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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不斷發展。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與中國日益重要的經濟增長、國家影響力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的國民素質似乎沒有明顯的提升。特別是2013年5月，當網友曝光埃及盧克索古神廟浮雕被刻漢字“丁錦昊到此一游”后，所引發的巨大社會關注的新聞，可以說真正反映了中國在快速發展中所長期忽視的國民素質問題。國民素質包括全面教育、文化素質、身體素質、道德修養、國民的凝聚力、向心力等118個綜合指標。如果一個國家的國民素質提升，將有利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反，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也有利于這個國家國民素質的提升。
一、城市空間中需要新的文明規則
21世紀是城市的世紀。城市時代到來意味著人類的生存空間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城市成為人類創造的新空間?？臻g有著多重內涵，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空間意味著權利。今天，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國民權利意識普遍覺醒。傳統農村社會中許多我們習以為常的習慣，可能在新的空間中不再適應。不同生活在城市中的異質群體，對城市空間產生了許多新的要求，而城市的公共物品卻往往趕不上市民的需求。這使他們產生了對城市的新期待。不同的主體進入不同的公共空間，必然存在權利與責任的邊界問題。很遺憾，很多時候我們還沒有厘清。公共空間已經呈現出來的許多問題必須得到正視并解決。 我們似乎還從沒有過如此嚴峻的空間關系的緊張。
隨著城市的發展，空間觀念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社會理論的歷史被認為是“空間觀念奇怪缺失的歷史”[2]。直至20世紀中葉，社會科學經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空間轉向”。芝加哥學派城市生態學將“空間區位布局簡化為社會世界復雜度”的城市生態學，區位、位置、流動性等概念被用來測量、描述和最終解釋社會分層現象。到1960、1970年代，以列斐伏爾為代表的新城市社會學重新引入社會再生產、資本循環等概念，將空間作為重要的社會資源及力量，城市再生產由空間中的生產轉向了空間本身的生產。[3]網絡時代的到來，又產生了如資本流動、信息流動等“流動空間”[4]。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提出空間組織將人們限定在不同的地方，從而有助于建構社會秩序并構成階層、性別和分工。[5]
20世紀著名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在《城市的權利》和《日常生活的批判》著作中認為，資本主義空間生產所造成的中心與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資本利益而形成的空間組織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區吸引和集中了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組織和商業功能，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空間被迫向邊緣地區置換[6]。長期以來，人們更多關注物理空間和精神文化空間，而很少關注社會歷史空間。
21世紀是一個空間的世紀?？臻g意味著權利，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空間體現的是權利的差異。中國社會種種的矛盾沖突實際就是人們權利的實際享有、權利意識的普遍覺醒與實際滿足，各種權利主體需求的公共物品趕不上需求所致。不同的公共空間，對每個空間主體的權利與責任邊界有著不同的要求。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國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權利意識不斷增加，但當他們進入公共空間后，責任和權利的邊界并沒有通過系統的國民教育成為習慣，許多人并不知道在公共空間應該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城市這個人口密度高，人口、資源和環境關系緊張的公共空間，各種公共空間的沖突也就經常產生。國民的素質也在人與人交往，特別是城市空間中人際互動而表現出來。各種沖突也因此而頻頻發展。
如何化解空間沖突？每個人都應該是權利和責任主體，但人們卻習慣把別人看作客體。杭州公交車耳光事件就很典型，抱小孩婦女的丈夫儼然占有道德優勢，認為別人必須讓座。挨了五個嘴巴的男孩不敢反抗，可能是覺得自己道德不占優勢，但大家卻沒去思考小伙子不讓座的真正原因，或許他上了一天班已經非常勞累。這個案例反映出，在城市空間中人們缺乏的是換位思考。加深對社會歷史空間人們行為的理解，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在物理空間中所發生的行為。人的素質也才能在空間中得到更好地體現。
具體到城市地鐵中的乞丐問題，它更是反映出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城市新二元結構的問題。由于中國長期以來實施的城鄉二元結構，使中國城市和農村享有不同的發展權利，城鄉國民享有不同的權利，意味著許多城市市民享有的，包括教育等在內的公共資源并沒有為農村居民分享，這使得我們所說的素質不能從國民的教育中得到提升。當流動成為一種權利的時候，當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他們的權利并不因為他們生活在城市就因此享有，新的二元結構所帶來的問題自然會頻頻發生。當他們在城市空間與市民產生各種聯系后，沖突就成為不可避免。即便將來中國實現了城鄉統籌發展，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差異也將繼續存在。像城市中的流浪者，未必就一定要為了生計，它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人們有權選擇不勞而獲的生活方式，前提是不違規則，不侵犯他人權益。這也是流浪者在城市公共空間里的權利體現。許多城市政府為了市容所進行的社會管理，以所謂的文明城市創建將流浪者從城市趕走，這是對他們合法的權利侵犯，也沒有很好體現出城市管理者的素質。
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流浪者都不應該在地鐵空間中乞討。這并不是缺少對窮人最基本的憐憫。問題在于，地鐵的主要功能不是解決貧困問題，而是保證城市公共運營?，F在的地鐵行乞者強討強要、欺騙善心實際扮演的是對公共空間規則的破壞者。而在城市公共空間從事社會管理的管理者，卻經常面對這樣一些困擾他們嚴格執法的社會問題。他們找不到有效地解決城市公共空間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這與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水平等密切相關。
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窮人或者富人，對城市社會管理者而言都是平等的主體，性別、戶籍、身份都無關于他們是否可以享有更多的權利和承擔應有大的社會責任。許多國家對公共空間中國民行為規范幾乎“苛刻”的細節規定，并沒有引發如中國這樣大的社會爭議，就是因為公民對公共空間理解形成了普遍共識。國民權利在公共空間中實現，其行為也應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受到約束。我們應該在城市的公共空間中，不斷提升國民的整體素質。這意味著，我們已經習慣的城市社會管理理念和方法都必須進行創新。
二、城市時代的中國社會治理
當中國進入城市時代后，我們必須適應城市時代的到來，創新原有的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必須盡快建立公共空間意識。人人都成為公共空間秩序的構建者。由于人們對空間概念模糊不清，甚至圍繞地鐵乞討等問題口誅筆伐，最終連管理者都不具備管理的自信，感覺可以管，底氣卻不足。如果從運行方到各個主體，對公共空間認識都不到位，沒有公共空間意識，必然產生一系列問題。類似城市公共空間的國民教育應該盡快補課。我們必須思考并回答，城市時代的中國國民應該具備怎樣的文明素質。
