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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農經濟的穩定性范文1
關鍵詞：企業；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當代經濟管理；影響
傳統經濟管理思想是我國當代經濟管理發展演變的基礎和理論前提，并指導著當代中國經濟管理的實踐。當代經濟管理是在復雜的社會大環境下，企業為達到其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而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實施的計劃、組織、調控等，以促進企業資源的優化配置。因此，雖然當代經濟管理與傳統經濟管理有所不同，但其依然受傳統經濟管理思想中某些成分的影響，需要加強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影響的研究，促進企業經營目標的實現。
一、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內涵
中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針對于自然資源；二是針對于社會資源，且兩者皆受我國傳統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制約，具體表現如下：
1.儒家文化思想對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影響
我國古代社會的核心文化理念就是孔子的儒家文化思想，其影響并制約著我國社會制度及結構的形成和發展，也自然而然的影響著我國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其也為我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的穩定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在儒家文化中對于經濟管理強調的是“均平”思想，也即實現人們經濟生活上的平等、滿足，并最終實現其核心的儒家教化思想“倉廩實而知禮儀”。
2.重農抑商思想對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影響
重農抑商思想起始于春秋并貫穿著我國封建社會的整個發展時期，“士農工商”的思想深刻影響著經濟在當時社會背景下人們心中的地位，也就致使了我國傳統的經濟管理思想存在很大的狹隘性，如孟子的片面經濟思想“為富不仁”、荀子的“工商眾則國貧”的思想理念等，都是重農抑商思想的重要體現，其嚴重限制和約束了中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發展和進步，也與現代社會中經濟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有所不同。
3.國家同構思想對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的影響
我國傳統的封建社會結構是小農經濟的社會經濟基礎以及在此結構上形成的封建式宗族制和大家長制。這種國家同構思想使我國傳統經濟管理思想留下了“集中管理下的金字塔”思想烙印，并限制了其前進發展的方向。
二、傳統經濟管理思想對當代經濟管理的影響
1.傳統經濟思想對當代經濟的正面影響
傳統經濟思想并不是完全不適應外國當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其中的一些優秀管理思想是值得借鑒和發展的。如孔子所提的“倉廩實而知禮儀”思想、“均平”思想等都影響著當代經濟管理體系的建設，如各企業都更加重視員工福利分配的公平性等，以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主動性，為完成企業利潤最大化的經營目標打下良好的基礎。
2.傳統經濟思想對當代經濟的負面影響
我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其中的一些負面成分亦根深蒂固的影響著現代人對經濟發展及管理的認識，如小農經濟發展中競爭意識的缺乏等都深刻限制著我國現代經濟管理思想的發展，這種“守本”的、不思進取的思想使得一部分國人既不敢放開腳步發展經濟，又羨慕著一些經濟發展的開放性，這是一種民族的劣根性。
3.重農抑商思想對當代經濟的影響
重農抑商思想在我國社會存在了千年，在封建社會時期，其雖在一定程度上維持和鞏固了社會結構的穩定性，但其不再適合當代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其中的“農為本，商為末”思想嚴重制約了當代經濟的發展與進步。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也就意味著，唯有經濟發展好了，國家也就隨之而好。因此，在現代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為進一步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與進步，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摒棄重農抑商的封建思想，重視商業發展；摒棄“輕商重農”的思想，培養人才及企業的創新意識、冒險意識，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4.國家同構思想對當代經濟的影響
國家同構思想形成的經濟“金字塔”式管理思想對我國國企經濟及管理結構的影響較大，并在建國初期支持和維護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穩定性，給國家帶來一定的益處。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進程的不斷推進以及西方管理思想的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和發展，其不再適應我國現代化背景下的企業管理，這種統一管理的金字塔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當代經濟管理的發展。因此，在我國企業制度改革大力推進的過程中，這種思想逐漸被摒棄，國企等企業逐漸開始了股份制企業結構，更加重視企業的平面化管理。
三、結語
當代經濟管理和傳統經濟管理都是我國經濟管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后者是前者形成的基礎，并制約著前者的發展進步。因此，在我國當代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對于傳統經濟管理思想要認真對待，攫取其中的有益成分，并用于當代經濟管理的過程中，以促進當代經濟價值觀念的轉變，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增添動力。
參考文獻：
小農經濟的穩定性范文2
關鍵詞：城鎮化進程 農業經濟 農村金融
1、農業金融借貸理論
黃宗智先生是華裔學者，他對中國華北農戶十九年代經濟通過調查，總結，歸納，分析，發現了我國農戶的“過密化”的現象，這一現象的研究基礎上，又發表了舉世聞名的“拐杖邏輯”的理論，而農戶的融資擁有“內援融資”的屬性。根據黃宗智的理論，在上個世紀，在清末民初中國，對國民經濟的發展降解迅速發展的人口，在北中國平原農業區到足以讓農戶的基本生活條件的一般水平下，在強化管理過程農戶是出現邊際報酬遞減的“過密化”現象。小農家庭農場是不能“解雇”自家的剩余勞動力，同時，由于其他的就業機會和生活需求不足，農戶不得不接受這種近似饑餓的收入水平，并依靠家政業和商業這兩個拐杖，堅強地活下去。中國的基本國情目前是一個人多地少，人地高度之間的矛盾是巨大的，中國農戶的需求行為，不能離開基本國情。在理論的角度看，農戶作為一個基本的經濟單位，最大的特點是不解雇的剩余勞動力，由于家庭組織不能將過剩的勞動力，隨著人口的增長，土地會越來越少，單位土地勞動力會越來越多。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不可轉讓的，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勞動者。此外，由于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發展到一個新的類，所以他們會繼續堅持家庭經濟，黃宗智說，中國農戶經濟的“過密化”現象。