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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教育類課題范文1
“職業教育”一詞在我國首次出現于1904年山西農林學堂總辦姚文棟的《山西農林學堂添聘普通教習詳文》中，文曰：“論教育理論，與國民最有關系者，一為普通教育，一為職業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學堂兼授農、林兩專門，即是以職業教育為主義。”姚文棟在《送農林學生崔潮游學日本文》中又說：“職業教育為東西洋各國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相需為用，缺一不可。”（陳選善：《職業教育之理論與實際》，中華職業教育社1933年，35頁）可見，某些晚清官員對西方職業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經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和了解。
“職業教育”一詞真正被確立并傳播則有賴于黃炎培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貢獻。民國初，黃炎培針對實業教育多理論說教、少實踐操作的弊病，提出“實用主義教育”的口號。其后，他則更多地提倡“職業教育”而非“實業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國之后更加堅定了“今后之富國政策將取經職業教育”的信念。1917年，黃炎培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棄“實業教育”而用“職業教育”，此為學術界名稱的轉換。而黃炎培同年在《新大陸之教育》一書中對職業教育概念進行闡釋，并與實業教育加以區別，并在《職業教育析疑》一文中進一步完善這種理論認識，則是從學理角度對職業教育的論證。到1922年頒布新學制，正式在國家教育制度中規定用“職業教育”代替“實業教育”，這標志職業教育這種教育類型在中國的正式確立，職業教育學科旋即得以建立與發展起來。
民國時期職業教育譯著概述
據統計《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圖書館：《民國時期總書目(教育、體育)》，書目文獻出版社1995版，555—575頁）一書收錄1911年至1949年間中國出版的各類中文圖書共計12.4萬余種，據編者估算，該書目收書率約為民國時期圖書出版總量的90%，號稱是民國圖書的最全書目（王奇生：《民國時期的日書漢譯》，《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頁）。
該書收錄了民國時期關于職業技術教育各種書目資料共計303本。其中有關職業教育理論著作70本，譯著6本，編譯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見，民國時期的職業教育類著作中，約20%的著作是對外國職業教育論著的翻譯和編譯。通過研究進一步發現，在其他職業教育理論著作中，約有10%的著作中設有專章講述各國職業教育，約一半著作都有介紹或研究外國職業教育的內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詳查其內容，也多有參考外國職業教育論著的書目。由此可見，民國時期職業教育學科的發展充分借鑒了外國職業教育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在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其間，上述職業教育的譯介著作為我國職業教育理論提供了參考，對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理論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
民國時期主要職業教育譯著例述
《職業教育真義》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據日本學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職業教育研究》一書編譯而成。這是我國最早的成體系的職業教育理論著作。該書以中等教育之農、工、商及家事教育作為職業教育的基本范圍，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國的職業教育情況，并推及我國國情，從國際視角解讀職業教育之于世界各國、之于我國發展的重要意義。盡管這本書是繼朱景寬的《職業教育論》（1916年出版）之后我國第二本專門論述職業教育理論的著作，但從體系性、完整性來說，可以說其實際上是我國職業教育理論的開篇著作，為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鄒恩潤（即鄒韜奮）編譯的《職業教育研究》出版，此書依據1920年出版的美國希爾博士所著的《職業教育概論（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參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國國情編撰而成。鄒恩潤在編譯贅語中說，此書內容多取材于先進國關于職業教育之名著，雖間采吾國社會狀況，有所論列；然吾國職業教育尚在萌芽時代，可資參考資料甚少；且統計之學向非吾國所注重，關于統計之參考資料，尤屬不易搜集。故書中關于統計之敘述，幾全偏于美國社會狀況，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讀是書者（鄒恩潤編譯：《職業教育研究》，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贅語1頁）?？芍藭饕诿绹殬I教育的理論與實況完成，全書十章，分述職業教育的意義、職業心理、職業補習教育、職業教育指導、職業預備、科學的索究法等。此書較《職業教育真義》一書，內容更加豐富和詳盡。這本書的確著力于介紹國外特別是美國職業教育的理論精華，目的在于令國人“善用是書”，以開創中國職業教育理論的新局面。
