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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1
關鍵詞：生態視野；沈從文；生態問題；生態意蘊；生態思想
沈從文生于1902年，卒于1988年，是中國著名的作家，原名為沈岳煥，湖南鳳凰縣人，著有《老實人》、《阿麗思中國游記》等小說集，《云南看云集》、《不知為什么忽然愛上你》等散文集，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于浪漫主義，同時也具有一定的濃郁地方色彩，彰顯鄉村人性所特有的風格和特點，這與沈從文的個人經歷和對生活的態度密切相關。本篇文章主要對生態視野下的沈從文進行簡單的分析和論述，對生態問題的補救提出了一些建議和看法，希望能夠對文學事業的發展和生態環境的構建產生一定的積極影響。
一、沈從文的生態思想
對沈從文的生態思想進行分析，主要需要從沈從文生態思想的具體內容和沈從文生態思想的形成兩個方面進行論述，以下為對這兩個方面的具體分析。
（一）沈從文的生態思想
沈從文的生態思想具體分析，可以分為四個方面，即為生態自然觀、生態哲學觀、生態倫理情懷以及生態正義觀。
1. 生態自然觀
沈從文對大自然的喜愛之情能夠在沈從文的《蜜柑》等小說集、《云南看云集》等散文集中清晰可見，熱愛自然、向往自然也是沈從文生態思想中的重要要素。沈從文所提出的“神即自然”思想，也能夠彰顯沈從文對大自然的獨到見解，是沈從文對自然的深刻體會[1]。
2. 生態哲學觀
人與自然的關系一直以來就是世界的核心問題，也是生態哲學的基本問題。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中，主張“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在沈從文的思想觀念中，將“人與自然契合”作為沈從文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將生態哲學觀念融入于文學作品創作的過程當中，力求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2]。
3. 生態倫理觀
沈從文的個人經歷和生活環境為其文學的創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沈從文對生命意識也隨著其文學的創作不斷升華，達到“博愛”和“生態良心”等思想境界[3]。
4. 生態正義觀
沈從文對征服統治欲望的批判以及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塑，在其文章當中十分常見，沈從文的文章也帶有一定的批判文學主義色彩，也同樣是沈從文思想中的重要內容，是沈從文生態正義觀的具體表現[4]。
（二）沈從文生態思想的形成
沈從文生態思想的形成與沈從文的文化水平以及生命體驗有著密切的聯系，直接影響了沈從文的文學創作風格以及生態觀念。
1. 文化淵源
湘西是沈從文生長的搖籃，也是沈從文生態思想孕育的重要場所，沈從文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特點的作家，他積極學習和借鑒古今中外作家的文學創作方式，進行自我創作手法的創新，沈從文生態思想并不是對其他思想的生搬硬套，而是具有對當前現實社會的一種批判和懷疑態度，具有超前的眼光[5]。
2. 生命體驗
沈從文有著學生、軍人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經歷，同時在鄉下的生活和城市成活的對比，也為沈從文帶來了更多的情感體驗和生活經歷，為沈從文文章中心思想的寫作和文章中生態思想的滲透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二、沈從文創作中的生態意蘊
沈從文創作中的生態意蘊主要表現為“鄉下人”意識：生態的標尺；“桃花源”：詩意棲居之所；“失樂園”：貧血的荒原；女性：生態的表征四個模塊。
（一）“鄉下人”意識：生態的標尺
沈從文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具有獨特特點和風格的作家，被稱之為“藝術家的小說家”，具有較高的文學成就。沈從文創作中鄉下人的意識主要來源于沈從文獨特的生態視角，正如當代文學家羅成琰先生對沈從文的評價：“在所有現代中國作家中，始終保持著‘鄉下人’的意識，拒絕被都市所同化[6]?！鄙驈奈摹班l下人”的意識，使得沈從文更加熱愛生命、熱愛自然。
（二）“桃花源”：詩意棲居之所
“桃花源”是陶淵明筆下《桃花源記》所描述的場所，“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7]?！碧諟Y明筆下的桃花源是世人所向往的場所，桃花源同樣也是沈從文所向往的生活，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是生態文化中的最高法則。
（三）“失樂園”：貧血的荒原
人們向往“桃花源”，卻由于當前社會的發展和生態文明的破壞，逐漸成為了“失樂園”，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貧瘠的土地、虛偽的人性和繁忙的都市，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逐漸減少、人之自然之間的生態平衡遭到破壞，自然成為了人們征服和掠奪的對象，在這一點中，《腐爛》、《黃昏》等文章中都有所表現，描寫了出一幅當前社會中生態破壞之景。
（四）女性：生態的表征
女性與自然之間有著天然的同一性，自古以來人們就習慣把大地比作母親。沈從文同樣也具有一定的女性崇拜情結，對女性有著一定的尊重情感。沈從文認為，女性和自然同為一體，女性同樣是自然的一種表現，對女性多有贊揚之情。在沈從文的筆下，有很多文章中，都借助青山綠水或者絢麗晚霞，來展現女性的柔美和清麗，在晚霞中是那么的婀娜多姿，引發聯想。與女性的和諧相處，正如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都是我們生活當中的一部分。但是在現實社會當中，女性卻遭遇著不同的待遇，甚至無法決定自己的生死。例如在小說《丈夫》中，女性的命運是卑賤的，是處于屈辱和服從的地位，是對女性不公平的一種表現。
三、生態之境的重建：生態問題的補救之方
生態之境的重建，首先要分析生態問題的文化根源，其次在明確問題的基礎上，尋找生態問題的補救方法，以求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生態的平衡構建。
（一）生態問題的文化根源
文化力量和文化氛圍的構建對于生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可以說，生態問題從根源上來講，也是一種文化問題，是由于人們對生態保護的認知能力較差所造成。正如著名的生態學家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所述：“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自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文化體系的構建對于生態文明的發展和生態文明的構建具有積極的影響。
沈從文較為關注人類的生存狀態，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和生態問題存在著一定的憂慮情感和居安思危的態度。在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中，能夠感受到沈從文對社會的希望，對人與人之間冷漠的斥責以及對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渴望。沈從文將文學創作和人類文明的發展融為一體，這種思想在今天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在沈從文看來，都市現代文明是導致生態失衡的內在根源。如果說，魯迅是以西方現代文明為武器對中國封建文化進行批判的話；那么，沈從文則以湘西本土文化為參照，對都市現代文明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二）生態問題的補救方法
生態問題的補救，首先要保證自己能夠擁有一個純真、自然的心態，能夠真正做到“皈于自然”。生態思想即為人類在科學認識自然界中一切事物之后，所形成的特定思維模式和價值觀點，沈從文雖然沒有經過系統化的生態思想學習和相關哲學的思考，但是沈從文所著的文章當中，富含著詩情畫意的詩篇和富含哲學思辨思想的散文，僅僅通過文章的閱讀，便能夠感受到沈從文思想中的生態思想以及對大自然、對生活的熱愛之情。尊重生命、熱愛生命一直都是沈從文堅守的信念和追求，也是沈從文生態思想中的核心內容。
生態文明的建設需要在明確當前生態問題的基礎上，對人們的思想和認知進行健康的教育和深入的指導，使人們能夠具備更多的生態意識，形成一定的生態情懷，正如沈從文一樣，更加熱愛大自然，渴望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和諧統一，構建更多的“桃花源”。
結束語
沈從文的文章具有一定的生態學視角，在沈從文所著的文章當中，富含著詩情畫意的詩篇和富含哲學思辨思想的散文，沈從文將“人與自然契合”作為沈從文文學創作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將生態哲學觀念融入于文學作品創作的過程當中，力求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僅僅通過文章的閱讀，便能夠感受到沈從文思想中的生態思想以及對大自然、對生活的熱愛之情。在當代生活中，我們需要具備沈從文一樣熱愛大自然，渴望人類與大自然和諧統一的思想，具備一定的生態情感和生態意識，正如沈從文一樣，更加熱愛大自然，渴望自然與人類社會的和諧統一，構建更多的“桃花源”，創建文明、和諧和發展的社會新形象。
（作者單位：鄭州旅游職業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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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2
關鍵詞：自然觀；生態中心主義；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
中圖分類號：B08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6248（2017）01-0065-08
Abstract： Aiming at the interrogation of western Green Thoughts towards the anti-ec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ecological implication of ecology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by revealing the lack of theory in ecology centr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cology Marxism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anti-rationalism and anti-technology tendency of ecology centralism， but also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and the natural right theory. It believes ecology centralism roots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to the personal value and attitude to environment， which is non-historism and idealism. Ecological Marxism also criticizes tha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explores ecological problems only from the view of value， instead of from the social system and social historical conditions in which values are interdependent.