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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綜述范文1
關鍵詞：社會責任；企業績效；利益相關者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7-0030-03
在工業化進程中，企業社會責任是公司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的產物。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績效的關系問題研究就備受國內外學者關注。在企業經營目標趨于多元化的今天，企業社會責任更加受到了各界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對于企業和社會發展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加，因此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對于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促進經濟、社會、生態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的衡量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衡量
縱觀近四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對于什么是企業社會責任，學者們都有自己的觀點，但并沒有統一的定義。明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對于通過對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因素分析，進而探究出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發展的影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美國鋼鐵集團公司的創始人安德魯·卡內（1899）在《財富福音》一書中首次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觀點，認為企業和富人應該在社會認為合法的任何用途上，通過謹慎投資使自身的財產增加，從而使社會財富增加。之后美國學者約翰·戴維斯（1905）提出：公司是由社會創造的，因此應該對社會負有責任、應該回報社會。20世紀30年代，美國法學界爆發了“伯利—多德論戰”，就企業是否應該承擔社會責任進行爭論，對企業社會責任研究與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Rajan和Zingales（1998）也指出社會責任如不完善，會影響投資人的長期投資意愿。
Carroll（1979）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社會對企業在經濟、法律、倫理和其他方面酌情而定的要求”。McGuire& Sundgren（1988）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承擔經濟性及法律性責任之外對社會應盡的一些其他責任。Epstein（1987）將企業社會責任分成企業道德、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的社會反應三種類型。之后，Carrol（l999）又將企業社會責任區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自發責任四種類型。
國內的一些學者對于企業社會責任也有一定的研究。張銜、譚克誠（201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除了企業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之外，反映企業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責任，可以劃分為強制性社會責任和選擇性社會責任。曲宗續（2012）指出，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架構可歸納為緊密相關的四個方面，即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公益責任。沈洪濤（2004）以企業財富創造為取向來刻畫企業社會責任，構建出企業社會責任指標體系，以財務績效作為因變量，建立了企業社會責任影響財務績效的修正模型，并運用Eviews統計軟件分別對不同規模的上市公司進行了逐步回歸，進而對社會責任進行衡量。
可見，企業社會責任是根據社會對企業的各方面要求，反映企業與社會之間關系的責任，主要劃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等強制性社會責任和道德責任、自發責任等選擇性社會責任兩種。
（二）企業績效的衡量
關于企業績效評價，沈洪濤（2004）等多位學者進行過相應研究，研究結果認為企業績效是衡量企業經營發展狀況的標準，是企業價值的體現，主要分為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兩部分。企業經濟績效則主要有市場收益指標、會計收益指標兩大類。認為企業財務績效的衡量標準主要有市場收益指標和會計指標兩大類。如任縉（2010）認為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與凈資產收益率、每股凈資產、每股收益和每股現金流量存在一定的關系。程樹（2010）對企業績效進行了重新界定，認為企業績效分為經濟績效和社會績效兩部分，并指出要衡量企業的績效就要建立合理的衡量標準，如企業經濟增加值評價體系、包含人力資本評價指標的體系和綜合性評價指標體系等等，通過這些指標來對企業績效進行合理準確的衡量。黃世英、秦學志（2010）明確了企業績效的內容及評價方法，并且介紹了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方法，即在各項重要原則的基礎上構建出主要分析社會貢獻、員工貢獻、資金貢獻和公司貢獻四個維度的指標體系。這為以后結合社會責任構建合理的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二、不同視角下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
對于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的關系，國內外學者很早以前就開始研究。Griffin and Mahon（1997）統計了 1972—1997 年的 51 篇論文的研究結論，其中正相關 33 篇，負相關19 篇，無相關 9 篇?？v觀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仍有正相關、負相關和不相關三種結論，而且正相關的結論占了壓倒性多數，僅有少數研究得出了不相關或負相關的結論。后兩種結論的主要理論依據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思想，他們認為承擔社會責任的公司處于競爭劣勢，因為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會導致公司利益的流出，從而降低公司的財務績效。如S.Pasaribu Hadi（2003）對印度尼西亞的企業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關；Wright & Ferris（1997）的研究結論就是公司社會責任和公司財務績效負相關。而李正（2006）以中國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承擔社會責任會降低企業當期價值，但從長期來看，企業價值不會因此受到負面影響。下面本文將主要對近年來得出正相關結論的相關研究，從不同視角將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分析總結。
企業社會責任綜述范文2
【摘要】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企業社會責任鑒證應運而生。本文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涵義、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方面的文獻和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并提出了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方向，助推我國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相關研究。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文獻綜述