在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農業收入相對較低，以彌補低收入工人，農戶工作的機會成本相對較低，供大于求迫使農戶又取決于家庭的小塊土地的作為保險，密集的小規模，低收入農業系統和惡性臨時系統。因此，當需求農戶工繁榮的城市經濟增長與農村土地制度背景，形成密集型農業模式今天半農半工作制度化（黃宗智2006）。黃宗智提出的“小農經濟，在華北中國”和“長江三角洲小農經濟和農村發展”的社會變化的一個方程，即農戶收入=家庭農業收入+非農業工資收入，在收入兩個部分，家庭農場收入作為人的腿，和非農業收入是類似的拐杖，拐杖總是在腿和不容易使用時派上用場，這種現象被稱為“拐杖邏輯”。黃宗智也認為，和農業收入和非農工資收入的角色地位是不同的，盡管家庭農場的收入不高，但相對穩定，屬于“生存保險收入”，非農工資收入雖然可以形成，超過農業收入，但只是一個“外快”。這不僅是因為對非農工資收入相對缺乏穩定性，但也因為農戶，這是天生的孕育的、對土地具有深厚的情感無限的親密，和傳統無法徹底拋棄，除了在家庭和社會中生存并保持土地現狀，建立家庭的尊嚴深刻內涵的因素。黃宗智教授的“拐杖邏輯”的命題，雖然時間很長，但在“過密化”和“拐杖邏輯“中國農村仍然適用于今天的許多部分。類似于幾個世紀前，改革開放后，許多農村地區（特別是中西部地區），一個成年男人不能依賴外出務工（或進城打工）為一個大家庭，因此不能脫離自己的土地上成為一個純粹的雇傭農（或城市雇工）。先生認為，這些家庭，農業或農村土地不僅是一種生存的尊嚴，是依靠。因此，農戶依靠土地，不僅對農業收入的考慮，他們中的很多事情，很多土地。經濟效益可以替代，但在農業和土地，如傳統文化，尊嚴和情感，很難放棄和替換。大量事實證明，農業和副業收入沒有農村經濟的變化，但維護它在很大程度上。低收入家庭依靠副業和農戶工增加收入，而是使他們在家庭農場更依賴，因為非農收入的增加和加強在很大的程度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家庭管理。為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戶工，收入只有一個家庭收入的一些補充而不是取代。即使非農收入已經大大超過了農業收入（如東南沿海發達省份），農業收入仍然是非農收入的主體，仍然改變的輔助作用。作為農戶經濟行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農戶借貸行為是指農戶接受信用為主要表現，包括農戶和正式制度，農戶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之間的非正式金融機構融資，鄉鎮企業和個體活動（馬忠富2000）。它包括家用借出和借入資金兩個方面。借錢是指農戶獲得收益或確保資金給農戶使用的資金安全，包括儲蓄金融機構的勞動收入，或通過一定的方式向其他單位或個人使用，以及為投資目的的利潤或控制等。借來的錢是從正規金融機構和非正規金融機構或個人借錢給農戶。
2、對影響農戶借貸行為的因素分析
通過文獻梳理，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影響農戶家庭主要農戶社會關系的借貸行為的重要因素，家庭經營收入和生產經營情況和國家。拖欠還款有負面影響正規信貸，農戶的人力資源來獲得家庭借貸資源形式因素的能力沒有明顯影響。材料屬性和社會關系農戶獲取非正式貸款資金的影響。根據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表明，銷售收入都有明顯的影響，而作為農村干部的借貸行為的個體經營企業。年長的，更不可能有任何貸款。信用政策的了解程度高的農戶，更可能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貸款或信貸。家務勞動人口，農戶更可能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貸款。農戶的土地面積大，更容易農戶借貸和借款，可能來自不同的來源。農戶家庭財產的一個比較高的水平，更可能有正式和非正式的貸款。農戶收入很高，農戶可能沒有錢。高農戶的自我保障業務的收入，更可能的是有規律的家庭借貸或正式或非正式的貸款?，F任或前任的農戶村干部更傾向于選擇有正規借貸和非正式貸款，或可能沒有任何借款。韓軍（2007）利用農村金融市場利率Iqbal模型分析是外生的利率和首要考慮的因素是不借貸，家庭的特點和生產和農戶家庭收入的操作，在農戶借貸需求行為的決定性因素。其中，家庭收入對農戶借貸需求的影響是“U”型，并對農戶借貸行為的影響是積極的；農戶收入和主要消費的生產也具有積極作用的借貸行為是明顯的。當前研究中的缺失，農戶借貸的家庭福利的影響總體而言，多數研究者認為借款是適當的將加強農戶的家庭福利的影響。一個重要的結論是：增加農戶欠發達地區小額貸款收入穩定有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重復不斷的貸款收入的作用最為明顯。
參考文獻：
小農經濟的穩定性范文3
（1)家庭對內共同生活的團體性。
家庭是一個親屬團體，其成員關系非常穩定，基于血緣、婚姻而產生的這種穩定性是家庭特有的基礎，使得其能與其他主體區別開來。家庭是成員共同的生活實體，家庭履行著扶養教育職能以及精神方面的娛樂、感情職能，包括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扶養和對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家庭成員之間互相扶養行為被法律認定為義務，在現實生活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并且這些義務的履行有利于維護家庭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家庭是教育子女的主體，是成員之間的感情思想交流場所，也是休憩的場所。血緣是個體人最初的開始，父母和子女的關系是其他任何組織都無法比擬的穩定關系，成員個人生活于這個團體中。如果家庭具有“權利能力”，那么自然人既可以得到家庭實體的保護，又可以享受更多的利益，同時有利于更好地區分并保護家庭實體與成員個人之間的利益。因此，家庭作為親屬團體，與其成員共同生存，這是一個非常普遍、不容忽視的存在，需要法律給予保護。家庭成為民事主體，是家庭成員物質生活和精神撫慰的需要。
(2)家庭對外社會活動的團體性。
這種團體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家庭是基本的稅收單位。眾所周知，古代法律賦予家庭民事主體地位，給予了家庭民事權利能力，古代社會以家庭為單位征收賦稅?，F代社會發展日新月異，經濟迅速發展，個人財富不斷增長，社會貧富分化嚴重。為了適應社會發展的新情況，調整收入分配和保障公平，近年來有觀點提出在經濟改革中將家庭規定為中國個人所得稅立法的基本征收對象。①這種將家庭作為基本稅收單位的現象，在國外已經屢見不鮮，也是全球發展的趨勢之一。其二，家庭是基層治理基本單位。古代社會以家庭作為基本單位服搖役，在刑罰中實行連坐制度。如今，農村修建祠堂、修路以家庭為基本單位收取費用，衛生管理以家庭作為基本單位實行獎勵和懲罰。農村和城市以家庭為基本單位實行網格化管理，將家庭作為社區(村、居委會)的基本服務對象，這既便于明確區域治理主體，又能加強基層治理組織與家庭的聯系，同時凸顯了家庭這個團體地位的重要性，肯定了家庭團體成員之間的責任性，符合中國自古以來注重家庭倫理的傳統風格。其三，家庭是市場經濟的交易主體。在古代社會中，家庭是小農經濟的主體，以其名義參與各種經濟活動。如今，家庭在現實生活中主要以“兩戶”(指農村承包經營戶和個體工商戶，下同)、合伙等形式參與社會活動。根據我國的立法現狀，家庭在作為“兩戶”或者參與個人合伙時，是被賦予“權利能力”的?，F代家庭既是市場經濟的生產實體，又是消費實體。[5]現代家庭在市場經濟中作為一個重要的實體參與生產，以其名義從事生產、投資、經營、消費活動。家庭作為一個消費實體，有自身的財產，這些財產是維持其生存的物質基礎。在很多消費領域都存在家庭身影，如購買日常物品、買車、購房等。家庭作為實體參與交易，必然存在多種利益博弈，這需要法律給予區分與協調。這種利益博弈主體包括三種，即家庭實體、成員個人、交易相對人。法律明確區分家庭和個人兩者的責任，這可以防止因家庭成員個人權利的濫用而損害家庭的利益，也可以讓第三人及時清楚交易主體，保護自己的正當利益。因此，只有家庭成為民事主體，才能合理區分家庭利益和成員利益以及第三人利益，保護這三者的正當利益，保障交易安全。
