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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概念范文1
〔中圖分類號〕D0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5）01-0119-08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皣抑卫憩F代化”成為一個重要的時代命題和歷史任務。作為一個總體性范疇，“國家治理現代化”必然包含著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在形式上，政府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包含三個基本要素：首先是組織要素，其涉及到政府內部權力與資源的配置；其次是職能要素，其涉及到政府與其他權力主體和社會權利主體的權力與功能配置；再次是環境要素，其涉及到政府與各類社會行動者的情境關系。在動態互構的過程中，這三個要素并不能被嚴格地區分與線性地構序。但就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言，回應社會環境、解決社會問題總是政府治理現代化的邏輯前提，政府的職能與組織都要圍繞著這個邏輯前提進行重組。
社區是社會的重要基礎和構成部分，我們同樣也可以通過它來透視政府治理現代化。不過就“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模式”這一問題而言，其具有一定的歷史特殊性。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范圍內的政府改革，雖然形態各異，但卻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即重新調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20世紀70年代以前，不論是中國的全能型政府，還是歐美的干預型政府，都具政府吸納社會職能，進而控制社會的特點。但是隨著改革的開啟，政府與社會實現了新的分化，政府把一些它不能很好承擔的職能轉移到社會之中，進而為社區的重建以及政府治理社區方式的革新開拓了空間。
（一）政府改革的權力效應
不論是中國的全能型政府，還是西方的干預型政府，都是一種集權型的權力體制。在這種集權型的權力體系中，資源、信息與人員都被組織到緊密控制的科層結構之中，中央政府的計劃成為權力體系運行的重要依據。而且這種集權型的權力體制的最大特點就是，管理性權力是一種主導性權力。依靠管理性權力的強大控制力，科層制組織以及科層式社會管理結構才得以建立并得到維持。在科層式社會管理結構中，社區也被政府所吸納，成為政府有計劃地推進國家建設的重要工具。二戰后，聯合國所倡導的“通過社區發展促進社會進步”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吸納、動員、改造和管理社區的運動。諸如“社區自主計劃的有效實現，有賴于政府積極而廣泛的協助”，“制定全國性的社區發展計劃必須有完整的政策、行政機構的建立、工作人員的選拔與訓練”，“地方性的社區經濟發展，必須與國家的發展計劃相互結合、協調推進”〔1〕等原則都表明政府在社區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隨著政府的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全球布展，權力結構出現了分化。由于政府向社會分權與市場分權，權力體系的構成及其性質發生了變化。原先的那種管理性權力主導的權力體系，現在演變為契約性權力、管理性權力和互惠性權力互動的體系。契約性權力與互惠性權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改變了管理性權力。政府改革所帶來的權力體系變革對社區也有重大的影響。隨著經濟活動的市場化，尤其是住房的商品化，社區內在的契約性權力在不斷增長。與此同時，隨著社會福利的社區化，社區內各種志愿組織的形成，也促使互惠性權力呈現增長態勢。社區內契約性權力與互惠性權力的增長，既促進了社區的自治，也限制了政府的管理性權力。無疑，政府改革的權力效應促進了社區內在權力結構的變化。無疑社區內在權力結構的變化也會進一步要求政府的治理方式進行革新。
（二）社會轉型的整合訴求
政府的分權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新型的社會分化。由政府所推動的市場化更是社會分化的重要動力之一。由政府的分權以及市場化所引發的新型社會分化，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社會活力，促進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和政府的有效運行。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由市場化所推動的社會分化潛藏著各種風險。市場化有兩個重要的方面，即個體化與全球化。誠如鮑曼、吉登斯等人所認識到的那樣，個體化與全球化不僅帶來了整合性后果，也帶來了分化性后果。個體化與全球化所內涵的流動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新型社會分層的標準之一。
其實，市場性的社會分化蘊含著社會整合的需求，只不過它總是以否定或隱含的方式存在。隨著市場流動性的增強，“社群的以及由國家支撐的抵御個人失敗和厄運的保障，現如今正在逐漸地、持續不斷地收縮以及削減，這種現象削弱了這種保障從前所具有的種種吸引力，同時也破壞了社會連帶的社會基礎”。〔2〕市場性社會分化破壞了傳統的社會整合，但卻沒有為新型的社會整合提供出路。在這種情況下，社區作為承載社會整合想象力的概念又被重新激活。社群主義以及社會資本理論對于社會團結以及社會紐帶的謀劃，都為社區作為一種應對新型社會分化的社會整合機制提供了合法性證明。社區作為社會轉型中的整合機制，無疑會對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出新的要求。尤其是，當政府以市場化理念為主導促進改革時，社區作為社會整合與團結機制的重要性就會更加明顯。
（三）政府治理方式革新的要求
當前的政府改革最主要的是要改變政府的管理型特征，或者說要變革管理型政府。管理型政府的最大特征是，它不但用科層制組織自身，而且用科層制組織社會?？茖又谱鳛橐环N政府的組織方式，把政府建構成為一個依靠規則和命令、自上而下執行的專業體系?？茖又谱鳛橐环N社會制度，把社會職能納入到政府管理的范圍之內，使社會變成了政府的附屬，以實現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在政府通過科層制管理社會的體制中，作為社會基礎的社區也被納入到政府的行政計劃之中。西方國家專業化的社區管理以及福利體系的設置和中國的單位之都是管理型政府開展管理的基礎。
但管理型政府及其管理社會的方式也存在弊端。管理型政府持有一種技術理性，以效率最大化為價值追求。為了便于管理，管理型政府用同一性的策略來剪裁現實的多樣性，以致破壞了社會活力，陷入悖論性的困境之中。各國政府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相繼實施了改革。一方面，通過分權與職能轉移來提高政府效率與社會活力；另一方面，通過內部民主化與外部民主化策略為政府的有效運行于社會的良好治理塑造新型的制度空間。雖然，當前的政府改革并沒有完全揚棄管理型政府，但是隨著政府價值追求的轉換以及社會自治空間的擴展，政府的模式也在發生變化。服務型政府成為替代管理型政府的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社區重建的視角，可以發現隨著職業屬性、政治屬性與倫理屬性等方面的調整，政府的理念正在從管理走向服務。
（四）治理與現代化概念新內涵的影響
治理概念的新內涵起源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變革與經濟研究?！巴獍南到y化發展、核算單位的自治化傾向、零庫存管理等等都是重新審視‘福特式’生產模式（將生產線一體化，從設計部門到機器制造、從工程師到工人嚴格等級化）的信號?！边@促使學者們思考“能用等級化以外的另一種方式來指導企業嗎？在企業內部和在企業與其他企業關系中，生產單位的日益自治化會要求采用哪些新的協調方式呢？”〔3〕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治理理念的興起就是為了揚棄管理理念。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與擴展，治理理念也滲透到政府治理體系之中。在全球治理委員會看來，“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個特征：治理不是一套規則，也不是一種活動，而是一個過程；治理的基礎不是控制，而是協調；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門，也包括私人部門；治理不是一種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續的互動”。〔4〕很顯然，治理理念為政府模式的革新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方向。
現代化概念的新內涵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的政府改革及其效應的影響下形成的。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化是一項未完成的工程”；在鮑曼看來，現代化正在從“固體現代性”轉向“流動現代性”；而貝克則認為，現代化正從“第一現代性”走向“第二現代性”。無論學者們做出何種區分，都意味著現代化正在經歷新的階段。與早期現代化的“西方中心論”與“單一現代化”不同，新型的現代化是一個在多元化與復雜化的情境中尋求合作的過程。這種現代化理念對社區治理以及政府模式都提出來新的要求。
綜合起來看，“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選擇”是社會轉型與政府改革情境中生成的一個新議題。社區與政府關系重塑的理念選擇，必須回應權力體系變革的要求、社會轉型的整合訴求、政府治理模式變革的要求，并遵循“治理現代化”的新原則。
二、傳統理念革新以及困境
雖然，社區治理現代化中的服務型政府建構，是一個新的時代命題與歷史任務。但是，通過革新傳統理念來探索這一議題，也不失為是一條可行的路徑。其實，在社區重建的過程中，不難發現那些通過革新傳統理念對政府與社區關系進行重塑的各種嘗試。傳統理念的革新其實是社會重建的重要構成部分，其并不是要回歸到傳統中去，而是基于新的社會現實的傳統再造。當然，傳統理念革新也有其局限。只有理解其局限，我們才不至于僅僅停留在依靠傳統的外衣來包裝新的理念。
（一）管理理念的革新