近年來，隨著環境保護問題日益凸顯，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正日益受到各方關注。為了滿足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需求，監管部門陸續出臺了一系列的法規政策，對上市公司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做出了相應的規定。自2006年以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上市公司數量正逐年上升，目前中國百強企業中78%的公司報告企業社會責任，較以往有了顯著的增長（KPMG，2015）。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快速增長，促進了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的興起與發展。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是改善信息質量、提高公信力的重要方式，歸納總結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相關研究發展，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涵義
鑒證業務是指注冊會計師對鑒證對象信息提出結論，以增強除責任方之外的預期使用者對鑒證對象信息信任程度的業務，其包括合理保證的鑒證業務和有限保證的鑒證業務。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VeriSustain（2009）定義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為通過對公司可持續發展相關14種風險類型（涵括經營道德、環境、社會和員工等方面）進行評估，并從中發現問題、找出隱患和風險，進而幫助公司發現優勢找出差距，從而不斷提高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水平的過程。AA10001鑒證標準（2010）將其定義為由專門的鑒證機構進行，通過遵循一定的方法及流程，依據相應的評價體系和原則，對各個組織公開的數據、流程等方面的信息作出評估并提供鑒證意見，以增強組織公開披露信息的可信性。國內學者也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進行了相應的研究，將其定義為有會計師事務所或社會責任領域專業服務機構對報告內容是否達到相關鑒證標準提出專業意見（李增泉，2012），并提出相應的結論，以增強除責任方之外的預期使用者對報告的信任程度（陽秋林等，2013）。
二、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影響因素
現有研究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影響因素歸納起來主要可以分為內因和外因兩類。
現有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法律環境、經濟環境、社會環境。目前法律環境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影響，目前尚未得出一致結論。Simnett et al（2009）和李正等（2013）研究結論表明，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環境越完善，企業更傾向于采取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與此同時，Perego（2009）和Kolk et al.（2010）的結論卻完全相反，其研究結果表明企業所在國家或地區的法律環境越差，企業越愿意進行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以提高可信度。τ誥濟環境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影響，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所披露的信息將會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Joyce，2005），而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肖榮，2011）、要素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李正，2013），企業越傾向于進行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而社會環境因素主要是通過公眾、媒體、地區信任度等方式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產生影響。公眾需求與壓力越大（Simnett et al.，2009；Kolk and Perego，2010）、所處地區信任度越高（李正等，2013）的上市公司，選擇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可能性更大，而被媒體曝光負面社會責任信息的上市公司，則較為不愿意進行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李正等，2013）。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內部因素，學者們主要從企業規模、負債水平、財務績效、報告標準選擇、所處行業、公司治理和董事會規模等多方面進行研究，研究發現，上市公司內部治理結構、社會績效、資產規模、盈利能力和按照GRI標準編制社會責任報告與其鑒證行為正相關（于雪蓮等，2016；殷紅，2016），而大型企業、國有企業、股權成本較高的企業、上一年度鑒證過的企業（殷紅，2016），以及具有社會責任指導委員會和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的上市公司（陽秋林等，2014）具有更傾向于提供社會責任報告鑒證。
三、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經濟后果
目前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經濟后果的研究尚不豐富，然而就已有研究而言，目前研究方式主要以問卷調查、訪談、實驗研究法和檔案研究為主，研究結果顯示：企業通過進行社會責任報告鑒證，可以提高披露信息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水平，從而影響報告使用者（Hodge et al.，2009；Gary Pflugrath et al.，2011；陽秋林等，2013；孫巖，2012），并對相關利益者和經營管理者作出的評估和預測具有重要作用（Edgley et al.，2010；O’Dwyer，2011）。此外，進行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企業不僅可以獲得積極的市場反應，增加價值相關性（李正等，2012），起到良好的信息傳遞作用。
四、結語
有關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相關研究，學者已從其涵義、影響因素和經濟后果進行了較為豐富的研究?？傮w來看，目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未來相關研究可以進一步拓寬研究視角，從制度層面探究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因素，此外還可以研究企業進行社會責任鑒證的動機?，F有研究對于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經濟后果方面，還較為薄弱，未來還可以進一步深入研究，如研究社會責任報告鑒證對企業投融資的影響等。
參考文獻：
[1]Perego P.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oosing different assurance providers：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9，26（3）：412425
[2]Roger Simnett；Ann Vanstraelen；Wai Fong Chua.Assurance on Sustainability Report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J].Accounting Review，2009，84（3）：937967
[3]李正，官峰，李增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活動影響因素研究――來自我國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審計研究，2013，3：102112
[4]孫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清晰性、第三方鑒證與個體投資者的投資決策――一項實驗證據[J].審計研究，2012（4）：97104
[5]肖榮.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影響因素實證研究[D].南京：南京財經大學，2011
[6]陽秋林，畢立華，李冬生.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社會責任報告鑒證的市場反應研究[J].國際商務財會，2013，03：7073
企業社會責任綜述范文3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財務業績 利益相關者