綜上所述，如果按照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團體這種傳統三元結構的民事主體判斷標準，那么家庭顯然不歸屬于自然人或法人中的任何一方，但考慮到家庭是一個穩定的親屬團體，以自身的名義參與民事活動，因此，可以按照現代民法的民事主體判斷標準，將其歸為非法人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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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合作 農民合作
Abstract: Division of labor is the basic prerequisite of cooperation，but it cann’t cause efficient cooperation certainly.The ke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allocation system of benefits produced by cooperation.Tt’s difficult to cooperate for Chinese peasants.This is a true topic as well as a false one.To study from economic aspect，the priority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 lies in circulation field.Other organizations must be the main means and governments must be the main promoting forces for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To achieve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ooperative means that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to new means based on contract is one mission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 construction.And it’s accords with socialized mass production demands.Legalization is the essential system conditions to promote peasants cooperation;Both culture cre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To enhence the credit system of Chinesn peasants is also a important way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Chinese peasants cooperation;In addition to these，it’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allocation system of benefits.
Key words cooperation. Peasants cooperation
“合作”一詞源于拉丁文，其原意是指成員之間的共同行動或協作行動的意思。我國辭海解釋“合”字，有融洽、協同、共同、合辦等意思；辭源解釋“合作”是兩個或兩個人以上共同創造的意思。英文中“合作”（Cooperation）一詞是協作、共同行動的意思。
合作是人類社會的一種普遍現象。人類要生存，要與自然做斗爭，就需要合作，正如呂氏春秋所言：“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欲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暑濕燥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群聚耶？群之可聚也，相與之利也?！?/p>
合作的范圍是廣泛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存在著不同形式的合作。經濟合作是人類最重要和最主要的合作形式之一。經濟合作構成了合作研究最主要的內容。
合作的收益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合作會增加物質性的收益。主要表現是：其一，合作增大了規模，有助于產生規模效應。其二，合作使合作者之間容易產生外部性等作用，從而有助于實現聚集效應。另一方面，合作會增進精神性的收益。其一，合作是實現人的自我價值的前提條件。人的自我價值只有在團隊中，或者只能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體現出來。如果全社會只由一個人構成，這時，價值本身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其二，合作有助于消除人類精神上的某種不確定性和匱乏性。團隊使人具有了某種歸屬感和安全感。人在團隊中，一是增加了信息的來源和渠道，從而有助于消除信息的不確定性；二是增加了自身發散信息的渠道，從而有助于自身需求的更好滿足；三是人在團隊中，通過組織活動及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流，使個人能得到更好的精神安慰。
合作是人類自組織的均衡，是人類理性的必然選擇。由于合作能明顯增加合作各方的收益，所以，具有發達理性的人類選擇合作也就成了必然。對于要求合作的各方而言，都存在著一種推動合作的理性動力。時間的演進和合作各方的不斷磨合會使合作制度越來越有效；同時，人們之間合作的意識也會越來越濃。
分工是產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領域的分工。經濟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經濟合作的前提；社會領域內的分工是產生社會合作的前提；知識領域內的分工是導致知識專家們合作的前提；等等。不同類型的分工會導致不同類型的合作；不同水平的分工也會導致不同水平的合作。人類的合作水平最終取決于分工的水平。社會化大合作的前提是社會化大分工。
由于分工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源，所以，選擇合作是人類理性的最終體現。一方面，人類會面臨分工的不斷深化；另一方面，人類應不斷推進合作。分工和合作共同構成了人類演進的兩大動力。
但分工并不必然會導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產生，這里關鍵取決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設。約翰·泰勒指出：“認為分工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了充分原因則是社會理論最深的錯誤觀念之一。分工并沒有為經濟共同體的契約提供原因。它僅僅描述了需要契約的條件。兩個人合力架一根橫梁要比一個人單干容易得多，但兩人并不會因此就會一起架梁，除非有一種情況，即每個人都承認對方對于架好的棚屋擁有一部分權利?！奔s翰·泰勒所強調的是：要實現合作，不僅要求能夠通過合作增加合作者們的總收益，而且能夠保證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體內部應充分認可成員之間的相關關系；其二，應充分尊重成員間的相互需求。
公平與效率的均衡是保證合作有效的基本內容。在合作組織內部，公平與效率二者是有機統一的。這里的公平不是平均主義，平均主義的本質是不公平。在合作組織內部，最大的公平就是要體現按貢獻分配的原則；同時，可考慮給弱者以適當的傾斜。只有實現了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調動每一合作成員的積極性，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也就促進了效率目標的實現。這里效率不僅體現了合作成員的個人效率，也體現了合作組織的整體效率。因為公平原則使個人效率與組織效率得到了有機統一。
合作具有歷史傳承性。馬林諾夫斯基說：“一切組織和一切協調行為都是傳統的綿續性的結果，并且在每個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雹偬K珊·溫認為：“建立社會組織所根據的概念構成任何一群人的認識遺產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遺產代表關于如何組織生產的好幾代人的知識，因此是任何一個國家所有的、用來追求經濟發展的‘資本’的最有價值的形式之一?！雹?/p>
