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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統研究范文1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 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工程論； 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論； 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論； 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理論系統論
中圖分類號： G4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9749（2011）02－0071－04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從無到有到邁入科學化軌道，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得到空前豐富和發展，成為思想政治教育科學發展的現代表征。特別是近年來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逐漸得到關注，就此進行回顧與省思，并對未來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與發展進行思考，對于豐富和發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一、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現狀概觀
從中國期刊網以“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和“德育系統”為題名索引數據分析來看，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文獻計量概觀存在一個最直觀的特征：關于系統論的研究成果比較豐富，以系統科學、教育系統、社會系統為研究對象的著作、論文等研究成果較多，為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論啟示和借鑒作用，而相對于德育系統、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資料則較少?？傮w看來，關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還有待加強。從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分析，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種代表性觀點：
1.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工程論
田曼琦、白凱（1989）主要圍繞思想教育系統、思想教育主體系統、思想教育客體系統、思想教育環境系統、思想教育內容系統、思想教育原則系統、思想教育方法系統、思想教育信息系統、思想教育決策系統、思想教育評價系統展開論述。［1］魯勇（1989）對大學生思想教育系統設計、大學生思想教育系統工程、大學生思想教育體系進行論述。［2］潘樹章（2001）從德育大系統的角度，提出高校德育系統分為主體、目標、理論、方法、激勵、輔助、信息反饋、評價及懲戒等八個子系統。［3］陳中建（2008）以系統工程的思維觀念和方法對德育系統進行結構梳理和內容剖析，將目標系統、組織管理系統、內容系統、環境系統作為研究框架，對高校德育系統中的隊伍建設、學生德育實踐體系、德育環境和德育評價及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研究。［4］上述研究運用系統方法從系統工程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或德育系統進行研究，為展開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提供重要啟示，特別是系統工程研究方法中對結構和運行的剖析值得借鑒，但仍然停留在系統工程學范式框架內，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
2.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論
吳倬（2001）從當前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出發，提出了建立結構合理、功能互補的高校德育系統的思想，認為德育領導小組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處于核心地位并發揮主渠道作用，人文社會科學課程起重要補充，理工類課程教學是重要環節，以黨團組織、輔導員、班主任隊伍為主要承擔者的課外教育是對學生進行課外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環節。［5］韓小香（2006）等認為，高校新型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的構建應確定一個指導思想、兩條教育線路、三大教育理念，以“隱性教育”為輔，營造濃郁的教育氛圍；以學生為本的教育理念為指導，構建全員育人格局；以自我教育為主體，構建立體思想政治教育網絡。［6］陳堅良（2006）認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由科學控管系統、組織實施系統、信息反饋系統、評價激勵系統、保障系統等構成。［7］孫其昂（2007）認為高校理論教育是系統存在，該系統大體包括理念、課程、制度、設施、環境、主體、活動等要素，由這些要素組成高校理論教育的系統整體。［8］可以看出，上述觀點主要是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運行和工作實務層次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進行探討，已開始關注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是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實踐層次進行的反思和探討，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總體性研究提供實踐基礎和實證檢驗。
3.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論
宣仕錢（2006）認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依存于自身特有的生態系統，思想政治教育過程應該與開放的社會信息系統、社會實踐生態系統、社會發展的群體需求相協調，與營造自我發展的綠色空間相協調。［9］戴銳（2007）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生態可分為宏觀圈層（社會大環境及區域性生態等）與微觀圈層（組織內部生態）兩方面，兩個圈層均由意識圈層、制度圈層和物質圈層三大部分構成，其中意識圈層由心理、觀念、意見和學術成果等構成，制度圈層由社會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規章等構成，物質圈層由設備設施、場地場所、經費支持等構成。［10］邱柏生（2008）認為，從微觀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個生態系統，這種生態主要由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宣傳思想教育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幾個子系統構成；從中觀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態中的一個子系統，會受到高等教育體制、理念、教育制度變化的制約；從宏觀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處于社會環境大生態中。［11］盧嵐（2010）圍繞思想政治教育社會生態的結構、特征及結構創新三個方面，提出通過將以政府、學校、城市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以社會、農村為主陣地的草根性思想政治教育有機的融合，達到結構創新，功能升級，以實現思想政治教育實效性的全面提升。［12］可見，學界對思想政治教育生態系統的關注已開始由“環境”向“生態”范式躍遷展開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生態展開研究，雖然并未直接論述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要素與結構，但作為一種從事實層面展開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生態進行的基礎性分析，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提供重要啟示意義。
4.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理論系統論
陳秉公（2006）認為，在學科基本理論的實踐基礎、理論基礎、學科理論研究規范和相關學科的理論前沿發生重要變化的情況下，學術研究主體對整個學科基本理論進行的系統整合，是學術研究主體自覺的學科理論整體建構行為。［13］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理論體系，張耀燦（2007）認為，學科理論體系包括以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和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史、比較思想政治教育為主干學科和基本研究與應用的分支學科。［14］孫其昂（2010）認為，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是思想政治教育學術共同體，它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學知識為基礎，由思想政治教育學科成員、價值觀、科學研究、科學技術服務、學科規范（方法）等組成的學術性社會共同體。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同時又是社會學術共同體，也是一個系統，具有系統的特征，要正確處理要素把握與系統把握、自然階段與自覺階段、歷史傳統與現展的關系，積極推進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系統發展。［15］可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作為系統存在的認識也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雖然尚未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系統與思想政治教育系統二者作出區分，但已為二者的關系分析提供了基礎和啟示。
5.思想政治教育社會系統研究
孫其昂（2001）運用社會學原理從宏觀視角對思想政治工作進行探討，以系統方法論為指導，特別是運用系統性觀點分析思想政治工作，闡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系統性，思想政治教育系統不是一個孤立的系統，是與其他系統相聯系的系統，并對社會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社會變遷對思想政治教育影響等，從社會學意義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系統分析。［16］另外，孫其昂（2007，2009）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對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系統、思想政治教育現代轉型等主題做了持續的探討，為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提供重要借鑒和啟示。［17－18］
二、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特點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性逐漸得到學界關注，已注意強調思想政治教育的整體性，開始展開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作了多方面的闡釋和剖析，經驗總結范式和理論建構范式在不斷發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較成熟的結論，構建了一個歷時態和共時態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場域，呈現出鮮明特點：
1.系統性研究進入研究者視野
學界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性關注即一方面主要是在經驗工作總結范式中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展開論述，另一方面主要是從理論建構范式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進行理論建構與反思，提出許多非常有價值的觀點和理論，如生態系統論、學科系統論、社會系統論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已注意把思想政治教育當作一個多維度、點線面的立體結構來剖析，運用系統的思維方法進行理論分析與實踐考察。
