抗御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和各種生活風險的能力，形成以“社區能力建設為基礎的內源發展”［7］新格局。在這個過程中，貧困者的主體性將由個人主體聯合為社區主體，生存方式也將由原子化的個體生存轉變為組織化生存，自主性及主體能力將得到極大的提升。在農村反貧困的行動中，通過發展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來提升貧困地區農民經濟能力，一直是扶貧工作的主要議題。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通過提供政策、資金、技術，以項目化的方式扶持產業，建立專業合作社等方式來激活農業生產潛力，發展農村經濟，開發式的扶貧政策在實踐上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但是，隨著技術進步和國民經濟中第二、第三產業的不斷發展，“經濟增長的主要領域越來越遠離貧困人口所能從事的產業……長期以來一直具有很強的減貧效應的農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6］，發展農業產業的減貧效果逐漸降低，靠開發式扶貧政策解決那些受脆弱性影響較大的貧困人口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困難。在這樣的背景下，以解決貧困人口生計能力不足為主要目標的“可持續生計發展”政策框架就成為一個有用的工具。作為發展型社會政策主要支柱之一，可持續生計的發展思路，“其具體的工作一直集中在諸如貧困、脆弱性、農場體系、參與性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上。”［5］它的基本觀點是：一個生計維持系統包括人們所擁有的能力、資產和維持生活的各種活動。對于可持續的農村生計而言，它追求的目標是多重的，既追求人們收入的增長，也要考慮增加他們受教育的機會、減少脆弱性和規避風險的社會保護與能力提升。而要實現這多重目標，就必須對人們進行社會投資：投資于教育、健康、從事各種農業和非農業生產的技能，以及改善環境和改變生活態度的能力與方法。通過這種社會投資，形成對他們有實際意義的可行能力，即擁有自主開展生計活動的財政資本、人力資本、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社會資本等資產性資本，為推動他們的內源發展提供支持。但是，內源發展并不是僅僅由社區和個人單獨的行動構成的，尤其是處于困境中的貧困人口和貧困社區，其資源的短缺和能力不足，需要有外部力量的介入來激活內生動力，也需要有政策體制的支持幫助他們擺脫困境。因此，內源發展戰略并不排斥外部力量的介入來幫助貧困人群和他們的社區改善環境，為他們的生計發展提供支持。通過外因激發內部活力，為農村社區的內源發展提供協助，就構成關于內源發展戰略的完整內涵。
三、通過農村社會工作推動“內源式”精準扶貧
農村社會工作是以“促進農村社區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發展，改善村民的生活品質，增強社區凝聚力，提高村民的發展能力，達到農村社區的公平、公正、生態、和諧的可持續發展”［8］為目標的社會工作樣式。專業化的農村社會工作是在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引導下，以社區為基礎，以促進農村人們的自主發展為目的，運用社會工作的方法技巧去協助村民以自我發展的方式，解決他們面臨的問題和困難，實現農村生產方式和人們生活方式在社會現代化變遷中的轉變與發展。在近二十年的探索中，我國的農村社會工作發展出一系列以反貧困和社區能力建設為基本議題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并在實踐中開展了以促進社區參與、改善社區治理、提升社區能力、發展社區文化、推動社區建設為內容的策略和方法探索，圍繞扶貧、生計發展、能力建設、文化建設、城鄉互助、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社區服務、農村生態與環境保護等不同議題，為個人、家庭、社區提供服務，在所開展服務項目的農村社區產生了積極影響，極大地改善了這些社區的狀況。在這些實踐經驗中，堅持以人為本的社區內源發展，激活人的潛能及其身邊資源，支持村民自主發展，作為農村社會工作的基本經驗與核心價值，對反貧困及社區發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實踐價值。總結這些經驗，發展農村社會工作，將對“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產生積極促進作用。