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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育的界定范文1
【摘要】德育成效是當前我國學校極為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國外學校德育在教育方法、途徑以及內容上都顯示出眾多特點，本文擬在分析國外一些國家的德育工作方法的基礎上，提出對我國學校德育工作方法的思考，為加強和改進我國學校德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鑒。
【關鍵詞】國外 學校德育工作方法 比較研究
德育，作為一種特殊性的教育，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人自身發展的需要，歷來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構成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因素。然而，面對現實的時候，我們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德育實效是無法令人滿意的。本文擬在分析國外一些國家的德育工作方法的基礎上，提出對我國學校德育工作方法的思考，為加強和改進我國學校德育工作提供一定的借鑒。
1.美國、日本、韓國學校德育工作的方法比較與分析
德育工作方法是為完成德育任務，實現學校培養目標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當今國外學校無不重視研究、改進德育途徑和方法，以求德育的最佳效果。從國外一些學校德育工作的現狀來看，概括地說，它們所施行的德育方法，有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1.1 課堂教學是傳授道德知識的基本方法。
從人類教育史來看，學校教育形式由個別化授課制發展到班級集體授課制是教育發展上的一大進步，當今世界各國學校的一切學科包括道德知識的傳授仍以課堂師授為基本形式。在國外，常見到的也是教師在課堂上講，學生在下面記。盡管國外學生在課堂上可以隨時提問，授課教師在課堂上也開玩笑，但課堂教學仍然普遍運用傳統的“灌輸教育法”?？梢哉f，在國外學校諸種德育方法中，課堂“灌輸”則是國外學校無不采用和施加意識影響的基本方法。
具體地說，盡管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學校德育叫法不一，課程設置也不盡相同，但一般都把德育作為一門正規課程來講授。比如美國稱學校德育課程為“公民教育”，在開設課程方面，一般開設的有公民課、道德價值課、倫理學、心理學、政治學、世界觀方面的教育課等。
日本文部省從1990年起實行一套法定的“學習指導綱要”，其中加強了有關公民道德的科目和內容。日本大學的教育系或教育學院的學生必須學習專門改進了的課程：德育和專門活動，以及全部規定的學科，必須獲得德育的基本學分。日本現專門撥款用于改善和加強德育工作，呼吁學校德育應與其它學科有相同的地位。學校開設了道德必修課，發給道德教科書，培養學生創造能力、判斷能力、思考能力和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并希望家庭、社會和學校一起進行綜合道德教育。
1.2 德育滲透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
美國不僅注重在專業教學中滲透德育，還注重通過課外活動、校園文化和校園環境建設、咨詢、指導以及管理工作等形式進行德育滲透，促進學生品德的完善。美國不僅重視利用大眾傳媒等加強德育工作，而目重視通過社會公共環境的情境熏陶、渲染、滲透作用進行德育教育。美國不惜大量投資進行社會政治環境場所的建設，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就以擁有眾多的博物館而著稱于世，此外還有美國國會大廈、白宮、林肯紀念館、國會圖書館等十多所規模宏大的場所和一百多處參觀點。這些社會政治環境和場所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和側面體現“美國精神”,是美國向其國民開展德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動教材。
在進行德育課顯性教育的同時，國外一些學校都特別注重德育課程與其它學科教學相結合的隱性教育，在學科教學中潛移默化地滲透德育內容。日本學校注重通過國語、歷史和地理等學科教學滲透德育內容。國語課采取循循善誘和情緒感染的方法，培養學生尊重國語的態度和團結、誠實、謙虛、自律和合作精神。歷史課站在歷史的角度，審視日本在國際大環境中的歷史作用，并展望日本的發展前景。地理課要求青少年加深對國土的認識，了解日本除了國民的上進心、責任心外“一無所有”，增強他們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教育他們保護環境、珍惜自然資源。
韓國的國文、數學、自然、科學、體育、實驗和勞動技能等課程都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滲透德育內容。國文課培養學生熱愛民族語言；數學、自然、科學等課培養學生嚴謹的科學態度和正確的思維方法；體育課培養學生堅強的毅力和戰勝困難的勇氣；實驗和勞動技能課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
1.3 勞動活動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徑。
世界眾多國家普遍認為，開展勞動教育是造就學生全面發展的必然條件。聯合國教科文第38屆大會決議中指出：“教育與生產勞動一體化的重要性，不僅在于這樣做可造就熟練的勞動力，而且可使教育與日新月異的勞動條件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并有助于個人的全面發展”。在西方許多國家里，學生的生活與職業指導是通過和借助勞動教育進行的。在大學里，它們認為讓學生參加勞動，有利于培養學生今后具備為國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獻身精神。
勞動教育的界定范文2
一、選擇題
1.教師的根本任務是(教書育人)
2.教師勞動的創造性主要體現在(創造性地運用教育規律)
3.學生的"向師性"和模仿性的心理特征決定了教師的勞動具有(示范性)
4.教師的表率作用主要體現在(言行一致)
5.師生關系主要取決于(教師)
6.少年期學生所處的年齡階段是(11、12-14)
二、辨析題
1.教師職業也是一種專業。
正確。這是因為教師職業符合以下基本條件：需要專門的知識技能;遵從以奉獻和服務精神為核心理念的職業道德;要接受專業訓練，并為社會機構所認可;擁有專業的自主權。
2.教師為了更好的了解和教育學生，可以拆看學生的信件。
錯誤。因為教師違法了《教育法》規定的受教育者享有的隱私權。從法律角度說，學生是獨立的個體，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他們的權益受法律的保護。隱私權，包括通信等，收到法律的保護。
三、簡答題
1.教師這個職業有哪些重要作用?
1)教師是日呢類文化知識的傳遞者，對人類社會的延續與發展有承前啟后的橋梁作用
2)教師是人類領會的工程師，對青少年一代的成長起關鍵作用
3)教師是教育工作的組織者、，在教育過程中起主導作用。
2.教師在教育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主要依據是什么?
教師是教育工作的組織者、，在教育過程中起主導作用。其主要依據是：
1)教師的"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2)教師是教育工作的決策者。在教育過程中，從教育目標的確定到教學藝術的體現，都取決于教師
3)教師是教育方針政策的執行者。教師總是一定社會利益的代表者，是國家教育方針政策的執行者，他決定著學生的思想政治方向和人格的形成
4)教師是教育效果的影響者。在教育過程中，學生主動性、積極性的激發，學生學習的成效都取決于教師。
3.教師勞動的主要特點是什么?
教師勞動的主要特點是：
1)復雜性、創造性。復雜性指教師的勞動不是一種簡單勞動，而是一種復雜勞動。教師的勞動不僅有體力的付出，還有腦力的付出。創造性指教師要創造性的運用教育教育規律。
2)連續性、廣延性。連續性是指時間的連續性。教師的勞動沒有嚴格的交接班的時間界限，上班前、下班后都可能是教師勞動的時間。光焰性是指空間的廣延性。教師沒有嚴格界定的勞動場所，課堂內外、學校內外都可能成為教師勞動的空間。
3)長期性、間接性。長期性指人才培養的周期比較長，教育的影響具有遲效性。間接性指教師的勞動不直接創造物質財富，而是以學生為中介實現教師勞動的價值。
4)主體性、示范性。主體性指教師的勞動手段是教師自身。教師自身可以稱為活生生的教育因素和具有影響里的榜樣。示范性指教師言行舉止、品德才能、治學態度等都可成為學生學習的榜樣，因此，教師必須以身作則，為人師表。
4.教師的勞動為什么具有復雜性?
教師勞動的復雜性是由以下因素決定的：
1)教育目的的全面性。教師勞動的目的是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而不是單方面發展的人。
2)教育任務的多樣性。教師不僅要教書 ，還要育人。教師要實施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所要完成的教育教學任務是多樣性的。
3)勞動對象的差異性。教師的勞動對象是千差萬別的人。教師不僅經常要在同一個時空條件下面對全體學生，實施同一的課程計劃、課程標準，還要根據每個學生的實際情況因材施教。
5.教師勞動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教師勞動創造性從總體來講主要表現再教師創造性地運用教育教學規律上。具體來講，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因材施教
2)教學上的不斷更新
3)教師的"教育機智"
6.教師的職業道德素養包括哪些方面?