當前的政府改革就是要變革政府的管理特性。管理型政府及其對社區的管理，是依靠科層制實現的。通過科層制組織，政府強化了控制自身的能力；通過科層制度，政府強化了對社會的控制。政府通過限制市場性經濟權利、擴張福利性社會權利的方式，滲透到社區的管理之中。通過再分配和規制，原來由社區承擔的職能被政府所吸納。再分配主要涉及到資源的配置問題，諸如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等。加強規制則主要涉及到確定行動準則，諸如各種規范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政府法規等。管理型政府通過科層制式的管理想象力，構建了以自上而下的社區控制體系。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體系能夠動員社區內在的資源以服務于國家建設。但是，從長期以及實踐經驗的角度看，它卻是一個資源低效利用與社會等級化的體系，并最終失去活力與合法性。
為了打破政府管理社區的科層體制，政府逐漸減政放權，并把新管理主義引入到政府過程之中。新管理主義“是工商企業管理領域長期流行的一套管理哲學，它主要包含如下幾點核心觀念：（1）社會進程的主要途徑在于經濟意義上的生產力的持續增長；（2）這種生產力的增長以‘管理’功能對勞動力要素和復雜的信息技術、組織技術、物質形態的商品的生產技術的有效組織為前提；（3）管理是一項重要的、分離的和特殊的組織功能，在諸如計劃、執行和衡量生產力的實質進展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商業的成功越來越依賴于高素質和職業化的管理者；（4）為履行‘關鍵作用’，管理者必須擁有合理的‘管理權限’”?！?〕新管理主義的最大特點是管理的自由化與市場化。通過新管理主義的視角，不難發現：一方面政府自身的組織方式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等級制，政府組織朝著扁平化、管理者自我控制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與社區的分離，社區具有了一定的自治權，因而政府管理社區的方式也不再僅僅是命令――服從，而是協商互動。
（二）自治理念的革新
隨著政府的分權化改革，政府與社區逐漸分離開來，社區自治的理念得以復興。不過，社區自治理念的復興并不是要回歸到傳統社區自治的理念中去。傳統的社區自治所賴以嵌入的傳統“社會――國家”結構，在全球化與個體化的沖擊下正在走向解體?！吧鐣谠馐苋蛘魏蜕钫蔚膴A擊。在‘流動的現代性’條件下，社會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社會不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實體，不再有明確的邊界和規范，以至于個體被迫用自身的資源去解決社會問題?！迸c此同時，“國家從總體上喪失了大部分曾經擁有的各種：它經常處于‘別無選擇’的境地，而不是自由地實施政策選擇?！薄?〕而傳統“社會――國家”結構解體包括“整合與瓜分、全球化與地方化，是兩大相輔相成的過程。更確切地說，它們是同一過程――即世界性的、權力和活動自由的重新分配――的兩個方面”?！?〕上述這些因素都促使社區自治的理念進行革新。
自治理念的革新促使政府從集權走向民主。不過就政府的民主形式而言，其不同于傳統抽象的“人民”以及代議民主，由于社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協商民主正在成為政府民主的新形式。與此同時，新型的自治理念要求，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立場，任自由市場理念侵蝕社區自治，也不能采取過度干預的方式破壞社區自治。隨著社區內在生活政治的興起，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應當懂得分享權力、實現與社區的合作共治。
（三）情誼理念的革新
情誼理念其實是一種倫理道德理念。正如卡藍默所認識到的那樣，“倫理問題……是因為公（國家）和私（市場）的雙重失敗造成的”。〔8〕雖然，通過傳統理念的再造，管理與自治都具有了一定的新內涵，但是，新管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仍然具有忽視情誼關系的缺陷。這就引發了人們對情誼關系的再思考。哈貝馬斯看到，新的市民社會“不再包括控制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和商品市場的經濟領域。無論如何，‘市民社會’的核心機制是由非國家和非經濟組織在自愿基礎上組成的”?！?〕與此同時，“許多集體行為的問題只通過個人行為無法解決，但是由遙遠的國家調節或間接的正式民主程序也不容易解決。相反，社群的自我調節，結合民主國家及其機構的權威，倒可以使問題得到解決”。〔10〕這就為社區情誼關系的重塑提供了可能。尤其是“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使得社區情誼關系受到廣泛的重視?！吧鐣Y本包含隱含的知識、網絡的集合、聲譽的累積以及組織資本，在組織理論語境中，它可以被看作是處理道德陷阱和動機問題的方式?！薄?1〕 毫無疑問，上述的思考都為社區在新型社會情境中構建抵御流動性風險的倫理情誼網絡提供了方向。
情誼關系的重塑不僅僅關乎社區，同樣也關乎政府對社區的治理。帕特南在研究政府改革時，通過意大利政府改革的不同效果分析，發現社會資本在促進政府改革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帕特南看來，社會資本存儲在一些自發性的組織之中?！斑@些自發出現的組織，與其說是代表了一種理想的利他精神，不如說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的未雨綢繆。處境相同者愿意齊心合力，以抵御社會迅速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薄?2〕這其實意味著，政府在進行改革時，為了促進社會問題的有效解決，可以依靠社區內在的社會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引導、開發和完善社區內部的社會資本對于培育社區情誼關系、維系社區團結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社區情誼關系的培育反過來也要求政府實現倫理化和道德化。
（四）傳統理念革新的困境
在工業社會中，“政府與社會關系是中心與邊緣的關系，政府處于中心，而社會則是圍繞在政府的邊緣，并形成了穩定的中心――邊緣結構”?！?3〕在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心對邊緣具有特定的支配作用，邊緣要服從于中心。就政府與社區的關系而言，社區管理的科層制就是中心――邊緣結構的實現方式之一。隨著政府職能社會化，社區從政府的嚴格管制中脫離出來。社區與政府的分離使得政府的中心地位被削弱。隨著社會中心論的興起，社區與政府關系的中心――邊緣結構發生了變化，兩種社區中心論被凸顯出來。一種是從市場社會中心論的角度看社區與政府的關系，社區被嵌入到商品化的理念之中，與此同時政府也被放置到邊緣位置。另一種是從志愿社會中心論的角度看社區與政府的關系，社區被嵌入到互惠互利的理念之中，政府同樣也處在邊緣位置。雖然，從基于科層制的政府中心論到基于市場理念或志愿理念的社會中心論的轉變，促進了經濟、社會與政治秩序的辯護。但是這三種中心論在試圖把功能相對分離的社區與政府整合到一起時，采用的都是單一化的策略。這種單一化的策略其實是追求同一性的表現。這種同一化的策略無視功能分化的合理性，試圖強制性地實現功能的高度整合，最終卻導致社會功能的紊亂。尤其是在當前社會復雜性與流動性不斷增長的情境中，這種依靠單一中心進行功能融合的策略就會更加不合理。
為了克服單一中心整合模式可能帶來的社區治理的碎片化，一種多中心的理念逐漸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多中心理論的興起為多元力量的共同發展提供了合理性證明，并減弱了多元力量為了爭奪單一中心地位而發生分裂的可能性。但是，多中心理論仍然停留在中心理論的視野之中。雖然，多中心理論虛化了那個絕對的單一中心，但是它并沒有真正地解決碎片化問題，而只是把碎片化問題弱化了。一旦那個能夠維系多中心之間均衡的隱秘力量被忽視，社區治理的碎片化會以更極端的形式出現。其實，不論是單中心還是多中心，都沒有真正的理解當前社會分化的意義及其限度，因而也就沒有理解社會整合的意義及其方式。社區治理的碎片化問題，看似是一個分化過度的問題，其實也是一個整合不當的問題。社區內在力量的分化，自然會帶來多樣化的功能及其合理的存在。但是多樣化的功能之間必須有所整合才不至于出現紊亂狀況。這就要求超越簡單的分化邏輯和局部思維，從整合與整體的角度重新思考社區治理。
三、合作理念中服務型政府治理社區的策略
傳統理念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拓展人們對于社區治理現代化中服務型政府的認知。社區管理理念的革新透露出服務型政府的職業屬性，社區自治理念的革新揭示出服務型政府的政治屬性，而社區情誼理念的革新則凸顯了服務型政府的倫理屬性。但是，傳統理念對于新型社會分化與整合的不當理解，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人們對于服務型政府的準確理解。這就要求，用一種更加合理的理念來理解社區與政府之間的關系。
（一）合作理念的維度
社區治理的現代化需要服務型政府具有一種合作理念。雖然，合作的概念早已有之，但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中，合作具有新的特質。
首先，合作蘊含了領域融合的維度。近代社會“處于不斷分化的發展過程之中，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進入了一個不斷分化的歷史進程中了”?！霸诮鐣姆只挟a生了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在這同時，日常生活領域也開始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出現?！薄?4〕領域的分化一方面促進了社會的多樣化，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社會的復雜化。為了實現社會秩序與整體功能的發揮，各個領域之間必須被有效協調起來。不過工業社會中的領域協調是依據同一性的領域侵蝕。所謂領域侵蝕，其實就是用一個領域的原則與功能來取代其他領域的原則與功能，以實現各個領域之間功能的一體化。但是，領域侵蝕用單一功能來支配其他功能的實踐，最終被證明是無效的。在新型的社會情境中，重新分化出來的各個領域不僅具有了新的特質，而且在協調的理念和方式上也發生了變化。從社區治理的角度看，生活在社區之中，并不是生活在一個封閉的、同質性的空間之中，而是生活在一個信息、資源和人員不斷流動的空間之中。社區內存在的多種功能領域之間的關系不再是同一性的支配和服從關系。各個領域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侵蝕與被侵蝕的關系，而是融合關系，即從相互建構的意義上把握各個功能領域之間的嵌合方式。