在“精準扶貧”戰略的實施中，以促進農村社區內源發展的理念為指導的農村社會工作，首先將人置于戰略的中心地位，把精準扶貧的重點放在人身上，以培育和激發貧困社區、貧困家庭和貧困者的主體性與自我發展責任能力為基本著力點，關注他們的生活形態，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所愿，發現他們的優勢及局限，分辨和澄清他們的真實需要，用專業化的社會工作助人方法去影響、改變他們的觀念和行為，促進其發展動機的形成。我們之所以強調以人為中心的精準扶貧的重要性，是因為在以往的“扶貧”實踐中，盡管也談“以人為本”的原則，但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只是把貧困群眾的物質需要當作工作的重點，把技術、項目和資金的投入當作主要的措施，而忽視受助者的想法和內心感受，忽視生活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和制約，以及他們在面對自然和社會的變化中所表現出來的智慧與知識，在各種壓力和挑戰中所形成的策略和技巧。因而，在扶貧行動中，農村社會工作從優勢視角的觀點出發，“致力于動員村莊及村民的力量（資源、智慧、知識、能力等）來實現他們目標和愿望，以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9］而社會工作者則以協助者、陪伴者的角色開展服務，運用助人自助的方法去培育和發展貧困者的主體性，通過發掘他們的潛能，活化社區、家庭及個人的資源，來促成貧困社區的內源發展格局。農村社會工作在反貧困中的另一個基本策略和方法，是以能力建設為重點開展精準扶貧。按照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觀，真實的自由是建立在人們所具備的可行能力基礎上的行動自由，即對生活中的挑戰和風險能夠做出積極的回應，從而使他們擺脫困境，得到發展。在這里，社會工作所倡導的能力建設，不是簡單地培養和發展某種適應現代社會需要的技能的問題，它也是一種態度、一種價值觀和一種理解力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與發展的過程。它是一個新的技術、方法和技巧的掌握與人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行為模式和世界觀的轉變相結合的整體成長過程。因而，在反貧困行動中，農村社會工作必須把“精準”放在人的轉變上，以“助人自助”為出發點，“自助助人”為歸宿，把“授人以漁”和“授人以魚”結合起來，開展以能力建設為重點的精準扶貧，把扶貧的著力點放在社區能力、家庭能力和個人能力的激活培育上，針對貧困社區的社會環境、文化特質、生計方式、生活習俗、經濟狀況，以及貧困人群個人和家庭的具體困難，運用社會工作專業技巧，不僅給予他們資金、技術、信息、生產經營、市場營銷等技能層面支持、輔導和培訓，也針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的不適應農村發展和現代化的缺陷和不足，開展觀念更新和行為改變的社區教育、個別輔導。增強他們應對困難和挑戰的能力，提升他們抗御生活風險、發展生計的個人家庭能力和社區集體行動的能力。農村社會工作推進精準扶貧的第三種策略和方法，是針對當前農村社區組織化水平低，生產的個體化和社區生活的原子化導致的社區衰落，開展農村社區的組織建設。組織是人類應對自然和社會壓力與挑戰的最有效方法。通過組織化，人類擺脫了自然生存的狀態，以各種形式的組織聯合起來，進行合作交往，建構出形態多樣的社會生活方式。對于貧困社區和貧困人群來說，組織化或再造組織化的社區及其個人的生產、生活形態，對實現他們的脫貧發展及政府實施的“精準扶貧”目標，具有關鍵戰略的意義。誠如德魯克所說，“現代社會，經濟和社區的核心不是技術，也不是信息和生產率，而是作為‘生產’成果的社會器官的管理有方的組織機構?！保?0］然而，隨著中國經濟不斷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市場經濟不斷向農村擴張，農村地區個體化的生產方式和原子化的社會狀態與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要求不協調、不適應的矛盾愈加突出，社區的組織化也愈加迫切。在這樣的背景下，貧困地區的農民不組織起來，會使他們“在面對有組織的市場力量和變化莫測的市場風險與社會風險時，變得非常脆弱和無能為力。”［11］因而，推動農村貧困社區的組織化，以有組織的方式去解決貧困問題，也就成為農村社會工作介入“精準扶貧”工作，協助農民脫貧發展的重要內容。從以往農村社會工作的實踐來看，運用社區組織的社區工作方法和溝通協調、互助合作的技巧去組織農民開展自助互助活動，幫助他們建立專業合作組織和社區協調組織，引進社會組織為村民提供解決他們生產和生活問題的協助和支持，對凝聚社區共識，激發社區活力，完善貧困治理結構，實現社區的內源發展，將起到積極的作用。除了上述三方面的策略和方法外，農村社會工作在參與“精準扶貧”的攻堅行動中的另一個重要使命是移風易俗，推動貧困社區的文化建設。