2.多學科交叉研究成為顯著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對于復雜性和綜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現象和活動，如果僅憑運用單一的視角、片面的方法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理論研究和考察解釋，本身就是不科學的，不能讓人信服，也不適應現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研究和實踐發展的需要?？上驳氖?，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已開始關注研究視角的多樣化、多層次性和交叉性，并有不少成果出現，如從系統科學、生態學、社會學等視角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展開初步探索，交叉學科研究范式初露端倪。
3.研究主題呈現多樣化特征
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現有文獻資料分析來看，從經驗總結范式中運用系統研究方法圍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而展開的研究較多，如大學生思想教育系統工程、大學生思想教育體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高校理論教育系統、高校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等；從理論建構范式角度來看，運用系統研究方法圍繞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進行理論研究的主題也呈多元化發展，如思想政治教育生態論、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理論系統、社會大系統范式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的主題多樣多元，既對思想政治教育經驗總結和理論建構具有重要意義，又有利于豐富和拓展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深度和廣度。
4.經驗總結范式和理論建構范式并存發展
綜觀現在研究成果主要是在經典教育學范式語境中圍繞思想政治教育展開研究，存在經驗總結范式和理論建構范式兩個維度。從研究內容來看，由于歷史原因和學科建設滯后等因素影響，經驗總結性研究占了很大比重，但學術話語和學科意識雖有所增強，并逐步呈現出經驗總結和理論探索并存的態勢，經驗總結和學術話語同在，且逐漸從經驗總結上升到理論建構層次，特別是強調把思想政治教育當作一個系統研究逐漸受到關注，如生態系統范式研究和社會大系統范式研究，為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提供重要理論借鑒和啟示作用。
三、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的反思
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呈現出系統性、體系化關注，研究主題、內容和方法呈現多樣多元特征，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的一些新范式和新趨勢。但從總體上關照，已然的研究雖然涉及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多方面，但其研究的理論基礎和學術思維還比較薄弱，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把握和認知還處于經驗、零散的把握階段，沒有真正把握住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整體，存在“致命內傷”和研究不足：一方面，不管是經驗總結范式和理論建構范式研究中都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是什么”這個前提性追問尚未作出回答，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結構與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發展動力和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優化、系統科學方法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啟示等問題的研究都必須進一步深化與拓展，缺乏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所涉及的廣泛領域和研究內容進行系統性、整體性探索與研究；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對社會現實的關照，缺乏時代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發展時代需要脫節、思想政治教育時代要求與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發展割裂開來，因而存在理論研究的不足。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如何在一個社會轉型與結構調整的時代與時俱進的發展？如何重新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與環境變遷之間的交互關系？如何進一步全方位認識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功能和價值？如何構造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運行機制及評價？如何進一步實現其科學化發展等等問題亟需進行系統深入地研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面臨新的發展要求，除了上述亟需突破的問題，其未來發展還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1.歷史與邏輯分析統一
運用歷史與邏輯分析統一是探尋與揭示系統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歷史發展演變與內在結構的應然邏輯，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按照歷史與邏輯統一的方法論要求，將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放在歷史發展和現實社會視野中，注重強化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性關注，運用哲學思辨的眼光去審視與評判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發展歷史和發展軌跡，又要注重邏輯思維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與實踐運行中的廣泛運用并發揮作用，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科學發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價值更好地實現。
2.理論與實證研究并重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分殊與研究角度相異導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中理論與實踐相脫離的現實，思想政治教育學術研究者與思想政治工作者間的鴻溝凸顯，經驗總結范式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統來源于社會實踐活動而具有活力，針對性和應用性較強，但缺乏理論思辨性和長效性，而理論建構范式中形成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理論具有深厚的理論性和說服力，但由于概念化和抽象化，容易與現實脫離開來，缺乏應用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理論研究中不能在強調系統思維展開研究的同時，自身研究中卻犯了如此錯誤。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研究中，既要具有自主意識和本土關懷，處理好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又要具有問題意識和世界視野，處理好民族與世界的關系，把經驗總結與理論建構、學術研究與現實關照結合起來，凸顯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和系統研究的時代性。
3.多學科與多范式研究共用
現代科學發展趨勢是高度分化與高度綜合，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行為科學等日益成為思想政治教育學重要資源，各學科取長補短、相互借鑒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內在要求。但要注意避免簡單移植和經驗總結，正如有學者敏銳且不乏遠見地提出：“借鑒型成果形成不了自己的特色，經驗型成果已經走到了盡頭，政策型成果顯得理論‘底氣’不足，比較型成果缺乏系統研究和應用，功能泛化型成果得不到社會的認可”［19］，因此，要“通過現有范式融合、經由交叉學科的范式創新、經由研究方法變革的范式改良路徑”［20］，實現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的多學科聚焦和多學科方法交融。一方面，借鑒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哲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發展的理論成果，“提倡批判性借鑒，明確研究目標，把握立足點，注重學科借鑒的自主創新，把借鑒與自創有機結合”［21］；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更需要有自主的學科意識，應對“多學科理論與方法的吸納與運用，應當走出簡單的‘概念移植’、‘方法套用’、‘體系嫁接’等誤區，進入新的層面和新的境界，不斷地運用多學科思維方法和交叉學科研究范式展開”［22］，并且應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改良和拓展，利用多學科知識的關聯性、相融性和互補性，借鑒系統論理論和方法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
4.學術的系統研究范式和行動的系統思維方式同行
運用系統論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進行“系統性思維方式的框架性轉換”［23］，在思想政治教育學術共同體內逐漸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范式，促進和提升對思想政治教育現代轉型、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建設、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等主題的探討，這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研究的重要任務和旨歸。一方面要運用系統研究范式，根據思想政治教育系統要素、結構、功能、特征等來認識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深化與拓展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結構與功能、輸入與輸出、系統發展動力和系統優化等問題的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學術系統研究范式指導下，運用系統思維方式指導和外化為全面辯證的行為活動，“在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從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4］，把思想政治教育學術的系統研究范式和思想政治教育行動的系統思維結合起來，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進行“總體性”認識和把握，摒棄和反省狹隘、短淺的觀念偏差，運用全面、系統的思維方式促進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在全社會更全面深入、富有成效地發揮其功能和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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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統研究范文2
對2012年度中國人民大學復印報刊資料《教育學》所出版的論文進行全面分析發現，教育公平仍然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和重點。當前，我國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現在城鄉差異、教育資源差異、偏遠地區受教育機會平等性等幾個方面。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1］?！?/p>
