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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范文1
關鍵詞：轉軌經濟學 華盛頓共識 激進式變革 漸進式變革
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基本特點主要包括：從經濟體制方面表現出來的內容來看，是由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體制；而從經濟發展模式方面來看，則主要表現為越來越多地依靠于市場機制校正跳躍式發展所形成的社會生產結構，而缺乏經濟核算和生產者激勵機制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則更多的表現為社會再生產循環的困難程度，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增長方式轉變正是從解決這些矛盾的實踐中開始的。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兩分法，主要是針對計劃經濟體制排斥經濟核算、不注重生產者物質利益等重要問題，從而最終采取了放權讓利的改革方式。
轉型經濟學：超越漸進與激進
本文所指出的所謂的轉型經濟學就是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轉軌基礎上所形成的一種經濟學視角下的轉換，即經濟學范式轉換。從人類社會有經濟這一現象開始，人類的經濟增長方式就依次經過了多種轉化形式：產品運營、資產運營、資本運營。而隨著人類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很多理論界學者也把知識運營作為一種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來運作。因此，可以看出，我國由改革開放以前到現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轉型：其一就是經濟制度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其二就是現在理論界一直都在提倡的經濟增長方式與人類實踐模式的轉型，即常見的宏觀與微觀的相互轉型。這兩種轉型都是局部與整體、個別與一般、微觀與宏觀的相互關系。本文以轉型經濟學的兩個重要的代表流派為切入點，分析這種部分與整體、個別與一般以及微宏觀之間的關系，以此來詳細闡述我國經濟兩分法的走向歷程。
（一）華盛頓共識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多數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余年的急劇通貨膨脹和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時期，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認為的實行緊縮的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的限制，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方式，在當時均得到來自于世界銀行的大力支持，即“華盛頓共識”。后來這些觀點又被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隨著全球化的日益盛行，“華盛頓共識”從而形成廣泛的社會認可。
“華盛頓共識”在最初的時期，受到了來自于國際金融組織的熱烈歡迎，其中的很多政策都是以經濟學的教科書知識為基礎的?！叭A盛頓共識”認為，國家經濟的轉型必須依靠三大支柱的支持：即價格的自由化、私有化、宏觀經濟的穩定化。價格的自由化也就是在本國經濟中實行自由價格，讓市場價格能在經濟中起引導作用，并為經濟發展奠定基礎。私有化的支撐與實行可以使最大的市場主體—企業產生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激勵效應，穩定化主要是指宏觀經濟在價格上的持續穩定性，使價格體系能夠隨時對市場上不同的商品稀缺起調劑作用?！叭A盛頓共識”還認為，國家經濟在轉型中一旦引入市場體制的改革，將很快收獲利益，生產效率也會大幅度提高。因此，轉型必須是激進的、爆炸式的發展模式。
（二）制度經濟學對轉型經濟的觀點
制度經濟學研究是主要以制度作為研究對象，來研究制度對國家經濟行為和經濟發展趨勢的影響，以及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又是如何影響制度的演變和發展的。西方現代經濟學各發展流派在不斷的發展完善，而制度經濟學在現當代的轉型經濟學發展領域里是一支特別引人注目的經濟學分支。它強調立足于個體間的互動經濟關系來解釋其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它最先確立了主體與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以此經濟關系作為研究的重要起點，并反過來確定以一個總量的標準如何對整個經濟活動做出一定量的安排后果這一研究思路。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跨度中，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論的領域中，頗為引人關注。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建立在現代微觀經濟理論中所提供的制度經濟學這一特殊角度的基礎上的。當前在西方國家對制度經濟學做出很大貢獻并同制度經濟學共同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包括：科斯、諾斯、威廉姆森等。這幾位學者認為：市場之所以能夠充分的發展主要是依賴于足夠的制度建設。在經濟學中最前沿的理論是現代微觀經濟學，這一理論包含了市場信息不完善這一特點。所以，市場良好、持續的運作必須依靠市場提供的完備的信息，這樣才能使市場的經濟主體對一切信息了如指掌。反之，不完善的市場信息將無法保證市場良好作用的發揮。
反思：轉型經濟學的兩種改革道路
回顧我國30多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歷程，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第一階段性表現為1979年底召開的以后我國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第二階段是在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時所提出的在我國實行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第三階段是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提出的我國改革目標，即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三個階段被形象地譽為中國經濟的三座里程碑，更是我國經濟改革發展的三個主要階段：改革開放的開始階段即改革實踐過程的設定階段、雙軌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形成和漸進式改革道路發展的確認階段、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的階段。從我國經濟發展的視角來看，經濟改革的理論基礎是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經濟改革理論必須是以指導改革實踐、服務于改革實踐為研究對象的一種規范性理論。
（一）經濟改革理論
經濟改革有一個重要的構成要素即經濟改革理論這個基礎性要素，社會在對待經濟體制改革的態度一般是首先強調利益關系，但是并不受自身利益決定，更取決于人們對經濟改革所采取的根本措施是否符合社會公正性的判斷。換言之，亦即社會公眾對社會問題中的公正性的某些基本價值，即國家意識形態的認識。而一旦當意識形態的理論基礎發生變化，那么必將影響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的變化。這就表現為經濟改革理論研究要受到經濟實踐發展的影響和制約，在各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由于段性特征不同，相應也有不同的理論出現，但由于理論本身還存在著一定的反復性，勢必導致經濟改革很難從時間上來劃分出清晰的、截然不同的發展階段。
