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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范文1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環境的影響就進入了會計視野，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環境會計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1992年葛家澍教授發表了《九十年代西方會計理論的一個新思潮――綠色會計理論》一文，首次將環境會計理論引入我國，引起了我國會計理論學術界的強烈反響。近年來，許多會計理論與實務工作者正在努力對環境會計問題進行研究，目前關于環境會計研究的文獻很多，一些研究基于環境會計本身的計量考核問題[1，2，3]認為環境責任考核主要是會計人員的工作，另一些研究則認為企業是環境污染的主導者，應從企業內部根據市場反應合理配置資源，加強企業環境信息披露[4]來減少環境污染。但是這些文獻的研究多局限于微觀層面，未明確提出環境的控制責任實施。郭道楊教授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會計的全面控制觀”其中內容就包括“會計的全面控制必須把微觀、中觀、宏觀結合在一起”。[5]此后，也有學者研究過宏觀環境會計，但是其研究成果不成體系，未充分體現我國政府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文針對現有研究的缺陷，從宏觀角度研究政府的環境會計控制。通過政府參與將宏觀經濟調控這只大手伸入到污染企業的內部，加強企業對環境的控制與約束的力度，確保環境信息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建立切實可行的環境會計控制機制，產生宏微觀上的環境會計協同作用，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和控制思想的轉變，確保社會、經濟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現階段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會計目標不明確信息公開不夠透明
環境會計的核心是將環境問題對外不經濟納入企業會計核算系統，形成對環境的可靠評估程序。?h境會計作為環境控制的手段方法，我們第一步就是要在環境會計目標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上重新定義環境會計目標。環境會計管理控制作為交叉學科的分支，其涉及的理論內容比較廣泛，除在基礎會計的理論基礎上，還應包括可持續發展理論、物質平衡理論和環境價值論等。由于我國在環境會計的研究起步較晚，不同背景不同行業企業面臨的問題又比較復雜，而環境會計作為政府和企業進行環境控制紐帶，必須具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因此建立健全會計理論體系也是實施有效的環境控制的必要前提準備。
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其實一直是在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重污染企業就在其中扮演著一個雙重角色，部分重污染企業由于能夠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而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企業自愿報告的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的全面性和準確性。這時候政府信息公開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就目前來看雖然由政府公開的信息的來源主要是政府統計部門和第三方審計，具有一定的間接性、局限性和信息不對稱問題，目前的政府信息公開并不能保證信息的及時有效性。
（二）我國政府在對環境控制時未充分考慮其特殊性
為保護生態環境，近年來我國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和經濟手段對企業濫用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進行限制干預，但是環境事件還經常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宏觀調控中未充分考慮我國政治體制的特殊性。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行政體制，我國中央政府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性的控制力，因此，我國的環境控制是典型的政府主導型，大部分資源與環境歸國家所有，政府是進行環境控制的主體，政府環境會計能否發揮有效作用對環境管理控制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國實施科學合理的環境控制必須充分考慮我國政體的特殊性，不能盲目地照搬國際現有的理論研究成果。此外，我國疆土遼闊，東西南北發展程度差異大，地理情況行業水平也是千差萬別，這也增加了我國實施環境控制的難度。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存在局限性