教師的職業道德修養主要包括：
1)愛崗敬業。人民的教育事業是偉大的事業，也是崇高的事業。教師應為此感到光榮和驕傲，并準備為之獻身。這是搞好教育工作的強大動力和精神支柱。
2)熱愛學生。熱愛學生是搞好教育工作的前提。愛生不僅是一種教育手段，更是教師高尚道德品質的表現。
3)團結協作。教師所從事的是培養人的事業，人的成長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人才的成長是多方教育者集體勞動的結晶，教師必須與各方面協同合作，形成教育合力。
4)為人師表。教師的言行舉止、品德才能、治學態度等方面都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成為學生學習的楷模，教師必須時時處處對自己嚴要求，身教重于言教。
7.對于教師愛生方面有哪些要求?
教師對學生的愛由其特定的要求：
1)將對學生的愛與嚴格要求學生相結合
2)將對學生的愛與尊重、信任學生相結合
3)要全面關懷學生
勞動教育的界定范文3
關鍵詞：精英教育；競技體育；關系；詮釋
中圖分類號：G8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808（2013）01―0031―04
盡管目前學界對精英教育的定義與發展趨勢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至始至終都是教育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可以說人類漫長的教育發展史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就是一部精英教育史。怎樣培育精英？這是個問題；競技體育發展到今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異化現象頻出，究竟未來的路在何方？這也是個問題。但這兩個問題并非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原因在于可以通過競技體育來培養精英，同時，競技體育也可以在此過程中尋回失落已久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文章試圖通過追溯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二者之間關系的歷史變遷從而厘清這一關系的發展歷程，通過議古論今實現研究的旨意。
1 概念界定
1.1精英教育
“精英”是“精英教育”的核心詞，因此要對“精英教育”進行界定，首先要明確“精英”的涵義。“精英”最初主要指一個特定的、在政治或經濟上有某些特權的階層，而這個階層通常是世襲的，多由其成員的出身所決定。當“精英”作為社會科學領域一個專門的概念之后，不同的具體學科、不同的理論對其的定義也略有偏差，但卻不乏共識，即“精英意味著特定社會單位中的最高層次部分，而不論這種社會單位是一個階級還是整個社會，也不論是按人們所選擇的什么樣的標準所排列的，精英是由經過了某種挑選程序的少數優秀者組成?！庇纱丝磥?，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精英”的含義：一方面“精英”指的是那些在社會中擁有特權的人，在有些社會形態中，人們通常會選擇這些有特權的人去領導和管理其他階層。另一方面，“精英”也包含了托馬斯?杰斐遜所指的“天才貴族”（aris-tocracy of talent），即他們天生極具才華，無論出生于何種社會背景中，他們都擁有一種在其所從事的職業中脫穎而出的個性品質和領導他人的能力。對應“精英”的理解，“精英教育”也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即對精英開展的教育和用來培養精英的教育。文章所指的精英教育指的就是后者。
1.2競技體育的功能
目前，學界對競技體育功能的界定龐雜，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研究角度對競技體育的內涵取舍也不盡相同。文章主要側重的是競技體育的教育功能，即通過身體競賽的形式或手段，提高個體的社會適應能力，促進個體的社會化進程，加強個體的競爭、進取、協同觀念及效率意識和法律精神的培養。需要特別提出文章強調的是競技體育而非普通的學校體育，是因為二者在教學實踐中所達到的目的不同，盡管學校體育也有教育功能，競技體育也有健身功能，但是學校體育把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作為首要任務，而競技體育則是通過激烈的身體對抗把促進學生在某些精神方面的發展作為主要目的。
2 競技體育與精英教育關系的歷史考察
2.1非形式化階段：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的直接同一
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與之相生相伴的教育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在階級出現以前，教育和人類的社會生產活動是混合在一起的，沒有從中分離出來?！吧顩]有高度發展的文化形式的復雜性，構成個體教育目標的那種一般的生活概念中的要素在性質上是簡單的，在數量上是很少的。用來幫助或強制個體服從普遍要求的復雜手段，絕大部分是無意識地對個體施加影響的，而這些普遍要求是個體為了能同他周圍的人共處所必須履行的條件。間接地用作生活指導基礎的大量知識或學習科目尚未組織起來?！边@種現象的出現，主要是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人類自我意識還處于混沌狀態，主客體尚未完全分化。人類的生存能力低弱，生命隨時都可能受到外界威脅，因此，“教育”的唯一目的只能是傳授與生存密切相關的技能、習俗等等。當時階級還沒有出現，所以也沒有后來到階級社會才出現的精英教育。競技體育也沒出現，但是它的本源“游戲”已經出現了。所以，“在原始社會，一個人是通過與別人共同生活的過程來教育自己的，而不是‘被人所教育的’，家庭生活或氏族生活、勞動或游戲、儀式或慶典等都是‘每天遇到的學習機會’?！泵總€氏族的成員，只要參加游戲就是在接受教育，教育即生活，生活也是教育。但是在當時生產力極不發達的條件下，成年人沒有太多的時間與兒童進行游戲，所以兒童在很小的時候就要照顧自己，由于這時的兒童還沒有真正的目的，未能完全掌握模仿成人活動的技術，也不具備當時的成人已達到的成熟的覺悟程度，并主動承擔成人的任務，因而“兒童早期參加勞動只能是一種類似游戲的行為。在這里游戲和勞動是不可分的……”。可見，融于生活的、非形式化的教育總是同游戲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狀況在我國現存的還處于原始社會的少數民族中的教育中仍可得到驗證。
之后，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剩余產品，在此基礎上私有制度產生，人類也就從原始社會步入了階級社會，形式化的教育應運而生。教育從此獨立于生活和游戲，這種“分化意味著活動的專門化、經驗的積累和才智的發展，對于當時社會發展而言，是利大于弊的”。正是由于教育從生活和游戲中分化出來，才使得各自都有了發展的機會和動力。
2.2形式化階段：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逐步分化
在原始社會，教育與游戲和生活都是相互融合的，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是同一的。但是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以及社會分工開始出現，社會中有一部分人從生產勞動中獨立出來，專門從事知識的生產和傳遞，自此，為教育的獨立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于是，出現了教師，產生了教育實體和由兩者組成的形式化的教育?！斑@一分化也同時促進了人類主體地位的提升和主體意識的覺醒”。但是，通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人類付出了昂貴的代價才成就了教育的每一個前進的腳步。在形式化階段，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的融合和分化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時期。
2.2.1古希臘傳統影響下的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的融合與逐步分化古希臘的歷史和文明因其復雜的結構而讓人眼花繚亂，因此，要詳細考證“競技體育”和“精英教育”在這段時期的各自發展歷程及二者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可以從古希臘的文學巨作《荷馬史詩》中尋找到相關的線索。在這部偉大的史詩中，盲人荷馬塑造了大批英雄人物，“他們可謂是古希臘完人教育理念的最初起源與標準樣板”，“永遠爭取第一，爭取超過別人”的著名理想，也成為了西方競技體育觀的核心。古希臘的最初時期是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在歷史發展進程中結合的最緊密的時期，這除了要得益于古希臘提倡的“完人理想”外，還得益于當時競技體育的兩大特性：一是非功利性，二是非職業化。只是古希臘競技體育在最初的發展階段，更多是貴族精英內部用來自娛自樂的，只有很少的平民階層的參與，這個時候，競技體育可以認為精英教育是為了所謂的完人教育而準備的?？梢哉f，“古希臘競技體育的繁榮和昌盛是離不開希臘人對完人體育理想的無限追求的?！钡餐瑯右彩且驗椤巴耆私逃钡睦硐耄瑢е铝斯畔ＥD競技體育的衰落。
2.2.2羅馬時代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的進一步分化到了羅馬時代，重視政治生活成為精英教育最顯著的特征，反映在教育上就是以培養能說善變的演說家或政論家為目標。這種演說家或政論家“不是通過私人的辯論，而是通過自己在觀眾生活中的經歷和成就，證實自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政治家，正因如此，對他們來說，“教育既是眼睛的事，又是耳朵的事。通過對長者的觀察，年輕人學會了他們不久要做的事情，而且知道輪到他們教育后代時，他們該做些什么？”但是這種教育仍然是上層社會或有閑的統治階級的專利，勞動階級仍然因為社會與經濟的原因與此類教育無緣。這種教育的目的就是對兒童天性的訓練和強化，因而，通過言語的教育被過分的強調和肯定，“身體運動”反倒受到忽視，或可有可無。游樂和體操也只是學習生活之余的一種補充，僅僅是一種娛樂或消遣而已。當兒童到了十一、二歲的時候就會進入文法學校學習，直到十六歲，就開始在教師的指導下練習演講術，類似于競技運動的活動在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和出現的頻率則越來越少，古希臘思想中有關精英教育和身體運動的關系的理念在羅馬時期喪失了，二者進一步走向分化。