縱觀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歷程和我國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必須沿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方向來發展經濟，這點已經在我國學術界得到了共識。這個過程不僅是對原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大膽突破和揚棄的過程，更是對市場經濟重新認識的過程。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普遍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三大特征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這也是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對社會主義制度屬性的定義。
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以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形式和體制模式的高度，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的關系、價值規律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剖析，得到結論：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仍舊是商品經濟。同時，還進一步提出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從而摒棄了傳統的計劃經濟觀點。而對于我國公有制的改革理論探索，始終貫穿于經濟改革和體制轉型的整個過程中。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在所有制結構上，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理論中只能是單一公有制的理念，提出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局面必須是混合經濟的共同發展，對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進行了重新定義；第二，在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上，對原來傳統的國營經濟形式進行了否定，提出了多種公有制形式的觀點，并使股份制逐漸成為一種公有制的全新形式；第三，在所有制關系方面，面對從宏觀到微觀企業財產組織層面的發展這一主要問題，提出了兩權分離的具有較強實踐性的理論。并引入了西方經濟學對于產權的理論和方法，對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和對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同步進行研究和實施，最終解決了所有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如果從收入分配這一社會現實來看，這一改革不僅改變了傳統的按勞分配的平均主義觀念，并在很大程度上對效率以及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問題給予了關注。同時還對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提出了理論思考，充分地肯定了勞動力個人所有制和勞動力市場是現實存在的，并提出了要將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緊密結合起來的經濟體制。
（二）商品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
3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理論界對經濟體制的發展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經濟改革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突破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理論，這一理論是通過經濟改革理論的發展而奠定的理論基礎，為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啟動和局部突破提供了重要以及必要的理論基礎。其實這一商品經濟理論就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初期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理論原型，這就是所謂的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基本特征的學術觀點。進入20世紀80年代的中后期，學術界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理論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理論。以市場取向為主要研究對象的經濟改革理論是建立在改革開放全面啟動的基礎上的，并根據當時的經濟體制運行的實際問題而提出的，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彼此之間關系的一種深入探索，并具有傾向性和過渡性。
我國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依賴于我國農村的和非國有經濟體制的迅猛發展，我國一方面在實行改革開放，另一方面又在借鑒國外的經濟理論，使得我國的經濟理論由改革初期的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理論內容，轉變為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改革內容。市場經濟理論比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更加突出了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有效調節以及市場經濟在發展運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時還充分肯定了市場的主導可以決定大量的經濟活動這一社會現實，并對生產要素應該進一步商品化、市場化給予肯定。這一過渡性的改革理論為我國更進一步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隨著西方比較經濟學的引入，以經濟改革理論為理論基礎，理論界重新認識到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模式，明確將我國改革開放的過程劃分為宏觀調控、市場體系和市場機制、微觀基礎企業主體這三個互相有機結合的層次。經過多達十幾年的經濟改革理論和社會實踐的探索和激烈辯論，我國經濟改革的市場化方向和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逐漸被確立起來，即我國開始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
結論：我國經濟轉型的兩分法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也由原來的農村經濟改革轉移到了城市國有企業的經濟改革，并在全國范圍內大面積鋪開。經濟改革的理論研究重心已轉移到了經濟改革的戰略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這一理念主要包括：改革目標的探索、經濟改革的基本思路、經濟改革的基本策略以及主要步驟等問題的涉及和選擇。
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形成的傳統的社會文化、思維模式、風俗習慣、道德觀念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著改變，但是這種改變是需要在一段漫長的時間積累中培育和引導的。更主要的是，這些內容上的經濟體制是與正式的經濟制度的變化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的?？傊?，經濟改革理論是與經濟實踐互相作用并不斷發展的，它向前邁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于隨著改革實踐的不斷深入遇到的需要解決的新問題而提出的，那些不能按照傳統的理論來解決的實際經濟問題都將是理論發展的新起點。
參考文獻：
1.莉.轉型經濟學的“轉型”：超越漸進與激進的兩分法.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5（2）
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范文2
關鍵詞：宋代 商品經濟 城市