在社會的刻板印象中，農村人素質比較低。實際上是向城市遷移的農村流動人口并不知道城市空間中的行動規則。許多所謂的低素質行為實際上是，本地人對城市空間規則已經有了一定的實踐，但源源不斷來自農村地區的人口卻不熟悉城市空間的新規則。城市空間里所產生的一系列矛盾實質上是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結構分割的必然結果。城市的社會管理者應該學會換位思考，也因此必須創新社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市民首先要成為公共空間模范的實踐者、示范者。他們首先應該體現出他們作為城市文明實踐者的素質。在流動人口超過2.6億的中國，解決國民素質問題需要一個漫長而持續的過程。它應該是一個城市文明的國民教育過程、也是一個城市文明傳播的過程。所有的國民都要學習在城市時代，我們如何文明相處的規則，形成城市公共空間中行為的新習慣。在城市公共空間，如果各種關系不能有效處理，就會出現各種公共安全問題。群體之間的互不認同，只會將社會弱勢群體更進一步推向越軌、犯罪的行列。隨著農村人口不斷向城市的涌入，城市里有限的空間與資源，必然會進一步引發不同主體之間的矛盾。每座城市都面臨這樣的挑戰。要建設和諧的中國社會，國家必須對現有的制度、體制進行根本的改革。不斷提升國民的素質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國和諧社會的構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非常劇烈。進入城市時代以后的中國社會，公共空間的行為規則對所有在空間中的行動者都提出了全新的行為要求，如果不能按照城市公共空間的規則去行動，就會產生對其他國民的權利侵害，就會對城市社會秩序形成影響。如何對城市公共空間中種種的不文明行為進行有效的社會管理，需要創新城市社會管理者的理念和方法。
城市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地鐵作為一個流動的公共空間，當不同社會群體同時出現時，展示的應該是現代都市文明。所有在公共空間的行動者的行為，都必須在道德、法制的規則之內。地鐵作為人類文明的創造物，作為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展示，就像一個流動的世博會展館。對像上海這樣人口超過2400萬的現代巨型都市而言，地鐵空間國民的素質是整個中國社會國民素質的縮影，我們應該在地鐵這個公共空間中不斷提升，并見證古老中國國民素質的現代提升。
城市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的創造物，同時城市也是人類文明的傳播空間。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人來到城市生活、工作，如何共同營造一個現代社會文明，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去傳播人類文明，實踐人類文明。在網絡時代，網民通過公共虛擬空間提出議題，讓更多人了解不文明現象的過程本身即傳播文明的過程，人們自此開始思考我能為解決這個問題做什么，從而喚醒了城市居民的自覺。這是城市時代社會管理的創新之舉。從主流社會來說，此時便要利用學校、家庭、媒體等更為豐富、立體的傳播途徑，讓更多人參與各類熱點事件的討論，討論的過程也是一個傳播城市文明，提升國民素質的過程。通過一次次這樣的討論，所有生活在，工作在城市中的國民，都將過自覺、主動的學習城市文明，并按照城市文明的要求，成為一名城市文明的實踐者和傳播者。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文明中，社會曾經經歷了數次周期性動蕩，一次次朝代更替使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每一個變革的時代，都伴隨著人們的價值觀念急劇演變。而只有到了城市時代，人們才開始了人與人之間的密切交往，也才產生了現代的城市文明。2012年，中國也已經有超過52%以上的人口生活、工作在城市，如何通過城市來提高國民的素質，是我們必須回答的新課題。
中國劇烈的經濟、社會轉型加劇了社會風險，也提高了城市社會管理的難度。當代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說，人類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形態從一定意義上說都是一種風險社會。盡管風險是與人類共存的，但只是在近代之后，隨著人類成為風險的主要生產者，風險的結構和特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才產生了現代意義的“風險”并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風險社會”雛形。
另外一位當代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吉登斯也對現代社會的風險提出了自己的創新分析。在吉登斯看來，人類生活在高度現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種機遇與風險的世界中。這個世界的風險與現代制度發展的早期階段不同，是人為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當我們追求實現現代化目標的時候，我們可能沒有這樣的意識，由于現代社會的人們只關注自己的權益最大化，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忽視了或者損害了其他人的利益，這使我們身處的社會不再相互依存和有機團結。今天，我們越來越生活在這種人為不確定性的風險社會中。人類要規避風險必須創新我們賴以生存的各種制度。
貝克和吉登斯顯然屬于制度主義者，他們將現代社會風險界定在一個由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著的風險社會中。這個風險社會是規范有序的，而且還呈現出一種垂直結構，有一定的等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轉型期中國出現的各種發展中問題，特別是現代社會自然分化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差距過大所引發的社會矛盾，需要我們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過創新社會管理來建立城市文明的新制度，并以此來化解城市空間中的各種沖突，才能促進中國的社會和諧。
我們應該認識到，只有通過社會治理創新，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而現有的體制、機制，甚至原有的制度都與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有著太多的不適應。國民素質的問題只是種種不適應的具體表現，要真正提升國民素質，就必須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通過大力加強包括改善民生和創新社會管理的社會建設，來應對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劇烈轉型風險。
聯合國人居署在《人類居住》中描述21世紀城市和人的關系說，“世界人口有一半已經生活在城市地區了，到本世紀中期，發展中國家的大多數地區將主要是城市。城市是變化的熔爐，是把人們從四面八方吸引過來的磁石，它是我們人類的實驗室，可持續經濟增長和發展的發動機?！背鞘谢倪^程應該是人類文明的傳播和國民素質的提升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是最重要的國民素質提升途徑。教育是一個國家、民族振興和社會進步的基石。如何形成教育優先發展的全民共識，我們需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當網民集中發帖譴責城市中各種不文明現象的現象時，本身即可被視為一種具有創新精神的社會管理方式，而這種從個人責任意識出發，由民間自發的組織起來的行為是值得鼓勵和提倡的。因為它能激發越來越多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參與，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青年人。當他們積極參與到城市文明建設中來的時候，城市文明建設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這就是現代教育所倡導的“學校即社會”、“教育即生活”、“人人是主體”的現代教育理念。通過圍繞城市文明建設的生活教育的指向，幫助所有的受教育者提升在社會，特別是在城市社會中形成城市公共空間新的文明行為，應該成為政府推進城市文明進程的重要選擇。
