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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育的啟示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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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育的啟示范文2
通訊作者：馬九杰，博士，教授，博導，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金融與發展經濟學。
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項目“勞動力流動生命周期、農民工低齡化與城鄉收入差距研究”（編號：2012M520497）。
摘要 在討論了學界關于勞動力流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爭議之后，通過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生命周期的觀察，將城鎮化過程中的勞動力流動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農村非農產業就業階段，第二個階段為進入城鎮常住就業階段，第三個階段為遷移取得城鎮戶籍階段，并結合其他控制變量建立了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多元回歸模型。模型分析結果表明：第一階段勞動力流動能夠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二階段勞動力流動不明顯地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第三階段勞動力流動也能夠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三個階段勞動力流動的綜合影響是能夠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而我國現實中的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隨著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逐步縮小，主要原因在于工業化、城市偏向的科教文衛財政支出和對外貿易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關鍵詞 勞動力流動生命周期；城鄉收入差距；影響；多元回歸模型
中圖分類號 F32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11-0102-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15
改革開放后，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我國限制勞動力流動的政策逐步放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大規模產生，城鎮化進程也大大加快。由于勞動力從農村向城鎮的流動是由城鄉收入差距所拉動，那么流動本身應該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然而，實際上我們所觀察到的城鄉收入差距在大多數年份卻不斷擴大。這讓包括蔡在內的很多學者產生了疑惑：為什么勞動力流動與城鄉收入差距擴大同時存在？究竟是這種勞動力流動沒有遵循追求更高收入的經濟理性，還是這個流動規模還不夠？[1] 因此，本文擬在討論學界關于勞動力流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爭議基礎上，從農村勞動力流動生命周期的視角，分析我國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為困擾學界已久的“遷移謎題”進行解釋。
1 勞動力流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爭議
關于城鎮化過程中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幾種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具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但這種作用被勞動力市場扭曲大大削弱；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抬升了城鎮已有勞動力的工資，無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三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在某些情況下可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擴大城鄉收入差距。