宋代處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繁榮時期，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商品經濟這這一時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并逐漸繁榮，呈現空前興旺的態勢。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市場上流通的商品數量增多，品種日益多樣化。尤其到北宋中葉,大都市的商業極為繁榮,商業種類繁多,凡生活用品都可從市場上購得。宋代“坊市分隔制度”的打破、市場活動的增強、海外貿易的發達等都表明商品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了的繁榮和發展，并滲入到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
一、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
1、坊市合一
唐以前的歷代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實行的是坊市分隔制度，居民區的“坊”與商業區的“市”是分區而設的。居民不能在坊內開設店鋪，不能臨街開店，這大大限制了城市的商業貿易和經濟活動。到宋代，隨著商品經濟和城市經濟的迅速發展，廢除坊市分隔制度勢在必行。坊市合一使得商人可以沿街開設店鋪，出現了新的商業區。當時，不管是繁華的大街還是偏僻的小港，都設滿了店鋪，居民和一般街道兩旁設店擺攤，商業區延伸到坊內，出現了“侵街”的現象。到宋仁宗慶歷年間，連城市的宵禁都完全被廢除。由于取消了時間限制，宋代出現了熱鬧的夜市。王建的詩句：“夜市千燈照碧云，高樓紅袖客紛紛。”“水門向晚茶商斗，橋市通宵酒客行”。[1]夜市營業時間允許到三更或四更，有的酒樓甚至全天營業。
2、市場活動增強
市場是作為商品經濟運行的載體和買賣交換的場所，市場的繁榮程度與商業的繁榮程度是成正比的。隨著商業城市的形成和數量的增多，宋代的市場規模也隨之擴大。市場活動呈現空前的運營狀況。宋代的坊市分隔制度也保證了市場的運營時間和地域自由，帶來了買賣交易活動的異常繁榮。商人們在利潤的驅使下晝夜運營，“夜市直至三更近，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去處，通曉不絕。尋常四稍遠靜去處，夜市亦有”。[2]市場上的商品種類也無所不有，其中布匹、煤銅鐵金銀都以數百萬計，茶酒礦產品作為一種交換為目的產品也投入到市場交易中，還首次增加了糖品的交易。
3、海外貿易發達
宋代設立了專門管理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宋代還制定了完善的市舶管理制度。宋代的貿易港也大大超過了前代，唐代主要有交州、廣州、泉州、揚州等四大港口，而宋代增加了杭州、明州、溫州、秀洲華亭、山東密州板橋鎮、秀州通惠鎮及江陰軍等處。隨著港口的增多，造船技術的進步和航道的改善，宋代的貿易范圍逐漸擴大。凡大食、古邏、占城、勃泥、麻逸等與宋都有貿易往來，而且，宋代與阿拉伯海、紅海沿岸及非洲海岸也開展了直接貿易。兩宋市舶貿易的貨物種類也非常豐富，《宋會要輯稿》中記載就有30余種，如金銀、緡線、瓷器、市香藥、犀象、番布、水精、瑪瑙、烏、蘇木等物。
二、商品經濟對城市發展的影響
1、宋代商業城市的形成
宋代商業大都市的形成是當時商品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然產物。當時的商業城市和市場數量急劇增多，除了當時最著名的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臨安外，成都、建康、鎮江及揚州等眾多城市因商品經濟的發達而成為名噪一時的著名商業城市。有學者統計，唐代10萬戶的城市僅11個，北宋則多達40個。其中，汴京和臨安的人口大致有170萬和120萬左右，在當時世上也是無與倫比的大城市。[3]伴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大城市的商品交換十分活躍，像開封、成都、臨安都是當時的商業大都市，市場上商品分工細致，萬物所聚集，會通全國的商品集散地。城市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態勢，商業活動也更加繁榮。此外，宋代打破了唐代以來的坊市制度，晝夜開放夜市，取消了時間限制，進一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繁榮。周邦彥《汴都賦》是這樣描繪開封商品貿易繁榮景象的：“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谷財帛，歲時常調，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艙吳艚，官艘賈舶，謳閩楚語，風帆雨楫，聯翩萬載，鉦鼓鏜翰，人安以舒，國賦應節?！盵4]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也促進了全國各地許多商業性集鎮的形成。
2、城市規模擴大、數量增加、人口增多
城市的產生和發展是在宋代的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城鎮最初是出于軍事需要而設置的，具有堡壘要塞的性質，但隨著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城鎮的軍事職能逐漸被經濟職能代替了。可以說，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城市的經濟功能。尤其到北宋時,像汴京、洛陽、杭州、揚州等主要城市已普遍成為集政治、手工業、商業、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大街小巷縱橫交織,店鋪樓館、舞榭歌臺鱗次櫛比,商業、娛樂活動通宵達旦。
唐中以后，由于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逐漸形成了“草市”的新居民區。這不僅是因為避免戰亂，更重要的是經濟的發展使城市逐漸擴大。這一情況，到宋朝時已經愈來愈明顯了。而且，“草市”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大多數場合下即是指城鎮的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區，并非一定是有茅草小屋練成一片的市井了。[5]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許多大大小小的環城草市不斷涌現，使處于交通中心樞紐或重要農產品基地的草市也不斷發展擴張。宋代另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就是農村人口大量涌進城市，這些脫離或半脫離農業生產的非農業人口，從事中轉貿易，使許多草市逐漸轉變成貿易場所固定的市鎮。如上海原來只是一個小漁業草市，到南宋末年，已發展成為“華亭東北一巨鎮”。[6]草市進而發展為縣城城市，如宋寧宗嘉定十五年增置的嘉定縣，就是以原昆山縣東部的練祁市作為治所的。[7]市鎮發展到后來，逐漸興起了一批專業性的以手工業為主的市鎮，如陶瓷、紡織、制糖等。市鎮已經由單一的商業貿易向生產、加工、流通的多功能的綜合性市場發展，并發展成新的商業市區。南宋，這種情況更加普遍。有的城外市區，由于發展很猛，不再依草市之名相稱。許多城門之外建立的交易場所，直接越過“草”的階段而稱之為市。[8]如江陰城門外的草市成為江下市。環城草市的出現和數量的不斷增加，擴大了城市的規模和范圍，城市空間不斷像外延伸。宋代的很多新興的城市的出現，都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新城區并不是簡單的居民點，而是工商業生產比較密集的地方。所謂“城外草市百姓……多是城里居民逐利去來之人”。[9]
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促使城市規模的逐漸擴大，還促使了一批新型的城市的誕生，城市數量不斷增加?！端问?王安石傳》載，神宗熙寧年間開封府民戶達20萬以上,可知汴京人口有百萬左右。至于中小商業性城鎮更是遍布全國各地, 宋神宗元豐年間，全國的鎮市總是達到了1817個。[10]泉州石井鎮，是隨著海外貿易而興起的一批市鎮的典型帶代表“于宋全勝時，東有新市，西有舊市，無非貿易之處，店肆千于座，蓋四方射利者所驅?！盵11]仙游縣的鳳亭市也是因海外貿易產品的集散而發展為市鎮的。黃巖孫《仙溪志》“鳳亭市”條載：“鳳亭市，在連江里，人家并海，土產砂糖，商舟博販者率于是解纜焉。舊又太平鎮。紹興二十六年廢?！焙？阪傄惨虼皝硗d盛一時。“遞年常有舶船到鐘門、?？?。其郡縣官員多告人將物金博易真珠犀象香藥等?！盵12]以陶瓷著稱的景德鎮也是手工業、商業迅速發展的產物。
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多，意味著城市居民也隨之增多。宋代城市人口增多的原因，除了城市自身的人口增多之外，與城市的商品經濟發展也密不可分。大量的農村人口涌入城市，說明城市經濟的發展能夠為他們提供謀生的機會。農村人口脫離土地和農業生產，涌入城市，這種現象在全國已經很普遍了，隨著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里增添了許多的固定商業店鋪，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帶來的利潤的刺激下，棄農經商。許多沿街叫賣的小商販正是是這些農民，他們大部分是從事工商服務業。