伴隨著美國工業化和現代大公司的出現，公司社會責任思想在20世紀初期興起。它經歷了狹義的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社會回應、公司社會表現以及21世紀初期誕生的一個新概念――公司公民。自社會責任概念誕生之后，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財務業績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就已經得到眾多學者廣泛的青睞，并形成了豐富的理論基礎和眾多不一致的結論。既然兩者之間的關系如此錯綜復雜，是否有必要研究？大量實證研究的意義何在？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相關利益者理論的發展和完善，相關研究主要基于該理論來研究現代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財務業績之間的關系，為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理論基礎，更加清楚地定義什么是社會責任，該如何正確衡量公司社會責任。本文旨在站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角度，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一個綜述。
一、利益相關者理論與公司社會責任的結合
相關利益者最早被定義為“那些如果沒有他們支持企業組織將不復存在的群體”，是斯坦福研究所在一份備忘錄中記載的。為了便于理解其定義，各學者開始從廣義和狹義兩個層次來定義利益相關者。廣義概念以鼻祖弗里曼的概念為代表，可以表述為“一個組織里的相關利益者是可以影響到組織目標的實現或受其實現影響的群體或個人?！豹M義的概念則突出強調相關利益者與公司核心經濟利益相關的方面，因而只抓住相關利益者的某一個關鍵特征。
20世紀90年代之前，公司社會責任研究由于缺乏理論上的指導與支持，“公司該對誰負那些責任？”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研究實際上一直處于躊躇不前的狀況。90年代以后，利益相關者理論與公司社會責任研究開始全面結合。前者為后者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理論依據；而另一方面，后者又為前者提供了一種實證經驗檢驗的方法。這兩個原因促使研究公司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業績關系的學者開始基于相關利益者理論來進行實證研究。我國學者楊瑞龍、周業安、李維安、牛德生等人也于90年代中后期將相關利益者理論引入我國學術界，開始嘗試用該理論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
二、實證研究綜述
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關系的實證研究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相關性研究，即正相關還是負相關，或者不相關；二是因果關系研究，即誰影響誰，還是兩者只存在協同關系。
基于相關利益者理論研究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關系的文獻有很多，但是至今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由于對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的衡量指標不一樣，采用的方法也不一樣，結論主要分為三類：正相關、負相關、沒有關系。
1.正相關
Preston和O’Bannon（1997）從《財富》雜志的聲譽指數中選取“社區與環境責任、挑選和留住好的員工以及產品和服務質量”等三類重要的相關利益者―員工、客戶和社區的利益上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同時采用了ROA、ROE和資產報酬率三個指標衡量公司財務業績。通過對67家樣本公司1982-1992年間的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不管財務業績和社會責任的先后，這個結論都是適合的。
Ruf（2001）等人通過研究公司在其弱勢群體、員工關系、社區關系、產品責任、環境保護、軍事合約和南非事務等幾方面的數據，發現企業社會責任的變動與當前和之后的財務業績都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
Margarita Tsoutsoura（2004）選取了1996-2000年422家公司數據，用KLD指數來衡量公司社會責任，公司財務業績指標則使用了資產收益率、股票回報率和銷售利潤率，以對企業社會責任與公司業績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檢驗，結論發現兩者之間顯著正相關。
沈洪濤（2005）選取了1997-2003年在滬深兩市的上市公司，同時采用會計指標和市場收益指標來衡量公司財務業績，從相關利益者角度來選取社會責任指標，并賦予相應的權重。通過相關性分析和回歸分析，認為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之間呈顯著正相關關系，而且兩者之間互為因果關系。
溫素彬（2008）選取了2003-2007間深滬上市公司為樣本，他把利益相關者分為生態資本、社會資本、人力資本和貨幣資本這樣四個大類，并以此為基礎來選取社會責任的變量，利用面板數據對財務績效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其社會責任已經開始受到了我國上市公司的重視，同時結果也表明大部分社會責任變量對當期財務績效具有正向影響作用。
Yan Leung Cheung（2009）以亞洲國家2001-2004年公司為樣本，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顯著正相關，并且與下一年的企業價值也正相關，公司能從多履行社會責任中獲得補償。
2.負相關或無關
Abagail McWilliams（2000）R&D費用作為一個控制變量，采用KLD指數法研究公司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認為兩者是中立關系。
McWilliams和Siegel（2000）也用KLD指數法，以1991-1996年公司為樣本，以財務績效平均值為因變量，用企業的研發支出和社會績效代表公司的社會責任，發現二者之間并無聯系。Subroto和Hadi（2003）以印度尼西亞的企業為樣本，實證研究也發現兩者之間沒有關系。
李正（2006）以在我國上證所上市的的521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數據為樣本，利用內容分析法從環境、員工、社會、一般社會問題、消費者和其他利益相關者等6個方面來考察企業社會責任對Tobin Q的影響。結果表明，當期承擔社會責任越多會導致企業價值越低。Brammer等人（2006）利用企業股票回報率計量財務業績指標，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Mathew Brine等人（2007）以澳大利亞300ASX指數的277家企業為樣本，以資產回報率、銷售利潤率作為財務指標，發現兩者之間不存在顯著關系。
鄒相煜（2008）選取深市2006年412家上市公司，得出政府貢獻率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而其他社會責任變量與企業價值之間沒有明顯的關系，并且各地區的差異很大。
從上述分析可知，一是由于分析方法、數據來源以及變量指標的衡量方法不一致，二是由于很少考慮產業、企業規模、企業的歷史對研究的影響，已有的文獻結論不一。
三、總結
總的來說，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關系的研究主要在理論基礎、變量選取和數據收集等方面存在困難。通過上述綜述，可以看出中國在此領域的研究還存在如下不足：
1.國內學者大多數的研究還是屬于定性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成果不多
國內研究較國外學術界的差別就在于定量研究還跟不上。國內很多文章從法律、倫理道德、利益相關者理論等方面來論述兩者之間的關系。雖然這些研究的結論大多得出了兩者之間是積極相關的，但是這樣的結論由于缺乏數據和理論的支持，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2.在企業社會責任代表變量的數據收集上存在困難
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報告的披露才實施不久，主動披露社會責任履行情況的還不是很多，我們能夠獲得的數據很有限。至今尚沒有出現像KLD、財富企業名譽調查這樣的第三方權威機構，使得學者研究的數據來源沒有穩定性和權威性，不具有長期性可比性，可靠性很差。基于此，國內社會公認的權威機構應該盡快進行專門研究和評價，對社會責任從不同角度進行評價分析，這樣才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研究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
參考文獻
[1]沈洪濤,沈藝峰.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頁.
