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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發展案例范文1
【關鍵詞】“三農”；農村經濟發展；問題；對策
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我國用世界上百分之七的土地養活了百分之二十一的人口，解決了接近14億人口吃飯穿衣的問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農民的收入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也水漲船高，農業、農村、農民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近幾年來，中國農村社會空心化嚴重、農業生產水平不斷下降、農民增收困難等諸多問題日益顯現，為“三農”事業的發展、新農村建設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些問題的解決對于農村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至關重要，也是涉農工作的突破口。
一、農村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農業生產基礎設施不完善
1、水利設施破舊。長期以來，在中國農村，很多的水利實施成為擺設，有的還得到人為的破壞而未能給及時的修繕，導致水利設施的抗旱、排澇等功能逐步丟失，大量的塘壩、小型水庫等水利實施投入不足，農業生產基本上靠“天”吃飯。
2、基本農田遭到破壞。農田是農民口糧保障基礎，也是農村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基礎條件之一，但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中國鄉鎮一級的政府大肆搞工業園，發展工業獲取財政稅收，為了獲取工業發展所需的土地，不得不將手伸到基本農田，將基本農田直接或變相的變更為工業用地，導致農業生產用地越來越少，農業生產產出不斷降低，“十八億畝農田”岌岌可危，紅線已經被超越。
3、農業生產配套措施嚴重不足。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業生產越來越不被重視，農業生產所需的道路、供電、水利、信息化建設等配套措施嚴重不足，農業生產基礎十分脆弱。
（二）農村集體經濟基礎脆弱
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提高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確?！叭r”事業穩健發展的基礎，是文化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舉措，但長期以來，農村集體經濟基礎十分脆弱，抗市場風險能力低下，經不住市場風雨的考驗，很多的農村集體經濟融資困難、經營不善，面臨關門歇業，甚至有的背上沉重的債務抱負，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攔路石”。從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軌跡看，大多數農村集體經濟撐不過五年，鮮有華西村、南山村這樣成功的案例。
（三）農村土地政策不合理
農村社會空心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很多的農村青壯年都外出進城務工，農村人口逐步被轉移到城鎮，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員大多數是婦老病弱，大量的農田被限制，嚴重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盡管我國已經出臺了土地流轉制度，但這項制度仍然不成熟，不科學，不完善。在農村，很多的村民寧愿落荒，也不愿意將自己家的土地流轉出去，因為流轉土地的政策不透明，產權不清晰，收益分配不明確。
二、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對策
（一）加大農村經濟發展基礎設施投入
基礎設施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雙翼，完善的基礎設施能夠讓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得以迅速提升。因此，我國的各級鄉鎮政府應高度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主動承擔起農村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責任和義務，重點做好農村道路、農村通信、農村信息化建設、農村供電、農村水利設施的投入，不斷改善農村經濟發展條件，將每一分財政資金都花到“農村經濟發展基礎設施”這個刀刃上，為農村經濟發展保駕護航，提供政策上的、資金上的支持。
（二）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實力
發展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實力，是確保農民增收的關鍵所在，也是推動新農村建設、在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因此農村基層管理者贏想盡一切辦法來搞活農村集體經濟，增強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實力，從而更有力的推動農村經濟不斷發展：
1、采取多元化模式。在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過程當中，鼓勵有實力的農民開展合作社模式的集體經濟發展，采取多元化發展模式，比如建立特色種植合作社、特色養殖合作社、工藝品加工合作社等，引導農村集體經濟“百花齊放”，增強市場抗風性的能力。
2、采取規?；l展模式。規?；l展能夠彰顯規模效益，從而帶來一個上下游和終端消費完成產業鏈的形成，對于農村經濟發展來說可以說是如虎添翼。基層鄉鎮政府要大力培育農村集體經濟龍頭企業，依靠龍頭企業來吸引更多的投資，使得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逐步走上產業化、規?；?、集約化發展，不斷壯大農村經濟發展的實力。
3、加強政策扶持力度。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離不開政策支持和資金支持。作為鄉鎮政府，要積極主動的加強與農村信用社、農行、農業發展銀行、村鎮銀行等涉農金融機構的協調溝通交流，提供政策支持，為農村集體經濟提供更多的融資貸款，確保農村集體經濟“供血充足”。
（三）提高農業生產力
農業生產是農村經濟的基礎和“秤砣”，有著“四兩撥千斤”的作用，鑒于農村農業生產基礎薄弱，人才匱乏的問題，我們要加強勞動力的培訓工作，加大農村實用技術的培訓力度，定期組織開展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讓農村留守人員掌握一技之長，提高他們的農業生產能力，幫助他們掌握一技之長，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增強農業生產的連續性和可持續性，提高農業生產力，推動農村經濟不斷向前發展。
三、結語
總之，我國的農村經濟發展質量不高，速度不快，模式單一，形式粗放，體量不大，還存在著空間狹小、資金和政策短缺、勞動力素質不高、人才匱乏、基礎設施薄弱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農村經濟發展工作，將農村經濟發展提升到國家安全、社會和諧穩定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上，大力支持、扶持農村經濟發展，讓農村經濟發展突破瓶頸，跨越式、穩健發展。
作者簡介：郝琛瑋（1987-），女，漢族，湖南衡陽，研究生在讀，湖南省衡陽衡州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金融行業工作。
參考文獻：
農村經濟發展案例范文2
(一)隨著這些年農村產業結構不斷調整，生產經營體制的不斷變更和發展，以前的救災救濟方式已經難以發揮對農村居民生活和農業生產的風險保障作用。商業保險的引入，能夠讓農村新的風險保障體系得到健全，同時還能夠有效的維護農村居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從而繁榮農村經濟，促進農業生產發展。
(二)商業保險在農村中的發展能夠幫助農村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很多問題。據全國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數據表明，農村中人口老齡化的情況要嚴重的高于城鎮的情況，已經成為了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商業保險的發展，能夠有效的解決老年人的養老和醫療問題，減輕人口老齡化對于農村經濟發展的負擔，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商業保險的發展，能夠有效的防范和化解農民因為意外傷害和疾病等因素而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減少了農村居民因病返貧的現象產生，讓農村社會更加穩定，還有一些自然災害而引起的問題，如子女教育問題等等。商業保險在政府補貼的基礎上，少部分的資金投入，同樣能解決很多問題。