城市人口的增多，工商業從業者也隨之增多。城市居民的成分發生了很大改變。如宋代的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的政治和綜合城市，主要居民為官吏、士人、地主和軍隊，工商業人口只占少數。但隨著宋朝城市坊市制度的打破，城市中固定的工商業店鋪的增多，以及大量農民在商品貨幣經濟的刺激下涌入城市，棄弄從商。于是，以工商為業職業的城市居民成分逐漸增多。宋政府不得不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定為坊敦戶而單獨列為戶籍。工商業從業者構成了坊敦戶的主體，農村人口涌入城市也大大增加了坊敦戶的人口。坊敦戶的出現是宋代城市城市面貌的一個重要體現，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
3、城市娛樂生活豐富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文化也受到沖擊，呈多元性、豐富性發展。人們的思想意識發生了重大改變。宋代社會是比較開放的和具有活力的，追求實際，逐利求富的價值觀逐漸形成。尤其是商品意識在宋代城市社會中逐漸滋長，并滲入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宋人首先打破了傳統的“重農抑商”的價值觀。商人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官吏經商的現象也很普遍，如開國名相趙普,官高位重,仍“營邸店,奪民利”，石守信、石保去父子更是“專務聚斂,積財巨萬”。甚至連民間百姓也紛紛卷人經商的浪潮中來。宋代的官僚、農民、士人經營商業，反映了商品經濟給社會帶來的變化。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新興的市民階層對休閑娛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各種娛樂場所呈現出興榮的趨勢。瓦子就是在這樣的環境里逐漸發展起來的有了場所。瓦舍，據宋人解釋：“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于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地?！贝朔N瓦舍，主要是娛樂場所。自北宋中期,瓦子已相當盛行, 汴京城內有50多家瓦子。以極其豐富的曲藝說唱雜技等表演為內容，可謂百戲雜陳,伎藝繁多。市民們可在瓦子中盡情地觀賞和娛樂?！稏|京夢錄華》記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就有小唱、嘌唱、傀儡、般雜劇、小說、講史、散樂、影戲、弄蟲蟻、諸宮調、說諢話、商謎、叫果子等內容，史稱當時是“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p>
茶坊也是系娛樂、消遣之地。茶文化也迅速發展起來了。茶坊遍布全城，為市民的休閑娛樂生活提供了場所。宋代茶坊的興盛不僅體現在數量之多，而且種類也繁多，如“人情茶坊”、“水茶坊”等。宋代大茶坊還張掛名人書畫，悠閑飲茶，開設娛樂活動。紹興年間，茶坊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論“角”出售，如汴梁酒肆中論量計價。
綜上所述，宋代城市文化呈現商品化、平民化、娛樂性的特點，這一現象背后隱藏著深刻的經濟原因，就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商品經濟的繁榮為城市的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從各個方面影響著城市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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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范文3
1979年以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確立，塑造了農戶作為商品生產的財產主體和決策主體的地位。同時，國家對農副產品的購銷政策進行了調整，先后幾次大幅度提高了糧、棉、油收購價格，并逐步放開了其它農副產品價格。生產主體的轉移和農產品的購價的提高，一方面農村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增加了農民的經營收益。開放了農產品流通，形成了一種合理配置農業資源和調節農產品供求的市場機制。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轉向農村其它行業，促進了農村產業結夕構多層次、多樣化形成和分工分業的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分散的農戶經濟基礎薄弱，加之我國市場體系和運行機制不完善，農戶無法承擔市場波動的風險，迫切需要強大的經濟組織引導他們進行商品生產，使小生產與大市場和社會化大生產聯結起來，為他們提供市場信息、技術、生產資料和農產品的銷售等服務，或者說為了大幅度節省交易費用，抵御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單體農戶不得不借助中介組織實現自身的利益。農村商品經濟越高度發展，對中介服務組織要求愈強烈，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實際上是對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呼喚。
以滿足溫飽為中心的經濟發展階段躍遷到新的成長階段，產業鏈條延長，社薈消費、技術、資源組合可能性空間徒然增大了，正確選擇合適的資源配置方式重建經濟新秩序成為經濟.組織能否適應新環境的決定性條件。新的發展模式必須以提高組織系統的組織程度來衡量，要求在“無組織”混亂狀態中產生高級化組織，后者能夠不斷攝取足夠的環境信息增加自身的有序度和準確選擇合適的資源配置方式，社會化服務體系為農村組織程度的提高和創新打開了一個突破口。緊緊圍繞社會化服務體系，大力促進反映組織創新的自組織發展過程，已是農村經濟深化改革使然。
二、現階段農村社會化服務中存在缺陷與矛盾
伴隨著農村改革，體制轉換中產生的摩擦逐步在社會化服務中暴露出來。
(一)家庭聯產承包制與社會化服務滯后的矛盾，1985年我國農業生產開始徘徊，家庭聯產承包制解放生產力到了一個極限，家庭生產需要的社會化服務沒有同步進行，嚴重滯后。具體表現:(l)服務組織斷層。農村社會化服務形成。
(二)多渠道經營與服務組織主體成長緩慢的矛盾
改革使農村商品流通由供銷社獨家經營的壟斷局面被打破，代之的以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濟形式和經營方式的競爭局面。而供銷社組織結構轉換、所有制轉換和行為機制轉換均在原組織框架中進行。供銷社改革是從全行業所有制轉換入手的，行為機制轉換表現為退出政府系列，辦成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把企業推向市場，組織結構只由上下級隸屬關系改為聯合關系。這種形式變化，并沒有真正塑造供銷社主體自主經營地位，與農村商品經濟發展極不相稱，主體發育遲緩。另一方面，農業科技、水利、氣象等專業經濟技術部門仍在行政組織框架中運行。沒有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發展作出相應的組織結構轉換、所有制轉換和行為機制轉換，即使這些部門出現了新的生長點，但都是處于不聲不息而不是合法地位，造成其主體成長嚴重遲緩。
(三)市場機制引入與農村社會化服務組織落后矛盾
糧棉實行國家定購的產品流通不暢.價格低落，已放開的農副產品流通秩序混亂，市場超常震蕩;低級的服務組織大量涌入，農業產業結構不合理又加劇了這種趨向;低水平的過度競介護!競爭有效性不足同時并存;而且服務組織產權不明晰，企業自我約束能力不強，經濟在偏娥緊的狀態下運行，又導致企業行為不合理，如農用生資價格大幅度上漲。凡此種種都暴露社會化服務組織落后和交易工具的缺陷。
三、按照社會化服務體系模式創新農村經濟組織的思路
(一)建立社會化服務組織法規
包括資格審查和統一規則。使一些行政公司和不具備經營資格的企業、個人無法進入服務體系，同時保持公平競爭的環境。防止壟斷和渠道單一，保證競爭;防止低水平的過度競爭，制定進入服務體系的組織最低資產、人才、商譽等條件;鼓勵農產品深加工、出口外銷和橫向經濟聯合政策;取消差別對待，實行一律平等的原則，統一經營公開申報制度，每一個企業都將交易狀況、財務狀況向管理部門匯報，嚴禁倒買倒賣、層層加價，采取多渠道、少環節政策。
(二)改造縣、鄉、村三級服務組織，實現組織創新和職能轉換的統一。
社會化服務體系從縱向看包括縣、鄉、村三個層次的服務，基于完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和針對現階段服務組織存在問題，必須強化村級、重點放在鄉級、改革縣級。
1.縣級所有專業經濟技術部門撤局(委)改造為公司，其管理職能統籌到縣級綜合經濟管理部門，事業費逐年遞減，以至限期結束不撥經費。公司的職能是經濟職能‘辦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的經濟實體;縣級各公司之間隨著經濟聯系加強，商品經濟發展優勝劣汰，組建混合型服務集團。