當時的學者特別關注職業指導的理論介紹與研究。楊鄂聯、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譯作《小學職業陶冶》就是根據美國勒維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書編譯而成，所謂“準以吾國之國情，更參以譯者之經驗，以成是書”。黃炎培在序言中說，“職業教育之于吾國，其為基至薄，誠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職業陶冶始”（（美）勒維特·布朗著，楊鄂聯、彭望芬編譯：《小學職業陶冶》，商務印書館1925版，2頁）。視職業陶冶不僅是職業教育的內容，更是實行職業教育的“前奏”。鄒恩潤在為該書所寫的序中將《小學職業陶冶》一書稱作職業陶冶的“指南針”?？梢哉f，這本書的確為我國職業陶冶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模板”，為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學校要義》一書的作者是德國著名教育家凱興斯泰納，他被美國人推稱為杜威先鋒，對現代教育的發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頗多，尤以《工作學校要義》一書為最重要。民國時期，“工作學?！睂τ谖覈鴮W者來說是一個全新的概念。譯者劉鈞在北京大學演講“德國的新教育”時將“工作學校”概念引介到我國，始被中國學者強烈關注。劉鈞本人也高度評價“工作學?！崩砟?，認為是適合于人類整個生活的學校，而《工作學校要義》這本書則是學校施行這種理念的準繩。他認為工作學校合于我國社會的迫切需要，能補救中國社會人生的一切缺陷，為此他翻譯了這本書。此書是20世紀職業教育領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國職業教育學科起步之時，我國學者便注意到這本書并加以譯介，確實難能可貴。這對職業教育學科理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和作用。
《實業教育》則是1926年王長平翻譯美國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書。原著于1913年發行。譯者王長平在序言中說：“于公務余暇，閱美人利克所著實業教育一書，議論多偏重實際，辦法不拘牽成例，其最足稱者，主張有一種實業，設一種學校，庶幾乎學歸實用，人無棄材。譯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長而補其短，實于國計民生，兩有裨益焉?！保ɡ酥?，王長平譯：《實業教育》，商務印書館1926版，1頁）此書對我國職業教育實踐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以上所介紹各書，為民國時期職業教育譯著和編譯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對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有極強的借鑒意義和價值。另外，其他的譯介作品，如1925年陸振邦翻譯的德國學者培倫子的《德國工商補習學?！?，1929年趙仰夫譯述的日本學者山田敏一的《歐美的勞動教育》，1926年金振華翻譯麥甘佛的《女子職業訓練談》等，同樣為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理論的發展開闊了視野。
職業教育的譯介著作對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的影響
學科是在獨特領域、項目和平臺上對研究對象、研究范式、研究體系和研究學派的建構。職業教育要發展為一門學科，就應當有其特定的研究對象、領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國學者對職業教育概念的認識與研究作為例證來審視譯介著作的影響。在《職業教育真義》一書中，把職業教育定義為“供后來選擇職業之便，增進其職業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為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職業順應個人之必要，多與以直接之生產的機會者，要之適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勞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職業教育即實行勤勞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紀中國職業教育學名著選編》，教育科學出版社2011版，20頁）很明顯，朱氏的定義是采用外國著作對職業教育的解釋，認為職業教育是培養職業能力，便于選擇職業，同時培養出好的國家公民的教育。
鄒恩潤在編譯的《職業教育研究》一書中詳述職業教育的涵義，他認為當時職業教育之于我國是新產物，是故“惟其為新產物，新舊沖突，常不免各走極端，其意義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國自來重士而輕農工商，蓋以科舉制遺毒，乃愈積重難，謬見牢不可破”（《職業教育研究》，1頁）。他通過研究把國外關于職業教育的涵義概述為六種意義：一、視職業教育為狂想；二、視職業教育為狹義的實用；三、以生產與消費為職業教育與自由教育之區分；四、以特殊效率與隨境適應之區分為職業教育與自由教育之區分；五、以職業教育為實利教育；六、實用教育與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礎上，鄒恩潤將職業教育定義為“職業教育乃準備能操一技之長，從事有益社會之生產事業，藉求適當之生活”。（《職業教育研究》，1—10頁）顯然也是從個人和社會兩方面進行定義的。
民國時期的職業教育學者楊鄂聯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職業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頁以“職業教育之意義如何解釋？”開篇，作者援引鄒恩潤對職業教育意義所梳理出的六種意義，根據學理，參酌事實，下一定義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獲得生活上之供給及樂趣，同時盡其對于人群之義務，此種教育，名曰職業教育。(《二十世紀中國職業教育學名著選編》，151頁)并指出“據云經過許多專家之研究，為全國職業學校聯合會所通過者，故比較的以此定義為最確當也” (《二十世紀中國職業教育學名著選編》，151頁)。即該定義是為我國當時職業教育界所統一認定的。作為我國職業教育原理中頗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對職業教育定義的解釋顯然對編譯著作《職業教育研究》一書有所借鑒。
