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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價值范文1
中圖分類號：D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1-0234-02
黨的十從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概括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基本內容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則首次提出了“社會治理”的概念。
針對這兩個論題，學術界分別從不同視角出發，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是，通過CNKI檢索發現：學術界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出發探索“社會治理”的相關研究相對薄弱。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可歸納：第一，凝練與建構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方法論探討（寇東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3；左亞文《理論月刊》2013；韓震《紅旗文稿》2012）。第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概括（田心銘《紅旗文稿》2012；梅榮政《紅旗文稿》2012）。第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功能詮釋（陳先達《與現實》2011；王學儉《理論探討》2013；韓震《紅旗文稿》2012）。第四，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信仰的路徑探索（范玉剛《湖南社會科學》2013；周文彰《前線》2013；施惠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2）。
縱觀國內成果，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研究層面。而從社會學出發，探索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進社會治理的研究不足。龔群《以社會有機體論為基礎概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紅旗文稿》2012）借鑒社會學理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概括做了方法論探索；這對本論題所要開展的跨學科研究有一定啟示意義。但是其文主要集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與內涵研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功能的分析相對不足。韓冬雪《政治合法性視域下的中國社會管理內涵探究》（《理論探討》2013）則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研究中直接論及了社會治理問題，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治理的指導思想與價值追求，社會治理是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認同的具體化路徑與方法，而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管理實踐中的功能研究相對不足。這都為當前的研究預留了理論與實踐探索的空間。
其實，對于社會核心價值觀和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西方社會交換理論學派對此進行過深入的研究。借鑒社會交換理論學派的研究成果，明晰社會核心價值觀在推進社會治理實踐中的作用對于當前推進我國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現代化治理型的社會管理與傳統的“統治”型的社會管理存在本質區別。社會治理中行使公權力的主體不再僅限于政府和國家。如皮埃爾?塞納克倫斯指出的：“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1]。社會治理的主體呈多元化，打破了國家和政府對公共管理權的壟斷，他們只是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眾多權力中的一個，多元治理主體集體行動的“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和支配，而是協調”[1]。社會治理的協商性民主取代了統治下的強制性規范。社會治理權力主體的多元化，治理的民主化趨勢直接決定了公權力運行向度的改變?！敖y治”是國家和政府依靠自身的政治權力對社會公共事務強力推行自上而下單向度“硬”管理。社會“治理”則是多元化主體（國家、社會、個人）在協商性民主的平等互動中采取合作的方式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軟”管理，以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目標。民主協商、平等合作成為現代社會治理最顯著的特征。但是在現代化轉型期，身處社會經濟結構變遷中的多元社會治理主體的利益訴求各不相同，基于民主協商的多方利益博弈如何以最低的談判成本和最高效的方式達成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共識，成為社會治理的所面臨關鍵問題。