2.2.3基督教倫理引導下的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的對立公元5―6世紀的西方，基督教剛剛興起，生產力發展水平仍然較為低下，教育被統治階級壟斷，普通勞動者對于生活技能的獲取和掌握仍然是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因此不必要、也不可能、也沒有機會接受到真正的教育。傳教士和貴族作為這一時期主要的知識接受者、創造者和傳播者活躍在教育的舞臺上。教會“以一種精神價值作為它的主”。早期的基督教徒輕視人體，他們把擁有健美體形的運動員看作是異教徒，并認為古希臘通過競技運動來祭奠神靈，這樣的身體崇拜是太過看重世俗的東西，而忽視了精神世界的熏陶。這時，古希臘的“身體運動”的整個價值遭到否定和拋棄，人的最基本的權力和地位也被剝奪。身體活動被活生生地從教育中剝離，甚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2.3制度化階段：精英教育與競技體育的片面結合
2.3.1制度化教育萌芽時期，身體運動回歸受教育者的自然生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由此形成，與此同時，“文藝復興運動的蓬勃發展，更是打破了長期以來占據了人們頭腦的封建思想禁錮”，“人”朦朦朧朧地開始顯身，“教育”與“身體運動”再次出現聯系。
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認為身和心是統一的，智力和體力同等重要，體力的增強不僅可以服務于智力，也可以促進心理品格的發展。他的這種自然教育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裴斯泰洛奇強調把體育看作是教育的要素、人和諧發展的一項重要內容，體育的任務就是要把所有潛藏在人身上的天賦和生理上的力量，全面發展出來，并主張體育要和勞動教育緊密結合。德國的古茲姆茲（GutsMuths）、楊（Jahn）和施皮斯（A.Spiess）是自然主義體育流派的三位代表人物，被人們稱為“體育之父”。盡管他們的自然體育思想異彩紛呈，但就本質而言都是強調按照人體的自然規律來鑄造人體。著名奧地利體育課程改革的奠基人高爾霍夫爾（Karl Gaulhofer）更是把這一理論吸收和深化，從生物學的價值和受教育者運動興趣來設計體育課程。另外，查爾斯?H?邁克羅伊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認為應該以受教育者的身體特點為中心，用體育作用于身體，使身體發揮有效的生物促進作用。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學者們的觀點存在著相同點，那就是，身體活動要與教育結合起來促進人的全面的、和諧的發展。
2.3.2制度化教育形成時期，身體運動走向受教育者的“科學生活”現象學派創始人、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Edmund Husserl）認為，在19世紀后半葉，隨著實證科學的發展，現代人的整個世界觀逐漸被實證科學所支配，并在實證科學所造成的“繁榮”中不斷迷失，以至于類似于人生意義、生命價值之類的重要問題被忽視，取而代之的是事實的科學造成了只見事實的人。這些問題歸根結底涉及人在人和非人的周圍世界的相處中能否自由地自我決定的問題，涉及到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眾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圍世界的問題。以上種種皆說明了在西方近代社會實證科學對受教育者現實生活的遮蔽。
總的來說，在這個時期，人們未能自覺地、深入地認識和探討競技體育在精英教育中的多維價值。
2.3.3制度化教育完善時期，精英教育與競技運動全面結合的努力
制度化教育的完善帶來的負面影響是系統的封閉和統一，而這種已經封閉的學校體系就會存在著選擇和競爭的傾向性（當然這種傾向能否實現還與現實中的諸多因素有關，諸如就業形勢與社會的價值取向等），對于傾向于培養精英的學校更是如此。
在“美國的進步教育之父”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的巨大影響下，著名的體育家托馬斯?D?伍德（Thomas D Wood）開始以新思想來審視體育，并發起了“新體育”運動。
但是，“新體育”運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是巨大的。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進步教育運動達到了，與之相對應的出現了極端的行為和做法，最終導致了美國學校體育教學質量的嚴重下降；威廉姆斯取締體操的思想也直接導致了學生們的體質下降。德國著名詩人海涅說過，“我播種的是龍種，而收獲的是跳蚤”，形象地描繪了當思想在傳播過程中，預期結果和實際所產生的結果大相徑庭的狀況，這句話也同樣適用于美國新體育運動的興與衰。
勞動教育的界定范文4
關鍵詞：小學音樂；德育；滲透
音樂教育是一種富有強烈藝術感染力的審美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在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方面，有著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比擬的作用。然而，在目前普遍存在對音樂教育偏重于審美功能而忽視其德育功能的現象。鑒于此，筆者深入探討音樂的德育功能，從而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一、概念界定
德育，是教育工作者按照一定社會或階級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受教育者施加系統的影響，把一定的社會思想和道德規范及價值觀念轉化為個體的思想意識和道德情操與價值觀念的教育。德育是全面發展素質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與智育、體育、美育和勞動教育都有著密切的聯系。
二、小學音樂教學中德育的滲透
德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靈魂，在小學音樂教學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們必須想方設法去尋找實現德育的途徑。音樂學科對德育的影響要明顯高于其他學科，這兩者是學校育人和培養高尚道德的有效途徑。
1.課前備課充分，傾注德育心血
充分備課是上好一堂課的基礎。對教師而言，充分備課可以加強教學的計劃性和針對性，有利于教師充分發揮自身的主導作用。在小學這個學習階段，音樂教師一定充分要樹立德育理念，以教材為指導，以課堂為主陣地，深入分析和挖掘教材中蘊含的德育因素，保證每節音樂課都存在德育的注重點。例如，在備課時，要注重把詞、曲作家的高貴品質與作品所要表達的思想與內涵進行有機統一，讓學生在欣賞音樂的同時，了解作品的歷史文化，從而更有益于讀懂這些音樂家的人生，更有利于對作品的理解。這不但能夠大大激發學生學習音樂的興趣，提高學生學習效率，而且能夠對學生進行有效的思想教育。
2.挖掘潛在因素，進行品德教育
新課標指出要不斷培養小學生的愛國主義與集體主義精神，從而讓學生更能產生愛國情懷，使他們能夠和諧相處，團結互助，除此之外，教師還要努力去挖掘教材存在的其他潛在的德育因素。因此，音樂教師用的教材都明顯地存在思想教育。例如，《國歌》就是對學生愛國主義精神培養的最好的教育題材。在教學過程中，音樂教師可以對歌詞的意義、時代的背景等采用賦有激情的語言進行描述，以此來感染學生，激起學生對祖國的無限熱愛。
3.妙用有趣游戲，營造德育氛圍
在音樂教學過程中，運用合適的游戲，并配上適當的音樂，可以營造良好的德育氛圍，能使學生的個性得到充分體現，起到良好的德育效果，能夠提高學生自我認識及明辨是非的能力，提高學生的團隊合作意識，最終促進良好文明習慣的養成。例如，通過捉迷藏游戲，不僅使學生能夠快樂的游戲，而且能夠在輕松愉悅的氛圍中感受到音樂的氣氛，有助于培養學生堅毅的性格及團結友愛、互相幫助的品質。
4.巧借實踐活動，健全學生人格
音樂實踐活動是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既能使學生的生活更豐富，集體主義感更強，而且對于學生的音樂表現力有很大的提高作用。通過實踐活動，使學生懂得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提升紀律組織性及上進心，記住集體榮譽高于一切的理念。另外，還能使學生得到美的熏陶和文化的滋養，對學生健全人格的養成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例如，通過大合唱活動，可以將學生的團結協作的精神與堅強毅力的養成達到最大化，從而促進人際交往，激發學習欲望，使他們能夠在其他方面也奮發向上，幫助他們突破自我，促進人格完善，達到優秀行列。
5.創新評價機制，滲透德育理念
為了達到充分檢驗學生學習效果及為今后的教學提供可借鑒的寶貴經驗的目的，教師需提高評價機制的創新性，以此來不管推進小學音樂評價制度改革，在評價時要注重學生的個體差異，以提高學生的藝術眼光和審美能力為目的，從而讓音樂評價成為滲透德育的重要途徑。例如，在學習“踏雪尋梅”一課時，教師可以將學生進行分組，每組選取一位組長，讓學生集合小組的力量分配好每人負責的版塊，增強了學生團隊合作意識。在各組進行學習匯報時，教師可通過小組互評的方式對各組的表現評價，并以此作為評優標準，在此過程中引導各組以公平、理性的態度進行評價，以此來促進學生養成嚴謹、謙虛、公正等良好的人格品質。
以上便是我在音樂教學對德育教育的幾點體會，德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關注學科教學的同時，必須要充分重視德育，要充分挖掘德育的價值，利用其價值來促進音樂教學的發展。音樂教師要始終堅持站在育人的角度進行備課，深入挖掘教學過程中的德育內容，借助游戲及合適的實踐活動進行德育，并通過創新性的評價將德育的內容寓于整個音樂教學之中，充分發揮音樂的教育作用，切實提高音樂的育人質量與效率。由此可見，音樂教學與德育的巧妙結合是一種突破，是教育的創新，我們必須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不斷地探索、研究與創新，使德育滲透到音樂教學的每個環節之中，而不是孤立地進行德育，從而促使學生樹立遠大理想，形成優良的品格，成為祖國優秀的接班人。
參考文獻：
[1]張秋茂.淺談小學音樂課的德育教育[J].中國校外教育，2011（23）.
