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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1
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跨國公司的經營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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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梳理國外已有的相關文獻中發現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貨幣國際化關系的研究比較零散，研究也相對獨立，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文獻相對缺乏。
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源自對發達國家的研究所得，由此得出了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論，典型的理論包括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維農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等。
近期的研究側重實證分析，如Dierk Herzer（2010）通過對1980――2005 年間33 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實證研究，得出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溢出效應存在國別差異，對該國貨幣國際化的影響程度亦不同。Cohen（2012）認為，一種貨幣能否成功實現國際化，關鍵在于市場需求面的偏好能否被成功改變。為此，至少在貨幣跨境使用的初期階段，國際市場上必須廣泛存在著對該貨幣未來價值及其穩定性的信心。價值穩定的貨幣有利于交易個體核算成本與收益，也減少了為防止外匯風險的套期保值成本。Otero-Iglesias（2011）則研究了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其國際化之間的關系，其研究結論指出，人民幣匯率變動或人民幣升（貶）值預期會顯著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Maziad et al.（2011）認為，貨幣國際化后，由于對該貨幣或以該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需求的增加，儲備貨幣發行國將經歷本幣升值。Frankel（2012）指出，貨幣國際化一方面會導致本幣升值，另一方面，貨幣國際化后，會導致市場對本幣需求的大幅度波動，從而加劇匯率波動。Joshua Aizenman（2015）概述了資本市場開放和中國金融改革以及近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和貿易一體化，肯定了人民幣在中國商業領域中對對外直接投資和交易的影響和作用， 說明人民幣具有國際化的潛力。只有人民幣滿足可自由兌換這一條件時，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實現國際化。
二、國內研究綜述
近年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內學術界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也在深入展開，這些研究中不僅有對二者單獨展開的研究，而且對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也逐漸增多。系統梳理起來，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有關貨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研究。葉華光（2010）將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因素歸結為四個方面，即中國出口貿易規模及其世界占比、對外投資規模及其世界占比、金融市場的完善及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劉艷靖（2012）從實證的角度對目前國際儲備幣種構成的歷史演變（1980-2008 年）進行了計量分析，嘗試從更加規范的角度探討貨幣國際化的內在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的大小，研究結果表明：一國的經濟總量、進出口總量、金融市場是影響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中占比的基礎性因素，同時還受通貨膨脹率、匯率水平等等因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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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主創新 對外直接投資 影響機制
一、引言
自21世紀初中國實行“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了迅猛的發展階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33億美元，相當于中國1985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87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6.2%；2011年達到601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1.8%。 在如此高增長的現狀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過少，同時近年持續的貿易順差使得外匯儲備高居不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主動參與國際分工、積極利用國內外市場進行資源配置，而且對于緩解外匯儲備過多問題也有積極意義。大力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將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發展戰略。
浙江省作為國內較為發達的沿海城市，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在2001年達到3350萬美元，2002年為5132萬美元，比2001年增長51.19%。發展到2011年，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達到34.5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2.68%，發展趨勢由下圖1所示 ：
