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國際金融交易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國際金融交易范文1
碳交易的市場機制是以國際條件下,低碳經濟市場的構建為基本框架的。以此為契機,歐洲聯盟于2005年開啟歐盟排放交易體系,即碳交易排放體系。其基本內容為排放數額由政府設置并在所管制企業之間進行分配,受管制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發展的需要,對配額進行買賣。而對受管制企業超出的排放額進行處罰。以此為框架,歐盟的碳交易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歐盟低碳交易機制所述的市場結構構架上規定碳交易市場可以以配額進行交易,也可以以項目進行交易。前者由政府或者管理者規定排放配額,并在參與者之間進行限量交易。后者則是根據低于基準減排水平的企業與配額限制企業之間的交易,配額限制企業可以購買低于減排水平的企業配額來調整其面臨的約束。這種碳交易機制的建立,有利于把碳排放權以價格形式表現出來,并加以量化,有利于對碳排放的管理和降低碳交易主體之間的交易成本。
碳交易市場的相關利益體。政府根據政策的配額,企業自身發展需要,企業之間就配額進行的交易,以及對碳交易進行的期權購買的投資者等等都是其參與者。政府根據受管制企業發展規定排放權以及配額,受管制企業受自身條件調整并對排放權進行交易,相關中介機構對排放權進行預期,并對排放權進行期權,擔保等金融活動。
碳交易的金融工具。隨著經濟的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主要以排放權的遠期以及期權交易為工具,并且排放權的交易是低碳經濟的基礎交易。隨著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對排放權的關注,碳交易的衍生產品日漸產生,主要包括排放權的交付保證、擔保、套利交易等。
二、國際金融條件下碳交易市場的起源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金融的聯系日益緊密,促使人們對環境的日漸重視,使得政府出臺了相關的政策法規,來避免企業行為對外不經濟作用的產生。國際金融聯系的緊密性使碳交易的參與國較多,并制定了相應的指標:到21世紀中期,全世界溫室氣體減排50%的目標,以此為框架,后者對前者進行了細節的補充和說明,世界各國規定了具體的減排目標和實施細則,根據各國情況,歐盟消減8%,美國降低5.2%,日本和加拿大分別降低6%。國際金融的發展為世界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的基礎條件,各國的經濟發展需要一定的排放權,發展的程度于這種排放權緊密相關,同時,排放權的限制成為成本的約束。金融市場提供的各種金融交易工具促進著這種資源的有效配置,進而促進著碳交易的發展。
三、碳交易在世界各國的發展
隨著碳交易國際發展的深入,碳交易國際金融機制的健全,各國在碳交易產品金融工具的開發上不斷拓展,碳交易的量逐漸上升,同時人們對環境期望的提高,碳交易價格也呈上升趨勢。由于各國的經濟發展形勢不同,碳交易水平也不同。
最為有名的是芝加哥的氣候交易所(CCX),其是京都議定書協議之外的全球首家自愿減排的碳交易市場平臺。加入CCX的企業,每年自愿限制其氣體排放額度,這對于環境的維護,公司知名度的提高都有著很好的示范作用,也對我們人類社會的長期穩定發展做出了貢獻。參與CCX的企業主要來自航空、交通、電力等高排放企業,他們發展經濟的同時,注重對溫室氣體排放的降低,并做出接受當地法律和政府的監督措施。
新南威爾士溫室氣體減排交易體系主要是政府對電力公司和相關部門進行的定額排放規定,并隨后加入了京都議定書協議,政府為實現降低減排的目標,制定了減排的具體措施和長遠計劃,并通過法律條約進行約束和監督。政府于2008年成立了蒙特利爾氣候交易所,以方便排放權的配額交易,通過這些措施,澳大利亞政府逐漸提高了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威信,為以后的加入碳交易國際化邁進了一步。