勞動教育的界定范文5
依據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朱小曼教授的觀點，教育的重新定位應該分為三個層次，包括教育系統與外部環境、學校內部的要素以及要素本身運行的平衡。從矛盾的主次角度講，我認為特殊教育學校首先應該解決的是與外部環境的關系，即在堅持培養學生成為尊嚴的人的教育目標下，尋找到特殊教育學校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平衡。學校辦學的每個階段都有一個穩定期。這是以學校為主體形成穩定自我的時期，這時學校與環境保持平衡的狀態，并保持良性互動的狀態。而在變革時期，這種平衡將被打破，其實質就是外部環境對原來穩定成熟的主體發出沖擊性、甚至否定性的改變要求，由良性的互動轉化為刺激主體結構、功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和“社會評教育”符合社會對教育發展的要求，體現著社會主義國家對人民利益的最大可能滿足。在這樣的背景下，為了實現學校與外部環境的平衡，原來的系統就必須開放。特殊教育學校應該以原來的自我系統為基礎，尋找與外界環境的對接通道，主動接受外界環境的刺激，并通過辦學主體的自我調節，重新衡量環境關系，評估自我發展能力，確定各種資源和任務功能的定位，致力于新的平衡系統的構建。而對于新平衡系統的構建，我理解最為關鍵的任務就是學校辦學價值系統的形成。因為人類的行動是由價值來支配、執行的。從前面對特殊教育學校定位的分析中，學校已經由原來的單一關系發展到復雜關系，每一種關系的存在都預示著其所代表的價值標準將會對關系中的方方面面產生干預影響。而且隨著關系的復雜度不斷增加，復雜的價值標準將紛紜而至，特別是特殊教育學校面臨多立場、多角度力量共同參與對同一對象服務的局面，決定了學校主體將會受到多元化價值標準的影響。這些價值標準有時甚至是矛盾的、對立的。面對著矛盾、對立的價值標準，我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統一”，尋找出能把這些價值標準統一起來的價值系統，才能解決問題。而要做到統一，專業化和理性是關鍵。立足現代學校制度的要求，對各種關系進行專業定位，明確分工，界定各種服務機構的專業功能，使各系統之間圍繞著特殊學生的教育能協同而不是對立，能交叉而不過分重疊；在運行過程中，要以專業化服務質量為衡量標準，避免由于對弱勢群體易產生的情感傾斜而影響到科學判斷。通過建立起專業化的核心價值系統，來統領各種價值標準，在主體自我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與外界環境的平衡，進入新平衡下的穩定狀態。無論什么時候，每個獨立的主體都只有與外部環境要求保持平衡，才能穩定存在。作為一所特殊教育學校更應該在滿足社會發展不斷提出的新要求之中服務好社會，才能實現教育者自身的價值和發展。畢竟，教育只是一個更大的社會體系的一部分。只有在這樣的背景中，才能滿意地理解和探討許多教育問題。這些教育問題不能單靠教育體系的策略去求得解決，還需要具有涉及社會相互作用的各個部門的那些廣泛的、綜合的策略。
二、對現代特殊教育學校自主、開放新格局的探索
以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啟智學校為例來談。該校開辦于1999年，主要是承擔對中度智障和聽障兒童的義務教育。學校開辦15年，經歷了特殊教育發展的發展期、蓬勃期和變革期。在順德教育綜合改革的背景下，圍繞著現代學校制度的建設，努力探索自主和開放的辦學格局。
（一）以育人為核心
構建現代特殊教育學校制度體系?；A教育最根本的任務是“認識人、培養人”，所以，該校在現代學校制度建設中按育人的尺度來衡量辦學效能。一是立足育人，建設學?！墩鲁獭?，以《章程》引導、規范學校和教師的育人行為。在《章程》建設中，注重制度要保證學校有豐富的時間和資源別用于真正有教育性的活動上。二是建立與社會良性互動關系，定期向專家、社會進行開放活動，在堅持育人的方向，聽取、尊重各方的意見。三是對家長、從事特殊教育服務的人員進行引導性教育，建立他們的特殊教育專業意識，圍繞著學生的教育核心，明確職責和分工。
（二）以增值為目標
研究、探索特殊教育人才培養模式。學校育人有效與否，關鍵在于學生的學習效果。為了確保學生的教育能夠增值，該校對特殊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進行了研究和探索。一是豐富課上教育載體，建立多角色育人體系。立足學生關系的把握，開發角色扮演和真實角色呈現的育人形式。二是充分利用廣義教育資源，建設系列課程。立足一個學生學習的豐富性、完整性、系統性，開發課下、家庭和社區課程。三是建設個別化教育課程。依據每個學生都得到有效學習的原則，制訂全員課程學習計劃，設計分層與分類教學內容。成立個別化教育部，建立學生缺陷補償和專長發展機制，搭建教育與康復、藝術訓練課程。四是建設學校-家庭-社區教育資源庫。立足學生學習的有機性，開發各類環境育人資源，專業隊伍育人資源，設計體驗角色資源庫。五是建設樞紐型教育服務組織架構。立足于學生學習的連續性，加強各教育環節對接機制的建設。六是建立針對的學生多元評價系統。立足學生全面發展的增值，研究綜合素質評價體系，研發學生電子檔案系統。
（三）以有效為導向
建立新型家校、學校與社區的關系。在現代學校制度的框架下，家長、社區中的組織參與學校的管理，決不是“花瓶”、“點綴”，可有可無，而應當是有效地參與。一是建立家長、社會評價辦學成效的機制。學校每學期邀請家長、不定期邀請社會人士評價學生的教育效果，分析出有效建議，合理改善教學。二是建立校內協同工作機制，共同服務家長和社區。為了保證家長和社會人士面對學校教育有整體性的概念，學校專設一名副主任統籌此項工作。三是開展專題研討活動。圍繞學生的教育和生活，定期召集家長、社工進行研討，消除誤會，形成教育的合力。四是善用家委會資源。家委會是家長群體的代表，擁有著強大的社會能量和活動能力。在參與學校辦學的基礎上，集中家長的力量，重點攻克殘疾人教育和生活中的難點問題。
（四）以融合為追求
勞動教育的界定范文6
“教育”被視為一種人類的“實踐活動”，人們已經對此達成共識，并將其轉化為一種“教育常識”，似乎無需再加以探問和深究。然而，常識既是思考的出發點，也是思考的生長點。作為出發點的常識，是理論思考和知識生產的根基：從常識出發的思考才有根有基；作為生長點的常識，是理論創新的必要環節：重審常識，打破常識意味著理論生長的開端。
被打破的常識是那種經不起嚴格追問的常識。“教育是一種實踐”，就是這種有待進一步追問的常識。追問的方式有三：一是橫向式追問：作為人類實踐活動或形式之一的“教育實踐”，與其他形式的實踐是何種關系?二是縱向式追問：教育實踐與其他實踐形式的關系，在不同時代的演變軌跡如何?這種演變對教育實踐和其他實踐的發展歷程，意味著什么?帶來了什么?三是縱橫交織式追問：教育實踐在人類整體實踐體系中的地位、價值及其演變軌跡如何?