其次，合作理念蘊含了倫理的維度。社區內在各種力量之間的融合，顯然不能通過競爭與控制實現，而是需要激發一種關于倫理共同體的想象力。“對共同體來說，多樣性和包容性并非勢不兩立。在許多語境中，我們把共同體理解成是由比較松散的合作活動和群體構成的。忠誠和凝聚固然重要，但是，關切和考慮每一個人的利益這一隱含承諾同樣重要。為了共同體的目的，分界線被打破了。焦點轉移到共同事業和共同的生活?！薄?5〕 換言之，共同體的構成雖然是多樣的，但是共同體各個構成部分之間并非是相互隔離的、而是相互溝通的。共同的事務也并不是被事先自上而下給定的，而是通過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相互破除自身的禁錮而相互建構起來的。與此同時，對于合作的倫理之維和道德共同體的理解也可以通過社會資本這一路徑。社會資本作為一種社會粘合劑，有利于修補由市場機制所引發的社會分化與分裂。在帕特南看來，社會資本有兩種，一種是黏合性社會資本，一種是連接性社會資本?！梆ず闲陨鐣Y本有助于加強特定的互惠原則和成員的團結。連接性社會網絡，能夠更好地連接外部的資產。連接性社會資本可以產生出更廣泛的互惠原則，而黏合性社會資本則會使人們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薄?6〕利用這些社會資本的有利特性，可以建構出一個合作網絡。
再次，合作理念蘊含了網絡的維度。正如鮑曼所認識到的那樣，“‘社會’越來越多地被視為一種‘網絡’而非‘結構’（更不用說一個穩定的‘整體’）：社會被人們認識為各種隨意性的聯結和分離的矩陣，一個能出現無數種排列組合方式的矩陣”?！?7〕 在很大程度上，網絡概念提供了一種不同于結構概念的理解圖式。第一，結構可能預設了一個先在的整體性或者說“一”，然后結構中的所有其他構成要素都要依據這個整體性或“一”來進行自我建構；而網絡并不預設一個先在的整體性或“一”，而是在互動的過程中實現各構成部分之間的平衡。第二，結構具有信息傳遞的單向度性，而網絡具有信息傳遞的多向度性。第三，結構具有穩定性和尋求確定性的特點，因此不適應高度流動與不確定的社會。網絡則具有靈活性，它能順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第四，結構中的構成部分具有固定的位置并且處于不同的層級之中，而網絡中的構成要素則不再具有固定的位置，處在平等的地位上進行互動。在很大程度上，只有“網絡”才能為社區與政府的合作治理提供有利的關系模式。
（二）服務型政府治理社區的策略
首先，引導新型社區自治。當前社區自治的興起并不是一個單向度的內生過程，而是一個多向度的互構過程。政府也將會在新型社區自治興起的過程中發揮特定的作用。就社區治理的建構而言，社區治理中的關系既不應當是競爭性的交換關系，也不應當是控制性的管理關系，而是服務性的合作關系。就當前服務型政府建設與社區自治興起的關系而言，服務型政府應當引導社區走向新型自治。服務型政府既不能采取自由主義的策略放任社區自治，也不能采取管理主義的策略控制社區自治。歷史的經驗已經證明這兩種策略都是不可行的。服務型政府作為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政府建設的目標模式，就應當以服務的理念來處理其與新型社區自治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服務型政府既要承認新型社區自治，又要促進新型社區自治的成長。因而服務型政府可以通過引導的方式促進新型社區自治。服務型政府引導社區自治，就是要以合作的理念引導社區自治，使社區自治被納入到網絡化的治理結構之中，并促進政府與社區在功能上的有效融合。
其次，培育社區倫理精神。工業社會是一個理性化的社會，倫理精神被作為一種價值巫魅驅逐到社會精神的邊緣位置。社區的倫理精神同樣也受到了排擠與限制。一方面，社會層面上的個人自由和組織控制的理念把倫理精神變成了附屬于它們的理念，因而社區倫理精神就無法得到伸張。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也支持個人自由組織控制的理念，社區的倫理精神也就無法制度化。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中，人們重新從社會團結與道德責任的維度來尋找新的社會治理方式。在社群主義和社會資本理論的助推下，社區倫理精神的培育再次成為一個焦點問題。第一，我們不能夠再用一種感性的和自然主義的視角來看待社區倫理精神。隨著社會越來越復雜，社區倫理精神的建構必須自覺化。第二，當前社區倫理精神的培育需要從領域融合的角度來理解。工業社會中的社區倫理精神在領域分化的過程中被削弱。在后工業化進程中，隨著政府職能的社會化，社會治理的主體變得日益多元化，領域融合的跡象已初露端倪。第三，隨著領域的融合，政府與社區的關系也將發生變化。在很大程度上，社區不應再持有一種傳統的自然主義的道德觀，政府也不應當在從自由主義或管理主義的角度來理解自身的倫理特質和社區倫理特質。只有通過服務型政府才能培育社區倫理。服務型政府只有通過實現行政人員道德化以及建構道德制度才能矯正自由主義和管理主義對于其自身倫理精神的限制。政府的倫理化有助于引導社區的倫理化。
再次，構建社區合作制度。社區的發展離不開制度的保障，而政府在提供制度保障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過，在當前社區重建的情境中，政府所提供的制度保障類型以及提供制度保障的方式都與工業社會中政府的所作所為有很大的區別。工業社會中的制度設計是由兩種理念支配的，一種理念是競爭，一種理念是控制。當然，這兩種理念之間也存在著交叉和混合的現象。不過這三種形式不再適應新型的社會情境。通過服務型政府建構的合作制度的理想類型應當是由倫理精神聯結在一起的行動者網絡。第一，通過服務型政府建構的合作制度不是一個結構而是一個網絡?！熬W絡”與“結構”相比，更適合于理解和應對當前社會的特質，即由高度復雜性和流動性所導致的關系模式。第二，通過服務型政府所建構的合作制度是行動者的網絡。行動者具有自主性，不像結構中的行為者那樣只是被動的服從并執行來自上面的命令。在一定程度上，行動者不僅僅再從上層接受命令，而且也在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中開展活動。在由“網絡”所提供的無中心和無層級的關系中，行動者能夠圍繞著公共事務的解決展開自主而平等的交往。第三，服務型政府所建構的合作制度是具有倫理精神的行動者網絡。行動者只有具備倫理精神才能彼此信任和相互合作。政府作為網絡中的一個重要行動者，必須實現自身的倫理化，并以倫理精神為指導服務于其他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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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治理的概念范文2
關鍵詞:參與式治理;社會資本;信任;動員能力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80年代之后,社會資本的功能逐步得到重視。社會資本這一概念由社會學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等廣泛采納并用來詮釋和說明各自研究領域問題。社會學家關注社會關系網絡(PierreBourdieu,1983)、社會資本的功能、影響要素分析(JamesS.Coleman,1990)以及社會資本指標的測量和理論模型的構建(NanLin,2001);政治學家強調社會資本對社會穩定和政治發展的重要意義(RobertD.Putnam,1993);經濟學家則強調用社會資本解釋經濟增長(JohnF.Helliwell,1995;MichaelWoolcock,1998)。經過二十多年的積累,社會資本理論和應用研究不斷拓展。從社會資本研究的基本趨勢來看,逐漸從系統性研究和面上研究轉向重視某一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
社會資本的概念具有較為廣泛的包容性,西方學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對于社會資本的界定存在不同的觀點。盡管不同學者對于社會資本的概念尚存在不少分歧,但社會資本所指涉的社會關系網絡和社會信任等積極作用卻獲得了普遍認同。在本文研究中,筆者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嵌入于特定社會結構中并能產生投資回報的資源,表現為能調整人們行為以實現特定目標的各種規范和社會關系?；谏鐣Y本的這一定義,本文所討論的村級治理的社會資本即為嵌入于村級治理網絡并能提升村級治理績效的資源,是在村級治理過程中村民們經常性的互動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信任和期望。它包含三個基本要素:村級治理網絡、規范(主要指村規民約等)和信任關系。
參與式治理是指社會組織和公眾參與社會共同事務,促進社會公共利益以及推動社會發展的過程和狀態。這一概念強調了社會組織和公眾個人參與社區的管理過程,它體現了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在村莊社區中,參與式治理主要指在村莊范圍內多元治理主體運用村級公共權威管理村莊范圍的共同事務,解決村莊范圍的公共問題,促進公共利益和集體目標,構建、維持正常的村莊秩序,推動村莊發展,最終達到善治的過程和狀態。它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包括以什么樣的方式產生治理權威,通過什么樣的程序保證廣大村民有權參與重大村務和公共事務的管理與監督等等。
在促進社區公共利益和集體行動這一點上,參與式治理與社會資本理論具有共同的落腳點和契合點。一方面,社會資本是解決社區集體行動困境、提高社區治理績效、實現社區善治的關鍵;另一方面,通過參與式治理促使社區治理主體產生利益集合,形成社區身份認同和權利共識,從而為社會資本積累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二、參與式治理與社會資本積累的作用機制
社會資本積累是一個過程,它是“嵌入于治理網絡并能提升治理績效的資源”獲得持續動員的過程。因此,嵌入在治理網絡結構之中的資源動員潛能和動員能力的再生產影響著社會資本的存量。通過參與式治理,可以獲得基于相互認同的信任。并且,參與式治理為資源動員潛能的發掘以及資源動員能力的再生產提供了一個運作平臺。
1.參與式治理:構建基于相互認同的信任?！靶湃侮P系”是社會資本中的核心元素。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信任”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以宗法家族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中。20世紀50年代,在其《鄉土中國》一書中討論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時提出“差序格局”理論。“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改革開放之后二十多年的市場化邏輯以及城郊村民的大量流動,當代的中國城郊村莊正在日益原子化,“流動的村莊”取代了傳統意義上封閉的城郊村莊共同體。城郊村莊由原來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傳統村莊社區以血緣、地緣等關系為主的信任運行機制在社會轉型期受到了沖擊,面對信任、合作等困境,在現代城郊村莊社區治理過程中,信任關系如何獲得與維持呢?