我國經濟的發展消耗的資源較多。據資料統計,我國每年消耗31%的煤炭資源、8%的石油、10%的電力資源,而生產的GDP僅僅占了世界的4%左右。我國是經濟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要解決我國面臨的許多問題,而我國又是資源消耗性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任重道遠。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在技術上我們可以利用發達國家的減排技術來降低我國資源消耗時的碳排放,同時,2008年,我國成立第一家環境權益交易機構――北京環境交易所。這為我國碳交易發展提供了市場平臺,碳排放配額可以在該交易所公開出售,通過對碳交易的價格公開機制,規范了碳交易的市場機制,方便與國際碳交易機制接軌,引進國外先進的排放技術,并以此來衡量各企業的發展權利和發展成本,督促企業在環境保護中所起的社會責任。
四、國際碳交易的前景
經濟逐步復蘇后,2009年12月7日至12月18日,超過85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192個國家的環境部長,出席了在哥本哈根舉行的氣候峰會,本次會議旨在以進一步推進節能減排,加快節能環保以及重點工程項目的建設為主題的全球性的會議。這次會議具有深遠的意義。
由于排放權與長期的發展權結合在一起,因此碳交易在未來的發展中道路是曲折的。根據IPCC的計算,2010年地球可承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8000億噸,以此為依據世界人均排放為0.8億噸,這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是一種對發展的約束。從長期來看,碳排放權的交易價格會提高,碳交易相關的金融產品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又是經濟和人口大國,經濟發展任務艱巨,社會問題眾多,而對溫室氣體減排,我國承諾延緩二氧化碳的排放,即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國際金融交易范文2
關鍵詞：國際金融；教學改革；國際貿易專業
新世紀以來，隨著貿易和金融的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培養適合未來需要的復合型、應用型人才，是每個教師面臨的首要問題?！秶H金融》是國際貿易專業的核心主干課程，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所有專業課中“教”與“學”的難度也是最大的。新世紀新形勢下新的問題不斷涌現，探索與研究《國際金融》的教學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
《國際金融》是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研究開放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時實現問題的一門學科，在結構體系和教學要求等方面與其他課程相比有很大不同。對其特性的把握是搞好教學的基礎。
（一）理論抽象晦澀，而且更新較快
《國際金融》屬于宏觀經濟學范疇，許多原理和理論比較抽象、枯燥，而且內容豐富口徑寬廣，缺乏具體性。比如國際收支調節理論、匯率理論和利率理論等章節，內容復雜模型眾多，沒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很難理解。同時國際金融相關理論知識的更新速度也較快，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國際金融市場風云變幻，新問題不斷涌現，這就要求學生不斷學習新理論、研究新現象，單純靠教材靠老師無法解決問題。但另一方面國貿專業實踐性又比較強，學生比較喜歡動手能力、操作能力的訓練，對于理論的學習和研究比較排斥，所以教學難度非常大。
（二）數學能力與實踐能力要求較高
《國際金融》是金融學的分支，需掌握一定的高等數學知識，尤其是外匯與匯率、金融投資與風險管理等章節計算眾多，要運用數學手段解決實際問題。經濟類專業的學生數學能力普遍不如工科，在學習時面臨較多障礙，熟練使用數學工具其實是學好所有經濟類課程的前提。此外，《國際金融》對實踐能力要求也很高，不但有其特殊性且遠高于其他課程（如《進出口實務》、《報關實務》等）。因為他要求的不是簡單掌握標準的程序性、重復性工作技巧，而是綜合素質能力的提高。學生要能理論聯系實際，全面分析解決現實問題，為將來做應用型金融服務工作打下基礎。
（三）知識的綜合性和關聯性強，與其他課程聯系緊密