橫向式追問者云集，代表人物有德國教育學家底特利希·本納(D.Bnener)。他認為，實踐的含義普遍有兩層：其一是有意愿地，在活動和行動中創造的可能性；其二是在扭轉人類遭遇困境時對“必要性”的回應。為此，他概括出人類實踐的多種形式：包括道德實踐、政治實踐、經濟實踐、藝術實踐、宗教實踐和教育實踐等，它們之間不能相互推導演繹。①縱向式追問相對寂寥，主要集中在某些教育史著述之中，但對這種關系的發展演變史及其意義的研究者并不多，而且形成了單向式的思維模式，只考慮同時代的政治、經濟實踐等對教育實踐的影響，較少雙向思考：教育實踐對同時代的政治、經濟實踐有何影響?縱橫交織式追問更為罕見，追問者的目光要么只定位在人類整體實踐活動狀態對于教育實踐的影響，缺少反向追問：教育實踐對于人類實踐發展，包括實踐論哲學的方式有何意義?要么將教育實踐窄化、弱化和邊緣化，導致教育在人類實踐體系中的地位尚未被充分認識，它從未被視為人類實踐的基礎性構成，只是被當作社會機器中的螺絲釘和調味品。其他實踐形式的主體，或者無視教育實踐的現狀，仿佛是與其毫不相關的域外世界；或者把教育實踐當作一種服務于己的工具；或者視教育實踐為社會問題的淵藪和替罪羊，一味指責、批評和利用，卻很少思考自身應該為教育實踐承擔什么責任，提供何種服務，以求實現雙向共生。與此同時，教育實踐主體也趨向于自我窄化和邊緣化，視野集中在如何應對、滿足其他實踐形式發展帶來的挑戰和要求，但卻遺忘、遮蔽了另一種可能：教育實踐如何主動參與其他實踐的運作，做出只有教育實踐才能做出的貢獻?
教育實踐在人類實踐體系中的地位，相當于教育學在人類科學系統中的地位。兩百年多前，德國教育學者赫爾巴特(J.F.Herbart)曾有一著名斷語：教育學成為其他學科的殖民地。兩百多年后，教育學在學科之林中的弱勢和邊緣地位沒有根本性的改變。教育學研究者難以離開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滋養，但其他學科的研究者很少將教育學作為自身研究的思想資源，他們幾乎不與教育學者對話，不看教育學的著述。教育學成為一個被輕視被遺忘的寂寞荒野。
1994年，來自哲學界的李澤厚卻預言：“語言學是20世紀哲學的中心。教育學——研究人的全面生長和發展、形成和塑造的科學，可能成為未來社會的最主要的中心學科。”②
站在教育學的立場上，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預言，但仍需謹慎深思：為何教育學會成為21世紀的中心學科?如何成為中心學科?李澤厚并沒有深究細談，從而為后來者留下了想象和接續的空間。
21世紀已經過去了10余年，這一預言還遠未實現，還停留在希望和可能的范疇內。我們需要在深思熟慮中追問：教育學從邊緣走向中心，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解答這一事關教育學命運的重大問題的鑰匙，在于教育學理論與教育實踐的關系。如果教育實踐能夠成為人類實踐體系的中心和基礎，以教育實踐作為研究對象和學術使命的教育學，也有可能成為一門中心學科。教育學的地位和命運首先取決于教育實踐的地位和命運。
為此，我們的思考將從“教育實踐”開始，踏入人煙稀少的道路，探問：
教育實踐在人類實踐體系中的地位究竟如何?能否成為人類實踐體系中的基礎?能否成為人類歷史實踐本體?
這一追問隱含著一種思考方向的扭轉：從“面向實踐的教育”轉向“面向教育的實踐”。前者是一種理解教育的傳統思路，以一般意義上的“實踐眼光”看教育，使教育面向實踐的眼光，接受這種眼光的審視和質詢，這是從實踐到教育的思路，是從普遍看特殊。后者試圖實現目光的扭轉，把教育變成一種考量實踐的眼光，使人類實踐發展狀態面向教育的眼光，接受“教育眼光”的衡量和評價，這是以特殊看普遍，同時試圖使這特殊變成新的普遍。獲取這種眼光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把教育實踐帶入眼簾，成為人類實踐的基礎構成，轉化為思考人類實踐的基本視域，完成實踐的“教育轉向”。
這還不是問題的終點，看待實踐的教育眼光還可以朝前延伸，延伸到實踐論哲學和教育學的理論領域，在回應李澤厚預言的同時，嘗試重建基于教育實踐的實踐哲學，尋找實踐論哲學發展的教育方向和教育學方向。
二、教育是一種“生命·實踐”
什么是教育?這是一個被無數人提出并回答的問題，但大多是在教育的語境中思考教育，即以教育的眼光看教育，就教育談教育。若將教育放置于人類實踐體系中以實踐的眼光審視，提問方式則轉換為：“教育是一種什么樣的實踐?”這是基于實踐、面向實踐的對“教育”的提問方式和理解方式，即“面向實踐的教育”。
如果不預先就“實踐”本身作出界定性的回答，我們就無法理解“教育是一種什么樣的實踐”。有關“實踐”的定義已如滿天星斗，本文無意作重復繁瑣的考辨梳理，但必須明確我們站在哪種立場，沿著什么樣的思想之路前行，提出何種實踐觀。
李澤厚的實踐觀引發了我們對實踐的再理解：“要以使用和制造工具來界定實踐的基本含義，以統一實踐哲學和歷史唯物主義。”③在繁雜的人類實踐活動之中，使用—制造物質工具的勞動 操作活動，亦即社會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礎的“實踐”。它促成了文化積淀和“人性”的產生。這種實踐立場是對馬克思唯物史觀實踐立場的承接和轉化。馬克思在對費爾巴哈批判的基礎上提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實踐是“人的感性的物質活動”④。李澤厚通過“工具”、“操作”、“物質”、“社會”等關鍵詞來理解和表達這種實踐觀。他認同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生活的實踐本質觀”，同時主張“實踐生活的社會本質觀”：實踐本質上總是一種“社會實踐”，而非“個體實踐”。這也是恩格斯眼中的實踐觀，其構成更加具體化：“社會實踐，即工業和科學”⑤，它們都與使用—制造物質工具的操作有關。
李澤厚在此基礎上構建出的“人類歷史本體論”，主張人類經驗來自于“實踐”，這是從實踐出發形成的人類歷史起源與發展的觀點：“從實踐出發，也就是歷史具體地從社會生產方式出發，從億萬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出發，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從使用—制造工具的操作活動出發”⑥。這就是李澤厚的“實踐眼光”。
這一眼光的洞察力與合理性毋庸置疑，但任何一個“詞語”，猶如一扇窗戶，都有其所見和所不見，“工具”、“操作”、“物質”、“社會”等詞語構成的看待“實踐”的窗戶，除了從中可以看到的實踐景致之外，還有哪些是它們所看不到的，因而是被遮蔽的?
李澤厚闡明的廣義實踐“包容寬泛，從生產勞動中的發號施令、語言交流以及各種符號操作，到日常生活中種種行為活動，它幾乎相等于人的全部感性活動和感性人的全部活動。”⑦但我們沒有看到“教育實踐”的位置。當李澤厚描述實踐論的具體研究內容時，這一缺漏更加明顯：實踐論或歷史唯物論當然還有其一般社會學的科學層面，即具體地研究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以及國家、文化、家庭等等問題。在林林總總的實踐論研究對象中，我們看不到教育實踐的蹤影。這并不是說“教育”在李澤厚的實踐論視域里全然沒有位置，他曾經多次提及“教育”，如“歷史終結日，教育開始時”⑧，這是他與大多數實踐論者的不同之處，但這個有位置的“教育”卻在其潛意識里處于“低位”或“下位”，是其他實踐活動的從屬或附屬之物(如附屬于經濟基礎)。這是他與大多數人的相同之處。“教育”在李澤厚的實踐論闡述中，始終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是工具性質的，而不是本體性質的，最終是形式上重視的教育，實質上低估的教育。
李澤厚的“實踐眼光”中內含的普遍性實踐標準，難以回答“教育是一種什么樣的實踐”。我們需要從普遍性的實踐觀抽身而出，轉而直面“教育”的具體實事，在“教育實踐”的特殊性中尋找“實踐”的普遍性，進而轉化為新的普遍性。
問題依然是：教育是一種什么樣的實踐?當我們直面教育實踐的實事之時，首先面對的就是兩個互有關聯的前提性問題：其一，人類為什么需要教育這樣一種實踐?其二，“人”是什么?