2.鄉級各業務服務站組織上由虛到實，經營實力上由弱變強，成為與縣公司經濟上密切相關的協作企業:鄉業務服務站以全方位的科技、物資、金融等投入的集團承包為紐帶與鄉供銷、商業、物資、外貿、金融等行業組建混合型服務集團;轉換基層社職能，推進按經濟區建社，向股份合作方向轉換。使鄉級服務組織成為村級服務組織運轉的中軸。
3.建立村級綜合服務站，發展專業合作社，密切與農民關系。村級綜合服務站可愁原來“雙代店’氣基礎上改造和調整、，將基層社的一些基本職能沉淀到村級，使之成為基層社的基礎和為農民生產、生活服務的前沿陣地;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使其成為社區合作經濟職能虛化后“統一經營”職能的新載體，并創造條件使專業合作社向貿工農一體化，產供銷一體方向發展。
(三)加強橫向聯合和滲透，強化服務功能
社會化服務體系從橫斷層上分析，是各服務組織的關系向題，可能采取的組織關系如下:
1.一貫型;圍繞某項產品的產前、產中、產后的各個環節建立服務體系，使該項產品生產過程叔流通過程完全處于某種經濟組織服務系列中。該形式多出現在商品經濟較發達地區，該種組織有較強服務實力，有正確決策和協調的外部關系。
2.依托型。通過某種組織的紐帶作用，把農村各種形式的服務組織結成一個服務整體，互為依托、互相協作。依托型和一貫型相比是一種比較松散型的聯合。其中該種服務組織一方面起骨干作用，另一方面協調好各種組織關系，揚長避短，分工合作，發揮群體優勢。通過劃分經營范圍、確立經營規則，避免了服務的低水平競爭。
3.參與型。某種組織通過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參與到農民自辦的專業合作社中去，借這種組織形式提供服務。這樣有利于專業合作社建立公共積累資金，控制純收入巾用于股金分配的比例，使之規范化，確保專業合作社健康發展。
(四)農村經濟組織自身的深化改革
1.明晰所有權，強化經營權。首先，用產權關系界定服務組織的財產歸屬，通過清產核資，折股為三部分，社員股、職工股和企業股，但確保企業股不低于70%。社員和職工的年底分紅，股息和社員的利潤返還部分可以繼續投股(新吸收的現金股可以除外)，以確保其經濟實力和對社員的吸引力。其次，把理事會和董事會分設的管理體制改為社務委員會統籌，委員均不脫產，一粵以上來自社員或社員社，實行社務委員會領導下的主任負責制，主任對企業的日常經營、勞動用工、工資分配、產品定價等享有充分的經營決策權。
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范文4
[關鍵詞] 藝術領域 審美文化 商品經濟 人類文化活動
進入21世紀商品經濟社會，審美文化作為人類全部文化活動的一部分，也逐漸融入商品經濟的浪潮中。審美活動與經濟活動的關系問題是個由來已久的復雜問題。另一方面，審美需要與物質利益的矛盾也是一個古老的話題。認為文學的精神價值與商業利益的追求是對立甚至不相容的，這基本上可說是經典的文學價值觀念。這個問題在中國當代的再度發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事。到了90年代前期，在文學界和文學批評界發生的關于“抵抗投降”的號召和“人文精神”討論，所關注的問題仍然涉及文學藝術的審美價值與商業利益追求的矛盾。在藝術領域中,作為人類文化活動整體中的兩個方面，這二者之間相互發生聯系和影響應當說是很正常的，并且起到相輔相成的作用。
一、商品經濟的市場化
商品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相對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以交換為目的的一種經濟形式，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總和。在私有制的條件下，產品交換的雙方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成為經濟利益的對立面。這就決定了雙方的交換只能是等式的，即商品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商品經濟作為社會經濟運動的一種形式，由于是以社會分工為基礎的，所以，伴隨大分工的發展，社會生產的不斷提高，商品經濟的規模和范圍也就逐步擴大，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從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自然經濟一直處于主導地位，而商品經濟始終處于從屬地位。只有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在社會化大生產的條件下，商品經濟得到充分的發展，成為主要的經濟形式。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從特定意義上講，資本主義社會，就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社會。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商品經濟仍然是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公有制的建立，它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計劃和市場都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范疇，二者均只是經濟手段，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利用。社會主義條件下，也必須實行市場經濟，以達合理配置資源，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目的。
二、審美文化的商品化
認為，事物的本質表現為不同的層次。具體地說，美的本質由表及里、從淺到深，主要表現為三個層次，即美的本質論意義、美的根源論意義和美的中介論意義。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同時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淀物。確切地說，文化是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
人們需要審美，是因為世界上存在著許多的東西，需要我們去取舍，找到適合我們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指揮發現世界上存在的許多美的東西，豐富自己的物質生活和精神家園，以達到愉悅自己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完善自己。通過一代代人對周遭世界的評判，不斷進化，形成了更為完善的對事物的看法，剔出人性中一些丑陋的東西，發揚真、善、美。在當今社會中，通過對美好事物的欣賞，尤其是對人性中存在的友情、親情、愛情的審美，不斷為生活在鋼筋水泥的城市森林中的人們提供心靈的慰藉，滿足他們因為物質豐富而帶來的心靈空虛。
人們對審美文化的界定也各有不同，如姚文放在《當代審美文化批判》一書中指出，“當代審美文化”是一個特指概念，是指在現代商品社會應運而生的、以大眾傳播媒介為載體的、以現代都市大眾為主要對象的文化形態，這是一種帶有濃厚商業色彩的、運用現代技術手段生產出來的文化?，F在習慣把當代審美文化稱為“大眾文化”，但就其內涵來說，當代審美文化恰恰只是一種“小眾文化”，它的生產者、制作者恰恰不是“大眾”而只是“小眾”，只是在人口數量上所占比例極小的制作人、策劃人、廣告商和經紀人，而大眾只是其推銷和牟利的對象。雖然大眾在市場上作為買方常常倍受奉承，但在文化上恰恰不具主動性和支配權。只有審美文化發展到了商品化，社會需求才能達到審美的高標準。
三、藝術審美文化與社會商品經濟的和諧化
審美的范圍非常廣泛，包括：建筑、音樂、舞蹈、服飾、陶藝、飲食、裝飾、繪畫等等。審美存在于我們生活的各個角落。走在路上，街邊的風景就需要我們去審美；坐在餐館，各式菜肴需要我們去審美……當然這些都是淺層次上的審美現象，我們需要審美，研究審美，更應是從高層次上進行探討，即著重審人性之美。我們不斷叩問自己的心靈，不斷提高自己的審美情趣。
商品經濟的發展無非就是市場的發展帶動經濟的發展，市場的發展、商品在市場上的占有率都是帶動經濟發展的因素。從小的范圍上說，商品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人們對審美的認識,而人的審美觀念隨著國家和地區的不同會有所差異，例如：大眾高爾夫是大眾在歐洲暢銷幾十年的車型，此車型為兩廂在歐洲市場上已經有四代，而進入中國汽車市場后的幾年，高爾夫卻怎么也精神不起來，就是因為中國傳統的審美觀念與西方有所不同，中國的消費者比較熱衷于三廂汽車這也是大眾普桑暢銷中國20余年的原因。同樣是大眾的經典車型因為審美觀念的不同在商品經濟的環境下就有著不同的結果，這種一個地區的大多數人的審美觀念我認為就是所特定的審美文化。商品經濟與審美觀念有著必然的聯系，審美文化從一定的意義上也影響著商品經濟。
在當今時代，藝術所顯示出來的最重要的社會功能自然是一種文化功能，這種文化功能不僅是指雕塑、油畫、國畫、舞蹈、展廳、園林等可以展示地方文化特色的種種形式，它能通過商品經濟來反映某一國家某一時間的歷史再現，也就是審美文化。