《國際金融》很多知識在其他課程中已經提及，前后聯系非常緊密。比如國際收支調節、匯率形成機制、政策組合搭配等很多內容就是《宏觀經濟學》、《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學習又要具有一定的會計基礎，相關貨幣需求與供給、利率的管理等知識又離不開《貨幣銀行學》基本原理。經濟管理類很多課程其實是互通的，要求溫故而知新，全面學習、理解并掌握。要熟練掌握《國際金融》相關基礎理論知識，學生必須通過其他授課老師的先行鋪墊工作打下牢固基礎，學一門忘一門、存在僥幸心理的學生學不好《國際金融》。
二、《國際金融》教學目標與內容體系的重新定位
《國際金融》教學改革首先是在新形勢下對教學目標做出調整。入世以來企業對國際貿易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對人才的要求也從“量”過度到“質”。除了傳統的營銷、外語能力外，對于那些熟悉金融和工商管理、電子商務、商務談判等知識的人才也是求賢若渴?！秶H金融》作為國貿專業主干課程，既能為將來從事國際貿易宏觀管理、認識世界金融經濟形勢提供理論上的支持，也能為從事外貿進出口報價核算、經營管理風險的防范及投融資安排提供業務上的指導。因此，《國際金融》教學目標應由以往單純的傳授專業基礎知識向綜合素質能力培養、創新意識培養轉變，由單純注重課堂教學向模擬實戰、社會實踐與課堂教學相結合轉變，由單純注重教師授課向積極開拓學生思維、啟發學生自我探索與研究轉變。
圍繞教學目標的重新定位,《國際金融》教學內容體系也要進行同步調整與更新。隨著金融一體化步伐不斷加快，匯率風險與國際金融危機對各國經濟的影響日益加深，資本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于所有企業而言，防范匯率風險，規避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積極利用多種融資渠道增強自身實力，是個非常重要的研究課題，故授課時要增加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資本流動與風險管理等知識的比重。在中國外匯儲備已經突破3萬億大關，國際經濟糾紛不斷的背景下，對于儲備管理、國際協調及貨幣體系改革等方面知識學生也要積極掌握，這與我國當前經濟的發展現實緊密聯系。為了凸顯實踐教學的重要性，推廣素質教育，實踐教學部分也要加大授課比重。綜合而言，以上內容是編寫教學大綱時重點強調的幾個方面，也是和傳統教學內容體系相區別的地方。
三、《國際金融》教學方法的改革
教學方法的改革比教學目標與內容體系的重新定位更為關鍵，也是《國際金融》教學改革的核心所在，主要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運用多媒體技術與網絡技術教學
首先是多媒體教學，它主要采用圖表、視頻和文字相結合的方法，效果比傳統的文字講授好很多。目前高校里已廣泛應用多媒體教學，但還停留在充當演示工具的層次，未能真正發揮優勢。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綜合使用多種多媒體形式，《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決定了必須全方位利用多媒體技術。比如講解世界主要金融市場、金融危機等內容時完全可以讓學生觀看專題教學光盤、金融題材電影等音像資料，增強學生的直觀體驗。再比如講解一些邏輯性較強的基本概念和基礎理論時，為了避免空洞說教，可在ppt中加入示意圖或者簡單的動畫，筆者采用了這些方法后效果事半功倍。
其次是通過網絡技術手段實施教學。這里面要注意搭配問題，應是課堂教學為主，輔以課外網絡教學。我們要建立專門的課程網站，主要內容包括教學大綱與計劃、章節重點與作業、自我測驗、留言答疑等，有條件還可以加上授課資料和錄像，便于學生課外自學。這些是常駐內容，還可以隨教學進度定期增加一些熱點專題。師生課外互動也很重要，網絡聊天已普及，我們可以借此實現師生的課外交流，拉近師生距離。經濟類課程共同特征是熱點多變化快，網絡教學可以使信息零距離傳遞并及時更新，先進性遠超過課堂。教材選用也很重要，高教版楊勝剛、姚小義主編的《國際金融》配有專門的網絡課程網站，資料齊全，附帶的學習卡可讓學生直接通過網站自學。筆者實際使用中效果不錯，值得推廣。
（二）加強案例教學與雙語教學
首先，案例教學是加深知識理解的最好途徑。當下很多高校在推廣情景教學法，案例教學是其中最簡便易行的一種。它講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通過對案例的討論、分析、總結，使學生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秶H金融》案例豐富,具有來源廣泛、題材多樣和時效性強等特點。比如在講解“外匯和匯率”時，可加入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案例,討論影響匯率波動的各種因素及匯率變動對經濟的影響；而講解“外匯儲備”時，可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討論外匯儲備的管理及運用。案例的選擇是成功關鍵,要遵循兩大具體原則:第一，案例要選擇早有定論的歷史事件。案例教學主要是以史為鑒避免重蹈覆轍，所以要避免無謂的爭論。第二，案例要選擇非常典型的事件。案例本身應有一定的理論與實際意義，所以要精心篩選那些經典的有價值的案例。