為了縮小基礎教育城鄉差異，幫助農村地區克服學生多、教師少的問題，政府曾提出頂崗支教計劃。該支教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西部貧困偏遠地區學校師資匱乏的問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隨著支教活動的深入開展，依靠派遣志愿者進行義務支教的方式出現了很多問題，直接影響著支教效果。頂崗支教存在的問題有：一是支教的可持續性低，教學質量不高。頂崗支教期間，支教者利用靈活的教學方式和信息技術的輔助，改變以往滿堂灌的教學模式，營造以學生為課堂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教學模式，使學生形成對知識的有效建構。但是在支教者離開后，任課教師沿用原來的教學模式，支教者形成的教學模式又慢慢被遺忘，對教學起不到根本的改變作用；二是支教費用高。支教兩地來往的交通費、生活費等大多由支教者承擔，給支教者造成了很大的經濟負擔；三是管理機制不健全。義務支教的性質，導致支教學校、被支教學校缺乏對支教者的經濟支持，使支教者在支教過程中無條件奉獻，嚴重影響了支教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針對頂崗支教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張靜茹、盧寧、史婷等［24］提出利用網絡平臺或者網站進行網絡支教，經過調查研究，取得了較好的教學效果，使得城鄉差異有所縮小。本文在此基礎上，提出基于視頻會議系統的網絡支教模式，該模式是指教師通過計算機網絡、視音頻設備與通信網絡對學習者進行教學實時授課，學生通過計算機網絡等設備與教師建立實時的反饋聯系。其教學過程是：教師本地講授——網絡實時轉播——學生集中實時學習——學生通過通信網絡設備提問咨詢。支教教師在不離開本地教室的情況下，同時對本地學生和異地學生進行上課，使得兩個教室的學生猶如在一個教室上課，達到如同面授的效果。
2網絡支教模式優勢分析
2.1視頻會議云存儲
視頻會議系統 (video conference system)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地方的個人或群體，通過現有的各種電信通訊傳輸媒體，構造虛擬交流空間，通過圖像、語音、文字、圖片等多種方式完成的實時、可視的信息交流。教學信息總量的海量增長，使傳統的存儲方式再無力承擔這種負荷，相比之下，云存儲將以更高容量、更穩定的存儲方式滿足教學需求。
視頻會議云存儲的出現，突破了傳統存儲方式的性能瓶頸，使云存儲提供者能夠聯結網絡中大量不同類型的存儲設備形成異常強大的存儲能力，成功解決存儲難題。教學中有大量的資源需要存儲，包括教學課件、教學試題、教學視頻等，視頻會議云存儲不僅使得大量存儲成為可能，更為教學提供了靈活的教學形式，促進了教學效果的全面提升［5］。在教學中，最重要的是完成兩端的信息傳送，需要傳送的信息有很多形式，包括視頻、音頻、文本、圖像等，如何將這些信息有效地組合起來以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亟待解決。由于當前網絡帶寬的限制，流媒體技術無疑是最好的選擇［6］。對于支教教師來說，只需按照教學計劃進行正常授課，對學生進行正常提問，組織學生展開討論等，無需擔心由于網絡延遲等問題而影響上課效果。對于學生來說，只需跟著教師的步驟正常聽課，無需擔心因為帶寬問題出現聽課不流暢、交流不順利等狀況。
2.2雙向實時交互
該模式是一個雙向交互系統，實現了本地與異地師生之間的雙向互動。在該系統中，學生不僅能看到教師的圖像，聽到教師的聲音，而且教師也能了解異地學生的情況，能夠針對學生的實際情況來調整教學策略，控制教學進程，還能向學生提出問題并得到學生對問題的回答等。整個教學過程是基于雙向傳輸網絡系統和電子雙板開展的。每個異地或本地的教室既負責教學信號的發送，又負責教學信號的接收，實現無延遲信息傳輸。該模式能夠實現師
生的實時交互，相當于將面對面的課堂教學進行了空間上的延伸，因而更加符合學生的學習習慣，具有良好的教學效果。在網絡支教過程中，教師到達現場授課并不意味著異地學生也必須到教師所在的地點上課。整個授課過程是教師借助于通信網絡、電子白板和接收設備完成的。這種教學的優點是創設出了一種虛擬的課堂環境，臨場感強，教學效果好。
2.3教學方式多樣
該模式采用的是雙向互動、實時授課、交互式課堂面授相結合的方式。虛擬的課堂環境能使異地學生聽學校教師講課，教師也可以通過網絡看到學生的反映，接受并及時回答學生的提問；雙方還可以直接通過網絡進行課堂討論，提問答疑，通過虛擬環境完成遠距離操作和演示訓練等。這種模式可以理解為傳統教學模式在空間上的延伸。其優勢是能實現信息傳播與反饋，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反饋及時調整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易于控制教學效果。但是在形式上，它與傳統教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傳統教學方式中，教師是教學的中心，是知識的傳授者，在教學中處于權威的地位，而學生是接受知識的“容器”，教師給什么“裝”什么，給多少“裝”多少，學習的“自由度”很?。?］。視頻會議網絡支教模式擺脫了教師主觀講授、學生被動聽課的傳統教學局面，一方面，教師不再是教學的主導者，而是變成了教學的組織者、督促者、參與者，學生變成課堂的主體；另一方面，教師和學生處于平等的地位，教師和學生都可以充當提問者和回答者的角色。這種角色轉換貫穿于整個教學過程中，改變了以往學生的被動地位，充分體現了學生在課堂中的主體地位，激發了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發揮了學生學習的主觀能動性，遵循了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同時，教師授課的實時性和可重復性，使學習者的學習時間和空間擺脫了傳統教學的限制，學生可重復觀看教學錄像，直到掌握知識為止。
2.4激勵機制健全
海南師范大學趙京波等［8］認為，頂崗支教是一種有效的教師繼續教育形式，對緩解貧困地區教師素質差和數量不足問題、實現城鄉教育均衡發展有著重要意義。孟世才教授等［9］提出構建城市優秀教師支教系統，城市每年選派優秀教師到農村小學支教，為農村小學教師創造繼續學習的機會。視頻會議網絡支教模式與頂崗支教和實地支教相比較而言，具有經濟、高效的特點。通過視頻會議系統開展支教活動，支教教師不需要奔赴被支教學校現場進行教學，只需要在本地給異地學生開展同步教學即可，節省了交通費、生活費等開支，整個過程中只需要支付一定的網絡等費用，降低了支教成本，從根本上解決了頂崗支教費用高的問題，為支教者減少了經濟負擔。采用視頻會議網絡支教模式，一方面可以解決農村教師數量不足、素質不高的問題，提高支教者的實踐教學能力，激發其支教熱情，促進支教者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教學工作中去，提高支教教學效果；另一方面為農村教師接受繼續學習提供了機會，有利于他們接受先進的理論知識，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更新知識結構，提高教學水平，改進教學觀和課程觀，提升自身業務素質。
3結語
針對頂崗支教過程中出現的可持續性低、支教費用高、管理機制不健全等問題，本文提出了基于視頻會議系統的網絡支教模式。視頻會議網絡支教具有云存儲、兩地師生雙向實時交互、教學方式多樣、激勵機制健全等優點，彌補了頂崗支教的不足，同時符合以人為本的教學理念，提高了教學效果。但是該教學模式在實際應用中還存在很多不足。如視頻會議系統價格昂貴，偏遠地區的學校也許無法支付，因而難以大面積普及；網絡支教對網絡帶寬的要求極高，一旦出現通信堵塞，就會影響教學的正常進行；支教教師與被支教學生在空間上的距離，導致教學反饋不及時，不能及時強化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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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統研究范文3
關鍵詞：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福利多元主義
中圖分類號：G7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11-0024-04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由我國傳統二元結構導致的、橫亙在城鄉之間的壁壘慢慢松動并逐步瓦解，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界限逐漸模糊，出現了一個介于二者之間的新的階層，而“流動人口”就是這一新階層的主力軍?？疾旖┠曛袊鞘腥〉玫木薮蟀l展，總會在成就與輝煌背后發現流動人口的身影。流動人口進城后，多從事基礎設施建設及服務行業的一些臟重累的工作，為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快速轉型期，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市場對勞動力資源要求的不斷提高，流動人口以家庭形式進入大中城市也越來越多。可以說，城市化是我國建設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戰略，中國加快實現城鎮化已經是不可扭轉的趨勢。而據有關調查，城市化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意味著要有1000多萬人口從農村流向城市，城市化水平若提高到60%，則需要將約3億人口轉移到城市。可以斷言，未來50年，我國的人口流動形勢將更為嚴峻，流動人口的規模將持續擴大。2012年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了《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力圖淡化戶籍功能，促進市民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自由合理流動。在此背景下，“流動兒童”數量的增多及其所引發的教育、醫療等各種社會問題日漸凸顯，使之逐漸成為學界研究的熱點。
如果說非常規化社會流動的基本機制是體制改革，那么，常規化社會流動的基本機制則將是教育。[1]雖然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備受關注，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一直沒有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根據教育規律，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三者必須有機結合，互為補充，互相促進，才能推動受教育者健康發展。就目前來看，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認真貫徹下，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及學校教育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但是與之相關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卻發展遲緩，成為三位一體教育整體中的兩塊短板。兒童的一些基本生活技能、習慣和情感、價值觀等都是在家庭中習得并加以強化的，所以，家庭是兒童社會化開始的地方，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場所，家庭教育是兒童社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流動兒童因為其家庭實際情況及父母身份的特殊性，在接受教育方面具有與其他兒童不太一樣的背景，存在一些困難，如父母收入低、家庭經濟條件差、父母工作時間長，以致無暇顧及對子女的教育等等，諸如此類問題導致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很大程度上處于缺失或者至少是不完善的狀況。
如前所述，教育在改變人的命運、提高受教育者擇業競爭力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要想使第二代流動人口不再重復其父輩之路，完全融入所在城市，平等參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公平分享改革發展成果，就必須高度重視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尤其是家庭教育。在這一背景下，如何構建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實現多元參與，提高流動兒童教育福利就成為一個現實而緊迫的問題。
二、構建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現實必要性分析
家庭教育作為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并存的一種教育形式，對于受教育者的全面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另外，家庭作為個人社會化最初場所，也是最重要的場所，家庭成員的言行舉止、生活習慣以及價值取向都將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彼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家庭教育在三大教育形式中處于基礎而又關鍵的地位。流動兒童因其父母工作不穩定、居住環境不固定以及家庭條件不優越，而使其家庭教育受到很大影響，僅靠父母及親戚支持已難以為繼，必須吸納社會多元主體參與支持，構建社會支持體系。
1.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問題的多元性。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問題是在城市化不斷推進的社會背景下，我國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村向城市轉移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它關涉第二代農民工的未來發展問題，所以顯得尤為重要。公平教育權的完全享有，對于每一位中國公民而言，都是無可厚非的。進入城市的流動兒童，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充分保障他們公平的受教育權。目前，正在日益松動的戶籍制度使得外來人員子女在遷入地公立學校入學的門檻有所降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流動兒童學校教育的公平享有問題，而且隨著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的逐步深入，這一問題也將最終解決。但是，流動兒童的教育問題不僅僅體現在因戶籍問題帶來的入學難等學校教育方面，更突出反映在家庭教育上。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多元化的問題，需要綜合考慮。