社會治理的價值范文2
深刻理解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大意義、豐富內涵和基本要求
黨的十以來，同志多次就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出重要論述、提出明確要求。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以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題，深刻回答了在當代中國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應該堅守什么樣的核心價值觀，為什么要自覺踐行以及如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重大命題。
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大意義。同志指出：“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彼麖娬{，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確立反映全國各族人民共同認同的價值觀“最大公約數”，關乎國家前途命運，關乎人民幸福安康。這些重要論斷，深刻闡明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戰略性、基礎性、全局性意義。同志特別指出，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而青年又處在價值觀形成和確立的時期，抓好這一時期的價值觀養成十分重要。學習貫徹同志這一重要講話精神，就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定不移把立德樹人作為教育的根本任務，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基礎工程，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努力成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內涵。同志從國家、社會、公民三個層面的價值要求，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國際與國內相結合的辯證角度，全面深刻地闡釋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內涵。同志指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傳承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基因，寄托著近代以來中國人民上下求索、歷經千辛萬苦確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載著我們每個人的美好愿景。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全面最深刻的闡述，充分反映了黨的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新成果。學習貫徹同志這一重要講話精神，就要全面理解、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豐富內涵，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生掌握其主要內容，明晰其歷史淵源，理解其基本含義，在復雜的社會環境和多變的社會思潮中堅定理想信念，不斷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同志強調，廣大青年樹立和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在勤學、修德、明辨、篤實上下功夫。這四個方面，既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了基本要求，又指明了其重要途徑和有效方法。勤學是前提。只有下得真功夫、求得真學問，才能真正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修德是基礎。只有注重品德修養和道德實踐，既立意高遠、又立足平實，既修好公德、又修好私德，才能真正擔起歷史賦予的重任。明辨是保障。只有善于明辨是非，善于決斷選擇，才能正確把握青春奮斗與奉獻的航向。篤實是關鍵。只有扎扎實實干事、踏踏實實做人，一步一個腳印往前走，才能在時代大潮中建功立業，成就寶貴人生。學習貫徹同志這一重要講話精神，就要切實在這四個方面下功夫，注重認定和養成，做到堅守和踐行，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青少年學生的日常行為準則和自覺奉行的信念理念。
形成課堂教學、校園文化和社會實踐多位一體的育人平臺
學習貫徹同志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要全面把握，又要突出重點。要圍繞“勤學、修德、明辨、篤實”的要求，從落細、落小、落實入手，形成課堂教學、校園文化和社會實踐多位一體的育人平臺，促進青少年學生學會勞動、學會勤儉，學會感恩、學會助人，學會謙讓、學會寬容，學會自省、學會自律。