合作的難度與成員個數成正比例。奧爾森指出：“組織成本是集團中個人數量的一個單調遞增函數”。③諾思和托馬斯也指出：組織“費用多寡往往直接與必須參加協議的人數有關”。④
誠信是保證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條件。誠信的維持在自律和他律兩個方面。自律靠靈魂的自覺，而靈魂的自覺又需要靈魂的恐懼感來維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會的法治化是提高誠信度的有效途徑。人治的隨機性本質上是破壞誠信的，而法治才是誠信建設的根本。
合作的目的不是合作本身，而是合作成員的個體利益。任何為了單純合作而損害合作成員個體利益的行為都是不可取的，其最終結果只會導致合作的解體。
合作的路徑有：血緣、地緣、業緣，其中血緣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徑。血緣合作是人類最早期和最初級的合作形式。血緣合作可以滲透到地緣合作和業緣合作中。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血緣合作方式也會不斷得到改進。但基于地緣和業緣的合作將會更加廣泛化。
家庭是人類最基本的合作形式。家庭的產生根源于男女在社會和經濟分工方面的不同作用。家庭最主要的功能是經濟，經濟也是決定家庭形式的最深層原因。從歷史過程來看，家庭的產生不僅使家庭成員獲益無限，而且也使社會獲益無限。所以，家庭的出現實是人類合作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從家庭的演變趨勢看，隨著家庭功能的逐步社會化，家庭形式肯定會發生各種變化，會取得與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各種新形式。未來家庭形式的存在應當更加滿足個人化、人性化、理性化、效率化等特征。道德產生的深層原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平，所以，未來的家庭道德將會具有新的內涵。
企業等各種類型的合作組織，是合作形式進一步發展的結果。企業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經濟組織。決定企業組織形式變革的主要因素是經濟成本。在未來社會，人類的企業合作形式會更加多元化。
合作的最根本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但合作本身又是總體性原因的結果。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將綜合影響合作本身的演進形式。經濟是合作的基礎條件，制度和體制是合作的保證條件，文化是合作的靈魂和實質。
中國農民合作難，既是一個真命題，也是一個假命題。有的同志認為中國農民合作難，有的同志卻認為相反。其實，這里只說對了問題的一半。合作有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合作。中國農民合作的難易取決于是什么類型和性質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真命題的理由是：首先，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天然缺乏社會化的大分工，社會化分工的缺乏必然導致相應社會化合作的缺乏；其次，鄉村熟人社會的特征和相應人治的傳統并不能使契約關系得到普遍發達，從而弱化了分配的激勵功能；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所體現的現世主義風格使人的精神趨向一種短期情結，從而也不利于合作的長期化和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中國農民合作難是假命題的理由是：首先，雖然小農經濟天然缺乏社會化大分工，但小農經濟具有自給自足式的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這種分工有助于合作的家庭化趨勢；其次，鄉村熟人社會和人治傳統使合作更具家庭化特征；再次，儒家倫理文化更有利于培植家庭合作。
中國農民的合作是中國農民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中國農民的現代化包括三個層面的內容。一個層面是生產者自身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一個層面是生產工具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技術創新。一個層面是生產組織的現代化，其解決的主要手段是合作化。
另外，農民的合作是解決農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會改變中國農民的弱勢，從而最終會使社會結構向更加均衡化方向發展。
從經濟層面看，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重點應在流通領域。目前，中國農民的生產結構仍是以小農經濟生產形式為主。這種生產形式的最大特點是規模小，分散和生產結構的同構，類似于分散的細胞。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就必須改造這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生產形式。但在中國，這種小農經濟結構的改造仍是一項長期和艱巨的任務。所以，中國農民要建立現代化的生產合作形式也就更為困難和缺乏經濟基礎，這也就客觀決定了應將流通領域內的合作成為合作建設的重點。另外，從目前中國“三農”的現狀看， “小生產”和“大市場”如何對接也是一個突出的問題。所以，一方面，順暢的流通系統會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場的有效性，最終會使社會各方受益；另一方面，流通又直接刺激生產，促使生產形式的變革和發展。
他組織應成為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合作建設有兩條路徑：自組織和他組織。自組織是指合作自發生成，由內生的因素決定。他組織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動，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一般來說，組織成本越小，合作越傾向于自組織。其中確定性是影響組織成本的重要變量。因為確定性是形成預期穩定的關鍵，而預期的穩定性又直接影響著合作的有效性。生產和流通相比，生產的確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產的合作更傾向于自組織，而流通的合作更傾向于他組織。由于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合作重點只能在流通領域，這也就客觀上決定了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組織。
政府應成為推動農民合作的主要力量。一般來說，他組織主體主要有三種類型：政府、社會服務組織、優秀的個人。從中國目前發展的現狀看，三種他組織主體，只有政府相對具有較大的規模優勢，同時，又具有先進的手段；所以，政府應成為農民合作化建設的主要推動者，同時應輔之以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在將來，隨著合作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政府的他組織主體地位可逐漸讓位于社會服務組織和優秀的個人組織者。
中國農民合作建設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完成從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轉向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現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緣為主，而是以契約為主）。以血緣為主的傳統合作形式對中國的發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自有其許多獨特的優勢。但血緣畢竟屬于熟人社會的范疇，市場經濟本質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約和貨幣。所以，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對這種以血緣為主的合作形式及傳統進行改造。但傳統又具有遺傳性和慣性，同時，任何傳統的改造又不能脫離現實的生產力基礎。對此，目前中國農民的合作，一方面應充分利用傳統以血緣為主的合作的優勢，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應積極促進傳統合作形式向現代合作形式轉變，并且這將是一項長期任務。