一是社會分層化導致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獲得機會的不平等。所謂社會分層是一種根據獲得有價值物的方式來決定人們在社會位置中的群體等級或類屬的一種持久模式。換句話說，社會分層就是依據一定的標準，把社會成員劃分為不同層次的過程。社會分層影響和決定了社會成員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制約著社會公平。陸學藝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中將中國社會人口分為十個階層，其中農民中的流動人口屬于第九階層，幾近于社會的最底層，這就決定了處于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無法享有同等的社會權利和資源。[2]這種社會分層結構導致農民工社會地位低下，經濟收入微薄，家庭支持能力弱化，從而影響流動兒童的教育狀況，尤其是家庭教育，往往會因家庭經濟條件差，而使流動兒童無法公平地得到家庭教育機會，享有優質的家庭教育資源。二是家居住所流動性大以及學校教育連續性差，導致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獲得質量的不均衡。如前所述，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是相互協調、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的三種教育形式，彼此之間有著很強的聯系，某一方面的滯后與偏差都必將對另外兩個方面產生重要影響。由于父母工作不穩定，導致流動兒童家居住所的流動性很大，這也使得流動兒童不得不經常更換就讀學校，以致學校教育的不連續性與不穩定性隨之增強。這種流動性與不連續性將對流動兒童的學校教育產生極大的不利影響，一方面容易導致流動兒童入學延遲。北京、深圳等9個城市流動兒童發展與需要調查的結果表明，流動兒童超齡入學的比例為4.8%。[3]另一方面容易導致學生學習成績滑坡，由于目前我國教育地域差異性的存在，各地教育水平、所用教材均不一致，所以頻繁流動使學生的成績下降。無論是入學延遲，還是成績下降，都必將加大家庭教育的難度，對家庭教育帶來不利影響。三是家長期望水平高與支持能力低的矛盾客觀存在，導致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實際效果的不理想。流動兒童父母因為自身文化程度不高、技術水平低導致現有工作地位低、收入不理想，切身感受到知識的重要性，期待子女能夠通過教育改變命運，故而普遍對流動兒童的教育水平存有較高期待。但不容否認，流動人口自身條件的諸多限制使得這一期待的實現存在較大困難。一方面，流動人口工作收入較低且不穩定，這就使其難以保證對子女家庭教育持續而穩定的經濟支持，無法保障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均衡全面發展；另一方面，流動人口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時間較長，使其即使想輔導子女學習，也會因自身知識水平限制和時間限制而作罷。所以，流動兒童家庭中普遍存在的較高期待與較低支持能力之間的矛盾，無疑將加大其家庭教育的難度，影響教育效果的實現。
2.社會支持體系的優越性分析。所謂社會支持體系，是指若干關涉社會支持的、相互聯系的，為促進受助者發展的一系列社會系統的有機組合，是一個復雜的多維體系，強調參與主體的多元化、社會系統的組合化以及支持維度的多樣化。流動兒童家庭教育領域存在的傳統做法，偏重強調家庭在其中的突出作用，而忽視其他社會主體的重要作用，排除其他社會組織參與家庭教育支持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但是，流動家庭因自身支持能力偏弱，無力獨自承擔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支持的重任，最終導致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水平低下。而福利多元主義視域下的社會支持體系強調多元參與，突出主體的多樣化，在支持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發展方面具有顯著的優越性。
首先，福利多元主義視域下的社會支持體系能夠保證資金的持續投入，可以為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傳統的家庭教育投入主體單一，流動兒童教育的所有開支均依賴父母的收入，偶有親戚朋友的非常態化資助。社會支持體系強調吸納政府、社區、社會企業共同參與：政府可通過稅收減免、津貼補貼等形式進行資金支持；社區可通過發揮鄰里互助的強大作用實現支持；社會企業則可通過低費或免費提供相關教育服務，如家長培訓等實現支持。其次，福利多元主義視域下的社會支持體系能夠保證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時間投入。流動兒童父母所從事的工作大多存在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等特性，使其在工作之余很少有時間關注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難以保證用于家庭教育的時間投入。而在社會支持體系下，社區則可通過設立社區咨詢中心或社區托管中心對家庭教育實現支持，以彌補傳統家庭在時間投入方面之不足。最后，福利多元主義視域下的社會支持體系能夠豐富家庭教育形式，擴充家庭教育內容。當前的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多偏重于學習方面，父母將有限的時間、精力以及財力更多地花費在子女學業成績的提高上，而忽視兒童的全面均衡發展，以致家庭教育形式單一化、內容簡單化。在多元社會支持下，這一局面將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觀。政府將通過政策引導、財政支持等形式，支持流動兒童參與形式多樣的文體活動及科普活動；社區將通過加強社區文體、服務設施建設，促進流動兒童全面發展；社會企業更是可以發揮其服務提供方面的特長，以多樣的特色服務豐富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形式和內容。
3.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之必要性分析。如前所述，要充分發揮家庭教育在流動兒童成長中的關鍵作用，實現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的良性互動，共同促進受教育者，即流動兒童的全面健康發展，就必須構建優于傳統單一參與主體的支持模式，鼓勵多元參與。首先，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將成為改善目前家庭教育相對滯后現狀的重要推手。當前，我國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由于受流動兒童、兒童父母自身條件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環境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相對于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其發展已明顯滯后，無法適應流動兒童發展的需要，影響流動兒童健康成長及全面發展，進而也不利于打破階層固化，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貧困及低下社會身份在流動人口中的代際傳承。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加強家庭教育，以多元參與提高家庭教育質量。社會支持體系強調包括政府、學校、社區、社會企業的多元參與，通過多元主體在資金、政策、時間、人員、服務提供等方面的加大投入，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以家庭作為單一支持主體的現有模式，強化支持能力，提升支持水平，豐富支持形式，進而提高社會支持的整體水平。其次，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將成為推進教育資源公平分配，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徑。教育公平的觀念源遠流長，努力實現教育公平是人類社會亙古不變的追求。古希臘的大哲學家柏拉圖最早提出教育公平思想，兩千年前我國的先賢孔子也以“有教無類”來昭示教育公平的偉大意義。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及質量均有了很大提高，但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不平等、不公正現象也如影隨形，教育資源的不公平分配與不平等獲得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一些弱勢群體，如流動兒童家庭，因為制度政策、歷史文化、社會傳統、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原因，在教育資源獲取方面受到制度排斥、經濟排斥和文化排斥，造成教育領域的不公平。通過構建社會支持體系，可以充分發揮政府、社區、社會企業的制度調節作用、經濟扶助作用及社會扶持作用，增強流動兒童獲取教育資源的能力，實現教育資源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公平分配。最后，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將成為提高流動兒童福利的現實保障。社會福利是文明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必要內容和必然結果，是個體、群體及社會孜孜追求的理想并為之實踐的目標，社會福利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個社會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4]流動兒童作為社會一員，對社會福利擁有無可辯駁的完全享有的權利，在某種意義上，一個社會中，弱勢群體相關福利的實現程度更能代表社會的文明程度與社會發展水平，而在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等方面均處于弱勢的流動兒童顯然具有這種指標性意義。教育能夠提升受教育者的知識水平、文化素養和技術能力，從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強受教育者獲取更高社會地位、實現常規社會流動的能力。通過多元支持，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增強流動兒童未來的就業能力及擇業競爭力，將極大地促進其社會福利的實現。
三、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總體設計：以福利多元主義為指導
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是由一系列社會支持系統有機組合在一起的復雜的多維體系，一般由支持主體、支持客體以及支持媒介或支持介體幾個要素組成。本文認為，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社會支持體系的總體設計可以從支持主體、支持內容以及支持方式這三個維度進行考察。
1.內部系統與外部系統：支持主體維度的考察。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社會支持，依照參與支持的程度及與支持客體的直接關系，可將其主體分為內部系統與外部系統兩大部分。社會支持的內部系統主要是流動兒童家庭內部成員之間，以及流動人群之間的相互支持，是以流動兒童家庭，從更廣意義上來說，是以流動人群這一同質性很高的群體為指標進行的界定。針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問題，若要分析其支持主體，首先想到的當然是流動兒童所在家庭，家庭成員尤其是流動兒童父母成為家庭教育支持當之無愧的首要主體。除此之外，還包括來自于流動兒童親戚的支持。除了具有血緣關系的家庭或家族成員以外，本文將流動人口之間的互相支持也歸入內部支持系統，這主要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流動人口家庭之間具有很高的同質性，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流動家庭之間經常發生交互支持行為，就面臨的某一共同問題，相互交流經驗教訓，相互提供物質幫助與精神支持。有鑒于此，本文所指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內部支持系統的參與主體，主要包括流動兒童所在家庭的成員以及一定地域內的流動人口家庭。
社會支持外部系統是相對于家庭內部，或者更廣意義上是相對于流動人口群體而言的。具體而言，主要包括政府、社區、學校、社會企業。參與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支持的政府，既包括提供具有普遍性政策的中央政府，也包括提供更具針對性、實效性政策方案的地方政府。流動兒童家庭所在的社區距離支持客體即流動兒童最近，在支持效果的發揮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將可通過文體中心、娛樂中心等活動設施以及社區圖書室等文化設施的供給，實現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支持。作為與家庭教育關系密切的學校教育，在支持方面具有的作用更是無需贅言，將起到促進或阻礙的直接作用。而社會企業則能夠通過與家庭教育相關服務的提供，實現支持。