比如通常所理解的大眾審美文化主要是同各種大眾傳媒相聯系的，如廣播、電視、通俗讀物、廣告、互聯網等等，一般都具有傳媒的商業性、技術性、消費性、視覺性等特征，可以稱之為傳媒審美文化。在藝術領域中主要表現為明顯的審美生活化趨向，這種審美生活化是直接受大眾傳媒引導和制造的，主要滲透和體現在大眾的物質消費生活里。而這種審美生活化是在大眾的物質生活提高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只有在大眾真正擁有了必需的物質條件和閑暇時間的時候，審美的因素才開始向大眾的日常生活中滲透。審美文化的出現正是體現了大眾日常生活的這種自發的轉變，在這種轉變中，審美真正成為生活的銜接、延續和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大眾“審美生活化”與歷代所追求的“生活審美化”不一樣，后者是力圖把生活提升到理想的審美境界，前者則是將審美世俗化，將審美拉低到日常生活。只有把二者適當的聯系在一起，大眾的日常生活才有可能和審美真正交融在一起。
藝術家藝術創新的重點在于給人從感官到心靈的和諧享受。著名的古典藝術家對人類藝術潛能創造性地發掘、發現或運用，幾乎達到了令人的嘆為觀止的完美水平，并且借助這近乎完美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人類對真善美的共同追求。達芬奇的《蒙娜麗莎》、貝多芬的交響曲便是人類古典藝術的顛峰。藝術審美文化與社會商品經濟的和諧，造就了社會的物質與精神的統一，反應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水平，也就達到了人類強化藝術的文化社會價值的內涵。
在如今的商品經濟飛速發展的環境下，審美文化的地位也更加重要，大多數人對商品的要求不僅限于商品的實用上，對商品的“美”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高這種 “大眾文化”的藝術品位，是當代“審美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面向21世紀，我們將會迎來新的追求和諧復合美的現代藝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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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范文5
民法理論的幾個不足透析 民法理論的幾個不足透析 民法理論的幾個不足透析
立法者和執法者的主觀思想狀態不無意義。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經濟關系反映為法原則,也同樣必然使這種關系倒置過來。這種反映的發生過程,是活動者所意識不到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一切都倒置過來了。而這種顛倒—它在被認清以前是構成我們稱之為思想觀點的東西的—又對經濟基礎發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種限度內改變它,我以為這是不言而喻的?！弊詈?我們還是引用恩格斯所舉的、在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繼承權為例來說明民法與經濟的關系。他說:“以家庭的同一發展階段為前提的繼承權的基礎就是經濟的。盡管如此,也很難證明:例如在英國立遺囑的絕對自由,在法國對這種自由的嚴格限制,在一切細節上都只是出于經濟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過來對經濟起著很大的作用,因為二者都對財產的分配有影響?！?。由上述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法與經濟的關系,是由靜態關系到動態關系的認識。這一點很重要。某些機械地理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原理的認識,某些割裂民法與經濟的聯系,或者顛倒二者的關系,把法看成獨立的內在之物的看法,都是不正確的。因此,恩格斯指出歷史的發展是經濟和法律(尾法當然占重要地位)、法律和其他上層建筑之間的交互作用的結果。法律的發展除了與經濟和其他上層建筑的交互作用外,還必須保持自身體系內部的和諧一致。這個問題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已深入分析過,前已提及。所以,我們在弄清這些關系之后,也同時要看到民法的外部關系和作用,要研究民法自身運動的規律,兼及這些與外部的相互關系,才能對其本質與作用有較全面的認識。
一百年以前馬克思、恩格斯從法的一般理論到民法理論,作出如上述的精辟論斷,至今讀起來猶覺獲益非淺。究其原因,是他們并不僅就法律現象作出某種解釋,而是對其本質和作用進行深入而透徹的考察和研究,找到了物質生活關系這一深刻的根源,又進一步從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與作用,由靜態分析到動態分析,從而能夠系統而全面地給出法科學和民法科學的基本原理。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今天的國際社會已非百年前可比,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歷史狀況也大大變化,法科學包括民法科學也有所發展;但是,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有關論述揭示了民法的本質和作用;所以在當今時代用以考察和研究民法問題仍不失為有力的工具。在西方社會,長期以來形形的法學理論和學說都沒能完滿解釋法的本質和作用,當然也沒法對民法間題作出任何說明。諸如社會學法學派強調法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或效果以及各種社會因素對法的影響,然而并沒能從根本上說明法與社會生活的深刻聯系和相互影響,表面的、片斷的理解最終要導致不正確的結論。至于象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派繼承黑格爾關于法是文明現象的觀點,提出法律準則是根據不同時間、地點的文明條件確定的;心理法學派將法的基礎最終歸結為心理因素,則是走得更遠了。古典自然法學派從人的理性、人性、人的權利去強調私有財產權和契約自由等等,則純粹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說教,披上“學說”外衣而已。雖然,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沒有專門就民法理論寫過著作,上述基本原理大都散見于一些論文中,但是,并不失其理論的完整性。如果對之進行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這些基本原理豁然可見。本文僅作些初步探討而已。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法的本質和作用等的論述,至今仍有現實意義。長期以來,人們對傳統民法的認識停留在固定的觀念上,馬克思、恩格斯對羅馬法的評價著重在它促進簡單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有的立法者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一般到特殊、從共性到個性對民法的把握成功地起到發展生產的作用,這絲毫不意味著主張墨守成規,這和人文主義法學派認為羅馬法的人類法律的基本淵源毫無共同之處。我國近十年民法理論研究較為活躍,注意到了民法與商品經濟的關系,但也受到某些機械觀念的影響。民法理論并不限于經典作家對民法的直接論述,而應包括他們對商品經濟的有關論述,只有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正確掌握民法的某些基本原理。馬克思曾經指出,極不相同的生產方式都具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現象,盡管它們在范圍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這些生產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疇,還是根本不能了解這些生產方式的不同特征,也不能對這些生產方式作出判斷。要使民法促進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發展,就要知道民法共有的、抽象的范疇,也要知道特殊的、具體的范疇。所以,我們應開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民法表現形式,要借鑒有用的經驗也不能囿于陳規。在民法與經濟法的劃分與關系上花太大力氣,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只能妨礙各自的發展?，F在有了《民法通則》,但它不是民法的唯一表現形式,某些配套法規尚胭如,這使調整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關系造成一些困難。