[2]Kargarita Tsoutsoura.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2004.
[3]溫素彬，方苑．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10）：150-160.
[4]李正．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相關性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6（2）：77-83.
企業社會責任綜述范文4
【關鍵詞】 社會責任；經濟后果；信息披露；財務績效
自1924年英國學者Oliver Sheldon 第一次從學術角度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以來，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和實踐就從來沒有停止過，而且愈來愈熱。西方發達國家因其由來已久的消費者運動和勞工運動，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起步早、成果豐碩，實踐中也多見成功的案例。相比之下，我國是在近十幾年才開始逐步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尤其是近幾年爆發的“三聚氰胺”、汶川大地震、頻發的惡性礦難、農民工工資糾紛、銀廣夏、鄭百文等事件，引起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廣泛關注。
我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但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其尚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企業是承擔社會責任的主體，我們也普遍認同優秀企業家必須具備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但他們出于職業本質和企業目標的原因，更為關注履行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如社會責任成本能否得到經濟補償？企業對利益相關者的承諾和履約是否具有價值效應？企業的社會責任是如何提升企業品牌形象、如何形成競爭優勢、如何創造價值的？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之間是否相關？如果相關又是什么關系等等。這些問題直接影響著企業對社會責任活動的決策。本文試圖從已有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梳理中為上述問題找到可能的解釋，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決策提供有益的指導。
盡管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可以研究的范疇很多，但本文把其經濟后果限定為短期或長期與經濟相關的后果：即財務績效、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和可持續價值提升等內容。
一、理論研究
國內外眾多學者基于不同的理論或從不同的視角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理論研究。
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框架中體現了它的經濟后果。Lantons（2001）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分成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倫理道德型，第二種是利他型，第三種是策略型，簡而言之，企業以投身慈善捐助事業來達到提高企業形象的目的，從而讓企業獲得經濟上的收益。Van Marrewik（2003）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五層次模型，包括依賴、利益、愛心、互動和整體五個層次，其中第二層次為利益，意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一種創造力和競爭力的投資，在未來可以帶給企業利潤。
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使企業與主要利益相關者建立緊密的關系，這種關系能幫助企業獲得不可見的、有價值的資產，具體來說，可能會促進客戶與供應商的忠誠度，會降低員工的離職率，而提高企業的聲譽，多方位為企業創造價值（Hillman and Keim，2001）。楊熠，沈洪濤（2008）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的使用者是全體利益相關者，社會責任信息會改變信息使用者的決策和資源配置，但這種影響更多是長期和間接的。
有些學者從社會資本投資的視角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進行了詮釋。Aaddock（2000）把企業社會責任看成是社會投資，他認為大多數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是為了獲得長期的利益，并不完全是因為它們喜歡這些事情。企業投身慈善事業對企業來說，不僅是“愛心”，更是“市場”，企業向“慈善市場” 投資，可以獲得來自政府、社區、員工、社會等多方面的回報。Fombrun，Gardberg and Barnett（2000）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是一種聲望/榮譽資本（Reputational Capital）的積累，這種資本可以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Habisch，Meister and Schmidpeter（2001）也指出投資慈善事業是企業社會責任的最高層級，是一種企業社會資本的積累，是一種具有巨大推動力的投資，但是這種投資所產生的效益是隱形的。這種投資收益表現在改善公司形象、提高員工士氣、改善企業與顧客、政府的關系、獲得更多的媒介正面報道等方面，進而提高企業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形象，形成消費選擇偏好，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
資源基礎理論認為，人力資源，組織資源和物質資源獨特的相互作用決定企業的競爭優勢，這種核心競爭力來源于有價值的、稀缺的、不易模仿的、不易替換的資源（Wernerfelt，1984； Barney，1991）。Greening and Turban（2000）認為，企業關于社會責任績效方面的聲譽與形象是有價值的、稀缺的和不容易復制的，它將為企業帶來不可替代的競爭優勢。Litz（1996）也從資源基礎論出發，研究指出利益相關者的相互依賴、道德注意以及社會事務反應都應該作為戰略性資產，作為能夠支持企業建立戰略競爭優勢的必需的和持久的源泉。
從企業可持續發展的視角進行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就更為真實和顯著。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道德承諾，而企業可持續發展是企業社會責任追求的經濟遠景。企業社會責任在內容上完全融合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規定，最重要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可以構成企業生存、發展的倫理要素，從另一個方向與生產要素一道推動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當代管理學大師Peter M. Senge（1990）認為越是能夠承擔社會責任，就越有能力永續經營并持續成長。袁蘊（2007）研究指出，企業所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有別于企業一般信息的根本就在于它能夠增強企業的責任競爭力，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戰略管理理論亦可很好地解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后所帶來的經濟后果。承擔社會責任，雖然使得企業的投入成本增加了，但卻使企業開辟了參與競爭的異質空間，能夠為企業賺取額外利潤。在其他條件一樣的情況下，因為消費者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做出正面的回應，獲得了超額的市場份額（Smith and Alcorn，1991）。McWilliams and Siegel（2001）從差異化戰略的角度，認為應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種投資戰略，通過把產品生產與企業社會責任屬性捆綁，創造出競爭對手所沒有的、較難模仿的差別化產品。