實踐中,村莊社區的信任關系主要是通過持續的溝通、參與來實現的。在持續的溝通、參與過程中,生成基于相互認同的信任。這種信任正是村莊社區社會資本的核心要素。通過參與式治理,促進了村級治理過程中村民、干群形成相互認同關系。它們促進了網絡成員之間的交往,拓展了信息的交流渠道,從而提高互信程度,使得合作成為可能。因此,參與式治理對于城郊村村莊社區而言,它整合著村莊社區的社會生活,是村民獲得相互認同以及社區歸屬感的重要途徑。
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教授保羅·懷特利提出過“社會資本創造的可供選擇模型”:(1)社會資本由個體的人格特征所創造;(2)社會資本由個體關于規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碼創造;(3)社會資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員身份創造的。這三種基本模型分別強調了個體人格、社會道德及基于個體的社會認同和社會歸屬感而形成的社會信任和社會資本。在社區參與式治理過程中,一方面,社區精英個體魅力獲得放大效應。另一方面,參與過程中的社會化促使社區成員關于規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碼的再創造,并且,社區成員相互認同和社區歸屬感得到升華。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參與式治理構建了現代村莊社區治理過程中社會資本培育和積累的重要基礎。
2.參與式治理:資源動員能力再生產的運作平臺。作為一種“資本”,社會資本具有一般“資本”形式的特征與意義。它蘊含“投入”——“經營”——“增殖”——“收益”的基本邏輯。然而,“嵌入于村級治理網絡并能提升治理績效的資源”是如何形成為社會資本的?對于這個問題的探討,關注的焦點是嵌入于特定社會結構中的資源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即“動員能力”和“動員過程”。在村級治理中,“動員能力”即村級權威為了實現既定的治理目標所擁有的發動村民響應、支持并按照其意愿行動的能力。而資源的動員本身是一個持續的過程,“社會動員是一個過程,通過它,一連串舊的社會、經濟和心理信條全部受到侵蝕或被放棄,人民轉而選擇新的社交格局和行為方式。它意味著人們在態度、價值觀和期望等方面的變化”。
在治理過程中,行動者能否有效運作社會資本,往往不僅僅在于其各自擁有多少資源,更重要的是在于社會資本運作轉化的能力。嵌入在治理網絡結構之中的資源動員潛能和動員能力的再生產影響著社會資本的存量。如圖1所示。
動員的過程是社會資本運作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參與式治理為資源動員潛能的發掘以及資源動員能力的再生產提供了一個運作平臺。動員的潛能以及動員能力的再生產構成“動員過程”的兩個核心要素。一個重要的假定是:如果在過程開始時,無論他本身的動員能力、技術及其所掌握的資源,都使他并不足以成就這樣一個動員的結果。那么,在此過程中,治理精英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態度是非常關鍵的。
過去的研究更多的注重的是一種單向的動員過程,或者說看他的動員能力、動員能夠達到一種什么樣的結果等等。其實,它是首先假定了村級權威具有一種很強的動員能力。但事實上我們看到它本身的資源并不樂觀,在事件之初甚至都缺乏動員能力。因此,對于動員能力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和特性的關注是關鍵的。動員能力可以在動員過程中獲得不斷創造和強化。一些城郊村莊社區的實踐也反復驗證了村民參與的能力可以在參與的過程中不斷習得,并在反復的參與實踐中逐步提高的。
三、社會資本積累是一個動態過程
社會資本積累本身是一個動態過程。烏斯拉納教授從理論分析上得出了“民主和社會資本似乎是共生關系”的結論。實踐中,積極參與社區事務的治理精英所進行的基層民主的建設和變革——參與式治理,成為資源動員潛能的發掘以及資源動員能力的再生產的一個運作平臺,它客觀上促成了一種特有的動員機制和動員能力。正是這種特有的動員機制和動員能力推動了社區社會資本的持續積累。
社區治理的概念范文3
【關鍵詞】 社區治理范式 社區服務 福利化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社區服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不斷探索的一條深入社會基層、服務社會大眾的社會化服務道路。在我國社區服務發展的歷程中，社區服務的范式也經歷了多個階段的變革。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推動基層治理法治化”，十八屆五中全會則進一步提出了“推進社區治理精細化”。從“精細化”一詞中可以看出，我國對社區治理范式的認識不斷升級。在治理范式下的社區服務也進一步注重福利化，不斷形成“福利治理”的新道路。
我國社區治理范式演變的歷程
從1978年起，我國社區治理范式開始由行政化向福利化演變。1978年至今，我國社區治理范式向福利化演變的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末）：社區服務化的萌芽階段。1978年我國召開了，自始我國發展的重心逐步向經濟建設轉移，國內城市的工作任務也不斷加大。1979年初，我國重新出臺了《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于是城市街道和居委會的運行體制全面得到恢復。1983年的全國八次民政工作會議上，國家首次明確提出了改革社會福利機制，通過聯合國家和社會的力量興辦社會福利事業。1984年全國城市福利事業單位改革整頓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國家民政部明確提出要多渠道、多形式推動社會福利事業要面向全社會。在這一階段，雖然表面上我國的社區服務開始向“社會化”演變，但總體上我國的社區服務仍然是政府化的范式。從經費來看，該階段我國社會福利事業的經費是以政府的撥款作為絕對主體的。從目的來看，該階段我國發展社會福利事業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解決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在經濟社會運行方面出現的各種問題。因此，社區治理范式的行政化色彩仍然占絕對主導，該階段屬于我國社區治理服務化的萌芽階段。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末）：社區服務市場范式的推進階段。1987年，我國正式提出了社區服務的概念，標志著我國社區治理范式由行政化向福利化轉變的萌芽階段開始向推進階段過渡。1993年我國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社區服務業的意見》，明確了我國社區服務具有群眾性、區域性、福利性和服務性等特點，社區服務的發展應根據不同的社區服務對象，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準則，建立差別化的社區服務價格體系。這一政策是我國社區服務產業化的直接體現和實施依據。
在市場范式引導下，我國社區服務對社區治理帶來重要作用，但該階段我國社區治理仍存在一定的問題。首先，在政府責任上，單位制、國企的改制迫使部分原有單位福利保障的社會群體淪為社區的弱勢群體，而國家由于體制上的瓶頸無法對其提供充分服務，甚至出現政府推卸責任的弊端。其次，對社區服務的福利化產生一定的本質威脅。部分地方政府過分以經濟利益為目的開展社區服務，結果往往導致社區服務業運行不當，也使得社區服務的福利化本質被淡化。
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社區服務的治理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升，社區居民對社區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當時，我國的社區服務存在三大難題：首先，在社區服務的主體方面，當時主要是政府，提供的服務內容也主要局限在社會救助、社會救濟等方面。其次，在社區服務的質量方面，社區居委會提供的大量社區服務已無法滿足居民需求。再次，在社區服務的方向方面，由于我國市場化進程不斷加速，財稅體制、行政管理體制不斷得到改革和規范，社區居委會興辦的各類服務組織和開展的志愿服務活動不斷被引入。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不斷探索社區服務范式的改革，社區服務業的概念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政府對社區服務的著眼點逐步由第二階段的經濟利益為主轉向第三階段的公共利益為主，提出了要大力發展社區公共服務，并凸顯服務主體的多元化。這一重大調整體現了社區治理范式不斷顯現出來，社區治理的福利化開始得到回歸。2000年以來，我國陸續出臺了《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建設的意見》《民政部關于進一步推進和諧社區建設工作的意見》《關于加強全國社區管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工作的意見》等政策，逐步明確了社區公共服務的對象、內容、服務方式和服務途徑等，體現了我國對社區治理的重視和深化。2015年，我國確定了40個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體現了我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化全面開啟試點進程。
我國社區服務福利化轉型發展的路徑導向
在社區治理范式引導下，我國的社區服務必然將由行政化向福利化轉型。未來推動我國社區治理范式福利化，在發展導向上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進一步審視界定社區治理范式下的社區服務內涵。在我國社區的發展與治理過程中，國家及各地政府、社會各界等對社區的定位已基本達成共識，即基層治理與共同體?；鶎又卫?，重在通過政府權力的再造、下沉，對社區進行有效治理。社區共同體，則重在公共服務的強化和社區團結氛圍的營造。在福利化視角下，我國社區服務應遵循兩種導向：一是社區服務公民化導向，將社區服務定義為一種以公民身份所享有和參與的社會活動；二是社區服務物品化導向，即在保證社區服務的福利性質到位的前提下，尊重社區服務的市場特性。這也就表明對社區服務的界定不應僅局限在福利性質，也應包括市場性質，應根據社區的類型以及社區居民的多元化需求，提供多元化的社區服務。