多數學者認為勞動力流動具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Khan和Riskin通過對中國1995-2002年家庭收入進行調查研究后發現，將遷移者計入城鎮人口，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縮小城鄉差距[2]。陸銘、陳釗通過對1987-2001年間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并且考慮了城市化指標的內生性問題之后，發現城市化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顯著，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在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支持農業財政支出比重和農業貸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現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3]。劉學軍、趙耀輝使用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考察了在我國大中城市中勞動力流動對本地勞動者就業率和工資的影響，發現外來勞動力對城市本地勞動力的就業率和工資均具有統計上顯著的負向作用，從另一個角度體現了勞動力流動具有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4]。
包括戶籍制度因素在內的勞動力市場扭曲削弱了勞動力流動對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王美艷的研究結果表明，外來勞動力在相同的就業崗位上工資低于城市本地勞動力的部分，39%應該歸因于戶籍身份的差異[5]。Lin、Wang和Zhao通過估計遷移者對收入差距的反應彈性，認為遷移確實是一種縮小差距的機制，但他們同時也觀察到，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區過快的發展速度，目前的遷移規模還不足以縮小現存的收入差距[6]。蔡認為，中國勞動力流動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是一種制度現象，即由于戶籍制度等對勞動力永久遷移的約束，目前的勞動力流動不能根本性地完成農村勞動者居住地和職業身份的改變，從而不能滿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條件[7]。孫寧華、堵溢和洪永淼用一個包含兩部門間不同程度扭曲的一般均衡模型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形成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城鄉收入差距與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程度成正比[8]。
少數學者認為若勞動力流動導致城鎮已有勞動力的工資提升，將無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鐘笑寒的研究發現中國外來勞動力與本地勞動力存在職業與工資上的差別以及勞動力流動沒有伴隨地區間工資差距的縮小的原因在于，勞動力流動促進了工人的重新配對（勞動再分工）， 城鎮勞動力從事“白領”工作，農村勞動力從事“藍領”工作，進而造成了職業上的差別，并提高了當地工人的工資，從而導致了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他同時指出，經濟發展，特別是由于資源優化配置形成的經濟發展，有可能導致收入不平等的加劇，但這種不平等加劇沒有理由被認為是壞的結果，因為它是經濟理性的自然選擇，來源于勞動力流動帶來的勞動分工以及總體經濟效率的提升，而不是出于再分配政策（例如“稅收”政策）扭曲效應[9]。
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勞動力流動是縮小還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存在一些先決條件。沈坤榮、余吉祥發現：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能夠統籌城鄉勞動力資源配置，使得農村移民和城鎮本地勞動力在分工合作中實現共贏，因此，農村移民可能會有益于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不過由于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仍然存在，城鄉勞動力資源難以獲得最佳配置，這又不利于農村移民和城鎮本地勞動力分工合作關系的展開，從而抑制了農村移民溢出效應的發揮；農村移民能夠對城鎮居民的收入產生正向影響，這一結論只有在那些市場化發育水平較高的地區才成立，若沒有市場化改革，農村移民對城鎮居民收入的影響將是負向的。因此，勞動力流動是縮小了還是擴大城鄉收入差距是不確定的[10]。此外，許召元、李善同在新經濟地理學的框架下通過引入資本的外部性、勞動力的不完全流動性以及城市經濟學中的擁擠效應，建立了一個兩區域經濟增長模型，證明了由于存在“資本追逐勞動”的現象，區域間的勞動力遷移可能縮小、也可能擴大地區差距，這主要取決于資本的外部性和擁擠效應的相對大小，以及農村和城鎮居民的技能差異 [11]。
此外，我國現有的統計方法也會導致城鄉收入差距被高估或低估。Sicular等認為，大多數研究沒有考慮生活成本方面的空間差異，如果城市地區的生活成本高于農村地區，真實的收入差距并沒有像文獻表明的那么大；大多數關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評估排除了居住在城鎮但沒有城鎮戶籍的人員，剔出這個低于城鎮居民但高于農村居民群體，意味著高估了城鄉間的收入差距[12]。李實、羅楚亮用帕累托分布修正了住戶調查抽樣偏差對收入差距指標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高收入人群樣本偏差導致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較大程度上被低估[13]。