2.政策支持、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支持內容維度的考察。除以支持主體作為設計社會支持體系的考察維度外，各大參與主體的支持內容也將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方面。就社會支持體系理想化設計而言，針對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問題，其所涉及的支持內容將不再限于單一的物質支持，而是要力爭實現支持內容的類型化、多樣化、豐富化。首先，政策支持是保障。政府提供的公共政策，將對社會資源的權威性分配提供指導，直接決定了各大社會階層或各社會人群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地位及所能獲得的份額，所以，政府的政策支持將對參與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各大主體發揮重要的導向作用。公共政策具有顯著的政治性、權威性，這些特征也決定其供給主體只能是政府，政府通過對相關問題做出政策性建議實現支持。政策支持的內容非常廣泛，涉及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資源分配、各主體的參與程度及方式以及一些具體的支持措施。所以，政府的政策支持因其強烈的導向性，成為社會支持體系的制度保障。其次，物質支持是基礎。流動兒童家庭教育出現問題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父母收入過低，家庭經濟狀況較差導致支持水平低下。流動兒童父母因為文化程度不高、技術能力欠缺，多從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這也直接決定了流動兒童家庭無法拿出足夠的資金對其進行家庭教育，更遑論參加有益于個人素質全面發展的素質班、培訓班。這種情況下，對流動兒童家庭進行物質支持就成為一項基礎性工作，唯有提高流動兒童家庭的收入水平，增加流動兒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才能真正使其具有對流動兒童實施高質量家庭教育的能力。政府通過稅收減免、津補貼發放、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等措施，社區通過鄰里互助、免費咨詢，社會企業通過低費、免費服務供給，都能實現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物質支持。最后，精神支持是必要補充。兒童的健康成長與全面發展是一項內容多樣、目標多元的復合性工程，不僅包括兒童的身體發育、學業進步，更包括兒童的心理健康，而且在流動兒童這一特殊群體中，心理健康教育又更具重要性。流動兒童隨父母背井離鄉，來到陌生的城市，往往會因父母職業、經濟社會地位以及戶籍制度等原因，而受到社會排斥，對其心理發育產生不良影響。基于這一現狀，各參與主體必須高度重視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增加在家庭教育中的心理教育內容比重，對其進行精神支持。尤其是流動兒童父母，在關注子女學業的同時，更要多花時間關注子女精神狀態，將更多的精力用在與子女的交流上，引導其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疏解其遇到的心理問題，促成其心理健康發育。
3.直接支持與間接支持：支持方式維度的考察。無論是內部支持系統，抑或外部支持系統，各大參與主體對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的政策支持、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都將通過不同的支持方式方能實現，所以，支持方式當然地成為另一考察維度?？傮w而言，支持方式可以分為直接支持與間接支持兩種。所謂直接支持，就是指通過對流動兒童家庭進行直接的幫助、扶持，顯著提高其家庭教育質量的一種支持途徑，內部支持系統大多屬于這種方式。流動兒童的家庭成員與流動兒童朝夕相處，對流動兒童擁有的優勢及存在的問題非常清楚，故能對其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將不經過任何中介，直接地作用于支持客體，即流動兒童，所以，無論是從支持效果與支持途徑來看，都具有相當明顯的直接性特征。就支持內容而言，物質支持無疑更具直接性。通過增加流動兒童家庭收入，提高經濟支持水平，能夠顯著增強家庭對流動兒童的支持能力，從而提高家庭教育質量。與直接支持不同，間接支持則要通過一定的媒介，才能對支持客體產生作用，外部支持系統大多屬于此類。無論是政府、社區，還是社會企業，其支持作用大多還要通過流動兒童家庭，尤其是其父母，才能最終對流動兒童產生作用。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上述主體也存在一定的直接針對流動兒童實施的支持，但無論是從支持數量、各自所占比重以及實際效果來看，間接支持都是外部支持系統的主要作用方式。若就支持內容而論，政策支持必須通過政策的良好運作、相關機制的配套運行、地方政府的切實執行、優惠措施的完全落實，才能充分發揮其支持作用。如果以上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運行不暢，設計再科學、合理、完美的政策也將違背政策制定初衷、偏離政策目標，難以發揮實際效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相較于直接的物質支持，政策支持更像一種實施依賴媒介、實際效果有待觀察的間接的支持方式。
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多維度、多視角、多層次地加以考察與推進，若將其構建比作修房子，則內部系統與外部系統猶如基石，支撐整個體系的構建，沒有內外部系統的協調配合作為基礎，根本無從談及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政策支持、物質支持、精神支持如同建房的石材，它們的現實存在與不同組合使得社會支持體系這座大廈顯得更為豐滿而結實；直接支持與間接支持則好比粘合劑，將作為“基石”而存在的內外部系統以及作為“石材”而存在的政策支持、物質支持、精神支持緊緊粘合在一起，使各要素緊密結合而成為系統?？傊?，在福利多元主義的視域下，流動兒童家庭、政府、社區、社會企業等內外部系統要素應協調配合，以直接或間接支持的方式為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提供政策、物質、精神等方面的支持，共同構建社會支持體系，以促進流動兒童的全面發展，提升其福利水平，最終實現社會流動的規范化與常態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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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系統研究范文4
關鍵詞：多元文化；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教育；路徑
多元文化背景下，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教育不僅面臨著教育系統本身的挑戰，而且青少年自身也面臨著心理的多重選擇和沖擊。多元文化帶來的挑戰復雜，形勢嚴峻，給青少年自身的價值選擇帶來極大困擾。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教育要想順利實施，達到預期教育效果，就必須樹立科學教育理念、優化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教育的內容、拓展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教育的路徑。
一、樹立科學教育理念
第一，堅持主導性與多樣性相結合的理念。主導性與多樣性相結合也就是既堅持主導文化又兼顧其他多元文化，使主導文化與多元文化并存，兩者相互補充來共同服務于青少年的認同教育。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用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教育指導青少年。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最核心的就是堅持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青少年是一個特殊的群體，他們的獵奇心理、他們的求知欲望都非常強烈，僅僅只用主導文化來引導他們，難以滿足他們的多層次需求，在尊重青少年個體的差異性的基礎上，用多元文化來開闊他們的思維、滿足他們的多層次、多方面需求。
第二，積極引導與自主選擇相結合，也就是既堅持教育者的主體地位，也堅持大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應該遵循教育學中所強調的“以學生為主，以教師為主導”的理念，采取自主選擇與積極引導相結合的原則。一方面，以承認和認可青少年自己選擇為基礎，以幫助青少年分析并引導為手段，使得青少年可以自己發現豐富的多層面的社會，進而自己選擇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另一方面，在教育方法上一定要結合青少年自身感官的反應和社會實情進行教育，而不是一味的硬式教育?？梢岳镁W絡技術、設立網站討論等方法，使學生真正參與到價值觀的討論中來，真切的表達自己的觀點，在多種觀點的交流中幫助學生自己發現各種價值的利弊取舍。
二、優化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教育的內容
第一，樹立的科學信仰。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靈魂，決定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性質。加強對青少年進行理論教育，幫助青少年樹立的科學信仰，是多元文化背景下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首要目標。
隨著改革開放的日益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青少年思想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差異性逐漸增強，青少年的思維方式、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情況、新特點。在這樣的背景下，能否幫助青少年樹立的科學信仰，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因此，幫助青少年樹立科學信仰顯得尤為緊迫和關鍵。對青少年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課堂、進教材、進入青少年頭腦，在學習增強理論認同，在學習中掌握理論觀點。幫助青少年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自覺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識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
第二，堅持共同理想的教育。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主題。幫助青少年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是多元文化背景下進行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內在目標。在共同理想教育中，應引導青少年明確自身的價值追求，將個人理想與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結合起來，在共同理想的實現中實現個人理想。強化青少年在行動選擇中承擔起對他人和對社會的責任，自覺地把為國家作貢獻、為他人送溫暖、為家庭謀幸福作為人生的追求，在奉獻中實現自我的價值。
第三，提高道德素養。社會主義榮辱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礎。幫助大學生提高道德素養是多元文化背景下進行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的基礎目標。在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背景下，各種社會思潮紛至沓來，對大學生思想道德的形成和鞏固帶來多方面的影響。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既是一種價值標準又是一種道德規范，體現了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和社會風尚的本質要求。因此，加強大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必須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和引導大學生，切實提高他們的道德素質，使大學生正確的看待榮譽與恥辱，對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有明確地認識，對真善美、假惡丑有清醒地辨別，切實增強大學生的思想素質道德品質。
三、拓展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認同教育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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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獻綜述
1.1 服務主導邏輯
從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開始（Smith A，1776），商品與服務二者誰居于主導地位的爭論就一直延續至今。在爭論初期，由于生產與運輸等技術相對落后，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商品與服務的問題時均把商品置于主導地位（李雷，等，2013）。這種思想就是長期在爭論中處于優勢地位的商品主導邏輯（Goods Dominant Logic）。商品主導邏輯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而在信息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區分商品與服務變得越來越困難（劉林青，等，2010），而關于誰居于主導地位的爭論越來越沒有意義。因此，Vargo與Lusch（2004）提出全新的服務主導邏輯（Service Dominant Logic），試圖將商品與服務統一到服務概念下，進而對一系列的基本問題進行重新思考，而非以往將二者視為彼此的對立。經過研究者的接續努力，服務被定義為：經濟實體為了實現各種利益，將自身的知識、技術等專業化能力應用到行動、流程之中（Vargo，Lusch，2008，2011；Womack，Jones，2005；Gronroos，2011）。這種定義不再將商品與服務分開探討，而是把具體的商品視為傳遞服務的工具（李雷，等，2013）；最終形成了以10個基本命題為核心的完善的服務主導邏輯理論體系，具體包括：服務是一切經濟交易的基礎、所有的經濟都是服務經濟，顧客是價值的共同創造者、服務中心觀念必然是顧客導向等。這種邏輯通過獨特的視角，對服務的價值進行了深入的思考，這間接催生了對旅游的系統構成等方面的再認識。