加快構建面向多元主體的社區服務網絡體系。雖然我國社區服務的治理范式已不斷形成和完善，但是目前還存在以扶貧救弱為導向和以個體消費為導向的特征，即社區服務僅僅初步實現了縱向整合。在未來社區治理范式的引導下，我國的社區服務就應該形成主體多元、服務多元的社區服務網絡化格局。在社區治理范式引導下要構建這種網絡體系，應充分認識三大特征：一是在政府的角色定位方面，要求政府由原有的行政能不斷向服務職能轉變，具體就是將以往的權力和資源控制型的角色轉變為以權力協調、資源對接、信息服務等公共服務化角色。二是在主體關系方面，要求重新配置各個主體之間的權力關系，破除自上而下式的行政格局，逐步形成主體之間良性協作、共同治理社區的格局。三是在服務內容方面，要逐步走出原有的單一面向社區弱勢群體的范圍，積極向全體社區居民靠攏，調動政府、市場和社會三者的積極性，凝聚合力，主動深入調研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分層分類有序提供社區服務，形成主體多元化、服務內容多元化、社區之間互補的網絡型社區服務格局。
積極建設多元化的社區共同體。在社區治理范式下，要構建面向多元主體的社區服務網絡體系，就應該明晰政府、市場、社區這些主體在社區服務方面的分工，并推進主體之間聯動，實現“社區共治”。這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要確立社區治理范式下政府的權責。應遵循社區服務主體向多元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沖破政府作為社區服務福利化唯一運行主體的瓶頸，不僅要提供基礎的社區服務，還應建立社區居民服務的信息平臺、溝通平臺和質量監督平臺等。二是要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更好地發揮社會組織這一第三服務部門在社區治理范式下的主體服務功能，促進社會組織在服務理念、組織運行、與政府關系處理等方面不斷提升。三是要全面激發社區居民的積極性，加速建設社區共同體。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對社區發展的關注度和參與度等都是形成社區治理合力、實現社區服務福利化的重要保證。
（作者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博士，長春師范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社區治理的概念范文4
一、村級治理的困境:社區社會資本缺失
集體行動困境日益成為村級治理的普遍困境。由于干群之間、村民之間缺乏基于相互認同而形成的基本的信任、團結與合作,在村級治理活動中,更多的是猜測、質疑甚至暴力。集體的規模越大,信念、價值理念更為多元化,就難以達成合作,促成共同利益。從社會資本的角度來看,村級治理的困境中所體現出來的是社區社會資本缺失。本文中所討論的社區社會資本可以這樣界定:嵌入于社區治理網絡并能提升社區治理績效的資源,是社區治理主體在社區治理過程中開展經常性活動的互動中所形成的共享知識、理解、規范、規則、信任和期望。我們調查小組在T村作深入訪談時,S書記講起的有關T村村級治理遭遇困境的兩個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案例1:村級企業轉制與干群矛盾。1996年,村里的聯營企業由于受宏觀經濟影響面臨的形勢也非常嚴峻。有一些行業不景氣聯營企業面臨一年虧損50萬元的可能。在這樣的背景下,村委會經過反復討論后作出決定,將原有的一些低利虧損企業置換出去,盤活資產,以贏得日后的發展。企業轉制使得當時有200多名(占全村勞動力的近三分之一)村民失去了工作。村民不理解企業為啥要賣給私人?企業為什么要轉制?村民罵村干部是在“賣家當”,肥了干部,便宜了老板,而村民卻丟掉了飯碗。因此對村干部意見很大,一度干群矛盾尖銳,群眾上訪不斷。一些人天天到村里要求解決工作問題,情緒激動,和村干部發生了激烈的沖突。甚至出現了扯破衣服、掀翻桌子等過激行為。村干部的情緒也很激動,認為辛辛苦苦為村里企業找出路,村民不理解,干部的工作積極性也受到了很大的挫傷。
案例2:“箱子田”引發的筑路風波。“要致富,先修路”。這正是T村遭遇的難題。T村的土地是“箱子田”,隨著經濟的發展,“箱子田”制約T村經濟發展。T村想引進外資,但好幾個外商看了都搖頭走了。村級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突破?村兩委考慮設法利用312國道交通便捷的優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促進村級經濟發展。要利用312國道交通便捷的優勢,就必須筑一條連接312國道和村工業園區的道路。而“箱子田”的T村從哪里獲得這條路?通過村黨總支的不懈努力,幾經周折后終于同鄰村達成協議,置換了20畝土地,規劃了村里連接312國道的對外通道。由于當時村里財力有限,新路的建設只能分期實施,最初筑的是石子路。改道和筑石子路影響了村民的生活,村民意見很大。有的村民甚至認為村干部熱衷筑路的目的是為自己撈好處。因此,曾連續三次把新建的圍墻。村干部感到委屈和苦悶,自己在辛辛苦苦為村里想辦法謀利益,但為什么不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
二、溝通與信任:走出村級治理的困境
哈丁的“公用地的悲劇”講述了公共草地上牧民過度放牧摧毀大家都賴以生存的整個草場的困境。最終大家都受罪。這種悲劇形成的核心是缺乏信任和溝通。在村級治理過程中,信任和溝通也是培育社區社會資本的重要路徑。
1.公民參與:促成溝通與信任。安斯坦(ArnstEin)認為參與式治理是決策機會的再分配,使那些無資產者可以加入現行的政治及經濟運作過程,從而爭取有機會決定資源的分配、資訊的分配、政策的制訂、服務的運行和利益的分布。聯合國的普及參與研究計劃(PopularResearchProject)認為參與式治理使那些沒有控制力的人走在一起去增強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力。就村民參與的內涵而言,有廣義與狹義的理解。狹義的村民參與主要指村民參與投票選舉的活動,這是現代民主政治的一項重要指標。廣義上村民參與還包括對于村民公共利益、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等方面的參與。本文所討論的村民參與是基于廣義的理解與運用,指村莊社區村民參與村莊社區事務,從而推動村莊社區發展和治理績效的提高。主要包括村莊社區層面上的政治參與、村莊社區公共管理中的參與、村莊社區村規民約性制度的制定與執行。村民參與是村莊社區建設的內源性動力,其參與的規模、程序和制度化水平與村莊社區的整體發展具有直接的關聯性。
村民參與對于矯正政府、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矛盾,促進相互溝通與信任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村民參與進行有效溝通信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不但有利于村級治理充分體現民意,沿著正確的方向進行,還起到“安全閥”的功能,保證村莊共同體的穩定。反之,當村委會違背民意,村民對村委會懷有明顯的不信任感與離異感時,村委會與村民之間的關系將日趨緊張。如果村委會沒有足夠的能力消解,很容易選擇強烈壓制村民參與的策略,這種做法在短時期內可能有效,但這只不過是假象。村民參與一旦壓抑超過一定的限度,村委會與村民之間關系的緊張程度將達到新的水平。
村民參與對于促進共同信念和價值理念的認同也具有重要作用。它促使村民理解、配合和支持村級治理,降低村級治理,減少村級治理失誤。日益多元化、碎片化的社會,分歧和沖突的特征日漸明顯,各種意見和觀點不斷碰撞也是正常的。如果矛盾涉及的是群體性的,當這種不滿和怨恨缺乏適當而有效的途徑而以非常態方式釋放時,就會以強烈的社會沖突、暴力等形式表現出來。研究表明:村民參與能加強村民對政府、村委會、政策的信心和信任,村民會予以執行上的方便和合作。村民參與有助于激發村民對村級治理行為的認同感和接受性。還有助于政府、村委會等改變過去自上而下的單一視角,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雙重視角,從而真正保護村民的公共權利。
2.公民參與的治理網絡。社會資本的研究始于社會網絡分析,社會網絡分析的中心概念與社會資本研究所關心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叉的。社會網絡分析強調社會實體之間的關系以及這些關系之間的模式和含義。帕特南在他的社會資本概念中也強調網絡,但他稱之為公民參與網絡,公民參與網絡在帕特南的社會資本概念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帕特南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網絡形式:水平網絡(將平等地位和權力的主體聯系在一起)和垂直網絡(將在等級和依賴不對稱關系中的不平等主體聯系起來)。帕特南認為,公民參與網絡代表的是稠密的和水平社會聯系而且對整個社會有極其有益的附帶效益。而垂直網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決集體行動問題。帕特南認為:公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人們在任何單獨交易中進行欺騙的潛在成本;公民參與網絡培育了強大的互惠規范;公民參與網絡促進了交往,促進了有關個人品行的信息之流通;公民參與網絡體現的是以往合作的成功,可以把它作為一種具有文化內涵的模板,未來的合作在此之上進行。我們調研組對于T村的調研發現,T村在村級治理過程中構建了一張村級治理網絡,即村民參與的網絡。T村的村民委員會以及村民管理小組、老齡協會、群眾自治性管理部門、聯合工會、婦女代表會等覆蓋全村的治理網絡中遍布了“帕特南式的社會資本”。
(1)村民小組:最小的村務管理單位。村民小組具有熟人社會的特點。30戶~50戶的范圍也使村民具備共同交往和熟識的能力。村民管理小組作為最小的村務管理單位,成為T村村民參與村級治理的最基層的一條途徑。村民管理小組在組織村民活動、關心群眾生活、解決內部矛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村民小組類似熟人社會,它的成員在規范和文化方面具有同質性。成員之間聯系越密切,對外聯絡越廣泛,彼此的信任度會越高,社會資本的存量會越大。
(2)村民代表:村兩委到村民的橋梁。T村建立的由村兩委到村民代表再到村民的聯系渠道,使村民代表成為黨總支、村委會聯系村民的橋梁。村民代表由村民選舉產生,每個村民代表聯系3名~7名村民。村民代表會議原則上每季度召開一次,會前7天~10天發議題預告,由村民代表向被代表的村民征詢意見和建議,并整理匯總,帶到代表會上陳述和表決。會議的決定再由代表反饋給村民。這樣一種模式一改過去往往由幾個村干部決定村里事情的局面。這一治理溝通網的建立,促進了決策透明公開。并且,村民代表是村民自己選出來的,具有較高的認同度和信任度。
(3)群眾自治性管理部門和崗位:長效管理機制的基礎。為了使基層自治組織運行更加規范,T村設立了許多群眾自治性管理部門,同時相應地設置了自治管理的崗位。對于這些崗位,T村都明確了崗位職責,并在年末對相關人員進行考核,考核結果向廣大村民公開?！皠摻ㄐl生村長效管理制度”是T村的一項特色制度。這項制度涉及的管理人員眾多,如村級保潔員、村民管理小組組長、環衛清潔員、河道保潔員、綠化管理員等,多方面管理者共同協作,且每一個環節都責罰明確。
