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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1
基金項目：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基于關系嵌入的民營企業委托問題研究”（12YBA103）；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基于有限注意的資本市場有效性研究”（71071166）；湖南省教育廳青年項目“基于社會網絡的旅游飯店職業經理人創業能力和創業績效研究”（12B031）
作者簡介：劉曉霞（1981-），女，湖南湘鄉人，講師，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公司治理研究。Email： lxiaoxia19@163com
摘要：本文利用2007—2010年滬深民營上市公司的A股數據，將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嵌入分成親人、熟人和外人三類，并實證檢驗了這種關系嵌入對能力和成本的影響。結果發現，民營企業所有者聘用外人關系的經營者比親人和熟人關系的經營者能顯著提高能力，而其成本和聘用熟人關系的經營者沒有顯著差別，聘用親人關系的經營者比非親人關系的經營者能顯著降低成本。從實證結果我們還發現，民營上市公司現行的公司治理制度沒有發揮有效作用。
關鍵詞：關系嵌入；能力；成本
中圖分類號：F2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1001707
一、引言
自從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Berle 和 Means提出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命題以來，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沖突一直是眾多學者研究的熱點，并成為現代公司治理問題研究的起點。傳統的委托理論（以下簡稱理論）假設人是完全理性和完全自利的，研究的中心任務是在利益相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委托人如何設計最優契約激勵人，使得人的行為能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在Jensen、Mecking、Demsetz、Wilson、Spence、Mirrless 、Ross 和Hart等許多學者的研究下，在理論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并在實踐當中廣泛應用。我國公司治理制度引進了監事會和獨立董事制度，以監督人的行為，就是這一理論的應用。然而李維安和王世權＼[1＼]等很多學者研究發現，獨立董事和監事會制度在中國的成效甚微。獨立董事不獨立，董事不懂事，監事不監視，公司治理效果差。是機制本身的不恰當還是理論源頭的失誤？
Coleman曾指出：“經濟理論存在一種失誤，即使在新制度經濟學中也不例外。這種失誤表現在，忽視個人的關系及其社會關系網絡對產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確定和實施規范的重要影響?！币虼耍敖洕恕奔僭O的理論受到質疑，基于“管家”假設的管家理論興起，它認為理論對經營者內在機會主義和偷懶的假定是不合適的，經營者會自律和努力工作，以達到自身尊嚴、信仰以及內在工作滿足的追求[2]，所以它假設人是利他的和忠誠可信的，從理論的對立角度揭示了經理人和委托人之間存在的另一種關系。
不同的人性假設必然導致不同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產生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論。陳仕華和李維安＼[3＼]認為理論對委托人和人持有低度社會化觀，而管家理論對人性的假設則過度社會化。針對兩種理論的不足，Granovetter提出了社會嵌入理論，以解釋經濟行為人在中度社會化情景中的行為理論，這種理論將人性假設為嵌入社會網絡的社會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經濟人，也不是完全無自主性的管家，因而更符合現實＼[4＼]。本文將從關系嵌入的角度實證分析民營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嵌入強度對能力及權益成本的影響，以期從更理想的理論角度來實證分析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用人機制難題，給發展困境中的民營企業家選擇經營者和治理模式提供現實參考，也給研究家族企業以及委托問題的學者提供新的思路。
本文研究結構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理論與假設，第三部分是研究設計，第四部分是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最后是結論與啟示。
二、理論與假設
最先提出“嵌入”概念的是Polanyi，他認為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Granovetter與Uzzi等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強調社會關系、家庭關系等社會情境結構對經濟行為的制約與影響，當一個“連帶”的社會關系影響到企業的經濟活動時，“嵌入”就存在了，且“連帶”之間的相互作用主要不是由經濟利益驅動，而是基于個人的關系、社會資本等長期的聯結驅動＼[5＼]。因此將“嵌入”定義為基于社會關系的、非商業化的契約來進行商業交易的程度。Smelser 和Swedberg指出嵌入是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議題。我國學者彭正銀認為關系嵌入是指單個主體的經濟行為與其他主體的互動，是對主體間相互聯系內容的研究，是交易雙方相互理解、信任和承諾的達成程度及過程＼[6＼]。
Granovetter和Swedberg將社會嵌入分為關系嵌入和結構嵌入。關系嵌入指單個主體的經濟行為嵌入與他們直接互動的關系網絡中，是對網絡中人際社會二元關系的結構和特征（如關系疏密和關系質量等）的刻畫。而結構嵌入指主體的經濟行為嵌入其所在的社會網絡中，是對行為主體嵌入關系構成的各種網絡的總體結構描述。唐艷和唐國平＼[7＼]、黃中偉＼[8＼]等認為關系嵌入是對嵌入網絡的微觀解構，而結構嵌入是對嵌入網絡的中觀解構。本文研究的重點是嵌入企業委托人和人之間的微觀關系，并討論這種關系嵌入對委托問題的影響，更好地契合理論和管家理論，為公司治理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關系嵌入的特征主要包括關系強度（如強關系、弱關系）以及關系的質量（如信任程度等）＼[9＼]。Granovetter提出了“弱關系強度”假說，認為弱關系能夠跨越不同的群體，跨越了更多的社會界限，能夠獲得更多的信息，弱關系比強關系的作用更大[10]。在現代企業管理中，委托人聘用職業經理人作為人就是這個道理，職業經理人比家族成員（強關系）有更寬的外部網絡結構，信息或知識的冗余度低，創新性強，能應對更復雜的經營環境。他們能通過自己的網絡以及自身的知識和經驗結構，解決企業的融資、銷售和管理等諸多問題，從而提高企業績效，獲得更好的成長和發展。
我國學者邊燕杰通過對中國社會關系的研究，認為在中國社會強關系發揮的作用更大[11]。曹興等認為強關系所帶來的人際信任為經濟活動提供必要的信任，減少交易成本，所以很多民營企業采用家族化或泛家族化的經營模式[12]。然而強關系也有不少的負面作用：一是在中國社會強關系所提供的道德要求，給人帶來很多的制約（如既要考慮企業的目標，也要考慮家族的目標），造成決策過程的低效率。二是強關系網絡的閉合，會導致信息的閉塞和排斥外來人，信息或知識的新穎性不足將難以滿足突破性創新的需要，這是很多家族企業發展的瓶頸，也是李新春所提出的家族主義困境，即強關系嵌入治理不能同時實現基于信任基礎之上的成本與基于專家能力之上的能力的帕累托最優，而人發揮專家的知識和能力創造交易過程的帕累托效率問題理解為“能力”。強關系嵌入帶來的低能力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因此企業需要打開強關系的網絡限制，向弱關系網絡發展。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民營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嵌入越弱，能力越強。