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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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4
摘要：黃愛寶教授在《南京社會科學》2006年第1期發表《“生態型政府”初探》一文，從內涵定位與基本特征兩個方面初步提出并闡述了“生態型政府”新理念，令人甚感鼓舞。
但筆者以為，在支持這一新理念的同時，仍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
關鍵詞 ：生態型政府；內涵定位；廣義上世紀70 年代以來，由于環境問題的彌散性，環境因素已成為關涉和平、發展與安全的新變量，生態環境治理被逐步納入政府管理重點范疇。在此背景下，南京農業大學黃愛寶教授在《南京社會科學》2006 年第1 期上發表的《“生態型政府”初探》一文，從內涵定位與基本特征兩個方面提出并闡述了“生態型政府”新理念。以謀求“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促進政府自身的改革與發展，建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令人甚感鼓舞。但筆者認為，在支持這一新理念的同時，卻仍有進一步商榷的必要。所支持者，把生態問題納入政府重點治理范疇乃全球環境治理大勢所趨；所商榷者，生態型政府的內涵定位則不應限于狹義。
一、大趨勢：全球環境治理中的政府參與
關于全球環境治理，學界目前尚無明確一致的界定。但根據聯合國1992 年《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聯合國環境規劃署文件,可以認為，所謂全球環境治理，主要是國際社會通過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關系，經由條約、協議、組織所形成的復雜網絡來解決全球環境問題，以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由條約、協議、組織所形成的復雜網絡就是全球環境治理機制。
在全球環境治理中，國家（主要指各國政府）是最為重要的國際政治行為體，各國通過加入政府間國際組織來影響全球環境治理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在作用渠道上，在涉及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壤退化與沙漠化防治、危險廢棄物處理、污染防治、水域保護、資源能源開發與利用等較為廣泛的議題領域，各國通過雙邊、多邊對話以及全球環境會議，形成相應的合作體制，簽署國際公約，以促進各國及全球環境問題的共同解決。
在原則規范方面，國家環境主權原則、責任原則、風險預防原則、國際合作原則等已得到大多數國家的承認。同時，各類涉及環境發展問題的國際法律規范也已通過國際公約或會議宣言得到闡明，比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防止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處置巴塞爾公約》等。
在操控方式上，主要包括環境立法、經濟措施、政策調控、資金援助、技術轉讓、建構信息知識網絡、監督評價等，都已在環境治理中得到應用。
在全球環境治理大趨勢下，一方面，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國家紛紛制定相應的國內環境規劃。通過國內環境立法，在政治決策與社會發展中貫徹環保理念，比如“環境友好”概念以及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城市、生態社區等新理念的相繼提出等。另一方面，一大批環保NGO在民間社會自發成立，包括綠色和平組織、地球之友國際等，他們通過發動不同規模、不同類型（如呼吁、示威游行等）的環境運動，既推動了生態環境理論層面的思考，又促進了國內環境治理進程。