我國政府采用的環境控制機制包括日常性控制和非日常性控制兩大類。[6]日常性控制是指環境控制主體即政府通過法律法規以及制定的相關標準對企業進行的一般性控制，其控制內容比較簡單，例如排污收費，管理收費，征收環境稅，補貼環境保護費用，環境責任保險等。但是這種控制手段存在一定的例行性和程序性，存在很大弊端。由于信息不對稱問題，長期而言政府對企業環境控制偏差就會出現量變積累轉為質變的環境事件，這時候政府就需要采用除日常性控制以外的方式即非日常性控制來彌補這種質變，例如，進行強制性大規模檢查，加大懲罰力度，提高指標標準等。但是這種控制多屬于事后控制，而且這種控制方式需要具體的面對宏大眾多的監管對象，這就意味著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另一方面限于政府能力也不可能監管到所有監管對象。因此即使這兩種手段結合控制環境問題也存在明顯不足。
三、基于我國政體特殊性提出針對上述問題的建議
（一）明確宏觀環境會計目標，健全會計信息公開體系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體系下，自然資源的權利必須通過國家的主體即各級政府來行使。因此，我國環境會計的核算應建立兩個核算體系一是政府環境會計宏觀環境會計，二是企業環境會計微觀環境會計。這兩者應該是互相補充，共同提供環境核算信息。我國政府作為全國人民利益的代表，基于政府環境會計應該以實現環境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共贏為目標，而進行政府環境會計的核算首先就要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集中客觀核算與反映。鑒于企業自愿報告環境會計信息很難保證信息質量，建議構建政府主導的環境會計信息系統，通過法律手段強制要求企業直接向該平臺提供反應在各種經濟活動中發生的環境信息，政府可以通過網絡信息技術和第三方審計對環境會計信息進行驗證，確保環境信息的可靠性、客觀性、及時性。驗證后的信息可以儲存上傳數據庫，由政府官方網站提供給各個信息用戶，讓立法機構、各級政府決策層與企業、公眾都能通過政府環境會計信息清楚地意識到資源與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從而可以進行更加全面合理科學的環境控制，為當代人的決策提供環境信息與成本價值的引導，同時也有利于進一步完善會計理論和基礎，實現企業環境會計的外部生產和企業環境保護工作與政府環境控制相結合，達到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用綠色GDP去除一味地發展經濟
國家在擁有環境資源所有權的同時也承擔對環境保護，節能減排和提高綠色GDP的推動和監管責任，其中提高各項目工程的經濟效率合理性是政府統籌管理的最終目的。以大區域的生態環境保護工程為例，生態補償可能會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而達不到預期理想效果，這時集權制中央政府的調節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要注意的是，在我國中央政府雖對國家政權有著絕對的控制力，同時又始終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在補償實施的過程中應避免政府一家獨大造成的腐敗貪污現象。這就要求在實施生態補償項目中增加社會監督，提高項目運營的透明度，加強市場參與度。同時生態補償政策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也是一種激勵機制，就目前來看，經濟建設依舊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重中之重，GDP也一直是對地方政府和官員進行考核的核心力量，這就導致了一些地方政府不計后果的發展當地經濟，造成生態環境嚴重損壞，違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隨著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單純的GDP考核顯然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采用綠色GDP考核去除一味地以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為目標來判斷地區發展，而是將生態環境考核納入其中，提高地方官員晉升標準，這將大大提高地方政府官員進行生態保護的積極性，進而對環境保護工作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三）政府環境控制機制集中專業化
在生態保護和經濟效益達到雙贏的會計目標下，又限于政府能力，我國中央政府在環境控制方面一直是在進行環境控制和保護某些產業進而維持經濟增長之間尋求一種動態平衡。筆者認為應該盡可能的消除非日常性控制以減小環境控制的成本，?D而著重專注于政府的日常性控制，通過制定更加全面的法律法規和經濟政策做好企業信息披露工作，減小控制偏差，進而使環境事件出現概率降低同時也就減小了例外性控制存在的必要性，在經濟增長的動態平衡中達到政府環境控制的最大效果，實現生態經濟效益。
四、結語
在我國社會主義中央集權制下的資源所有權與資源經營管理權分離的背景下，政府對生態保護、環境管理、社會效益的可持續發展起著主要推動作用，對企業環境污染信息披露承擔著監督責任。利用我國政府管理控制的先天優勢，明確政府環境會計目標，進行政府環境信息公開、制定規則，從而科學的管理控制環境資源和進一步有效的治理環境污染問題。
目前政府環境會計的應用方面還存在各種阻礙和問題，本文在研究中還存在許多不足，例如沒有對政府環境會計與企業環境會計的宏微觀協調統一管理控制問題進行研究，這也將是筆者在以后學習工作中繼續研究的重點方向。
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范文2
【關鍵詞】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宏觀經濟