將顧客視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之一，改變了以往在商品主導邏輯下，單純地將顧客看作價值毀滅者的觀點。同時，服務中心觀念的顧客導向，將顧客置于服務的中心位置，這種思想也與越來越挑剔的顧客需求相契合。事實上，在大數據的背景下，旅游者作為價值的共同創造者，其發出的全部需求信息，將體現出巨大的價值。為了滿足旅游者多變的需求，需要不斷地適時獲取旅游者需求信息，這也需要將旅游者置于核心地位。服務主導邏輯觀念的提出，使得許多旅游學術問題有了重新探討的價值。目前國外已有一些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服務主導邏輯在酒店管理中的應用研究（Shaw，et al.，2010）、酒店業中基于服務主導邏輯的價值共同創造資產研究（FitzPatrick，et al.，2013）、目的地營銷與服務主導邏輯研究（Line，et al.，2014）、酒店員工的品牌公民行為與顧客品牌信任方面的研究（Xie，2014）等。國內學者對服務主導邏輯方面的相關研究主要有價值共同創造方面的研究（鐘振東，等，2014）、服務創新的理論模型方面的研究（劉飛，簡兆權，2014）、電子服務概念方面的研究（李雷，等，2012）以及服務主導邏輯概念演化方面的研究（郭朝陽，等，2012；李雷，等，2013）等。
目前國內關于服務主導邏輯方面的旅游學術研究仍是空白，而服務主導邏輯的核心觀點，以及大數據技術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都催生旅游學術研究對旅游系統進行再思考，更新旅游系統的要素構成，并重構出新的旅游系統模型。
1.2 旅游系統
國內外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旅游系統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先后提出了多種旅游系統模型。在已有的旅游系統綜述研究（李文亮，等，2005；郭長江，等，2007）的基礎上，結合近年來旅游系統研究的新動態，本文將旅游系統方面的研究分為以下5類：功能導向的旅游系統、空間導向的旅游系統、要素導向的旅游系統、系統導向的旅游系統以及旅游者導向的旅游系統。
（1） 功能導向的旅游系統相關研究是旅游系統研究的開端。Gunn（1972）提出了旅游功能系統的基本框架，并于2002年對該模型進行了完善；該模型分為供給與需求兩部分，其中供給子系統包括吸引物、交通、服務、信息、促銷五部分，彼此間是相互依賴、互相作用的關系。國內外學者也先后提出過類似的模型（Mill，Morrison，1985；楊新軍，竇文章，1998；王家駿，1999），這些模型著重于體現模型中各部分所發揮的功能，對于解釋旅游活動的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意義。但該類模型僅僅注重旅游供給方面功能的研究，相關研究鮮有涉及旅游需求方面。
（2） 空間導向的旅游系統也是研究者們重點關注的方面。在前期已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Leiper（1995）從空間結構的角度提出的模型中要素包括旅游者、旅游業、客源地、旅游目的地、旅游通道；經濟狀況、自然地理、社會法律等作為旅游系統的環境環繞在旅游系統的要素周圍。其中，旅游通道是聯合客源地與旅游目的地的客流與信息流的集合。其他研究者還從旅游系統的空間分層（王祖正，等，2007）、旅游系統的空間結構（翁瑾，楊開忠，2007）、旅游系統能值分析的空間案例（Lei，et al.，2011）等方面進行了相關研究。這種類型的模型將空間距離等要素引入到模型中，是對旅游功能系統的升級。關注于客流與信息流也是這類模型的特點之一，這也為其他旅游流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研究視角。
（3） 要素導向的旅游系統也是重要的學術聚焦點。關于要素構成的相關研究往往會與功能等方面的研究雜糅在一起，如吳必虎（1998）提出的旅游系統模型，既體現出旅游系統的功能方面，又列舉出了旅游系統的要素構成。這類旅游系統模型往往通過分層列舉的方式對要素構成進行研究（張惠，等，2004；閻友兵，張穎輝，2012；張樹民，等，2012）。然而，隨著旅游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需要考慮的要素越來越多（王金偉，2009），很難完全列舉出旅游系統的要素構成，這種模型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出來。
（4） 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研究系統導向的旅游系統，其典型代表是McKercher（1999）提出的旅游復雜系統模型。McKercher認為，旅游系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模型中包括旅游者、影響因素、信息向量以及影響信息傳遞的因素等九部分。該模型中的旅游系統體現出不可預測性和不可控制性，這有助于解釋一些長期無法解釋的問題。該模型的要素包括了旅游者與信息，與以往的旅游系統模型相比，旅游者在旅游系統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同時，信息在各要素之間起到了關鍵作用，影響旅游者最終做出決策的正是旅游者的信息獲取量。但這類模型注重系統性的同時，往往會使相關研究復雜化。
（5） 旅游者導向的旅游系統相關研究仍然處于初始階段。這里所說的旅游者導向是指在研究旅游系統時越來越重視旅游者的需求方面。在McKercher的模型中，旅游者在相關研究中的地位已經有所提高。而近年來，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已有學者從信息的角度研究旅游系統，并認為信息是研究旅游系統的鑰匙（李君軼，2011）。而我們認為，旅游者需求方面的信息更為重要。還有研究者從基于旅游者的旅游價值（王壽鵬，2011）、智能旅游信息系統（Gretzel，2011）、旅游推薦系統（Lucas，et al.，2013；Gavalas，et al.，2014）等方面做了相關研究，這些研究已經很明顯地體現出旅游者的導向。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這5類旅游系統與技術的進步以及服務主導邏輯之間存在復雜關系（見圖1），主導邏輯隨著技術的進步由商品主導邏輯向服務主導邏輯演變。功能導向、空間導向、要素導向的旅游系統相關研究，隨著技術的進步必然越來越復雜，而這正是系統導向的體現。然而，隨著服務主導邏輯的盛行，較高的系統復雜性往往不利于將研究焦點聚焦于旅游者，因此，逐漸出現了符合服務主導邏輯核心思想的旅游者導向的旅游系統，這類研究從旅游者自身出發，既可以簡化旅游系統的構成，又具有較為清晰的邏輯分析線路。尤其是在大數據時代，對旅游者過去、現在以及將來需求信息的獲取會變得越來越容易。旅游系統中其他要素通過獲取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服務于旅游者。而以往的研究由于技術等方面的局限性，往往不能全面揭示旅游者的需求信息。
在大數據時代，應當以旅游者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需求信息為核心，以這些海量信息的獲取、傳遞、分析、處理、利用等為要素，重構旅游者導向的旅游系統模型。未來旅游的核心問題將是如何利用好海量的數據信息，從而更好地服務于旅游者，這也符合服務主導邏輯的核心思想。同時，旅游系統新模型的建立也可以給智慧旅游建設等方面帶來一些新思路。
2 旅游系統模型的重構
2.1 旅游系統模型重構的基礎
2.1.1 旅游數據規模的急劇擴張
近年來，旅游數據已經成為巨大的海量信息空間（郭鑫，2013），而隨著智慧旅游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以及智能手機的逐漸普及，大數據的獲取變得越來越容易。以往旅游數據的獲取，往往依賴于景區、交通部門等方面的統計，這種統計具有明顯的滯后性。而現在，除了傳統的數據擁有部門外，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也掌握著海量的旅游搜索數據。同時，微博等新型社交軟件的出現帶來的海量半結構化、非結構化的文字、音頻、圖片、視頻等旅游數據信息也逐漸可以被獲取，這些數據信息中往往包含著旅游者過去、現在、以及將來的需求信息。此外，數據的產生方式已由傳統的被動式、主動式，向自動式轉變（孟小峰，慈祥，2013），數據的自動產生是大數據時代到來的根源。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每一個旅游者個體都將是一個移動的海量數據源，以其為中心自動發射出的海量信息將會加速旅游數據信息規模的擴張。
2.1.2 大數據處理技術日臻成熟
大數據相關技術的發展是其被充分利用的基礎。大數據相關技術主要包括數據采集方面的ETL（數據提取、轉換和加載）工具、數據存儲方面的關系數據庫、基礎構架方面的云存儲、數據處理方面的自然語言處理、統計分析方面的最有尺度分析、數據挖掘方面的復雜數據類型挖掘等。大數據處理分析方面的軟件主要有Hadoop、HPCC、Storm、Apache Drill、Rapid Miner等（王秀磊，劉鵬，2013）。在未來，隨著這些技術和軟件的不斷發展，海量旅游數據將不再是旅游企業等部門的負擔，反而能增強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處理大數據能力的飛躍提升將使得旅游大數據變得越來越有價值，而旅游者將在價值的共同創造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2.2 旅游系統模型的重構及其解釋
在大數據背景下，基于服務主導邏輯的核心思想，旅游者作為數據信息源將處于核心位置，同時數據信息的處理最終也應該是作用于旅游者。因而，以旅游者為核心要素和數據信息起點，以數據信息為旅游系統模型運轉的鑰匙，通過信息識別、信息獲取、信息處理以及信息應用4個階段，最終將數據信息直接或間接反饋到旅游者，從而建立閉環旅游系統新模型（見圖2）。旅游系統新模型整體分為信息源（旅游者）、信息識別、信息獲取、信息處理以及信息應用5個層次。數據信息始于旅游者并最終作用于旅游者，從而形成信息的閉環流動，體現出服務主導邏輯中顧客中心的思想。以下對新模型的各個層次包含的要素以及信息的流動進行分析解釋。
圖2 大數據支持下以旅游者為中心的系統模型創新
2.2.1 旅游者
旅游者在整個旅游系統中擁有雙重身份。首先，旅游者作為信息源，在整個模型中處于核心位置，其全部需求信息是整個旅游系統運行的原動力。同時，整個旅游系統中信息經過處理最終又流向旅游者，這些信息的作用正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旅游者，這正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動中關鍵作用的體現，也符合服務主導邏輯下顧客中心的思想。在大數據背景下，旅游者所擁有的所有信息都將發揮重要作用，這些信息經過處理都將最終直接或間接反饋到旅游者本身，進而提升旅游者的旅游體驗，從而讓旅游業更好地服務于旅游者。因而，獲取更多的旅游者信息將是大數據時代旅游競爭力的體現。
2.2.2 信息識別層
信息識別層主要包括識別旅游者的過去需求信息、實時需求信息、未來需求信息。旅游者過去的需求信息體現其過去的消費傾向以及旅游者本身的屬性信息。旅游者實時的需求信息可以直接反映旅游者在旅游活動中的實時狀況，相關各部門獲取這些信息可以更好地提升旅游者的實時旅游體驗。未來的需求信息表明未來消費者的消費傾向，由于其在將來很有可能轉換為旅游消費行為，因此將來的需求信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雖然識別出旅游者的各種需求信息對于旅游者、景區、交通等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種需求信息對不同部門的作用并不相同，而以往對旅游者需求信息的研究中較少對旅游需求進行分類，因此，將需求信息細分為上述3類有利于更好地研究旅游者的需求。
2.2.3 信息獲取層
信息獲取層包括過去需求信息的獲取者、實時需求信息的獲取者以及未來需求信息的獲取者3類要素。在大數據時代，各類需求信息的獲取者是能夠直接獲取該類信息的所有參與者的集合。過去需求信息的獲取者主要包括在線旅游服務商（OTA）、景區、交通、傳統旅行社等參與者；實時需求信息獲取者主要包括景區、交通、電信運營商、酒店等參與者；未來需求信息獲取者主要包括搜索引擎、社交軟件等新型參與者。盡管景區等參與者可以直接獲取不止一類需求信息，但其處理數據信息的能力有限，在復雜的大數據面前，他們只是大數據的初級使用者（孟小峰，2013）。而搜索引擎等新型參與者處理數據信息的能力較強，為了實現海量數據的規模經濟性，新型參與者會爭取獲得其他兩類需求信息，從而取得競爭優勢。景區等大數據的初級使用者應尋求與新型參與者的合作。
2.2.4 信息處理層
信息處理層是數據信息的存儲、分析、傳輸、轉化等一系列信息處理過程的集合，其核心過程是數據挖掘（馬建光，姜巍，2013）。在大數據時代，存儲、分析海量數據信息已經超出景區等傳統部門數據處理能力最大限度。因而，由于其數據處理能力所限，景區等部門可能只對海量數據做預處理，深層次的大數據挖掘則應交由其他新型參與者來完成。目前在旅游業中，信息處理是最應該加強的方面。一方面，景區等傳統部門擁有海量數據或擁有獲得海量數據的機會，卻在為數據的存儲和處理而煩惱；另一方面，新型參與者盡管掌握的數據信息比較多，但信息的類別比較單一，多來自其自身直接獲取的數據信息，大數據的共享顯得十分迫切（左建安，陳雅，2013）。因此，建立旅游大數據共享機制是發揮大數據處理能力的基礎，進而利用大數據挖掘出可應用于信息應用層面的有用信息。
2.2.5 信息應用層
信息應用層是基于對過去、實時和未來需求信息中的一種或幾種進行分析和數據挖掘的基礎上，利用有用的信息并發揮其作用。不同種類海量的數據信息可以被旅游者、景區、政府等不同主體用于服務優化、偏好分析、實時監控、線路推薦、客流預測、精準營銷等方面。例如，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和相關硬件設施的配套，旅游活動中的異常數據信息可以被及時捕捉，從而景區、交通等部門可以利用這些信息更好地服務于旅游者。同時，通過分析海量數據信息的整體狀況，相關部門可以更好地引導游客流動，避免游客扎堆等現象頻現。此外，在大數據時代，傳統的旅游營銷模式等有可能被顛覆，新型的社會化媒體組合營銷等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傊?，旅游大數據的信息應用前景廣泛，未來將會不斷探索出更多創新性應用，從而更好地服務于旅游者。