Granovetter的關系嵌入理論更多的是強調弱關系的作用，然而弱關系存在的致命缺陷是導致不信任，在市場體系不發達、正式制度約束不強、信任缺失的國家更易顯現。因為弱關系中人際聯結并不是很強，多次反復的交往不多，所以這種關系不可靠，與不穩定、風險、投機聯系在一起。嵌入在弱關系中的委托人和人，彼此信任度不高，如果只靠道德的約束，就很容易產生投機行為。加上外部環境信任缺失，法律等正式約束不足，人投機行為的幾率更明顯，比如說謊、偷懶、欺騙、中飽私囊、卷款而逃等損害股東利益的行為，造成成本很高。因此，在弱關系下，委托人只有設計更優的合同，加強監督和激勵人，使人的行為最大化委托人的利益。
而在強關系網絡中，委托人和人交往密切，彼此了解熟悉，有更多的互惠以及利他行為，容易產生信任，并給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等各種實質性的幫助。情感的內在制約、利他行為以及中國人注重面子和人情的問題，道德違約成本小，監督和激勵人的成本較弱關系下偏低。所以在創業初期，幾乎所有的私營企業的資金都是通過家人、親戚或者好朋友籌集，生產、經營、銷售也是家族成員把關。隨著企業的成長，規模逐漸增大，越來越多的外部人進入企業，強關系網絡被打破，委托人可以選擇更有能力和知識的外部職業經理人來經營企業，弱關系嵌入加強。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民營企業委托人與人的關系嵌入越弱，成本越高。
三、研究設計
（一）主要變量說明
1成本和能力
目前學者用來衡量股權成本的尺度最常用的是由Ang等提出的管理費用率和總資產周轉率，也得到了我國學者大量的借鑒和運用，如曾慶生和陳信元采用管理費用率、營業費用率、總資產周轉率等來衡量成本[13]。本文認為銷售管理費用率能較好地反映成本，故作為成本的變量。而總資產周轉率體現了人發揮專家知識和能力創造交易過程的帕累托效率，衡量的是經營效率的一種，反映的是人的經營能力，故本文采用總資產周轉率作為能力的變量。
2關系嵌入強度
自從Granovetter與Rowley等社會學家將關系嵌入強度從互動頻率、感情強度、親密程度和互惠交換等不同維度進行分析，魏江和鄭小勇采用訪談、案例分析以及問卷調查來衡量關系嵌入的強度和質量[14]。本文借鑒提出的中國人的差序格局關系以及楊國樞[15]對中國社會關系劃分的方法，將委托人與人關系嵌入從強至弱分為親人（血緣、姻緣、親緣關系）、熟人（同學、同鄉、同事關系）、外人（除親人和熟人以外的其他關系）。并給親人、熟人、外人三種關系分別賦值1、2、3。
3公司治理結構
公司治理結構是為解決委托沖突而做的一種制度安排，必定會影響委托關系。Jensen和Meckling就提出管理層持股是影響股東——管理層委托沖突的重要因素， Collier等則沒有發現股權成本與審計委員會活動之間沒有關聯的證據。Belden等發現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利越高，越容易支付股利[16]。在國內，很多影響權益成本的公司治理因素也得到了實證檢驗，如宋力和韓亮亮[17]認為是股權集中度和股權制衡度，曾慶生和高雷等認為董事會結構，肖作平等認為是董事會規模，李明輝認為兩職分離，黃福廣等證明高管薪酬，能夠影響權益成本。本文設置了股權結構特征（股權集中度、股權制衡度）、董事會特征（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監事會特征（監事會規模）、管理層特征（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來控制公司治理結構對成本的影響。
4公司基本特征
李明輝證明了公司的基本特征會影響股權成本，如公司規模越大，對管理層進行監督的難度越大，從而監督成本越大，管理層進行不當消費的權力也增大[18]。提高負債率可以加強外部監督從而降低成本。成長機會低的公司，管理層對自由現金流的濫用會提高成本。除了控制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成長性的影響，還要控制行業因素導致的成本的差異。
5人基本素質
在研究能力的影響因素時，人的學歷越高、年齡越大、從業經驗越豐富，則人的經營能力越強。本文用人學歷、年齡作為影響能力的控制變量。
（二）研究方法與模型設計
本文采用多元回歸分析方法檢驗關系嵌入對成本和能力的影響。借鑒Ang等，及李明輝的模型，本文分別對成本和能力回歸模型設計如下：
能力模型：
在能力模型中，我們先檢驗能力與關系嵌入的單因素關系，再逐步加入人基本素質變量和公司基本特征變量以控制它們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在成本模型中，同樣先檢驗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單因素關系，再逐步加入公司基本特征變量和公司治理結構變量。各控制變量如表1所示，各回歸模型結果如表4所示。
（三）樣本與數據
本文選擇2007—2010年滬深兩市A股民營企業共3 185個年度樣本數據，依次刪除以下數據：（1）實際控制人為非自然人的樣本439個；（2）2007—2010年度經特殊處理的S、ST、*ST股票454個；（3）上市時間小于365天的樣本596個；（4）刪除沒有披露管理費用率、銷售費用率、總資產周轉率的樣本9個，且銷售管理費用率和總資產周轉率變異大的極端值17個；（5）刪除頻繁更換實際控制人或總經理以及找不到關系的樣本31個；（6）總經理由實際控制人自己擔任的公司，所有者與經營者是一體的，理論上沒有沖突，故刪除此樣本334個。最終得到年度樣本總數為1 305個。除關系嵌入數據通過百度、新浪網等手動搜集整理，其他數據均來自國泰安金融數據庫。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樣本的描述性統計
表2對2007—2010年的年度樣本進行了基本的統計分析。從表2中可以看出，雖然四個年度樣本數據不同，但各年度不同的關系嵌入樣本占當年樣本的比例變化很小，基本處于一個穩定的狀態。因變量能力（ABILITY）和成本（ACOST）的均值和標準差在各年度變異也不大，相對來說，能力的年度變異更大（標準差大）。從總體樣本來看，關系嵌入類型為熟人的比例占到了58%，親人占14%，外人占28%，民營企業聘用熟人的比例偏高。
（二）回歸分析與假設檢驗
為了檢驗本文的理論假設，下面利用最小二乘法對變量進行層級回歸分析，結果分析如表4所示。模型1—3檢驗假設1，模型4—6檢驗假設2。模型1和4只檢驗解釋變量GE1和GE2對因變量的影響，模型2和5則分別加入了人基本素質變量和公司治理變量，模型3和6還控制了公司基本素質變量。
在檢驗假設1的模型中我們發現，關系嵌入變量GE2在模型1—3中都顯著為正，說明委托人和人關系為外人時，比親人和熟人能顯著提高能力；GE1在控制了公司基本特征變量后也顯著為正，說明運用熟人和外人關系的人比親人關系的人能力更強，實證結果支持了假設1。另外，我們發現能體現能力的學歷因素影響不顯著，可能是我國學歷教育魚龍混雜，文憑不能體現人的能力。用人的年齡變量代表的經驗因素對能力的影響也不顯著，年齡越大，經驗越豐富，但也可能剛愎自用，固步自封。性別因素在模型2中顯著為正，男性人比女性人的能力更強，但加入了公司特征變量后結果不顯著了。
在檢驗假設2的模型4—6中，我們發現關系嵌入變量GE1都顯著為正，GE2不顯著，說明委托人聘用自己的親人比熟人和外人人能顯著降低成本。但比較外人人和非外人（親人和熟人）人時，結果不顯著，說明聘用熟人和外人關系的人對成本沒有顯著的差別。實證結果部分支持了假設2，也和大部分學者關于家族企業治理能降低成本的結論一致。此外，公司治理結構變量除了股權集中度（OWNCON1）顯著為負外，其他指標都沒有顯著影響。說明股權越集中，成本越低，而獨立董事、董事會和監事會的規模以及總經理的持股和薪酬都沒有起到監督和激勵的作用，沒能降低成本。公司基本特征變量中，資產負債率（LEVERAGE）越高，對人的約束越強，成本越低；公司規模（TOTASS）越大，成本越低，說明規模優勢能有效控制成本；公司的成長性對成本沒有顯著影響。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檢驗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嵌入對能力和成本的影響是否穩健，我們采取了兩個方法。一是對樣本進行重新篩選，分別對因變量進行首尾1%的刪除，并從2007—2010年樣本中選擇任意兩年和三年度的樣本進行回歸分析，結果和前面的分析無異。二是對變量進行重新選擇，以應收賬款周轉率、存貨周轉率、流動資產周轉率等營運能力指標衡量能力，計量結果沒有什么變化；在成本變量的選擇上，本文借鑒廖理和羅煒的方法采用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權小峰等方法采用在職消費，即用管理費用減去機體的壞賬準備、存貨跌價準備及當年無形資產攤銷額來衡量，結果沒有實質性變化。
五、結論與啟示