此外,老齡協會、聯合工會、婦女代表會以及活躍在T村的各支志愿者服務隊,也是實現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的重要渠道。
3.參與網絡:培育社會資本的重要路徑。首先,村民參與網絡強化了村民共同體意識。共同體意識是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直接動力來源。由于地理條件的特殊性,村民仍具有強烈的本地感以及村莊共同體中地域性的村組認同。村民(包括新村民)追求村莊的身份認同。鄉村社會網絡仍然維持著家鄉觀念下的反哺意識,地域性的村組認同,退休人員的人格魅力,村莊中互惠與懲罰機制,這些都是村級治理所依賴的社會資本。
其次,村民參與網絡培養了生機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慣例,即我現在這樣誠懇地對你,希望你或者其他人能夠相應地回報我。一個依賴普遍性互惠的社會比一個沒有信任的社會更有效率。村民參與網絡增加了交易中背信棄義的成本,有利于克服機會主義,從而使互利互惠的規范更加牢固。
第三,讓村民在網絡參與中直接受益。網絡參與也需要投資,如時間、財力、知識、信息等的投入,但它也能形成如就業、收入、保障、信息、知識、能力提升、心理滿足等利益。村民在網絡參與中直接受益,成為村民進一步參與的直接動力。
第四,通過村民參與活動實現村民意識的社會化。社區角色社會化使每個社區成員都獲得適合自己身份、地位的社會角色,每一角色都有其權利義務及行為規范。關于社會化這一概念有不同的說法,本文這里所談及的社會化主要是指個體形成某一特定村莊社區所要求的參與村級治理的態度和行為的過程。
第五,村民參與網絡在體現過去合作成功的同時,也為將來的合作樹立了摹本。社會資本存量有自我強化和積累的傾向,基于一次成功合作所建立起的聯系和信任會促進未來其他不相關的任務時的合作。廣泛的村民參與網絡為成功的合作以及社會資本的積累構建了基礎。
第六,村民參與的網絡具有促進協調和溝通的作用,并且通過村民參與網絡放大了其他個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密集的互動聯系容易產生公共輿論和其他有助于形成培養聲譽的方式。
三、參與式治理與社會資本的培育
傳統的鄉土社會中“信任”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以宗法家族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網絡中。這個人文生態圈是傳統社會人們得以正常生活之必要前提,地域性和血緣宗族性是它的兩個顯著特點。這種信任是一種特殊信任,以交往關系為基礎的的信任,屬于典型的關系性社會資本。憑借的是交往主體間的特殊關系而認定交往對方身上價值的至上性,具有著較強的同質性。20世紀50年代,在其《鄉土中國》一書中討論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時提出“差序格局”理論?！拔覀兊纳鐣Y構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改革開放之后二十多年的市場化邏輯以及城郊村民的大量流動,對于城郊村民價值觀念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當代的中國城郊村莊正在日益原子化,“流動的村莊”取代了傳統意義上封閉的城郊村莊共同體。城郊村莊由原來的熟人社會向半熟人社會轉變的過程之中,原有理想類型意義上的傳統中國村莊正在經歷一個歷史未有之大變局。在現代鄉土社會中,信任關系、社會資本是如何獲得與維持的呢?
1.重建信任:基于相互認同而積累的信任。英國謝菲爾德大學政治學教授保羅?懷特利提出的“社會資本創造的可供選擇的模型”對我們分析這個問題頗有啟示。他考察了三種解釋模型:一是社會資本由個體的人格特征所創造。這些人格特征主要是由家庭內部的社會化過程形成的,盡管它受到志愿性組織內部個體之間互動的影響;二是社會資本由個體關于規范的信仰和道德密碼創造。這些信仰和道德密碼盡管也許會受到志愿性組織的影響,但從根本上說,它們是從早年生活中習得的一組內化了的價值觀;三是社會資本是由“想象的”社群的成員身份創造的。
所謂“想象的”社群,指那種個體認同的、但從未在面對面的基礎上實際互動過的社群。
社區治理的概念范文5
[關鍵詞]智慧社區；動力機制；制約因素；政策選擇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從“智慧地球”到“智慧城市”再到“智慧社區”，“智慧”一詞逐漸占據了城市治理理念的核心一角。社區是城市居民實現自我管理的基本單元，也是國家實現城市社會整合的普遍形式。社區治理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成熟度，而智慧社區的建設將會成為改善我國社區治理狀況的一個重要環節。
一、智慧社區及其建設的動力機制
（一）智慧社區的含義
智慧社區一詞最早源自1998年美國戈爾提出的數字地球概念。國外對于智慧社區的研究是作為智慧城市研究的一個分支而存在，其中以IBM給出的智慧城市定義為主流，即“智慧城市是指能夠充分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從而對于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的響應，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1〕。國內關于智慧社區的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統一認識。綜合學者們的多維研究成果，本文認為智慧社區應從以下三個角度來理解。
第一，智慧社區的參與主體。社區是居民獲得社會服務的基本單元，因而社區建設不僅關系到居民全體，而且涉及到公共服務提供的多方主體，包括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而智慧社區建設的目的是以一種更為“智慧”的方式為社區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最大限度的滿足居民需求。而在社區領域，生產、生活等服務的提供脫離不了社區的諸多構成單元，因而智慧社區并未超出社區治理的范疇，而是同樣強調多元主體的參與，不同的是智慧社區在治理主體參與的方式、載體、效率等方面具有獨特之處。
第二，智慧社區的實現載體。智慧社區與一般社區治理的根本區別在于治理方式、工具的創新。智慧社區的“智慧”之處在于將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等先進的信息化手段融合到了社區治理的整個過程，它不是一個個單一系統的簡單羅列，而是一個相互交錯、錯綜復雜的綜合體系，在這個龐大的體系中，基于大數據處理的信息化技術是其載體，承擔了社區治理某些方面的主要職能，包括社區相關信息的收集、處理、儲存、公布，社區管理，社區服務多元化提供等等。
第三，智慧社區的實踐效能。智慧社區建設的直接目的是實現社區治理水平的提升，其本質是建立一種新的社區公共服務體系，運用先進的信息化技術，全面整合社區資源，通過社區智能化服務平臺的搭建，為居民提供智慧醫療、智慧管理、智慧交通、智慧環境、智慧監控、智慧安保、智慧學習等多領域、高效率、高質量的社區公共服務。
總而言之，智慧社區是指一種新型的社區治理樣態，它強調的是基于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參與，借助于互聯網、計算機、云技術等信息化手段實現社區資源的全面整合，其最終目的是實現社區的“善治”，也即社區服務的效率、質量、居民滿意度等方面的提升。
（二）智慧社區建設的我國智慧社區建設的政策選擇
唐京華，孫宏偉
（東北大學 文法學院， 沈陽 110169）
[摘 要]智慧社區建設是改善我國社區治理狀況的重要環節，但在具體實施中還面臨著政府引導力不足、居民參與率低、虛擬平臺運行不規范、缺乏專業人才及技術等制約因素，強化政策引導以規范實踐進程是完善我國智慧社區建設的重要保障。
[關鍵詞]智慧社區；動力機制；制約因素；政策選擇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6）07 ― 0086 ― 02
動力機制
伴隨著智慧社區建設實踐在全國范圍內的展開，作為一種全新的社區治理模式，其建設的動力機制主要源于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消解社區治理的現實困境是智慧社區建設的直接動力。我國社區治理實踐展開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社區治理的水平、效率均有不小的進步，然而從全國社區治理的實際狀況來看還存在諸多困境。例如多元主體參與率低下，行政化趨勢明顯，公共服務提供不足，社區管理成本高以及治理主體之間矛盾叢生等。原有的社區治理方式已很難在這些問題的化解上有所創新，因而迫切需要一種新的治理模式來消解困境，這是智慧社區建設的直接動力。
第二，信息技術應用領域的擴展是智慧社區建設的間接動力。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等信息化技術進入了飛速更新換代階段，技術的進步帶來了社會生活面貌的極大變化，據第3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數據顯示，截至 2015 年 12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 6.88 億，全年共計新增網民 3951 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50.3%，信息技術已成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計算機、通信、傳感等技術的進步不斷尋求應用領域的延伸，智慧地球、智慧城市建設早已進入技術延伸的范疇，社區作為城市生活的基本單元，自然成為信息技術延伸的目標范圍，技術應用的擴張需求為智慧社區建設提供了間接的推動力。
第三，滿足社區居民的服務需求是智慧社區建設的根本動力。市場經濟的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帶來生活水平提升的同時也提高了居民的公共服務要求。單一服務模式、普適化服務標準、慢節奏服務速率以及單向交流方式等已難以滿足居民需求，個性化、高效率、高質量、雙向交流服務越來越成為社區居民需求的偏重點，原有的以人工服務為主的社區治理模式的不適應性日益凸顯，面對社區居民不斷攀升的服務要求，智慧社區模式也就應運而生。
二、我國智慧社區建設的制約因素
我國各地的智慧社區建設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績，政府、企業、居民都對智慧社區抱有極大的熱情。然而綜合全國智慧社區建設狀況，可以發現要將智慧社區作為社區治理的新模式實現整體推進依然存在諸多的制約因素。
（一）政府引導力不足，保障體系不完備