諾貝特斯?埃利亞斯在《文明的進程》[1]一書中，提出了文明進程的理論。埃利亞斯認為，伴隨著文明的演變和進步，人類歷史也在發展，并表現出不可逆轉的進步趨勢。人類文明的進程，是不同文明碰撞、交流、交融的進程。在埃利亞斯看來，“文明的表現”絕非天然如此，文明是一種過程，是歷經數百年逐步演變的結果，是心理逐步積淀規范的結果。今天西方發達國民比較高的國民素質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中國要提升自己的國民素質，一定也會經歷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期。盡管如此，我們也必須通過推進社會管理創新，來不斷提升城市市民的綜合素質，使市民階層成為新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倡導者、實踐者，以此來帶動更多國民的素質的提升。距離中國主辦的2010年上海世博會已經超過3年的時間，上海世博會籌辦和舉辦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提升都市文明的過程。已經進入后世博時代的中國，伴隨著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我們也應該將這一歷史進程變成不斷提高國民素質的過程。更美好的城市生活不只是現代化的物質生活，更是人類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關懷的精神生活。中國要成為受人尊重的國家，除了要注重物質文明建設以外，更要實現政治文明、生態文明、精神文明等的發展。而要實現國民素質的不斷提高，我們要必須不斷創新社會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充分發揮國民自身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提高國民素質的基礎上實現我們的發展目標。
章友德，上海政法學院社會學教授、博士。
本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重點課題“上?；狻靶露Y構”問題研究”（13ZS142）項目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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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2
關鍵詞：二語寫作 社會-認知模型 元認知 理論研究
引言
在2007年5月舉行的第五屆第二語言寫作國際研討會上，Alister Cumming教授指出，二語寫作的實證研究需要理論框架的支撐，沒有理論的二語寫作研究是很難產生意義的 (徐浩，2007)。而在我國，二語寫作的理論研究較之于對寫作教學法的研究數量偏少，而廣大二語寫作教師由于理論背景知識的相對匱乏和對二語寫作本質的認識不足，盡管作出了不少努力，但仍然存在著理論結構老化和教學效果收效低微的情況。本文著重介紹的Hayes (1996)模型從二語寫作過程的任務環境因素和認知因素兩個方面探討二語寫作過程的本質，而該模型在國內已發表的二語寫作研究中較少涉及，其重要性尚未引起足夠重視。因此，本文通過對Hayes (1996)二語寫作過程社會-認知模型的評介，以寫作主體研究為基本視角，探討結合元認知理論 (theory of metacognition)解釋二語寫作過程的本質的更多可能性。
該模型的早期版本Hayes & Flower (1980)模型已在國內外期刊中有諸多介紹 (e.g. Wang & Wen，2002; 王俊菊，2005)，在此不再贅述。因篇幅所限，與之相關的Chenoweth & Hayes (2001）模型將另撰文評介。本文著重介紹國內學術界較少涉及的Hayes (1996)寫作過程的社會-認知模型。與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不同的是，該模型引入了結合了三大主流二語寫作流派，引入了工作記憶和長期記憶的概念，從心理語言學角度為二語寫作研究打開了獨特的視角。
1. Hayes (1996)模型在二語寫作理論研究中的地位
1.1二語寫作理論研究的主要流派
Hyland (2002，2003)歸納了二語寫作理論研究的三大主要流派。它們是（1）寫作文本研究 (text-oriented research)；（2）寫作對象研究 (reader-oriented research)；（3）寫作主體研究 (writer-oriented research)。寫作文本研究將二語寫作的文本，即二語寫作者的最終產品作為研究的重點，強調其是否符合目標語的文本的內在規律。寫作文本研究在教學法中其典型代表為結果教學法 (product-based pedagogy)，強調對語言形式的規范，學習者能夠通過范文觀察和比較自己的產品與范文的差距，但教師往往忽視對學習者思維能力和讀者意識的培養，學習者易走入背誦范文、寫作千人一面的誤區。
寫作對象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強調二語寫作在社會層面的意義，學習者和教師應了解目標語篇群體（target discourse community）的寫作規則(social conventions)和該目標群體對寫作者對普遍規則遵守的預期值。例如，在撰寫論文的致謝部分時，致謝人應考慮到論文審閱人對致謝部分的預期。如致謝應體現作者謙虛的態度，作者在該研究圈子的成員身份以及得到的學者支持(Paltridge & Starfield，2007)。寫作對象研究在教學法中主要體現為體裁教學法(genre-based pedagogy)以及特殊用途英語教學法(ESP)。該研究方向認為教師應引導學生建構對目標語體裁的語篇層面的宏觀理解和讀者意識，注意目標群體普遍承認的寫作規則。
寫作主體研究和以上兩種不同，強調寫作過程的復雜性，認為寫作是非線性的反復的探索過程，因此，也稱之為二語寫作中的認知研究 (the cognitive approach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research)。 寫作主體研究在教學中主要體現為過程教學法(process-based pedagogy)。過程教學法激勵學習者在寫作過程中的內在認知因素和探索能力，著重培養學習者的邏輯思維，通過對習作的反復修改加工加深學習者對寫作過程的認識 (李金紅，2006)。
1.2 Hayes (1996)模型對二語寫作理論研究的意義
在二語寫作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學者們或持寫作主體研究說，或持寫作對象研究說。而寫作文本研究由于其理論基礎行為主義學說的衰退，以及寫作主體研究和對象研究在近20年的陸續興起，則少有人問津。而寫作主體研究和寫作對象研究的二分法思維方式的根源來自于心理語言學研究核心和社會語言學研究核心的對立，即人類活動是作為對內在認知機制的反映還是與外在社會環境的塑造的對立 (Juzwik et al.，2006)。
而筆者認為，這兩大二語寫作研究方向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應當為互為補充。因為內在認知環境和外在社會機制是獨立而又擁有互相緊密的關系的兩個部分。例如，任何外部因素都必須首先由內部認知機制所感知并通過內部認知機制進行信息處理才能發揮作用，同樣，內部認知機制的形成的信息加工方式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如寫作的社會環境、讀者要求等等。同時，寫作文本研究同樣應有一定地位，例如，已寫出的寫作文本對寫作者后續寫作時的認知處理的影響也值得探討。Whalen & Menard（1995）指出，當寫作過程產生時，二語寫作者開始將自己的注意力從寫作前的宏觀層面轉移到相對微觀的方面，如對字詞層面的注意。換言之，文本的產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宏觀層面上的信息處理。
因此，Hayes (1996)提出的寫作過程的社會-認知模型能夠較好地結合這三種研究方向。該模型以寫作主體的內部認知信息處理機制為基礎，考察任務環境因素（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和個人因素（內部認知機制）的互動關系。下一部分將著重闡述Hayes (1996)模型和三種研究方向的關系。
1.3 Hayes (1996)模型描述
在寫作過程的模型研究方面，針對一語寫作過程的研究數量遠遠超過對二語寫作過程的研究。因此，一語寫作研究對二語寫作有很大的影響和借鑒意義。同時，由于一語寫作和二語寫作的差別（如二語寫作過程中一語對二語寫作過程的影響作用；中西方寫作思維方式的差異等），筆者認為一語寫作模型不能等同于二語寫作模型，但對二語寫作模型的建立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William，2005)。Hayes (1996)寫作過程的社會-認知模型見圖1。
基于信息加工理論(human-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的Hayes (1996)模型分為兩個主要部分：任務環境 (the task environment)和個人因素(the individual)。任務環境由宏觀的社會環境 (the social environment)和微觀的物理環境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兩部分構成。社會環境指讀者期望(the audience)和其他相關的社會因素 (collaborators)，物理環境指寫作者已寫成的文本(the text written so far)和作者的寫作媒介(the composing medium)，即用紙筆寫作或文字處理程序寫作。