本文從關系嵌入的視角，研究了民營上市公司所有者和經營者關系嵌入強度對能力和成本的影響。結果發現文憑、年齡、性別這些經營者個人素質并不能很好地體現人的能力，而關系嵌入卻能很好地體現。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知識和信息更新換代快，過去的經驗不代表未來的能力，倚老賣老的行為帶來的可能是經營短視，不加強學習就會固步自封。文憑和學歷過去在中國很重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教育系統弊端重重，造成各種文憑滿天飛，含金量直線下降，企業也不再以文憑的高低衡量人的能力。同時，也有很多學者發現女性經理并不比男性經理差，女性的特質能讓女性經理在經營過程中具備獨特的優勢。
我們的研究結果讓人能直觀地從總經理與實際控制人的關系中判斷經營者的能力。如果企業實際控制人使用自己的親人來經營企業，委托人和人都處在一個強關系的網絡結構中，即使能如我們的實證結論一樣降低成本，其代價是信息和知識的閉塞，也就是大多數學者認可的家族企業的發展瓶頸。
我們的統計中，民營上市公司中聘用親人經營者的比例最低，熟人經營者的比例最高。不是民營企業不愿意用親人做經營者，而是親人經營者資源太有限，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自己熟悉的同鄉、同學、同事等來經營企業。而我們的實證研究發現聘用職業經理人這樣的外人產生的成本并不比聘用熟人高，反而能提高能力。
因此在我國，企業要真正走上現代化的管理之路，首先，要加強誠信社會的建設，讓所有者能放心大膽地將經營權外放給有能力的經營者。其次，要提高我國公司治理的水平，使獨立董事、監事能真正發揮監督的作用，股權和薪酬制度能真正發揮激勵的作用，不再是形似而神不似的舶來品。外在環境和內在制度的完善，是我國企業管理現代化的必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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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2
1、引言
2012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2.57%，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改革開放后城鎮化進程取得了顯著成效。然而在傳統城鎮化進程中注重“量”的提高，忽視了“質”的提升，導致城鄉差距拉大等系列問題，城鎮化發展質量廣受詬病。
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如何提升城鎮化的質量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城鎮化質量評價是了解城鎮化發展質量的科學方法，傳統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已難以適應“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要求，因此適時構建符合新型城鎮化發展要求的質量評價體系就顯得尤為必要。
2、相關研究文獻綜述
2.1新型城鎮化的科學內涵
新型城鎮化是相對傳統城鎮化而言的，“新”簡要的說是指城鎮化發展的觀念更新、體制革新、技術創新和文化復新；“型”是指經濟社會發展的轉型。關于新型城鎮化的科學內涵理論界并沒有統一的定義，一般認為是以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為發展原則，以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為推動機制，實現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良性互動，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合理布局與協調發展，形成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城鄉一體的集約、智慧、低碳、綠色城鎮化道路[1]。
2.2城鎮化質量評價體系研究評述
關于城鎮化質量評價方面的研究，國內外很多學者和相關部門都發表過相關研究成果，國外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聯合國人居中心的城鎮發展指數（cdi）[2]和城鎮指標準則（uig）[3]，cdi是從基礎設施、廢棄物處理、健康、教育及生產5個方面評價城鎮化質量，uig中包括居住、社會發展和消除貧困、環境治理、經濟發展和經濟管制等5個方面的指標；國內學者中最早研究城市化質量的是葉裕民，她從城市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兩個方面的相關指標評價城市化質量[4]。最新的城鎮化質量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有：張春梅等在界定城鎮化質量內涵的基礎上，從經濟競爭度、民生幸福度、城鄉統籌度和持續發展度四個方面構建發達地區城鎮化質量綜合測評指標體系，以江蘇省為例進行測評分析[5]。何平等在已有相關城鎮化質量測評研究的基礎上，從城鎮化內涵和城鎮化質量內涵的角度出發構建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一級指標包括7個方面，分別是人口就業、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公共安全、居民生活、資源環境及城鄉一體化，較好的體現新型城鎮化內涵中人的城鎮化和城鄉一體化的發展目標[6]。
相關研究中對城鎮化質量的評價各具特色、百花齊放，但目前仍缺少針對新型城鎮化的質量評價指標體系，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依據新型城鎮化的科學內涵和基本特征，在綜合考慮評價數據能夠統計得到的前提下構建新型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豐富城鎮化質量研究的成果。
3、新型城鎮化指標體系構建
在對城鎮化質量評價相關文獻評述和深刻理解新型城鎮化科學內涵和基本特征的基礎上，構建出新型城鎮化質量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該指標體系分為目標層、準則層、指標層，6項準則下屬24項指標。指標層以反映新型城鎮化基本特征和數據容易量化獲取為原則，以正確評價新型城鎮化發展質量為目標來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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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1.張高嶺（1989——），男，漢族，河南駐馬店人，重慶交通大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技術經濟及管理。
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3
關鍵詞：公共領域；道德缺失；社會價值觀；問題改善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倫理學中的道德研究，雖在學科建設、研究領域拓展、學術著述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相對于社會的變革和利益格局變化的需求而言，仍有許多理論和實踐問題有待深入和重視。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變動也急速加劇了人與人之間在經濟問題上的生疏和在道德領域的冷漠.因而公共領域的道德問題不簡單地只涉及它的品性的改變，還涉及到由其品性的改變所導致的功能的變化——這種變化將使公共領域變成社會進步無足輕重的要素，甚至成為社會進步的一大負擔。
一、公共領域的含義及其基本特征
（1）公共領域的含義?！肮差I域”一詞由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領軍人于爾根哈貝馬斯的一本名著（Habermas，1962/1989；哈貝馬斯，1999a）中被概念化了。所謂公共領域，哈貝馬斯意指的是一種介于市民社會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與國家權利領域之間的機構空間和時間，其中個體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討論他們所關注的公共事務，形成某種接近于公眾輿論的一致意見，并組織對抗武斷的、壓迫性的國家與公共權力形式，從而維護總體利益和公共福祉。（2）公共領域的基本特征。對于公共領域的特征分析，就我理解，我國當前公共領域的活動特征可以分以下幾個方面論述：信息化背景。當今世界范圍內正掀起一場以計算機技術和光纖通信技術為先導，以加速社會信息化為宗旨的全球性信息高速公路建設的熱潮。全球化背景。全球化與現代化和信息化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為當今世界信息傳播和人口流動的便捷性，地球變得越來越小已經是大部分人的共同感受。