前言：通貨膨脹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常見問題，而正確的使用貨幣政策工具，可以使宏觀經濟的發展具備一定的穩定性特點。當前，對通貨膨脹的研究局限于動態結構的狀態下，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用非常容易受到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因此，對三者進行科學的協調，是很多經濟研究領域重視的問題。
一、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工具選取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關系
（一）三者研究具備較強的聯系程度
進入21世紀，我國經濟運行擺脫了改革開放初期以“高增長、高通貨膨脹、高波動”為特征的大起大落局面，進入“高增長、低通貨膨脹、平穩化”的軌道，無論從水平還是波動幅度來衡量，我國通貨膨脹處于由高向低轉變的態勢。但另一方面通貨膨脹的持續性或者慣性仍然較高。長期形成的通貨膨脹持續性特征，現階段勞動力、資源能源約束和流動性過剩形成的通脹環境，都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構成一定挑戰。隨著通貨膨脹問題的出現，貨幣政策必須進行調整，可以根據中介目標的狀態，對信貸機制實施良好的控制，使通貨膨脹問題的處理能夠具備更強的現代性特點。對通貨膨脹問題的分析，可以根據貨幣供應體系的基本模式進行推進，使宏觀經濟的管理可以更好的利用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實現通貨膨脹問題的解決。要根據經濟數據的波動情況，對未來一段時期的宏觀經濟發展規律進行判斷，使經濟的發展趨勢能夠得到良好的控制。要按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過程，對經濟發展的橫軸進行判斷，以便宏觀經濟可以更好的根據橫軸的狀態進行調節?？梢园凑招刨J量的具體情況，對宏觀經濟穩定性受到的影響進行分析，以便通貨膨脹問題的分析可以更好的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梢栽谕ㄘ浥蛎泦栴}的演變過程中，對相關經濟數據的峰值情況進行統計，使貨幣的供應可以同研究方案實現統一。如果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能夠使用經濟危機方面的理論進行支持，則可以按照正規金融活動的模式，對通貨膨脹的構成要素實施判斷，并將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研究，使宏觀經濟影響因素的分析能夠更加準確。
（二）貨幣政策工具對調整通貨膨脹具有重要作用
在分析貨幣政策工具的過程中可以按照信貸沖擊的模式對貨幣政策工具使用的科學性進行判斷，使貨幣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能夠更具針對性?？梢詫ω泿耪邎绦羞^程中的因素實施了解，使貨幣政策能夠根據宏觀經濟的發展需要進行發展方案的制定。在分析的過程中，貨幣政策會成為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狀態的首要因素，如果能夠正確的實施貨幣政策的調節，將使得宏觀經濟在增長的過程中可以更好的保證經濟政策的平穩性。貨幣政策的研究還能夠使宏觀經濟的波動狀態受到影響，如果貨幣政策在調整的過程中可以對信貸投放狀態進行研究，則可以使宏觀經濟以較為緩慢的形式變換到正常的狀態，使宏觀經濟的整體運行模式能夠更加健康。
二、處理通貨膨脹預期、貨幣政策工具和宏觀經濟穩定關系的建議
（一）提升對通貨膨脹基礎性因素的研究
在進行通貨膨脹預期分析的過程中，可以按照貨幣政策工具使用過程中的問題，對影響宏觀經濟的主要因素實施了解，可以按照分析的基本方法，對三類主要因素的協調關系進行明確，使未來的宏觀經濟調整工作能夠具備充足的實踐經驗?？梢园凑昭胄袡C構的指示情況，對外匯體制改革環節實施了解，使外匯體制改革可以更好的適應利率的變化情況，如果能夠對現有的市場模式做出正確的調整，可以按照宏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要素，對經濟的調控技能實施了解，使通貨膨脹問題可以得到根本性轉變。要根據復雜狀態下的宏觀經濟調節基礎，對經濟波動狀態實施有效的研究，通過通貨膨脹的影響深度，進行宏觀經濟復雜性的控制，使宏觀經濟可以更好的利用外匯資源進行穩定性修補。要根據當前通貨膨脹的嚴重性，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性能進行研究，如果能夠保證對通貨膨脹問題實施有效的控制，則需要根據貨幣緊縮的狀態對宏觀經濟實施調控方案的更正，使宏觀經濟可以在更小的波動周期內實現影響力的提升。
（二）加強對貨幣政策合理性的分析研究
在進行貨幣政策工具研究的過程中，可以根據貨幣投放的需要，對宏觀經濟的具體投放規模進行研究，使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符合貨幣投放的時機。要根據貨幣政策工具調整過程中的收縮狀態，對影響貨幣投放風險的因素進行控制，使貨幣的投放具備更強的準確性。要根據貨幣當前的匯率情況，對貨幣運行過程中的供給狀態進行研究，以便貨幣能夠更好的通過浮動政策的調節實現匯率的有效控制。可以加強對貨幣政策的出口途徑分析，通過固定時期的貨幣政策狀況，對貨幣的供給機制進行調整，以便貨幣的運轉數量可以更好的實現調整。在進行信貸投放研究的過程中，要按照信貸投放的具體機制，對提升信貸投放質量的因素實施了解，以便信貸的投放環節可以更好的適應貨幣供給的需要，促進貨幣政策供給科學性的提高。
結論：通貨膨脹問題很容易導致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受到影響，在實施貨幣政策工具選用的過程中，如果能夠保證選用的正規性，則可以對宏觀經濟的穩定性進行維護，深入的研究通貨膨脹問題與經濟穩定性的關系，對提升經濟發展質量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李津燕.后危機背景下控制通貨膨脹預期的思考[J].大江周刊：論壇，2010（03）.