(四)商業保險資金投資功能的發揮，支持了農村的一些基礎建設，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從而讓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村居民的增收增加和拓寬了渠道。同時在農村中，商業保險的發展還減輕了政府的壓力和費用，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養老基金虧空等問題。
二、商業保險在服務“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中問題
(一)農村居民保險知識貧乏，導致商業保險發展緩慢
對于農村居民來說，他們有著對保險的需求，但是因為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農村居民雖然聽說過保險，但是真正對保險的了解可謂少之又少，并沒有把保險當做是一種有效的風險防范手段，因此他們的投保率及底。
(二)商業保險公司的經營本質是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
商業保險工作是一個企業，而企業是屬于盈利性的組織，其存在和發展的意義是利益最大化的創造和追求。而農業商業保險中，因為自然災害和一些設施的簡陋等等造成了商業保險的高賠付，這就和商業保險的目標相悖。再加上農村保險跨越的地域面積大。單筆保費低、業務分散等等，導致了商業保險公司服務成本的增加。
(三)農業保險的有效需求和供給不足
農村所需要的保險產品一般是那種繳費低、覆蓋廣、繳費靈活以及保障高的保險產品。而商業保險公司目前所經營的保險產品中，對于這類保險產品還比較缺乏。再加上農村居民的收入普遍較低，對于保險金的支付還存在著一定的困難，雖然國家近五年來對農村的農業發展和農民個人通過保險財政補貼方式，鼓勵和支持農民通過商業保險轉嫁經營風險，對農業發展和農民個人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作用，但由于農民對保險認識的局限性，就導致了農業保險的覆蓋范圍較窄，規模不大，風險集中，商業保險不能在其中直接獲取經濟利益。
三、增強商業保險服務“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能力
(一)加強商業保險知識的宣傳教育，讓農村居民的投保意識增強
商業保險能夠有效的服務“三農問題”，促進新農村的建設。能夠得到農村中，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商業保險要利用好鄉、鎮政府部門，積極的做好農村保險知識的宣傳工作，加深農村居民對于保險的認識，比如可以在鄉鎮的街道上、各村的村委辦公點以及各個村落的重要路口等進行農村保險宣傳專欄的設置，宣傳當前的保險基礎知識、保險法規以及承保和理賠中的重要事項等等。還可以通過鄉鎮的相關干部進行集中的保險知識以及典型案例的宣傳，增加農村居民的投保意識。同時還要結合當地的教育機構進行保險知識的宣傳，特別是農村的中小學，讓他們從小就能夠得到保險知識的普及。
(二)處理好三種關系，確保農村保險市場的有序發展
一是要處理好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之間的關系。保險公司要把效益放在首位，但同時要服從、服務于國家，在獲得經濟效益的同時，還要兼顧到社會的利益，在為服務“三農問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中得到生存，求得發展。二是保險公司要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之間的關系。雖然從目前來看，農村保險的見效慢、成本高以及費用大。但從長遠的利益來講，農村保險業務才剛剛開放，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三是保險公司要處理好企業本身和國家大局之間的關系。目前國家正在進行農村的社會保障問題的研究，農村急需的醫療、養老以及意外保險保障等，為商業保險公司的發展帶來了良好的機遇。
(三)把商業保險資金投入到新農村的建設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商業的保險的貨幣增值是靠保險資金的投資來實現的。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發展，產業化進程的加快，多樣的經營形式的出現，農村可以進行投資的各種資源異常豐富。比如農村的畜牧業的發展，農產品的開發、沿海養魚業的發展各種閑置土地的開發利用等等，都為商業保險公司提供了廣闊的投資方向和資金運用的天地。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保險公司把資金投入到一些前景好的企業中，這樣就能夠實現農村經濟和企業經濟的雙豐收為“三農問題”服務。
農村經濟發展案例范文3
摘要：隨著農業產業集聚化，資金、技術、人才等社會資源的作用在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日趨重要。本文按照溫州市農業社會資源的特點和農業發展對資源依賴程度，以實現農業農村經濟穩定發展為目標，從政策資源、物資資源、人力資源、智力資源、資本資源等5個方面，構建一個全面、合理地農業社會資源評價指標體系，準確地了解和把握在發展農業農村經濟的實際進程中的各方面情況，并分析了溫州市農業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
關鍵詞 ：溫州市；農村農業經濟；農業社會資源；資源評價
一、研究背景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農村的繁榮和穩定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經過“十一五、十二五”時期的快速發展，溫州的農業發展已由資源制約型轉變為資源和市場雙重制約，溫州出現了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等新情況，是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階段性變化的反映。同時，在資源開發利用方面，溫州還存在著資源不合理利用進而導致的資源破壞、水土流失等現象，農業資源承受的壓力日益加大。因此，要保持農業農村經濟持續發展，必須充分了解新形勢下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特點，以便采取及時有效的應對之策?；谝陨显?，本文從溫州的實際出發，構建一個全面、合理地農業社會資源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準確了解和把握在發展農業農村經濟的實際進程中的各方面情況，明確現實工作的重點、難點及努力方向，從而為制定有關決策措施提供科學依據。本文以實現農業農村經濟穩定發展為目標，從政策資源、物資資源、人力資源、智力資源、資本資源等5個方面構建農村社會資源評價體系。
二、農業社會資源評價體系的構建
農業資源評價系統是一個由社會、經濟、生態和農業發展等多個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統。20 世紀20～30 年代，鑒于農業生產資源的約束，我國大多數研究都側重于對氣溫、光照、降水、土地和生物等農業自然資源的綜合考察、分類、評價和區劃等。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探討農業社會資源對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如徐保根等（2001）指出要實現農業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國家必須要從技術裝備、公眾素質、專業人才、法律法規、管理制度與體制與政策等方面考慮。因此，為了科學評價溫州市農業社會資源發展情況，本文運用層次分析法的原理建立了溫州市農業社會資源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主要包括政策資源、資本資源、物資資源、人力資源、智力資源等5 大類評價指標9個具體指標，如圖1。
三、溫州市農業社會資源現狀分析
結合上述評價指標的構成，采用專家評價法確定指標權重，下文將針對溫州市農業社會資源的現狀進行分析。
（一）政策資源
“十二五”以來，溫州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如制定了《溫州市現代農業發展“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溫州市農業功能區總體規劃（2010～2020）》、《關于建立溫州市墾造耕地地力提升基金的通知》、《關于實施促進農民收入持續普遍較快增長十大行動的意見》、《溫州市設施農用地管理實施細則》等，加大農業扶持力度，促進農業設施準備提升，為助推農業農村經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資本資源
農業投入力度加大，增強了農業發展后勁。2013年全市農林水事務支出54.09億元，比2010年增長85.62%，市本級財政支農支出年初預算安排1.89 億元，實際完成110.64%。此外，省市級還安排支援不發達地區支出4.29億元。同時，市財政積極拓寬支農資金的投入渠道，通過財政貼息等政策措施，引導社會各方面資金投入于農業生產，從而形成了多渠道的農業資金投入體系?！笆濉币詠?，推動了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和農產品標準化。據統計，全市有157家農業龍頭企業、254家專業合作社、60 個種養大戶等新型農業主體參與農業“兩區”建設，輻射帶動面積71.37 萬畝，帶動周邊農戶增加年收益8.3 億元，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顯著；被認定為全國無公害農產品223 個、綠色食品65 個、有機食品80個，農產品抽檢合格率名列全省前茅；獲省知名商標84 件、著名商標51 件、馳名商標2 件，市名牌產品（農產品）21 個，涵蓋了我市十大農業主導產業。此外，全市已建成市級以上現代農業園區251 個、面積51.89萬畝，年產值60余億元，比實施前增收20%以上。