在個人因素方面，共包括四個部分：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長期記憶(long-term memory)、認知過程(the cognitive process)以及情感因素(affect/motivation)。工作記憶在當代認知心理學中代替了原有的短期記憶 (short-term memory)，和長期記憶同為信息加工理論的兩個重要概念(Anderson，2000)。工作記憶作為信息加工的主要認知領域，負責從長期記憶調取信息儲備并對信息進行處理，它的信息存儲空間有限，存儲時間相對較短；而長期記憶負責知識的長時間存儲 (Baddley，1992)。
Hayes（1996） 對工作記憶的細分基本上與Baddley（1992）一致，其不同之處在于Hayes使用了“語義記憶”(semantic memory)代替Baddley的“工作中樞”(executive control)以體現語言處理在寫作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另外兩個概念是聲音處理 (phonological loop)和空間關系處理(visual/spatial sketchpad)。比如，聲音處理和學習者的聽力能力密切相關，空間關系處理和繪畫能力有緊密聯系。在Hayes (1996)模型中，長期記憶中儲存的知識包括：任務背景 (task schemas)，話題知識 (topic knowledge)，作者知識 (author knowledge)，語言知識 (linguistic knowledge)，以及體裁知識 (genre knowledge)。其中任務背景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在二語寫作中，它包括對寫作結構的知識和寫作程序、寫作目的等一系列對目的任務的知識掌握。
認知過程可以看作是寫作者長期記憶和工作記憶信息交互和信息處理的外在表現。文本解讀(text interpretation)指作者對寫作任務的認知處理過程；反思(reflection)指寫作者從長期記憶中提取相關信息通過工作記憶的信息處理解決問題、判斷推理的過程；文本產出 (text production)是指寫作者將內部認知處理轉化為文字輸出的過程。這三部分可以被看作是原Hayes & Flower (1980)模型中對構思(planning)、轉碼 (translating)和修正 (reviewing)以及對三種認知行為的監控(monitoring)的理論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兩個模型中，三個部分都并非是線型的連續的三個步驟，而是反復進行的三個過程。換言之，作者有可能從反思過程重新回到文本解讀過程，而非進行文本產出。此外，我們也可發現，這兩個模型強調的重點不同。Hayes (1996)模型對此部分的處理強調其與信息加工理論的內在聯系；而早期的版本主要考量標準的寫作者的可觀察的寫作行動。
情感因素指在寫作過程中的情感特征和個性傾向，包括動機(motivation)、目標 (goals)、個性 (predispositions)、觀念 (self-beliefs)、態度 (attitudes)、預期(cost/benefit estimates)，以及焦慮 (anxiety)等一系列要素。作為二語習得領域的重要方向，對個體差異 (individual differences)的研究越來越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例如，在二語寫作方面，寫作者的深層動機或者表層動機都有可能對寫作的過程和結果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1.4模型的意義和不足
Hayes (1996)模型的意義在于：第一，該模型體現了任務環境和個人因素的互動關系。其中任務環境包含了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一方面，該模型體現了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對個人認知過程的影響。例如，二語寫作者對不同讀者群體的身份意識會影響其調動面向不同讀者的語言知識。此外，在個人因素中，用電腦寫作可能會更加有利于寫作者對文本的修改。另一方面，二語寫作者個人，作為創造語篇的使動者，也參與了語篇目標群體的構建，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二語寫作者的寫作活動也對任務環境有一定作用。
第二，該模型結合了寫作理論和信息處理理論，將長期記憶和工作記憶作為個人因素研究的重點。二語寫作的成功來自于寫作者對長期記憶中的知識的存儲，以及工作記憶對長期記憶知識儲備的順利提取和有效應用，而信息處理的過程受到了情感因素和認識過程的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換言之，該模型強調了多種因素對二語寫作的影響，體現了因素間的制約和互動關系。例如，修改策略的使用可能同時受到內部因素諸如策略知識、對讀者喜好的知識、工作記憶容量或者外部因素諸如文字處理程序的使用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第三，該模型突出了個人因素的作用。任何外部因素的影響都必須首先反映在寫作者的認知機制中，通過工作記憶的信息處理才能對寫作過程和結果發揮作用。此外，二語閱讀的研究表明 (e.g. Carrell，Devine，& Eskey，1988; Shaw & Weir，2007)，讀者和文本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因此，不同讀者對同一文本的解讀可能牽涉很多變量，換個角度來說，該寫作模型試圖從心理語言學的角度部分解釋影響二語寫作的認知因素，并同時考量了社會因素和文本因素在二語寫作中的作用。
同時，Hayes (1996)模型也存在著不足之處。首先，作為一語寫作模型，該模型并未體現二語寫作者時存在的一語對二語寫作過程的影響作用 (Zamel，1983; Raimes，1985; Cumming，1989)，例如，Wang & Wen (2002）指出，學生的一語寫作水平對二語寫作有影響；其次，目前該模型還缺乏足夠的實證研究來支持其合理性，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說明了該模型在二語寫作研究中的潛力價值。它的社會-認知的雙重架構比單一角度的模型更具有解釋力。而元認知理論，作為二語習得理論研究個體差異研究以及心理語言學研究的重點，并未在此模型中得以體現。以下部分將討論元認知理論在該模型中的應有位置。
2. 元認知理論在模型用的作用
對于元認知的研究始于Flavell對于元記憶的研究。Flavell (1979，1992)指出元認知是認知主體對自身認知活動的認識。在過去十年中，學者普遍認為元認知包括元認知知識 (knowledge of cognition)和元認知調控(regulation of cognition)兩個主要方面(如Baker & Brown，1984; Gagne，Yekovich，& Yekovich，1993; Phakiti，2006; Schraw，2001)。元認知知識是指認知個體自身對于信息的個體生物性積累，包括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條件式知識，三種知識儲存在長期記憶中。元認知調控是工作記憶的一種運行模式，而長期記憶中非相對穩定的知識積累。元認知調控是指認知個體對于自身認知過程的即時監測和調控。元認知調控在策略方面，可表現為可觀測的策略運用（strategy），或者不可觀測的自動化的技巧(skill)。當個體進行有意識的、有目的的認知調控時，這樣的行為可被看作是策略使用 (Phakiti，2006)。
元認知知識中，根據Anderson（1991）和吳紅云（2006）的定義，陳述性知識，即認知主體關于事實、規律、和定義的知識；包括一般性知識(domain-general knowledge)和特殊領域知識 (domain-specific knowledge)；程序性知識是指關于認知主體如何達到目標的過程的知識 (know how)；條件性知識指關于認知主體對陳述性知識和程序性知識的運用原因和運用時機的知識 (know why and when)。Flavell (1992)則認為元認知知識也可分為主體知識 (person knowledge)、任務知識 (task knowledge)和策略知識 (strategic knowledge)。在元認知知識中，主體知識是指認知主體對自身(intra-individual)、個體之間(inter-individual)和對人類認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 (universal)。例如，“我的英語口語比我的英語寫作要好。”屬于對自身認知能力的主體知識；“我比我的同桌更擅于用英文表達思想。”則屬于對個體之間認知能力的主體知識；而“一個學英語一個月的中國學生用英語來寫長篇小說的話，應該不能勝任?！眲t屬于對人類認知能力普遍性的看法。元認知知識中的第二個要素是任務知識。任務知識是指認知任務對知識儲備的要求、知識儲備對任務完成的影響、以及知識儲備對任務完成的局限性。比如，對特殊領域知識有要求的寫作任務會比只需要一般性知識的寫作任務難度更大。元認知知識的第三個要素是策略知識。策略知識是指為達成任務實現目標對于應當運用何種策略的知識。比如，寫作者在具有如何在寫作時進行宏觀和微觀監控的知識后，能夠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實施監控。值得注意的是，元認知文獻中所指的策略知識主要指的是對元認知策略的知識，對于是否其包括對認知策略的知識則不明確。而策略知識和策略使用在該理論模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需要通過實證研究進行深入考查。筆者認為，根據元認知理論，在Hayes (1996)模型的長期記憶中，除任務背景、 話題知識、 作者知識、語言知識、 以及體裁知識以外，長期記憶中應還包括元認知知識。元認知知識和其他知識地位相同，同樣影響著文本的的寫作過程、文本和文本質量。