[2]王超.強化通貨膨脹預期管理的短期措施[J].經濟研究參考，2010（70）.
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范文3
論文摘要：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實證化和專門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證偽主義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學科發展的邊緣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現實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補充、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等趨勢強化，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以及政府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和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聯系得到共同重視。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1］〔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范文4
關鍵詞：新常態；宏觀經濟；實證分析
一、前言
2014年，隨著國家方針政策的大調整，各行各業正式進入改革的深水區。中國宏觀經濟開始朝著“新常態”的軌跡不斷前進，“降增速、調結構”也成為了“新常態”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特征。未來幾年中國將進入深化改革全面推進的關鍵階段，這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能否從新常態的陣痛中逐漸走出，還決定了“十三五”能否順利開啟，因此做好宏觀經濟數據的統計與分析，對合理制定相關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統計與分析
本文通過國家2015年3月給出的2014年全年經濟數據，對其10項最主要的經濟指標進行如下統計，并作具體分析（見表1）。
表中數據表明，除了新增貸款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經濟指標皆呈下降趨勢，宏觀經濟指標很不樂觀。
1、世界經濟環境尚未好轉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著名的國際金融海嘯，并不斷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逐漸形成新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也沒能幸免，從2014年進出口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全年出口總額同比僅增長3.4%，遠低于經濟危機前的數據。隨著中國工業的持續蕭條，恢復尚待時日，未來仍不樂觀。
2、中國宏觀經濟整體下挫
從10項主要數據來看，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呈現整體下滑的不良態勢，其中GDP更是創下了中國經濟統計以來的最低點，PMI全年處于較低水平（見圖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傳統工業增加值的不斷疲軟所致，雖然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也有所下挫，但是考慮到多項政策的出臺和區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來其增加值、增速應可以保持相對穩定，所以工業領域和建筑業領域的困境是未來“十三五期間”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
3、進出口業務增長緩慢
2014年全年新增貸款總額9.78萬億元，同比增長13.3%，這主要得益于寬松的貨幣政策（見圖2）。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3.29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06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23萬億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增加6.48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40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83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9574億元，均略有增長。未來一段時間內，隨著美元的逐漸走強，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國際貨幣供給不斷減少，因此未來幾年穩健的貨幣政策依然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顯成效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多項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出臺，2014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現增長趨勢，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遠大于消費價格指數的增幅（見圖3）。在未來的幾年內，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完善將有助于我國社會資本更合理的流動，也有助于居民財富的不斷累積，由此將緩解國內需求疲軟的現狀。
5、房地產泡沫依然存在
從經濟數據來看，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大幅度縮減，這首先要歸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資熱情受到抑制；其次隨著國內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剛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價的主要推手，僅靠社會閑余資本的投資熱情難以維持房價的持續走高，所以目前中國房地產仍然處于泡沫擠出狀態，而且在未來較長時間內這種狀態還會不斷發酵。
三、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發展對策
1、保持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
從統計數據來看，目前中國經濟下滑不僅源自于國內需求的疲軟，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遭到了破壞，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如何有效恢復工業生產，使基本面恢復正常是經濟政策關注的主要環節，同時基于物價的基本穩定，所以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應進一步加強。