二、公共領域道德缺失問題的原因所在
2011年10月13日下午5時30分許，一出慘劇發生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走在巷子里，被一輛面包車兩次碾壓，幾分鐘后又被一小貨柜車碾過。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七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八個路人，竟然對此不聞不問。最后，一位撿垃圾的阿姨陳賢妹把小悅悅抱到路邊并找到她的媽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在公共領域道德淪喪的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1）制度原因——直接原因。從政府目標角度問題，發展經濟作為首要目的是必須的，首先得把蛋糕做大，但是在做大蛋糕之后，就應該關注怎么切好蛋糕了?，F在中國的情況是蛋糕越做越大，可是卻分不好這個蛋糕。人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就業、融資等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機會不均等，人們獲得資源的機會不均等。比如，教育，醫保，福利這些都很少。（2）文化影響——重要因素。1.政府在經濟轉型期間過度追求經濟利益，忽略精神道德的價值導向的引導。中國從改革開放的時候，確定了政府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本來這種理念是符合世界潮流的趨勢的。2.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在傳統社會，人際交往主要在血緣和地緣基礎上展開，其特征是熟人信任。隨著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人們將與越來越多的陌生人交往，而且與有些人的交往可能僅此一次。在傳統社會，人際信任的保障機制主要是關系加上個人特質如良好的人品、聲望等。（3）公民社會尚未真正形成。阿爾伯特·赫希曼曾指出，“‘公共’包括公共行動、追求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幸福的行動，也就是政治領域中的所有行動，以及公民參與公共與社區事務的行動?！痹诖艘饬x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得到了體現，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實質體現在民主參與、共同關注、平等地交流與互動以及對公共利益的維護等方面。
三、重建公共領域道德體系
（1）政府——市場——社會三方面共同治理。治理是一個過程，治理過程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牽涉到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治理就是把集體和個人行為層面，政治決策的縱橫模式都包羅在內的過程。（2）加強公共領域道德缺失的法律束縛。我們在提倡以德治國在建立良好的社會體系對公民的社會道德修養進行道德教育的引導的同時，通過立一些專門的法律來保障公共領域的道德缺失問題的治理也是一條不可或缺的途徑。（3）堅持以先進典型帶動公民道德建設。道德在本質上講是自律的，是人內心對自我的自覺要求。但道德不會自然而然地產生。正確的道德觀念，只有被人民群眾普遍接受、理解和掌握，并轉化為社會群體意識，才能為大多數成員自覺遵守和奉行，形成良好的社會風尚。這個過程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社會全體成員人人自覺參與、長期堅持不懈，需要一部分人先行，最終達到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堅持以先進典型帶動公民道德建設，是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環節。
四、結語
沸沸揚揚的小悅悅事件已經過去了，但它留給我們的思考還沒結束。從這起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民眾的公共道德意識的缺乏和道德準則的喪失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國民頭腦中公共意識的缺乏和心中公共道德的偏失，是嵌生在中國人的公共生活環境中的。正如同這個公共生活的環境，是嵌生在整個社會的文明進程中的。我們可以追究公民教育中的失??；可以尋找公共秩序維護中的粗疏；可以反思公眾參與的不足和公共空間的狹??；可以追溯道德觀念在社會激蕩中的起伏流變———與所有大命題牽扯在一起的這些起因，都提示著同一個結論，但罪魁禍首還是當今社會金錢至上的價值觀所致，這是根本原因，所以我們要從根本抓起，從本質上提高國民的素質，從根本上改善公共領域的道德缺失現象，要真正的根除國人社會道德理念的淪喪只有通過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來改變，這或許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對此我們要有耐心。
參考文獻：
[1]武術霞：《誠實信用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道德基礎》〔J〕，《發展研究》，2007年第三期.
[2]龔群：《論公共領域與公德》，《中國人民大學學報》〔J〕，2008年第一期.
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4
一、緣起與內涵
協作性公共管理理論的生成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學者們從多層面對協作性的基本內涵進行了分析與歸納。
1.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緣起
(1)思想傳承:行政協調論的現代生長
行政協調論是傳統行政思想的一個優秀因子,在西方傳統行政理論中不乏豐富的行政協調理念。1887年,古德諾在《政治與行政》一書中對威爾遜的“政治與行政”二分法做了進一步闡述,“分權的原則使每種機構只限于行使一種被分開的政府功能。然而,實際的政治需求卻要求國家意志的表達和執行之間協調一致?！薄胺膳c執行之間缺乏協調就會導致政治的癱瘓?！盵1]12-51為此,他提出通過行政適度集權化和政府體制改革等措施來實現政治與行政的協調。1947年,懷特也在《行政學概論》一書中對行政協調的動因、機構及原則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協調的困難性是行政單位數目的增加”,從而導致“在各個方面的活動中,行政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十分困難,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為了實現政府各部門的協調,“應該設置政府委員會以利于行政協調工作的有效開展”。而“協調機關的組織原則是對任何事件均由主管會制定完整的政策,用以領導相關的各部”[2]76-82。佩里??？怂怪赋?“政府之間的協作和整合必要性決不是一個新的東西,盡管具體的形式、偏好的工具和特殊的問題已經時過境遷,但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合作和整合,不管是被稱作是‘協同的’、‘整體的’,還是‘協調的’、‘整合的’,所有的這些都是政府組織永恒的追求目標?！盵3]9因此,協作性公共管理是“傳統的合作理論的一種復興,只不過其內容更加復雜,具有綜合性和理論性”[4]。
(2)理論反思:碎片化治理的根治之道