上述關于勞動力流動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爭議表明：作為經濟學領域的主流議題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問題，城鎮化過程中的勞動力流動及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獲得了學界的普遍關注，對于我們正確理解我國勞動力流動的特征及其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研究都將勞動力流動當成了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忽視了不同階段（類型）勞動力流動的差異性以及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不同影響。這正是本文要嘗試解決的問題。
2 基于生命周期視角的分析框架
2.1 城鄉收入差距的主要影響因素
城鄉收入差距，一般采用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比值來表示。任何對這兩個指標的影響都將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紤]到統計因素同時存在高估和低估城鄉收入差距的傾向，在本文的分析中，假定統計因素的影響是中性的。
由于城鎮化過程的勞動力流動既會影響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會影響農村居民收入的水平，因此勞動力流動通常是研究城鄉收入差距最受關注的方向。通過對我國勞動力流動生命周期的觀察，一般的農村農業勞動力，從離開農村第一產業進入農村第二、第三產業就業，然后流動到城鎮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到最后獲得城鎮戶籍、徹底成為城鎮的一員的整個流動過程中，可能經歷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農村非農產業就業階段，第二個階段為進入城鎮常住就業階段，第三個階段為遷移取得城鎮戶籍階段。與這三個階段對應的勞動力也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勞動力，第二類是城鎮常住農業戶籍勞動力，第三類是遷移取得城鎮戶籍勞動力。處于不同階段的勞動力，流動特征不同，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也有差異。需要說明的是，對于勞動力流動的總體來說，生命周期的三個階段具有時間的先后邏輯性，但對于勞動力個體來說，并不必然要經歷這三個階段，可能跨越了其中一個或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的勞動力，在統計口徑中被列入了農村常住人口范疇，屬于農村的流動和潛在流動人員。其基本特征是：離開農村第一產業進入農村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工作地點變化較大，甚至在城鄉之間往返流動，無固定城鎮工作單位，無固定城鎮住所，城鎮連續工作時間不確定，收入絕大多數帶回農村老家（扣除基本生活費）。處于這一階段的勞動力分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已經開始流動并在城鎮臨時工作，從事的多是一些城鎮居民不愿參與的條件艱苦、收入較低、就業不穩定的建筑、幫傭、保潔、販賣等工種，因此不會對城鎮居民的就業機會產生擠壓效應，而且，即使這些人在城鎮中連續工作超過6個月，也會由于其經濟與農村家庭連為一體，不會被國家統計部門列入城鎮常住人口；另一種情況是仍在農村第二、第三產業就業尚未開始流動，但這批已經離開第一產業的人通常具有較強的流動意愿或正在實施流動準備但未找到合適的流動去向，屬于農村的潛在流動人口?？紤]到我國目前尚未有將這兩種情況進行區分的統計數據，而且這兩種情況對城鄉居民的收入影響方向是一致的，故而合并在一起考慮。因此，第一階段的勞動力流動在不減少農業產出的情況下增加了農村居民的非農收入，且未對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產生影響，會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第二階段中的勞動力，在統計口徑中被列入城鎮常住人口，屬于統計為城鎮人口的農村流動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較固定城鎮工作單位，有較固定城市住所，城鎮連續工作時間較長，收入一部分帶回老家（另一部分在城鎮消費）。由于處于這一階段的勞動力從事的職業和崗位一般要優于第一階段，而且會長期就業，將會對原有的城鎮居民就業產生一定的擠壓效應。由于這部分勞動力被國家統計部門列入城鎮常住人口，就業的積壓效應將在城鎮居民群體內部消化。由于這部分人的收入被從農村居民的收入中分離出來而被列入城鎮居民收入，將這部分勞動力統計為城鎮常住人口同時降低了農村居民總收入和農村居民總人口，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響，將取決于流回農村的收入金額。假定原有m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額為r，其中1個人被統計為城鎮人口，其收入金額為r′（顯然r′>r），帶回農村的收入金額為r″（顯然r′>″），則新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金額為：（mr-r′+r″）/（m-1）=r+（r-r′+r″）/（m-1）。