其次，實施雙語教學是由《國際金融》自身特性決定的。它研究的是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的均衡問題，具有很強的涉外性，雙語教學是培養學生涉外經濟活動能力的最佳選擇。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用英語對專業術語、基本原理進行一定程度規范表達是起碼要求。為了在未來工作中與外籍客戶順利溝通和協作，更要不斷通過各種英文媒體（尤其是國外網站）獲取最新信息和發展動態。雙語教學中有兩個問題要特別注意：一是避免注重形式忽略內容，英語只是一個語言工具，對基本原理和理論的深入掌握才是目的；二是避免糾結內容忽略難度，如大幅降低難度會導致課程內容過于淺顯，這不利于知識掌握及后續課程跟進。成功的關鍵在于如何把握好“度”，中英文教學必須靈活，英文授課的比重要根據學生英語水平和專業知識水平高低而定，同時也要根據講課內容的難度靈活變化，否則效果適得其反。
（三）大力提倡推廣實踐教學
《國際金融》目前嚴重缺乏實踐教學的支撐，很多經管類課程其實都是如此，構建實踐教學體系是本科院校教學改革的重要環節。對于實踐教學我們不能單純以實驗、實習去理解,針對《國際金融》這種理論性實踐性都較強的課程，實踐教學的途徑可以是多方面的,不應拘泥于具體形式。《國際金融》實踐教學可從理論實踐和操作實踐兩方面著手：
1、理論實踐，包括課堂討論和課外講座，目的是豐富學生理論知識提高素養。首先我們可以經常將一些理論難題結合當前社會熱點在課堂進行討論，通過互動實現師生交流與共同提高。學生加深了知識的理解與掌握，教師也可不斷改進自己的教學。討論教學有一定流程，先要做好動員精心選題，如學生關心的熱點問題“人民幣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然后分組討論，教師同時及時給予引導；最后教師總結，形成討論報告或者小論文等成果。其次我們可以定期舉辦一些學術報告會，組織學生積極參與。講座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專家型講座，主要針對與課程聯系比較緊密、影響很大的社會熱點問題；二是實務型講座,通過聘請在企事業單位從事國際金融相關業務的一線骨干(如中國銀行外匯交易業務員)進行操作性理論指導。通過聽講座以及面對面的互動交流,可以極大地拓寬學生的知識面。
2、操作實踐，包括校內實驗室模擬實踐和校外實習基地社會實踐，是實踐教學的重點。首先是模擬實踐，這需要建立專門的金融實驗室，一般包括“金融教學”和“模擬交易”兩大系統，既可提供即時證券、外匯、期貨等金融市場的相關行情和資訊評論，也可同步進行相關模擬交易活動。如講解外匯知識時，可安排學生進行外匯模擬交易,在寓教于樂的過程中學習外匯投資的技術方法,親身體會外匯市場的風險。其次是社會實踐，校外實習基地可滿足需要，這也為學生提前進入社會、從事相關金融工作打下基礎。筆者課余時間經常帶領學生到銀行、證券公司或外貿公司等校外實習合作單位進行參觀實習，這種學以致用、言傳身教的做法很受學生歡迎，增強了他們理論聯系實際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不管將來從事外貿工作還是金融服務，都能從中獲得很大幫助，很多甚至提前實現了就業。
四、結語
作為《國際金融》授課教師，誠然應在掌握課程特點的基礎上,不斷更新教學思想積極提高教學質量，努力把學生培養成具備理論實踐能力、競爭適應能力的優秀人才。但換個角度講，課程學習包括教師“教”和學生“學”兩個方面，單純教師講學生聽只會事倍功半，因此《國際金融》教學改革重點應是培養學生的自我學習能力。教師的教學思路應是先啟發引導，然后設計出若干問題讓學生自學，最后做分析和總結，這樣才能把“教”和“學”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教師的“教”真正實現學生的“學”，是我們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尤其要強調的一點。
參考文獻：
[1]孫鈞.國際金融教學方法淺探[j].中國校外教育，2008,（05）.