碎片化治理是新公共管理改革走向極端的產物。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地推行了一場以新公共管理改革為內容的政府再造運動,新公共管理大量借鑒工商企業管理的原則、方法和技術,把傳統的官僚制政府改造成小型化和分權化組織結構模式?！靶碌慕M織形式以靈活性的日益增強和垂直整合組織結構的解體為特征,合同承包廣泛地被采用,大型組織規模大幅小型化,并被分裂為更具自主性的商業單位?！盵5]12-13如新西蘭除創立國有企業單位外,將剩余的政府部門分割為更小的、更專業的機構,英國也在“下一步改革方案”中建立了大量小型化的執行機構。但隨著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推進,也產生了新公共管理的限度問題,即機構裂化問題[6]。碎片化治理就是機構裂化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新公共管理的碎片化治理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轉嫁問題,讓其他機構來承擔代價;互相沖突的項目;導致浪費并使服務使用者感到沮喪;互相沖突的目標;由于缺乏溝通,不同機構或專業缺乏恰當的干預或干預結果不理想;在對需要做出反應時各自為政;公眾無法得到服務,或對得到的服務感到困惑,他們常常不知道到哪里去獲得恰當的服務;由于沒有考慮問題產生的原因,而是強調可得的或固有的一套專業干預,從而導致服務提供或干預的遺漏或差距[7]48?？梢娝槠卫淼母丛谟谛鹿补芾砀母锊粌H沒有擯棄傳統官僚制功能性組織原則,而且強化了功能性組織設計,從而導致政府機構之間協調和整合問題急劇增加。因此,尋找一種增加協調和合作的治理模式就成為根治碎片化治理的根本出路,協作性公共管理正是對這種理論反思的結果。此外,新公共管理理論將公民當成客戶回應,隱含著把公民視為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被動接受者的危險,忽視了政府和公共機構與公民之間開展協作。協作性公共管理則拋棄公民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概念,以協作為基礎,強調加強政府和公共機構與公民以及其他社會參與者之間的協作關系和伙伴關系[8]。
(3)實踐需求:復雜性問題的應對邏輯
公共服務與公共事務的復雜性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產生的直接動因。在信息時代或知識經濟時代,世界趨向復雜化和多樣化,地方政府面對的公共服務需求日趨復雜化和多樣化,這在客觀上需要跨越功能劃分、組織界限甚至地理界限的協作性公共管理活動。奧爾圖提出組織間網絡管理等跨組織結構普遍存在且可能增加的五個原因。a.是處理艱難或復雜政策的需要。傳統社會中官僚制組織形式可以有效解決的那種容易界定、明確的目標和任務的問題已經讓位于需要多方共同解決的惡劣問題。b.政府直接干預的局限性促進了基于網絡解決方法的增長。c.政治驅動力誘導出需要超越政策目標,使聯網成為基本需求。d.實現聯系制度化的努力結果。由于二級項目效果的信息不斷增多,通過組織之間的特別工作小組和計劃團隊等制度安排也相應地增多。e.橫向規定和交叉法令等在內的命令層次提供的額外壓力。因為在許多熱點問題中,如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不同的項目之間具有不同的目的、資金來源、頒布標準及利益相關者,協作與互動溝通勢在必行[9]22-23?？梢?跨組織結構應對復雜性問題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產生的現實動因。
2.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
協作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的一個核心理念,它對于理解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具有重要的作用。學者們主要從組織間關系、組織結構和集體行動的邏輯三種視角對協作進行了界定[10]104:a.組織間關系視角的協作是指基于特定議題的利益相關者自發組織、參與到同一過程中,采取行動或共同決策。b.組織結構視角的協作主要從結構與功能的角度來定義協作,認為協作過程是松散的、多層網絡組織的相關組織領導利益相關者以解決共同關注的社會問題。c.集體行動的邏輯的視角的協作意味著自治的參與者通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談判、共同制定的規則和組織結構來處理相互間的關系,決定和解決共同關注的事務。
基于協作的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個含義十分廣泛的概念,大量存在于各種跨組織協作、網絡管理和公私伙伴關系等實踐之中,學者們從多種視角、多個層次對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內涵進行了揭示和探究。沃爾特?鮑威爾從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的比較中揭示了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含義,認為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獨特的制度形式,它不同于市場自發性協作和等級制度有意識性管理的諸多過程[11]。羅伯特?阿格拉諾夫和邁克爾?麥圭爾在《協作性公共管理:地方政府新戰略》一書中把“協作”作為在政府組織間進行管理的基本描述符號,“它描述了在多組織安排中的促進和運行過程,以解決單個組織不能解決或者不易解決的問題。協作性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是縱向和橫向活動的復雜結合,其中僅有一些結合可以被認為是協作的,但是所有的結合都是多方參與的?！盵9]3-39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則認為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網絡化治理模式,它象征著當前改變公共部門形態的四種有影響的發展趨勢正在合流:由公私聯合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三方政府;聯合政府若干機構提供整體服務的協同政府;基于先進技術用以往不可能的方式與外部伙伴進行適時合作的數字化革命;要求多元化和個性化的消費者需求選擇。這四種發展趨勢的集合,使網絡化治理成為一種公共部門的新形態,“它將第三方政府高水平的公私合作特征與協同政府充沛的網絡管理能力結合起來,然后利用技術將網絡連接到一起,并在服務運行方案中給予公民更多的選擇權?！盵12]8-17
總之,協作性公共管理是一種不同于傳統官僚制單中心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分權化治理的地方政府治理理論的新模式①。以公民為中心、多中心安排治理和整合性公共服務是協作性公共管理的三個基本特征。
二、結構、機制與模式
在實踐中,協作性公共管理可以發生在區域、地方政府和社區管理等多個層次,且橫向協作和縱向協作是相互重疊的,協作既可以存在于中央政府層級(如美國聯邦系統內)的縱向環境中,也可以存在于參與者是地方政府(代表社區內多種利益)的橫向環境里。協作性公共管理形成了獨特的結構類型、協作機制和實踐模式。
1.結構類型
協作性結構可以在政府運作的各種制度和體制環境,即在縱向政府各個層級和公私部門中組織互動的橫向環境中產生。在具體運行時,既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還可以在自外而內的網絡環境里操作[13]。一個公共管理者可能同時涉及跨政府邊界、組織邊界和部門邊界,且負有正式的契約責任,從而很難區分不同環境中的邊界,因此,劃分協作公共管理的結構類型就具有重要的意義。米爾娜?曼德爾和托迪?斯蒂爾曼根據西方國家治理實踐的經驗總結了實踐中協作公共管理的基本結構類型及功能特征(見表1)。上表從問題導向、對目標的承諾、聯系強度、努力寬度、目的的復雜性和努力范圍等功能性特征分析了如下五種協作性公共管理的網絡類型[14]。
(1)間歇性協調
這主要發生在兩個或多個組織相互調整、相互適應地完成同一目標的政策和程序中。間歇性協調結構的交互作用一般在較低的層次產生,組織間的承諾也只是保持在目標完成的深度,資源共享也相對較少和低風險。
(2)臨時性工作組
這是用于完成一個具體的和有限的目標,并隨著目標的完成而迅速解體的協作性公共管理結構類型。在這種結構中,資源共享僅僅存在于有限的范圍之內。這類型的結構主要包括為具體的問題(如水質量標準、社會關注事件等)而建立起來的討論潛在性解決辦法的各種組織間關系的群體。
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5
關鍵詞：風險承擔；公司治理；經濟后果
中圖分類號：F27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 引言
風險承擔指企業在投資決策中具有如下特征的一類長期價值增值行為：①風險較大但收益也較高；②注重企業的長期價值，投資回收期長，短期成本高，且成功概率較低。風險承擔更高表明高管更具冒險創新精神，更不會放棄那些風險高但凈現值為正的投資項目。由于高風險項目能比低風險項目帶來更高的預期回報，高風險承擔能夠加快社會的資本積累并促進技術進步，使整個社會生產率維持在較高水平。風險承擔對于企業的成功也至關重要，為了獲取更高回報，必須投資更多高風險高收益的項目，從本質上講利潤也就是對冒險的補償和回報[1]。由此可見，企業通過風險承擔獲取較好的市場和盈利機會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也是一個國家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根本動力[2]。