（三）物資資源
農業裝備水平提高，推進了農業現代化進程。2013年，全市擁有農機總動力222.73 萬千瓦，農業機械總值達17.80 億元。擁有耕作機械16843 臺，種植機械1256臺，排灌機械52553 臺，植保機械14677 臺，聯合收割機2078 臺，冷藏保鮮設備196 套，設施農業設備3283 萬平方米。全市農機經營總收入15.88 億元，總利潤8.16億元?！笆濉币詠?，溫州先后完成了甌江、飛云江、鰲江、楠溪江及清江洪水預警報系統，受益面積為8180.56平方公里，受益人口338.145 萬人，大大提高了全市防洪工作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截止2014 年6月底統計，全市糧食生產功能區新建和修復排灌渠道1242.0 公里，機耕路798.43 公里，泵站518 座，農機下田坡5030 處，新置大小農機具2352 臺套；現代農業園區已累計建成大棚2.99 萬畝、噴滴灌設施6.25 萬畝、蓄水池12.73 萬立方、農機化設備3999 臺套、畜禽欄舍24.45 萬平方米、高標準魚塘0.46 萬畝、園區道路693.49 米、生產配套用房5.65 萬平方米、保鮮冷庫9.02萬立方米。
（四）人力資源
農民增收農村穩定，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2013 年全市農民人均純收入16194 元，比2010 年末增加了4778 元，年均實際增長13.95%。農業從業人員達到92.03 萬人，實現總產值187.87 億元，比2010 期末增長154.12％，年均增長7.3％?？h（市、區）和市級功能區“低保”標準提高到5000 元以上，低收入農戶人均教育、醫療消費實際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與當地農村居民平均水平的差距明顯縮小，困難群眾住房救助全面覆蓋，低收入農戶勞動力實現普遍就業。農村生產、生活條件得到較大改善，全市行政村基本實現通電、通廣播電視，100%的行政村通公路，99.9%的行政村通電話，98.6%的行政村用上了安全衛生飲用水。“十二五”以來，溫州進一步加大了農村人才培訓工作力度，每年優化組建市、縣產業技術創新與推廣服務團隊10個，新增培育農業科技示范戶4800 戶，組織現代農業領軍人才生源20 名，新增農業教育培訓法人化單位5 個，大力發展農村成人教育和實用技術培訓。繼續實施農村勞動力素質提升工程，累計培訓人數超過21 萬人次，造就了一大批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農村科技致富帶頭人。
（五）智力資源
科教興農蓬勃發展，提高了農村經濟整體素質和效益。全市已擁有地市級以上農業科研機構3 個，農技推廣機構300 個，農技研究推廣人員0.31 萬人，農民技術協會325個，民間農業科研機構50多家。已初步形成了市、縣、鄉三級農業教育和農民技術培訓網絡。我市全面實施“綠色證書”工程，全市有4.3 多萬人參加了“綠色證書”培訓，其中3.8 萬人取得“綠色證書”，100 人獲得農民技術職稱?！笆濉币詠?，11 個縣（市、區）、108 個鄉鎮先后成立了農科教結合組織機構，分別占縣、鄉的100％、100％。市、縣、鄉三級農技推廣機構進一步健全，農業新技術、新品種推廣取得明顯成效，共實施農科教結合項目30 項。當前，溫州正在推廣以沼氣為紐帶的大中型畜禽養殖廠能源環境工程模式和“豬沼果”等能源生態模式。如永嘉的“稻田養魚”的種植模式，既能保證一定的糧食產量，又能使淡水養魚取得經濟效益，真正做到了有糧又有錢，深受農民歡迎。實施“沃土工程”，以示范推廣秸桿腐化技術為重點，擴大發展經濟綠肥，扶持商品化有機肥的生產。同時，推廣以平衡施肥為中心的“精準施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模擬自然生態系統形態結構而設計的農業立體種植、養殖技術；培育和采用抗病、抗蟲的農作物、畜禽品種技術；利用昆蟲天敵等生物防治病蟲害的農業生態系統技術等。
四、小結與展望
本文針對溫州市農村社會資源特點構建了農業社會資源評價指標體系，從目標層、評價指標和具體指標3個層次選取富有代表性的9 項指標，客觀地反映了農業社會資源的情況。溫州事農業農村的建設正處于提速提效中，而農村社會經濟評價指標體系必須要與實際的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相適應，才能有效發揮其對農業農村發展的促進和引導作用，在未來的研究中，農村社會經濟評價指標體系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提高：
第一，隨著溫州市農業“兩區”建設水平的提高，相應的評價指標也應該與時俱進、定期更新，促進和引導溫州市農業農村發展提速提效。
第二，本文評價的側重點在農村社會資源。但是，農業資源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需要從系統的、動態的角度分析農業資源現狀。今后要充分借鑒其他地區最新研究成果，將農業自然資源與農業社會資源統一納入農業資源系統進行整體評價，為農業資源利用研究提供新的嘗試方向。
第三，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資源的短缺將會更加突出。由此，農業穩定發展還需要考慮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及保護、資源優化配置和區域合理布局。今后應搞好區域資源優化配置和合理布局研究，加強農業資源更新調查和動態監測，加強農業和農村可持續發展研究，加快農業資源管理法制化建設，為農業和農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服務，為農業宏觀調控和科學決策服務，為實現農業“十三五”計劃目標服務，更對推進溫州現代農業發展進程奠定堅實基礎。
項目來源：
溫州市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課題（14jd1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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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發展案例范文4
關鍵詞:金融生態;金融結構;經濟發展;農村金融體系建構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6(04)-0040-09
一、引 言
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面促進作用已得到大量理論、特別是實證研究的支持。近年來,國內外相關研究領域多聚焦于從不同金融結構間的差異入手,來探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兩種主要類型金融體系對經濟體的不同作用機制。然而,此類研究多從跨國層面、轉軌國家宏觀層面視角來研究不同金融結構的作用機制,而針對那些存在顯著“二元經濟”分割現象的轉軌經濟體內部,特別是針對處于弱勢地位農村區域經濟發展中金融體系結構及其動態演化規律的研究,涉及得相當少。事實上,在存在“二元經濟”分割的發展中國家農村區域經濟中,厘清差異化的金融結構對經濟發展的相關作用以及金融體系內在的動態演化規律,對我國當前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和“三農”問題的解決具有更為現實的緊迫需求。
眾多發達、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及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和理論研究都表明,以小企業為核心的民營經濟部門對一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乃至農村經濟、社會制度的變遷與建構都起著相當重要的直接或間接作用。且在緩解就業壓力,維護社會經濟穩定,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農村經濟起飛的核心要素―――企業家精神創造、示范、擴散和組織、技術創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Kayanula and Quartey 2000,;Mead and Liedholm 1998,; Schreiner 2002)[1]。小企業的生存和成長必須依賴于有效的金融體系。這種有效的金融體系在農村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是多樣化的,既可以是依賴以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為主的金融體系,也可以是非正式金融起相當作用的金融體系,甚至是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分工協作的競爭性金融體系。一種金融結構與制度安排是否適當,歸根結底要以其是否能有效服務于該社會的客觀金融需求為評判標準。在我國以區域經濟為發展模式的工業化進程中,各農村地區間經濟發展程度存在很大差異,甚至在同一地區內,各鄉各鎮的經濟發展程度與發展方式都有較大差異。