農民的法治化是推動農民合作建設的必要制度條件。法治化導致規則化和有序化，規則的有序導致合作預期確定化，而預期的確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證條件。人治只導致不穩定和隨機，其后果只能是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緣化）。
以文化創新推動中國農民的合作化建設。中國傳統文化對合作的作用學界有不同觀點。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合作。一是中國政治的禮治傳統。他們認為法治建立在人與人相持之勢上，而禮治建立在人與人相系之情上。而相持就是不合作、或有條件的合作，相系就是合作，或無條件的合作。二是儒家思想深入人心。儒家社會哲學強調義務，而不強調權利，教人相容不要相違，不用法律規定人際關系，不拿刑罰做事后消極制裁。三是中國歷史上就存在類似的合作的組織。戴藹廬在談到歷史合會組織時，指出：其起久行遠，行之數千百年而不弊，此類組織無南北，咸甚發達。至合會之制，則具勤儉儲蓄之性質者有之，相互保險之性質者有之，扶危濟困之性質者有之。其信用之穩定，組織之密，計算之巧妙，今日合作制度未敢多讓。而其名目則因地而異殊為繁多：如集合、邀會、聚會、請會（山東）、打會（安徽）、糾會（浙東）、約會（湖北）、做會（廣東）、賒會（云南）等。王宗培認為：合會制度肇始于中產階級，并由其推廣至無產階級，已成為中國社會最通行的合作方法。基于上述情況，法國人戈蒙（Jean Gaumant）甚至認為“各國合作組織所代表的合作思想，與孔圣人的教訓是一致的，仁義禮智信，也就是世界合作的道德?！雹萦械膶W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不一定有利于合作運動。梁漱溟指出：“可是就中國人的性情說，他有一個缺點，就是沒有團體生活習慣，缺乏組織能力，不會商量辦事。所以對合作社不甚合適。中國人頂愛關門過日子，所謂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中國人頂現想的社會；這就與合作不合了?！雹?任子正等人則認為中國農村的民風和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也對普及合作動動產生負面影響。這里筆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質上只有利于中國農民的傳統合作，即以血緣為主以及衍生的各種合作，而不利于以契約為主的陌生人之間的合作。對熟人是誠信，對陌生人是機會主義。所以，中國要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要引導農民走向現代合作形式，就有一個文化適應問題。經濟、政治、文化三者是一份有機的“套餐”，三者只有相互適應，才能和諧發展，才能使社會在均衡中演進。對此，筆者認為，在中國應大力吸收有利于農民合作的西方文化。一方面，我們要努力改造傳統文化，使之取得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現代形式；另一方面，我們不能盲目清高，應當充分吸收一切先進的文化成果，以推進中國農民的合作建設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在文化創新上，應堅持：一要解放思想，要敢于大膽放棄一切不利于中國發展的陳舊觀念和落后傳統；二要實事求是，應當符合中國國情；三是要體現以人為本，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而不是其它；四是要堅持發展是硬道理，這既是中國問題的出發點，也是中國問題的歸宿。
以民主化推進合作化。合作的前提是平等，同時，合作本身又體現著成員間權利和義務的一種約定和分成。所以，民主化是合作的重要條件。這里的民主化建設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應建立和健全合作組織內部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二是應為合作組織的成長提供一個民主化的環境；三是應完善基層政權的民主化管理程序。
大力加強中國農民的誠信建設，這是解決中國農民合作難的一個重要手段。中國農民具有天然的機會主義情結。從歷史傳統來看，首先，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使人天生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農業中人與自然的博弈不同一起人與人的博弈，缺乏反向的互動制約，從而間接有利于產生一種“搶收搶種”的機會意識，并進而發展成為一種機會主義心態；另外，嚴酷的生產環境和落后的生產條件也容易誘發農民的機會主義心態。其次，中國封建社會的人治傳統也是滋生機會主義的溫床。再次，中國文化的現世主義風格又進一步強化了機會主義行為。從現實中國社會的發展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轉型階段，轉型本身就是一個秩序的重造過程，所以轉型也就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混亂和無序，而混亂和無序又會更進一步加劇機會主義。機會主義是誠信的死敵，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到中國農民合作化建設的長期性和艱巨性，是一項總體性和系統性的浩大工程。
公正觀對農民的合作有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利益。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民應是理性的利益追求者。所以，合作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建立和健全利益分配制度。賀雪峰在談到中國農民合作問題時，講到如下一個例子：在荊門調查農田水利的時候，遇到一個村民小組因為有農戶不出畝產10元的抽水錢，而導致畝產減產20%（有的田塊減產更是超過50%）。對此，他得到的結論是：“農民不是根據自己實際得到好處的計算，而是根據與他人收益的比較，來權衡自己的行動，這就構成了農民特殊的公正觀：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從我的行動中額外得到好處。而在任何一個社會，都總是會有極端自利的少數和極端無私的少數，這兩個極端不能代表農民的平均水平。構成農民平均水平的公正觀，大致就是以上特殊的公正觀。這種公正觀無力處理極端自私的少數人（即以上實例中不愿出錢抽水的農民），因而就無力解決農村社會的公共物品供給問題，搭便車行為將公益破壞掉了，所有人都受到損失。”⑦對此，筆者認為，農戶不愿出抽水錢可能與上述賀雪峰所說的公正觀有關，但這樣的公正觀又確實讓人想不通，實在是一種非常愚笨的表現。所以，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可能與農民社會的低信任度有關，把錢交給別人是不放心的，“兩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二是可能有些農民不是不想獲利，而是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缺乏理性的計算和判斷；三是還要看反映情況的人的有關背景，是否存在有意扭曲信息的情況，這種情況也是不能排除的；四是具體組織者是否存在腐敗，如有則會引發農戶的抵觸情緒；五是可能也與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健全有關；六是上述事例只能代表特殊情況，并不能據此得出一般結論，現實中也有許多與此相反的事例?？傊?，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利益是一切問題的核心，觀念是為利益而服務的。觀念對行為有一定的反作用，但觀念本身又是行為追求利益的工具。