然而，數千年來我國“集體主義”和“中庸思想”在人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人們對待“風險”避而遠之。這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我國企業風險承擔的意識不強，長期以來我國企業風險承擔整體不足，阻礙了我國企業長期發展和競爭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在此背景下，如何進一步培育企業家精神、促進企業風險承擔具有特別突出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然而，盡管企業風險承擔在實務中是一種普遍現象，但學術界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晚。且已有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大多是針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研究，近年來才逐漸涉及對非金融類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在諸多方面尚未達成一致共識。本文主要從企業風險承擔衡量、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三個方面針對非金融機構也即普通企業風險承擔的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梳理，在此基礎上分析現有研究不足，并指出未來研究方向。
2 企業風險承擔研究現狀
2.1 企業風險承擔的衡量
有關企業風險承擔的衡量，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測度方法：①采用具體某項風險承擔行為作為企業風險承擔的替代變量。研發支出由于成功概率較低以及收益的高度不確定性，通常被用作企業風險承擔的變量[3～7]。與此相對，也有學者使用風險相對較小的固定資產資本支出作為反向變量[3，5，8]。除此之外，廣告支出、財務杠桿度[9，10]、是否投資高新技術項目[1]等也常被用作企業風險承擔的變量。②使用一段時期內企業盈余或股票收益的波動性來衡量。企業的風險性項目必然會導致企業盈余或股票收益的較大波動性。因此，如果企業盈余或股票收益波動性較大，則說明企業傾向于承擔風險。常見的如ROA的標準差[10～13]、ROE的標準差[11]、Tobin’s Q的標準差[14]、股票收益的標準差[14～16]、現金流變動的標準差[2]以及一定樣本期內企業盈余的變動幅度。③使用實際收益（ROA， Tobin’s Q，股票收益率等）與預期收益差額的絕對值來度量[14]。這種方法先使用大樣本數據建立起企業收益的回歸方程，用于計算企業預期收益，然后計算其與實際收益間的差額，該差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業風險承擔傾向。④學者們自行構建的企業風險承擔指標。風險承擔行為越多，必然會增加企業的破產概率，部分學者借鑒財務預警研究的方法構建反映企業風險承擔的指標。如Altman’s Z-score和Olson’s O-score等指數[14]。
各種企業風險擔當衡量方法評價如表1所示：
目前，學者們對企業風險承擔的衡量方法莫衷一是，因為這些衡量方法各有優劣。上述企業風險承擔衡量方法都有其固有局限，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使用不同衡量方法可能會導致差異甚至相反的結論。特別是我國存在特殊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如上述指標中的研發支出披露很不規范、不完整；在我國，財務杠桿究竟體現更多的是融資方面的因素還是企業風險承擔方面的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企業的風險承擔很難說清；會計收益更容易受到管理層的操控，股票收益具有很大的投機性等，這些都限制了上述衡量方法在我國的使用。因此，如何借鑒發達資本市場企業風險承擔的衡量方法，在深刻理解企業風險承擔內涵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獨特的制度背景，構建適合我國上市企業的風險承擔指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
2.2 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
對企業風險承擔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從企業基本特征、公司治理因素以及宏觀制度環境等幾個方面來闡述的。
2.2.1企業基本特征的影響
企業基本特征是影響風險承擔的重要因素，先前關于企業風險承擔影響因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企業規模、財務杠桿、成長機會和行業類別等企業基本特征上[16]。
2.2.2 公司治理因素的影響
近年來，從公司治理視角對企業風險承擔影響因素的研究方興未艾。理論認為相對能夠進行多元化投資而表現為風險中性的廣大股東而言，管理層的專用性人力資本和個人財富往往高度集中于其所供職企業，缺乏相對多元化的投資，由于經理層個人聲譽和職業關注等原因，經理層比股東更厭惡風險，他們可能出于私利考慮而放棄一些投資風險高但凈現值為正的風險承擔項目，從而損害價值[17]。Hu等[18]發現由于職業關注，績效相對很好和很差的基金經理都會采取相對更多的風險承擔行為，基金公司風險承擔與過去的績效呈U型關系。Chen和Zheng[19]發現隨著CEO任期的延長，其職業關注會降低，從而增加了企業風險承擔。Li和Tang[1]研究了管理者的心理特征――驕傲自大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發現CEO的驕傲自大情緒與企業風險承擔正相關，并且當管理者自較大時，這種關系更為強烈。Faccio等[10]發現女性CEO管理的企業具有相對較低的財務杠桿和盈余揮發性以及較高的生存機會，說明女性CEO管理的企業風險承擔水平較低。
在此基礎上，設計了一系列的激勵和約束機制來實現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風險偏好相一致，從而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在激勵機制方面，權益基礎上的薪酬激勵（股權激勵）和股票期權是常用的手段[15]，這些措施能夠促使管理層克服風險規避傾向，導致較優的風險承擔水平。Shivaram等[20]發現股票期權能夠促使經理層擴大對風險高但收益也相對較高項目的投資，促進企業風險承擔。Wright等[15]系統研究了高管激勵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發現高管薪酬中固定部分比例越高，企業風險承擔越低，而授予經理層股票期權能夠提升企業風險承擔，高管持股比例與企業風險承擔呈現一種曲線關系。Low[21]研究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特拉華收購熱潮后，企業風險降低了6%，而這主要集中于經理層具有較少股權激勵的企業中，特別是當CEO的財富相對于股票收益的揮發性（Vega）不敏感時，上述效應更為明顯。較高的Vega（CEO財富相對股價變化敏感性）會促使企業采納風險性政策，包括更多的研發支出、較少的資本支出（PPE）、經營業務更為集中以及較高的財務杠桿[3]。Dong[22]發現當持有股票期權的CEO財富相對股票收益揮發性更敏感時，他們更可能發行負債而不是權益融資，且即使在資本結構較高的企業也是如此。Kim和Lu[4]進一步發現當外部治理較弱時，CEO所有權與企業風險承擔呈現倒U型關系，而當外部治理較強時，CEO所有權與企業風險承擔并沒有顯著關系。
約束機制也是協調經理層與股東風險偏好差異的一個重要方面，如大股東所有權集中、機構投資者和多個大股東的出現等。隨著所有權的增加，大股東具有強烈的動機通過增加風險性項目來提高企業收益，部分學者也發現所有權集中度與企業風險承擔正相關[23]。但另一方面，大股東也有追求私有收益的強烈動機，可能采取更穩健的投資項目來確保這些收益[2]。Faccio等[11]進一步研究發現只有當大股東具有多元化投資時，大股東所有權與企業風險承擔間的正向關系才成立，具有多元化投資的大股東控制的企業風險承擔水平也相對更高。Mishra[24]發現大股東有能力和動機采取穩健的投資政策以獲取私有收益，主導股東的出現降低了企業風險承擔，而多個大股東的出現能夠提高企業風險承擔。Koerniadi等[25]發現多個大股東的出現便利了企業風險承擔。