“智慧革命將深刻影響城市社區中人們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這也必然倒逼社區對其傳統的管理理念進行根本性的變革”〔2〕。在強行政壓力環境下，政府行政導向在社區治理中依然具有主導地位，政府指導體系的不健全將深刻影響智慧社區建設的進程。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區級政府或街道對轄區內智慧社區建設的整體規劃缺乏科學性，沒有專業隊伍作為指導，存在盲目推進的現象；二是政策、法律規范不完善難以為智慧社區建設提供制度保障，政府指導囿于技術層面而實用性不足。
（二）居民參與率低，政社互動性缺失
強化互動溝通是智慧社區建設的目標任務之一，然而從智慧社區建設的實踐不難看出，現階段智慧社區建設更多的是政府、社區等單方實施主體的行為，居民作為目標對象并未廣泛參與其中。匱乏的雙向互動溝通主要源于幾個方面的工作不力：社區消極不作為，將智慧社區建設當做“形象工程”應付了事；宣傳工作不到位，導致社區與居民間存在信息的不對稱；智慧社區具體項目建設的實際效用不高，居民未能從中得到真實便利；智慧社區應用的操作難度較大，居民難以達到參與的文化程度要求等。較低的居民參與度在某種程度上使得智慧社區建設的意義黯然失色。
（三）專業人才匱乏，應用技術不成熟
隨著數據規模的不斷擴大，數據處理技術將面臨著更新換代的難題，此外虛擬平臺的構筑、不同系統間的完整對接等都需要信息化技術的不斷改進，目前我國智慧社區建設尚處于模擬探索階段，應用技術也處于不成熟狀態，未來智慧社區建設還需要攻克各種技術難題。與此同時，我國社區工作者能力素質偏低也是智慧社區建設的一大障礙，據調查現有社區工作者不僅一般不具有較高的計算機技術能力，而且擁有社區工作資格證書的也在少數，智慧社區所要求的核心技術人員難以尋覓。
三、我國智慧社區建設的政策選擇
面對智慧社區建設的多種制約因素，從政策上加強規范和引導是有效降低建設難度、有條不紊的實現社區治理“智慧化”的保障。
（一）以居民服務需求為動力導向
“社區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必要空間，也是城市社會開展管理和服務的基本地域單位，社區的智慧化建設水平直接關乎城市居民生活的安全、便捷與和諧”〔3〕。居民的需求導向是社區服務發展的指示燈，智慧社區建設應當以居民的實際需要為前進方向，優先解決居民最為急切的要求。社區是一個紛繁復雜的主體，各個社區狀況千差萬別，在智慧社區規劃、籌建過程中應該廣泛征求居民意見匯集社區共識，著力構建居民關于健康管理、商業消費、生活安保、社區醫療、社區養老、志愿服務等基礎社區功能模塊，然后配以單一社區居民特色需求功能板塊，打破僵化的社區服務體系，從而打造各具特色的智慧化社區。
（二）以強化政府支持為實踐保障
社區雖是居民實現自治的群眾性組織，但在社區發展中政府作為全局支撐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智慧社區建設有賴于政府的積極作為。首先，政府的社區治理理念應當具有前瞻性，將服務型社區當作未來社區建設的模型，正確引導社區構建的發展方向。其次，“政府要承擔起頂層設計的職責，各市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設的大框架下進行智慧社區建設的統一規劃、部署和協調”〔4〕，打破社區“各自為政”的局面，全面統籌社區資源，實現信息的交流、共享，構建社區總體布局，為更大范圍的社區科學管理提供數據資料。再次，制定科學合理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行業標準、評估體系、風險監控、違規處罰等規范，實現智慧社區管理的制度化，降低智慧社區管理的不確定性。
（三）以多元主體參與為推進重點
智慧社區建設強調多元主體的互動參與，政府或社區的單方面推動只是外力而非內力，智慧社區穩步扎進的關鍵力量是多方主體參與形成的合力。其中政府應作為全局的掌控者，聚焦社區治理的大局，做好方向引導、“后勤”保障；自治組織要擺正服務提供者角色，以居民需求作為自己的行動導向；社區居民要明確自己主人翁的地位，積極參與到社區治理中；社會組織與企業則要扮演協調、輔助者的角色，在享受社區公共服務的同時利用自身資源優勢造福社區。多方主體的共同努力是智慧社區建設的一股關鍵力量。
總之，智慧社區建設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各方面條件協同配合的基礎上分步驟、有重點的推進。在建設過程中強化政策引導以規范實踐進程是完善我國智慧社區建設的基礎保障。
〔參 考 文 獻〕
〔1〕鄒佳佳，馬永俊.智慧城市內涵與智慧城市建設〔J〕.無線互聯科技，2012，（04）：69-71.
〔2〕蔣俊杰.從傳統到智慧：我國城市社區公共服務模式的困境與重構〔J〕.浙江學刊，2014，（04）：117-123.
社區治理的概念范文6
【關鍵詞】社區治理 城市化問題 法律規范
【中圖分類號】D922.1 【文獻標識碼】A
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經歷了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化的過程，產生了社區失序問題;法律治理失范，產生了社區失靈問題;人口流動性增加，產生了社區整合性差問題。在對社區進行法律治理的過程當中，應重點研究這些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化產生社區失序問題
社會學家將社會分為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①。禮俗社會建立在以家庭、近鄰、種族、宗教等為紐帶的直接首屬人類關系基礎之上，家庭或家族是組織的基本單元，用深度、凝聚力、滿足度等特征描述社會關系，以看護和家庭的方式把人們聚合在一起，通過來自家庭和鄰居非正式的紀律規范約束個人行為，其成員有相似的背景與生活經驗，彼此熟識而親密，以私人方式交往互動，隱私較少，人們有共同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傳統，秉承集體主義至上原則，通過道德勸說、閑話、表情手勢等非正式的道德控制手段來維持社會秩序。社會團體成員生于斯，長于斯，自然形成，與他們的祖輩相似，以人的相似性為基礎形成機械融合體，由這種融合體組成的社會是一種封閉的前工業社會，相似于農業社會。
法理社會建立在不同家庭、宗教、團體、組織的人們相區隔的間接次屬人類關系基礎之上，源于經濟組織模式的理性、效率和契約責任，大部分社會交往趨向于短暫化和表面化，人們通過正式的聯系集聚于機構和組織中，非個人的、制度化的規則約束個人行為，即法律是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運用法律來約束個人行為，其成員由不同生活背景、文化價值觀念和道德傳統的人口組成，缺乏感情交流，人際關系松散，人們關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堅持個人主義至上原則，社會團體成員存在著明顯經濟角色差導，以這些差異角色為基礎形成融合體，由這種融合體組成的社會是一種開放的工業城市化社會。
禮俗社會和法理社會是兩種既定對立的理想社會，禮俗社會是基于血緣、親緣、地緣和共同感情經歷歷史形成的自然產品;法理社會是人們有意識地建立、設置的人工制品，由自然形成向人工建造轉變，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由農業農村社會向工業城市社會轉變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②在社會轉變過程當中，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逐漸解體，新的社會控制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一些人感到孤獨、困惑，不知道該如何做，一些人容易挑戰或無視社會規則，這種狀況的一個后果就是失常行為增加，社會走向了無規范的失秩狀態?！笆颉笔侵敢蛏鐣D型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失范所引起的社會秩序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的紊亂。③亨廷頓曾說：“現代性孕育著穩定，而現代化過程卻滋生著動亂?！雹苤袊鴱膫鹘y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也是一個容易出現動亂和失序的過程。
社區是社會的縮影，城市化引起的失序狀態在社區表現得尤其明顯。城市化使社區由熟人社會變成了陌生人社會，人們相見而不相識，割斷了建立在家庭、鄰居關系基礎上的聯系紐帶，勸說、輿論等道德手段失去了對社區的控制作用，法律控制手段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控制手段出現了斷層，社區陷入了混亂的失序狀態。失序是社會進步過程當中出現的一種反常現象，它打破了現存社會秩序賴以存在的常規，并且就此毀掉了文化和經濟的價值，諸如勤儉的習慣、熟練的技巧，以及個人的希望、抱負和作為社會秩序內容的生活計劃，但如果經過合理的調適，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并以之推動社會向高級階段發展。
在社區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過程當中，法律成了社會控制的主要手段，對社區的發展具有引領、規范和調適作用，這種作用建立在法律與社區實際情況相符合的基礎之上，但是，由于人們在面對新生事物時往往知識、經驗不足，不能很快把握社區法律治理的真諦，真理的獲得需要有一個不斷實踐的過程，法律對社區的治理也有一個不斷的修正過程，即要經過立法―適用―修正―適用―修正的不斷反復過程，也就是說要經過一個法律治理的探索階段。探索階段，有可能出現法律空缺、法律秩序滯后、法律實施困難等情況，這些情況都有可能產生社區的失序問題，在社區法律實踐中應對此進行深入研究，并加以解決，盡量縮小失序的延續時間，將失序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使失序而不混亂。
法律治理失范產生社區失靈問題
“失范”這個概念最早由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涂爾干提出，是指一種無規范狀況，或者是社會準則的缺乏和混合不清。羅伯特?默頓從功能主義的觀點出發，對這個概念進行了更改，他把失范看成是“規范的缺席”，即人們對現存的社會規范缺乏廣泛的認同，從而使社會規范喪失了控制人們行為的權威和效力。涂爾干和羅伯特?默頓界定的這兩種失范問題，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社會普遍存在。