農村區域金融生態的成長水平并不取決于該地區金融機構的人為簡單擴張或收縮,而取決于當地金融資源的數量與質量以及與之相應的資本形成水平,或者換言之,取決于該農村地區的工業化進程與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從國內現有文獻來看,多數研究僅僅從農村經濟中經營傳統農業生產農戶的金融需求角度來解析農村金融市場中的信貸約束、金融制度安排和設計等一系列問題,而忽略了從決定農村金融市場中現代商業性質金融體系能否有效運行的中小微型工商體系視角來進行分析的思路。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是以銀行中介為主體的金融體系中,究竟是以大銀行為主,還是以地區性中小銀行為主;是以集中壟斷型的銀行結構為主,還是以競爭分散型的銀行結構為主,厘清這些沖突對我國現階段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制度設計具有特別重大的指導意義。實質上,從農村地區的金融需求主體來看,只有農村經濟中出現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工業企業后,現代商業性質的銀行或金融機構才能得以健康地生存、發展和演化。這就是農村金融體系建構的關鍵性因素。單純的農戶性質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現代商業性質的金融體系?；谶@些事實,本文擬從農村經濟中企業體系的金融需求特征入手,從工業發展水平所決定的農村經濟發展水平角度入手,通過對中國地區農村金融生態和金融體系發展的差異性解析,利用解剖“麻雀”式案例研究方法來探尋我國農村金融市場中微觀層面交易主體和金融機構的行為選擇交互影響因素和機理,進而為我國日顯緊迫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體系建構提供一個可供借鑒的解答。
二、交易主體、經濟發展和農村金融體系的適應性互動
金融發展很大程度上表現出金融體系結構的差異,對于中介主導性金融體系和市場主導性金融體系究竟哪種金融結構更有利于經濟發展,依賴于經濟發展自身的內在特性(Allen and Gale)[2]。以銀行體系為主的中介主導性金融體系在信息收集、風險監管、企業外部治理機制替代方面具有優勢;市場主導性金融體系在風險分散、創新企業成長、企業內部治理機制方面具有較強優勢。
一個重要且易被忽略的事實是,高風險、高創新、技術創新路徑不確定性高和產品需求不確定性高的經濟體系適宜于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的功能發揮,而以傳統輕加工型制造業為主體、技術創新路徑不確定性低的經濟體系適合于中介主導性金融體系。由此,根據經濟體發展水平和發展特征的現實情形來確定適合金融體系的組織和制度安排是極為關鍵的問題。與以債券市場、股票市場為核心的金融市場相比,在一個不具備信息有效生產、披露、利用的經濟體中,以銀行為主的金融中介機構的金融體系在交易成本與資源配置效率上具有相對優勢(林毅夫)[3]。換言之,可以這樣認為,在一個現代金融制度還沒有完全構建起來的經濟體中,由于缺乏信息生產的專門分工,導致信息交易的成本極高,即借款人與貸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情形更為嚴重,此時,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中介機構能夠利用與企業長期交易所培育起來的互動關系來有效識別企業借款項目與經營情況的風險信息(Guzman)[4]。銀行通過與企業建立的長期信任合作關系,存在投入資金和精力去收集所貸款企業風險信息的激勵,并把這部分投資費用分攤到一個更長時期內,從而降低每筆貸款的平均信息成本。這實質上就解答了為什么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在現發展階段的改革取向只能是以建立地方性專業化商業銀行為取向的深層制度因素,而不能是不切實際的金融市場跨越。而且,這種長期關系所帶來的“鎖定效應”可能會給銀行對企業信息的掌控產生壟斷,進而造成銀行對企業榨取“準租金”。所以,經營良好的大規模企業并不會僅僅依賴金融中介機構融資。這種情形所造成的現實結果就是農村金融體系所面臨的客戶只能“鎖定”于中小微型企業工商業及小農農戶。
以上分析實質上也就揭示了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現階段所面臨的整體交易主體類型及其風險特征。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農村金融市場中的交易主
體容易“鎖定”于農村地域中小微型企業及小工商戶,因此,農村金融體系所面臨的系統風險特征遠遠大于工商業發達的城市金融體系,這就決定了農村正式金融體系發展的相對滯后性與單一性。這種情形在發展中轉型國家尤顯特出。農村正式金融體系發展的這種內在滯后型與單一性從一定程度上也就決定了其必然不能滿足具有需求多種層次性的農村金融,也從另一角度反映了農村信貸市場中“信貸配給”廣泛存在的必然性。更為重要的是,這會產生一種兩難沖突:源于高系統風險的農村金融體系供給不足與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所需的金融需求力度之間的兩難矛盾。何以解決這種兩難沖突?市場的內在交易力量進化出兩種解決思路。一種是收益風險對稱機制。高風險對應高收益,農村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提高貸款的收益指標―――利率來彌補其較高的風險。由此顯見,農村金融市場有著利率自由浮動與自由定價的內在需要。
然而,如果一國或地區的農村金融政策是限制利率的浮動區間,特別是規定貸款利率的上限,最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農村正式金融體系發展的嚴重阻礙與效率不足。理論研究表明,即使是利率可自由定價的信貸市場中,銀行作為金融中介也不可能滿足所有有效金融需求。Stiglitz andWeiss[5]的經典研究證明:在一個只要存在信息不對稱的信貸市場內,單純的利率機制并不能滿足信貸市場的需求與供給的“出清”,也就是說,即使某些借款者所提出的利率無限大,也不能從銀行機構中獲取貸款,根源在于這些借款者的風險類別與銀行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函數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可匹配性。這就是著名的“均衡信貸配給”理論。他們還進一步指出,這種“信貸配給”現象典型存在于中小企業信貸市場。因此,這就需要另一種解決思路的出現。抵押擔保機制作為一種最重要的非利率手段就成為銀行等金融機構控制風險、減輕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美國約80%的小企業貸款是通過抵押擔保形式獲取的(Glassman, 1982),近70%的工商業貸款使用了擔保(Berger and Udell )[6]。我國的商業銀行法也明文規定所有銀行貸款都必須以抵押或擔保的形式發放。擔保抵押與貸款利率、規模、期限的組合形成了債務合約結構。銀行通過這些合約要素條款對借款人進行篩選與甄別,來進行風險與收益的配置。作為最重要的非利率因素,擔保抵押與其他方式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共同構成了銀行金融中介機構的有效手段。從理論角度來看,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企業中擔保抵押的存在與否影響了相應金融體系的發展程度,這對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尤顯重要。Bester[7]的研究表明,銀行可將擔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來設計信貸合約組合,低風險的借貸人選擇低利率、高擔保合約,而高風險的借款人選擇高利率、低擔保合約,從而使銀行根據借款人的風險類型對其分離和篩選。但是,擔保抵押所蘊含的這種有效分離與篩選機制僅僅在充分競爭的信貸市場中有效,而在賣方壟斷的信貸市場中卻可能發生“失靈”現象(Besanko and Thakor)[8]。在信貸市場是充分競爭條件下,由于利率必須補償成本,高風險的借款人必須支付比低風險的借款人更高的利率。如果其偽裝成低風險的借款人選擇低利率、高擔保的合約,其在競爭市場中由于自身可抵押擔保品的限制無法提供足夠的擔保抵押,從而被阻止選擇低風險合約,因此,擔保抵押機制在這種情形下可以發揮其篩選甄別機制作用。相反,在賣方壟斷信貸市場條件下,銀行由于其壟斷地位存在向有較高還款能力(低風險)借款人索取更高利率的動力,因為低風險借款人的創利能力要高于高風險借款人,這樣可能的結果是低風險借款人所面臨合約中的利率要求要高于高風險借款人所面臨合約中的利率要求,迫使低風險借款人去選擇高風險借款人的合約,因為低風險借款人首要關注的是利率的高低,而不是合約中擔保品要求的多少。因此,擔保抵押機制在賣方壟斷信貸市場中就可能不是一個有用的篩選工具。Bes-ter(1987)還有一個重要發現,借款人可擔保財富的普遍不足同樣會導致篩選機制的失靈。我國農村信貸市場中的交易主體主要為中小微型企業,從事勞動密集型比較優勢為主體的中小微型企業中可供高質量的抵押擔保物品嚴重不足,國有銀行(主要為農業銀行或農村信用合作社)在信貸市場中占據絕對賣方壟斷地位,而且存在利率管制以及以商業銀行法律條文規制下的強制信貸擔保抵押要求。由此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現階段,我國大部分農村地區正式金融體系發展的嚴重阻滯與效率低下,經濟發展所需的金融支撐的嚴重不足及農村金融體系中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的現實分割。
三、金融結構與農村經濟發展匹配性的一般邏輯