2.2.6 信息反饋
信息反饋是該模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只有通過信息反饋才能使模型形成閉環。信息反饋包括直接信息反饋和間接信息反饋兩部分。部分應用信息可以直接被旅游者獲取或者直接作用于旅游者，因此稱之為直接信息反饋，例如客流查詢、路線推薦、緊急求助等。其他的應用信息不直接作用于旅游者或者不能夠被旅游者直接獲取，但其會對旅游者產生重要影響，因此稱之為間接信息反饋，如實時監控、危機預警等。信息反饋的關鍵在于從海量的信息中選取旅游者需要的信息以服務于旅游者的同時，要努力減少旅游者獲取信息的成本。
2.3 對傳統旅游系統要素的分析
在旅游系統新模型中，以往國內外學者提出的功能導向、空間導向、要素導向等旅游系統模型中的交通、旅行社、目的地等要素都被視為旅游者完成旅游活動所利用的手段，而不再爭論哪些要素應該出現在模型當中。進而從新模型的角度探尋這些傳統要素在大數據時代應該如何發揮其滿足旅游者信息方面的功能，這與服務主導邏輯中將具體的商品視為傳遞信息的工具的思想十分相似。服務主導邏輯將商品與服務統一到服務旗下從而避免了關于二者長期以來的爭論。相似地，在新模型中傳統要素也被統一到“信息功能”旗下，這樣有利于思考傳統要素如何面對大數據時代帶來的挑戰，促使這些要素的作用方式主動做出變化以適應未來的需求。傳統旅游參與者之間的疆界也將變得模糊，利用大數據的能力將成為新的競爭優勢。
3 新模型背景下的相關思考與建議
在旅游系統新模型中，數據信息作為整個系統運轉的鑰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大數據利用能力將成為旅游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同時，旅游業在利用大數據時存在許多需要重視的地方，如安全隱私方面等。因此，下文對大數據背景下的相關問題進行思考與討論，并提出相應的建議。
3.1 大數據獲取能力方面
不同類型的參與者獲取各類需求信息的能力差異很大。搜索引擎等新型參與者獲取數據信息能力較強，而景區等獲取數據信息能力則比較弱。盡管目前景區等傳統旅游參與者與新型參與者相比擁有更為關鍵的旅游信息或者獲取信息的渠道，但筆者認為，未來在旅游業中體現競爭優勢的不是擁有信息的能力，而是獲取這些海量信息的能力以及后續處理的能力。
目前在大數據的獲取能力方面，眾多類型的參與者大致可分為3類。第一類是具有很強的大數據獲取能力的參與者，如搜索引擎等。第二類是潛在具有很強大數據獲取能力的參與者，如電信運營商等，這類參與者的大數據獲取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第三類是不具備大數據獲取能力的參與者，如傳統的景區等。不同類型的參與者在獲取大數據時應采取不同的策略。搜索引擎等具有很強大數據獲取能力的參與者應該擴大獲取數據信息的范圍，將更多的圖片、視頻等半結構化、非結構化的數據信息納入其信息獲取范圍。電信運營商等潛在具有很強大數據獲取能力的參與者，應該加大對大數據信息的獲取方面的投入。雖然這些參與者擁有壟斷等優勢，但是微信等新型社交工具對其的威脅會越來越大。傳統景區等參與者應積極尋求與新型參與者的合作，通過旅游大數據的共享，更好地服務于旅游者。
3.2 大數據挖掘方面
大數據挖掘在旅游業中的應用前景廣泛，如挖掘潛在的旅游者、獲取旅游者的旅游習慣、優化旅游線路、推薦旅游目的地等。然而，旅游業中數據挖掘的水平仍然較低。以在線旅游服務商為例，其數據挖掘深度仍然不夠，旅游者每次參與在線預訂服務的流程基本一致，并未通過挖掘旅游者過去需求信息來優化服務流程。在線旅游服務商更多的是將線下服務線上化，而疏于對海量數據信息的挖掘。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挖掘將成為大數據處理的關鍵，大數據相關技術將在大數據挖掘中起到支撐作用。許多參與者不具備大數據挖掘能力，因而，這類參與者可以尋求與新型參與者合作來彌補其相關能力的不足。新型參與者應發揮主導作用，爭取獲得數據信息的規模經濟性。未來，眾多參與者對旅游大數據挖掘的需求可能會是旅游業中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催生出大量專門從事旅游大數據挖掘的參與者。
3.3 智慧旅游建設方面
智慧旅游作為目前業界與學術界的熱點問題，其建設存在一些誤區。已有學者提出，目前我國的智慧旅游只能稱作“智能旅游”。智慧旅游建設方面主要集中于建設智能終端等“智能”方面，較少從旅游者的需求信息出發，“智慧”方面的建設遠遠不夠。智慧旅游應該是一個幫助旅游者解決旅游障礙的系統，通過獲取旅游者需求信息，了解旅游者的旅游障礙，進而將處理后的信息反饋到旅游者，從而促進解決旅游障礙。也就是說智慧旅游的建設應該從旅游者的需求信息出發，其目的應該是幫助旅游者解決盡可能多的旅游障礙。移動互聯網與大數據更加豐富了智慧旅游幫助旅游者解決旅游障礙的能力，使得景區擁擠程度等過去比較難實時獲取的信息變得可以實時獲取，甚至提前獲取。總之，理想狀態下，旅游者與智慧旅游的關系如圖3。智慧旅游建設總體方向應該從如何不斷獲取旅游者需求信息，幫助其解決旅游障礙出發。在反饋的信息中應該不僅包括旅游者直接需要的信息，還應該包括旅游者并未直接表現出需求行為，但旅游者又確實需要的信息，這正是體現“智慧”的重要組成部分。
圖3 旅游者與智慧旅游的關系
3.4 數據共享與安全隱私方面
在大數據時代，通過數據共享可以實現大數據規模經濟。目前，我國旅游業的數據共享程度較低，亟需建立一套完善的數據共享機制。然而，許多企業對于數據安全隱私的重視程度不夠，相關保密技術水平較低，隱私泄露事件頻頻發生。因此，在大數據背景下，如何充分利用旅游者的個人信息，而又不泄露個人隱私將是一個重要議題。為了解決大數據時代的數據隱私問題，學術界和工業界提出了保護隱私的數據挖掘、位置匿名方法、查分隱私方法等（劉智慧、張泉靈，2014；王璐，孟小峰，2014）。大數據的安全隱私應受到國家層面的重視，政府應加大對隱私保護方面研究的資助。同時，旅游業界應加強與大數據實業界的合作，做好大數據共享的同時充分保護旅游者的個人隱私。
4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文在對大數據時代展望的基礎上，基于服務主導邏輯的核心思想，以旅游者為核心，以數據信息為鑰匙，提出了旅游系統新模型。新模型中以旅游者為核心，既是服務主導邏輯中顧客中心思想的體現，也符合旅游業界中對旅游者越來越重視的現實。同時，數據信息在新模型的正常運轉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這是在大數據時代，數據信息的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的體現。此外，以旅游者全面需求信息出發構建旅游系統新模型，既符合大數據時代特征，又為智慧旅游的建設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本文也存在著許多局限。首先，目前我國乃至全世界尚處于大數據時代的初期，利用大數據的能力還比較有限，這也是未來包括旅游業在內的各行各業需要著力提高的地方。其次，我國旅游業的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性，本文提出的新模型還處于理想狀態，其經濟基礎尚未完全形成，這也是智慧旅游建設需要著重考慮的方面。再次，本文對旅游系統新模型的構建還處于試探性階段，模型中具體要素以及參與者的構成還有待調整，但從旅游者的需求信息角度出發構建旅游者導向的旅游系統模型這一方向基本可以確定。最后，本文主要對旅游系統新模型及其相關要素做了定性論述，缺乏相關的定量研究。因此，下一步將在完善旅游系統新模型中的要素與參與者構成的同時，通過收集這些要素與參與者的相關數據，對其相互關系及其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等方面進行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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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ourism System Model in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XU Feng， LI Shuaishuai， QI Xueqin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coming of mobile internet and big data will reconstruct the whole tourism system. Existing researches seldom study this aspect of tourists. Tourists are often regarded as an ordinary part rather than the core of tourism system in some researches. Meanwhile， most researches on tourism system are static and fail to uncove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demand of tourists thoroughly. However， based on the core idea of service dominant logic， tourists should be the core of tourism system and his past， present and their future demand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cornerstones in the age of big data. Some new actors， such as search engines， will be taken to key positions via processing massive information. Paper placed in the core， data information regarded as the key and some new actors were taken into the new model to reconstruct a new tourism system model that fits the age of big data. In the future， massive information will cycle as a close loop from tourist to touris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tourism system model will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 actors. These elements， proposed in the model， which are still not in existence in reality， may be the new value areas and probably lead to new operational types of tourism. Also， some new idea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tourism and some other aspects.
智慧交通系統研究范文6
[關鍵詞]絲綢之路;旅游發展;信息驛站;系統建構
[中圖分類號]F59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4）24-0013-04
一、絲綢之路旅游發展背景條件分析
（一）絲綢之路旅游的戰略構想及其意義
2013年9月，主席在訪問中亞四國期間，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由于這一構想順應了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表達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地區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共同訴求。“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一經提出，便得到了中亞各國及國內絲綢之路沿線城市的熱烈響應。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后，進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發展轉型升級，積極參與全球新一輪價值鏈創造和分工，從而實現和平崛起的重大戰略舉措。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及國內其他各省市，都將此視為一種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圍繞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五通”目標，進入積極籌劃、調整和搶抓機遇的工作之中，而依托古老的陸上絲綢之路，大尺度的旅游線路及其產品體系設計策劃也開始提上戰略議程。
（二）絲綢之路旅游資源的特點及市場前景
絲綢之路是指古代中國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是世界上時間最悠久、空間尺度最大的東西方商貿、文化交流走廊，也是文化內涵最豐富、景觀類型最多樣的特殊旅游大線路。絲綢之路是一條匯聚了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斯蘭文化、希臘文化的人類文化遺產之河，又是一條串聯起平原、沙漠、戈壁、綠洲、雪山、草地等自然奇觀的地理景觀廊道。隨著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古老的絲綢之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慢節奏的馬幫、駝隊被快捷的公路、高鐵、航空交通所代替，驛站所送的文書被互聯網通訊所取代;與此同時，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也悄然發生著深刻的變化。人類的消費模式正經歷著 “精神化的轉向”，即在人們的消費構成中，以信息消費和旅游消費為代表的文化性、精神性消費成為21世紀人類生活方式的重要構成，甚至成為衡量人們生活質量和人權狀況（發展權）的重要指標，同時“游客輸出”也像技術輸出、資本輸出一樣成為國家和區域間政治交好、經濟援助的重要形式。像絲綢之路這樣具有地理穿越、文化穿越雙重價值的旅游線路，必將成為最具吸引力和生命力的旅游產品體系。而絲綢之路又是自駕旅游、專列旅游、專題旅游、文化體驗旅游的最佳線路，成為中國富裕階層和入境游客高端旅游的對象。絲綢之路旅游資源潛力巨大，市場前景廣闊，很可能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首先繁榮發展的先導性產業。