切實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同志指出，大學階段，有老師指點，有同學切磋，有浩瀚的書籍引路，可以心無旁騖求知問學。這充分肯定了學校教育和課堂教學在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重要作用。要充分發揮課堂教學主渠道作用，全面深化課程改革，不斷完善大中小學有機銜接、循序漸進的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把黨的教育方針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細化為學生核心素養體系和學業質量標準，融入大中小學各學科課程標準、教材編寫、考試評價之中。要在課程建設和教材修訂中強化優秀傳統文化內容，組織編寫普及讀物，分學段有序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要推進教學方法改革創新，引導各學科教師在傳授知識和培養能力的同時，將積極的情感和正確的價值觀自然融入課程教學全過程，及時宣傳推廣各地各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教學的好經驗好做法。
積極營造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校園文化氛圍。同志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由于其自然條件和發展歷程不同，產生和形成的核心價值觀也各有特點。這深刻揭示了不同的環境和文化氛圍對價值觀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要深入開展“愛學習、愛勞動、愛祖國”主題教育和“節糧、節水、節電”專題教育活動，將其作為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宣傳教育的重要抓手，堅持不懈地抓下去。要利用重要儀式和重大節慶日等契機，開展愛國主義、民族傳統、禮節禮儀等主題教育活動。要開展高雅藝術進校園、“文明風采”競賽等活動，著力打造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文化品牌。要加強校報校刊、廣播電視、校史館、圖書館、博物館建設和管理，形成良好校園文化環境。要充分發揮校園網的引導作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網上傳播陣地。
充分發揮社會實踐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養成作用。同志指出：“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于實處用力，從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價值觀才能內化為人們的精神追求，外化為人們的自覺行動。”這一重要論述，突出強調了社會實踐對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養成作用。要把實踐環節納入教育教學計劃，規定相應學時學分，組織學生參加生產勞動、創新創造、勤工儉學等活動，在服務他人、奉獻社會中升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體驗感受和認知理解。要完善“青少年志愿服務制度”，廣泛開展學雷鋒、學道德模范等道德實踐活動。要實施“實踐育人共同體建設計劃”，建立一批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踐基地，推動學校陣地與社會基地、校內課程與校外實踐、校內教師與校外導師之間的銜接互動。
將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生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向深入
學習貫徹同志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教育引導青少年學生自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涉及教育工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必須形成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治理環境和制度安排，充分發揮廣大干部師生的示范引領作用，同時深化研究闡釋，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供理論基礎和學理支撐。
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落實到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同志強調，注重在日常管理中體現價值導向，使符合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得到鼓勵、違背核心價值觀的行為受到制約。這就要求我們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推進教育治理和校園管理的重要內容，實現治理效能與道德提升相互促進的正向效應。要不斷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把學校的科學發展同價值觀的導向有機統一起來，推動各級各類學校弘揚我國教育優秀傳統，總結成功經驗，同時借鑒世界各國先進做法，更好地遵循教育規律，扎根中國大地，辦出特色、辦出一流。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徹到依法治教、依規治校的實踐中，修訂《中小學生守則》，制定《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公約》《教師行為規范》和違反師德行為處理辦法，推進大學章程建設，強化規章制度實施力度，在學校日常管理中彰顯社會主流價值。