國際金融交易范文3
[關鍵詞] 國際金融衍生品 監管 治理 演進
中圖分類號:F83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3-0043-05
監管向治理機制的演進模式
監管是政府或職能部門依據所訂立的政策并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被監管的活動及被監管的主 體進行規范、約束、督導而形成的有機的制約體系。治理機制是對某一過程或某一事物的管 理原理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治理機制的實現途徑包括兩大類型:一種是強制性的,主要依靠的是管制主體制定治理機制 來監督和管理被管制主體行為,通常就是監管的模式;第二種治理機制主要依靠被管制主體 的自覺,輔之以制度和行為的規范,屬于誘致型的治理模式。[1]管制性的 治理即監管是治理機制
發展的初級階段,誘致性的治理 是治理機制較高水平的發展階段。一般說來, 管制性的治理成本要高于誘致性的治理機制成本。治理機制的治理對象有被治理活動的主體 和活 動本身。前者是機構治理,后者是功能治理,兩者是互補而有差異的兩部分,要根據被 治理主體發展的不同階段來選擇方法,使得機構治理和功能治理兩者達到最優的結合,這也 是治理模式發展到比較成熟階段的表現。
治理是組織交易的一個多維度的模式,既是誘致型和強制性治理結合的模式,又是機構治理 和功能治理兩者有效地組合。監管模式屬于以強制性治理和機構治理為主的治理模式的組合 ,在治理機制發展較為成熟的階段時最優的組合應該是使成本最為節約、管理最為有效、被 治理對象最為有序,所以監管可以被視為治理機制發展階段中較為初級的一種形式,其必定 隨著被治理對象自身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而向治理機制中較高階段演進。監管向治理演進路 徑如下圖所示:
直線Ⅰ、Ⅱ、Ⅲ斜率是向下的且呈遞減的,表示治理的效用:國際金融衍生品的日漸成熟, 規 避風險的功能日益強大。由于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在產生之初,其規避風險作用是最大的,隨 著投機者的市場運作,衍生工具規避風險的效用在減少,此時金融市場上就出現了功能更強 大的衍生工具的需求,可以用一條比前者更平緩的直線取代,即直線Ⅱ、Ⅲ。
治理的最優點處于治理的成本曲線和治理效用直線相切的點,最優點隨著演進階段在變化著 ,圖中的①②③點是連續的,可以假設在這三個點中間有無數個連續的不間斷的點,因為新 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速度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動下日益加快。
治理模式中的初級階段,即監管模式(圖中①)。此階段中以強制性的行政行為為主,行政 機構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間接改變交易雙方決策。監管更多的是一種外在的、根據規則 進行監督和約束的活動,較少或幾乎沒有發揮激勵和約束內部的自我實現機制的作用。由于 可能違反和扭曲市場正常發展規律,只能適合一定階段的經濟發展,并非長期和最優的經濟 管理方法的選擇,而且成本也是較高的。治理模式中的中級階段(圖中②),即誘致型和強 制性治理結合,機構治理和功能治理組合,其中強制性治理和機構治理占主,誘致性治理和 功能治理為輔。與前一階段的監管模式相比,發揮了激勵和約束內部的自我實現機制的作用 ,摻入了誘致性治理和功能治理,開始運用非行政手段,成本呈下降的趨勢。當治理模式發 展到較為成熟的階段(圖中③)。被治理的主體和實施治理的主體之間可以達到雙贏和正和 博弈的結果,所以治理不僅僅強調了這種外在的監督、第三方的約束,也運用一種激勵和約 束內部的自我實現的機制,從內部和外部同時進行監督和約束,以達到最優的一種市場配置 的方式和目的。發展到此階段,市場優勝劣汰的選擇機制留下的較好的管理方法的組合,是 符合市場發展規律和市場長期發展趨勢的一種最優管理方法的配置。當然被治理的主體本身 也在發展的,所以治理中最優的模式是一種發展趨勢,相互博弈的結果。
從②到③的演進的特征是外在的管制,特別是政府的行政干預管制由主導地位逐漸退到次要 的 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內部的自我約束和實現機制以及非行政手段。各階段的演進的動力源于 兩方面:被治理主體的自身發展變化以及治理環境的變化。
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監管現狀