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view of nature insists that nature only has the instrumental value to mankind， which is abstracted from the certain social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abstract modern mechanical view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pursuit of human overall interests and human long-term interests is only fantasy. The defense of ecology Marxism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dheres to the basic stand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identifies the root causes of natural alienation to th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advocating by changing the social syste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to eliminate the natural alienation and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It also points ou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s both the natural dimension and the cultural dimension， insisting on preexistence and social historical nature， insisting on human nature and sociality， and always insisting on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makes accurate position on the theoretical nature about western Green Thoughts view of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iew of nature， and advocates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into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constructs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Key words： view of nature； ecology centrism； modern anthropocentr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cology Marxism
面對全球性日益嚴重的生態問題，西方綠色思潮批判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反生態性，他們試圖用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取代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以此走出生態困境。生態學者通過揭示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缺陷，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展開了有力的辯護[1]。本文旨在系統地論述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及其理論特質。
一、生態學對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生態中心主義以利奧波德、羅爾斯頓和奈斯為代表，他們在自然觀上堅持自然價值論以及自然權利論，反對一切形式的人類中心主義，主張與自然和諧共處[2-4]。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上述主張受到了生態學者的嚴厲批評，他們不僅揭示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困境，而且揭示出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后現代特征，生態學者同時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探尋生態問題的理論主張。
第一，生態學者揭示了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的理論困境。生態學者指出，自然價值論面臨著如何從事實認知推出價值判斷的理論難題。在生態中心主義者看來，自然的價值是自然本身就具有的，是客觀存在的，正因為自然價值的客觀存在，人與自然之間存在著一般的倫理關系?；诖?，生態中心主義者認為完全可以從“是”中推導出“應該”來，因為 “實然之道蘊含著它的應然之道”[5]。生態學者指出，生態中心主義者把價值等同于事實，這是他們最根本的理論困境。事實和價值存在著聯系，并非截然兩分，但是生態中心主義把它們等同起來，是不可取的。不僅如此，生態中心主義必須論證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客觀性。為此，生態中心主義者把生態系統構成要素的價值等同于它們的存在本身，這種論證方法不僅犯了前面所說的把價值論等同于存在論的錯誤，而且把自然作為評價主體去評價價值的內在屬性，這是不可能作出客觀評價的。除此之外，生態中心主義對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客觀性的論證并不是建立在科學的研究和嚴密的推理基礎上，而是歸結于人的直覺，這種作法很難保證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性。除了上述難題外，生態中心主義還需面對如何定義自然價值和自然權利的挑戰。在生態中心主義者那里，這兩個概念沒有嚴格統一的規定。在定義自然價值概念時，他們要么認為自然價值就是一種“內在價值”和“客觀價值”；要么認為自然價值是指自然物的內在結構和屬性；要么認為自然價值就是生態系統的創造性。對于什么是自然權利，他們強調非人類存在物具有與人平等的，包括生存權利和自利在內的道德權利，這種道德權利應該得到人們的尊重?？梢姡鷳B中心主義者把本屬于人的價值和權利概念不僅做了寬泛的解釋，而且推廣到非人類存在物上，但這種嘗試未必是成功的。
第二，生態學者指認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具有后現代特征。生態中心主義主張“非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理性主義，反對科學技術，使其理論具有鮮明的后現代特征。對此，生態學者展開批判性分析。在生態學者看來，生態中心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強烈反對，具有后現代反主體的特征。人類中心主義本身并沒有錯，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時，如果不是把人而是把生態自然放在中心地位，勢必會帶來各種反人道主義的體制。其一，在對待人類理性方面，生態中心主義者指認生態危機緣起于人類理性的驕橫和對自然的控制，提出必須消解人類理性和批判“控制自然”觀念。生態學者一方面強調不能消解理性主義，而是應該探討如何正確地發展理性主義，使理性主義的優勢充分體現；另一方面指出“控制自然”并不意味著對自然的侵犯，而是在掌握自然律前提下的有意識的合理控制。其二，在對待科學技術方面，生態中心主義者目睹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中使用產生的諸多負面影響，他們反對科學技術，主張放棄技術，使人類退回到前技術時代。生態學者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的反技術主義傾向，強調應該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具體的社會結構中看到科學技術所帶來的消極作用和負面影響?？梢哉f，當今社會的生態危機根本不是科學技術本身的危機，而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以及這種制度對科學技術的不合理使用方式的危機。
第三，生態學批判生態中心主義分析和解決生態危機的理論主張。生態中心主義把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歸咎于建立在人類中心主義基礎上的傳統倫理價值觀，提出要解決生態危機，必須拋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承認非人類存在物的“自然價值”和“道德權利”。對此，生態學者展開了嚴厲的批判。在生態學者看來，生態中心主義將生態問題的根源歸咎于個人對環境的價值觀和態度，這種觀點是非歷史主義的和唯心主義的，即生態中心主義把自然看作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根本沒有看到自然的社會歷史性；把生態問題唯心主義地歸結為世界觀和價值觀問題，看不到生態問題背后所隱藏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問題，因此無法真正找到產生生態問題的根源。生態學者指出，我們應該從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中去探尋生態危機的根源。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利潤最大化”的資本邏輯伙同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發達資本主義向第三世界國家推行的“生態殖民主義”，實施非正義的“生態掠奪”等才是全球生態危機產生的罪魁禍首。生態學者不僅批評了生態中心主義者對生態問題根源的探尋，而且批評了生態中心主義者對生態問題的解決方式。對生態中心主義者來說，未來社會生態問題的解決只需要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即用一種生態中心主義的價值觀看待自然以及自然與人的關系，培養一種對大自然的“生態意識”。福斯特對此提出了反對意見。他認為，當今最緊迫的問題并非改變人類的價值觀，而是毫不留情地揭示并消除資本主義制度的非正義性，打破以資本邏輯為基礎的全球權力關系，惟有如此才有可能解決生態問題，在一個非正義的社會制度下，即使個體的生態道德得到明顯提升，也無益于生態問題的根本性解決。同樣，戴維?佩珀也認為，生態中心主義過分地迷戀個人的態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并把它們看成是促進社會變革、解決生態問題的主要動力，注定是要失敗的。因為現有社會制度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巨大力量才是解決生態問題所面臨的巨大阻力。
總之，在生態學者看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抽象地和非歷史性地看待自然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忽視了生態問題產生的社會現實根源，因而無法在實踐中找到解決生態問題的根本途徑。
二、生態學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
生態學者不僅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而且批判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F代人類中心主義主要以墨迪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和諾頓的“弱式人類中心主義”為代表[6-7]。生態學者指出，無論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還是弱式人類中心主義，都具有鮮明的內在缺陷，這些內在缺陷決定了它不僅依然是一種與資本緊密聯系的近代機械自然觀，而且不能真正解決生態問題。