認知調控主要在發生在工作記憶。有意識的認知調控被稱為策略。根據信息加工理論，O’Malley和Chamot (1990)認為策略可分為三大類：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和社會/情感策略。元認知策略評價、管理、監控認知行為，發揮指揮和控制認知策略的實施的作用；認知策略是指在處理問題時中采取的一系列具體的認知行為；社會/情感策略指控制、協調與外部社會關系和內部情感的認知行為。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三種策略都是有意識的行為；再次，元認知策略不基于具體任務，而認知策略和具體的任務關系密切 (Schraw，2001)。例如，監控策略即可用于日常的駕車活動中，也可用于二語寫作時對寫作結構的監控。而激發關于段落構思知識這一認知策略和寫作活動以及與寫作相關的背景知識十分相關。本文的Hayes(1996)模型并未直接提到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但是，由于該模型的理論背景是信息加工理論，因此可推斷出這兩種策略應用都與模型中的工作記憶部分密切相關。同時，雖然情感因素在模型中作為單獨的因素出現，其調控過程同樣受工作記憶影響。其中，元認知策略和認知策略在具體環境中的使用可受到長期記憶中的知識構成(包括元認知知識、工作記憶容量、情感因素、認知過程)的多重影響。
因此，根據元認知理論，Hayes（1996）模型中的長期記憶部分應包括任務背景、話題知識、 作者知識、語言知識、體裁知識、以及元認知知識。而工作記憶中應當體現具體環境下的元認知策略、認知策略和社會/情感策略的使用。而具體的策略使用因受到了多種因素的影響，在個人因素方面，長期記憶中的知識積累是很重要的方面；而在任務環境方面，策略使用也受到了宏觀的社會環境和微觀的個人物理環境的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二語寫作的認知過程的寫作文本。
3. Hayes (1996)模型在英語寫作教學中的實踐意義
首先，二語寫作教師和二語寫作者都需意識到二語寫作過程和寫作文本既受到寫作的任務環境因素的影響，也受到寫作者的個人因素的影響，換句話說，高質量的寫作產品是二語學習者綜合素質的體現。在教學活動中，寫作教師可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培養學生對多因素寫作過程的顯性認識，應引導學生意識到自己的寫作優勢和熱點，并把學生對寫作的注意力從字詞語法等微觀層次提高到讀者意識等宏觀層次。
再次，在寫作課堂中二語教師可進行策略培訓，而在策略培訓中需要注意元認知知識和元認知調控的區別。在筆者對英語專業本科一年級生進行策略培訓時，發現學生雖然在長期學習中對英語寫作需要的認識有一定的了解，但由于長期記憶中的知識儲備不全面，因此影響了策略的使用和文本的質量。例如，有不少學生認為寫作文就是寫“三段論”，即寫三個自然段就算完成作文。此類學生沒有區分非應試作文和應試作文的要求，同時錯誤理解“三段論”為三個自然段的寫作，缺乏任務背景的知識，導致在寫非應試作文時錯誤地采用了應試作文的構思策略，影響了作文的質量。因此，寫作教師不僅要教學生使用策略，更重要的是要用“對”策略。
結論
Hayes（1996）二語寫作過程社會-認知模型結合了寫作文本研究、寫作對象研究和寫作主體研究的成果，重點分析了二語寫作過程中的個人因素和任務環境因素的作用。筆者提出元認知理論中元認知知識在長期記憶中以及元認知調控在工作記憶中的應有位置。希望通過本文拋磚引玉，廣大英語寫作教師和英語寫作研究人員可利用Hayes (1996)模型，進一步深入探討二語寫作過程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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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3
【關鍵詞】藍光照射；新生患兒；黃疸；護理
新生兒黃疸是在新生兒群體中普遍存在的疾病，如果忽視了這種疾病或缺乏合理的治療方法，則會在新生兒身上出現膽紅素腦病（核黃疸），這種后果不堪設想[1]。因藍光照射治療黃疸的療效顯著，它已經成為現代醫學界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而在治療的過程中進行全程精心護理不僅可以使治療效果得以提升，同時也對新生患兒的健康起著特殊的作用。現將我院利用藍光照射所治療的65例新生黃疸患兒的護理情況及療效作如下報告：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我院于2011年2月——2012年1月收治了65例新生黃疸患兒，其中男女數量分別為35例和30例；包括14例早產兒和61例足月兒。這些患兒的發病時間均在出生24h內到出生后的7d內，平均時間（48.3±28.2）h。在研究的患兒中，出現了49例高膽紅素血癥，有6例患兒感染，7例患兒患肝炎綜合征，3例患兒出現紅細胞G-6PD酶缺陷癥。
1.2治療方法
1.2.1治療方法首先，要對新生患兒原發性疾病給予相應的治療，在此基礎上用藍光照射約12-24h，照射3-5d。通過對這些患兒的治療結果表明，血膽紅素升高，平均都超過了200umol/L。
1.2.2護理方法首先，要對光療箱進行徹底清洗，然后將水箱加入約2/3的水，同時要保證電源和燈管是在正常的打開狀態。開機后，光療箱的溫度升至約30-34℃左右，溫度約55-65%時方可使用。治療前后還要利用經皮黃疸儀來測量膽紅素的水平。其次，在給患兒使用光療前，要及時給患兒洗澡、剪指甲、患衣服和為其佩戴遮光眼罩。通過佩戴眼罩，可以避免藍光損傷患兒的視網膜。另外，要注意保護男性患兒的陰囊及利用尿布遮住女性患兒的會。在光療前一定要詳細與家屬溝通，告知什么是新生兒黃疸及其危害，直接陳述藍光照射后可能會出現哪些并發癥，及治療后的重點注意事項。在光療的過程中，要數次查看監測箱的溫度保持在正常狀態，密切注意患兒黃疸部位的變化情況，每2-3h對患兒進行體溫測量，尤其要觀察患兒是否開始出現腹脹、皮疹、大便稀薄或大便為黃綠色等的癥狀。如果在巡查的過程中發現患兒有嘔吐或大小便失禁的現象時，要給予及時的清洗，以免影響治療。在此期間，如果患兒的黃疸癥狀有加重表現，要立即向主治醫生匯報。光療后，及時取掉眼罩，查看患兒的皮膚和眼部是否有炎癥出現。還要對患兒繼續測量體溫約2-3d來觀測患兒的黃疸癥狀是否再次出現。并叮囑家屬對患兒的黃疸癥狀做密切觀察，若有發生要及時就醫。
1.2.3統計方法利用EXCEL軟件進行數據處理，利用計數資料表示采用率。
2結果
通過對新生黃疸患兒護理和治療發現，有4例患兒出現了不良反應，其中2例有發熱現象，2例有腹瀉現象。其他61例患兒都康復出院，他們黃疸癥狀的消退時間約為（38.6±9.9）h。另外，有5例患兒通過治療以后，在3.5-7.5h仍有輕度的黃疸反彈，但是在2d后消退。
3討論
由于新生兒的臟器功能發育不全，所以攝取膽紅素及排泄能力較差而致體內未結合的膽紅素積聚過量，具體的發病原因多種多樣，所以體現了新生兒黃疸發病率一直很高。但如果及時發現、及時治療，是可以治愈新生兒黃疸、降低膽紅素腦病的。膽紅素吸收波長為450-460nm的光線，吸光后，未結合膽紅素的分解作用是結合膽紅素的2-3倍。藍光的主峰波長在425-475nm，利用它來照射可以使未結合膽紅素經過化學作用以后，最終形成水溶性同分異構體，它利用尿液排出體外，此時可以降低血清未結合膽紅素，從而改善了新生兒黃疸癥狀。利用藍光照射治療的光療箱，它的最佳溫度應在30-32℃為宜。而對于早產兒，因其體質差，可將光療箱溫度保持在32-34℃。如果在巡查時發現溫度升到了38℃以上，要立刻停止并做相關處理[2]。另外，利用眼罩遮擋可以避免藍光損傷患兒的視網膜。治療后的患兒有的會出現發熱癥狀，屬于正常現象，不影響治療。在本次研究中，由于藍光治療所產生的化全物會刺激到患兒的腸道，所以有1例患兒出現了腹瀉的癥狀。如果長期利用藍光照射進行治療，患兒也易出現非顯性失水。所以，相關護理人員要注意給患兒多補充水分，并要根據腹瀉量來調整進食量[3]。適量地對患兒做鈣劑方面的補充，可以防止患兒由于血中的鈣離子濃度太低而出現驚厥的現象。多數患兒耽誤治療都是由于家屬不了解此病，沒有正確的認識和重視，對治療不積極配合而致的。所以，護理人員不光要重視患兒的護理，還要讓家屬充分重視此病，利用各種方法向其宣傳此病的危害。要詳細解釋說明藍光照射會使并發癥相對較少的優點，避免發生護患糾紛。
由此可見，在多種治療新生兒黃疸的方法中，藍光照射是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療效性的方法，通過在治療中的全程精心護理，既保證了治療的有效性，也可以使患兒在未來能夠健康成長。
參考文獻
[1]劉曉燕.89例新生兒黃疸應用藍光照射護理體會[J].甘肅醫藥，2011，30（4）：247-248.