按照林毅夫[9]的最優金融結構理論,從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的互動關系來看,在不同的經濟發展特定階段,一個經濟體金融結構的優劣取決于:金融結構中各種金融制度安排的特性和按要素比較稟賦結構的特性所決定的實體經濟結構中企業資金規模,以及生產技術創新程度和產品市場中不確定性等特性的匹配程度,“當三者的特性相互匹配,能夠使金融體系所動員起來的資金實現最優配置,進而使金融體系能夠最大地動員資金,這樣的金融結構就是最利于經濟發展的最優金融結構”。進一步分析,金融體系的微觀結構安排也必須是與實體經濟體的發展狀況和內在風險特征相匹配的。這就意味著我國的農村金融制度改革需要一個多層次、金融安排并存的靈活農村金融制度設計。其中,既應該有直接金融也應該有間接金融體系,既有正式金融組織也應該有非正式金融組織,既要有適合落后地區的政策性金融與扶助式金融,也要有適合發達地區完全商業性質的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
Berger和Udell[10]這對研究組合首次從小企業信貸的可獲得性、關系性貸款與銀行規模和內部組織結構的相關關聯關系入手來研究銀行金融中介的行為選擇與效率問題。其研究思路首先從銀企間的多層委托關系展開,認為存在小企業主銀行客戶經理(信貸員)銀行高層管理層銀行股東銀行債權人與監管機構的多層委托邏輯鏈條,同時技術創新,信息基礎設施,法制、法規環境及商業環境,市場結構四維外部因素制約著每層委托關系的執行效率。銀行的規模與組織結構的差異影響著信息在這些委托邏輯鏈條中的傳遞成本。大規模、多部門科層制銀行由于規模經濟的需要和復雜的組織結構而導致委托鏈條過長,使其擅長于處理基于易于觀察、鑒別、傳輸的“硬數據”(公開的財務報表或資信記錄)“交易驅動型”的大企業貸款業務,這就天然地產生了銀行對小企業融的資歧視現象;而且,大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時,單位資金的交易成本相對較高,既包括資信和項目事前審查成本,也包括事后監督、控制、再談判成本,這就嚴重削弱了大銀行向中小企業貸款的動機。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從大銀行融入頻率高的
小額資金時,大銀行由于其規模大,必須采取多級的分支行委托機制,造成審批手續繁雜,周期過長,與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特征所內含的資金需求規模小,頻率高、周期短、流動資金為主、且要求服務快捷方便等融資需求特征不相匹配,因此也就嚴重削弱了中小企業向大銀行借款的動機。相比而言,小型地方性專業銀行由于組織機構設置簡單,能夠通過減少“軟信息”傳遞所需的委托層次,減少管理層對客戶經理的干涉,通過銀行業務流程中的相關信息和小企業主與客戶經理建立長期信任合作關系獲取的有效信息,來監管貸款實施中的風險,以達到降低或緩解小企業中嚴重信息不對稱的目的。由此給我們提供了思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境的著眼點應放在地方性小型專業銀行的作用上去,同時作為客戶和銀行放貸決策者之間的信息連接者―――客戶經理在地方性小型專業銀行中的地位與作用應得到足夠全面地認識。事實上,我國很多農村基層銀行機構對信貸員的監管、激勵機制的普遍嚴重缺位,加劇了企業和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狀況,迫使銀行貸款行為更多地依靠可抵押擔保要求。
從市場競爭本身的功能來看,一般地研究認為,壟斷的、銀行集中度高的金融體系通常會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相反,充分競爭、銀行集中度低的金融結構往往伴隨著較高的經濟增長(DewatripontandMaskin, 1995; Guzman et al)[11]。然而,從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來看,并非充分競爭、分散型的銀行結構始終如一的有利于信貸市場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有利于經濟增長(Cetorelli and Gambera)[12]。特別是對處于資源有限的“二元”農村經濟起飛階段,競爭分散型銀行結構體系可能反而不利于資源配置的實施,從而阻礙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增長。正如我們以上分析的結果表明,針對農村金融市場中地方性中小銀行的有效貸款方式來說,基于“軟”信息的關系型借貸可以緩解中小銀行和中小企業間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從而緩解相對大企業的中小企業“信貸配給”現象。一方面,處于壟斷地位的銀行可以通過主動選擇利率水平和抵押擔保要求組合,通過和借款者的長期交易關系,達到對不同類型借款者進行有效的甄別和篩選,降低了信貸市場中的機會主義行為風險;另一方面,適度壟斷的銀行結構能有效地減少銀行業的過度競爭,有利于成長階段中小銀行的生存、發展,減少金融不穩定風險。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村經濟的起飛階段,只有當農村經濟中出現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工業企業后,適應現代商業性質的金融資源基礎和金融生態才能形成,現代商業性質的銀行或金融機構才能健康的生存、發展,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金融發展水平。單純的小農性質的金融需求是不能孕育出現代商業性質的金融體系。Carlin和Mayer[13]的研究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選擇和建構具有特別的啟發意義,他們發現,在OCED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銀行集中度越高的國家經濟發展就越快,當這些國家進入技術創新發展階段后,銀行集中度卻和經濟增長轉變為負相關關系:銀行集中度越低的國家R&D支出份額越高,依賴外部融資的高技術、高創新部門增長的也越快。這就給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建構提供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啟發:對于經濟處于工業化起飛階段的農村區域經濟體應該實施壟斷性銀行結構體系;而對于那些處于工業化初級完成階段、轉向為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創新型階段的農村區域經濟體應實施適度競爭性銀行結構體系;在農村經濟完成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后,非正式金融逐步被正式金融所替代,現代多元化的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體系就應該成為主導力量。農村金融體系與經濟發展的相關特性見表1。
四、微觀層面金融結構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匹配性:來自江蘇農村地區的案例調查
為了驗證我國現實農村地區中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產業結構差異、不同特易主體的金融需求(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對金融結構和金融生態體系變遷和演進的內在動力機制,我們采用微觀層面的具體案例調查分析方法來進行對比研究,從作為供給者的金融機構和作為需求者中小企業雙方的微觀需求特征兩方面入手來剖析金融結構和農村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內在機理。
考慮案例研究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且具有“解剖麻雀”之功效,我們選擇兩個自然稟賦相同、初始發展條件相似、地理位置較接近,但是近年來各方面發展狀況具有顯著差異的鄉鎮來作為本文研究樣本。采用問卷調查、實地訪談形式來獲取第一手實證材料。
(一)對兩地區金融生態體系的比較分析
從實踐來看,戴南地區和戴窯地區金融結構體系已經出現相當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正如我們理論分析所述,主要來自于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的內生推動。具體情形見表2、表3。
2005年工業產值達180億元,占全國不銹鋼產品銷量1/6的戴南不銹鋼制品產業集群的形成,歸功于根植關系型社會資本網絡的專業化銷售商網絡和銷售市場的核心作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某個個人“偶然”發現了不銹鋼產品的市場貿易機會,通過“親幫親、鄰帶鄰”的社會關系網絡形成了散布全國各地的專營不銹鋼產品的專業銷售商。資本積累、銷售渠道的掌控和先入利潤的存在激發了貿易資本向生產資本的轉移,由產業集群初以低級原材料、簡單技術產品為主,發展到如今40多個產品系列,1萬多產品, 2000多家企業,產業鏈延伸充分,專業化分工細化,大企業為核心,小企業緊密協作,具有初步自我技術創新能力和產業升級能力全國第一的不銹鋼制品生產網絡體系。正是以小企業和專業銷售商為主工商業體系的興起,一方面為競爭性多層次銀行體系的生存、發展提供了多層次、多樣化的金融需求和金融資源;另一方面產業集群內部不同行業、不同規模、處于不同發展生命周期的企業具有不同的成長特性,不但其盈利能力、發展能力和戰略目標函數存在差異,相應的,經營管理能力、財務平衡狀況、風險特征、資本結構選擇行為、創新技術研發投入和產業結構調整能力也存在較大差異。由此,所決定的差異化風險和收益特征也就內在決定了直接和間接金融分化、大規模多元化銀行和地方性專業化中小銀行分化、正式金融和非正式金融分化。與戴南地區不同的是, 50公里之隔戴窯農村地區的金融生態體系卻呈現完全不同情形。正式金融體系處于以農村信用合作社為主的單一壟斷性銀行結構,農業銀行和郵政儲蓄很大程度上是農村金融資源的“抽水機”,非正式金融體系多發生基于互質的友情借貸和民間高利貸形式,而且在出現幾起攜款逃債事件后,民間信用體系受到根本性地打擊,非正式金融出現萎縮和擔保抵押要求傾向。僅從這一點可看出,非正式金融有著信用實施和監管的天然弱質性,經濟發展的必然內在要求正式金融是農村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戴窯地區的經濟發展以農業生產、水產養殖業和農產品加工業(蘇北最大的米加工產業集群)三分天下的格局, 2005年工