（三）現代旅游信息系統的功能及作用
隨著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人類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因之而發生變化，信息技術和現代旅游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數字旅游”、“智慧旅游”的新理念和新實踐，從政府、企業的決策管理和溝通協調，到個人的學習、娛樂和消費決策，都離不開人機系統的信息供給和資訊服務，信息的有效供給和深度處理成為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旅游產業的發展同樣離不開信息系統的保證和支持，旅游開發經營者借助信息流把握和掌控物流、商流、人流、資金流的動態變化。人們創建TMIS（旅游管理信息系統）和GIS（地理信息系統）等，借助數字化技術建設旅游資源庫、項目庫，展開現代營銷宣傳和網上推介等活動;游客則借助互聯網獲取旅游咨詢、作出旅游決策，借助電腦、手機等終端設備實現訂票、調整、通訊、娛樂、投訴以及各種交流互動。絲綢之路旅游線路和旅游產品的開發、管理、運營、營銷亟待現代旅游信息系統的創建，絲綢之路旅游信息系統是一個極有必要又富與創新意蘊的系統工程。絲綢之路旅游是一條極富潛力和吸引力的大品牌旅游線路，同時又是一個各區域差別巨大、旅游資源與旅游信息極不對稱的復合產品系列。它在人們心中是值得期待的熱線，在現實中卻又是方便系數較低的溫涼路線。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和城市因不同的發展階段和發展取向，處于一種有聯系、無耦合的狀態，如何先從旅游信息系統建設的角度切入，引導和推進旅游產業的發展和協同合作，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開發建設的題中要義。
（四）絲綢之路驛站文脈與現代旅游信息系統
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交通系統中，沿路驛站承擔著信息溝通的重要作用，驛站是官方設置的交通管理和信息傳遞的機構。漢唐之時，30里置驛站，掌管投遞公文、轉運官物及供往來官員休息之用。在周偉洲、丁景泰先生主編的《絲綢之路大辭典》中，僅有據可查的漢唐驛站就列了146個，當然不見文獻和消失在歷史煙塵中的驛站更多。這些古老的驛站就是古代絲綢之路信息通道上的一個個節點，它們聯點成線形成最初的文化、商貿、軍事、政治信息線路?，F在的互聯網和計算機終端，其功能和便捷程度已遠遠超越了昔日的驛亭驛站，但驛站系統仍是一種與旅游信息系統結構相似的設置。特別應該引起我們重視的一個問題是，信息化并沒有像過去那些技術決定論者所樂觀預期的那樣，信息網絡可以超越時空、超越社會發展形態，迅速實現“地球村”范圍內的信息共享?，F實狀況是信息化的過程同時引發了以地域空間為界線的信息鴻溝，信息的處理能力和分享狀況呈現出形形的落差，而信息基礎設施多以節點與等級化的空間組織形式在地域系統分布，按其規?？梢苑譃樾畔⒃?、信息樞紐、信息交換中心等不同的節點序列。旅游的特點也是點線結合、動靜結合、六要素（吃、住、行、游、購、娛）交替呈現的文化性消費過程。旅游消費主體對旅游信息的擷取既關注線路又關注目的地;而旅游開發經營主體的管理運營，一般也都在行政區劃的框架中進行。我們不妨將這種著眼于大線路信息匯聚，同時又照顧沿線城市及旅游目的地權益的旅游信息系統，視為絲綢之路旅游的信息驛站，這種借助大數據處理技術，依托各地景區景點的旅游信息系統，將會在大線路貫通、地方權益表達、游客需求滿足三者之間找到交集點，使古老的驛站文脈在新的科技背景下重新煥發勃勃生機。
（五）絲綢之路旅游開發的境內、境外問題
我們所說的陸上絲綢之路，大致可以分為境內段和境外段，二者都有許多極具魅力和潛力的旅游吸引物，然而跨國跨境的大尺度旅游開發，是一個涉及國際區域合作、受國際政治氣候影響的大區域開發項目。盡管我們已經可以和部分國家和城市開展點對點的旅游文化交流，但大貫通式的旅游線路開發尚需時日。比較現實且富有基礎建設性質的絲綢之路旅游發展策略是：先從境內旅游開發為起點，然后以開發促開放、開放促開發的模式向西推進?，F在西部諸省市，特別是西北各省市，對絲綢之路旅游的開發建設有愿望，有政策，有基礎，也有廣闊的國內國外客源市場。因此，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系統的建設是一項意義深遠的開創性工作，它應該得到政府、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學研究機構的關注，并著手對此進行系統的策劃設計。
二、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系統建設面對的現實問題
（一）絲綢之路旅游發展中信息不對稱問題
1.區域發展不平衡中的信息不對稱
陸上絲綢之路是亞歐大陸橋的西部縱深處，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和城市的發展水平及信息化進程差異較大。在絲綢之路中國段內，西部城市與東南沿海城市有著巨大的差距。信息在地區擴散上有快慢、普及程度上有高低，呈現出時間與空間上的非均衡性，主要以信息基礎設施建設、信息技術應用水平、信息技術人才、信息化服務能力諸方面的差別為主要表現形式。在中國西部，旅游資源的信息化表達，旅游過程的信息化服務，旅游管理、營銷的信息技術應用，游客對旅游信息的獲取等都處于一種相對落后的狀態，無法滿足信息化時代旅游發展的需求。
2.大線路旅游開發中的信息不對稱
絲綢之路旅游屬于空間跨越和行政區劃跨越最大的旅游線路之一。目前，絲綢之路沿線的地區和城市，無論是國內段還是國外段，都還處于一種各自為政、缺乏系統耦合、缺乏大線路無縫對接的階段，絲綢之路旅游的整體形象塑造和整體營銷也處于闕如的狀態。旅游產品的開發宣傳僅僅是以各行政區為單位進行的局部性宣傳推廣，缺乏信息共享、共同合作的政策機制，沒有形成旅游大線路的集群效應，因此很容易造成旅游客源競爭、相互擠兌的現象。絲綢之路旅游在資源開發、旅游規劃、旅游要素配置、旅游服務設施、旅游服務標準、旅游市場機制的一體化進程方面尚未真正提上議事日程，旅游信息技術應用范圍也十分有限，這與各地區、城市的旅游開發愿望和游客對絲路旅游的渴望形成較大的反差。
3. 絲綢之路旅游資源與旅游信息需求的不對稱
絲綢之路旅游資源類型多樣、特色鮮明、分布空間異常廣闊。按照國家旅游資源普查分類體系的標準看，絲綢之路沿線的旅游資源可謂品種齊全、豐富多彩，許多還是具有稀缺性、權威性的特色旅游資源，但相應的圖、文、數據的表達相對粗淺，未能充分揭示其內涵和價值。特別是大量有關歷史事件、文化遺存、民間傳統、民風民俗的人文類資源，大多處于一種離散存留的狀態，并未納入旅游資源普查和評價的視野，而這些很可能成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和文化交流的對象。這種對人文類旅游信息的粗放處理，實際是一種無形的浪費，許多寶貴的資源如能得到準確的描述、評價和介紹，就可能轉化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從而成為既能滿足文化消費需求，又能助推地方經濟發展的文化資本，并將在開發應用中得到保護和傳承。
（二）絲綢之路旅游業發展對信息驛站的需求類型
本文關于旅游信息驛站的創意構想有兩個基本著眼點：一是著眼絲綢之路大尺度旅游線路的特點，二是著眼現實中不同旅游主體的應用需求。關于旅游信息應用的主體，本文將其分為四類。這四類旅游信息應用主體之間存在著多方面的矛盾統一關系，對旅游信息的需求既相互聯系又各有側重。
1.旅游管理者
旅游管理者既是當地旅游產業發展的規劃者、引導者，又是旅游政策和法規提供者，同時也是某些旅游資源如土地、山水、文物的所有者，他們關注的是資源利用、資本引進、保護開發、企業運行、產業結構、市場秩序、旅游業發展趨勢、旅游業內外環境等信息。這些信息同時也是旅游企業交叉關注的對象。
2.旅游企業
旅游企業包括旅游開發市場的投資者，旅游景區、景點的建設者和旅行社、賓館及商業性演出等旅游要素的供給者。它們關注旅游資源的商業性開發、客源市場開拓、政府旅游政策法規、投融資環境變化、游客消費變化、旅游產品及線路的效益、景區景點運營、游客意向及反饋等方面的信息，是各地旅游開發經營的主體，與游客需求是既有矛盾又相互依存的關系。
3.旅游景區經營者
旅游景區經營者是代表政府或旅游企業，在旅游目的區域進行管理運營，直接提供旅游服務的團隊和組織。一般是由旅游景區向旅游消費者提供吃、住、行、游、購、娛的相關旅游服務，并向游客提供預定、購票、講解、接送、法規要求、投訴理賠諸方面的服務產品。他們既是旅游目的地旅游服務信息的提供者，同時又是旅游運營過程信息的需求者，景區經營者對旅游交通、旅游商品市場秩序、餐飲住宿、景區環境容量、天氣預報、行業管理檢查、游客投訴熱點等信息特別關注。
4.旅游者
游客是旅游產品及相關服務的購買者、消費者，是各旅游信息驛站主要的服務對象。旅游者從產生旅游意向，查詢旅行信息開始，到結束旅行行程回到家里，整個過程都持續產生著對旅游信息的不同需求。特別是現代旅游者，他們在旅游消費的過程中經常處于“在線”的狀態，無論是對旅游吸引物還是旅游目的地的外部環境，都有旅游應用信息的需求。傳統的六要素旅游信息已不能滿足其需求，他們的新需求還包括對信息和安全要素的迫切需要。這涉及對網上旅游閱讀、通訊、微博微信發送、網上娛樂的需求，涉及對出行安全、社會安全、食品安全、購物安全的需求?！霸诰€”、“在網”構成現代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也成為現代旅游消費的行為模式。這將對旅游信息產業提出全新的挑戰，同時也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三）旅游信息驛站是傳統旅游與數字旅游的聯結點
從理論和技術上講，信息具有超越時空、超越文化和行政板塊進行信息收集、儲存、輸送的功能;從實踐和操作層面看，旅游信息的生產供給和消費關注仍是呈現出和旅游產品時空分布相應的結構。旅游產品的管理、開發、供給遵循著按地區、按行政區劃組織的基本特征，游客的旅游消費和信息需求，也圍繞著旅游線路、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區而持續產生。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的構想，就是要一方面滿足現代旅游業發展和現代旅游消費對旅游信息的海量需求。另一方面，要充分考慮旅游管理經營和旅游消費以點為主、點線結合的模式，依托各地區的景區景點，建設以點為依托、以線為主干的旅游應用系統，在傳統旅游和數字旅游之間創建促進旅游業發展，滿足現代旅游消費需求的數字廊道和智慧旅游平臺。
三、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系統建設構想
（一）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系統的結構和層級設計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結構是功能的表達形式和載體，信息驛站的結構和層級設計與促進絲綢之路旅游業發展和滿足各類旅游信息應用是互為表里、互為條件的關系。以“點為依托，線為主體;連點成線，以線帶點”的信息驛站建設思路是與絲綢之路旅游開發的漸進式策略同構的。如前所述，信息廊道呈現出等級化節點分布的空間組織形式，絲綢之路的信息驛站系統也應該按游客集散功能、旅游服務功能、信息處理能力劃分信息驛站的層級結構。像西安這樣的旅游名城，應該承擔起一級性的旅游信息中心樞紐的職能;相應地，蘭州、西寧、銀川、烏魯木齊等省會城市則承擔起二級旅游信息中心的職能;再往下是咸陽、寶雞、天水、平涼、張掖、敦煌、吐魯番、樓蘭、庫車、喀什、都蘭、格爾木等構成古城景區型三級旅游信息驛站。通過上述三個層級的信息驛站結構，實現絲綢之路貫通。旅游景區覆蓋的旅游信息網絡系統建設，使之成為地方政府、旅游企業、旅游景區和游客所依賴的旅游信息咨詢庫，成為物流、商流、人流、資金流、信息流匯聚分注的大平臺。
（二）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的應用信息分類設計
有等級差別，呈點線結合，以旅游目的地城市和著名景區為節點依托，是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系統的組織架構;注重不同旅游主體應用性信息需求則是信息驛站信息供給的指針。旅游業既是各類信息的超大用戶，又是信息生產的超級部門，各種資源類的、管理類的、資訊類的、娛樂類的信息在此匯聚分流，從而滿足不同旅游主體的資訊需求。本文提出一個框架性的應用信息分類設計，力求體現出對旅游業發展和游客需求的理解，并突出各類信息充分交流、內外交換的開環系統特色（見下圖）。
四、關于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的特色和作用
絲綢之路旅游信息驛站的創意構想，針對大尺度線路、地區發展差異、信息服務特點，旅游主體需求等幾大參數，擬在數字旅游模式和傳統旅游模式之間架起一座引橋，實現大數據時代的信息深度服務和旅游應用。從理論上講，我們可以預期該系統具有以下幾點特色和作用。
（一）系統性
圍繞大品牌、大尺度旅游線路，構建序列化、多維度的信息服務平臺，必須要有系統關照的品質，使各系統在運行中處于有機聯系、功能耦合的狀態。
（二）應用性
根據旅游管理者、旅游企業、旅游景區和旅游者的信息需求進行信息處理，是有的放矢的經世致用之舉。
（三）多功能
這種從特大旅游城市到特色旅游景區的層次信息驛站系統，將根據不同部門、不同方向的需求對信息進行多功能、多載體的組合處理，并能為其他行業和部門提供重要的信息。
（四）帶動性
絲綢之路旅游信息系統的創建，不僅僅是滿足旅游的信息應用，還將有效地促進沿絲綢之路地區和城市的跨文化傳通。通過信息驛站的建設，為西部縱深地帶的城市提供文化營銷和形象塑造的平臺，從而促進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這是完全可以樂觀預期的帶動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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