二、文獻綜述
早期，學術界對FDI的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對象，對于發展中國家FDI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發達國家對其進行外商直接投資從而對其造成的經濟及各方面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家的OFDI突飛猛進，并且體現出與發達國家跨國企業不同的特征。經典FDI主流理論認為的壟斷優勢是一國向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的觀點已無法對發展中國家FDI提供滿意的解釋。盡管這些主流理論的創立者也注意到了這種新變化，并對其理論進行修正，但仍然無法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釋。
美國學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一項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提出了壟斷優勢論，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奠定了發展的基石。
提出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的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Kojima，1979） 認為投資國應當通過對外投資將本國的劣勢產業轉移出去，以使投資國集中精力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投資國的產業升級。從這個理論出發，我國等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就很難進入到發達國家，并且其OFDI的發展也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國經濟學家小威爾斯（L. T. Wells，1983） 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優勢：一是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服務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優勢。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開發了滿足小規模市場的勞動密集型技術而獲得了競爭優勢。二是具有在當地采購和提供特殊產品的優勢。為了減少因從工業國進口技術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也渴望得到那些著眼于使用當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便尋求用本地供應來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邊國家市場、低價營銷的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通過低的市場價格來進行促銷。由此推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象主要是具有市場規模小的周邊發展階段相對落后的國家。這個結論只能解釋少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 拉奧（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過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創新活動，其跨國公司能產生獨有的技術地方化優勢。這是因為當一些發達國家過時的技術與發展中國家小規模生產要素和資源稟賦相匹配時，能夠產生適用于當地的技術優勢；在購買力水平較低時，由于消費者偏好差異也可以開發出非名牌但卻有競爭力的產品；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與成本優勢以及民族或語言的聯系，也會形成競爭優勢。這個理論較好地從技術創新的角度解釋了部分發展中國家之間相互投資的現象，但仍沒有涉及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投資問題。
事實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處于技術劣勢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正逐漸增大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并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在國際上尋求技術優勢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對于由相對較不發達國家向較發達國家的OFDI，一般稱為逆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類OFDI本身不一定具備壟斷優勢前提，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并可以向母國進行“返流”和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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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海外并購；風險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基本上以引進外資為主。經過多年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對外投資大國。商務部近期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09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直接投資901.7億美元，同比增長16.8%，這也是我國在2012年首次成為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后的歷史新高。從2002至2013年，內地對外FDI（外商直接投資）年均增速高達41.6%。