業產值1. 9億。但總體上來看,與農業相關的生產經營風險特征決定了該地區交易主體的金融需求內在風險特征,由此決定了該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相對于工業發達的戴南地區的金融生態有著根本上的不同,進而決定了該地區的金融結構體系根本不同于戴南地區的金融結構體系。
(二)為了更深入從農村金融市場中交易主體微觀層面來尋求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和金融多樣化、多層次化需求對農村金融體系的關鍵性影響,在江蘇發改委和當地行業協會協助下,我們設計且發放了針對企業的問卷調查,其中戴南鎮發放了100份,戴窯鎮發放50份,收回率100%?；窘Y果見表4。
綜合WTO對微觀金融服務的界定,在主要考慮我國農村金融市場的現實具體情形,我們從產品、質量、數量、期限、價格等五個方面的主要要素上來作為考察信貸市場交易主體―――中小企業體系的需求動機及需求結構差異,轉而剖析出農村金融機構對金融市場交易主體的現實金融需求所提供金融服務的匹配性和有效性,進而揭示出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處于不同產業升級特性不同規模交易主體的金融需求,不同產業結構差異對農村區域金融結構和金融生態體系變遷和演進的內在機理。一般來說,需求要素敏感度越高,越有可能成為不同區域企業體系的核心影響因素,一旦某些需求要素形成區域企業體系的需求核心,它并決定了區域整體交易主體金融需求的基本特征,同時就成為農村不同區域金融結構體系制度安排、機制設計、演化路徑的內在決定因素。
從我們問卷調查的結果來看,戴窯地區現階段對銀行機構最敏感、最受到重視的四個問題依次是可擔保、抵押要求(100% ),手續繁雜、周期長(94% ),數量和期限限制(92% ),社會關系(90% );戴南地區企業體系現階段對銀行機構最敏感、最受到重視的四個問題依次是數量和期限限制(96% ),手續繁雜、周期長(94% ),資信要求(資信評估等級、經審計的財務報表)(92% ),可擔保抵押要求(92% )。從這兩個經濟發展水平截然不同、產業升級需求、企業技術創新要求完全處于不同階段農村地區金融需求主體核心需求要素對比來看,既存在相似點,也存在差異點。(1)貸款數量和期限限制,手續繁雜、周期長,可擔保、抵押要求是兩地區共同最敏感、最不滿意的三個要素。這深刻反映了國有銀行為主的農村銀行機構內部組織結構、治理結構、信息處理機制與激勵機制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而且,這三個要素在兩個地區的重要性排序有所差異,又反映了這些要素對于兩地區的阻礙效應存在顯著差別。戴窯地區處于壟斷地位的農村信用社規定所有企業、個人借款都必須至少兩個以上的擔保人,而且除了具有商業性質店面房外的其他任何資產不可作為抵押物,因此可擔保抵押要求是該地區最不滿意的金融要素。過分強調金融機構貸款可抵押擔保要求表面上來看是強調農村金融機構貸款的安全性,實質上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社會征信體系與信用制度缺失以及金融抑制政策對小企業融資需求的扭曲效應,更深層次地反映出大多數農村基層金融機構中根本不重視通過建立與小企業的長期交易關系來獲取小企業經營狀況的“軟信息”,以此來緩解小企業信貸配給產生的根源―――信息嚴重不對稱問題,相反卻過分依賴于嚴格的可擔保、抵押要求來逃避其收集信息、處理信息和監管信息的自身職責。由上述分析可知,對于起飛階段的經濟體中壟斷性質的銀行體系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發展,然而,金融中介體系中的強制性擔保抵押要求卻會降低金融市場的配置效率。正負效應相抵,可見,在戴窯這種處于經濟起飛階段農村區域所實施的嚴格可抵押擔保要求,事實上是破壞農村金融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低交易成本的信息獲取通道是現代銀行組織結構設置、治理機制設計和激勵、監管手段配置的核心目的,根據小企業信息特征,貼近市場、機構設置簡單、委托鏈條短、而且擅長于利用“軟”信息來降低交易成本的專業化地方性中小銀行、社區銀行及各種中介機構(如動產質押中介公司),是解決小企業融資難的根本取向。僵化的農村銀行機構內部組織結構、管理和監管制度外在體現在繁雜的貸款審批手續、過長的審批周期以及嚴格的數量限制和期限要求,與農村地區金融需求主體的需求特征和要求嚴重背離,是形成我國農村地區農戶、個體工商戶、中小企業信貸約束的根本原因。
從戴南地區的情形來看,由于經濟發展的內生推動,可擔保、抵押要求出現了多樣化、多形式、靈活化趨勢。這種趨勢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推動可擔保抵押品要求轉向小企業的動產、應收賬款、各種票據的抵押質押,甚至企業主個人財產。而且,銀行機構不能再僅僅依賴與小企業的長期合作關系所產生的“軟信息”來作為甄別、篩選信息的有效通道,開始重視企業所提供的經審計的財務報表和資信評估報告所內涵的“硬信息”,通過對企業“硬信息”的掌控和各種技術分析手段來作為放貸的依據。此時,現代純粹商業性質金融體系的運作就有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客戶群落,多層化、適度競爭的金融體系就有了生存、發展的產業基礎,而且為金融中介主導的金融體系向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并存的金融生態群落的過度提供了內在動力機制。戴南地區現階段的產業集群正處于技術創新能力提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初始階段,預計2008年產值達650元,其中技術創新、研發投入據測算累計就達150億元,一大批高技術含量、高風險、持續高投入的項目急需上馬。從銀行體系本身的風險識別與處理功能來看,高風險的投資項目與銀行機構的內在能力并不匹配,這就為私募基金、風險基金、天使基金等多樣化金融組織的出現提供了生存空間和發展機會。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銀行中介機構為主的單一金融體系并不再完全適應此階段該地區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內在要求,建構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適度分工、多樣化多層次金融組織并存的農村金融體系就成為金融制度安排和設計的現實取向。
(2)相對于現代商業金融而言,根植于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農村社會既沒有為現代商業金融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礎,也缺乏相應的工業和產業基礎。小農經濟所蘊含的簡單循環再生產和農業生產天然的高度不確定性無法覆蓋現代商業銀行體系的風險匹配,因此,以平滑生產波動,連接分散的資金剩余者和集中的資本需求者,有效地參與剩余分配為基本內涵的現代意義上的商業性金融,顯然就難以適應萌生與這種以小農經濟為內核的金融需求服務(張杰[14])。這種根植于“圈層”社會結構和有限金融資源的金融服務需求,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嵌入在社會關系網絡中的關系型信任和聲譽機制所形成的熟人擔保機制,這種依附于社會關系網絡的熟人擔保機制就成為小農經濟社會中金融體系的最有效的擔保抵押機制。這就是對依然小農經濟和農業相關產業為主戴窯地區的調查報告中,社會關系要素成為最敏感、最受重視的區域金融生態要素之一的內在原因。
(3)從這兩地區的調查結果來看,民間金融與
農村經濟發展階段的相互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互補或相互替代關系。民間金融包含無組織、基于友情互質借貸和有組織、帶有商業性質借貸兩種基本形式。這兩種基本形式在農村經濟的不同發展階段,在不同交易主體的不同金融需求要素特征下,有著不同的作用范圍和規制渠道。在農村經濟發展初期,小農經濟特有的“圈層結構”所形成的路徑依賴狀態還沒有解體,這種特殊的社會信任結構阻礙了普遍意義上的信任體系建立,因而中國農村社會既有著小范圍內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著大范圍內的極端不信任和無序,形成了強烈反差的二元信用體系(張杰)[15]。這種金融生態環境實質上就決定了農村正式金融與非正式金融體系的“二元分割”狀態,同時也深深影響了起飛階段農村正式金融體系的內在機制和可能的治理、組織和制度設計安排。一方面,按照熟人社會所能最大的輻射地理圈層范圍―――鄉鎮為單元,潛意識地以“一鄉一信用社”模式來設置正式金融機構;另一方面,依賴于熟人社會中社會關系網絡所提供的擔保機制來作為控制對金融交易主體―――農戶、個體工商戶、小微型企業借款風險的有效手段。但是,在農村經濟的工業化起飛沖擊下,這種“圈層結構”所蘊含的關系型信任機制極易受到了挑戰。某個利用熟人社會“圈層結構”融資的商人或企業家破產偶然事件(而在經濟起飛階段的小農社會中,這是必然事件),會嚴重損壞嵌入在關系型信任網絡中的融資通道。我們對戴窯地區的實地調查證實了這一點。正是2003年發生的兩起借款人攜款逃跑事件,極大削弱了民間金融體系的運作,民間借貸數量嚴重收縮,迫使民間借貸也傾向于擔保和抵押要求。由此可見,非正式金融作用機制天然的脆弱性和局限性限制了其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機制,正式金融對非正式金融體系的替代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必然趨勢。相比而言,工業發達戴南地區的民間金融卻呈現組織化、公司化、層次化、規制化的良性發展局面。戴南地區組織化民間金融的興起,一方面是其經濟發展工業化趨勢及其金融交易需求主體的內在特性所決定的,另一方面與當地所實施的潛在寬松金融自由化政策不無關系。由此可見,非正式金融在農村的興起并不是簡單的金融壓抑就可以控制,其存在和發展是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必然要求。