新的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是否高于原有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取決于r-r′+r″是否大于零。由于r-r′肯定為負數，r-r′+r″是否大于零也就取決于r″能否夠彌補r-r′這個負數。現實意義就是，統計為城鎮人口的勞動力帶回農村的收入金額r″能否彌補因其原來對農村總收入的額外貢獻r-r′。若能，此人被統計為城鎮人口將會提高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反之則會降低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我國目前第二階段的勞動力主要由農民工組成，而農民工中的“第一代農民工”和“第二代（新生代）農民工”的收入轉移行為差異很大，相對于第一代農民工主要將收入帶回老家的情況，“新生代農民工”則更傾向于在城市消費，二者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響方向是不同的，因而第二階段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方向存在不確定性，為便于后面的統計計量，暫時假定為負向的影響，即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第三階段中的勞動力，在統計口徑中被列入城鎮常住人口，屬于遷移取得城鎮戶籍的農村流動人口。其基本特征是：有固定工作單位，有固定城市住所，穩定在城市工作，收入主要留在城鎮消費（一部回流到農村）。由于處于這一階段的勞動力從事的職業和崗位一般要優于第一和第二階段，而且也會長期就業，也會對已有的城鎮居民就業產生一定的擠壓效應。由于這部分勞動力屬于城鎮常住人口，就業的積壓效應也將在城鎮居民群體內部消化。通過獲得戶籍轉化為城鎮常住人口同時降低了農村居民總收入和農村居民總人口。與第二階段的情況類似，這一階段勞動力流動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影響，也取決于流回農村的收入金額。由于獲得城鎮戶籍能夠明顯改善農村已轉移人口在城鎮中的社會經濟地位，因而第三階段的勞動力收入水平通常要高于第二階段的勞動力，但由于今后要長期在城市中生活，第三階段的勞動力能夠向農村家庭轉移的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例通常要低于第二階段勞動力，因而第三階段勞動力流動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方向也不確定，為便于后面的統計計量，暫時假定為正向的影響，即不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除了勞動力流動因素會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外，通常認為以下因素也會對城鄉收入差距產生影響：工業化的影響、農業現代化的影響、金融發展強度的影響、金融支持農業的影響、財政農業支出的影響、財政科教文衛支出的影響、對外貿易的影響、向農村轉移收入的影響和宏觀政策的影響。
2.2 變量選擇與指標體系構建
根據以上對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分析，選擇影響城鄉收入差距（Urg）的變量和代表性指標進行城鄉收入差距的評估。變量與指標體系如表1所示。
城鎮戶籍人口數量，1981年及以前直接采用《中國統計年鑒（2011）》中的城鎮人口數， 1982年起按《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1999-2011）》中的城鎮戶籍人口為基礎進行調整。財政農業支出額，從2007年起采用《中國農村統計年鑒（2011）》數據。其他數據若無特殊說明，均來自
《中國統計年鑒（1979-2011）》。
根據理論確定的指標影響方向，L1、L2、Am、Fu、Fa、Rt為逆指標，需要取倒數進行轉換，統一為正向指標，即隨著指標數值的增大，將會擴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于不同指標的量綱不一致，各指標數據之間不具有可比性，要對各變量的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以消除各指標的量綱。
2.3 建立多元回歸模型
在上述變量中，Urg 是被解釋變量，代表城鄉收入差距，L1、L2、L3是解釋變量，代表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的勞動力流動，Id、Am、Fd、Fu、Fa、Fe、Ft、Rt是控制變量，代表其他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因素，D1、D2為虛擬變量，分別代表1978年至1984年、2003年至2010年宏觀政策的影響。根據已有變量設置，構建如下多元回歸方程，對各種因素對城鄉收入的差距的影響進行評估和分析：
其中：c為常數項，μ為殘差。
控制變量為
虛擬變量為
3 實證分析結果
根據上文建立的多元回歸模型和已確定的數據來源，在SPSS17.0軟件中進行多元回歸模型的估計。各變量（解釋變量、控制變量和虛擬變量）進入方程的方法為“向后”，刪除變量的標準為統計顯著性大于0.1。最終方程的各項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最終得到的多元回歸方程調整R2達到0.961 8，F統計量達到135.196 5，說明多元回歸方程總體顯著性極高，擬合度也很好。三個解釋變量L1、L2、L3最終都留在了方程中，但系數差異很大，顯著性也不相同。