第一，生態學者揭示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內在缺陷。在生態學者看來，無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如何鼓吹人類整體利益和人類長遠利益，它依然是抽象地看待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根本無益于生態問題的解決?，F代人類中心主義堅信“生態化”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由此可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是相容的，它有可能淪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內在組成部分，這種內化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僅不能解決生態危機，而且有可能與資本相結合加劇生態問題的產生。此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整體利益在現實中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根本不存在抽象的人類整體利益。在現有資本全球權力框架中，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打著人類整體利益的旗號，實則維護著以資本為核心的階級利益和國家利益，人類整體利益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它是一種裸的地區中心主義和階級中心主義。不僅如此，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要求以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基礎，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全球權力范圍內是無法真正落實于實踐來解決生態問題的。之所以這樣，不僅是因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所追求的人類整體利益和人類長遠利益虛無縹緲，無從實現，而且當代全球范圍內的生態問題實質上是資本全球化的產物。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依仗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優勢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生態殖民主義”，加劇了生態問題的惡化和社會不公正。生態學者強調，探尋生態問題需要全球性視野和全球性行動，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對虛無縹緲的人類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的追求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他們提出的解決生態問題的理論主張只可能是紙上談兵。
第二，生態學者指認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實質是一種近代機械自然觀。在對待自然問題上，近代機械論明確指出，自然是上帝創造出來的，它是一個按照客觀數學規律運行的冷漠的和無趣的世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僅認為自然對人類而言只具有工具價值，而且認為自然只是獨立于人之外的客體，完全忽視了被人類改造過的自然所具有的社會歷史性特征。由此可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在對待自然方面仍然是一種近代機械自然觀。在對待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近代機械自然觀繼承了西方哲學中主客二分的認識傳統，指認人與自然的關系其實就是一種主客關系?，F代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與自然關系中人的主人翁地位，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控制自然，但是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終究要受到理性思維的制約，否則生態問題隨之出現。可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所理解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只不過是一種建立在人類利益和需求基礎上的，控制與被控制的主仆關系，它仍然沒有跳出傳統哲學主客二分的窠臼。在對待科學技術問題上，近代機械自然觀十分推崇科學技術的作用，甚至把科學技術的進步等同于社會的進步，但是它沒有關注到科學技術運用所帶來的負面效應?，F代人類中心主義雖然注意到了科學技術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但它堅信只要以人類理性的方式操控自然，在F有制度框架下通過技術進步和技術革新就能夠解決生態問題。生態學者指出，無論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還是近代機械自然觀，他們都是脫離一定的社會結構和歷史條件抽象地談論“控制自然”觀念和科學技術的效應問題，根本看不到“控制自然”觀念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與資產階級“控制人”的觀念緊密結合的，因而不能正確地理解“控制自然”的真正內涵，無法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本質作出正確的評價，正是在這一點上，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和近代機械自然觀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第三，生態學批判性地分析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與生態危機。在生態學者看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一樣，缺乏一種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它們僅僅從抽象的價值觀層面探尋生態問題，忽視了價值觀所依存的社會制度和社會歷史條件，因而無法建立科學的生態自然觀。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建立在資本利益之上，已經成為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它在探討生態問題時，只不過是一場“賊喊捉賊”的游戲。另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在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全球權力關系范圍內，缺乏實踐的可操作性，只能是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在生態學看來，人類本身并不是生態危機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本的全球權力分工。如果不變革這種資本主義制度，不打破這種以資本為核心的全球權力關系，一切解決生態問題的途徑都只是枉然?；诖?，生態學者指出，生態問題的分析和解決不能離開人類立場，對此，格侖德曼、戴維?佩珀和休斯都作出了分析。格侖德曼認為，人類在分析生態危機和反思對待自然的現代態度時，絕對不能夠放棄“人類的尺度”。 戴維?佩珀指出：“生態社會主義是人類中心論的（盡管不是在資本主義-技術中心論的意義上說）和人本主義的?！盵8]休斯發現人類中心主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并斷言就是這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9]，與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不同，這種廣義的人類中心主義能夠為保護自然提供理論支撐。
生態學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批判了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內在缺陷，指出建立在資本利益基礎之上的抽象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不僅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反而會引發生態危機。人類只有立足于真正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打破資本全球的權力關系，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才能真正走出生態危機的困境。
三、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
基于對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批判，生態學明確指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和生態學并不是對立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具有生態意蘊，以此為基礎，生態學展開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
第一，生態學深入挖掘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生態意蘊。在生態學者看來，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對自然概念和人類社會與自然關系的看法，以及如何克服自然異化的觀點都包含著一種生態學的關注。歷史唯物主義有一個現代性的自然概念。格倫德曼認為，馬克思關于自然的概念具有濃厚的現代氣息，它可以追溯到皮科、培根以及黑格爾，并延伸到尼采。馬克思還發展了一種獨特的對待自然的現代性觀點，即把自然看作是具有某種功用性的物體，它可供人類利用以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欲求。在這個物質世界中，人類為了生存，必須“控制自然”。自然在馬克思那里不是擬人的，它自身沒有目的，只是人類將其需要和欲求強加于它，因此人類對自然的控制不是以一種肆意的方式進行的，而是必須尊重自然的規律。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不僅強調自然概念的現代性，而且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辯證關系。戴維?佩珀對此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戴維?佩珀看來，人與自然不可分離，人類通常與自然處于一種統一和斗爭狀態中，自然往往以一種與人敵對的姿態存在著，人類既依賴于自然生存，又要與自然作斗爭。勞動是人類與自然發生相互作用的中介，人類在生產勞動過程中，毫無保留地把自身的力量傾注于自然，其Y果是，人在被自然化的同時自然也被人化了。人類社會和自然相互改造，即當人類通過生產改變自然時，也改變他們自己，即人類的自然。隨著我們對自然改造的不斷深入，我們開始懂得應該去了解自然規律，以便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同時發展了自己的智力。此外，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中的自然是一個社會概念，是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自然的異化意味著自然在人類社會實踐中從自身分離，它被視為一個社會產物的失敗，自然的異化其實就是社會生產方式的異化。要消除自然的異化，就必須消除社會的生產方式對自然的非理性控制，重新規范自然對整個社會的用處。生態學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指認自然異化的根源在于社會生產方式，主張通過變革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來消除自然的異化、解決生態問題，這種對自然異化的觀點是建立在人類-社會關系一元論基礎之上的。
第二，生態學者提出，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具有自然維度，而且具有文化維度。對此，詹姆斯?奧康納作出了詳細的論述。詹姆斯?奧康納指出，要充分重視自然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的地位，并將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向外擴展到物質自然界之中。自然界的能動性和自主運作性是自然的特性，自然界雖然是人類實踐的結果，但是它具有自身的運動規律，自然本身的運動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詹姆斯?奧康納不僅強調自然的自身運動規律是客觀存在的，而且強調自然界的自身運動規律和內在屬性還會對人類的實踐活動產生影響。除此之外，詹姆斯?奧康納認真考察了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自然和文化維度。對于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自然維度，詹姆斯?奧康納認為，自然系統不僅內在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中，而且自然系統的內部發展趨勢和發展規律將會對人類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產生影響。不僅如此，自然系統的內在發展趨向和內在規律也會影響到社會形態和階級結構的形成和發展，并產生一定的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文化維度看，詹姆斯?奧康納指出，文化在前蘇聯那里只是社會上層建筑的一部分，這就直接導致了前蘇聯理論中的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社會勞動等概念缺乏一個文化的視角。從文化視角來看，不管是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它們都與一定的文化規范和文化價值觀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說，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傳統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作用。不僅是勞動力，而且包括勞動協作方式都是在一定的文化傳統下進行，并受到這些文化傳統的影響。此外，詹姆斯?奧康納還考察了社會勞動的自然和文化維度。他指出，人類的生產勞動既受到自然的影響，是一種物質性的實踐，又受到文化的影響，是一種文化實踐。一方面，人類的生產勞動被賦予了自然的特征，自然的客觀規律制約著人類的生產勞動。另一方面，社會勞動被賦予了文化的特征，特定社會結構中的文化規定和文化實踐是社會勞動的建構基礎，而文化規定和文化實踐反過來又被社會勞動的形式所決定。