還可從成本效益方面來闡釋企業社會責任的經濟后果。對于企業為什么要承擔社會責任，從成本效益來分析，可以有以下兩種解釋：其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帶來的長期收益大于承擔社會責任的成本；其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符合企業相關者利益最大化的企業目標。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可以改進企業本身的管理，從短期看，企業要為此支付一定的成本，但是從長期看，會給股東帶來更大的利潤（李洪彥，2006）。
二、實證研究
回顧文獻，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的實證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研究，即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所引致的財務績效、資本成本、投資決策的反應（學者們一般依據所選樣本披露的相關信息進行實證研究）。其得出的結論也不一致，可歸納為三類：一是認為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其經濟后果反應愈好，即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后果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二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其經濟后果無明顯反應，即企業社會信息與經濟后果之間不存在相關關系；三是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越好，經濟后果反應愈差，即企業社會責任與經濟后果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
（一）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
學者們在實證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的影響時，選擇的財務績效指標有所不同，結論也不一致。Bragdon （1972）、Bowman和Haire（1975）、 Preston（1978）以本期凈資產收益率（ROE）或五年的平均ROE為指標衡量公司財務業績，并對公司社會責任對財務業績的影響進行研究，發現二者呈顯著正相關。Heinze（1976），Sturdivan和Ginter（1977）則選用ROE、利潤率、每股收益等多元指標，來證明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業績的影響，得出二者呈正相關的結論。Waddock and Graves（1997）、Berman，Wicks，Kotha and Jones
（1999）、Hiliman and Keim（2001）采用大樣本的回歸方法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的關系以及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總體而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并且兩者互為因果。
然而，其他學者研究發現二者還存在其他關系。Cowen（1987）發現，如果考慮到前期財務業績對本期財務業績的影響，本期財務業績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相關關系變得不顯著。Berman（1999）通過對社會責任審計所涵蓋的幾個方面與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實證結果表明：只有員工利益和產品質量安全與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是正相關關系，而社區利益、環保等方面對財務表現和公司價值無直接影響。Fry and Mock（1976）、Bekaoui and Karpik（1989）、Hackston and Milne（1996）同樣發現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之間沒有關系。Freedman and Ullmann（1986）認為兩者無關系或者是負相關關系。
有些學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考察，采用以證券市場為基礎的公司價值衡量方法來研究公司社會責任和公司價值之間的關系，但結果也不一致。Moskowitz（1972）認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的股票價格比較穩定，Vance（1975）的結果則相反。Abbott and Monson（1979）通過每股價格變化加每股股利來衡量企業價值增值，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和投資者的收益之間沒有顯著影響。Hillman and Keim （2001）的研究表明，利益相關者管理對企業價值的提高并不總是起作用的。只有社區關系、雇員關系和雇員多元化與企業價值和企業競爭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顧客滿意度和環境管理與企業價值之間只存在微弱的負相關關系。Homer H．Johnson（2003）認為，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并對其進行披露，能夠增加企業的利潤和提高公司的價值，不合法的和不承擔社會責任的行為對公司的財務績效產生負效應。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本成本
Verrecchia（1983）和 Dye（1985）認為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會增加投資者對股票的需求，從而降低資本成本。事實說明，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可能會扮演著的角色和財務信息披露類似，同樣會通過減少交易成本和減少估計誤差來降低資本成本。另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還會直接通過投資者的偏好來影響資本成本。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主要通過減少信息不對稱性、降低預測風險和影響消費者的偏好等方面對資本成本產生影響。Sengupta（1998）指出，一般情況下，企業信息披露水平高，債務資本成本就會較低。Botosan（1997）的研究說明，只有對那些雇用少量分析師的企業來說，廣泛的信息披露才會為企業帶來較低的資本成本。換句話說，企業雇用較多的分析師，更廣泛的信息披露并不能降低企業的資本成本。然而，Alan J.Richardson and Michaelwelker（2001）的實證研究發現，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是顯著正相關的。也就是說，更多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會帶來更大的資本成本。但是這種正相關關系可以通過盡可能充分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從而減少懲罰進而實現更大的股票收益而得到緩解。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投資決策