L1在0.01水平顯著，變量系數達到0.127 3。根據之前的設定，L1為逆指標，因此，隨著L1提高1個單位，因變量Urg的自然對數值將降低0.127 3個單位。因此，與之前的預測方向一致，第一個階段勞動力流動（L1）能夠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表明在尚未獲得城鎮就業機會的時候，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轉入非農領域工作，也可以提高農村家庭收入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L2在0.05水平顯著，變量系數為-0.026 6。根據之前的設定，L2為逆指標，因此，隨著L2提高1個單位，因變量Urg的自然對數值將提高0.026 6個單位。出現上述情況，一方面可能由于以 “農民工”為主體的城鎮常住農業戶籍勞動力的低齡化趨勢改變了城鄉收入轉移模式，進而影響了第二階段勞動力對城鄉收入差距的總體影響方向，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第二階段的勞動力流動產生了鐘笑寒[9]所提出的勞動分工效應促進了城鎮居民收入的提高，進而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L3在0.01水平顯著，系數達到-0.117 5。隨著L3提高1個單位，因變量Urg的自然對數值將降低0.117 5個單位。這說明以獲得城鎮戶籍為主要標志的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過程，有助于農業轉移人口獲得與原有城鎮戶籍勞動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社會待遇，改善農業轉移人口的社會經濟地位，提高其收入水平和向農村轉移收入的能力，改變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常住人口后對城鄉收入差距的不利影響，促進城鄉收入差距的收斂。
八個控制變量中，Fd、Rt、Fu、Am、Fa由于顯著性水平太低被依次排除，方程回歸結果表明這幾個變量的系數絕對值也很小，說明金融發展強度（Fd）、轉移性收入（Rt）、金融支持農業（Fu）、農業現代化（Am）、財政農業支出（Fa）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很小且不顯著。只有Id、Ft、Fe三個控制變量仍舊留在方程中。
Id在0.01水平顯著，變量系數達到0.249 6。隨著Id提高1個單位，因變量Urg的自然對數值將提高0.249 6個單位。表明工業化（Id）的提高能夠在很高的顯著水平下非常明顯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其影響甚至超過了三個階段的勞動力流動的影響總和，成為導致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影響因素。其原因顯然在于工業化過程帶來的收入提高主要惠及了城鎮居民。
Fe在0.01水平顯著，變量系數達到0.091 7。隨著Fe提高1個單位，因變量Urg的自然對數值將提高0.091 7個單位。表明財政科教文衛支出（Fe）的提高能夠在很高的顯著水平下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這說明，城市的偏向的科教文衛支出也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
Ft在0.01水平顯著，變量系數達到0.048 5。隨著Ft提高1個單位，因變量Urg的自然對數值將提高0.048 5個單位。表明對外貿易（Ft）的提高能夠在很高的顯著水平下擴大城鄉收入差距。這說明，對外貿易帶來的福利增進也主要被城鎮居民獲得。
兩個虛擬變量D2、D1由于顯著性水平不高也被方程排除，說明從1978年到2010年的較長時間周期看，1978年至1984年的農村改革和2003年以來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并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一方面可能是因為對城鄉收入影響不大，另一方可能是因為對城鄉收入施加了相同比例的影響，而導致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不大。
4 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生命周期視角將城鎮化過程中的勞動力流動分為三個階段進行計量分析。結果表明：第一階段勞動力流動能夠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第二階段勞動力流動不明顯地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第三階段勞動力流動也能夠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三個階段勞動力流動的綜合影響是能夠明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這與陸銘、陳釗 [3]等學者的主要研究結論一致。而我國現實中的城鄉收入差距并沒有隨著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逐步縮小，原因在于工業化過程、城市偏向的科教文衛財政支出和對外貿易等與勞動力流動無關的因素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