2、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下降的趨勢不可逆轉，經濟的恢復應保持一種戰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長”或“唯改革”的取向。未來中國政府的目標應當是在堅守底線管理的同時，全力推進各行各業的“大改革”與“大調整”，通過深化改革、改變傳統體制來提升企業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導消化房地產泡沫
中國房地產問題并非個案，早在上個世紀日本和美國都經歷過類似的房地產危機，供過于求的局面在后來的十幾年中逐漸消化。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問題不應該進行過多的政策干預，之前的限購、限價等措施并沒有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嗎，反倒加速了房價的上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來中國政府應該從價格干預向政策指引過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動剛性需求，逐漸去除房產庫存。
四、結束語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持續發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開啟了中國“大改革”和“大調整”的序幕，未來將延續“新常態”的運行邏輯。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體實施，切忌不宜采取強刺激，過度人為干預。
參考文獻
[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范文5
摘 要 相機抉擇是財政手段調控經濟運行的靈魂。一直以來,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在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成功實現財政政策的轉型,特別是在加快我國國民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方面成效明顯,但在實施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負面效應,值得我們去梳理、分析和研究,以期為今后更好地運用財政稅收手段優化國民經濟運行環境奠定現實基礎。
關鍵詞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 效應綜述 評析
一、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環境決定其政策作用方向
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是一國政府為保持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適應宏觀形勢的變化,采取改變財政支出水平、調節稅收等措施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的一套經濟政策,主要包括緊縮性財政政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中性財政政策,在我國分別稱為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凱恩斯主義認為,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應當“逆經濟風向行事”,即在經濟低迷、需求不足,出現衰退與蕭條時,采取刺激需求的擴張性財政措施,在需求旺盛、經濟繁榮時期,應當采取抑制需求的緊縮性財政措施。我國各項財政政策,也是基于此觀點,相機抉擇,適時進行調整并成功實現了一種政政策向另一種財政政策的轉變。
(一)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有效熨平了經濟大幅度波動
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經濟在體制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進入了快速增長期,與此同時投資需求過度擴張、通貨膨脹加劇,宏觀經濟運行環境日趨緊張。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確定了實行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基調。1993年―1997年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取得了顯著地反周期調節效果,不僅有效治理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避免了經濟發展中的“急剎車”現象,而且在消除經濟劇烈波動的同時,保持住了經濟的平穩增長。金人慶(2006)認為實施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實現了反周期調節的預期目標,促進了經濟穩定增長;朱建設(2007)通過對1993年―1997年我國財政支出與GDP的增減變化進行計量經濟學的實證檢驗得出結論,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熨平經濟周期波動的作用是顯著地;張通(2009)認為,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使我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避免了“大起大落”的不良循環。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的實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的負面效應。長期緊縮性政策的實施,使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居民消費意愿低迷,同時,買方市場的形成,使得供過于求的比重不斷提高,投資需求增長乏力,物價水平持續走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通貨緊縮趨勢。賈康(2003)認為,1993年―1997年適度緊縮性財政政策的力度有些過大,通貨膨脹是抑制了,但也為以后國內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筆,致使1997年以后不得不進行又一次的調整。
(二)以擴張性政策手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有效扭轉經濟衰退趨勢
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主要分兩個階段,一是1998年至2004年,一是2008下半年至今。1997年7月泰國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的對外貿易受到嚴重沖擊,長期重復建設帶來的結構不合理等深層次矛盾,在國際經濟環境急劇變化和國內市場約束雙重因素的作用下突出地顯現出來。面對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我國政府果斷地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而2008年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主要是在物價快速上漲的壓力下,“防過熱、防通脹”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加之2008年上半年,我國先后遭遇了罕見的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汶川大地震,以及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滑。在國際、國內各項經¬濟指數出現明顯下降的情況下,2008年11月5日,我國再度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