Ingram（1978） 以財富500強公司中的287家為研究樣本檢驗了社會責任信息的投資決策價值，發現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沒有決策價值。但是在控制了樣本所屬行業、披露的財政年度、公司超額盈余等變量后，發現又具有決策價值。Arieh A. Ullmann（1985）發現公司自愿社會責任信息公開披露是因為公司相信這些信息披露對投資者的決策是有價值的，公司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前提是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所獲得的收益要大于企業收集、編撰、社會責任信息的成本。國內也有相關的研究。宋獻中和龔明曉（2007）采用內容分析法對2004年上交所510家上市公司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進行了整體評價，結果發現，公司年報中的社會責任信息質量水平和對投資者的決策價值都較低。
三、展望
從上述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結果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對提升企業價值和可持續發展是有驅動作用的，雖然這一點在實證研究方面沒有得到完全肯定的證實，但從企業長遠發展來看，應該可以得到共識?？偨Y這些文獻的貢獻和不足，結合我國研究和實踐的需要，筆者認為今后在該領域應該而且有前途的研究方向是：
1.綜合運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可持續發展理論、循環經濟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等，對企業社會責任與價值關系的機理、企業社會責任創造價值的路徑、企業社會責任對價值的傳導方式等內容展開理論研究，建立企業社會責任價值效應的理論地位。
2.進行實證研究的本土化創新。畢竟我國企業的發展水平、承擔社會責任的經驗、市場經濟的進程和資本市場的效率等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較大差距，在進行實證研究時不能完全照搬，而要進行本土化的研究設計，為我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市場反應和經濟后果提供可靠的經驗證據。另外在實證研究時要尤其注意企業社會責任經濟后果效應的滯后表現問題。
3.從政府約束――社會激勵――企業戰略的立體視角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與可持續價值創造相互協同的政策，為我國政府和企業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社會責任管理方式提供思路，為我國的生態保護、經濟發展、社會和諧的相互協調提供研究支持。
4.成功案例的研究和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方案的設計。對國內外典型的成功案例進行剖析，尋找可以借鑒的經驗，能夠成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并產生有效經濟后果的一條捷徑。對企業社會責任戰略方案進行有針對性地設計，努力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績效和經濟績效的雙贏，以提高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力和自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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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綜述范文5
關鍵詞：社會責任管理倫理企業文化管理道德
企業管理倫理是企業管理實踐活動的內在要求,是一種特殊的道德現象。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管理倫理的核心理念,在企業管理倫理建設中,重視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培育,有利于企業處理好和多方利益相關者的關系,有利于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有利于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經濟效益。
一、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概述
責任是現代社會道德感受的一個至關重要概念,“它似乎非常適合于通過將實踐和理論觀念都包括在內的途徑來表述人類行為的道德方面”。責任主要涉及到三個組成部分:主體,即誰承擔著不能完全由規則和法律所決定的責任,主體應負什么樣的責任,以及主體對其負有責任的主要利益相關者是什么。企業作為一個組織,其在經營決策過程中,雖然受各種因素影響,從而經歷復雜的過程,但是作為責任主體是無法回避的,因此可以說企業是它自己的行為者。作為行為者就要承擔道德責任,因為作為行為主體的企業,不但具備道德選擇的客觀可能性,而且具有選擇行為的意志自由。企業應被理解成為一個道德行為者,它能夠從事道德行為,但這種行為不一定是正確的道德行為,而且,無論如何也不能取代個體的道德責任。
二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管理倫理的核心理念
一般來說,管理倫理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指組織管理者的倫理(道德),另一方面是指管理組織的倫理(道德)。管理組織即企業管理、行政管理、社會管理的各種管理對象,它可以是企業,也可以是學校、醫院、非盈利組織等社會其他單位。管理者的倫理(道德)與管理組織的倫理(道德),兩者之間有一定的區別,但兩者之間也有內在聯系。應該說,管理者的倫理(道德)是管理組織的倫理(道德)的核心和基礎,前者對后者起著重要的主導影響作用。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對企業基本的管理倫理要求。企業作為一個社會組織單位,它首先必須是一個經濟主體。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就應該以贏利為唯一目的。企業在履行社會經濟職能之外,它還是一個社會性實體,這就要求企業不但要對自己的經濟贏利負責,還要對社會全體負責。因此,社會責任必須被納入到企業管理倫理的視野當中,在企業管理的全過程都必須體現一定倫理維度的社會責任要求。
社會責任是企業作為經濟主體的必然選擇。從企業生存的外部環境來看,企業總是運作在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的大環境中。企業管理倫理水平可以從企業及其員工的責任意識上得到集中的反映。企業歸根到底是由企業的員工所組成的一個經濟實體。企業員工責任意識的增強不但影響著企業管理的實效,而且對企業的經濟贏利也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只有全體員工根據自己的工作職責范圍而合理有效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樹立敬業、守業、安業的責任意識,企業的社會責任才可能真正地成為企業具有主體性的內在要求。
由此可見,企業自覺肩負社會責任,不但有利于企業管理倫理和企業文化的成熟構建,而且有利于企業形成良好的社會聲譽,形成自身獨特的核心競爭力,獲得全面地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企業與社會責任
中國企業在對待社會責任問題上,依據其不同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如下幾種:
(1)一些企業一味追求利潤最大化,不顧社會效益,有的甚至不擇手段,只要能賺錢,什么事都干得出來。
(2)主觀為企業、客觀為社會就是本企業要自覺地、明確地、積極主動地為社會服務,否則是不自覺的,不明確的,或至少是消極被動的。這類企業偶爾也會盡一些社會責任,但積極性不高,是缺乏主觀能動性的。
(3)企業第一、社會第二是指在本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也適當考慮為社會服務,這類企業對社會責任有一定的自覺性,但也存在明顯的局限性。
(4)為了本企業、必須為社會是指為了本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一定要努力為社會盡責,而且必須盡好責,相比較前面三種類型的企業,這類企業能夠把企業利益和社會責任統一起來,因而具有較高為社會服務的認識和水平。