2014年伊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依然延續了這種走勢。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4年1月份，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28個國家和地區的86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72.3億美元（441.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7.2%。不過，目前我國對外投資存量基數仍然較小，僅占全球的2.3%，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10.25%，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約翰·哈里·鄧寧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一國的直接投資流量與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密切關系。當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時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相當大規模。到2020年預計中國人均GDP將達到5000至6000美元。加入按照年增長30%的速度測算，到2015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3000億美元，將排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第一位。不過，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越來越多的走出去，也帶來了很多經驗和教訓。
一、 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的原因
1.化解產能過剩，加快產業升級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國宏觀經濟增速有所放緩。改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我國企業面臨的日益緊迫的問題。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通過海外并購整合優勢資源，將快速提升中國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也能分攤研發成本及風險。
海外直接投資還能幫助化解產能過剩問題。近年來我國出現的鋼鐵、水泥等行業產能過剩已難以回避，而一些新興市場以及發達地區，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需求量較大，通過海外并購可以幫助我國企業輸出項目及設備，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問題。
2.緩解資源匱乏問題
中國是一個資源進口國，國內資源相對貧乏，這就需要我國企業主動走出去尋找資源。另一方面，有些資源產地因當地生產力等限制，資源所有國無法開采。中國企業還可以就地開采后初加工，然后把初級產品運回國內或者直接出口到其他國家。這類對外直接投資更加熱衷于對拉美、非洲等地進行資源類企業的并購。數據同樣顯示，我國對外投資里能源與金屬行業占據的份額最高，從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對外投資額達3011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70%。
3.企業為擴大市場份額，而采取在國外建廠或并購模式
這種模式投資追求的是其產品在國外相關市場份額的擴大。把生產廠轉移到市場所在地，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建立自己產品的設計、生產和營銷三位一體化網絡，能簡化最終產品的進出口過程，并能規避稅賦及降低運輸成本。另外，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的生產成本逐漸提升，一些企業也展開了對越南、柬埔寨等欠發達地區的投資，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二、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對的風險
雖然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中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因經驗缺乏、資金融通困難、人才匱乏、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在海外并購的探索中也遭遇到了不少困難，并面臨諸多風險。
1.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產生的根源十分復雜，包括民族主義、社會不穩定、武裝沖突等。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強大，與眾多國家的經濟糾紛也逐漸增多，海外投資企業遇到的政治風險也隨之增多。近幾年，中國企業多次對海外投資都因政治原因而擱淺。數據顯示，在2008年至2010年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評估的313樁交易中，絕大部分均因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而宣告失敗。中海油、鞍鋼、華為等大企業在美國的投資并購計劃均出現挫折。
2.文化差異風險
典型例子就是上海汽車收購韓國雙龍汽車。因韓國人的排斥心理，使得企業無法運營下去。2008年，雙龍汽車最終破產，上海汽車用40億美元僅僅買來一個教訓。造成這個后果主要是上海汽車投資前所作功課不夠，對韓國的國情不了解。
3. 匯率風險
1973年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崩潰，特別是1976年牙買加協議正式承認浮動匯率制和合法性以來，控制在一定波動范圍的固定匯率制隨之解體。目前，世界各國普遍實行浮動匯率制，美元、日元、歐元、英鎊、人民幣等主要貨幣之間的比價時刻都處在起伏變動之中，致使國際間債權債務的決算由于匯率的變動而難以掌握，從而產生了匯率風險。
4.法律風險
由于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歷史地理、教育文化水平等不同，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產業和技術政策也有所不同，各個國家在對待外資的立法上就會存在著一些差異。而目前關于國際多邊投資及與投資相關經濟活動還沒有統一的國際法規。因此，跨國企業必須面臨多重的法律環境體制差異所帶來的風險。法律風險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法律不健全、執法不嚴、歧視外商以及我國法律和所在國的法律沖突。
三、 如何降低對外投資的風險
1. 中國政府應該在外交和政治層面給我國企業強有力的支持。國家這個強大后盾，是企業在海外投資獲得成功的必要保證。在建立政府保障企業投資安全的體系中，中國政府應不斷健全立法保障內容，并且對較大項目提供資金上的支持。
2. 中國政府應該建立有效的監控、預警政治風險等相關機制。在投資所在地發生政治風險之前，通知我國企業，讓它們能采取果斷措施規避風險。另一方面，企業自身也要對政治風險不斷監控。只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完善的保障體系。