社會治理的價值范文3
關鍵詞：人民調解；社會管理創新；法治
中圖分類號：D9151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9-0029-04
“社會管理”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概念，通常在兩種意義上被人們加以使用。狹義的社會管理通常被看作是政府的一項具體職能，與政府的政治管理、經濟管理職能相對，具體來講，其所涉及的范圍一般也就是社會政策所作用的領域。[1]廣義的社會管理則主要是指政府和社會組織等主體對社會生活、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進行組織、協調、監督、控制以及服務的過程。[2]（P4-6）可見，廣義的社會管理概念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綜合性概念，本文正是在廣義的立場上使用社會管理這個概念，即強調社會管理的主體不僅包括國家的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也包括具有一定公共管理職能的社會組織以及其他的社會團體、公民個體等群眾力量，而社會管理的對象主要是指各類社會公共事務。
為什么當下國家和政府十分強調社會管理需要創新，而又應如何做到創新呢？
筆者認為人民調解制度正是對社會管理創新的理念作出最好詮釋的版本之一，特別是2011年1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的《人民調解法》將人民調解納入了規范化的法治管理，彰顯了國家對享有“東方一枝花”美譽的人民調解制度的肯定和重視。根據《人民調解法》第2條的規定，人民調解，是指人民調解委員會通過說服、疏導等方法，促使當事人在平等協商基礎上自愿達成調解協議，解決民間糾紛的活動。此外，這部法律還在人民調解委員會、人民調解員、調解程序、調解協議等方面作出了詳細的規定，這些法律規定后面都體現著一種強烈的人文價值關懷，即國家充分尊重和發揮民間力量的能動性來解決社會糾紛，實現社會和諧。同時，《人民調解法》的出臺既是國家對以往經驗的重要總結，又是對未來社會的美好規劃。因為在過去乃至于現在，人民調解的價值事實上還未得到社會主體的充分尊重和認識，誠如棚瀨孝雄所言：“盡管審判外的糾紛處理與審判一樣關系到每個人的權利實現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法律實際工作者和訴訟法學者卻有一種只把視線集中在審判制度上的傾向。”[3]（P77-78）正是基于筆者對現實與理論之考察與關懷，擬從人民調解在社會管理創新中所體現的法治價值維度進行分析，以期喚起人們對人民調解制度本身更多的重視與關懷。
一、實現良法之治
“良法之治”的法治理念早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就已被提出，然而，它的光芒曾一度被淹沒在“規則之治”的陰影之下，用法律的“形式理性”來控制約束人們的行為，從而構建法治秩序的做法曾具有相當的普適性。然而法治建設作為實踐的產物，并不能像理論家設計的一樣完美，隨著社會的變遷，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也日益顯露。于是，人們開始對法治建設進行深刻反思，從司法的角度來講，那種以國家審判權壟斷糾紛解決的模式未必就是法治現代化的標志?，F代法治應該是兼容并蓄的，正式的通過國家法律的控制體系與非正式的社會控制體系之間并不完全對立，而是可以共存，甚至互為補充的。社會管理過程中堅持的“以人為本”的價值導向，恰好與“良法之治”的法治理念不謀而合。也只有在這樣的語境之中，人民調解于現代法治的正當性才可以得到正名。這主要表現在：
其一，人民調解在處理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新型糾紛時，有助于填補立法的空白，形成新的規則或習慣。這種規則或習慣甚至有可能會作為一種法外力量影響法律規范的形成和司法過程。在此意義上，人民調解有助于推動法律的發展和完善。其二，《人民調解法》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和政策進行調解。因此，人民調解在糾紛化解的過程中，十分堅持和強調對國家法和司法公信力的維護與尊重，同時人民調解員還常會援引民間規范、情理與道德，這不但不會降低國家法的權威，反而有助于國家法律深入基層社會。其三，從人民調解的效果來看，更符合法治的社會需求。雖然訴訟程序是解決糾紛的最終手段，但不一定就是最佳手段。實踐證明，司法并不是萬能的，對于某些特殊類型的糾紛解決，也體現出無所適從。相反，人民調解機制以它特有的親和力回應著當今社會糾紛解決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公力救濟之不足。不僅關注到了法律效果，也兼顧到了糾紛解決的社會效果。