公正觀對利益的追求有影響，但利益本身才是農民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所以作為一個理性的農民，選擇合作，還是不合作，利益是最重要的決定因素，觀念則次之。而解決利益問題的關鍵，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未來中國鄉村合作模式的選擇應立足于社區自治。這里重點應解決好鄉鎮問題。目前，鄉鎮問題的核心是政治權力與經濟權力的不均衡，所以，筆者認為，解決鄉鎮問題的出路，既不在于取消、虛化或實化鄉鎮，也不在于如有的學者提出的實行有限的鄉鎮自治，而是在于轉化，即應重新配置鄉鎮權力體系，形成一個均衡的政治和經濟的權力體系，這里關鍵是要重新調整“條”“塊”關系，實行“條”執行、“塊”監督。具體設想如下：1、將現有鄉鎮的所有職能進行歸類細分，并將具體面對農民的執行職能全部“條條”化，實行“條”管理。涉及到鄉鎮的有關機構完全變成全國或省或縣的派出機構，人員調配、干部升遷、物資配置完全統一管理。2、在上述基礎上，將鄉鎮一級黨委和政府改為只設黨代會和人代會兩個機構，并設相應常委會，是為“塊”，鄉政府完全自治化。3、鄉黨代會或人代會的主要職能是監督，即監督“條”在具體執行和運作過程中是否有不稱職現象。4、對原有鄉鎮遺留問題如鄉鎮負債等問題可采取如下途徑解決：（1）轉移到相關的“條”系統內，由“條”自行消化一部分；（2）國家補貼一部分；（3）發動本地群眾集資解決一部分；（4）實在不能解決的，可采取先掛賬，以后再想辦法解決。實行“條”執行、“塊”監督的好處有：（1）有利于“條”的高效率動作。（2）有利于發揮“塊”的積極性。（3）形成了一個相互制衡的均衡權力體系。長期以來，我國存在的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情況根子就在于沒有理順“條塊”關系。通過“條”執行、“塊”監督可改變這種局面，放也不會亂，收也不會死。（4）宏觀上有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統一。（5）由于“條”的有關經費全部來自本系統或國家，“塊”的運行成本又很低，這樣，也就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同時也不會產生鄉鎮負債問題。（6）有利于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7）為最終消除中國的二元社會結構和二元經濟結構提供了一個基礎和平臺。
注釋：
①[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90頁，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7。
②[美]奧斯特羅姆等：《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159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③[美]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38頁，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1995。
④[美]道格拉斯·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
⑤吳藻溪：《近代合作思想史》，第120頁，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
小農經濟的穩定性范文5
（一）農業保險法律制度的滯后影響了農業保險的規范化、制度化發展
1、農業保險身份不明。農業保險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其經營理念、經營模式、經營手段及管理規則與商業性保險有本質的區別。但由于農業保險立法的滯后，而現行《保險法》又忽略了農業保險，因此我國農業保險的政策性至今仍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而在實踐中則由商業性保險公司對農業保險實行商業化經營，得不到政府應有的支持，導致目前“農民保不起，公司賠不起”，農業保險整體發展水平低的局面。
2、農業保險依法不當。由于對農業保險實行商業化經營，農業保險也被視為商業保險行為，在實踐中則運用《保險法》進行規范。但商業化經營模式并不能改變農業保險本身固有的政策性，用來規范商業保險行為的《保險法》，從根本上來說并不適用于農業保險。另外，《農業法》的有關規定不利于農業保險發展。因為農民收入低而農業成本高，削弱了自愿購買農業保險的經濟基礎，強制保險成為發展農業保險的一個重要手段，而《農業法》則規定“農戶在自愿基礎上參加保險，任何組織不得強制”，這又進一步加大了現階段我國發展農業保險的難度。
3、政府在農業保險中的主體作用不能充分發揮。農業保險具有政策性，客觀上要求政府參與并在農業保險中起主導作用。從國外農業保險發展實踐看，政府在開展農業保險中應有的職能和作用通常是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確。但我國由于農業保險法律的空白，政府應在農業保險發展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以及如何發揮作用等都沒有明確，這增加了政府支持農業保險的隨意性，影響了政府在農業保險發展中主體作用的發揮，更直接制約了農業保險的發展。
（二）農業風險分散機制缺位使保險人經營風險增大
農業風險由于其時間和空間的高度相關性，一旦發生可能會在短時間內使跨越幾個縣甚至幾個省的保險對象同時發生災害事故，遭受巨災損失。這使得保險公司不能通過集合大量標的來分散農業風險，保險公司承保的標的越多，風險越集中，保險人的經營風險越大。因此各國在開展農業保險時都建立有效的農業風險分散機制，通過再保險或農業風險基金等形式來分散農業保險經營者的風險。但我國還未建立農業保險再保險制度，也沒有相應的再保險機構。一旦遇到巨額風險或巨災風險事故發生，保險人只能自己承擔全部承保責任，導致保險公司經營利潤減少甚至出現虧損，從而影響保險公司承保能力的擴大和經營穩定性。
（三）農業保護制度忽視了農業保險、抑制了農民投保的積極性
農業具有弱質性，面臨著很高的自然風險、市場風險，各國政府都采取農業保護政策來保護本國農業、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農業的保護程度不斷提高，但一直以來，實行的是以直接的農業補貼和價格補貼為主的保護制度，發生農業自然災害時由中央財政直接撥款救濟災民，忽視了農業保險。這種農業保護制度具有短期性和隨意性，影響了農業保護政策的穩定性和有效性。更重要的是，我國現行農業保護政策的實施，一方面表明了政府對農業保險的重視程度不夠，支持力度??；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實行的直接撥款救濟災民的政策導向影響了農民風險意識和保險意識的提高，直接抑制了農民參加保險的積極性。
（四）財政支持乏力，限制了農業保險的擴展
表現在：一是財政補貼少。目前，除個別試點地區對農業保險有少量補貼外，全國沒有出臺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政策。從國外來看，大多數國家對農業保險保費都給予財政補貼，一般來說為農作物保費的50%-80%。二是缺乏經營主體。全國各地試點經營模式雖多，但仍處于探索之中。三是再保險體系不健全。
二、發展我國農業保險的幾點建議
（一）我國農業保險的發展必須建立在發展現代大農業上
從我國開展農業保險的發展歷程來看，我國農業保險市場的建立和發展遭受落后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抵抗。我國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只要風調雨順就有好收成。許多的地區，特別是農業欠發達地區，農業保險的意識還相當淡漠，沒有自覺運用社會化保障手段來分散農業經營中的風險認識。我國現代化大農業就是要進一步鞏固和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調整優化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突出發展畜牧業、特種水產業、生態農業，大力實施農業產業化經營，增加農民收入。
（二）政府要在農業保險市場上準確定位