3. 對外投資之前，企業要做足功課，針對風險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各種預案。此外，企業還要充分認識到保險的重要性。對各類難以掌控的風險都要盡可能購買保險。在經濟上作足最后的保障。此外，還要善于利用投資所在地的各種資源，控制資金投放速度。要善于雇傭當地人，這也是降低風險的一個重要手段。
四、 結論
在未來三到五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并有望超越美國排名全球第一。隨著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活動越來越頻繁，由此引致的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經濟糾紛有可能加劇，給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帶來不利影響。我國需要在法律法規上進一步完善并引導企業進行海外投資，控制風險從而加大對外投資的成功性，避免經濟波動。
參考文獻：
（1）商務部，《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簡明統計》，2014年1月
（2）鄭磊，《海外鏖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案例與行動指南》，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4月
（3）魏昕等，《中國企業跨國發展研究報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3月1日
（4）崔磊、張敬一，《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理論回顧》，《青年科學》，2009年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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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澳雙邊貿易 外商直接投資 協整分析
中圖分類號：F813. 6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2010 年2 月24 日到26 日，中斷一年多的中國和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區（FTA）談判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重啟。這是第14 輪中澳自貿區談判，談判的重點是投資和農產品問題。據澳國際經濟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兩國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將在未來20 年內為澳經濟創造價值1460億澳元的收入，中澳貿易合作的健康快速發展對于兩國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澳大利亞一直以來被稱為是騎在羊背上的國家，這主要是因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產品之一便是羊毛與羊毛制品。然而實際上他們盛產的不僅是羊毛畜牧產品，原材料鐵礦石才是他們出口換匯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亞是中國主要原料供應國之一，這兩年來兩國因為鐵礦石談判而貿易摩擦不斷，受其影響兩國之間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貿易談判便斷斷續續，時緊時松，難以有真正的進展。
而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聯系極為密切，有關國際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一直是理論界研究和討論的熱點問題。本文將在中澳雙邊貿易談判的大背景下，通過對中澳貿易、FDI的數據的實證分析，探討中澳貿易與投資效應，說明其對中澳雙邊貿易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關于FDI貿易效應的研究，從國外的研究結果來看，主要的結論有三類：一類認為FDI與貿易之間存在著替代效應，一類認為FDI與貿易之間存在著互補效應，還有一類認為東道國利用FDI與其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是難以確定的。Svensson（1996）認為國外生產對于母國最終產品的出口具有替代效應，同時促進了中間品的出口，但是凈效應是替代。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二者之間的關系并不確定。Markuson和Svensson（1985）采用要素比例模型揭示了商品貿易和要素流動之間的相互關系，指出他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的合作關系如何，如是合作關系，則商品的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將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否則就表現為一種替代關系。
近年來，國內學者對外商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尤其以研究中國總體FDI貿易效應的文獻居多。秦臻、陳繼勇（2006）采用貿易引力模型，對1992―2004年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中國商品進出口、出口、進口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孫綱（2010）運用1987―2007年的數據對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對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相關性分析。還有些學者從國別的角度出發，研究具體某個國家對華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
三、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樣本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所用到的數據源自《中國統計年鑒》，選取的區間是1987年到2012年。分別選取了中澳的進出口額以及澳對華的FDI，在對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前進行對數化處理，處理后的數據用LNEXP和LNIMP，LNFDI表示。
（二）實證分析。
要研究澳對華直接投資與中澳貿易的關系，建立模型，首先要對論文中所涉及的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如果變量是平穩的，還需要檢驗這些變量之間是不是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下面對FDI和中國對澳出口和進口額做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