(5)首先為社會、同時為企業,這類企業非常正確地把握住了企業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系,擺正了企業在社會中的位置。這類企業能夠自覺地把“為社會”與“為企業”統一起來,而且是從意識上到行動上,從戰略上到謀略上真正內在的統一。這應當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管理倫理的指導思想。
我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中存在的問題比較突出,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主要有:
(1)企業社會責任過重且職責不明,企業辦社會是中國企業發展的重大包袱。
(2)企業不考慮環境問題,不考慮可持續發展。在中國,大氣污染、水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等正在進一步惡化,影響我們及子孫后代的生存環境。
(3)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模糊,沒有正確的生產經營理念,普遍缺失誠信機制。
(4)我國有些企業沒有真正走向市場,企業社會責任機制不健全。
企業是社會的一個細胞。企業組織存在于社會組織當中,兩者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企業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應該是魚水關系,是不可分割的。企業既是一個社會組織,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標,同時又是一個社會組織,有責任來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無論從企業追求經營的良好環境的愿望出發,還是從企業追求長期利益的動機出發,抑或為高尚的履行社會性組織的義務和責任出發,企業都應盡自己的能力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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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綜述范文6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利益相關者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7）02-29 -03
一、企業社會責任研究進展
（一）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研究
現代企I社會責任最早開始于西方國家，由于在機械化生產的條件下，勞資沖突愈來愈劇烈，企業在工人和政府部門的雙重壓力下開始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但是早期的學者們對于企業是否應當履行社會責任存在爭議。
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企業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企業利潤最大化，他們要么將企業社會責任當成實現利潤最大化的一個途徑，要么不贊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哈佛大學教授Levitt（1958）堅持認為社會問題應該由當局政府解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一種越權行為，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不利于企業的成長，甚至對企業是有危害的；Friedman（1970）贊同企業應當以經濟績效為目的，而非社會績效。他認為企業負有的且唯一的責任就是充分利用其所能控制的資源，盡可能地為股東謀取利潤。
部分專家學者則贊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Sheldon在1924年最早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他認為企業不僅僅是一個盈利組織，應該把道德因素包含在企業社會責任之中；Bowen（1953）在《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書中強調企業社會責任是商人以相關政策為準則，以服務社會為目標采取的具體行動；Steniner（1971）指出企業規模的擴大會使企業獲取更多的利潤，因此規模越大的企業應該對社會做更大的貢獻。這些學者都超越了以往以經濟績效為企業目的的觀點，強調企業應當回報社會，承擔社會責任應當成為企業的一種自愿行為。
學者們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進行了深入研究。Carroll（1971）整合了經濟和社會兩個側面，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與自覺責任4種，在1991年將自覺責任正式確定為慈善責任；Elkinton（1997）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可以分為經濟底線、社會底線和環境底線；殷格非和崔怡（2005）認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建立完善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其二是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社會責任；沈洪濤（2005）認為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在特定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不僅實現自身的經濟績效，而且促進社會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
（二）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研究
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出公司在治理中應該對不同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理論豐富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促進了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Berle（1962）提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讓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產生信任，這對企業是有好處的；Ansoff（1965）在其所寫的書中提出企業要實現其目標，應該平衡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與沖突；陳宏輝，賈生華（2002）認為只有充分考慮并滿足其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才能實現企業的目標；World Business Council（2005）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做出的承諾，要和員工、員工家庭、當地社區和全社會一道，促進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并改善他們的生活質量；易開剛（2009）巧妙地運用博弈論構建企業社會責任系統化的理論模型，最終得出實現企業社會責任是各個利益相關者共同博弈的結果。
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研究
將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分為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積極作用、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負面作用、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直接關系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相互促進四個方面，并對相關文獻進行總結。