1998年―2004年六年間連續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是明顯的,它在有效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同時,還推動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并有力地促進了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劉漢屏(2002)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抵御東南亞金融危機、擴大投資、刺激消費、鼓勵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優化經濟結構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呂煒(2004)認為在1998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我國政府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是很明顯的,其主要作用在于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我國制度變革不足所產生的增長缺口;解保華、李彬聯(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實現了民間投資1999年-2007年間年均19.5%的高速增長,有效地遏制了國民經濟發展的頹勢。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總體效果不是很理想,它的實施產生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陳共(2003)認為,不斷擴大的國債規模,雖然對我國財政近期來說不存在大的風險,但情況不容樂觀;項俊波(2008)認為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我國投資消費失衡的體制性根源。
2008年下半年以來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減緩了經濟的衰退,但是其在對經濟企穩回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課題組、國研網宏觀經濟研究部等(2009)認為,積極財政政策在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同時,也使得我國的財政收支矛盾日益凸顯;胡少維(2009)認為,當前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對投資的偏好有點過強,財政政策創造持續性、長期性就業崗位的能力較低,難以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的就業壓力;段炳德(2009)認為,我國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著對教育培訓的投入相對不足,對投資項目的可行性論證不詳、不細、不透就倉促上馬等一些問題。
(三)我國穩健財政政策實施過程中更靈活體現了財政政策的“相機抉擇”
連續6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促使我國經濟進入了新一輪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但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我國部分地區和行業出現了投資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等問題,同時,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民生問題也亟待改善。面對這種非均衡發展,我國轉而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著力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并努力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在穩健財政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國國民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的增長,各項經濟運行指標波幅明顯減小,經濟運行繼續向宏觀調控預期目標發展。
對于穩健財政政策所產生的效應,國內學者絕大多數都持有肯定的觀點。金人慶(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有力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穩定協調發展;田成川(2006)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對穩健的財政政策的效應進行了評析,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為我國經濟的內生增長提供了一個健康的、有保障的平臺,其調整經濟結構的效果也較為突出;張通(2006)認為,穩健財政政策推進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并加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薄弱環節。而對于穩健財政政策存在的問題,近期國內學界對其的研究也逐漸增多。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課題組(2008)認為,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環境的偏松,使得財政收支赤字的壓力有所擴大;吳駿(2008)等通過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對我國穩健財政政策進行分析得出結論,穩健財政政策的實施使利率上升,抵消了從緊貨幣政策的效果,也使得外部均衡矛盾更加突出。
二、對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評析及其未來政策取向
作為一項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不論是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還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它們的實施成效都是明顯的,對我國“熨平”歷次的經濟周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僅豐富了我國政府的宏觀調控經驗,同時也加快了我國財政體制的改革步伐。相機抉擇財政政策本身并沒有問題,之所以會產生負面效應是由于在各項財政政策的實施過程中,一些制度性因素的限制以及相關的配套設施不完善所導致的,在某些方面也歸因于我國政府對宏觀經濟調控經驗不足。此外,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是政府為了應對當前所面臨的經濟波動所采取的措施,因此更多的考慮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往往忽視了長遠利益,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財政政策的不斷更迭,從抑制通貨膨脹到調控通貨緊縮再到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循環“怪圈”。