農業保險必須建立在發展現代大農業上，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應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一致。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有困難，找政府”的思維定式，使他們無須去尋求保險保障方式，在遭到自然災害損失后，政府不得不動用納稅人的錢去進行力不從心的無償救濟；即使是參加了保險的農戶，在出險后獲得保險公司的經濟補償時，仍然把這看成是政府的恩賜，或是民政部門的救災款，而沒有認識到這是他們投保受損后應有的權利。
政府過多干預市場運作，對市場經濟的完善起負面作用。不利于對小農經濟的改造，也不利于農業保險市場的建立和健全。在這方面，政府應下決心，在農業保險市場上準確定位，確立農業大市場經濟觀念，利用立法和市場競爭等方面的手段，清理各種法規和制度，搞好服務，搞好市場監管，把市場的事情交給市場。
（三）應建立產品豐富、市場繁榮的現代農業保險市場
我國農業保險開展以來，我國農業保險市場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農業保險市場缺乏合格的市場主體，農民參加農業保險熱情不高，商業保險公司參與不多，保險產品奇缺。國家在設計農業保險市場時，必須兼顧市場中各方的利益，平衡收益與風險，鼓勵最多的商業保險公司進入。在現代農業保險市場中，運用利益驅動，使商業保險公司迸發出極高的熱情，根據我國農業的現代化進程，分階段推出符合我國國情的多種多層次農業保險產品，豐富市場，吸引廣大農戶進入農業保險市場，購買商品，投資保險。
（四）組建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承擔大災損的經濟補償服務。在農業生產中，經常會遇到各中自然界災害，有些自然災害發生后，影響是大面積人，區域性的，災重面廣，損失巨大。對這種大軍巨損的賠付靠那些資金實力有限的商業保險公司和保險合作社是力所不及的，有必要由中央財政出資金組建苦干家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它們不以盈利為目的，但也要區別于民政救濟機構，力爭做到保本微利，自負盈虧，獨立核算。
（五）鼓勵商業保險公司在農村設立基層網點機構。
商業保險公司對農村市場不作為或作為少，有歷史政策的原因。在今年中央明確提出：“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是我們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澳暌凑战y籌城鄉發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強農業、支持農業、保護農業，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統籌城鄉發展
，增加農民收入，逐步取消以二遠經濟政策，中央這一系列對農村的經濟傾斜政策，為商業保險公司進入農村市場打開了大門，盡管各地區農村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農民保障需求多樣化、風險較高，同時農民收入低，保險意識差，目前為農民提供保險費時費力，造成保險成本可能比城市高。但農村市場大，發展潛力大，如果能為農民量身定做其需要的保險產品，就定會取得良好的業績。
我們在鼓勵商業保險公司入鄉進戶開發開辦農業保險業務的同時，必須承認農業保險具有高風險和高成本的特征。因此，建議國家對各種所有制成份的保險企業開辦農業保險業務，應從財政政策、稅收政策和再保險政策上給予適度支持，以實現農業與農業保險的共同繁榮。
小農經濟的穩定性范文6
在2007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提出,“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節約、環保、文明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讓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成為每個企業、村莊、單位和每個社會成員的自覺行動,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薄皟尚蜕鐣苯ㄔO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內容,二者相輔相成,互為犄角。以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作為新農村建設的戰略導向,是由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基礎地位所決定的,同時也是保證農村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所在。做好長株潭地區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作,對于如何更好地推進湖南省乃至全國的新農村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示范作用。部分沿海發達地區的成功實踐也證明,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持續深入的新農村建設必將引發經濟資源、產業結構、社會分工重新在城鄉間進行合理配置和有序流動,從而有助于改善城鄉經濟發展環境,加強經濟交流與合作,并最終使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理念成為二者的自覺共識。
當前,長株潭“兩型社會”建設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兩項工作的發展共識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堅持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努力實現經濟均衡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能源再生利用、社會經濟效益四者的有效統一。二是以保持和改善區域生態平衡為主導思想,積極發展生態農業、特色農業和高附加值農產品深加工,因地制宜、科學有序地規劃、組織好各項農業生產。三是加大農村節能減排建設力度,協調和安排好資金、人才、物資等資源在城鄉間的合理流動和循環利用,降低農業生產能耗、改善農村環境和農產品質量、保護自然資源、提高經濟效益。
二、當前“兩型社會”背景下新農村建設中的金融發展難點
(一)日益增長的融資需求與金融有效供給不足的矛盾?！皟尚蜕鐣迸c新農村建設的一項主要目標即是盡快實現城鄉社會經濟一體化發展,這需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市場的各項投入。而金融有效供給不足,繼而成為掣肘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主因,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湘潭市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當前基層農民群眾對于農村信貸資金供應落實情況反映不甚理想。327名被訪者中,認為落實情況好的占31.8%,落實一般的占22%,落實情況差的占46.18%。2006年以來,轄內縣域(以下)網點數減少了10%;而近三年全市農業貸款在各項貸款中的占比正在逐年微降的事實,表明各金融機構對農業的有效投入并未明顯增長。其中國有商業銀行2008年末的農業貸款余額僅為0.23億元,近三年的年均降幅超過了50%。除農業銀行以外的其他國有商業銀行的新增農業貸款已連續兩年為零。此外,即使是在縣域地區,信貸投入非農化傾向依然明顯。截止2008年末,轄內韶山、湘鄉兩市的非農貸款占比分別為47.6%和51.8%。即使是剛剛成立不久的湘鄉市村鎮銀行,為保證即期收益,貸款的“非農”化傾向也已初現端倪,脫離了農村這一立足之本。2008年,該行一成立即向湘潭堿業有限公司發放貸款2000萬元,占該行當期貸款發生額的27%。時至今日,該公司依然是村鎮銀行最大的信貸客戶,單戶貸款風險集中度達到20.2%。可見,無論是從供給主體、規模還是結構來看,農村仍然是金融發展中的弱勢。