就前者來說，城市化社區，首屬社會關系向次屬社會關系轉化，動搖了基于家庭、近鄰、種族、宗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緊密聯系紐帶，人們混雜在一起，相互不了解，生活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遠離，不同收入、家庭、宗教、團體、組織的人們相區隔，社會控制條件和社會控制模式發生了變化，以首屬社會關系為基礎的道德控制方式向以次屬社會關系為基礎的法律控制方式轉化。在轉變過程當中，舊有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遇到嚴重破壞，逐漸失去了對社會成員的約束作用，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社會成員的行為缺乏明確的社會規范約束，形成社會規范權威失范、社會規范真空或規范沖突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在這樣的社會中，社會規范缺乏明確性、確定性和肯定性，對社會成員的指導性不強，增大了人們依照規范行事的難度，人們的社會行為表現就是各行其是，整個社會陷入了混亂局面。
就后者來說，城市化社區，用理性和客觀程序建立法律秩序，這樣的秩序永遠不能完全取代建立在共識和道德力量基礎上的規模較小的直接群體的秩序，人們也習慣于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社會控制方式，對法律控制方式缺乏廣泛的認同感，使法律規范喪失了控制人們行為的權威和效力。結果，城市生活導致了社會結構松散，允許以自我為中心等不正常行為泛濫，放縱個人問題迅速膨脹成為社會問題?！钥陀^制度化的控制來替代自我控制和社會控制的生活方式，……不僅加劇了反道德行為和社會的混亂，同時也造成了道德秩序、社會穩定和社會控制更為普遍的瓦解，形成了一種被認為是社區解體（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狀況。社區混亂與社區解體相互疊加，產生了社區治理的失靈問題。
解決社區失靈問題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
首先，建立完善的社區法律制度體系。目前的社區法律制度滯后于社區的發展速度，不完全切合社區治理的實際需要，不能很好地發揮對社區的引領、規范和調適作用。應該依照社區發展的客觀規律，對這些法律進行反復的實踐和修正，建立完善的社區法律體系，調整社區的社會關系，規范社區各類主體的法律行為，維護良好的社區法律秩序。
其次，將法律制度建立在人們良好社會行為習慣的基礎之上。城市社會學家認為，任何一種比較正式的控制方式，都必須建立在本能、自發的基礎之上，才能顯出其效力。在正規的法律形式取代民俗的過程當中，城市行政的控制辦法應深入到以往只是由個人的愛好和意愿自行決定的某些活動中來，這樣的社會控制方式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⑤。
再次，運用法律與道德相結合的控制方式。社會的演進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過程，是一個不斷地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在此發展過程當中，新的社會是原有社會的延續，保留有原來社會的因素。在社區由禮俗社會向法理社會轉變過程當中，也要遵循否定之否定的發展規律，道德規范和法律制度在本質上具有同一性，都對社區具有凝聚力和調節作用，在用法律進行社區治理的同時，也要注意運用道德控制方式，使兩者相輔相成，促進社區的穩定和發展。
人口流動性增加產生社區整合性差問題
社會整合是按照一定的價值觀念和規范，對社會中既相對獨立又互相聯系的因素進行整合，形成統一體的社會活動。社會整合是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它既能維護社會系統的完整性，又能使社會進入更高級的適應能力。社會整合的基本功能是保持社會的秩序化、規范化，其目的是防止社會結構的各個部分因缺乏親和力而導致發展失控，引起整個社會的混亂、無序。⑥
社區互動關系是社區整合的基礎條件，社區互動的關系有兩種，一種是主要關系，另一種是次要關系。主要關系包括親戚之間的關系和私人朋友之間的關系，親戚之間關系建立在忠誠和責任基礎之上，私人朋友之間關系建立在吸引力和項目的興趣基礎之上。次要關系是具有目的性的關系，是為獲得特別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不同個體之間的關系。他們經常被劃分為兩類，一類是具有內在滿足感的互動（情感性互動）關系，另一類是僅獲得某種目標的互動（工具性互動）關系。情感性互動典型地圍繞不同類型自愿協會的形式被組織，如運動會、業余愛好組織、聯誼會、志愿組織;工具性互動經常發生在商業協會、工會、政治團體和壓力團體的框架內。社區整合就建立在這些互動關系的基礎之上。整合后的社區能使所有成員的福祉獲得改善，但是當成員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該群體時，這個結論就不可信了。⑦由于城市化的流動性、社會服務安全提升和生活節奏差異化增大，人們較少受到居住鄰近性的約束，地方支持系統變得越來越不重要，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鄰里生活中來變得日益艱難。在這人口頻繁流動的城市化社區中，人們自我分類和被分類成城市組織的不同部分，經過隔離、同化、再隔離的協同過程，城市的不同部分和住房的不同類型逐漸由不同社會經濟狀況、不同規模結構的家庭和不同民族、種族背景的人們所表征。⑧人員流動性增加和分化，使社區失去了具有相似社會經濟資源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親近性支撐，無論是主要互動關系，還是次要互動關系都很難實現。人與人之間沒有了社會互動關系，社區整合無法進行。
城市化社區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情感智力發展不足，心理壓力增大;二是文化價值觀念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樣化。就前者來說，城市既解放著人類，又限制著人類，在此，人類實現自我，展示創造的力量，追逐生存、財富、地位、權力、知識等目標，卻又忽視情感的培養，人口膨脹、非充分就業、不快節奏的城市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壓力。就后者來說，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被社會經濟、人口、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存在明顯差異的群體“侵入”，模糊了人的價值理念，動搖了道德的行為規范性，產生墮落、混亂、無序和沖突。如果缺乏互動和整合，這些問題很難解決。
從任何意義上都可以說，是那些對社區沒有治理能力的人們仍對地方社區保持著興趣，并活躍在我們各大城市的地方社區中。婦女，特別是未受過專業訓練的婦女，以及從地域上被隔絕、禁閉在異地語言中的無形壁壘之中的移民們，才注定要保持著他們對鄰里生活的某種興趣。有能力的人不關心社區事務，關心社區事務的人沒有能力，選舉產生的社區自治組織自治意識薄弱，社區整合能力不強，很難通過交往互動的方式行使社區自治權利，在社區法律治理過程當中，需要政府權力的適當介入，整合社區資源，培育社區自治組織，提高自治組織的自治能力。
依照政府與社會相分離的治理理念，政府權力不是直接介入社區自治事務，而是賦予居民委員會部分行政管理權力，讓其在城市化社區自治中起主導作用，整合居民、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社區主體形成綜合治理能力，解決在人口流動過程當中社區存在的城市化問題。社區居民委員會有豐富的社區治理工作經驗，長期以來，社區居民也習慣于居民委員的領導，居民委員會有能力在社區治理中起主導作用。對此，要為居民委員會在社區整合中發揮主導作用搭建一個平臺，這個平臺就是建立以居民委員會為主導的議事協調機構。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公司三個法人組織主體都在社區行使權力，權力邊界并不清晰，存在相互重疊和沖突，應通過議事協調機構協調三方的社區整合行為。居民委員會因具有社會管理職能而在協調機構中居于核心主導地位，是協調的組織領導者，業主委員會和物業服務公司是協調機構中的積極參與者。居民委員會在組織召開協調會議之前就擬協調的議題征求包括業主在內的全體居民的意見，協調中對共同管理的事項和各自管理的事務進行充分協商，劃清權力邊界，明確職能分工，達成共同治理社區的一致意見，向全體居民公布后組織實施，凝聚社區各種資源形成綜合整合能力。居民委員會在議事協調機構中的主導作用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幫助業主委員會提高自治能力，協助物業服務公司進行物業管理，維護正常的物業服務合同法律關系;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居民委員會的人民調解作用，協調解決業主、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之間產生的法律糾紛。居民委員會是黨和政府治理社區的著力點，在人口流動性強、社區整合性差、法律糾紛頻發的情況下，應加強居民委員會的組織建設，提高居民委員會整合社區的能力，使社區問題在社區內部得到解決，維護社區的和諧與穩定。
（作者分別為南昌理工學院城市化與法律治理研究所所長、副教授，南昌理工學院院長、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的社區法律糾紛研究”的研究成果，項目編號：14BFX070）
【注釋】
①Tonnies， s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87 and was translatedinto English by C. Loomis in 1957 as community and Society.East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②夏建中：《中國城市社區治理結構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7頁。
③劉祖云：《中國社會發展三論：轉型?分化?和諧》，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第237頁。
④[美]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31頁。
⑤[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麥肯齊：《城市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宋俊嶺、鄭也夫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2頁。
⑥葉昌友，王天聞：“社會整合與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社會科學家》，2011年第11期。
⑦[美]塞繆爾?鮑爾斯，赫伯特?金迪斯：《社會資本與社區治理》，參見周紅云主編：《社會資本與民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