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4
一、抓好油化服務
堅持“四共”方針，全力以赴搞好油化企業生產生活服務。
(一)突出保障4000萬噸穩產
重點維護油田產能秩序，嚴厲打擊偷盜油氣和電力設施等違法犯罪行為；整治產能區生產環境，加大違建和占壓油氣管線建筑拆除力度，消除外在安全隱患；保障油田勘探開采用地，協助做好占地、補償等相關工作，為產能建設提供強力支持。
(二)服務石化項目順利推進
大力支持120萬噸乙烯改擴建、30萬噸聚丙烯二期、千萬噸煉油等項目按計劃推進，確保年內建成投產。積極協助企業謀劃爭取“十二五”重點項目，力爭在擴大煉油規模、推動石化延伸增值等方面有新進展。
(三)統籌和諧礦區與現代城市同步建設
支持創業大道升級、龍南醫院擴建、商廈地區綜合改造，促進礦區基礎設施和服務功能更加完善；支持礦區開展綜合治理。綠化生產區，美化居住區；支持創業城、石化會戰園等居住新區建設和老居住區改造，進一步改善職工生產生活環境。
二、抓好產業項目
深入實施“三百”行動計劃，服務企業更好發展做優存量，突出產業項目建設做大增量。新建續建千萬元以上產業項目367個。建好“四大基地”和棚室經濟為重點的現代農業項目。推進旱田節灌和水田灌區項目，全力建好30個現代農業示范區，新增膜下滴灌和噴灌110萬畝，力爭糧食增產10％。著力打造四季青溫泉果蔬、大同青提、紅崗花卉等10個特色基地。加快建設6000噸提子醋等加工項目，大力推進冷鏈倉儲、物流中心、農超對接等服務配套項目，擴大棚室經濟綜合效益。深入推進養殖方式“三進三退”，新建改建牧場和小區140個，奶牛肉牛集中飼養率提高到70％。全市農業增加值增長15％。建好立市龍頭和戰略新興為重點的地方工業項目。加速推進550萬噸重油催化熱裂解、50萬噸C綜合利用等在建石化項目，謀劃建設聚烯烴、合成橡膠、液態化工等延伸增值項目，拉長石化產業鏈條；全力推動沃爾沃乘用車生產基地項目盡快形成整車生產能力，跟進引建汽車零部件配套項目：啟動建設低碳光伏產業園，同步開工電池切片、光伏組件、光伏發電等全產業鏈項目，大力推進忠旺鋁材、福瑞邦生物制藥、三峽風電等項目，帶動戰略新興產業更快發展。全市地方工業增加值增長30％以上。建好名企引領和高端業態為重點的服務業項目。堅持“隨著城市進程走、迎著生活需求上、圍著生產服務抓、跟著深度創意謀”，生產服務業與生活服務業并重，現代服務業與傳統服務業并舉，新建續建服務業項目100個以上。加快建設唐人中心等城市綜合體和紅星美凱龍、奧特萊斯等高端名店，帶動形成城市商業商務和生活服務中心區，在滿足市域需求的同時提升域外輻射帶動能力，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0％；加快建設北國之幻城、龍鳳濕地公園、阿木塔風情園等旅游項目，引進北京秦龍等旅游企業。高水平辦好第五屆濕地旅游文化節，旅游總收入增長30％，打造全季、全域、全業和全民旅游的新格局：加快建設文化創意產業園、新華08國際石油資訊中心、黑魚湖國際藝術村等文體項目，搞好大型場館運營，推動發展創意設計、演出賽事、文博會展，文化產業增加值增長30％；加快建設金融產業園區等金融項目，使金融業增加值增長25％；加快建設服務外包產業園，擴大石油工程技術服務、動漫設計和軟件開發等高附加值業務比重，新增服務外包企業30戶以上，營業收入突破80億元。全市服務業增加值增長20％。建好基礎承載和產業關聯為重點的園區項目。建好成果轉化和企業孵化為重點的科技項目。推動政研校企協同創新，努力增強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驅動力，促進“原字號”向“產業鏈”、“粗加工”向“高精尖”升級，建設國家雜糧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級技術轉移示范機構，抓好高新區國家創新型產業集群試點。提升科技園、孵化器、中試平臺等功能，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全市轉化省級以上科技成果超過100項，新增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10戶，高新技術產業實現增加值550億元。
三、抓好城鄉建設
堅持建管并重，進一步夯實市政基礎。1.推進新城開發老區改造。2.推進重點工程建設。3.推進新型村鎮建設。4.推進生態環境建設。5.加強現代城市管理。
四、抓好民生實事
(一)群眾在我們心中有多重，我們在群眾心中就有多重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工作的頭等大事，要繼續壓縮一般性財政支出，增加民生方面的專項支出，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水平，解決好百姓關注的大事、要事、急事、難事，讓群眾得到更多實惠。1.促進教育均衡。順應群眾期盼，努力辦人民滿意教育。2.促進文化惠民。開展“百湖之春”等文化活動，豐富群眾文化生活。3.促進醫療優質。加快推進市婦女兒童醫院、市三醫院擴建等重點項目建設。進一步改善鄉鎮和村醫療衛生條件，繼續完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功能，全面加強“六個對接”，深入推進與國內外名院名醫合作，重點建好遠程會診系統，為群眾提供更加便捷、質優、價廉的醫療服務。4.促進保障提標。城鎮職工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政策性支付比例達到90％和70％以上。進一步提高城鄉低保標準和財政補助水平。
(二)傾力辦好十件民生具體實事
一是幼兒入園。二是市民出行。三是小區環境。四是農民看病。五是大學生和退轉軍人就業。六是低收入群體住房。七是中小企業融資。八是社會化養老。九是物業供熱管理。十是群眾文化休閑。
五、抓好社會管理
(一)突出重點人群服務管理
堅持以人為本、服務為先，圍繞“十類特殊人群”，全面推行“居住證”管理制度，實現流動人口市民化待遇。
(二)突出重點矛盾防范化解
圍繞新形勢下容易引發和影響社會安寧的征地拆遷、勞資矛盾、土地糾紛、文化沖突、違法犯罪、流動人口管理、突發公共安全事件、社會心態失衡、復雜場所整治、刑釋解教人員繼續教育等十個方面問題，深入開展普法宣傳教育。推進“百項服務”進社區，全面加強社區社會組織規范管理，強化互聯網安全監管，依法規范網絡信息傳播。
(三)突出重點領域安全監管
圍繞食品、藥品、交通、建筑市場、消防、生產、校園、礦區等“領域”安全。著力增強安全防范和應急處置能力，集中開展飲水安全、食品安全、藥品安全等專項治理，確保安全形勢持續穩定；推進社會治安、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重點領域信息化建設，提高智能化監管水平，確保社會平安和諧。
六、抓好改革開放
(一)推進重點改革
以組建文化體育旅游集團為牽動，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做好縣區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為切入，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下放事權、創新審批方式為突破口，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平穩完成新一輪崗位聘用為著力點，深化事業單位人事管理制度改革。
(二)擴大交流合作
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5
[關鍵詞]社會治理創新；公民素質；路徑
[中圖分類號]G4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5）10 ― 0086 ― 02
社會治理創新是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是不斷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舉措。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社會創新，公民素質顯得尤為重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果，最終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公民素質的提升速度不能適應經濟和國家影響力日益增長的要求。在進一步完善民主政治的過程中，對公民素質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時期，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要求。在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探究提升公民素質的路徑顯得尤為重要。
一、 社會治理創新是時展的要求
社會治理就是在共同價值原則的基礎上，遵循達成一定共識的規章制度下，以法律法規為準繩，政府、社會、個人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個基層關系，解決社會矛盾，防范社會風險的行為。社會治理創新就是“根據社會運行規律，不斷創新社會治理的理念、技術和方法，對傳統的治理模式進行改造、變革，并建立起新的社會治理模式，以促進社會治理新目標的實現”〔1〕。
雖然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果，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國家內部也出現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導致大量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公民個體之間差距逐步明顯，弱勢群體和高危人群在社會中逐漸顯露出來，表達自身利益要求的呼聲越來越高。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互聯網在人們的生活中普及開來，多元化的思想也逐漸得到公民的認可，使得公民更加關注自身和社會的發展，也更加注重自身利益的維護。而且，媒體傳播的多渠道、互聯網在人們生活中的普及和新聞的實效傳播，使得公民更加關注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發展，而且樂于表達自己的意見并希望得到尊重，從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要求越來越強烈。馬克思說過：“發表意見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為它是一切的基礎”〔2〕。因此，不斷創新人民群眾表達意愿的渠道，推進社會治理創新的時代要求。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社會管理提升為社會治理，充分反映出黨對從思想上對社會服務理念發生重大轉變，這就意味著中國治理模式也放生重大轉變。這次全會對我國社會建設提出了新要求、設定了新目標。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全面社會改革的主題，要求加快推進社會領域的制度創新，形成科學有序的社會治理體系，讓社會充滿活力而又安定有序的發展。同時，要求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模式，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活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的激情和活力，不斷探索預防和解決社會矛盾的體制。新時期，黨和政府積極推動社會治理創新，是適應時展的需要，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表現。