1、單位根檢驗。
論文利用各樣本數據的對數值，對原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ADF檢驗，結果如表1。
上表中給出了所有變量的單位根檢驗結果。對于澳對華的FDI、進出口額的一階差分序列，ADF檢驗都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所以本文中出現的所有變量都是單整變量，這說明FDI和進出口額之間可能存在著協整關系。
2、協整分析。
下面通過對這些數據做協整檢驗來驗證它們之間的長期關系。本文將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來檢驗澳對華的FDI和進出口額之間的協整關系，故先通過基于VAR模型 最優滯后期檢驗（檢驗結果如表2）。比較相應的AIC值和SC值來確定最優滯后期，由此可得出最優滯后期為5。
表2 VAR模型最優滯后期結果
由于本文VAR模型選擇的最優滯后期為5，所以協整檢驗的滯后期確定為4。本文選擇“序列不含確定性趨勢，而協整方程含截距但不含趨勢項"的模型形式對LNEXP、LNIMP和LNFDI兩序列進行協整檢驗，得到如表3所示結果。
表3 LNSH與LNEX協整關系檢驗結果
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都分別大于各自的臨界值，拒絕了并不存在協整方程的原假設；在最多存在兩個個協整方程的假設下，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均小于5%顯著性水平上的臨界值，這表明LNEXP、LNIMP和LNFDI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2個協整關系。根據協整檢驗結果，可將LNEXP、LNIMP和LNFDI之間的這種長期均衡關系用協整方程表示：
LNFDI=3.382636LNEXP--2.229940LNIMP
（0.44482） （0.62686）
其中括號內為標準差。從協整方程中標準化的協整系數符號可以看出，LNFDI和LNEXP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與LNIMP存在負相關關系，也即澳對華直接投資有利于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出口，而與澳大利亞對中國的進口存在負相關關系。綜上所述，1988-2007年，FDI與出口、進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出口對FDI產生積極地影響，EXP每增加1個百分點，出口增加3.382636個百分點；進口前的系數是― 2.229940，說明進口對FDI產生消極的影響，進口與FDI之間是一種負向的關系，即進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FDI減少-2.229940個百分點。
四、結論
以上分析結果表明：
首先，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流量對中國對澳出口貿易初期存在替代效應影響。其次，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存量與中國對澳出口貿易之間存在互補效應，存在著推動作用。
再次，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流量與中國對澳進口貿易之間初期存在互補效應，這是由于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在初始期要從澳大利亞引進技術和進口大量機器設備以及用于進口加工的零部件、原材料等，從而帶動了中國對澳進口的增加。
最后，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存量與中國對澳進口貿易之間存在替代效應，這是由于中國對澳進口的產品主要以初級產品為主，澳大利亞外商所生產的產品與中國對澳的進口需求比較接近，所以引進技術和設備的創造效應部分地被這種替代效應所抵消。
綜上所述，長期內，出口將帶動澳大利亞對華直接投資的增加，進口將減少其對華直接的增長。因而，我國應當積極促進中澳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增加對澳出口，從而帶動FDI的增長，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加，提高我國人民的福利水平。同時對于進口也應采取明智而合理的措施，盡可能進口一些對本國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能產生比較大的促進作用的東西。
（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碩士（學歷），研究方向：國際金融）
參考文獻：
[1]張鵬，滕大星. FDI對貿易的影響：國外實證研究綜述[J].生產力研究，2009（5）
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綜述范文6
一、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理論興起的背景及其內涵
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理論(Antidump-ing-induced FDI thbery)源自關稅誘發直接投資理論，即Tariff-jumping FDI theory,而此理論認為企業為繞開東道國的層層高關稅，應該直接到那里去投資設廠，這樣一方面可以規避開東道國的關稅障礙，另一方面可以使本國企業與當地市場直接接觸，以便更好地提供服務，提高與東道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反傾銷作為傳統貿易保護壁壘的替代措施，和關稅一樣大大影響了國際貿易的正常發展，而且這種影響趨勢正在進一步加強。與其他貿易限制措施相似，反傾銷也有誘發國際投資的作用，尤其是誘發對外直接投資(An-tidumping-Induced FDI)。因為反傾銷在立法的規定、執行、操作等具體環節方面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隨意性，因此，在誘發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甚至還超過關稅。其次，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又是企業行為理論。布魯斯A.布羅尼根利用1980-1990年的數據，在對遭受美國反傾銷調查的所有企業的誘發投資行為進行了計量統計研究后表明，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行為只是發達工業國跨國公司的現實選擇。根據海默的跨國公司行為論，由于貿易壁壘或其他人為因素造成國際市場的不完全，同時企業也力圖尋求交易成本的最小化，所以采取在國外建立分支機構、兼并國外企業或者以一定的股權參股等形式，以便化企業外交易為企業內交易，降低貿易壁壘等對市場的限制程度。由此理論可以進一步得出，當一國的特定行業面臨反傾銷時，如果該國存在著具有較大競爭優勢的大企業集團或跨國公司，繞行投資就成為一種理性的選擇。