第三，生態學始終堅持歷史觀和自然觀的辯證統一。在生態學者看來，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相互影響，自然生態系統制約人類的實踐活動，而人類通過社會勞動調節和控制自然生態系統，生態學者所建構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正是建立在強調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辯證聯系的基礎之上的，以歷史觀與自然觀的辯證統一為其理論特征。生態學者指出，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堅持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自然界及其自然規律是不依賴于人的一切意識和意志而獨立存在的，自然及其自然規律具有先在性、客觀性、制約性。人類只有不斷地認識自然，自覺地遵循自然規律，才會使自然向著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方向發展。在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通過社會勞動把自然帶入到他們的視野。人類不斷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具有社會歷史性。歷史唯物主義不僅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而且堅持人類的自然性和社會性。生態學者指出，“人類既是自然存在物又是社會存在物”[10]，人類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雙重特征。一方面，人類作為擁有生理需要的自然存在物，像其他所有生物體一樣，能夠僅僅存在于自然環境中，人類不僅依賴于自然界并且受到自然規律的制約，人類還可以通過勞動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滿足人類的需要。另一方面，人類同樣也是社會存在物，他有別于其他生物體，人類通過“有計劃的意識”活動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而且這種“物質變換”也發生在人類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生態學者強調，人類具有自然性和社會性，人類不僅與自然發生關系，而且人類與人類之間也會發生關系，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與人類的關系始終貫穿在馬克思的整個著作中，人與人的關系受制于人與自然的關系，又決定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的關系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歷史唯物主義關于人的自然觀和歷史觀是辯證統一的。
總之，生態學者通過強調自然的先在性和社會歷史性以及人類的自然性和社會性，實現了人類-自然的關系以及人類、自然-人類、人類關系的辯證統一。生態學者始終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與歷史觀辯證統一，在此基礎上探討生態危機的根源和解決之道，體現了其鮮明的理論特征。
四、評論
生態學者揭示和批判了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和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的理論缺陷。基于此，他們深入挖掘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生態意蘊，并提出用自然和文化維度重構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社會勞動等概念，堅持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的辯證統一。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堅持的是立場，具有如下基本特點：
第一，生態學對西方綠色思潮自然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性質作了準確的定位。生態學把生態中心主義看作是具有后現代性質的綠色思潮，把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看作是建立在資本利益基礎之上的近代機械自然觀，而把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看作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認為它是現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觀的后現代性質體現在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反對科學技術，反對理性主義，主張自然價值論和自然權利論等方面；現代人類中心主義自然觀之所以說是一種近代機械論自然觀，是因為它把自然看作是與人類相對立的客體，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其自然仍然是與資本結合在一起的。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是現代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一方面是因為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不抽象地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和科W技術的運用，它反對的是人類中心主義和科學技術的資本主義運用，強調生態危機的解決仍然需要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立場，強調科學技術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生態危機的解決。另一方面是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強調人類對自然的“合理控制”，對自然的控制是建立在滿足人的基本需要，滿足人類的利益和需求基礎之上的，因此，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并不反對經濟增長，不主張對工業實行限制，主張經濟理性與生態理性的統一。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論述與西方綠色思潮的自然觀有著原則性的區別，這對于我們更加準確地把握生態學以及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性質提供了更為寬廣的視野。
第二，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是強調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自然觀。無論是生態中心主義還是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他們都把人與自然的關系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之上，要么強調生態系統對人的制約和限制，要么強調人對生態系統的控制和利用，最終導致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根本無法解決人與自然在現實社會中的矛盾沖突。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那里是一個有機體，人類社會與自然是不可分離的，人和自然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相互改造。因此生態學反對脫離人類社會歷史的抽象自然觀，主張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所研究的自然是“人類歷史的自然”，自然的異化產生于人類社會中，具體地說產生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過程中。解決自然異化的根本方法在于實現一場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因此生態學指出，要解決生態危機，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就是要打破現存的資本全球權力關系和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走生態社會主義道路。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反對脫離具體的社會結構，單純從價值觀維度談論生態危機的根源以及解決之道，提出以資本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的不正義性和非生態性才是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其理論導向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因此我們可以說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繼承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性方法，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向度，推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現當展。
第三，生態學者主張把文化和自然因素引入到歷史唯物主義中，建構起文化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理論。他們不僅突出自然在社會生產中的重要地位，強調自然對于人類社會的生產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且主張文化會導致不同的社會生產力和協作方式，進而導致不同的社會發展進程。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自然和文化因素的重視，把自然、社會和文化看作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這不僅在理論上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空間，開啟了歷史唯物主義在文化、自然等領域的研究視域，而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梢钥隙ǖ卣f，生態危機與我們忽視自然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以及過分強調經濟基礎的作用而輕視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關系。因此，生態學所建構的文化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對于我們從哲學意義上思考生態危機頗具啟發性。
五、結語
總而言之，生態學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辯護，針對的是西方綠色思潮對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反生態性的詰難，其辯護的實質是強調基于立場的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是認識和解決生態問題的科學理論工具，以彰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性。生態學者與西方綠色思潮關于自然觀的爭論，不僅有助于我們正確把握西方綠色思潮自然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自然觀的理論性質；而且對于我們正確認識自然異化的實質，倡導通過變革社會制度和生產方式來消除自然的異化、解決生態問題，具有非?，F實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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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3