上述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在于：第一，應積極引導和支持農村勞動力根據個人與家庭稟賦情況參與農村地區的非農產業就業，重點發展與本地區社會經濟特征相適應的社會化服務工作，實現農村勞動力配置的局部優化；第二，應積極推動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進程，加快城鎮戶籍制度改革步伐，妥善解決農民工在城鎮的落戶問題，推動農民工平等享有勞動報酬、子女教育、公共衛生、計劃生育、住房租購、文化服務等基本權益；第三，應繼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促進公共資源在城鄉之間均衡配置、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平等交換和自由流動，加大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著力構建“三農”投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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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育的啟示范文3
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財政局：
你們《北京市關于調整原行業統籌企業單位2002年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比例的請示》（京勞社養文〔2002〕5號）收悉。經審核，同意你市提出的原行業統籌企業2002年費率調整意見（見附表），請嚴格按照執行。
附表：北京市原行業統籌企業2002年批復費率表
二二年三月十三日
勞動教育的啟示范文4
其實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陶行知先生就已經為我們作出了回答。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連續發表了《學做一個人》（1925年）、《中國鄉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6年）、《行是知之始》（1927年）、《教學做合一》（1927年）、《在勞力上勞心》（1927年）、《手腦相長歌》（1931年）等文章。在這些文章中，陶行知先生就明確指出：舊的教育與社會、實踐人為地割裂開來，其最大的弊端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脫離，使讀書人“心里想和口里念，而手不做”，成了用腦不用手的半殘廢；教師“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對這種教育，陶行知一方面強烈地反對，并號召要革書呆子的命；另一方面指出實踐是理論的源泉，理論是實踐的總結與指導。他的口號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蓢@的是，時隔這么多年的今天，我們的教育依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鏡頭一：十來個高中生打掃幾個平米的包干區，往往在聊天、追逐、打鬧，幾分鐘的事，半個小時還完不成。鏡頭二：每到周末高中住校生回家時，往往是大包小包的，里面裝的大部分是臟的衣服、鞋子甚至是襪子。鏡頭三：走進一間學生宿舍，一股臭氣撲鼻而來，被子不疊、衣服亂放……這些現象應該不是個例，而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必須引起我們基礎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視。筆者認為，陶行知先生所闡述的豐富、精湛而又實際的勞動教育思想，對我們當前的高中生勞動教育有很大的啟示。
一、加強勞動目的性教育，激發學生勞動需要心理，增強教育的可接受性
陶行知先生在勞動教育過程中非常重視對學生進行目的性教育。他認為：“勞動教育的目的，在謀手腦相長，以增強自立之能力，獲得事物之真知，及了解勞動者之甘苦。”同時，他力主手腦并用，在勞力上勞心。1931年，他在《手腦相長歌》中寫道：“人生兩個寶，雙手與大腦，用腦不用手，快要被打倒?！毕壬倪@些有關勞動教育的目的和意義的闡述，是一種全新的思想，對當時青少年的勞動教育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也為我們當前中小學生勞動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F在的高中生對待勞動教育問題普遍存在著茫然感和不知覺性，存在著怕苦、怕累、輕視厭惡勞動的思想情感。雖說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對勞動教育的目的認識不清。因此，我們必須在這個方面加大教育的力度。教師可以和學生一起就勞動教育的目的、意義進行討論，把勞動教育在素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作為專題，以主題班會、團隊活動等形式來進行教育，激發學生勞動的需要心理，以達到自覺接受教育的效果。
二、寓教育于具體的勞動之中，以勞促教
毋庸諱言，當今高中生勞動教育的一個嚴重弊端，就是在教育過程中忽視了“做”，這與陶先知先生的“教學做合一”思想是完全相悖的?！敖虒W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核心，其特別強調學生要在“做中學、做中教”，而關鍵是“做”。陶行知先生認為“過勞動的生活便是受勞動的教育”。他所辦的學校，學生入學后，都必須參加生產勞動。如曉莊師范學生上午大部分時間是學習、閱讀，下午主要是從事具體的勞動。包括建校勞動、美化學校環境、從事工農業生產勞動、學生自我服務勞動等。這給我們現在的勞動教育一個很大的啟發，那就是——勞動教育必須在勞動中進行。任何脫離具體勞動的勞動教育都是紙上談兵，收不到預期的效果。當然，時代不同了，在勞動的內容上應有所區別。我們現在主要是要求學生進行一些自我服務的勞動和學校公益勞動。比方說，可以組織學生進行一些一般性的勞動技能的訓練、交流和競賽，如疊衣服、釘紐扣、整理內宿、植樹、公共衛生的打掃等。