二、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研究現狀
對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的探討，學者大致從兩個方面進行了研究。
首先，在相關理論方面，較早的可見Webb(1987)的論述，他提出企業為了規避反傾銷措施而要重新選擇生產地址。Ronald D.Fischer(1992)則從理論上分析了在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企業如何決定在哪里生產以及是否出口的問題，由此推導出企業面對不確定的反傾銷保護下的行為。而對研究反傾銷誘發投資具有重大啟發意義的Markusen(19921認為，貿易稅較小幅度的變動會導致企業重新選擇生產地點，從而誘發投資。Brace A.Blonigen和Kasaundra Tomlin(2002)采用案例分析法，并進一步將直接投資的類型以及反傾銷結果細化，分析了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對東道國企業盈利水平的影響。Jan L.Haaland和IanWooton(1998)則選取博弈論的視角，分析了反傾銷所引起的企業和政府的戰略性決策行為，即企業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的，如何決定“生產多少”和“在哪里生產”，從而使企業選址成為其分析的中心問題。
其次，對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大多數學者都集中在了對日本的分析上。相對于其他國家，日本在二戰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后，出現了大量對歐美投資的跨國公司，同時，該時期歐美國家對日本實施了大量的包括反傾銷在內的貿易保護措施，再加上日美間貿易和投資在統計口徑上也可銜接，故而學界對日本企業尤其是機電企業的研究也相對多了些。Belderbos(1994)論證了日本機電產業在歐盟的投資與歐盟不斷發起的對日本該產業的反傾銷調查有關系，但他還沒有將AD作為一個專門的因素變量來分析。Pugel etal(1996)則證實了像VERs這樣的貿易限制措施促使日本向歐美直接投資。Ren 6 ABelderbos(1997)立的微觀計量模型人手，分析了美國和歐盟的反傾銷調查以及其對反傾銷法規定的差別，并據此研究了這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日本在這兩個地區的誘發性直接投資行為。Ren 6 A.BelderbosandLeoSleuwaegen(1998)通過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日本電子企業在歐盟的繞開反傾銷壁壘直接到那里投資，在實證的基礎上得出了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的替代關系，從而很好地驗證了貿易限制和投資間的替代性理論。Roger Farrell，Noel Gaston和Jan-Egbert Sturm(2003)用1984―1998年的數據分析了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認為日本國內的宏觀因素和東道國的日益增加的反傾銷調查是其中的關鍵。RayBarrell和NigelPain(1998)利用日本20世紀80年代在歐美國家的總量投資數據，通過跨部門時間序列的年度分析，以歐美各國對日的反傾銷總案例數為解釋變量進行計量統計，認為在剔除市場份額和相對勞動力成本的情況下，該時期日本在歐美的投資主要緣自貿易限制(TradeRestraints)，其中尤其包括東道國政府對其發起的反傾銷調查。Paul Azrak和Kevin Wynne(1995)更詮釋了17年間日本在美國制造業上的直接投資與美國在該時期對其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之間的關系，認為貿易保護措施是使市場不完全的因素，而日本企業繞開貿易壁壘直接投資是為了實現內部化優勢，這是典型的跨國公司理論的―個分支，實證的結果是，實施反傾銷和反傾銷威脅都會很明顯地影響受調查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
另外，Tariff-Jumping FDI理論在實踐中進一步拓展而為quid pro quo FDI理論，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是化解實施反傾銷措施威脅的一種工具，用它可以降低潛在的調查威脅以保持原出口的市場占有率。在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有Azrak和Wynnne(1995)以及Bruce A.Blonigen和Robert C.Feenstra(1996)，前者利用整體數據對美國反傾銷威脅是否影響日本制造業在美國的直接投資進行了實證研究，其中所用的數據是日本制造業14年來對美國進行的58項直接投資，得出的結論證實了保護的威脅的確影響FDI的流向。后者則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作了進一步推進，首先他們利用1981-1988日本年間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和同一時期日本遭受的美國對其反傾銷的措施四分位的產業分類的數據，論證了事實保護措施和保護威脅對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力的差異，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的類型和保護的類型(事實保護措施和保
護威脅)在企業應對保護威脅時效果的差異。
三、日本企業的實踐：以20世紀八九十年代為例
從20世紀70年末起，隨著總體關稅水平的降低和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興起，美國對日本企業開始實施反傾銷、反補貼、自動出口限制等措施以及免責條款，以應對日本企業的“不公平競爭”，限制日本對美國的出口，保護美國日漸喪失競爭力的行業。而在這幾種措施中，美國使用最頻繁的還是反傾銷措施。研究發現，在1980-1988年間美國對日本共發起52起反傾銷調查，平均每年近7起，最終導致征稅的占總數的63％。在兩分位的行業統計標準下，20個制造業部門中由14個部門發起過對日本的反傾銷調查，從而使得日本成為美國該種貿易壁壘的最大受害者。而與此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對歐美的直接投資逐年遞增，直到90年代初才有所收斂。從總量數據來看，日本在歐美的直接投資帶有明顯的繞開反傾銷壁壘的特征，這一趨勢從下圖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從20世紀70年代很低的水平激增到1991年價值為180多億美元的巨額直接投資，而且流向美國的約一半的日本直接投資都集中在制造業部門。而20世紀80年代時，日本國內的勞動力工資水平已經和美歐相似，到歐美國家投資并不具備成本優勢。
布羅尼根(2002)利用微觀數據即企業數據對面對美國的反傾銷調查的日本企業反應進行了統計，發現日本企業對美直接投資和美對其的反傾銷調查之間存在很好的正相關關系，同時計量統計的結果也很顯著。