二、 社會治理創新與公民素質的關系
在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要求公民具備現代公民意識，這是社會治理能夠順利實現的基礎。而且，公民是社會公共事務中最根本和最直接的踐行者，公民個人的態度和行為方式，直接影響到社會治理的成效。因此，在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中，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方式、拓寬公民參與政治生活渠道的同時，也要求公民自身素質的不斷提高。
公民是社會治理的基礎，公民素質的高低直接決定著社會治理水平。新時期，公民參與積極參與社會治理表明公民意識的覺醒，而且公民參與意識的覺醒主要在于公民素質的不斷提高。如果缺乏執行人民民主的社會環境和公民缺乏民主意識，那么再完善的國家治理體系，公民也不會把它們運用到社會實踐當中去。在不斷創新社會治理模式過程中，提高公民的素質、增強公民意識，才能引導公民自覺參與到社會治理創新中去，實現國家治理體現現代化。而且，不斷提高社會治理創新水平，也能夠促進公民素質的提高。加強社會管理創新，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服務廣大人民群眾。然而，傳統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當今社會治理創新要求“政府建立起一個能夠與公民良性互動的社會治理模式”〔3〕，這樣就要求公民要積極參加到社會治理中來，在實踐中公民自身素質自然就會逐步提升。
三、社會創新視域下公民素質亟待提升
目前，在社會主義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雖然我國公民的治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許多矛盾和問題。公民意識逐漸覺醒，但是缺乏自主性，對自己的主體地位認識模糊，參與欲望不夠強烈。而且，公民受機會主義思想腐蝕嚴重，只關心與自己切身相關的眼前利益，不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治理，參與意識十分淡薄。受傳統專制思想影響、社會公共領域缺失，一些基層公民習慣于被控制與統治，不善于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對切身利益問題缺乏批判和監督精神?；鶎庸褡约褐鲗Ч裰卫黼y度大，參與決策和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而且，在社會治理中，許多公民喜歡搭便車，嚴重影響了社會治理的效果。我國廣大基層地區，公民受教育水平總體較低，嚴重阻礙了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的培育。當前，我國的政治制度還不夠完善，不能保證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渠道的暢通，而且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壓制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公民對社會治理的影響力不足?！吧鐣M織發育是是否完善是檢驗人民群眾的能力和社會公共領域發育是否完善的試金石”〔4〕。雖然我國社會組織發展迅速，但是由于起步晚、缺乏制度保障，作為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載體，不能承載起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重任。在社會治理視域下，無論是公民自身需要，還是現代政治社會發展的要求，都要求進一步提高公民自身素質。
四、 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公民素質提升的路徑選擇
變革當代中國政府和公民的社會關系，不斷推動社會治理創新，“需要眾多的行動主體積極互相合作、共同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治理中去”〔5〕。然而，公民素質的高低，決定了社會治理創新的順利推進。不但公民自己要提高自己參與政治生活的能力，而且社會也需要為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共同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和素質，從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在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加強對公民的教育、完善社會治理制度、積極引導公民參與社會實踐對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的提升意義重大。
（一）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加強對公民教育，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每個公民從一出生開始，就會接受各種各樣的教育。在不同的環境中接受的教育不同，必然影響公民做出不同的選擇。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每個接受不同教育內容的公民之間的差異會引起矛盾，甚至導致社會突發事件。特別是我國留學歸國人員容易受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因此，要通過各種途徑加強對公民的教育，把公民意識始終貫徹到教育過程中，使公民認識到權利和義務的統一。在社會創新視域下不但要求公民積極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而且還要通過正確的方式參與到社會治理當中去，積極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從而，“使人民享有平等權利，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6〕。在教育過程中把權責意識結合起來，不斷提高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意識和能力。
（二）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完善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規范，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保障水平?！吧鐣髁x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社會參與，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體系的概念的提出，給公眾參與社會治理賦予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和政治意義”〔7〕。目前，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缺乏制度保、缺少法律支持，參與的渠道不暢通、程序也不規范，公民的意見和建議得不到尊重，這些都不利于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能力的提高。社會創新治理視域下，加強對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建設，對于完善公民參與社會治理路徑、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意義重大。而且，公民在參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缺乏對參與治理過程中的權利和義務的認識，不知道通過何種渠道參與治理，公民對政府信息缺失的認識渠道不足，現有的經濟條件也限制了公民能力的提升。因此，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加強對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制度的規范，能夠為公民參與社會治理提供保障，促進公民政治素質的不斷提高。
（三）社會治理創新視域下提升公民參與社會實踐，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和素養。隨著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提出，為公民法律素養的培育提供了契機。隨著市場經濟迅速發展，使每一個公民能夠參與經濟建設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培養自己的競爭意識、平等意識與法律意識。在社會治理創新過程中，要求公民具有較高的法律素養。只有在法治實踐的過程中，才能逐步培養公民的法律素養。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過程中，切實保障公民有效行使選舉權、管理權與監督權，從而使公民在政治實踐中自覺樹立法律至上，自覺提高自身法律素養。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公民只有行使自身的權利才能更好的意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只有在參與的過程中，才能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從而，不斷提升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參 考 文 獻〕
〔1〕劉雅靜.社會治理創新理論蘊涵、實踐困境與路徑探尋〔J〕.理論學刊，2014，（10）：42-44.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l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73.