中國作為大國，隨著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采取多種參與方式，包括參加國際環境發展會議或論壇，出席有關國際公約締約方大會，簽署、批準或加入國際環境發展條約、協議、修正案，參與國際環境治理項目合作，主辦大規模高等級的環境發展問題國際會議或論壇。因此，從全球環境治理背景看，把生態環境問題納入政府治理重點范疇已是大勢所趨。
二、內涵定位：從狹義淺生態到廣義深生態
對“生態”一詞的內涵界定，就目前研究而言，在范疇上有狹義與廣義之分，在層次上有深生態與淺生態之別。狹義界定主要指人與自然的自然性和諧，廣義界定則指任一主體與周圍環境趨向生態化的動態平衡與綜合協調的哲學思維。淺生態側重于對環境問題的技術性解決，深生態則傾向于對自然內在道德價值的思考，進而主張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等全方位的生態化。黃愛寶教授把生態型政府中的“生態”內涵定位于狹義的淺生態，即追求實現人與自然的自然性和諧；那么，“生態型政府”的內涵就是指“致力于追求實現人與自然的自然性和諧的政府，或者說是以保護與恢復自然生態平衡為根本目標與基本職能的政府”。
狹義的淺生態定位本身并非錯誤，可能有利于突出對自然環境的純粹保護議題。但從深生態哲學、生態政治乃至系統論的角度來說，狹義的淺生態定位并不一定有利于環境治理的實踐進程。
從深生態哲學角度分析，深生態哲學的生態主義思考與我們平常所討論的環境主義思考有所區別。一般的環境主義僅“主張一種對環境難題的管理性方法，確信它們可以在不需要根本改變目前的價值或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情況下得以解決”。而生態主義則認為：“要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和使人滿足的生存方式，必須以我們與非人自然界的關系，我們的社會與政治活模式的深刻改變為前提?！泵鞔_“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一體共生、內在統一關系，從而“遵循生態學原理和系統科學方法論，針對人類面臨的以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等危機狀態為主的各種危及人類生存的重大問題，尋求戰略層次的根本性、長遠性解決”。否則，生態環境危機將在既有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模式下重復發生，人類社會就將處于循環往復的生存危機之中。
從生態政治角度觀察，生態政治作為一種全新的政治思維，以系統論為認知方法，以綜合協調與動態平衡為理論內涵，從而成為把政治、社會與自然視為三位一體化、緊密聯結的有機系統。要求實現政治與社會的生態化，不僅力求政治體系內的協調與平衡，更謀求政治體系外政治、社會、經濟、自然之間的共生共榮。在“強調社會民主、政治民主和權力分散，追求公民不分種族和性別的自由與平等”的基礎上，主張建立一種“符合生態的分散化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的模式”。因此，或許可以通過環境友好型社會、環境友好型城市、生態社區等概念往上推延。那么，一種環境友好型政府進一步說是一種“生態政府”的理念呼之欲出。即：政府不僅是對生態環境問題保持高度關注與關懷的政府，而且應當是貫徹生態原則——協調、平衡、多元化、開放性、兼容性、非集中化的政府。如此，則可以首先從行動理念上縮小甚至避免單方面推進生態環境治理所造成的局限，擴大并深化全方位推進環境治理的有益成果。
從目前環境治理實踐看，單純以環境技術方法推進環境治理進程并不能取得較大成效。無論政府還是社會都已普遍認識到，環境治理是一項浩大長遠的系統工程，必須在環境與發展、環境與社會之間綜合協調。
因此，生態型政府的“生態”內涵，如果定位于廣義的深生態層面，則更為恰當。尤其在新世紀初葉，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經濟轉型乃至政治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處于大力推進“和諧社會”構建進程之中，在公民社會尚未充分發育，仍然需要政府充分發揮帶動引領作用情況下，面向未來應當構建一個什么樣的政府，仍然應該是值得學界與社會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就全球范圍而言，21世紀將明顯是一個“治理”的世紀，而治理的內涵即多元互動協調。定位于廣義深生態內涵的“生態型政府”理念或可作為一種有益于新探索的新啟示。因為，只有具備生態思維的政府，才能引領出一個具備生態思維的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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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5