從理論上講，人民調解制度也有助于培育公民社會的基因?！肮裆鐣弊钤绯霈F于18世紀，一開始使用的是“市民社會”的概念，用于指代脫離原始生活狀態的文明社會。隨著古典自由主義觀念的興起，“市民社會”力圖揭示的是其與國家之間的消極對立關系。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一些國家先后發生了規模浩大的社會運動，致使這些國家紛紛陷入了社會管理的危機，“市民社會”不再強調其與國家間的對抗和制約關系，反而重視與國家間的良性互動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民社會”理論更加關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政治訴求，并以“公民社會”代替“市民社會”的概念。如今“公民社會”理論無論是在社會學還是政治學的語境中，都體現為對公民參與國家和社會管理的積極鼓勵，以實現國家所維護的普遍利益與公民社會所捍衛的利益之間的總體發展平衡。[4]（P22-23）人民調解制度中涉及的關于調解主體的多元化構成機制充分體現了公民社會之價值主張。
社會治理的價值范文4
關鍵詞：風險社會；技術創新；價值理性
中圖分類號：F06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1-0135-04
今年我國許多地方鬧起了電荒，據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測，今年我國用電缺口將達3000萬千瓦。如何很好地解決電力短缺的問題，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不得不思考的問題，也是其它國家著力解決的問題。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一些國家致力于發展核電，試圖通過核電技術的運用化解電力短缺的問題。核電的確能夠有效地解決電力不足的矛盾，但其潛在的風險卻一直讓人不容樂觀。在今年3月11日日本發生的9級強烈地震中，福島核電站就發生了嚴重的核泄漏事故。據專家估計。由于福島核電站使用的燃料較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多，且有反應堆使用了含有高毒性的钚燃料。因此，福島核電站事故可能會比切爾諾貝利帶來更嚴重的后果。嘍似的現象我們今天正在經歷，運用新技術化解現代化進程面臨的問題。但新技術卻帶給人類巨大的災難。悖論的產生似乎是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導致的，但究其根源，還在于技術創新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出現了背離。為此，本文試圖通過反思技術創新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找出技術創新的風險根源，進而探尋化解技術創新風險的路徑。
一、技術創新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最早對社會行為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工具理性就是“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者作為‘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而價值理性則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的―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用馬克斯?韋伯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闡釋來分析技術創新，不難發現技術創新行動也包含了對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追求。
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人類對工具理性的追求體現在力圖通過技術創新解決現實問題、提高效率，而對價值理性的追求則體現在技術創新是否出于對人類的終極關懷，是否真正以人為本。從本質上講，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是辯證統一的，技術創新應該既能解決現實問題、提高效率，又能體現以人為本，實現對人類的終極關懷。然而，工具理性關注特定目標的實現，價值理性著力于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這就使兩者難免不存在分歧與沖突。風險社會出現的某些問題正是兩者沖突的結果。暴露出偏執于工具理性所造成的價值理性的迷失。
二、技術創新價值理性的迷失
技術創新的理想目標應該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整合，既能解決現實問題、提高效率，又能體現以人為本，但風險社會的某些問題卻告訴我們現實并非如此。對于工具理性的過分強調，往往導致了技術創新價值理性的迷失。
(一)科技發展強化了對工具理性的認同，亦帶來價值理性的迷失
回顧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造紙術使人類文化的傳承有了更易獲得的載體，活字印刷術讓書籍的規模印制成為可能，指南針則推動了世界航海技術的發展，使世界貿易和海上交通成為可能。