Wright等[26]發現機構投資者具有通過促進企業風險活動來提升企業價值的動機。大股東身份對企業風險承擔也具有重要影響。國有股東追求社會穩定和員工失業率的降低[27]，傾向于降低企業風險承擔，而外國投資者則促進企業風險承擔，并且這一關系受到國家制度的影響[13]。Su和Lee[7]發現家族企業為了保存他們的財富，家族所有權和家族參與程度都降低了企業風險承擔，而外部董事能夠減弱上述影響。而Nguyen[23]則發現日本家族企業具有強烈的動機增加企業價值，能夠促進風險承擔，而銀行控制的企業則傾向于降低風險承擔。在以銀行治理為中心的日本經濟里，外國投資者所有權的增加能夠促進企業風險承擔。
其它治理機制，如董事會對企業風險承擔也產生了重要影響[25]。Wang[5]發現較小規模董事會更能促使CEO承擔風險，進行更多的風險性投資。Nakano和Nguyen[14]發現企業董事會規模越大，越傾向于采納非極端的投資決策，降低了企業風險承擔，并且這種關系受成長機會的影響。Ferrero等[16]全面研究了董事會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發現董事會規模與企業風險承擔顯著負相關，董事會費用與企業風險承擔顯著正相關，而獨立董事、董事長與總經理兼任狀況對企業風險承擔并沒有顯著影響。Koerniadi等[25]使用新西蘭企業也發現董事會規模與企業風險承擔負相關，董事會的所有權對企業風險承擔也具有一定的影響。
2.2.3 宏觀制度環境因素的影響
較好的投資者保護能夠促使企業增加對具有較高風險但能夠增加企業價值項目的投資，投資者權利保護越好，越容易接受“高風險高收益”類型的投資項目，從而提高企業價值[2]。而較好的債權人保護會導致破產成本更高，降低企業風險承擔[12]。King和Wen[8]發現國家整體公司治理水平會對企業風險承擔產生顯著影響，較強的債權人治理水平導致較高的資本支出和較低的研發投入，而較高的股東治理水平會導致較高的研發費用（風險承擔較高）。Li等[6]進一步檢驗了國家文化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發現個人主義的文化對企業風險承擔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回避不確定性的文化價值觀對企業風險承擔具有顯著負向影響，并且上述關系受管理層自的影響。
2.3 企業風險承擔的經濟后果
現有文獻對企業風險承擔經濟后果的研究雖有所涉及，但尚未引起足夠重視。研究內容主要體現在企業風險承擔對融資、現金持有、成長性、資本配置效率和績效等少數幾個方面的影響上。Dong[22]發現股票期權能夠增大企業風險承擔，進而導致發行更多的負債而非采用權益融資，由此造成了次優的資本結構。Liu和Mauer[28]研究發現風險承擔較高的企業需要相對較強的資產流動性，現金持有水平也就較高。Faccio等[10]認為女性CEO管理的企業風險承擔相對較低，并降低了企業資本配置效率。Nguyen[23]發現異質性風險能夠保持企業競爭優勢，日本家族企業的風險承擔相對較大，進而提高企業績效，而銀行控制企業風險承擔較低，企業績效也相對較低。
2.4 企業風險承擔的國內研究
國內學者對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集中體現在有關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研究上，而對非金融類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還未引起重視。研究內容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零散見于企業風險承擔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的少數方面。張瑞君等[29]研究發現貨幣薪酬激勵的增加能夠提升企業風險承擔水平。程惠霞和趙敏[30]研究了女性性別與風險偏好的關系。李文貴和余明桂[31]發現國有企業風險承擔水平更低，且這種效應主要存在于中小規模企業。解維敏和唐清泉[32]研究了公司治理特征對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梢?，僅有的幾篇研究還都停留在對企業基本特征和少數公司治理因素的研究上。而經濟后果方面的研究則更少，李文貴和余明桂[31]發現風險承擔能顯著提高市場價值。
3 現有研究不足與未來展望
隨著企業風險承擔理論的深入研究和實踐活動的開展，風險承擔已經引起學術界和實務界的高度重視。本文從企業風險承擔衡量、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三個方面系統梳理了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對我國企業深入認識風險承擔的內涵和價值、促進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通過現有研究的梳理也可發現，目前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歸納起來，目前企業風險承擔研究的不足之處和未來方向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在企業風險承擔衡量方面，至今仍沒有一種權威、公認的衡量方法。對企業風險承擔的衡量仍然是當前研究中的難題之一，尤其是如何基于中國特殊制度背景，融入中國元素測度企業風險承擔仍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難題，也是未來應重點突破的研究方向之一。
（2）在企業風險承擔主體方面，研究內容呈現一邊倒的局面，主要側重于對銀行等金融機構風險承擔的研究，對非金融類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相對較少。國內學者對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明顯滯后于國外研究，且大多是追隨或效仿國外已有研究，忽視了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集中于對銀行風險承擔的研究，對普通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尤為匱乏。而普通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體，也是實現價值增值的支柱，未來必須進一步加強對普通企業風險承擔的研究。
（3）在企業風險承擔影響因素方面，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企業基本特征上，最近才開始從公司治理的視角研究企業風險承擔問題。但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企業管理層、董事會特征、機構投資者、集團附屬或大股東直接持股等方面，研究缺乏系統性和全面性，且沒有結合我國的資本市場背景來研究。而在我國特殊的資本市場背景方面，普遍存在著雙重問題，在所有權結構方面對終極產權的研究也是公司治理的研究前沿。目前，沒有出現文獻從終極產權的視角來研究企業風險承擔問題，尤其是沒有將我國特殊的雙重問題同時納入到企業風險承擔同一框架的系統研究，這也是未來的重要研究方向。
（4）在企業風險承擔宏觀制度環境影響因素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法系、不同國家制度環境差異下的企業風險承擔國際橫向比較上。目前，沒有出現文獻從一國內不同省份（或地區）的制度環境差異視角研究企業風險承擔的影響因素。而我國幅員遼闊，不同省份（或地區）的制度環境存在顯著的區域性差異。這為我們研究一國內不同省份（或地區）的制度環境差異與企業風險承擔間的關系提供了難得的機會，這也是未來的研究方向之一。
（5）在企業風險承擔經濟后果方面，現有文獻集中體現在企業融資、現金持有、成長性、資本配置效率和企業績效等企業內部少數幾個方面，沒有涉及到企業風險承擔對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的影響。而企業風險承擔不僅對企業自身，而且對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都會產生十分重要的影響。未來有關企業風險承擔經濟后果的研究也應該將視角從企業內部拓展到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上來，以便深化對企業風險承擔的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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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基本特征范文6