例如,對民事主體(經濟法律關系本質上也是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規定,作為法人的公司就必須有公司法,但卻遲遲未出臺?！镀髽I法人登記管理條例》也制定得太晚,雖然在此之前有過一些工商企業和公司的管理規定,但都不過是解決登記程序而已。然而實體規定一什么是公司、應具備什么設立條件,其組織、營運、解散等等卻沒有,只有登記程序規定是不能遏止種種不合法公司的。當前的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要用行政命令,也要用法律形式,尤其不應忽視民法形式,當然也不排斥行政、經濟法律形式。近幾年國家關于清理整頓公司的決定、通知或指示已不只一次,為什么仍未收效?無法可依,尤其是民法形式的忽視,是原因之一。如果不加快公司立法,五花八門的所謂公司、行政性公司和劣質公司還會變相出現。會司立法使它能在經濟活動中以民事主體的資格出現,促進其積極作用而限制其消極作用,才能從根本上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在關于民法的調整范圍和調整方法問題上,調整商品經濟關系似較易被理解,而同時調整某些非商品經濟關系,曾不被人理解。殊不知民法同時調整某些非商品經濟關系并非缺點,而是它的優點,結合調整方法,正是注意到兩種關系的有機聯系,從對財產關系的調整出發,可使和諧一致。因為經濟關系最終要落到財產關系包括財產所有和財產流轉這一民事法律關系上。
所以,恩格斯以繼承權為例,指出像遺囑的立法方式即使有絕對自由和嚴格限制的區別,卻都因其對財產分配有影響而反過來對經濟起到作用。眾所周知,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產生的繼承制度對該所有制的作用是顯然的。拘泥于法的部門劃分或法的調整對象的絕對單一化而忘卻法的目的和作用,就可能貶低民法的作用,不能有效地開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民法表現形式。民法對經濟關系的反作用也不容忽視。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注意到經濟法對經濟關系的調整作用,而未充分認識民法對之的調整作用,尤其是對民法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方法(作用方式)。這指的是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民法可以其特有的調整方法從另一個方面對經濟關系調整,以與經濟法協調;一是民法對非商品經濟關系的調整,由于其與商品經濟關系的有機聯系而在調整經濟關系上達到和諧一致”。前者必須完善民事基本法規,不能滿足于現有的《民法通則》,同時應重視配套法規。例如民法上擔保法律制度對商事活動或經濟法律關系的調整意義,隨著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已不能滿足現實要求。有關的基本規定僅見于《民法通則》的個別條文,巫應有專門法規以便為經濟法中的特別規定提供基礎。例如,國際慣例中擔保貸款采持續性擔保(ContinuingGuarantee),在不超過擔保額度和期限的條件下,主合同(原合問,變更不必一一經擔保人同意,這既為商業活動提供迅速方便又不失擔保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而我國《境內機構提供外匯擔保的暫行管理辦法》直到前年仍規定值權人與債務人“如未經擔保人同意修改原合同,擔保人的擔保義務將自行解除”,未能區分民事與商事的不同特點,原因之一在于民法特有的對經濟作用未能在立法上得到體現。后者必須來個觀念上的改變,即認為民事僅僅是涉及個人利益的問題。即以婚姻家庭的法律調整狀況來說,幾年來出現的“第三者插足”現象,其對社會的、經濟的、秩序的影響,雖說是潛在的、間接的卻是不可忽視的。在運用民法的反作用原理時要兼顧及這二個方面。公司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其出現使得近代商品經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發展,法律給以承認而規范之,使它發揮積極作用而限制其消極作用。在西方國家是通過被視為民法特別法或商法的公司法來實現的。這是例證。關于反作用的方式,恩格斯已指出三種情況,第三種方式可能產生第一或第二兩種效果之一。這都不意味著反作用的作用方式的消極意義。我國因貶治以前的“管”、“卡”而走向放任,幾至失控。事實上,限制不等于不是積極作用,放任也未必都起積極作用。外國民商法中某些規定是放中有管,恰到好處,值得借鑒。而近年來在立法中未恰當掌握反作用原理,出現一些弊端,如企業承包、租賃經營問題則應引以為戒。作為思想理論體系對社會科學包括法學的指導意義,由上述關于民法學基本理論的介紹可見一斑。本文僅就其中一些問題作初步探究,旨在拋傳引玉。
商品經濟發展階段范文6
[關鍵詞]廣東；農村社會保障；經濟發展；同步性
[作者簡介]鐘振強，仲愷農業技術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教師，碩士，廣東廣州510225；宋丹兵，中國人民銀行東莞中心支行科員，碩士，廣東東莞523011
[中圖分類號]D5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04－0018－03
一、關于農村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階段同步性的理論剖析
綜觀人類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保障是經濟發展的產物，同時也是現代經濟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一定的經濟條件是社會保障發揮作用的物質基礎和客觀條件，而經濟發展以后必然會對社會保障產生新的要求，要求社會保障發生相應的變化?？梢哉f，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相互制約、相互促進。因為社會保障具有調節收入分配、維護社會公平、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促進社會團結與和諧等方面的作用。通過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可縮小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同時對中、高收入群體的部分收入進行適當調節，在一定程度上可促進社會公平，實現社會穩定。而經濟發展又是社會保障的物質基礎和前提。經濟發展與社會保障之間既互相促進又互相制約，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著社會保障的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會保障發展的制約。只有建立健全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及運行機制，才能有穩定的發展環境，才能實現社會和諧與繁榮進步。
如果社會保障與經濟發展階段不相適應，就會影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過去，小生產條件下的自然經濟只能產生由個人、家庭和親屬提供保障資料的家庭自我保障方式，而生產的社會化和商品經濟的運行與發展則要求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實行社會保障。只有對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進行社會保障，才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與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客觀要求的社會保障方式，而且經濟才能得以發展，社會保障進而才能得到逐步完善。
農村社會保障是社會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農村社會保障的完善，整個國家的社會保障體系就無法實現全面發展，整個國民經濟也可能因此遭遇“瓶頸”。因此，農村社會保障也必須與經濟發展階段實現同步性，這才能保證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二、實現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階段同步性的指標設計
筆者認為，構建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同步性的評價指標體系。是保證實現農村社會保障建設與經濟發展同步性的重要一環，因此，我們提出了以下評價指標：
1、經濟性指標。即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因此，使用該指標就可以較好地反映農村社會保障規模與經濟發展適度性。該指標的優點是數據容易獲取，可操作性強。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10％～20％之間，超過20％或略低10％的國家和地區只是極少數。一般來說，我們應根據本地區國民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及近期發展的趨勢，確定一個適當的比例，以這個適當比例作為該地區農村社會保障近期宏觀發展目標的水平。