自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彰顯出無比的威力，成為推動人類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力量源泉。紡紗機、織布機的發明，使紡織業迅速崛起，加速了工業革命的進程；蒸汽機的發明，解決了當時困擾工業發展的動力問題。使運輸機械發生了重大的變革；鋼鐵冶金技術的革新，使英國率先進入鋼鐵時代；現代分子生物學催生了基因技術，克隆技術能解決人體器官的修復與替換，雜交水稻技術養活了中國數十億人口，基因技術在農業、醫學領域的應用又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此外，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更是帶來了人類社會的飛躍，自此我們進入到信息時代，世界也成為小小的“地球村”。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新技術運用帶來的種種變化使人們深刻地認識到科學技術的巨大力量，“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已成為人們的共識。這樣的共識強化了人們對技術創新工具理性的認同，并且導致技術創新過程中工具理性的過分擴張以及價值理性的迷失。這一切正如烏爾里希?貝克所說：“一個個風險社會之所以被創造出來，是因為工業社會不證自明的真理(對進步的一致意見，對生態后果與危險的疏忽)支配著人們與制度的思想和行為”。
(二)工具理性的過度擴張，使價值理性失去發展空間
喬納森，特納認為，“理性的研究方法假設，行動應當被理解為工具理性的、算計的并能夠有效地適應外部的物質環境。”從理性選擇的視角來看，社會行動的工具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技術創新行動也同樣如此。美國科學社會學家默頓的研究就證明了這一點。他對17世紀英國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發現，“導致特定領域內的研究的，正是這種經濟上的需要，或者更恰當地說，是經濟需要帶來的技術需要”?？梢姡夹g創新的內在動力充斥著對工具理性的追求。
技術創新對工具理性的追求無可厚非，但在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上偏執于工具理性，往往會導致價值理性失去發展空間，新技術運用的風險不斷顯現。比如，用化學肥料代替天然肥料可以帶槍來農作物產量的提高，但忽視其副作用，過度使用化肥，卻引發了土壤結構被破壞、地下水被污染等問題。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就曾痛心地說：“春天沒有了鳥叫。”，同樣，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關注核能技術的威力。而忽視了它可能給人類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于是，在1945年廣島、長崎的原子能災難，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之后。2011年再次發生了日本福島的核泄漏，類似事件帶給人類的傷痛久久地難以從身體乃至心靈中抹去。還有像計算機技術、網絡技術等等，它們的出現帶來了人類社會的飛躍，但出于種種目的的惡意使用卻使人類生活陷入混亂，比如時有發生的網上銀行被盜事件就擾亂了經濟秩序，使人們心有余悸。
工具理性擴張的現實，在某種程度上驗證著韋伯所說的“專家沒有靈魂。”而技術創新價值理性迷失的現狀似乎也印證了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中的預言，“科學不僅被當做一種處理問題的源泉，而且是一種造成問題的原因”，并且，“當成功增長的時候，科學發展的風險似乎以更高比例在增長”。
(三)社會控制體系的欠缺與失靈，加劇了價值理性的迷失
技術創新工具理性的膨脹沖擊著價值理性的發展空間，而社會控制體系的欠缺與失靈，更是加劇了價值理性的迷失。
在技術創新的過程中，之所以會存在社會控制體系的
欠缺與失靈，其原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新技術開發與運用的復雜性及不可預見性，使人們往往難以對其負面后果進行準確的說明和預測，因而現有的社會控制體系無法作出有針對性的制度安排，于是出現了社會控制體系的欠缺與失靈；二是功利主義導致社會控制體系的缺位。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往往有其利益訴求，各個獨立主體的現實利益和目的成為新技術選擇與使用的決定性因素。因而，是否選擇和使用新技術通常是利益博弈的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不排除人們會受利益的驅動，忽視新技術的負面后果，在社會控制體系的制度安排中對其采取較為寬松和放任的態度，從而為新技術的開發與運用提供合法化的庇護。
種種原因造成的社會控制體系的欠缺與失靈，使技術創新不必過多顧慮其負面后果可能招致的嚴厲懲罰，從而加劇了人們對工具理性的關注、對價值理性的忽視，使技術創新引發了更多的風險。
三、技術創新價值理性的回歸
科學技術的發展目標不只在于技術輝煌能帶給人類福利，更為重要的是切實提高人類的生活質量，真正體現以人為本。從這個意義上講，技術創新不僅應該具備工具理性，還應具備價值理性。只有這樣，才可避免過度追求工具理性所導致的風險，避免陷入韋伯筆下的理性的“鐵籠”。因此，面對價值理性迷失的現狀，強調回歸價值理性，是風險社會下技術創新的必由之路。要做到這一點。加強對技術創新的社會控制無疑是頗為有效的辦法。
社會控制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社會學家羅斯提出，它主要是借助共享的價值觀、有效的制度安排、統一的行為規范等工具和手段，通過外在強制和內在認同兩種主要機制，達到約束行為、維持相互依賴、保持溝通、推進不同社會群體和社會成員相互合作的目的。從而實現社會秩序的維持和有序的變遷。對于技術創新而言，主要也是通過外在強制和內在認同兩種機制來達成社會控制的目標。