一、“和諧企業”的基本特征和建筑施工企業在創建和諧企業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和諧企業”的基本特征
“和諧”，即親睦、協調，和衷共濟，內和外順?！昂汀?，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顯著特征，包含著親和、平和、和睦、和諧、融洽、融合等豐富的思想內涵。和諧企業的基本特征應當是民主法制、科學發展，以人為本、注重關懷，公平協調、團結有序，誠信合作、安全高效，關愛環境、服務社會。民主法制、科學發展，就是企業民主管理得到充分發揚，依法治企和現代企業制度得到落實，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得到完善，企業“硬”管理和“軟”管理制度科學健全，企業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得到兼顧，企業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步提高，各方面積極因素得到調動；以人為本、注重關懷，就是人本管理得到真正落實，人性關懷得到充分體現，員工身心健康得到保障，員工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最大限度地得到發揮；公平協調、團結有序，就是企業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改革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得到正確處理，企業黨政之間、黨群之間、上下之間、員工之間和諧順暢，企業與員工按規則行動、按程序辦事，和衷共濟，目標一致；誠信合作、安全高效，就是企業經營誠實守信，競爭合作融洽相處，經營風險得到化解，安全生產得到保證，經濟效益得到提升；關愛環境、服務社會，就是企業生產不以污染環境為代價，企業發展不以弱化社會責任為捷徑。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需要在創建和諧企業的進程中全面把握和體現。
2.建筑施工企業在創建和諧企業進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受市場的不規范因素和傳統的企業理念等影響，一些建筑施工企業在創建和諧企業進程中存在著以下四個方面的主要問題：各自為政，團隊意識還顯淡薄。有的建筑施工企業為了同一項工程而相互競爭、相互爭奪，甚至于出現相互詆毀、相互制約的不和諧現象；注重利潤，環保和社會責任意識還存在弱化。重視“營利”價值而輕視“組織”價值。在生產、經營和管理中，將自身僅僅視為一個經濟團體，一味地追求經濟利益，致使自身成為一架“賺錢機器”，進而出現了施工噪聲污染、建筑垃圾與廢水亂堆亂放亂流等不和諧現象；偷工減料，誠信意識還存在缺位，“精明”于偷工減料，出現質量問題，甚至成為“豆腐渣”工程的不和諧現象。漠視安全，安全設施不完善和違規違章操作，以人的生命和企業形象為代價的傷亡事故還時有發生，直接反映出漠視安全的不和諧現象。
二、建筑施工企業和諧企業創建工作的構想
1.正確認識創建和諧企業與企業文化建設的關系
從“和諧社會”、“和諧企業”的基本特征來看，創建和諧企業是企業文化建設所追求的目標。企業文化建設的目的在于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任務是進行企業文化變革，這種創新涉及到企業理念和員工的價值觀念、職業道德、思維方式、行為規范等的變化。創建和諧企業需要通過企業文化建設來實現，二者目標同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進，共同著力于建設充滿和諧、生機、活力和具有強大市場競爭能力的企業。
2.牢固樹立三種意識
樹立正確的企業責任意識。企業既是經濟利益的追逐者，也是“三個文明”的建設者，又是實現人生價值的創造者及構建和諧社會的參與者，這些責任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
樹立正確的合作共贏意識。對于建筑施工企業來講，員工、股東、業主、監理、設計、勞務隊、建材供應商等都是合作伙伴。面對著市場對內對外開放，“同臺競技”，“合作競爭”的新形勢，企業要把“在競爭中合作”的觀念樹立起來 ，既要注重營利，又要注重共贏，真正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贏。
樹立正確的企業經營意識。建筑施工企業在營造和諧環境的進程中，理應主要處理好六種關系：一是要處理好黨政分工與合作的關系，營造目標同向、相濡以沫的領導班子和黨政部門同心同向、企業內部上下同欲的和諧氛圍；二是要處理好企業與每個合作伙伴（包括每位員工）的關系，形成企業贏、伙伴贏的良好局面；三是要處理好企業與政府及媒體的關系，形成企業發展、政府及媒體盡力幫助的良好氛圍；四是要處理好企業與施工環境的關系，營造項目施工、當地各級組織及群眾極力支持的和諧環境；五是要處理好企業自身與競爭對手的關系，營造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雙贏局面；六是要處理好項目盈利與社會責任的關系，保持關心公益、服務社會、奉獻社會的人文心態。
三、建筑施工企業推進和諧企業創建工作的根本路徑
建筑施工企業要推進和諧企業創建工作，就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以科學發展觀為導向，其根本路徑在于企業文化創新。從企業必須適應市場變化的角度講，企業文化建設實質上就是“生存文化”建設。建設先進企業文化是推進和諧企業創建工作的必由之路，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保障?？茖W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均衡發展；和諧企業關注企業的“內部和諧”及“外部和諧”，關鍵是實現內部各個方面的和諧統一及對外關系的和諧融洽；企業文化建設強調“以人為中心”，著眼于對人的能力和素養的培育與提高，注重“人本管理”和人的全面發展。三者的核心因素，均是“人”。通過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才能真正推進和諧企業創建工作，才能實現企業的內部和諧及外部和諧，才能實現企業與社會和自然環境以及市場環境的和諧發展。
建筑施工企業理應做到對創建和諧企業與企業文化建設同步實施、協同推進，應當著重把握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1.轉變觀念，突出和諧發展，構建符合時代要求的企業理念系統
理念支配行為。在企業理念系統構建中，既要顯現個性，又要突出企業與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的共同理想。其中，價值觀是核心。只有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符合時代和市場要求的企業理念系統并為全體員工和社會認同，企業文化建設才能起到推進企業和諧發展的作用。企業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是將企業所倡導的具有時代特征、符合市場要求并獨具個性特色的正確理念轉變為員工的自覺行動，從而推動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管理。
2.精誠合作，塑造團隊精神，培育優秀團隊
塑造團隊精神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首要內容，也是培育優秀團隊和創建和諧企業的重要內容。團隊精神能帶來高昂的士氣與和諧的氛圍，形成共同的責任感、歸屬感、自豪感與成就感，從而促進企業持續健康和諧發展。優秀團隊應該具備善于學習、善于創新、榮辱與共、互相關懷、充滿關愛、融洽無間、配合默切、共同成長的基本特征，并具有明確的遠近期目標，擁有強大的后備力量和能夠將企業利益與社會責任同等對待的心態。
3.以人為本，挖掘潛能，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
創建和諧企業與企業文化建設，都十分注重人的因素和“人的文化”建設。為此，保持對員工“不變的尊重”，“以法治企”、“以德治企”，形成“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文化氛圍，倡導以人為中心的人本管理，提高員工整體素質，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內在潛能是必然選擇。
4.鑄就品牌，樹立良好形象，促進企業內部和外部的和諧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