任何實踐形式的產生，都是出于人類的需要。制造—使用工具操作的產生，無非是為了人類滿足生存、延續的需要，其他實踐形式的存在來源也是如此。教育實踐來自于人類“教育需要”。這種需要的產生與人性有關。李澤厚實踐論中提出了兩個重要概念：
一是“人性能力”，包括理性內構(認識能力)、理性凝聚(意志能力)、理性融化(審美能力)。
二是“理性化提升”，“即將動物的自然本性予以自覺認識、社會解說和系統培育和教導，使之鞏固、明確、傳承和擴大。這當然是通過各種倫理規范和群體秩序而實現的。”⑨提升的結果是人由自然人變為社會人，人性就在這樣歷史性的理性化提升過程中生成和積淀。
理性化提升和人性能力的提出，打通了人性論、實踐論和教育論三者之間的通道。它們催生了教育需要，理性化提升的主要途徑就是教育，人性能力的培育和塑造必須通由并轉化為教育過程來完成，它們共同創造了“教育實踐”這種人類獨特的實踐形式。
由此形成了“教育是一種什么樣的實踐”的第一個回答：教育是一種人性能力塑造和培育的實踐。
這種實踐的獨特有三：
第一，它假設存在“人性能力”，它是人之為人的根本，且該能力有塑造和培育的可能性。
第二，它設定實踐目的是形成理想的“人性能力”(包括認識能力、意志能力和審美能力等)，使人成為人。這使人性化為教育的根基，教育成為面向人性、扎根人性、改造人性的事業，成為使人成為人的事業。
第三，它明確實踐行為或方式是“塑造”和“培育”，這既意味著一種朝向理想目標，即理想人性能力的具體行動，也表明實踐對象在現實意義上的不完整不合理的潛在或前在狀態，教育就是改變人性意義上的不完整不合理，將其提升到理想境地的實踐。
如上界定在目標上十分明晰，但可能存在如下問題：其一，改變提升人性能力不只是教育實踐獨有的功能，在其他實踐領域也有可能發生。例如，勞動實踐也會帶來“人的變化”。我認為，任何實踐形式都可能具有的“教育功能”不等同于教育本身，教育一定是有目的、有意識、有計劃的系統行為，即以改變和提升人性為目的，是一種有意識、有計劃且有系統的行為。其他實踐形式不會以此作為核心目的，更不會有系統策劃。所謂“理性化提升”，反映在教育實踐里，就是一種理性化的策劃和操作以改變、提升人性的過程，這是教育獨有的理性化特征。其二，以“能力”來界定和理解人及人性，既不符合當代兒童心理學、教育心理學的一般規定，也不符合人的實際。“能力”可以作為人之人的核心，但不是人這個宇宙世界的全部，它不能完全包容知識、情感、態度等內容。其三，固然可以將“人性”及“人性能力”作為教育目的，但人性畢竟是抽 象之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象之物，實際教育生活中直面和正視的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體、鮮活的生命，它是人性的載體，也是人性的旨歸，所有的人性能力改變和提升都是為了生命的美好和完善，教育始終是直面生命、為了生命和在生命中的事業，不能以“人性”替代完整的“生命”本身。⑩其四，它在表明實踐目的和行為的同時，忽略了“實踐過程”，即教育實踐是如何發生如何展開的?這個過程的性質是什么?在我看來，“轉化”就是教育實踐過程的基本性質。李澤厚所言的“自然的人化”，其實就是一種轉化，是外在自然向內在自然的轉化，把動物本能轉化為理性情感，使人從自然人轉化為社會人。
這樣，我們得以重建“教育實踐”的特質：“教育是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塑造、培育和完成人的‘生命·實踐’，它在發現、開掘人的生命潛能，進而把潛能轉化為現實的過程中，使人成為人”。
如上定義表明教育實踐的兩大特質：
特質之一，它是一種有意識、有目的且有計劃，以人的整體生命的成長和發展為對象的實踐，是針對生命的實踐，即“生命·實踐”(11)。作為“生命·實踐”的教育實踐，表明它是以如何促進生命的成長與發展(12)為實踐對象、實踐內容和實踐過程的實踐。教育實踐的重要功能，就是為生命的成長與發展提供不同形式不同層次的服務。主宰這一實踐的基本假定就是：人的生命成長與發展，需要借助于理性化系統化的教育，在教育活動中，人具有將自身的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的可能性。與其他實踐形式不同，只有教育實踐才將促進生命的成長與發展作為自身實踐的唯一對象和內容，它是對生命的介入式和改造式實踐，即試圖介入并置身于生命的成長與發展過程之中，建構生命，改造生命：“教育改造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改造，它不僅包括觀念、思維、話語、價值的改造，還包括禮儀、規則、實踐行為的改造。”(13)教育實踐因此是一種生成性的實踐，按照教育目的的要求生成包括知識、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在內的與一切完整生命相關的內在要素。衡量這一實踐成效的主要標準是：生命有沒有在教育活動中不斷地生成并最終得以完成(即成為完整的人)。與勞動生產和創造物質價值相比，教育生產和創造的是人類自身。它把人的生命問題，從紙面上的問題、黑板上的問題變成了現場實踐的問題，轉化為一種獨特的創作問題，教育實踐，就是對生命的再創作。
特質之二，它是一種轉化性過程性的實踐。教育實踐具有鮮明的轉化印記，教育過程的實質就是以轉化為目的的過程，最終結果是使人從自然人轉化為社會人，這是通過“把外在的知識、價值觀念和規范等文化轉化為個人的內在精神”(14)來實現的。具體表現為：整體上，教育實踐活動實現的是由教育者為代表的社會主體的目標追求向以受教育者為代表的個體發展的轉化。它包括了相對于受教育者來說的外在的教育目的向受教育者自身發展需求和價值觀形成的轉化，外在的教育內容(此即李澤厚所說的歷史形成的文化積淀)向受教育者內在的精神世界發展(包括知識、方法、能力、行為方式、個性品質、人格力量等)的轉化，外在的調控機制(獎勵、批評等)向受教育者自我教育、自我調控的機制和需求、能力形成的轉化。(15)
這種種轉化是教育實踐對人的力量的提升和對社會延續與發展的最大貢獻，這一切都來源于“生命·實踐”活動。
三、實踐論的教育轉向與教育基礎
作為“生命·實踐”的教育實踐，尚未在人類實踐體系的框架中得到充分理解，更未能在人類實踐論的意義上獲得拓展性的認識。
教育實踐對于總體人類實踐體系有何價值?它的出現和存在帶來了什么?意味著什么?有此實踐和無此實踐的人類實踐體系有何不同?業已進行的研究不是沒有這樣的思考，但基本上是“從實踐的眼光看教育”，用一般意義上的實踐尺度去套裁教育，沒有“從教育的眼光看實踐”，要獲知對教育實踐更充分、完整和深入的理解，還應“從實踐的眼光看教育”轉向“從教育的眼光看實踐”。前者看到的是“教育的實踐邏輯”，這一邏輯只在教育實踐的框架內有效。后者則試圖發現“實踐的教育邏輯”，它期冀展現教育在人類實踐活動中的基礎性意義，揭示教育在人類實踐中的基因性構成，凸顯人類社會以教育為實踐基礎的運行機制，同時也隱含了一種努力：對實踐論新方向的尋找，嘗試開啟實踐論的教育方向。它不滿足于解答“教育是一種什么樣的實踐”，還試圖提出和回答另一個問題：有了作為“生命·實踐”的教育實踐，實踐論的理論大廈將發生何種改變?這種轉變的基本要義可以歸納為：在面向教育的扭轉中，促使實踐論發生“教育轉向”這一重大轉變，確立人類整體實踐體系共享的教育基礎。
當人類實踐面向教育，有了“教育眼光”之后的實踐論有何不同?