〔3〕趙瑜.在推進社會管理創新進程中培育公民素質的路徑〔J〕.創新與創業教育，2014，（02）：48-49.
〔4〕史云貴，冉連.中國特色公民治理在社會管理創新中運轉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論析〔J〕.社會科學研究，2014，（01）：49
-53.
〔5〕錢寧.多方參與的社會治理創新：發展社會福利的新路徑〔J〕.山東社會科學，2014，（09）：73-77.
社會治理的過程范文6
關鍵詞：公共治理;治理戰略;協同治理;平臺型治理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20世紀90年代興起并逐漸走向興盛的公共治理，得天獨厚于當代高度動態復雜、不確定性的環境土壤。因此，公共治理具有戰略管理的需要，其戰略應用是必然的，探討其戰略性也是必要的。
一、公共治理及其戰略性質
自1995年，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將治理概括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治理理念開始持續進入人們的視野，迅速擴散，并被學者加以闡發。日本學者星野昭吉認為，治理是個人與權力機關、社會與私人之間管理共同事務的多種方式的總合，是人們相互合作、協調利益的持續過程，其本質是非暴力、非強制的機制。[1]279隨著時代的發展，治理的概念和實踐得到發展，但其基本理念與要義得以傳承：其一，治理主體是多元的，權力是多中心的，除國家和政府外，各種私營組織、民間組織、群體和個人都有參與治理的權利;其二，治理是基于民主和信任的，是一種協商與合作的機制與過程;其三，治理的社會導向性，注重吸收公民社會的力量和公民的自治能力;最后，治理的服務取向，從重管制轉向重服務，以共同事物為對象，以公共需求為出發點，旨在創造公共價值和供給滿意的公共服務。公共治理理論打破了社會科學中長期存在的兩分法傳統思維，即市場與計劃、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兩分的桎梏，承認公民社會的合法權力，認為治理就是多元主體的合作過程，也是民主的實現形式，并將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互信式的對話、互動式的管理、互惠式的網絡納入分析的范疇，體現了政治社會化和社會政治化的雙向制衡過程。[2]339
綜上所述，公共治理的實質及其過程決定了其戰略性特征。公共治理戰略是要在公共事務的合作共治中增加公共利益，維護社會正義。治理戰略重視對外部宏觀環境的感知和分析，從而協助公共組織和第三部門在動蕩、多元、復雜的環境下的管理，強調對環境的適應與回應;公共治理戰略是一種合作型而非競爭性的戰略管理，強調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信任、合作、協調與共同發展，在戰略管理過程中重視參與、協商、磨合，強調公平、公開與公正。
二、公共治理的戰略管理需求
（一）當代公共治理的戰略環境
每一種管理思想的產生和發展都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作為“舶來品”的公共治理自然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洗涮，也受到全球化沖擊下的政治結構、經濟體系、社會系統和科技領域的巨大影響。全球化給公共治理戰略帶來了挑戰和機遇：首先，資源在地區間和國家間的快速自由流動，人類活動跨越了地理疆域的局限，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國家與區域政府對公共事務管理的壟斷，公共權力出現了由國家向社會及政府向非政府轉移的顯著趨勢;其次，全球化引致了世界市場的自由化，國際規則的全球化，公共事務的多樣性，文化與價值的多元化，知識與信息的互通分享，公共治理已經成為在世界范圍內的活動，需要不同國家和不同區域間的政府組織、社會組織、私營部門、不同群體和個人等相關利益方的合作共治;最后，相關利益方在共同治理中伴隨著平等交易與談判、合作與協商、競爭與博弈，必須考慮這些政治主體間的長遠的、競合的伙伴關系，致力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最優、政府的長期合法與社會的長治久安。
隨著現代政治社會總體上向著民主、法治的方向邁進，尤其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松動和實用主義、自由主義思潮的蔓延，民主公民權的呼聲高漲，公民社會的崛起，政府難以駕馭復雜多樣的公共事務，政府失靈愈發嚴重，多元政治主體要求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訴求愈發強烈。政府權威的萎縮，迫使政府更加注重謀求基于政績的合法性，政府必須積極主動地回應多元化、多樣性的社會需求，必須尋求多元治理主體、方法與工具的整合。政府還必須與其他政治主體建立戰略聯盟和伙伴關系，在治理網絡中扮演戰略規劃和元治理的角色，行使掌舵的職能，引領政治和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在知識導向型的社會和信息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核心的資源，知識不僅是物質財富生產的加速器，而且是精神財富生產的原材料，誰擁有更多的知識，誰就擁有更多的主宰權。政府權力受到知識權威和信息四通八達的挑戰，信息對政治交易成本和管理交易成本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信息技術和網絡社會更是加劇了這一挑戰，但同時也為公共治理提供了技術支持，成為多元主體策略聯盟的工具。此外，公共危機時代的來臨，也產生了對前瞻性思維、預防治理、聯合治理的戰略需求。
總之，當代公共治理環境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超出了任何單獨一方的掌控，多元治理方必須著眼于共同利益大局和社會的長遠發展，進行戰略磋商、整合、協作，只有具備長遠的眼光、大局的意識、靈活的策略、敏捷的反應和有效的聯盟，才能應付復雜多變的公共環境。同時，公共治理系統還必須具有與環境相對的復雜性，即通過文化的多元化和理念的更新、結構和流程的再造、體制和機制的設計、方法和工具的綜合、資源和能力的整合、權力的回歸與共享，鼓勵變革與創新，以增強對環境的適應能力。
（二）公共治理中應用戰略管理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