關鍵詞：生態危機 經濟法
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國“生態文明”的建設是對我國“生態危機”的理性回應。三十多年以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使我國經濟得以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然而，與此同時，我國的生態環境也遭受到嚴重破壞。在這種背景下，如何通過法律調整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以緩和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緊張關系？怎么發揮政府對處理這種緊張關系的應有作用？怎樣保證徹底解決我國現在存在的“生態危機”的問題，以實現“生態文明”？以上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對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我國生態危機和經濟法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
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
生態危機并非最早在我國出現。早在20世紀初，伴隨著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生態危機在這些國家才逐漸暴露出來，并且造成極大的社會危害。這些國家的學者在探究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時，由于他們觀察的角度不一樣，他們所確定的產生生態危機的根源也是各異。從目前的研究現狀看，主要是有“反人類中心主義說”、“科技異化說”、“消費異化說”和“資本主義制度說”。反人類中心主義把生態危機產生的原因歸結于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環境（主要為動植物）緊張關系，而忽視了人和生態環境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緊張的利益關系；科學技術本身具有中性，只是人類在改造生態環境和人類生產力的工具。同理，先進的科學技術還要被用于去化解生態危機?？萍籍惢f沒有看到生態危機背后的社會制度根源；消費異化說把消費異化拔高到是生態危機根源的位置，忽視資本主義社會所蘊含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說則是在西方生態學繼承西方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精神的基礎上，透過生態環境的危機問題，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強調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本性導致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從而引起生態危機的產生（陶庭馬，2011）。資本主義制度說揭示了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具體而言，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基本構成要素是私有制與市場經濟制度。私有制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的核心則是在私有制基礎上，張揚利已主義的文化，強調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于人與人之間不同利益的充分競爭，最終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這就使得個人資本的趨利本性充分顯露出來，導致社會大生產所涉及到的要素不斷被商品化。在這種循環中，自然資源（作為財富的基本來源）被市場經濟主體不可控制性地掠奪，引起市場失靈，進而導致生態危機的產生。
我國是社會主義制度，當然不可能直接具有資本主義制度反生態性的弊端。然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借鑒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上，建立并且逐漸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雖然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以私有制為基礎，但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畢竟需要一定的發展歷程來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上述問題。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由于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固有弊端不能及時的被克服與修復。這造成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起來，表現為市場經濟主體無序的惡性競爭成為常態，污染物和廢棄物的任意排放成為市場主體的慣常行為，掠奪式利用自然資源成為市場主體賺取利潤不可避免的途徑。這些最終導致我國生態危機的出現并且使我國生態危機在逐漸的嚴重化。因此，我國生態危機的根源是改革開放后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建立過程中不能夠及時、有效地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固有的弊端，引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對自然資源的瘋狂掠奪和肆意的破壞，最終造成生態環境處于危險的境地和崩潰的邊緣。
我國生態危機與經濟法的關系
經濟法作為國家為克服市場失靈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李昌麒，2007）對克服市場經濟的弊端有著天然的“應對”和“暗合”。正是基于經濟法對市場失靈規制作用，間接地對解決我國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提供了通過法律手段加以調節的途徑。
（一）經濟法通過克服市場失靈而防止生態危機的發生
對經濟學家而言，市場失靈用于描述市場分配資源特別無效率的狀況。廣義地說，競爭性市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即由市場競爭所形成的資源配置會達致不可能再使每個人都變得更好的程度；所有互利的交易都將由市場實現（蓋瑞?J?米勒、王勇譯，2002）。但是，充分、有效率的市場經濟被實現是受到一定條件制約的。這主要包括三個條件，即：市場充分競爭、市場上的物品全部是私人物品以及零交易費用。三個條件缺乏任何一個，就不可能實現社會整體福利的最大化（曼昆、梁小民譯，2003）。然而，在實際的市場經濟活動過程中，這樣的條件達成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此，市場經濟的失靈相伴于市場經濟的行動而生，只是程度或者規模的不同而已。
正是由于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為了全局性、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就必須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活動做必要和適度的調整，包括了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層面。正如金澤良雄指出，經濟法“不外是適應經濟性即社會協調性要求的法律”，“主要是為了社會協調的方式來解決有關經濟循環所產生的矛盾和困難（通過市民法進行的自動調節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是為了以‘國家之手’來滿足各種經濟性的，即社會協調性要求制定之法”。國家從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出發，統籌兼顧，制定并且實施相關的經濟法律以保證市場經濟的良性、循環及可持續的發展。正是經濟法對市場經濟主體的市場行為進行適當的規制，這才能夠保證市場主體將生態環境作為交易成本一部分，而不是使市場主體視對生態環境資源的掠奪作為獲取高額利潤的途徑，最終促使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保護生態環境。
（二）經濟法通過克服政府失靈而阻止生態危機的惡化
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權力具有公權的屬性。就我國國家權力的架構看，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權力賦予國家行政部門行使。在市場的運行機制中引入國家公權力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市場失靈能夠被有效地控制。然而，正如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孟德斯鳩曾言：“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如果政府干預市場的公權力沒有得到有效地制約和規范，那么這就有可能導致政府失靈的出現，也即國家干預失敗，即不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甚至在某些極端的情況下，政府利用干預市場的權力而變向的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之中，進而謀取不正當的利益。政府失靈主要表現為政府運行效率低下、政府干預過度、公共產品供應不足、政府不受產權約束、預算分配偏離社會需要和權力尋租等幾個方面（李昌麒，2007）。因此，從市場角度看，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之法，“干預”是需要的干預和適度的干預；從國家權力角度來看，需要和適度恰恰是對國家權力的干預（穆虹，2009）。
正是由于政府在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過程中會發生權力行使偏離的情形，也即政府失靈。為避免政府在干預市場經濟時政府失靈的出現，這就需要經濟法對政府干預市場的行為進行限制。只有通過經濟法對政府干預市場行為的限制，才能保證政府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扮演好“管家”的角色。這種角色在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表現為對市場經濟主體的約束或者調整即不存在失職的情形，也沒有越權的狀態。因此，在政府適度的干預市場經濟運行的情況下，市場經濟運行過程中才不會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保證市場能夠發揮出其所應有的理性分配資源的功能，進而防止或者“治愈”生態危機。
經濟法應對我國生態危機的基本路徑
經濟法應對我國生態危機的基本路徑就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生態環境的相平衡為目標，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經濟法律的內容，最終實現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互動、協調、良性的發展。
（一）通過經濟法對市場失靈的控制來應對生態危機
國家從需要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方面防止市場失靈。市場規制一般也將其理解為對市場秩序的調控，主要包括反不正當競爭、反壟斷、消費者權益保護、產品質量、反傾銷和反補貼幾個層面。宏觀調控是指國家為了實現經濟總量的基本平衡，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推動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的調節和控制（楊紫 等，2012）。因此，雖然國家對市場失靈的規制有著市場規制和宏觀調控兩個方面，但是針對經濟法應對生態危機這個角度講，國家的宏觀調控行為起著應對生態危機的“主力軍”的作用。立法機關為應對生態危機而修改經濟法中的規定時，應當以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為目標，堅持經濟發展必須與生態環境的可承載能力相適應。具體而言，在經濟法中涉及宏觀調解規則的完善著重于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經濟法中要制訂能夠充分地體現出資源所具有的稀缺本性與生態環境成本的價格體系。將生態環境的成本成為市場主體進行市場交易成本的一部分，進而約束市場主體的交易行為；第二，經濟法中應當設立排污許可的制度和排污產權交易的制度。通過排污制度的法律化，建立減少排放污染物的機制。通過市場交易的行為，使減少排放污染物的企業能夠在市場交易中獲得利潤；第三，經濟法中應當構建生態補償或者環境污染補償的制度。通過這種制度，使因損害環境而受益的區域或者人群向對與之相對應的受到損害的區域或者人群予以的相應的利益補償；第四，經濟法應當完善鼓勵有利于維持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平衡的技術創新的法律制度，最終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效率和維護生物物種的多樣性。