現代高校具有傳播知識、培養人才、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的四大功能，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高校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理事長潘懋元教授也認為教育的兩大目的是促進人的發展和促進社會的發展，社區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單位和細胞，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一方面促進了社區決策的正確性、提高自治能力，進而推動社區全面治理；另一方面大學生也受益匪淺，在服務社區的事業上獲得快速發展，實現雙贏。
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下大學生社區志愿服務的重要意義
1.1 社區志愿服務是當代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建的創新視角
黨的十提出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拓展大學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效途徑，通過發揮社會實踐的養成作用和實踐育人的基地建設，進一步探討核心價值觀教育的特征和規律。高校學生廣泛受到志愿文化精神的熏陶與傳承，參與志愿服務的情況極為普遍。因為志愿服務迎合了大學生加強社會交流與融合的需要，深入接觸到了社會實際和人民群眾，喚醒了他們的道德情感和行動，促使他們自覺地承擔起社會責任；而高校豐富的人才和文化資源促成了志愿服務在大學校園的生根發芽，同時高校中的黨團組織有其強大的號召力和組織力，大學生志愿者組織的運行機制和組織架構亦趨于完善，因此高校學生在校期間或離校后有志愿服務經歷的比例非常高。
1.2 社區志愿服務符合和諧社會建設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取得了巨大發展，但同時社會結構也出現了重大變化，人口老齡化現象、留守兒童問題、下崗工人再就業問題、科技兩極分化現象和社區建設等一系列新問題隨之而來，而當前政府服務職能轉變節奏在短期內無法滿足社區建設需要，而大學生參與到社區建設中來，展現了無償性、志愿性、互動性、社會公益性、科技性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緩解社區矛盾，滿足社區建設需要。大學生作為“準社會人”參與社區建設，不僅可以提升大學生的個人素質和生存能力，而且可以調動大學生關心社會和關愛他人的積極性，提高大學生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公共參與意識，有利于更好地調動各種積極力量來維護社區穩定和社會和諧，有利于提高社區管理水平以及強化黨對基層社區的控制權。
1.3 社區志愿服務促進社會發展與高素質人才培養的雙贏
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是在“相互幫助、助人自助”的理念指導下，大學生貢獻時間及精力，為促進和諧社區建設、改善社區服務的不計報酬的行為。這種行為以社區為載體，主要通過大學生志愿服務社區的活動為途徑，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補充，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整合機制。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為社區提供志愿服務對大學生道德修養具有提升作用，可以培養大學生“仁、義、禮、智、信”等優良品德，對大學生個人道德修養的提高有著積極的作用。大學生深入接觸到社會實際和人民群眾，喚醒他們的道德情感和行動，促使他們自覺地承擔起社會責任。
1.4 社區志愿服務是高校社會功能的具體體現形式