三、教師身體力行，以“行”取勝
勞動教育的啟示范文5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粵法民字〔1989〕138號“關于監護人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請示報告收悉。
關于梁劍文等4未成年人盜竊財物被勞動教養，受害人翁舞慧提起民事訴訟，要求其監護人承擔賠償責任，人民法院能否作為民事賠償案件受理的問題，經研究認為，鑒于此案情況比較復雜，現行法律對此類問題又無明確規定，如何適用法律，需要在審判實踐中積累經驗進行研究。因此，此案不宜采用提起民事訴訟的辦法解決。
勞動教育的啟示范文6
關鍵詞：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創新
中圖分類號：G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1）-12-00-02
一、日本傳統的道德教育思想
（一）本土文化與理論
1、靖國神社。靖國神社起源于日本最早的宗教神道教，神道教的理論教義包涵：神國觀念。日本以神國自居，大肆宣傳大和民族的優越性，吹噓上天賦予了日本統治時間的權利。靖國神社就是當時日本社會為大力推行神國觀念教育而確立的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愛國”場所。
2、武士道精神。日本人崇拜一切形式的武士道精神。武士以刀劍效忠君主為職業生活、社會生活，以修文練武為業，自幼接受超斯巴達式的嚴格軍事訓練和忠誠及獻身等思想教育，以培養實干能力、尚武精神和奉獻精神。
（二）外來文化和理論
1、儒家思想。當初中國儒學傳人日本時，它得到了古代日本歷朝的統治者的高度推崇。日本對儒學的吸收絕非照搬照抄，而是結合日本的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對儒學進行了日本本土化的改造，改造后的日本儒教強調忠、義、勇、信、儉五種美德。
2、民主主義思想。在美國占領日本后，教育領域也要清除戰前軍國主義教育為指導思想，而要求推行民主主義教育。民主主義教育的要求是：承認個人的價值和尊嚴，追求真理和正義，注重勞動與責任，提倡獨立自主的精神。
二、日本思想道德教育內容
（一）愛國主義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一直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包括愛國、愛家鄉、熱愛國土山河、熱愛本國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并且要效忠天皇，忠誠于國家和民族，為國盡忠?！耙屑冋膼蹏?，即忠誠于國家，致力于它在國際事務中價值的提高。”這是日本在中小學道德指導綱要中對忠誠于國家的教育的具體要求。當代日本經濟的騰飛離不開這一愛國主義教育的有效實施。如今在日本學校，掛國旗、唱國歌現象已十分普遍，這透射出日本國民強烈的效忠國家的思想和行為。
（二）集團主義教育。日本人總是以集團為重，集團主義是日本社會的重要特征。集團主義主要表現為成員之間關系密切、個人對集團的忠誠。集團主義教育目的是提高人的團結性、協調性，培養對集團的歸屬感和責任心，樹立集團精神。
（三）個性教育。個性教育就是尊重個人的尊嚴、自由自律、盡職盡責的教育，它是日本民主主義教育的首要問題，也是當代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礎與核心。1947年3月31日公布的《教育基本法》第一條指出：“教育必須以完成陶冶人格為目標，……培養尊重個人的價值、獨立自主、身心健康的國民?！苯逃痉ǖ闹贫閷嵤﹤€性教育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證。日本面向21世紀的教育改革機構臨時教育審議會在1985年的第一次咨詢報告中詳細論述了個性教育問題，指出：“希望能在現實的教育中實現以尊重個人的尊嚴、創造出豐富文化為目的的教育。”這就是說，每個人都要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與獨創精神，培養高尚的覺悟與豐富的個性，達到自我覺醒，成為一名“獨立”的人，從過分崇尚集團意識而喪失自我中解放出來。
（四）人生觀、價值觀教育。日本對學生進行人生觀、價值觀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樹立一定的人生目標，以實現人生價值，為社會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日本的學校進行人生觀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樹立人生目標，尋求人生意義，體驗人生樂趣，以實現對社會的貢獻。日本在幼兒園時期就教育兒童熱愛大自然，體會大自然的鳥語花香、清新的空氣以及對大自然的擁有，教育兒童彼此間相互關心，體味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尋找生活樂趣。日本小學教育目標是：“注意身心健康與安全，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做事誠實生活愉快，崇尚美的事物。”中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對生活充滿希望，熱愛真理，追求真實，嚴肅對待現實?！?/p>
（五）勞動教育。在日本，勞動教育的目標是通過樹立勞動觀念培養勞動意識，通過勞動體驗養成熱愛勞動、珍惜勞動成果、與他人合作的好品質。日本民族是一個勤勞的民族，有著熱愛勞動的傳統美德。戰后經濟的迅速恢復，離不開勞動教育。為了新世紀的政治經濟的發展，日本仍然把勞動教育作為當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