職業教育的譯介著作還對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理論體系的完善產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諸如職業指導、職業陶冶、職業訓練、特殊職業教育、職業教育師資、職業學校的課程等方面都為國人所認識和理解。
以職業指導學為例。職業指導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機器大工業生產的發展首先在歐美興起的。這一時期，美國的職業指導發展最為迅速，緊接著英、法、德、日等國也都相繼開展職業指導工作，掀起職業指導的社會運動。當時黃炎培和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同仁開始對職業指導注意并重視起來。他們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進和發展我國的職業指導，《教育與職業》出版了《職業指導》?？?，介紹國外職業指導情況，探討我國開展職業指導理論和方法。1923年時任《教育與職業》主編的鄒恩潤負責職業指導有關研究資料的譯著工作，他先后編譯出版了《職業指導》、《職業智能訓練法》等專著，對職業指導的貢獻非常大。
《職業指導》一書指出，職業指導在我國是最新的教育運動，即便在發達國家形成系統的有組織的實行辦法也不過10年左右。初聞職業指導認為不過是指導人如何獲得職業，不曾想其與實用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哲學、學校訓練、課程編制等都密切相關，切實感到職業指導的重要。鄒恩潤編譯職業指導著作，將其引介給國人，并積極的推行和倡導在我國實行職業指導。該編譯著作分3編，介紹職業指導之范圍及其效用，歐美職業指導之發達史及其現況，職業指導之機關與方法等，內容系統全面，極大的促進了我國職業指導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除了鄒恩潤編譯的職業指導的論著，還有其他的譯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國卜龍飛著，王文培譯的《青年職業指導》，1937年出版的喻鑒清編譯的《各國職業指導》，1935年莫若強編譯的《職業指導與職工選擇》等，都為我國職業指導提供了借鑒，豐富和完善了我國職業教育理論，也為我國職業教育學學科理論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貢獻。
上舉之例旨在說明譯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國學者和國人了解和認識職業教育的一條重要途徑。在此基礎上，他們結合我國國情，通過大量實踐經驗，逐漸探索我國職業教育學理論體系，這是一條由翻譯、編譯到自成體系的道路，實際上是我國職業教育的實踐者對職業教育從認識和了解到理解和創新的過程。不難看出，通過職業教育理論的譯介和職業教育的實踐是我國早期職業教育學科理論發展的兩個源泉，共同構成了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理論形成的基礎。
客觀地評價國外職業教育理論的引介
中國職業教育學產生和發展基于對世界各國的職業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的研究借鑒的基礎之上。職業教育學的理論于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出現，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寬編譯的《職業教育論》，之后由我國從事職業教育的學者翻譯或者編譯外國優秀的職業教育著作，進而部分學者就我國的職業教育理論進行專項研究，從而形成中國的職業教育理論。
縱觀這一過程，從1916年第一本譯介的《職業教育論》到1941年第一本《職業教育學》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間，我國的職業教育學理論完成了從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統理論的發展過程。顯然，職業教育的譯介著作為我國職業教育學科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模板”，幫助我國職業教育理論迅速的成長起來，這種作用不容忽視。
然而，職業教育的譯介著作對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并非全為益處。借鑒來的職業教育理論適應其所在國家社會發展的模式，在我國也有著“水土不服”的現象，由于不恰當的借鑒造成我國職業教育指導理論與實際發展不相符的問題，從而影響甚至阻礙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民國在發展職業教育的過程中，各地實業學校的成效并未如預期設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學校所設學科，未能適應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確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殊于設立實業學校之本旨”（米靖：《中國職業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頁）?？梢?，職業教育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問題，不能不說與指導思想存在一定的問題大有關系。
鄒恩潤作為國外職業教育理論積極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認識到“各國職業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國有美國之職業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職業教育，皆參酌本地情形，各適其特殊社會之需要，非徒抄襲成法所能奏功。故實行職業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國之良法美意為借鏡，尤宜體察本地之社會狀況為基本，庶幾因地制宜，不貽削足適履之譏笑” （《職業教育研究》，贅語1頁）。這也是我們今天的職業教育研究應當避免的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