“教育轉向”后的實踐論，帶來的第一個改變是增添了“教育尺度”(16)。
“眼光”即“尺度”，尺度亦是視角和參照系。已有的實踐論體系中缺失“教育尺度”、“教育視角”和“教育參照系”。
表現之一，在“實踐”概念的界定上，缺失“教育”的內涵。已存在三種針對實踐內涵界定的范式：(17)一是倫理—行為范式，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中正式形成。在這一范式里，實踐被理解為人類實現目的性的活動和具有自主性的活動。二是技術—功利范式，始于培根，主要存在于近代唯物主義和某些實用主義哲學思想?；谶@種范式，實踐就是能動性、創造性活動和主觀改造客觀的活動。三是生產—藝術范式，在亞里士多德的創制活動那里也可以找到其開端，到馬克思那里成型。但不同的是這種活動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只是位于理論活動、道德實踐活動之下的最低等活動，而馬克思則認為這種活動乃是人類創制和改造世界的第一活動。如上范式界定下的實踐內涵中，教育要么以一種下位概念或者邊緣化活動的方式內含其中，要么被徹底遺忘。
表現之二，人類總體實踐體系提出的各 種尺度和標準中，沒有“教育尺度”的位置。這尤其體現在對“人的本質”認識上。人所以為人的標準是什么?通行的方式將人與動物比較，從中尋找人之為人的尺度和標準。亞里士多德將實踐看作是人和動物的基本區分標準，實踐的主體是人。只有人類才有可能實踐，動物是沒有能力實踐的。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不是所有的人類活動都是實踐，具有改造性質和功能的活動才有資格稱為實踐。不過，具有改造性質和功能的人類實踐活動眾多，什么樣的實踐才是最根本的尺度和標準?李澤厚指出：“人的本質是歷史具體的一定社會實踐的產物，它首先是使用工具、制造工具的勞動活動產物，這是人不同于物(動物自然存在)、人的實踐不同于動物的活動的關鍵。”(18)這是一種勞動—經濟實踐尺度，此外還有判定人之為人本質的還有道德尺度、宗教尺度、藝術尺度等。但我們卻難以看到以“教育實踐”作為區分人與動物的尺度，即“教育實踐使人成為人”。
表現之三，在處理教育實踐和其他實踐形式的關系上，“教育尺度”被替代被湮沒。人類習慣于以其他實踐的尺度要求和衡量教育實踐，致使后者處于被動或被迫應答，以適應和滿足其他實踐形式的要求與需要的地位。所謂被動應答，在時代性的社會轉型中，人們總是以經濟轉型、政治轉型等為理由，要求教育實踐為其轉型服務，使教育實踐成為附庸和應聲蟲。所謂被動適應和滿足要求，就是主張“教育轉型是社會轉型的必然要求”(19)，似乎教育實踐轉型是在社會轉型變革的外在“要求”下實現的，它自身并無內在的轉型需要。我們只需要探究社會發展中其他實踐形式，如經濟發展“要求”教育有什么變化，教育就與之配合發生變化。“適應論”與“先行論”互有勾連，“先行論”強調，其他實踐始終先行于教育轉型，教育實踐只是亦步亦趨地跟在后面，即“在后”的教育實踐轉型，存在的價值只是為了與“在先”的政治轉型、經濟轉型“適應”與“配套”，如此才有以下常見的觀點：“我國在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教育和其他方面一樣進行了深入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教育成就。但面對以經濟體制改革為核心的社會轉型的新的形勢要求，面對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知識化的國際競爭背景，我國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體制、教育結構、人才培養模式以及教育教學的內容和方法等方面還相對滯后，還不能與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政治體制等方面的改革和發展相配套、相適應。”(20)這背后的思考邏輯不是教育邏輯，而是政治邏輯和經濟邏輯，是以實踐眼光看教育，而非教育眼光看實踐。
教育尺度的缺失表明，人類諸實踐形式的主體普遍缺乏教育意識，更缺乏對教育的責任，總是強調教育要為自我實踐服務，使教育面向自身，卻忽略了如何為教育實踐提供更好的服務，使自身面向教育，讓教育實踐在各實踐領域中發揮更有利的價值。整個人類社會實踐體系，普遍缺少對教育價值和功能的把握，各種承擔實踐任務的社會組織機構沒有成為內含教育責任和為社會成員提供學習的平臺，也未能成為具有教育價值和功能的機構。我們常常聽到的只是各實踐主體對教育的種種抱怨，卻很少感受到他們承擔了何種教育責任的意識和行為。
面向教育的實踐論，將轉變在人類實踐活動中政治尺度、經濟尺度等尺度的強勢地位，增添一把久被遮蔽、被弱化的教育尺度，它既可以衡量某一國家或人類社會整體實踐體系的發展狀態，也可以衡量其他實踐形式的發展狀態，包括其各自存在的問題和局限性。在此尺度下提出的核心問題是：應該如何發揮教育實踐在人類實踐體系中的作用，如何發掘各種實踐形式的教育功能和教育價值?其他實踐形式如何為教育實踐提供良好的服務和發展條件，共同為人的生成、完善與發展提升承擔什么具體責任，進而為人類社會奠基、創造和建設基于人類能力完善與提升的教育基礎，促使整個社會實踐，都成為“面向教育的實踐”?例如，要實施終身教育，在這個背景下去考察現有的人類實踐體系的已有和缺失，如政治實踐、經濟實踐缺什么，應該加強什么。這就是采用教育尺度去衡量其他實踐形式，追問和回答若有終身教育的基礎，需要其他實踐形式做哪些努力等。
通由教育尺度審視的人類實踐，使“實踐”的教育內涵得到豐富和強化。它在認同實踐的物質性同時，也強調了實踐的生命性，實踐既是一種感性物質活動，也應是一種“生命·實踐”活動。
教育尺度的增添，為實踐論帶來的第二個改變，是生成“教育基礎”這一新問題，即“教育實踐”是否可能以及如何成為人類實踐體系，包括諸種實踐形式共有的發展基礎?各實踐形式主體是否應具有公共性的“教育基礎”意識?
究竟何種實踐形式是人類實踐體系的根本或發展基礎?并無定論。從歷史唯物主義強調的“經濟基礎”論出發，判斷一種實踐形式是否為“基礎”或“根本”的條件有三：(1)它能否滿足人類生存、延續和發展的內在需要?(2)假設如果沒有這種實踐形式，人類是否還能夠生存、延續和發展?(3)它能否成為其他實踐形式的內在基礎?經濟實踐有充分的理由滿足這些條件。然而，這是否為人類發展的唯一基礎?
人類發展的基礎和根本不是唯一的，在強調物質—經濟實踐的基礎性地位的同時，不能忽略以“生命·實踐”為特性的教育實踐，同樣具有“基礎”和“根本”的地位。
其一，教育作為基礎，滿足了人類生存、延續和發展的內在需要，人類不能沒有教育。人類的生存延續只有物質經濟基礎是不夠的，還必須依靠教育基礎。經濟實踐的過程是人類不斷適應和改變外部環境條件的過程，在此過程中要求人自身不斷改變和完善，否則難以適應變幻莫測的外部世界，也就難以生存延續。這就產生了教育需要，培養人主動適應和改造環境的能力，亦即人的主體能動性，這就是教育實踐存在的價值。如果說經濟實踐使自然物質世界或客觀世界發生變化，教育實踐引發的則是人的變化：教育就是“人引起人變化”的活動。教育試圖引發這種人的改變，目的在于讓受教育者“學會 ”改變自身，通過主動改變自身來改變外部的客觀世界：“社會實踐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人們的主觀世界”(21)教育由此成為人類賦予和提升人主體能動性的一種實踐形式，它賦予了“主體性”以其他實踐形式所無法賦予的內涵：“主體性”是指人能夠主動實現以他人和自我生命為對象的改造和完善。
主體性不只是人的性質，也是“能力”。主動改造外部客觀世界和自身的主觀世界都需要相應的能力，它們是各實踐形式的基礎，例如，制造—使用工具等創造物質就需要主體的能力，無此能力人類無法生存延續。這些能力不是天賦先驗的，而是必須“學會”的，這就是教育的任務：讓受教育者掌握各種能力。與之相關的“經驗”和“知識”等都需要個體學會和擁有，更需要在個體和群體間傳遞和保存，不然將會隨著個體的消亡而消亡。教育成為傳遞任務的主要承擔者，它滿足了歷史積淀的因各種實踐形式而來的經驗和能力在人際間傳遞與保存的需要。
其二，教育作為基礎，是其他實踐形式的實現載體和前提條件。所有實踐主體都是人，所謂“人性能力”、“人格”，人的“素養”、“美德”、“智慧”等，對實踐成果具有決定性影響。人的養成依托的是以“成人”為目的，作為“生命·實踐”的教育。諸實踐形式都內含教育需要，并產生于“生命·實踐”過程之中，如經濟實踐需要之于勞動教育，道德實踐之于道德教育，宗教實踐之于宗教教育，藝術實踐之于藝術教育等，它們均產生于并依賴于各具特性的教育實踐獲得延續和發展，共同促成“文化心理積淀”。這個意義上，教育實踐通過培養、改變和完善人的“生命·實踐”，成為其他實踐形式的基因構成和實現載體，成為其他實踐形式不可或缺的教育需要，進而轉化為生存需要。