五、結 論
金融生態是金融制度、金融結構、金融體系轉化和演進的決定因素。金融機構在生存、發展過程中與其生存的外部環境、內在管理、監督、執行機制及金融資源分布之間存在著密切地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并且通過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形成了一種動態螺旋上升的內在平衡。金融生態的發展是由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生態結構以及經濟體中交易主體的金融需求特性和風險特征所最終所決定的,這些因素同時也就內在地決定了金融體系的結構特征、演進路徑和制度安排。
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從我們對江蘇兩個典型農村地區的實地調查和“解剖麻雀”式的案例比較分析,證實了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動態發展是由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階段,由農村金融市場中各交易主體的內在特性所決定的。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深入,農村金融市場的交易主體由傳統小農經濟的“理性小農”向現代工業的企業家“理性經濟人”轉變,由此引致了農村金融市場結構與制度的發展,非正式金融逐步由正式金融所替代。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已體現了這一趨勢。然而,我國農村金融的生態環境不同于一般發達國家經驗,呈現典型的微觀地區和發展階段差異化特征,由此決定了我國現階段農村金融制度、組織機構設計和安排的出發點必然是差異化和靈活性并存。政府在金融體系的制度安排和供給中,必須從我國農村的這個發展現實狀況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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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發展案例范文5
關鍵詞:債務鏈;村委會;“十二五”規劃
2009年徐州農村有1292個村委會,如果每個村平均有3-4名村官,全市至少有4000多名村官。2009年徐州農村村委會的債務超過12億元人民幣。平均每個村委會的舊債約為100萬元左右,平均每名村官涉及到的舊債約為20萬元人民幣左右。到“十一五”計劃結束時,徐州所有的農村舊債暫時無法解決,可能要過渡到“十二五”規劃期間償還一部分。然而2010年的徐州農村又繼續有新的債務形成,到“十二五”期間中,大量的新舊債務的陰影仍然留在村委會、村官們心中。村委會以如此多的負債的方式經營各種農村的經濟項目很容易產生村民的不穩定?，F在很多具大專以上學歷的村官進入到村委會工作,全部是每月每人千元以上的工資制并納入到公務員系列中。他們既是農村債務知情者又是債權者,普遍希望工作到一定年份后轉到別的崗位上,債務要留在村委會,如果有了政績,債多并不影響他們的轉崗。
目前村委會在無農業稅的情況下為何總還不清過去的債務呢?我們研究后認為問題是村委會不受債務沉淀的影響和村官們有了政績就能流動起來。來來往往的農村管理者都企盼債務終會由鄉鎮行政部門會有一天一風吹掉?！笆晃濉笨赡茉斐韶搨嗟拇逦瘯洕晒冃?導致農民的非和諧的問題不斷。案例證明:經濟發展好的行政村新債務少或負債率小于10%,農民外出打工人數小于20%。例如,江陰華西大隊村委會年負債率僅為8%,農村經濟發展速率達到18%,農民外出打工人數為3%。經濟發展弱的行政村新債務多或負債率大于20%,農民外出打工人數大于20%。例如,徐州銅山縣銅山鎮的村委會平均年負債率為16%,農村經濟發展平均速率僅為4%左右,農民外出打工人數達到23%。
到“十二五”期間,徐州農村經濟好轉的工作方向之一:必須使村委會盡可能減少舊債的沉淀,新債仍不能超過8%。從2011年起徐州就要進入“十二五”規劃,但實際上每個村委會都是在新舊債務大包袱下發展經濟的,農村經濟發展所受到的阻力特別大。把握住2011年債務率小于8%,這樣的村委會才能以最快的速度發展當地經濟。按照現代經濟的要求,超過平均年負債率16%的負債經營會減少自己10%左右的經濟發展動力。
進入“十二五”規劃期徐州平均年負債率超過16%的農村環境是:農村鄉企經濟開發的合作基金會沒有定型;鄉村多數地區沒有聯辦的企業聯合體;沒有或引進很少的綠色經濟項目;由政府或社會招商引資的項目不平衡或不合理;農村公共設施擴建項目大量減少;非農業的新稅種增加很多。
近幾年我國鄉村債務規模變大了,包括徐州農村經濟環境中的上述六種具體環境就都出現了。特別是負債的小氣候也逐漸進入到“十二五”規劃的農村經濟中。黨的“十七大”關于農村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基層組織在改革中要年年鎖定住債務總量,堅決遏制新債的擴大。根據新農村建設的要求,徐州農村村委會2010年必須對新添債務進行平抑,通過鄉、鎮行政部門及時消解舊債務的一部分。否則“十二五”的第一年中若干的村委會、村官們又要人財物的調整了,無論如何要縮小舊債,同時要堵住新債的發生。因為“十二五”第一年只有減債的成功才能給后幾年的農村經濟快速發展創造條件。減債成功,就是對農村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乃至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從江蘇統計資料我們分析得出,徐州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村委會的新債還會增加。其原因是今年徐州的村委會債的權責至今尚未得到有效調整和落實。村委會已成為農村社會治理結構中的半行政體仍然帶有若干執法的隨意性。我們看到,2010年徐州農村的經濟改革中還存在著超前的“創作”:例如,村官們正在實現工資的三個級別化就是一種有爭議的創新。部分村委會還干了連發達國家農村也很少干的事:每月有債務股票的分紅。與徐州相鄰的地級市如宿遷市,截至2009年底,全市115個鄉鎮(街道辦)都有不同程度的債務負擔,負債總額達43.36億元,鄉、鎮平均負債超過2000萬元。鄉鎮(街道辦)下的部分村委會也有定期債務股票的分紅事情發生。
雖然我國早在2005年就有法律促使農村村委會要保證村民自治自管,但2009年的徐州農村經濟改革中的“創新”狀態還不能完全保證村民的自治自管。例如,部分村委會根據鄉、鎮的需要已將部分債權平移到全體村民來分擔。實際上這種創新是一種經濟上的壓制。現在鄉村債務不斷積累仍是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過程有的一個社會問題。我國農村村委會的形成不足70年,村委會和村官系統及工作機制,就是進入到“十二五”時仍然在試驗中,規則年年變,導致不小的浪費和貪污。雖然我們努力使村委會成為農村的經濟細胞單位,但這種試驗要取得成果還要走很長的路。根據2009年徐州農村村委會改革的資料看,鄉、鎮級的行政部門權力大小、強弱各不同,所以村委會、村官們的權責強弱、試驗項目也都不同。如果要使經濟項目能夠實現,村委會大都要靠借農民的債來推動發展,負債是村官們的工作內容之一。目前鄉、鎮行政部門經常運作村委會,例如,要將鄉鎮的公共任務分解到自然村,同時還要承擔一些新債指標。鄉、鎮行政部門的引領工作有:對農民的公共教育;對生態不良環境的治理;預備縣、市升級必備的公共產品的新創等等。引領工作的經費基本上先是村委會自籌或安排給村民分攤的借債上。農民的稅款還不能歸集到村委會(必須要交到縣的部門去),所以稅錢是不能借給村委會的?，F在新上任的村官們特別難受的事還是對舊債的真實退還的安排上。從一些農村基層的案例來看:徐州2009年的村委會正在硬著頭皮干的事有:先欠教師的錢,再欠學校的錢,最后借村民的錢或從銀行貸(從銀行借錢很難),一條新債務鏈就這樣形成了。構成新債務鏈最大的借口常常是重點形象工程或正在修建任務,而且工程到了關鍵階段必須要村民們集中投入村委會才行。目前的債情有:大多數村委會都以政績和招商引資的意義進行負債,債的利息較大。例如,村委會從農民手中借民間錢,一般是以高出銀行利率(多為超過年9%利率)積債,這為以后償還債務帶來困難。因為村委會在上一層的GDP指標任務下,拿工資的村官們必須和兌現債務的經濟發展的指標捆綁在一起。鄉村債務積累最終導致集體經濟中的公共資產流失,每年的新債還影響著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和村莊內部的公益事業發展,一旦處于這種循環狀態的村委會根本控制不了本村的經濟的正常發展,而再從村民中籌資更加難(不用說償債更難)了。一年后80%的村官們特別盼望的事是什么呢?這些事是:怎么用最少的新債干成最多的政績?怎么向上升遷?怎樣負債指標最少?等等。如果村官們知道自己無法升遷了,他們以后的事情就是怎樣多多欠債引起公憤后另外謀生?這段時間工作特別能干、不害怕是他們的特點之一。如果不顧及積債的糾紛,那么村委會次年的借款主要靠正確輿論的導向緊緊“洗住”村民的頭腦,如此才能完成鄉、鎮招商引資目標分解的“緊急任務”?！笆濉币巹澢暗膫鶆真溔匀缓荛L很大。村委會至少30%的農業專業人員到外地打工,村里大多數年青壯勞動力也到外地打工躲債十分明顯?！笆晃濉睍r期的鄉村債務已經成為加重農民負擔的隱患之一,“十二五”時期的鄉村債務可能腐蝕掉農村稅費改革的成果。首先村委會或村官們受到經濟成功為主的末位淘汰制考核壓力也是造成債務大的原因之一。其次村官們年年的“被流動”也是部分欠債的推動力之一。從徐州農村經濟形勢看,農村“十二五”期間快速發展經濟的任務特別重,所以村委會自行減債的指標大上半會失敗。債務鏈是一列停不下來的火車,而且債多還能獲利多。等待市、縣撤消其債務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努力督促村委會或村官們做好下列的三項工作特別重要:
第一,制定還債的個人負責制。即形成村委會或村官們能還債的個人責任制。村官借債任務和解債的指標要同個人的收入掛鉤,必須使他們有債量降低指標的壓力。當我們用看山看水的方式招商引資時,同時還要承擔職內的還債指標實現的工作。如果村委會或村官們因招待工作量大舉債就多,那么組織部門還不如盡快實行與還債相關的個人責任制更有利于農村的經濟發展。
第二,盡快落實農村的公共產品供給與“一事一議”相關的制度。即農村的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公共產品不可以超前,針對當地需要的公共產品首先由農民自己提出,“一事一議”的村委會應該是負責的組織者。目前農民害怕的是“多事一議”雜務會。保護農民利益為先,杜絕攤派掛靠公共產品項目的“同車”借貸任務。
第三,虛化村委會的全能作用。即目前村委會不能看作是人類的全能組織。村委會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經濟相結合的試驗過程中的人為組織。不到70年歷史的村委會幾乎每件農村經濟工作都比鄉、鎮的行政部門處理項目更隨便一些,更難以約法三章。所以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徐州每年要有市、縣科學發展部門能對村委會、村官們有一個“負資”(或債)的評價。虛化村委會的第一項工作是:絕對不能搞誰債多就先調走,誰債少誰就在當地長期工作(得不到提拔)。虛化村委會的另一項重要工作是:盡量組織村民對村委會的債務進行積極評價。實際上村委會的債權透明化有利于農村的經濟發展,有利于還債的個人負責制的進行。實化村委會就是將債務在村委會列為保密資料之一。
徐州農村可以從江陰華西大隊“消債式”的發展農村經濟得到啟示。江陰華西大隊30年前將每個行政村變為一個市場型的自治單位。這樣的自治單位非村非鎮,也無行管理層次的級別。無混亂債務的村委會實現經濟目標最快,農民內部和諧程度高。徐州鄉、鎮組織財力不足而且負債如此多正是農村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如果能同江陰華西大隊“消債式”的發展農村經濟一樣,或在清償能力弱的情況下,徐州農村中其債務依存度應限制在15%,償債率應限制在8%,債務負擔率以低于30%為宜,農民人均償債率以2%為最高限,農民個人債務負擔率以低于10%為宜的指標值。
總之,徐州2010年的村委會實在是債務纏身的一種實體組織,而債務纏身在市場經濟中工作效果總是具有浪費傾向。債多不是村委會工作的有效依據之一。債多必事多,必影響農村中有效經濟的發展。2009年徐州市農村的每位村官平均負債大(20萬元)仍是壓抑村民自治程度的一個直接的不好的因素。就是每位村官們債務少的村委會仍在考慮繼續在“十二五”期間企望用增加債來推動農村經濟。如果還是一屆比一屆增債,那么村民情緒不能穩定而且積累著民怨。所以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減少債務才是創造農村公共項目的最有效的工作行動力。減少債務在“十二五”期間的工作就是要盡可能地使村委會轉化為市場機制下的社會管理的機構,只有這樣農村的小康才能真正的實現。僅從上述研究中可以初步發現:徐州的農村鄉、鎮公共產品的生產活動超前,多以擴路、補修橋涵和建立大學的分校等基礎性的公益項目上,并且讓鄉、鎮財政負擔了這些投資中的大部分(44%)?？h及縣以上的公共產品生產,更多的是涉及到經濟相對薄弱的鄉、鎮的形象了,人們急于投資項目的成功,而不顧成效(包括債務歸還的問題)。經濟較好的鄉、鎮正是債務較輕的區域,借助公共產品的生產的投資政策有助于債的減少,縮小地區差異,促進民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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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經濟發展案例范文6
一、農機安全監理的含義及職能
農機安全監理顧名思義就是農業機械的安全監督和管理。農機安全監理工作主要任務是依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及方針、政策，對農業機械及駕駛操作人員進行安全監督管理。主要負責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的牌證核發和年度檢驗，以及駕駛人員的駕駛證核發及安全教育；在規定的時間和指定的地點對農機安全生產進行檢查和糾正違章行；對農機安全生產進行監管，負責農機事故的統計。
二、縣級農機監理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縣級農機監理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是農機監理作為安全生產的執法機構，依照國家和地方農機安全生產的法律法規，對農業機械及其操作使用者進行嚴格、科學的安全生產監督和管理，糾正違章，杜絕事故，使農機生產安全、有序進行，保證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二是農機監理對農業機械駕駛操作人員進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學習培訓，使機手有了一技之長，成為村里先進科學技術推廣應用的帶頭人和示范者，為改變農村落后面貌起到了積極作用；三是農機監理人員與機手有良好的相處關系，培養了深厚的感情。農機監理人員在機手的心目中既是執法者，又是朋友，還是農機生產者的參謀、顧問，機手有了困難愿找農機監理幫助解決，從而使他們得以發展生產，加快了致富步伐；四是農機監理在監督、管理和協調農機田間作業、運輸作業、跨區作業工作中，在提高農機作業水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安全生產、協調供需、化解糾紛等方面，起到其他組織不可替代的作用，為農民生產發展、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三、當前縣級農機監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1.農機安全監理工作任務繁重
由于鄉村農機駕駛員違章載人的現象較為突出，而且廣大機手文化技術水平較低，對機車使用管理不善，加之安全意識較差，不愿意積極配合，逃避管理，“黑車非駕”現象越來越多，造成農機管理難、執法難。
2.機管與路管脫節
拖拉機、農用車分布在廣袤的農村，點多、面廣、線長，有些地方交通條件差，安全隱患很多。目前廣大農村道路上公安交警無人力管理，農機安全監理人員因沒有農機執法標志，降低了農機執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很難針對農機作業的特點進行重點防范，重大農機事故隱患將再度加重。
3.管理體制存在弊端
監理站對一線工作人員缺少約束力。監理任務難以落實。我縣大部分農機監理人員工作在鄉鎮農機管理站，而鄉鎮農機站隸屬縣農機局。有些地方由縣農機局和鄉鎮雙重管理。形成管理肓區，因此造成對農機監理工作認識不足、重視不夠、抓的不實，造成農機監管任務不能很好完成。
4.農機監理本身執法力度不夠
對逃避和抗拒監管的違法違規人員缺少強制性的處罰手段。一些養機戶對農機安全生產缺乏足夠的認識，認為拖拉機大多從事田間作業，不愿辦理登記注冊，駕駛人更是不參加培訓，不考取駕駛證，對農機監理人員的監管采取逃避甚至對抗的態度，而農機監理部門對此無權采取必要的處罰措施。
四、新形勢下加強縣級農機安全監理的對策
1.加強農機安全宣傳
以有關法律、法規、事故案例、農機方面的惠農政策為內容，充分利用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或在農機人員相對集中的鄉鎮村社、作業場所，采取多種措施對農機人員進行全方位的宣傳教育；利用各種宣傳材料等方式擴大宣傳范圍，使全社會都了解農機安全監理的重要性。
2.嚴格培訓考試，從源頭治理隱患
為進一步加大“非駕”整頓力度，減少和預防農機事故發生，惠民縣農機局每月組織一期拖拉機駕駛員培訓考試?？荚囍校r機監理人員持證上崗，狠抓農機駕駛員的考核工作，嚴把拖拉機駕駛員考試關，確?？荚嚾藛T學到真本領，使參考機手知道考試過程不再流于形式，讓每一位拖拉機駕駛員通過實實在在的考試達到合格。對于沒有通過操作考核或理論考試的學員，經過重新考核或考試，合格后方能取得拖拉機駕駛證，獲得拖拉機駕駛資格。此項活動能降低農機事故的發生，保證農民生命財產安全。
3.增強服務意識
農機監理人員要真正做到優質服務，農機監理部門就應認真做到以下幾點：一是要增強服務理念，真正為發展農機事業、發展農村經濟服務。二是農機監理工作應該針對當前農機發展現狀，研究農機發展的新趨勢，及時調整農機監理工作重點，轉變觀念，更新手段，改進方法，不斷增強工作透明度，積極開展技術服務、便民服務和承諾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