(一)強化科技倫理意識，加強對技術創新的內在控制
技術創新過程中出現的種種風險，很大程度上在于人們開發與運用新技術的過程中價值理性的迷失。美國著名的《幸福》雜志就曾向一個有代表性的科學家群體提出過如下問題：“你是否相信，一位科學家應該(1)抑制一項發現，當據信這項發現會產生弊大于利的結果時；或者(2)絕不抑制一項發現，而讓它由人類的道德判斷力來決定其最后的使用”，結果，“78％的大學科學家，81％的政府科學家和789％的工業科學家回答道，他們‘絕不會抑制’發現，無論它有什么后果”。可見，在開發乃至運用過程中普遍存在對價值理性的忽視，而這往往是技術創新引發風險的根源所在。
要從根源上化解風險，必須強調技術創新的科技倫理意識，通過將科技倫理意識內化為共享價值觀來引導技術創新行動的有序進行，使人們自覺地用科技倫理來指導、約束、檢點自己的行為，從而實現對技術創新的內在控制。在基因技術的使用上，美國生化學家伯格就曾呼吁暫停重組DNA的實驗研究，并且還在美國組織召開了Asilomar會議，召集140位有關方面的專家對重組DNA的潛在風險進行了評價，科學家對轉基因技術安全性問題的自覺關注成為科學自律的里程碑。而這樣的自律，能夠從源頭上減少新技術開發與運用可能帶來的風險，有利于技術創新價值理性的回歸。
(二)營造制度環境，加強對技術創新的外在控制
化解技術創新價值理性不足引發的風險，強化科技倫理意識是根本，但僅僅如此還遠遠不夠，還需借助種種制度安排從外部給技術創新行動施加一系列約束，通過加強外在控制實現價值理性的回歸。
1.建立健全法律法規。規范和完善準人制度。針對技術創新出現引發的種種風險，建立健全法律法規，約束人們的技術創新行為，糾正技術創新過程中重工具理性、輕價值理性的現狀。力求技術創新符合人類的終極價值追求。同時，對高風險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實行準入制度，對于技術創新主體、新技術應用的領域與范圍都作相應的規定，使新技術應用的領域與范圍更加合理，使參與新技術開發與應用的行動主體具備應有的科技倫理意識，并且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技術開發與應用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高風險技術開發與應用的準入制度，一方面門檻不能過低，門檻過低，會導致行動主體魚龍混雜，從而引發新技術開發與應用的風險：另一方面門檻也不能過高，過高會限制新技術開發與應用的積極性，不利于技術進步。此外，在準入制度的設計上也不能搞“一刀切”，應視新技術涉及的不同領域、可能引發風險的大小而分設不同的準入門檻，對重點領域、高風險技術，如核能技術、基因技術、食品安全技術等等，應設置較高的準入門檻，反之則可相應降低其準入門檻，甚至不設準入門檻。通過建立健全法律法規，規范和完善準人制度，借助外部的強制力量促進技術創新價值理性的回歸。
2.建立技術創新的科學評價機制。技術創新的成果如何，是否適合推廣應用，往往需要通過評價來確定。但從目前來看。對新技術的評價還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以效用為標準的簡單化趨向，呈現出注重工具理性、忽視價值理性的特征。這也是為什么在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之后，還有為數不少的核電站仍在超期服役，并且最終釀成福島核泄漏事故的原因所在。
針對評價機制簡單化趨向，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就要從評價標準和評價內容著手，不僅注重新技術的效用，還要看到其可能導致的風險，以此綜合評價技術創新的成果，以決定是否開發與應用新技術。特別對關系到國家長遠發展戰略以及人民生活安全性問題的技術開發與應用，更應如此。其次，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還應采取批判的態度。不回避技術創新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可能出現的風險。勇于面對新技術開發與應用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并建立技術創新風險的預警機制，以防范技術創新可能引發的風險。此外，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要依托專家和公眾的共同力量。技術創新究竟能帶來什么益處?究竟存在什么樣的風險?專家的評價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通過科學的邏輯推理、實驗的反復驗證，使技術創新接受科學檢驗，對于合理的部分予以肯定，對于不確定性可能帶來的風險予以明晰，由此對新技術加以修正，使其盡可能避免技術上的缺陷，從而更具合理性。除了專家評價外，對新技術的評價還需要公眾的參與。正如道格拉斯的分析所表明的觀點，風險問題是一個社會協商和妥協的問題。因此。新技術如果失去公眾的理解與支持，失去公眾的信任，其應用就會如同20世紀70年代意大利的民主制度一樣無法推行。其原因在于，雖然公眾并不一定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但新技術本身的不確定性使公眾可以從價值判斷人手，通過共識性論壇、民意調查等途徑表達他們的意見。而這種意見的表達無疑能反映他們對新技術接受的程度，反映他們希望技術在生活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由此可以判定新技術的應用在社會層面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因而，公眾參與可以推動新技術價值理性的增長。比如。轉基因水稻是否應該商業化?核電站建在哪里合適?等等。