（二）通過經濟法對政府失靈的控制來應對生態危機
為避免政府在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市場調控時的政府失靈，必須通過經濟法對政府調控市場的行為進行規制。經濟法規制政府失靈的重要途徑主要是通過對經濟法中相應的規范性內容的調整，轉變政府參與到市場經濟中所起到的職能、完善政府參與到市場經濟中的程序和賦予并明確政府制定有利于保護生態政策的權限。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經濟法中的規定應當明確，為了確保市場經濟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平衡，政府應當由以經濟建設為主導型的政府向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轉變，最終使政府不再直接參與到市場經濟當中，進而促使政府的把工作重點放于為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維護經濟發展與生態的平衡上；第二，經濟法應當賦予政府制定國內經濟產業發展方向、有利于保護生態環境的財政補貼、鼓勵生態經濟產業發展的稅收和投融資等政策的空間。這有利于調動政府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從宏觀經濟層面引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減少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行為中對資源的不必要消耗和對環境的不必要污染；第三，經濟法應當進一步明確政府在市場經濟中行為的權限和程序。立法中應當明確政府在參與市場經濟時所做出的任何行為都不能夠以盈利為目的。此外，政府應對市場失靈時做出的任何一項決策的過程都要有相應的程序來加以約束，以防止政府誤用或者濫用權力。這樣才能夠使政府在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做好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促使市場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生態環境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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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4
1 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
所謂“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農村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容。當前，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日趨嚴重，極大地沖擊了作為弱勢產業的農業和弱勢群體的農民，給中國農村帶來了一定的混亂。農村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正在逐步地、以隱蔽或公開的方式瓦解著中國農業的基礎條件，對中國的鄉村進行著系統的破壞和顛覆，對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進行著無聲的迫害和驅趕。
1.1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制約農業持續發展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從根本上侵蝕了農業耕作的基本物質基礎，致使農業生產減產，農產品質量下降，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受到嚴重制約。
1.1.1 水污染觸目驚心，嚴重影響農業生產
2004年，長江、黃河等七大水系的412個水質監測斷面中，Ⅳ－Ⅴ類和劣Ⅴ類水質的斷面比例分別為30.3％和27.9％。27個重點湖庫中，Ⅴ類水質湖庫占22.2％，劣Ⅴ類水質湖庫占37.0％[1]。地下水硝酸鹽污染在城郊的集約化蔬菜種植區特別嚴重。根據中國農科院在北方5省20個縣集約化蔬菜種植區的調查，在800多個調查點中，45％的地下水NO[，3][-]－N含量超過11.3mg／L，20％超過20mg／L，個別地點超過70mg／L[2]。
水污染對農業生產的破壞作用非常突出，它可以導致農業減產，甚至顆粒無收；可以導致農作物有毒物質富集，降低農產品質量，甚至完全喪失使用價值；可以導致漁業受損，如2004年7月，淮河發生重大污水事件，污水所到之處，魚蝦絕跡；可以迫使部分地區改變農業種植結構，如安徽省宿州市楊莊鄉多年來一直以水稻種植為主，但由于灌溉的是奎河的污水，質量差，有怪味，當地農民只好改種小麥，可是，小麥又豈能逃脫污染！
1.1.2 土壤污染加重，作物受到顯著影響
目前，全國約1300萬～1600萬hm[2]耕地受到農藥污染，近1／4陸地的表層土壤受到多種有毒污染物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國約25％的土壤處于警界狀況，污染比較嚴重的土壤占5％。
土壤污染使作物遭受嚴重污染。在典型區域土壤環境質量狀況調查中， 江蘇調查區蔬菜和稻米中鉛超標率分別達60％和46％，江蘇高郵調查區稻米中汞超標56.6％；廣東調查區蔬菜樣品中硫丹硫酸鹽、異狄氏劑醛和七氯的檢出率分別為94.2％、86.8％和85.1％[3]。由于土壤污染，全國每年糧食減產100億kg以上，直接經濟損失達125億元[4]。
1.1.3 草地破壞嚴重，牧業可持續發展受到挑戰
我國草地退化嚴重，生態功能下降，生態承載力減小。2004年，全國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且每年以200萬hm[2]的速度遞增。全國草原鼠蟲害總面積為6887萬hm[2]，其中，鼠害面積為3893萬hm[2]，蟲害面積為3922萬hm[2]。2004年全國鼠蟲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為61.98億元。
2004年，全國共發生草原火災489起，受害草原面積2.51萬hm[2]。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西藏5省區遭受雪災凍災，受災群眾100多萬人，受災牲畜1500多萬頭（只），因災死亡牲畜9.93萬頭（只），直接經濟損失上億元[1]。
1.1.4 土地沙化迅速、水土流失嚴重，耕地面積減少、質量下降
沙化土地發展迅速。截至1999年底，全國沙漠和沙化土地總面積達174.3萬km[2]，占國土面積的18.2％；沙化發展速度快，20世紀90年代前5年達2460km[2]／α，后5年則達到3436km[2]／α。土地沙化導致了土地生產力的嚴重衰退，沙區每年損失土壤有機質及氮、磷、鉀達5590萬t，折合化肥2.7億t。
水土流失區域差異大，部分地區仍在加劇。根據全國第二次遙感調查結果，2004年全國水土流失面積為356萬km[2]，占國土面積的37.1％。水土流失遍布各地，幾乎所有的省、自治區、直轄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水土流失[1]。我國水土流失的治理任務十分艱巨，按目前治理速度計算，全國水土流失初步治理一遍，東部地區需30年，中部地區需50年，西部地區則無法預期[5]。40多年來，全國因水土流失損失耕地260多萬hm[2]，平均每年損失6萬hm[2]，每年流失土壤約50億t以上，帶走氮、磷、鉀約4000多萬t，相當于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化肥的全年產量。土壤肥力下降已成為發展糧食生產的嚴重障礙。
1.2 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威脅農民生命財產安全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威脅農民的飲用水、食品安全，導致多種疾病發生，減少農民經濟收入，加劇農民貧困。
1.2.1 農村飲用水污染嚴重，導致多種疾病爆發
我國近3億農村人口飲用不合格的水，其中1.9億人的飲用水中有害物質含量超標。一些地區的農村飲用水存在高氟、高砷、苦咸、污染及血吸蟲等水質問題，嚴重影響農民身體健康。據調查，目前全國農村有6300多萬人飲用水含氟量超過生活飲用水標準。長期飲用高氟水，輕者形成氟斑牙，重者造成骨質疏松、骨變形，甚至癱瘓，喪失勞動能力，往往給農民家庭帶來沉重負擔。在氟病區，由于氟斑牙、駝背病等屢屢發生，直接影響青少年入學、參軍、就業和婚嫁。我國農村引用苦咸水的人口有3800多萬，長期引用導致功能紊亂，免疫力低下。
1.2.2 農產品農藥殘留廣泛存在，農民食品安全受到威脅
盡管無公害農產品作為強制性標準已是食品安全的最低標準，但仍有大量的食品達不到這些標準。農產品農藥殘留的種類和數量逐年增加，全國大約10％的糧食、24％的農畜產品和48％的蔬菜存在質量安全問題；動物的各種疫病更是令人擔心[6]。與城市食品安全監測相比，農民的自產糧食（包括自產蔬菜等）農藥殘留幾乎無人關注。
1.2.3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加重農民經濟負擔
環境污染對農民造成的經濟損失巨大。據鄭易生等人估算，1995年全國農業污染損失至少為819.6億元，相當于當年5196萬農民的純收入[7]；郭士勤等人估算，1998年全國農業污染損失達125億元，相當于當年2294萬農民的純收入[8]。1995年和1998年兩個年度，全國農業污染損失分別為當年農業稅的2.9倍和1.7倍。在2004年7月淮河污水事件中，僅盱眙縣就有半數水產品（價值3億元）化為烏有，損失非常慘重！
生態破壞威脅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是農民貧困的重要根源之一。據統計，我國每年因生態破壞而防治斑潛蠅的成本高達4億元[5]。有害外來物種入侵每年造成1200億元經濟損失。1993年5月，發生在西北地區的特大沙暴，造成4省區72個縣（旗）116人死亡或失蹤，264人受傷，12萬只牲畜受損，505萬畝農作物受災，僅甘肅、新疆兩省區的直接經濟損失就近4億元。全國592個國家級貧困縣幾乎都分布在水土流失地區，水土流失是貧困地區難以脫貧的重要原因。
1.2.4 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擾亂農村穩定
環境污染誘發并加劇社會矛盾。就一國內部而言，某些個體或群體為了謀取自身利益，在生產和消費中過多排放污染物，導致了外部不經濟性的產生，侵犯了其他群體的健康和生存發展的權利，從而引起群體間的社會矛盾。如2005年4月， 浙江東陽市畫水鎮因竹溪工業功能區污染導致嚴重沖突，造成30多人受傷，其中5人傷勢較重，數十輛汽車被砸，學校停課，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干群關系緊張，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生態破壞迫使部分地區大量移民，影響農村穩定。自20世紀80年代起，作為世界4大流動沙漠之一的騰格里沙漠每年以15m的速度向南、向東推移，先后有數萬畝農田被吞噬，近百個村莊被湮沒，使當地群眾成為“生態難民”。將在未來10年內被迫生態移民20萬，山西省將在未來5年內被迫生態移民40萬。 大量的生態移民嚴重擾亂了農村的正常秩序，也給接受移民地區帶來新的不穩定因素。
所以，從更加貼近現實的角度來看，農村環境問題比那些以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形式施加于農民的“負擔”更為沉重，農村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
2 加劇“三農”矛盾的農村環境問題根源剖析
我國農村環境問題的致因很多，最突出的是人口壓力過大、濫墾、濫牧、濫伐、濫采、濫用水資源、粗放式農業生產、畜禽養殖和農村生活污水亂排、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農民環境意識低下等因素。
2.1 人口壓力過大，誘發并加劇農村生態環境問題