2、財政性指標。即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適度的社會保障支出規模，能夠有效地保證社會保障對經濟促進功能的發揮，但社會保障支出規模也必須以本地區財政能力為基礎。一定的財政收入，可保證相應程度的社會保障支出，并保證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社會保障支出規模與財政收入不協調，尤其是社會保障支出規模嚴重超出財政收入規模，則會導致整個國民經濟受到損害。據有關資料顯示，在西歐、北歐的高福利國家，財政收入的45％以上是用在社會保障上的，美國也有1/3以上的財政收入用在社會保障方面，社會保障支出是許多國家和地區財政支出中的“大頭”。
3、內容性指標。即體現在農村社會保障的范圍上。社會保障的內容很廣，如養老、醫療、失業等，但社會保障的范圍必須因地制宜，量力而為，“”或者“畏首畏尾”的做法都不可取，還是需要以經濟基礎為保障。
4、公平性指標。即體現在農村社會保障對象的范圍上。社會保障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特征，社會保障只有體現了普遍性特征，才具有確實的保障性。但農村社會保障對象的范圍寬廣與否，必須與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階段相協調。
5、制度性指標。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制度的規范化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因此，隨著經濟發展，社會保障也必須日益實現制度規范化。而社會保障制度規范化體現在許多具體項目上，如社會保障費負擔情況、社會保障費用繳納與發放程序等等，都需參照國際慣例及經驗進行規范化，以便避免社會保障制度運行及管理中的漏洞與失誤，使社會保障制度能更好地發揮它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三、廣東省農村社會保障建設的經濟同步性評價與戰略對策
1、廣東省農村社會保障建設的經濟同步性評價。廣東省是我國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村社會保障建設也必須與時俱進，與經濟發展同步。我們綜合運用以上各種評價指標，分析得出廣東省農村社會保障的基本情況：
(1)農村社會保障支出占GDP或者財政收入的比重偏小，農村社會保障的發展步伐仍然跟不上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如表1所示，廣東GDF2001年為12039.25億元，2006年達到26204.47億元，增長2.2倍；自2001年以來，廣東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其中，廣東財政總收入由2001年的2541.21億元增加至2006年的5122.25億元，增長2倍。但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廣東各級政府用于農村社會保障支出仍十分有限，大概占全省GDP的0.01％和占全省財政收入的2％不到，而且年增長速度遠遠落后于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率。
(2)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逐步擴大，循序漸進，但城鄉和地方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距。在農村，社會保障的內容逐步擴大，目前很多地方已經建立起農民養老保險制度、農村“五?！惫B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但是，目前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并沒有明確的分工，城鄉和地方之間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以農村合作醫療為例，有的地方統籌到市，有的統籌到鎮，保障水平和規定都不同甚至差距巨大。
(3)農村社會保障對象的范圍有進一步擴展，但有待提高。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廣東省絕大部分城市已經建立起各種社會保障制度，但農村仍以家庭贍養和土地保障為主，而且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僅在珠三角地區建立起來，全省大部分農村并未
推廣，僅珠三角地區的深圳、東莞、珠海、中山、佛山五個市實行了農民與被征地農民的養老保障制度，在珠三角地區中也僅覆蓋5市120多萬農村人口，廣州、江門和粵東、粵西、粵北地區一些有條件的縣鎮還沒建立，仍在探索之中，或僅對少部分村干部和失地農民實施養老保險。此外，廣東省自2002年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以來，截至2005年，全省基本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參加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口為2546萬，僅占全省5047萬農業人口的50.5％。
(4)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還亟待完善。目前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沒有明確的分工。如廣東基本以鎮為單位開展合作醫療，收費水平不一樣，保障程度也有差別，這不利于資金的有效利用和財務監管。就主管部門而言，以前是衛生部門(從省衛生廳到市縣的衛生局)，現在即將改為農業部門(從省農業廳到市縣的農業局)，使得基層工作基本處于停滯狀態。養老保險方面同樣職責不清。一些保險公司則多頭聯系，與婦聯一起開展對農村兒童的“平安保險”、與教育部門開展對鄉村教師的保險、與組織部門開展對農村干部的保險。
2、戰略對策
(1)加大財政的支持力度。資金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基礎，應增加財政的社會保障投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收入水平相適應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投入機制。廣東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在“十一五”期間應當與經濟同步，并嚴格規范和界定各級財政的責任和義務，確保財政對農村社會保障的必要投入，而且要把農村社會保障的收支全部納入社會保障預算，統一核算，統一管理，把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籌集和運用置于社會公眾的制約和監督之下，以更好地保證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
此外，我們還要多渠道籌集資金，建立穩定的農村社會保障資金籌措機制。隨著廣東省人口老齡化，農村年輕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不斷擴大化，農村老人越來越多，僅靠國家負擔是不夠的，要多方籌資，在農民適當繳費的基礎上，逐步提高繳費比例，但不能超過農民的承受能力。而集體籌資則可以是村或鄉鎮從發展基金或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收入中按比例的劃入農民的保障基金中。與此同時，要努力實現社會保障資金的保值增值，以提高農民資金的回報率。社會保障資金可以用于投資，但政府要對投資機構進行必要的監管和政策扶持，以規避風險。
(2)實現農村社會保障法制化。經驗證明，發達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之所以比較成熟，一方面有其較強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是靠完備的法律體系強制推行的。在目前國家還沒有制定統一的社會保障法的情況下，廣東省應在全省范圍內建立起統一的專門適用于農村的社會保障法規，規定在全省范圍內建立起最基本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并鼓勵有能力的地方政府建立起更高層次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近期目標是，應該規定在全省農村范圍內建立起農村“五保”供養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建立基本養老保險，用制度規范行為，保證越來越多農民受到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