不同實踐形式均有獨特的“教育基礎”。例如，英國學者安迪·格林(A.Gelin)有關“教育與國家形成關系”的研究(22)表明，教育實踐對于政治實踐、經濟實踐的基礎性作用。格林運用的國家理論、葛蘭西的意識形態的霸權理論，揭示了教育的國家意義和國家形成的“教育基礎”，即教育能夠介入國家形成過程并在其中發揮巨大的獨特作用。在此過程中的教育實踐行為，就是建立國家教育制度，規范學校的類型、教育目的、內容和方法。他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以英國、美國、法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教育發展和其國家實體以及民族認同感的建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國民教育體系的快速構建，既是加速國家形成過程的推動因素，又是這一過程的產物，其作用與同時期的經濟實踐不相上下。格林發現，發達國家教育體系的建立，大致是在18世紀、19世紀。19世紀可以說是公立教育系統建立的黃金期。美國學者麥克·凱茨曾提出，到19世紀后半葉，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已經逐漸成形。教育不再是家庭和學徒制的隨意附屬品，而是正規的機構教育，以期在年青一代的社會化、社會秩序的維持及社會發展等方面發揮關鍵性作用。但是，正如格林所指出的，在主要發達國家之間，教育成為一項國家事業，以及公立教育系統的形成，其進程并不是一致的。由于各個國家歷史進程中的宗教實踐、倫理實踐等其他實踐形式發展的差異，以及對教育實踐的重視程度，國家教育系統建立的時間有著很大差別。從傳統的角度看，這些差異反映著國家在公共教育體系建設上的不同價值取向和相應的政策。它們從反面說明：恰恰是那些較早承擔起公立教育責任，因而建構起相應的教育基礎的國家，其“國家形成”過程相對順利，經濟發展速度也相對超前。而那些在公立教育體系建設方面滯后的國家，即便如最先實現工業化的英國，在隨后的發展中也因為教育基礎的滯后而被超越。
借助格林的研究發現，英國作為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有其特性：首先，早期的經濟成功多半來自殖民地貿易和投資；其次，第一個進行工業化的國家不需要太多技術或正規培訓；正因為是“第一個”，所以它缺乏真正的競爭對手。但是，這些獨有的特性并不適用于后工業化國家，如德國和法國。在這些國家中，金融和產業資本必須攜手前進，當它們面臨工業化的時候，不可能像英國那樣依托自由政治就能夠自然地實現。先進技術的發展必須要求科學培訓，其實就是需要教育力量的系統接入，因此必須動用一切國家力量(其中對教育的積極干預，以及將其納入國家系統是一個重要的舉措)爭取經濟趕超。在此關鍵時期，英國由于缺乏國家干預教育的充分動機和積極主動的意識，缺乏國家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教育尺度、教育責任和教育基礎，導致幾乎成為發達國家中最后一個建立公立國民教育系統的國家。如格林所言，沒有國家對“教育責任”的全力鼓勵，再加上缺少有效的協調，教師培訓和教學督導都很薄弱，課程和考試改革也異常緩慢，又缺乏全面和理性的計劃，系統內不同部分之間更缺乏有效的協調等，英國的教育就是在如此混亂的模式下發展起來。這樣的教育基礎，無法應對日益激烈的科技競爭。于是，當歐洲大陸和美國經濟實現大發展時，英國的經濟卻在19世紀中期開始走向相對衰退，這印證了以下論斷：“在經濟因素促成的社會變遷方面，教育是形成社會變遷的條件；在意識形態促成的社會變遷方面，教育是導致社會變遷的動因。”(23)這說明政治實踐、經濟實踐的延續發展，需要與之相應的教育基礎，主動引入“教育力量”介入其中，至少需要教育作為“中介”和“載體”來實現。至于李澤厚所言的“立美啟真”、“以美儲善”和“以美立命”等涉及道德、藝術、美學實踐的人生境界，要從理想變為現實，離開“教育實踐”這一最基本的載體和路徑是無法實現的。
通過教育尺度和教育基礎，教育轉向后的實踐論引發的第三個改變，是改變了人們認識實踐的研究思路和思維方式。對于如何認識教育實踐和其他實踐形式的關系，已有研究大多考慮其他實踐形式如何影響教育實踐，要求教育發生何種變化，但卻很少關注教育實踐如何影 響和改變其他實踐形式，更少將教育實踐作為其他實踐，乃至人類整體實踐系統的動因和基礎來考察。
教育尺度的提出，將為研究帶來一種反向思路，反過來理解：人類社會實踐發展到今天的程度，整體社會實踐內部以及各種實踐形式的教育基礎是什么?面對今天的時代，它們的教育基礎應該發生什么變化?這種思路試圖打破通常的研究視野，不再立足于人類總體社會實踐的發展對學校教育提出變化的要求，轉而要考慮的是整個社會實踐及各種實踐形式的發展水平對教育提出什么樣的要求，與此相應的教育基礎已經和將要發生什么樣的轉化?例如，20世紀中國社會走出古代，走進現代后，引發了教育實踐形態的巨大變化，這個變化不僅要求教育實踐系統的變化，更要求整個社會實踐系統對教育實踐的支持發生變化，要求各實踐主體呈現出的教育實踐狀態發生變化，這意味著社會實踐轉型帶來的是社會內部整體的教育基礎發生轉型，對此我們一直缺乏系統認識。尤其是當代中國社會中，最大的變化就是知識社會的來臨帶來了終身教育和終身學習，從這個意義來講，社會需要新的教育基礎。它提出的新的研究課題就是：為整體社會實踐發展奠基的教育基礎怎么轉變和怎么打造，社會整體，包括政治實踐、經濟實踐等其他實踐形式需要為這種變化了的教育基礎做些什么?
研究思路的改變，必將帶來思維方式的改變，原先那種被動、單向、割裂的思維方式，將被多向交互式思維和整體式思維取代?；诙嘞蚪换ニ季S方式，我們不僅要關注包括其他實踐形式的人類整體實踐體系怎樣向教育實踐提要求，而且還要研究教育實踐如何向整體實踐體系提要求，教育實踐發展與其何以形成多向交互的關系。就教育實踐與人類整體實踐體系而言，這種關系背后是一種雙向意義上的責任追問：人類整體實踐體系與教育之間，雙方互相應該承擔什么責任?基于整體式思維方式，今后實踐論的研究，我們將不再把教育實踐與人類整體實踐視為兩個相互割裂的部分，以加減法思維來考察二者的關系，轉而在每一方都置于多向交互式內在關聯的關系層面上，對人類實踐發展的“教育基礎”進行統整性研究。今天的時代，已經不能脫離教育實踐，或者讓教育實踐抽象化邊緣化空轉化的方式來思考和推進實踐，已經到了使所有實踐形式都朝向教育實踐，都面向人的生命成長和發展，在各種實踐形式與“生命·實踐”交互作用的過程中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時候了。
注：
①底特利希·本納：《普通教育學——教育思想和行動基本結構的系統的和問題歷史的引論》，彭正梅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關于教育實踐在人類總體實踐范疇中的地位”。
②《明報月刊》，1994年第7-10期。
③⑤⑥(18)(21)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修訂第六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378、264、208、70、114頁。
④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頁。
⑦⑧⑨李澤厚：《哲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217、109-110頁。
⑩關于“生命”的整體理解，可以參見葉瀾《“生命·實踐”教育學引論(下)》，載葉瀾主編《命脈(“生命·實踐”教育學論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9頁。
(11)此概念最早由葉瀾提出，參見《為“生命·實踐”教育學派的創建而努力——葉瀾教授訪談錄》，《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2009年，葉瀾又對“生命·實踐”概念進行了系統的解讀，參見葉瀾《“生命·實踐”教育學引論(下)》，載葉瀾主編《命脈(“生命·實踐”教育學論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2)李曉文區分了成長與發展的不同含義。認為“發展”指向具有更為積極的方向，生命發展要比生命成長具有更為內在、更為豐富、更為深刻的性質。生命的發展方向反映了人們對于發展前景的理想性目的性選擇，是基于人類個體發展可能性的主動建構。發展是建構出來的，是主動心向的產物，而成長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參見李曉文《潛能發展觀：生成于“新基礎教育”研究性實踐的青少年發展研究觀》，載葉瀾主編《立場(“生命·實踐”教育學論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本文認同這種區分，但同時認為，成長之“成”，有“成人”之意，符合教育實踐的目的，同時也有“發展”所無法涵蓋的意義，因此，本文不加嚴格區分。
(13)周浩波：《教育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頁。
(14)(15)葉瀾：《教育研究方法論初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30、330頁。
(16)“教育尺度”這一概念最早是由葉瀾于2010年8月在華東師范大學新基礎教育研究中心舉行的一次小型交流會上提出的。
(17)參見王南湜：《追尋哲學的精神——走向實踐的哲學之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5頁。
(19)(20)和學新：《社會轉型與當代中國的教育轉型》，《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22)安迪·格林：《教育與國家形成：英、法、美教育體系起源之比較》，王春華等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