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也是高校與社區之間的一種交流與協作的過程，高校與社區雙方功能的差異、各自優勢的不同，進而互動共贏，對高校教育教學、對社區建設都具有正面作用。高校利用地理優勢、科教優勢、科研優勢、資源優勢等眾多優勢，必將在建設學習型社區、推行社區終身教育體系等很多方面發揮正能量。參與社區建設是“第一課堂”的自然延伸和培養大學生綜合素質的有效載體，堅持“服務群眾、做群眾工作”的核心任務，通過積極傳播先進知識、先進文化，服務人民群眾，提高大學生的各項能力，并使廣大青年在思想上更加成熟，行為上更加自立，認識上更加完善；培養以他人意識、集體意識和國家意識為核心的責任感，為日后成為一個高素質的綜合人才，更好地服務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2.大學生社區志愿服務實踐路徑
2.1 立足社區需求，實現多向契合
依據社會學、方法論等理論，通過問卷分析、群眾座談會等方法，認真排摸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找準群眾需求的“穴位”，設計接地氣的項目，有針對性地開展順民意的活動，力爭覆蓋群眾所需的各種服務，實現大學生的參與和群眾訴求、社區意愿相契合，努力實現校內志愿服務內容和社區需求的無縫隙對接。充分發揮社區居民的主體作用，精心培育植根群眾的活動載體，這樣既可以實現社區居民“看菜點單”，有可以為社區居民“量身定制”個性化服務。
2.2 建設給力隊伍，制定個性方案
為推動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規范化開展，以本?；虮驹捍髮W生為依托，建立大學生志愿者協會、志愿服務社團、志愿服務隊等社區服務組織，專門成立服務項目對接組、社區需求工作組等工作小組，并形成了完善的工作方案。每個服務隊伍制定個性化的方案，結合大學生青春朝氣的風貌，進行有特色內容的社區建設，如社區文藝匯演、科普大講堂、“撥開霧霾？找回健康”預防PM2.5危害宣傳、“健康夢 蒲公英”、烹飪小妙招、生活小常識、燃氣安全使用、留守兒童夏令營、老年人電腦班、老年人健康養生宣傳、自閉癥兒童潛能開發、殘疾人心理輔導、掛職鍛煉等特色服務項目。
2.3 深化?目建設，打造創新品牌
在完成隊伍建設的基礎上，著力打造創新品牌。一方面，各個特色服務團和學院已有的“××論壇”“××希望小學”等品牌活動或品牌志愿服務項目形成合作，力求強強聯手，深化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活動內涵；另一方面，服務團參與社區大型活動，借助大型活動形成的社會影響力，擴大服務團工作的覆蓋面和輻射性。如“十精神宣講團”項目、“中國傳統文化進萬家”道德講堂項目、“親情陪伴”關愛空巢老人項目、“陽光之家”為低保戶子女補課等項目，這些富有鮮活時代感和豐富內涵性的項目將給當今形勢下的和諧社區建設帶來一股新風。
2.4 完善機制保障，優化資源配置
推進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的基地、項目、崗位、活動四位一體的服務體系建設，優化大?W生工作活動機制，擴展大學生活動社會化參與的途徑，搭建規范化、社會化的志愿服務平臺。確立了整合資源、建立基地“一平臺”，服務社會、增長才干“兩互贏”，大學生志愿者、高等院校與社會組織“三主體”的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1-2-3”工作模式，堅持精神鼓勵、經濟支持、骨干培養三位一體的引導方式，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運行良好的激勵機制，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納入到學院黨、團支部建設和學生評獎評優考核等體系中，加大隊伍培訓、能力提升的力度，為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各個服務隊伍具有完善的管理機制，制定志愿者招募、培訓、調配、激勵等完善的管理辦法，設有專人負責實踐基地的日常管理工作，細致排定服務時間、服務崗位、服務內容、服務要求。
2.5 建設共贏基地，推進常態發展
本著合作共建、雙向受益的原則，從地方建設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大學生成長成才的需求出發，建立多種形式的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實踐基地，建立大學生參與社區建設的長效機制，推進其常態化的發展。將創建應制定切實可行的長期工作規劃和近期目標實施意見，加強服務基地的策劃、宣傳和推廣工作，不斷提高服務基地的創建水平，使其能夠提供具有公益性、長期性、規范性志愿服務崗位，對促進和諧社區建設有積極引導作用。在重振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的引導下，作為中國著名工業區的沈陽市鐵西區，提出了“東北振興、沈陽先行，鐵西領跑”的口號，以此為契機，以社會管理創新的基礎、鐵西區基層社區建設為切入點，在學生黨團組織原有學生參與社會管理創新基地的基礎上，通過資源整合，經過與沈陽市鐵西區區委、區政府的商談，啟動與鐵西區民政局、街道黨工委及115個社區對接共建工作。