三、我國思想政治改革的途徑
（一）德育地位日益突出。奉行“教育立國”國策的日本，不斷進行教育改革，他們提出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應當是具有寬闊的胸懷，健壯的體魄，豐富的創造力；具有自由、自律與公共精神的面向世界的日本人。為此，德育應成為學校教育的首位。不只是在學校，德育已成為日本全國朝野上下的自覺行動，家有家規，校有校規，公司有章程。
（二）將民族精神和愛國思想的培養作為德育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精神是一種激發人向上的原動力，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很典型，也很強烈，它已滲透到日本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但如何教育學生樹立正確的愛國主義情感，將國際主義教育與愛國主義教育有機地融合起來，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傾向一直是日本高校德育改革的重大課題之一。
（三）德育內容日益擴大，以滿足和適應社會發展和個人發展的需要。在道德教育中，不僅注重共同的價值觀教育，而且根據學生實際講授某種特定的文化價值；既允許不同宗教教義講授，也可以學習世俗道德內容；既進行有關倫理道德原則、規范的教育，又把德育推及人類生活各個方面，即進行宗教教育、倫理教育、紀律教育、法紀教育、民主教育、人道主義教育、消費教育、保護環境教育等，無所不包，同生活緊密相聯系。
（四）道德育形式的社會化、網絡化和開放性。建立學校、家庭、社會整合一致的德育系統，在發揮學校德育主體作用的同時，爭取家庭和社會的配合和參與，調動學生主體參與德育活動的積極性，開闊眼界，活躍思維，適應社會發展需要。作為與日本有著悠遠的文化歷史淵源的鄰國，作為儒家思想的發祥地，我們難道不應該從日本的道德教育中悟出點什么嗎？以尋找我國高等院校的德育改革的出路。
四、對我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
（一）借鑒別國經驗，重視思想政治教育效益。重視思想政治教育的國際化趨勢提醒我們，務必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戰略地位上來?，F在各國已采用不同的方式和途徑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益。我國現代化比發達國家晚了近一百年，我們已沒有時間重演別人的悲劇。必須借鑒別國成功的經驗，汲取其教訓，加強對社會成員特別是對年輕一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注重對教育效益的研究。
（二）堅持“意識形態化”，發揚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確導向。各個國家都在旗幟鮮明地宣揚本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美、英、法、德、日都在宣傳資本主義如何優越，新加坡、韓國則一方面毫不含糊地宣傳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建國理念，一方面又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蝕。所以我們絕不能忽視政治性和傳統性。中國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堅持并且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含義，抵御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的“西化”和“分化”。并在此基礎上，發揚自己優秀的傳統文化，對西文文化，應當分清精華和糟粕，政府和媒體應當有正確的導向。
（三）將學校德育重點轉移到發展道德思維和培養道德能力上來。學校德育的任務是向學生灌輸社會的主導思想意識和規范學生的道德行為。以往，我國的學校德育特別注重觀念的灌輸，在方法手段上缺乏靈活性，學生的道德思維得不到培養和發展。我們應該借鑒國外學校德育的方法，把教育對象置于一定的認識情境，幫助他們掌握認識問題的方法，提高處理問題和矛盾的能力，要引導他們形成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培養基本思維模式，達到使他們獨立自主地判斷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目的。道德觀念的建立到道德行為的形成是一個長期、反復的過程，只有重視。發展受教育者的道德思維，培養道德實踐能力，才能保證受教育者真正具備較高的道德素質。
（四）加強社會大環境和其他方式的配合。國外非常重視社會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因為思想教育對象生活在現實之中，無時無刻不受周圍環境的影響。我們也必須樹立“大政工”的觀念，調動一切因素、一切手段，包括家庭、學校、社會團體和大眾傳媒，注重營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圍，保持思想政治教育強烈的滲透性和持久性，使人們在良好的大小氛圍中經受精神的洗禮，提高思想境界。而良好的社會大環境的形成又要靠公民的自覺性、社會良好的控制手段、專業人員的良好素質以及全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來實現。
參考文獻：
[1]朱永新.當代日本道德教育[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