（一）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積極作用
大部分學者贊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促進財務績效。Moskowitz（1972），Preston & 0`Bannon（1997），分別以大公司的數據為樣本，驗證得出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是正相關；Simpson & Ko-hers（2002），Ahmed（2012）等通對金融企業進行研究，認為社會責任績效能夠促進企業財務績效；Oeyono，Samy & Bampton （2011）通過對印尼公司的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是有益的；唐芹和鄭少鋒（2013）通過對金融業分析得出企業對員工、股東、社區和政府履行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是正相關；Mishra & Suar（2013）發現環境責任是重要的，企業如果在生產經營過程中關注和保護環境，對于提高財務績效是有幫助的。
（二）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起負面作用
一些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不利于財務績效的。Ingram & Frazler（1980）通過對40家企業有關環境方面的年度報告進行研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是負相關；溫素彬和方苑（2008）通過對上市公司的實證分析，構建CSR利益相關者滿意機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會降低企業的財務績效；高敏（2013）認為企業應當對利益相關者履行社會責任，通過對食品行業進行實證研究，發現企業對員工、顧客和政府的社會責任不利于財務績效；Amran（2014）對尼日利亞股票上市的68家公司的年度報告中提取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數據進行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結論。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直接關系
由于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因素很多，企業面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也會采取不一樣的行為，一些學者通過多因素綜合考慮，提出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是互不影響的。Ullman（1985）認為由于兩者關系中存在很多中介影響因素，因此很難找到一種合適的理論對兩者的關系進行解釋，所以他認為兩者之間是沒有影響的； Van der Laan（2008）指出因為利益相關者本身存在異質性，而且他們的感知反應不同，因此企業社會責任行為與企業財務績效關系是不明顯的；Ilhan-Nas，Koparan & Okan（2014）通過分析63家上市公司在土耳其境內的子公司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是不相關的。
（四）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相互促進
由于大部分學者只是單方面地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單向關系，為了更好地探索兩者之間存在的關系，一些學者通過實證分析，選取特定行業的數據對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雙向關系進行研究。
施佳（2008）選擇了制藥、化工品等幾個板塊在上海、深圳交易所掛牌交易的多家上市公司2006的年報數據進行分析，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是雙贏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提高商譽和形象，從而促進財務績效的提高，同時好的財務績效也會使企業更多地負擔起社會責任；李連華和陳鈺（2012）通過對杭州市化工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和財務績效進行分析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和其財務績效之間是互為因果；朱蘭蘭（2015）通過選取滬深兩市2012-2013年農業和食品業（包括農副食品加工業和食品制造業）的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進行分析，認為我國農業和食品業企業積極履行當期CSR對于提升當期企業績效有一定的幫助，同時，根據實證檢驗結果可知，企業同樣必須注重CFP的提升，這對企業履行CSR也有幫助。
三、結論與研究建議
對企業社會責任內涵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并且將企業社會責任納入到企業的戰略規劃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仍然在不斷豐富中，可能還受到文化差別、地域差異等因素的影響（David，2002；李雙龍，2005）。因此，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學者們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
當前，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是學者和業界關注的熱點。部分研究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促進財務績效的提高，但也有不少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無直接影響，甚至對財務績效具有負面影響。近年來的研究則進一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不一定是線性的，可能呈現一種U型關系（Barnett & Salomm，2002）。研究還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可能會出現動態影響，企業很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提高財務績效，同時財務績效的提高也促進了企業更加熱衷于承社會責任。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回顧與總結，我們提出如下建議：
1. 通過時間序列的角度去研究兩者之間的動態關系。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相互影響并非是靜止的，需要考慮時間上的延展性。由于行為與績效的關系受到時間的影響，因此，我們不僅要研究當期的關系，更要通過多期數據去發現這種連續的滯后的關系。
2. 通過對不同行業之間或者不同性質的企業的對比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和財務績效的關系。由于行業和企業性質的不同，企業的運營模式和盈利效果也不同，因此，如果能夠從橫向去對比企業社會責任在不同行業或不同性質企業之間的財務績效影響，這對政府部門規范和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3. 通過考慮文化情境，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不同國家的文化和社會背景會影響企業文化和戰略制定，從而影響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考慮文化因素的調節作用，通過跨國的研究更能夠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在全球的差異和共同點，這對企業進行全球化發展也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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