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根據我國目前的國情來看,是必要的,而且其發揮作用的空間也是非常大的。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不僅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適應經濟體制的轉型和經濟運行機制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制度性變革、逐步消除體制,還要保證其實施的連續性、穩定性、科學性和靈活性,以及政策出臺的時機選擇和切入點選擇恰當以及力度的恰當。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并不適宜作為調控經濟發展的長期政策,我國財政發展的目標應當向平衡預算財政發展,向公共財政轉型,逐步構建與我國主體功能區建設相適應的財政政策體系,不斷推進主體功能區的建設。此外,我國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實施還必須具有獨立性、前瞻性和國際性,在確保財政政策獨立實施、不預的基礎上,既要充分考慮到我國未來相關財政政策實施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又要緊密關注國際社會的時局變化、風起云涌,增強憂患意識和風險意識,謹慎嚴防由于相機抉擇財政政策的不當實施所導致的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發生,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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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研究的問題范文6
【關鍵詞】宏觀經濟；財務約束；資本結構
宏觀經濟因素和財務狀況會對企業資本結構產生顯著影響的觀點已經得到了許多研究的支持。Korajczyk和Levy（2003）的實證研究指出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其目標杠桿逆周期變化，而財務狀況差的企業其目標杠桿則順周期變化。在國內研究中，原毅軍和孫曉華（2006）使用了包括實際經濟增長率在內的一系列宏觀經濟變量對企業資本結構進行了解釋，其研究支持宏觀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產生顯著影響的結論。而蘇冬蔚和曾海艦（2009）則以企業特征因素和行業因素為控制變量，運用非線性計量方法考察了宏觀經濟因素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其結論說明我國上市企業的資本結構呈顯著的逆周期變化。就目前國內研究而言，并未深入研究不同財務狀況的企業其資本結構對宏觀經濟的反應是否一致。針對這一問題，文章將以中國上市企業為樣本，研究在我國的經濟體制下宏觀經濟對不同財務狀況企業的資本結構的影響。
一、研究模型、變量設計和樣本選取
（一）研究模型
文章在Korajczyk & Levy（2003）等的模型基礎上經過調整，將資本結構與解釋變量設定為如下的線性關系：
企業的財務狀況如何有不同的判斷標準，文章將采用現金流來企業的財務狀況。計算方式采用Byoun（2008）的標準，即將現金流（FDit）定義為資金的使用減去資金的來源，資金的使用包括三項，營運資本增加額（Wit）、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Iit）和分配的股利和利潤（DIVit），資金的來源則用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OCFit）來表示。如果FDit大于0，則企業i在t年現金流短缺，小于0則現金流充足?，F金流（FDit）的計算公式如：
（二）變量設計
資本結構變量。在我國的上市企業中流動負債占到了企業負債總額的大部分，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和已有的研究（Korajczyk & Levy（2003），蘇冬蔚、曾海艦（2009）等），文章將使用流動負債占總資產的比例來企業的資本結構，其計算公式如下：LEVit=CLit/TAit。其中LEVit表示企業i在第t期的資本結構，CLit表示企業i在第t期的流動負債，TAit則表示企業i在第t期的總資產。
宏觀經濟變量：國內生產總值（GDP）。宏觀經濟狀況最具代表性的指標就是GDP，文章采用實際GDP的自然對數來表示。
一年期貸款利率（I）。貸款利率是央行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工具之一，它的上下浮動會影響到企業的貸款成本，進而影響到企業的融資決策。
股票市場回報率（RE）。借鑒蘇冬蔚和曾海艦（2009）的研究，文章采用了深滬兩市流通市值加權市場指數的總回報率來表示股票市場的表現。如果樣本企業是在上海上市則采用滬市的回報率，如果在深圳上市則采用深市的回報率。
企業特征變量。根據已有研究，文章選擇以下企業特征變量作為控制變量：（1）企業規模（SIZE），文章中使用主營業務收入的自然對數來表示；（2）資產有形性（PPE），本指標使用總資產中固定資產所占比例來表示，其比例越高，負債的擔保能力就越強，因此越容易獲得貸款；（3）盈利能力（ROA），文章中用資產收益率來表示企業的盈利能力；（4）成長能力（Q），文章中用托賓Q值來成長能力；（5）非債務稅盾（NDTS），負債擁有節稅效應，但是由折舊等導致的非債務稅盾同樣會產生避稅效果，因此非債務稅盾的增大會減少企業的負債，文章中使用累計折舊除以總資產來表示；（6）股權結構（LARGE）。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不同于西方國家，很多上市企業存在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情況。文章中用大股東持股比例來做為股權結構的變量。
（三）樣本選取和估計方法
文章樣本選擇的是在2002年底之前上市的企業1998年至2009年之間的財務數據。樣本的處理原則如下：不包括金融保險類企業；刪除了連續三年被PT和ST的企業；刪除了數據缺失的企業；刪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企業以及在計算各項指標時出現奇異值的企業。最后共獲得893家企業的9450個樣本點。其中現金流充足樣本點為6810個，現金流短缺樣本點為2640個。以上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數據庫（CCER）。估計方法是廣義矩估計（GMM），工具變量選擇解釋變量的滯后一階。
二、實證結果分析
模型（1）的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財務狀況不同的企業對于宏觀經濟的反應是完全不同的，對于現金流充足的企業而言，GDP和利率的回歸系數均顯著，股票市場回報的系數不顯著。其中GDP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其資本結構具有逆周期效應。而對于受到財務約束的企業而言，不論是GDP，利率還是股票市場回報其系數均無法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宏觀經濟對現金流短缺企業的資本結構的影響不顯著，其資本結構不具有周期性，同時也與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貧w方程的R-squared為0.6889，說明方程擬合程度較好，sargan-p值達到1，說明工具變量的選擇是有效的。
實證結果表明，財務狀況良好的企業其資本結構的選擇表現出了逆周期效應，即在宏觀經濟繁榮時其資本結構下降，宏觀經濟衰退時資本結構上升；而財務狀況差的企業其資本結構的調整不具有周期性，宏觀經濟對其影響不顯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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