社區治理方法論范文6
但隨著市場環境日益復雜，區域銀行亦需要改變發展模式，通過轉型來開拓發展空間。IBM的《2015年的銀行業》白皮書顯示：區域銀行將向全能型銀行、社區銀行以及專業型銀行進行轉變。目前，一些具有戰略遠見的區域銀行正在實施著一系列轉型，包括戰略轉型、組織文化轉型、運營管理轉型、管理轉型以及IT轉型等等。而其中，IT轉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區域銀行轉型
IT是重要支柱
“對于城市商業銀行來說，在立足本地發展的同時，應探索一條經由改制增資或者引入戰略投資者，從而實現上市進而跨區域經營并拓展業務領域，以及進行業務/IT再造的轉型道路?！?IBM大中華區全球信息科技服務部工商企業部總經理呂永琛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這其中IT再造以及管理改進對城商行建立長久競爭力至關重要。
隨著城商行向更廣泛的領域拓展經營，其業務量有了巨大的增長。這種情況對IT系統的穩定性以及數據的完整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于有上市需求的商業銀行來說，公布信息系統的實力可以讓公眾投資者更加信任銀行的管理能力，加強投資信心。這就需要銀行信息系統不僅能夠滿足業務功能，而且要提供持續、可靠的服務，并保證數據的安全性。
此外，拓展新型業務是區域銀行快速發展的重要手段，而信息化已經成為其必需依賴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擁有穩定的基礎架構、強大的風險管理以及完善的IT治理能力將有助于提高銀行服務的水平，促進新業務的推廣和發展。
對于農村信用社來說，如今，部分市縣級農村信用社進行了集中整合，形成省級農村信用社聯合社，這就需要對各個市縣級IT架構進行全新梳理，開展有效治理，從而充分發揮信息系統支持業務發展的作用；而另一部分農村信用社則通過完善自身股本結構進行股份制改造，轉變為農村商業銀行。轉型之后，農村商行的數據量大量增長，更需要加強操作風險管理的能力，從而保證數據的安全性。
以上情況充分表明，如何解決信息技術建設相關問題，以滿足區域銀行業務快速發展的轉型需求，成為擺在區域銀行面前的一道難題。
三大策略 為轉型護航
IBM全球信息科技服務部金融行業首席顧問張興如認為，區域性銀行要想順利完成轉型，必須在IT基礎架構“動態化”、風險管理“整體化”、及IT治理結構“完善化”三方面做到位。
在IT基礎架構方面，經歷了“十一五”時期的高速發展，許多區域銀行的IT基礎架構建設出現了跟不上業務快速發展的情況：IT基礎架構建設的制定、評審、修訂等政策和流程各不相同，缺少規范、成熟的方法論以及業界最佳實踐指導；沒有制定統一的架構標準，缺乏對架構的統一管理；沒有選擇特定的技術平臺以及穩定的技術方向。
在風險管理層面，隨著銀行業信息化迅速發展，信息科技的角色從業務支持逐步與業務融合，成為銀行穩健運營與持續發展的支柱，區域銀行的信息技術系統正在由分散走向集中，這也使信息科技風險進一步集中。對此，國家也將銀行業信息科技風險管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監管高度，銀監會從2009年開始不但了《商業銀行信息科技風險管理指引》，還了一系列配套手冊和制度。
在IT治理結構上，目前許多區域銀行缺乏有效的制衡及約束機制，難以制定完整的信息科技管理政策、標準和要求，導致管理制度欠缺，內控措施不完善；此外，很多IT規劃僅從技術的角度提出相應的需求與規劃，而缺乏與業務的有機銜接，造成在數據中心空間規劃、供電容量、系統設備配置等基礎設施保障方面存在風險隱患；另外，許多區域銀行的信息科技戰略規劃缺乏科學性，造成核心系統技術架構經常性調整，頻繁升級，嚴重地影響了系統運行的穩定性?！般y行IT治理需要建立決策、執行和監督三個方面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組織結構與管理流程?！?張興如表示。
基于對中國區域銀行業發展的理解需求的分析，IBM全球信息科技服務部（GTS）結合對中國區域銀行業的了解，以及多年來與區域銀行業的合作經驗，推出了三大策略，即IT基礎架構“動態化”、風險管理“整體化”，以及IT治理結構“完善化”。IBM這三大策略將助力區域銀行快速實現創新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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