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迅速增長和需求急劇膨脹，加劇了對生態環境要素的改變，加重了以水土流失為核心的生態環境問題。2000年，陜北黃土高原地區人口密度為79人／km[2]，遠遠超過了世界上較為公認的干旱地區8人／km[2]、半干旱區20 人／km[2]的承載力標準[9]。為了維持人口增長、收入提高所造成的對資源需求的大幅增長，人們不斷提高資源利用強度、擴大資源利用范圍，從而導致亂墾、濫伐、過牧等現象，使環境因不斷超載而遭到破壞，出現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在人口增加、需求不斷上升和當地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出現了“需求上升—土地超載（如過墾、過牧）—環境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土地生產力下降—資源投入量增加（擴大墾殖、放牧范圍等）—需求上升—土地超載……”的惡性循環[10]。
2.2 “五濫”是生態破壞最主要的因素
所謂“五濫”，是指濫伐、濫牧、濫墾、濫采、濫用水資源。第一是濫伐。濫伐林木使大量最寶貴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壞。青海柴達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萬hm[2]以上，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因濫伐造成植被破壞，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第二是濫牧。沙區草場牲畜超載率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達300％。超載放牧使草場大面積退化、沙化。內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20世紀70年代的70cm下降到目前的25cm，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地方，變成了“老鼠跑過現脊梁”。第三是濫墾。許多地方在無防護措施的情況下，無計劃、無節制地開墾，導致土地沙化。1958年到1973年，內蒙古曾出現兩次開荒熱，造成130萬hm[2]以上土地沙化。第四是濫采。沙區濫采中藥材、摟發菜以及無序采礦工程建設的問題十分突出，使大量植被破壞，直接導致土地沙化。近幾年因摟發菜破壞草原面積達1300萬hm[2]，其中400萬hm[2]以上已經沙化。第五是濫用水資源。 部分地區還沿用大水漫灌的落后方式，造成土地鹽漬化。據甘、寧、青、新四省區統計，已有1500萬hm[2]以上土地鹽漬化。由于對水資源的開發利用缺乏有效的管理，大面積農田被迫撂荒，形成土地沙化。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由于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上游不斷超量采水，下游270km河道斷流，造成35萬hm[2]胡楊林枯死，1萬hm[2]以上農田被迫棄耕，6萬hm[2]以上草場退化?！拔鍨E”給我國農村帶來了生態災難。
2.3 粗放式農業生產導致農村面源污染
農田化肥投入逐年增加，化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我國化肥用量為4339.5萬t，超過世界總用量的1／3，居世界之首；2004 年全國化肥使用量已高達4412萬t。據估算，除N[，2]外，化肥氮的損失中對環境質量有影響的各種形態的氮素總量約為其施用量的19.1％。2002年，我國農田化肥氮通過損失進入環境的數量達471.8萬t。這些氮導致地表水的富營養化、地下水的硝酸鹽富集以及溫室氣體含量的增加[2]。過度使用化肥導致了嚴重的非點源污染和水體的富營養化，如太湖非點源污染一半以上的氮磷來自化肥使用。
我國是農藥生產和使用大國，農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另一主要原因。1990年起，我國農藥生產量一直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近10年來，農藥使用量每年基本穩定在23萬t左右，各種制劑約120萬t， 已注冊登記投入使用的農藥有效成分品種約600多種。據1998—2000年統計數據分析，全國平均農藥使用水平為12.73kg／hm[2]。目前我國使用的農藥中高毒農藥品種仍占相當高的比重。據統計，2000年我國有機磷、氨基甲酸酯類殺蟲劑的高種用量占整個農藥用量的37.4％。長期、大量和不合理使用農藥導致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和農產品污染。
2.4 畜禽養殖、農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
畜禽養殖污染已不容忽視。幾乎每個大城市周邊都有許多養雞場和養豬場，排放大量糞便與有機廢水。早在1995年，我國牲畜總排污量就已達25億t，是工業固體廢物年排放總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排入水體前處理過。
農村居民生活污水污染加重。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趨向集中，生活污水和垃圾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也逐漸凸顯起來。我國農村每天約產生35萬kg的生活垃圾。尤其是近年來的東部沿海地區，來自城市、鄉鎮和農村的COD 排放物每年約為800萬t，高出工業排放總量的35％，且以年增長高于10％的速度遞增[6]。
由于資金、技術有限，人口分散、污染物難以集中處置等多種原因，村鎮生活廢棄物處理廠的建設及容量都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不少村鎮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河流，路邊和河沿成為堆放垃圾的主要場所，使得農村污染較之城市更加嚴重。
2.5 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
城市工業生產的“三廢”和市民生活產生的廢物，未經妥善處理排入大自然，污水通過河流廣泛滲流到農村。同時，許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紙等企業，在城鎮中難以立足，利用農村環境管理力量薄弱和農民致富心切，以聯營、設分廠、扶助、技術轉讓等名義，紛紛下鄉進村。因此，鄉村企業多為電鍍、印染、造紙、化工、煉焦、煉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業。這些企業往往技術落后、裝備陳舊。
此外，我國鄉村企業在改革開放初期一哄而上，沒有配套的技術經濟政策引導，具有盲目性和隨機性，缺乏環境綜合整治規劃，布局不合理，不利于污染集中治理。目前，鄉村企業呈現“多、小、散”的格局，工藝陳舊、設備簡陋、能源消耗高，絕大部分企業沒有污染防治設施。另外，鄉村企業沒有形成規模經濟，無力承擔污染治理費用。目前，鄉村企業污染占整個工業污染的比重已由20世紀80年代的11％增加到45％，一些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已接近或超過工業企業污染物排放量的一半以上[4]。數量如此龐大的污染物對農村環境的影響可想而知。
2.6 環境教育嚴重滯后，農民環境意識普遍低下
我國農村教育水平低，農民環境保護意識淡薄。據研究，超過1／3的農民不知道農藥對人體和環境是有害的，有65％的農民不了解蟲害天敵或病蟲害綜合防治等概念，84％的農民會超過規定標準劑量用藥[2]。農民受長期生活習慣的影響，觀念上難以改變，很多地區的農民至今還是靠砍伐林木作炊事燃料。農民環境保護法制觀念薄弱是造成農村生態環境惡化的重要因素。
3 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推動“三農”問題的解決
農村環境問題是“三農”問題的重要內涵，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加強農村環境保護要“對癥下藥”，要針對農村環境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從農村環境政策體系、城鎮化、農業發展模式、農村人口、農民環境意識等多方面尋求農村環境保護的綜合對策。
3.1 加強農村環境政策體系創新
現有的環境政策是在工業和城市污染防治的基礎上建立的。由于農村和城市環境特點不同、環境問題的致因不同，現行的環境政策在農村的作用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因此，必須與時俱進，對現有環境政策體系進行創新。一是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用計劃、立法、市場等手段來促使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進行利益補償。當前，城市產生的污染向農村轉移，城市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對農村進行生態補償，這對農村非常不公。應將城鄉之間的生態補償上升到區域整體之間，并介入政府行為，增加可操作性和政府的認同。二是逐步建立引導性環境政策體系。我國農村生產生活單位日益細化，對大量分散的生產行為進行環境監督不切實際。所以，政府管制性環境政策向引導性環境政策轉變是農村環境保護的必由之路。要用市場經濟等手段引導農民自覺采取有利于環境的行為?，F階段，加強對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的宣傳，引導市場消費需求，一方面促使農民自覺采取有利于環境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引導消費者對農產品的質量進行監督，是引導性環境政策的成功范例。
3.2 城鎮化是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有效措施
城鎮化是農村生態環境減壓的有效途徑。傳統農業對以土地為核心的地表自然生態系統施壓過重，從而導致環境超載，引發、加重生態環境問題。區域生態環境空間的承載力是有限的，需要在地域空間上合理聚集，即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因而，需要通過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發展非農產業，引導農業人口向第二、三產業以及空間轉移，使當地農村居民把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放到非農產業上，從而減輕農業人口對土地資源的依賴性。
城鎮化是治理農村環境污染的最佳選擇。城鎮化是非農化的必然結果，非農化必須以城鎮化作為支撐。出于協作和效益的要求，非農產業的發展趨向于在地域上集聚。城鎮作為區域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是非農產業理想的集聚地。非農產業向城鎮的集中可以共享基礎設施，方便協作，如財政支持、多方籌集資金，建立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避免鄉村工業發展導致“戶戶點火、村村冒煙”的局面。
3.3 發展現代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
推廣現代生態農業可以促進農業持續發展，保證食品安全，增加農民收入。現代生態農業以生態學原理為理論基礎，以農業可持續發展為核心，促進生態與經濟的平衡與發展，將農業安全與人類健康列為首位，是現代農業技術集成的產業化經營體系，是多資源利用的生產體系。現代生態農業的特點，決定了它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中將發揮重要作用。
農業集約化經營可以合理高效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所謂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在一定土地面積上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技術措施和勞動力，精耕細作，努力從單位土地面積上產出較多的農產品，進而達到不斷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目的。實行集約化經營，可以提高土地生產率；運用先進技術，增強人們控制自然的能力；因地制宜調整生產結構，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從而走出一條速度和效益并重的發展路子。
3.4 多途徑有效控制鄉村企業污染
必須從多途徑推進鄉村企業的污染防治。第一，要加強鄉村企業的環境綜合整治規劃，鄉村企業應合理布局、相對集中，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第二，要嚴肅執法，堅決依法打擊鄉村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堅決取締、關?！?5小”企業。第三，要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鄉村循環經濟。鄉村循環經濟應在三個層面發展，一是提高企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二是建立企業之間的物質循環鏈；三是發展行業之間的循環經濟鏈，盡量減少鄉村企業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延長鄉村生態系統中的“能源”循環周期，實現物質和能量多層次利用和良性循環。第四，推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資源開發充分、附加值高、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綠色產品”。