(二)多層次的融資需求與資金供應品種單一的矛盾。從貸款對象來看,在“兩型社會”新農村建設中,不僅需要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項目,同時也不可忽視傳承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中所蘊藏的巨大活力。就需求本身而言,大中型農業產業項目多采取土地、設備、房屋等傳統抵押手段獲取貸款。與此相比,小農經濟的個體需求差異和融資欲望則表現更為明顯。伴隨著近年來國際初級產品和生產資料價格的持續上漲,小農經濟的貸款需求漸有抬頭趨勢。但從現實來看,目前的小額農貸實用性不強。有數據顯示,2008年全市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信用證發放率為64%,其中71%的農戶實際獲得了銀行貸款,綜合估算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實際發放率僅為45.44%。同時,小額農貸的質量不高。短貸長用、借新還舊的現象較為普遍,此外近年來農村勞力舉家外出務工之風盛行,農信社的農戶貸款因到期找不到借款人而形成不良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均嚴重阻礙了農戶貸款的發展。
(三)多元化的服務需求與服務供給缺失的矛盾。隨著農村經濟的日益繁榮,農民對于金融服務的需求不再僅僅局限于普通的存款、貸款、結算三個方面,然而目前農村金融市場上所提供的服務有限,無論是從服務設施還是服務質量而言,都遠落后于城市地區。一是服務硬件設施不齊全。截止2008年末,全轄累計投放縣域的POS機僅為218臺(平均每萬人一臺POS機),其中縣城170臺,鄉鎮48臺。全市各級鄉鎮及以下基本無ATM機,以紅色旅游勝地韶山為例,其主要景區內的銀行營業網點僅農業銀行、信用社各一家,ATM機僅農行一臺,游客存取款及消費均不方便。在部分鄉鎮的農信社,至今仍沿用早已被市場淘汰的386、486的臺式電腦進行業務操作,不僅工作效率低下,而且不利于保障資金安全。二是服務的公信力不足。仍以銀行承兌匯票為例,因為社會知名度和公信度不高,目前農信社開具的銀行承兌匯票在大部分銀行無法得到貼現,這嚴重阻礙了農信社票據業務的發展。四是中間業務發展緩慢。目前農信社的中間業務種類仍以傳統的匯兌結算、銀行卡、業務手續費收入為主,業務創新基本為零。2008年,全市各農信社的中間業務收入1126萬元,占其貸款利息收入的2.1%。
三、當前“兩型社會”新農村建設中的金融發展關鍵點
(一)拒絕高能耗的“現代化”。調查數據表明,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各項成本,包括購買農藥、化肥、良種、機械、水利、電力、信息等支出占到了農民收入的60-70%,這種高能耗的現代化農業極易受到農用生產資料和農產品市場價格的影響,進而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自去年伊始以豬肉等食品為核心持續上漲的CPI數據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同時湘潭市作為一個養殖大市,近年來由于養豬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已日益嚴重。抽樣調查顯示,當前認為農村生態環境一般的占36.05,認為農村生態環境差的占26.58%。因此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新農村,首先就必須摒棄這種建立在高能耗基礎上的“現代化”農業生產模式。在提供信貸時注意規避高能耗、高污染項目,有助于保證其信貸收益的穩定性和安全性。
(二)消除供求信息的不對稱。農戶與銀行間的信息不對稱多數體現為銀行的資金供給與農戶高度分散的、自給自足和半自給自足的、生活性需求與生產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多形態化的資金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銀行沒有辦法了解農戶的貸款需求,農戶也不可能拿出詳盡的貸款信息報告給銀行,最終導致農村資金要素匱乏。對于這一點,加強與農業協會等專業組織間的協作不失為一個解決辦法。通過積極參與協會及其成員的生產、服務、營銷和分配等各環節操作,及時溝通資金供求信息,不僅有助于實現農村經濟的社會化、產業化縱深發展,同時還能借助協會集體監督的力量,較大限度地保證貸款資金的安全性和效益性。
(三)“并舉”而非“獨大”。我們注意到,盡管郵政儲蓄銀行、村鎮銀行的相繼成立為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帶來了利好,但目前農村金融市場上的資金供應實際上仍以農信社為主,市場中的資金供求失衡現象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從而導致了直接融資主要是民間借貸資本的繼續發展壯大。存在即為合理,當前民間借貸市場盡管仍存在諸多詬病,頗受專業置疑,但不可否認其方便、快捷的融資方式對于緩解農村金融市場資金壓力,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不可一味的打壓控制。在湘鄉市張江村,全村400余戶居民的年均民間借貸總額達到2000萬元,這其中當地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初村政府在尋求貸款未果之下,以下達借款指標的方式,鼓勵企業以月息7厘的價格向村民借款。因為有政府的全程參與和保證,企業的生產經營和資金營運情況得到了有效的監督;而有了資金支持的民營企業,也嘗到了發展的甜頭。2006年,張江村的工業總產值達到1.5億元,村民人均純收入突破8000元,成為了遠近有名的雙文明和新農村建設示范村,這一結果反過來又吸引了更多的銀行信貸投入,張江村的新農村建設得以持續快速發展。可見,在當前農村金融市場供應主體不足的情況下,單純依靠銀行來增加支農投入并不現實。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并舉,以銀行機構來示范、帶動民間借貸市場業務健康發展,通過民間借貸市場影響銀行機構進一步改善服務、增加有效供給,形成良性互動局面方為上策。
(四)“扶貧”與“幫富”齊抓。目前,受利益趨動,農村金融市場上“窮人追著貸款跑,貸款追著富人跑”的現象依然明顯,這不僅背離了農信社立足“三農”、服務“三農”的根本宗旨,同時進一步加劇了農村金融市場的供求矛盾,不利于“兩型”社會新農村建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重新改進和制定適合農村經濟發展實際的信貸指標管理體系,適當降低農業貸款門檻已成為必然。在既要保證農信社能夠獲得合理的利潤,也要保證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必要的資金供應的基礎上,根據農村客戶需要制定個性化的融資服務方案,以滿足客戶不同程度的信貸需求,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提高農信社靈活經營的能力和水平,在實踐中完善農信社的法人治理結構,同時也是推動“兩型”社會新農村建設長遠健康發展的必要保證。
四、對“兩型”社會建設中農村金融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繼續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以健全和完善農村金融體系為突破口,建立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小型銀行、社區銀行、農民銀行。進一步增強農業發展銀行支持“三農”的力度,推進農業銀行改革。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鞏固和完善治理結構,維護和保持縣級聯社的獨立法人地位。通過多種方式積極擴大郵政儲蓄銀行的涉農業務范圍。以村鎮銀行、小額信貸組織為突破口,尋找金融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新路徑。
(二)提高農村金融機構的執行力。“天下之事,行之貴力”。一個團結協作、政通人和的工作團隊,是決定機構能否長期贏得競爭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素。一是進一步加強對機構的內控管理和考核機制,完善業務監督,自上而下推行執行力精細化管理,通過制度約束和正面激勵等措施強化員工乃至整個團隊的執行力。二是嚴格踐行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加強員工的教育培訓,最大限度的發揮員工的主觀能動性。三是合理業務定位。根據“兩型社會”和新農村建設的要求,結合當前經濟金融形勢,打造名符其實的“農村”品牌,加強對高新農業、生態農業、規模農業、特色農業、綠色農業等深加工農業項目的扶持力度,避免信貸投入跟風和重復浪費的現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