通過建立科學的評價機制。一方面可通過正面肯定激勵技術進步，另一方面又能借助負面批評防范風險。這樣，就能較好地排除評價機制上的功利性導向，促成技術創新價值理性的回歸。
3.完善技術創新的監督機制。制度安排能否起到強化外在控制的作用，還在于制度落實過程中監督是否到位。對于技術創新而言，從開發到應用全過程都應加強監督，對發現的問題應及時反饋并處理。對于在開發與應用過程中引發其他風險的新技術，可以像生化學家伯格暫停重組DNA的研究一樣采取較為嚴厲的控制措施，暫停新技術的開發與應用；對技術創新過程中，基于功利性目標有損社會成員利益并造成嚴重后果的，應依法予以懲處。在監督的方式上，既要注重專業監督，又要注重社會監督，將專家的監督與社會成員的監督結合起來，及時溝通信息，防范風險于未然。可以說，完善技術創新的監督機制是強化外在控制的有效保證。
社會治理的價值范文5
眾所周知，非營利的社會組織是社會公共利益主要提供者之一，它彌補了政府的不足，它與政府組織、企業組織共同構成穩定社會的“鐵三角”。但是，與取得巨大成功和進展的市場組織及制度改革相比，其改革的滯后尤為明顯。NGO和NPO(非政府的非營利組織)的缺位或生長緩慢已成為中國改革的短板。解決這個短板，從而替代政府退出某些社會領域和行業領域應提到改革日程。
社會組織的生長緩慢源于社會組織的準入和監管制度改革的滯后。例如，我國目前對非營利的社會組織采取的是統一注冊和審批管理，俗稱雙重管理體制，其依據的是多年前制訂的三個管理條例和一個暫行辦法。由于需要“業務主管部門”和民政部門的雙重審批，是否批準又取決于主觀的“部門意愿”，致使許多民間組織實際得不到批準而處于“非法”狀態，有學者估計，沒有登記的民間社會組織有數百萬之多，經過各級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只有40多萬，前者是后者的10倍。為了存活下去，數以萬計的無法取得民政登記的非營利組織只有“掛‘狗’頭賣‘羊’肉”，到工商登記為公司法人，在運營規則和管理上陷于極為尷尬的狀態。例如，一家頗具聲望的為北京農民工提供就業服務的社會民間組織在無法民政登記后被迫在工商登記注冊為“農家女文化發展中心”，更有甚者，某非營利組織已陷入“法律陷阱”而被行政處罰和取締。
不可否認，對于一個正在轉型、尚未成熟的中國社會來說，社會組織的發育和成長應當受到監管，社會組織亦有一個隨著公民社會的成熟而不斷成長的過程。問題在于：如何監管?是法治的監管還是人治的監管?是管“死”還是管“活”?是“逼良為”還是“改從良”?是把各種利益訴求和價值訴求引導到改革的軌道上來，還是把正當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訴求推向反面?這都是需要我們認真反思的。
社會治理的價值范文6
目前我國還沒有建構起一個統一的價值觀體系，但是在實踐中，其恪守的價值理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以“仁愛”作為價值觀基礎社會工作起源于西方早期的宗教慈善活動，所以基督教所宣揚的“博愛精神”成為西方社會工作專業價值觀的基礎，并成為西方文化傳統中成長起來的社會工作者投入專業助人活動的精神支柱。與西方的宗教傳統不同，中國的助人活動是以儒家的“仁愛”思想為價值觀基礎的，一方面，“仁”所強調的是血緣紐帶關系，即要求要關心愛護自己家里的人；另一方面，以“仁”為基礎的愛不僅要求愛自己的家人，而且要求以寬廣的胸懷善待和幫助全天下的人?！叭蕫邸敝f成為協調家庭關系與社會關系的原則，也成為許多社會工作人士熱心于救濟貧困、無私助人的基本信念。（二）對“助人自助”理念的高度認同從社會工作實踐的角度來看，社會工作者的工作是以服務為本的。在工作過程中，社會工作者不僅要提供救助和幫助，而且要特別注重服務對象能力的發展，即所謂的“賦權”增能，從而通過受助者能力的增強使其能夠更加有效的面對困難，這就是“助人自助”的理念，也是國際社會工作的基本要求。我國社會工作的產生和發展都受到了國際社會工作的重要影響，對“助人自助”的價值理念也有高度認同。
二、社會工作價值觀在管理創新中的意義
（一）使社會管理的目標更加貼近民眾的需要并得到民眾的接受與認同社會管理創新中的“社會管理”并不是簡單的“社會問題管理”或“社會危機管理”，而是“社會問題管理和社會服務”的綜合體，因此，社會管理創新工作在實踐中不應該局限于政府對社會的控制，而應該是將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的自制邏輯貫徹到社會管理中，正如社會工作中所強調的“為服務對象提供平等的服務”、“尊重個人的尊嚴與選擇”“、責任心”，秉持這些倫理原則，社會管理中的舉措、規劃才能貼近人們的生活，才能避免社會管理中只見組織不見人的政策，也才能得到人們的接受與認同。（二）加速社會管理者思維方式與工作習慣的變革隨著民主社會的建設，人們關于自身的主體意識逐漸加強，越來越難以接受政府以往依靠行政手段調配資源、以剛性手段實施管理的方式。而且長期以來，服務對象自身的尊嚴常常被忽略，使他們在接受管理與服務的過程中，自身的能力沒有得到增強，自身改變不足，以至于“有問題找政府”的依賴期望更高，這使得政府部門管理工作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引進社會工作專業價值理念，認識社會工作倫理守則，有助于社會管理人員價值理念與工作手法的轉變，例如，社會工作中蘊含的“以人為本”、平等、接納、差別化的理念，使社會問題的解決中更關注其背后的成因，避免了政府剛性管理的缺陷；在社會救助中，社會工作更注重能力建設與平等發展機會，這就避免了社會對弱勢群體的冷漠，更體現了對社會變遷過程中公平合理分配社會資源的需求的回應。
三、部門管理創新需要價值觀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