上表顯示，在受到美國調查的國家和地區的企業中，日本企業繞開反傾銷壁壘而到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的動機和行為事實比其他國家大得多。在反傾銷調查的3年內，抽樣的97家企業中竟有41家企業到美國投資，占總數的42，3％，而在反傾銷調查案發生3年之后，仍有企業到日本去投資，綜合起來，共有50家受到反傾銷調查的企業到美國投資，即有51，5％的企業遵從了反傾銷誘發投資的行為準則。另外，在加拿大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中，受到美國反傾銷調查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中，加拿大和新加坡分別有1家和2家日資分支機構采取了對美直接投資的做法。如果將預期性的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行為(arIticipatory tariff-jumping FDI)或者補償性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Quid pro quo FDD也考慮進去的話，也就是說，如果考慮日本企業在美國發起反傾銷調查之前，預期到或為了補償美國因存在可能對其進行反傾銷調查威脅所造成的損害而事先到美國直接投資的話，則日本企業的誘發直接投資行為就更為明顯了。日本受到調查的企業大都是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大型企業，具有對外直接投資的能力，這也從另一個側面看出，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行為更多針對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來說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這一行為則不明顯。
如果將日本對歐美國家的制造業投資在進一步劃分的話，日本機電企業的出口受到的反傾銷調查和其他的貿易限制措施的阻礙是最大的。從1987-1997年10年間，日本共受到來自全世界的反傾銷調查132起，而機電行業占到了49起之多，同一時期世界所有國家在機電行業受到的反傾銷調查共有295起，日本就占了16，6％的比例，居各國之首。歐美各國對日本機電企業的反傾銷訴訟大多都發生在1979年之后，自1979年起，歐美各國進一步修改其反傾銷法和反傾銷的具體實施措施，以滿足國內反傾銷申訴者的利益。由于歐盟和美國在有關反傾銷的許多方面存在很大差異，如反傾銷的機構、傾銷確定的標準、征收反傾銷稅的方式以及各自對反傾銷規避行為的反規避措施都存在差異，因而對日本機電企業在歐美各國的直接投資也存在不同的特點。比如反規避規定方面：一般來說，企業對反傾銷的規避往往會采取兩種方式，其一是在第三國直接投資，再從該國出口到反傾銷發起國；其二是直接在反傾銷發起國建立一個制造基地。這些都成為企業對反傾銷的規避行為，而歐美各國對這種規避行為都采取一定的措施進行反規避。對第一種規避行為，歐美反規避措施在規定上區別不大，而在本文所涉及的第二種規避行為的規定上，卻存在較大的差異。1987年之前，歐盟沒有這方面的規定，直到1987年6月，歐盟引入“螺絲刀工廠”條款，該條款規定，國內企業可以對受到反傾銷調查的產品提起反規避調查的要求，且一旦成立，所征稅也同樣適于在歐盟內組裝的產品，在此規定下，共有7起申訴，都是針對日本企業。而美國在相似(like)產品的規定上更具靈活性，包括對被調查產品的配件和主要零件，即美國對日本某種機電產品的反傾銷措施也同樣適用于從日本進口的零配件，1984年，美國對日本的電子產品就實施了兩起該種反規避，即對進口的這兩種零部件不需再進行反傾銷調查，而直接征收反傾銷稅。1988年，隨著貿易和競爭法案的推行，這種規定更為正式和規范，對有可能造成同樣威脅的企業所生產的零部件也同樣適用，從而使得美國在反規避措施上比歐盟更具有威懾性。從機電企業對歐美的直接投資來看，在美國的要少于在歐盟的直接投資。
四、對中國企業的啟示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推進和深化，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較以前有了令世人矚目的變化，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了。但另一方面，我國經濟改革中存在很多的滯后環節，比如市場秩序混亂現象嚴重，大中型企業“改而不活”現狀仍存在，政企分開仍不能完全實現，企業定價和競爭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等，這使得我國企業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不斷受到來自世界各國的反傾銷調查，中國事實上已成為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而對中國發起反傾銷的國家，除了傳統的反傾銷大國外，還確許多和中國有著密切經濟聯系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印度、墨西哥、智利等就比較顯著。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4年5月底，已有34個國家和地區發起了637起涉及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及特別保障措施調查。上述案件中，反傾銷調查占573起，反補貼有2起，保障措施調查51起，特保調查11起，涉及4000多種產品，影響了我國約186億美元的出口貿易。對此中國企業應該有所作為。
第一，中國應該進一步發展大中型企業，盡力培育一些能夠走出國門的跨國公司，進一步實施“走出去”戰略。從反傾銷誘發直接投資理論和實踐來看，能在反傾銷前站穩腳跟，規避高額的反傾銷稅和繁冗的調查程序的，是那些在國際市場上有過經驗的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而且布羅尼根和歐諾認為，在出口市場上競爭的企業具有不同的繞開反傾銷貿易保護的能力，從而使有能力繞開壁壘的企業通過傾銷誘發其他國家也傾銷，在當地政府構建反傾銷保護時，他們就可以到出口市場直接投資，而不能到國外直接投資的企業，只能在承擔高額的代價和退出市場中選擇其一。這種行為被稱為“構建保護的貿易”(protection-building trade)。目前，中國的跨國公司還很少，而具有積極市場反應的制造業跨國公司更是寥寥無幾，對此中國企業不僅應有足夠的認識，還應在提高企業競爭意識、增強企業自身實力方面扎實踐行。
第二，中國企業除了積極應對國外的反傾銷調查外，還應變被動為主動，直接到國外市場上投資設廠，更好地服務當地消費者，提高自己的競爭能力。事實上，有些中國企業已經走上了這條路，并且發展速度很快，已初見規模，呈現多元化的對外經營格局。截至2002年底，在對外投資方面，中方平均投資從2001年的252萬美元提高到281萬美元，中方投資額在1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就有65個。中國累計設立境外非金融類企業6960家，協議投資總額138億美元，簽訂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1148億美元。中國對外投資辦廠和加工裝配業務已擴展到160多個國家和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