3.5 以飲水安全和重點流域治理為重點，加強農村水污染防治
要采取最嚴格的措施保護飲用水源，以飲水安全為目標劃定飲用水源保護區，取締直接排入水源保護區的排污口，嚴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將淮河、海河、遼河、松花江、三峽庫區及上游、黃河小浪底水庫及上游、南水北調工程、太湖、滇池、巢湖作為流域污染治理的重點。
3.6 控制農村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
農村人口數量的增加，應控制在不同時間跨度的空間適度承載力范圍內，通過控制區域人口增長速度，減少總需求量，或降低總需求量的增長率速度，從而減輕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壓力。要切實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力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引導農民破除陳規陋習，提倡文明習俗。
3.7 加強宣傳教育，提高農民環境意識
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5
一、 指導思想
以深入學習貫徹黨的精神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按照中央和省、市委關于堅決全面徹底肅清王三運流毒和影響的意見，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確保市衛生計生監督所黨員干部干凈、忠誠、擔當，全身心投入到健康xx建設事業中，為保護群眾健康權益作出應有的貢獻。
二、 會議主題
以“堅決全面肅清王三運流毒和影響，恢復政治生態山清水秀”為主題，對照王三運“不講政治不守規矩、黨性觀念缺失、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反原則選人用人、違反廉潔、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坐而論道落實不力”等七個方面的問題，實事求是全面查擺市衛生計生監督所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存在的問題，嚴肅認真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列出整改問題清單，制定整改措施，逐一整改問題，不留死角，增強所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發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三、 會議時間
會議擬定于12月底前召開。
四、 參會范圍
市衛生計生監督所領導班子成員、正科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所長代表班子作對照檢查，班子成員在民主生活會上作對照檢查并剖析發言，其他縣級和科級干部提交書面對照檢查材料。
五、 程序步驟
（一） 會前準備
1.學習領會精神，打牢思想基礎。（11月15日——12月20日）深入學習領會精神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省、市委關于堅決全面徹底肅清王三運流毒和影響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的意見和方案，堅決擁護中央決策，引導黨員干部深刻認識肅清王三運流毒和影響的重大意義，深刻反思和汲取王三運教訓，認真分析思想認識和實際工作中的不足，深查細找問題根源，切實增強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
2.征求意見建議，準確查找問題。（11月20日——12月10日）下發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征求意見建議函，廣泛征求上級主管部門、有業務往來的其他部門單位和被監管對象對市衛生計生監督所領導班子和班子成員的意見建議，辦公室原汁原味反饋征求到的意見建議，及時歸納整理。
3.開展談心談話，剖析問題根源。（12月5日——12月10日）所長與副所長、班子成員之間、副所長與分管科室、所領導與科室黨員談話，并做好記錄，既談工作，也談思想，既談自身差距，也談對方不足，并對談話內容進行深入挖掘。
4.認真梳理歸類，撰寫發言提綱（12月8日——12月10日）對照王三運存在的七方面問題，對照市委《關于堅決全面徹底肅清王三運流毒和影響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的實施方案》，認真梳理存在的問題，深刻進行黨性分析，深刻剖析思想根源，提出整改具體措施，親自動手撰寫發言提綱，所長主持起草領導班子對照檢查材料。
5.嚴格審核把關，確保取得實效（12月10日——12月11日）所長審核班子及班子成員對照檢查材料，逐條審閱班子成員之間批評意見，對思想認識不到位、剖析檢查不深刻、整改措施不實等情況，反饋給班子成員進行修改，確保對照檢查材料一針見血、實事求是，科級干部的對照檢查材料由分管領導審核后請所長再次審核。
（二）召開專題民主生活會
專題民主生活會由所長主持，正科級以上干部參加。會議議程如下：
1.通報會前準備情況。包括開展學習、征求意見、談心談話、查擺問題等情況。
2.領導班子對照檢查。由所長代表所領導班子對照檢查。
3.班子成員對照檢查。所長帶頭，其他成員依次對照檢查，開展自我批評。
4.班子成員開展相互批評。所有班子成員對照檢查結束后，由所長帶頭依次對班子其他成員逐一進行批評，指出不足和存在問題，批評和自我批評既要解決實際問題，又要解決思想問題，每個班子成員對其他班子成員提批評意見不少于2條。
5.所長做會議總結。
（三）及時上報專題民主生活會報告
會議召開后，及時對民主生活會召開情況進行總結并形成專題報告，及時上報市衛計黨工委。
六、 保障措施
1.靠實工作責任。所長是這次專題民主生活會的第一責任人，要按照市委的要求，統籌謀劃，精心組織，把好會議的各個關口，正確引導領導班子成員之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真正做到高標準、嚴要求，確保高質量開好民主生活會。
生態問題的根源范文6
1.1人口壓力過大，誘發并加劇農村生態環境問題
我國農村地區人口迅速增長和需求急劇膨脹，加劇了對生態環境要素的改變，加重了以水土流失為核心的生態環境問題。
1.2“五濫”是生態破壞最主要的因素
所謂“五濫”，是指濫伐、濫牧、濫墾、濫采、濫用水資源。第一是濫伐。濫伐林木使大量最寶貴的荒漠植被遭到破壞。青海柴達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200萬hm[2]以上，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因濫伐造成植被破壞，使1/3以上的土地沙化。第二是濫牧。沙區草場牲畜超載率為50%～120%，有些地方甚至高達300%。超載放牧使草場大面積退化、沙化。內蒙古草原牧草平均高度由20世紀70年代的70cm下降到目前的25cm，昔日“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地方，變成了“老鼠跑過現脊梁”。第三是濫墾。許多地方在無防護措施的情況下，無計劃、無節制地開墾，導致土地沙化。
1.3粗放式農業生產導致農村面源污染
農田化肥投入逐年增加，化肥是造成面源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我國化肥用量為4339.5萬t，超過世界總用量的1/3，居世界之首；2004年全國化肥使用量已高達4412萬t。據估算，除N[，2]外，化肥氮的損失中對環境質量有影響的各種形態的氮素總量約為其施用量的19.1%。2002年，我國農田化肥氮通過損失進入環境的數量達471.8萬t。這些氮導致地表水的富營養化、地下水的硝酸鹽富集以及溫室氣體含量的增加。過度使用化肥導致了嚴重的非點源污染和水體的富營養化，如太湖非點源污染一半以上的氮磷來自化肥使用。
1.4畜禽養殖、農村生活污水已成重要污染源
畜禽養殖污染已不容忽視。幾乎每個大城市周邊都有許多養雞場和養豬場，排放大量糞便與有機廢水。早在1995年，我國牲畜總排污量就已達25億t，是工業固體廢物年排放總量的3.9倍。只有少量的牲畜排泄物在排入水體前處理過。
農村居民生活污水污染加重。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人口居住由分散趨向集中，生活污水和垃圾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也逐漸凸顯起來。由于資金、技術有限，人口分散、污染物難以集中處置等多種原因，村鎮生活廢棄物處理廠的建設及容量都遠不能滿足實際需要。不少村鎮的生活污水都是直接排入河流，路邊和河沿成為堆放垃圾的主要場所，使得農村污染較之城市更加嚴重。
1.5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鄉村企業污染加劇
城市工業生產的“三廢”和市民生活產生的廢物，未經妥善處理排入大自然，污水通過河流廣泛滲流到農村。同時，許多能耗大、污染重的化工、造紙等企業，在城鎮中難以立足，利用農村環境管理力量薄弱和農民致富心切，以聯營、設分廠、扶助、技術轉讓等名義，紛紛下鄉進村。因此，鄉村企業多為電鍍、印染、造紙、化工、煉焦、煉磺和制苯等重污染行業。這些企業往往技術落后、裝備陳舊。
2.加強農村環境保護推動“三農”問題的解決
2.1城鎮化是農村生態環境治理的有效措施
城鎮化是農村生態環境減壓的有效途徑。傳統農業對以土地為核心的地表自然生態系統施壓過重，從而導致環境超載，引發、加重生態環境問題。區域生態環境空間的承載力是有限的，需要在地域空間上合理聚集，即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因而，需要通過農村經濟結構調整，發展非農產業，引導農業人口向第二、三產業以及空間轉移，使當地農村居民把生存或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放到非農產業上，從而減輕農業人口對土地資源的依賴性。
城鎮化是治理農村環境污染的最佳選擇。城鎮化是非農化的必然結果，非農化必須以城鎮化作為支撐。出于協作和效益的要求，非農產業的發展趨向于在地域上集聚。城鎮作為區域社會、經濟、文化活動的中心，是非農產業理想的集聚地。非農產業向城鎮的集中可以共享基礎設施，方便協作，如財政支持、多方籌集資金，建立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廠，避免鄉村工業發展導致“戶戶點火、村村冒煙”的局面。
2.2發展現代生態農業，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
推廣現代生態農業可以促進農業持續發展，保證食品安全，增加農民收入?，F代生態農業以生態學原理為理論基礎，以農業可持續發展為核心，促進生態與經濟的平衡與發展，將農業安全與人類健康列為首位，是現代農業技術集成的產業化經營體系，是多資源利用的生產體系?，F代生態農業的特點，決定了它在農村生態環境保護中將發揮重要作用。
農業集約化經營可以合理高效利用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所謂農業集約化經營，就是在一定土地面積上投入較多的生產資料、技術措施和勞動力，精耕細作，努力從單位土地面積上產出較多的農產品，進而達到不斷提高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目的。實行集約化經營，可以提高土地生產率；運用先進技術，增強人們控制自然的能力；因地制宜調整生產結構，最大限度地發展生產力，從而走出一條速度和效益并重的發展路子。
2.3多途徑有效控制鄉村企業污染
必須從多途徑推進鄉村企業的污染防治。第一，要加強鄉村企業的環境綜合整治規劃，鄉村企業應合理布局、相對集中，以利于污染集中控制。第二，要嚴肅執法，堅決依法打擊鄉村企業的環境違法行為，堅決取締、關?！?5小”企業。第三，要因地制宜，大力發展鄉村循環經濟。鄉村循環經濟應在三個層面發展，一是提高企業內部物質循環利用；二是建立企業之間的物質循環鏈；三是發展行業之間的循環經濟鏈，盡量減少鄉村企業能源和原材料的投入，延長鄉村生態系統中的“能源”循環周期，實現物質和能量多層次利用和良性循環。第四，推行清潔生產，大力發展資源開發充分、附加值高、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綠色產品”。
2.4以飲水安全和重點流域治理為重點，加強農村水污染防治
要采取最嚴格的措施保護飲用水源，以飲水安全為目標劃定飲用水源保護區，取締直接排入水源保護區的排污口，嚴格控制有毒有害物質的污染。將淮河、海河、遼河、松花江、三峽庫區及上游、黃河小浪底水庫及上游、南水北調工程、太湖、滇池、巢湖作為流域污染治理的重點。
2.5控制農村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
農村人口數量的增加，應控制在不同時間跨度的空間適度承載力范圍內，通過控制區域人口增長速度，減少總需求量，或降低總需求量的增長率速度，從而減輕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壓力。要切實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大力提高農民科學文化素質，引導農民破除陳規陋習，提倡文明習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