目前對國際金融衍生品的治理是屬于監管向治理的中間階段演進,處于如上圖中所示的①到 ②的演進過程中。國際金融衍生品的監管,因為主流契約理論強調將契約的關系視為對市場 交易的質的規定性,并以此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要素。因此,所有的市場交易都可看作是一 種契約關系,金融衍生品交易也不例外,它的交易實質上是對國際金融衍生品契約非完全性 的治理。當前金融衍生品的治理實現途徑主要是各個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經濟個體自由決策 所實施的強制性限制,更多的是強制性的立法約束和行政來發揮被治理主體的自覺性;主要 是進行功能性治理,在機構治理方面還比較薄弱;國際組織對金融衍生品的治理作用只能在 較小范圍內發揮。
1.目前發達國家國際金融衍生品的監管
現階段發達國家的監管模式主要有三種: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集中立法型”,二是以英國 為代表的“自我管理型”,三是日本的“金融行政型”。美國對金融衍生品市場實行了“多 元三級監管體系”[2]的監管模式,中央政府的行政監管、行業協會的自律與交易 所的自我管理有機結合,行政監管主體有比較高的權威,以政府的依法監管為主,非正 式規則的作用非常有限。英國對衍生品市場的治理以行業自律組織和交易所、清算所以及衍 生品活動參加者的自我監管為主,政府對金融衍生市場干預較少,主要通過行業協會、交易 所制定交易條款來保證衍生品市場交易的正常進行。日本對衍生市場的監管體系承襲了歐美 模式,實行“三級管理”[3],實施的是行政金融,是政府干預式的監管模式的典 范。在民 間組織了一些金融衍生品交易行業組織,彌補了多口管理下各交易所之間協調困難的不足, 同時也可以在政府監管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之間建立聯系。
2.目前發展中國家及地區國際金融衍生品的監管
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衍生品的治理機制上尚未發展成熟,許多的發展中國家已經開放了外 匯市場,容易造成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的動蕩,甚至金融危機。90年代后,亞洲地區貿易發 展迅速,許多地區取消了外匯管理和其他資本市場管制措施,放松了國內金融體系的控制 。盲目的放松使傳統的監管體制不能發揮作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金融衍生品治理的不完 善和機制的不成熟與全球金融衍生品飛速發展的趨勢相沖突,金融衍生品交易治理的缺陷日 益暴露,帶來巨大的危機隱患。如果不顧其國內的經濟發展情況和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盲 目進行人為的演進,必將引發國際性的金融危機。
3.金融衍生品國際合作治理的現狀
經過35年的發展,金融衍生品市場所具有巨大的潛在風險,已被各國際性金融機構充分認識 ,加強衍生市場的監管及監管方面的協調已成為共識。針對衍生市場的重大問題,國際性的 金融監管機構頻繁地進行考察,并從1995年開始每三年對場外衍生市場交易規模進行統計調 查,并公開披露。目前對世界金融衍生品市場進行調查研究,并各類指導性文件的國際 組織主要有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國際證券委員會 (IOSCO)、30人集團、證監會國際組織 、國際清算銀行。
各國也同時積極尋求監管的國際合作。一方面各國對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監管合作范 圍進一步擴大;另一方面一些國際性的組織加強對金融衍生品的治理,國際合作與協調的頻 率加強、程度加深。
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演進的理論分析
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默頓•米勒(Merton H. Miller)在他所著的《莫頓• 米勒論金融衍生品》中認為,監管會破壞金融創新,中央銀行應該推出監管體系,完全由市 場機制治理國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4]
該理論認為金融衍生工具只能使這個世界更安全而不是更危險,而且其導致金融體系崩潰的 可能性并不存在;在要求政府對金融衍生品給予更多管制的諸多建議中,沒有一項能使這個 世界更安全;企業和銀行借助于這些衍生產品,終于可以用最低的成本來有效控制商業及金 融風險,但是默頓•米勒主張的治理模式更多的是以成熟的市場經 濟為研究基礎的、單純的市場治理模式,在金融衍生品目前的發展階段只能成為一種發展的 趨勢和理想狀態。
而英國經濟學家約翰•伊特韋爾(John Eatwell)與美國的艾斯•泰勒(Lance Taylo r),在合著的《全球金融監管》中提出應加大監管的可信度,建立一個世界金融監管局(W FA),并賦予其在世界范圍內進行金融監管的權力。[4]
金融衍生品的國際性使得單純的行業自律和單一的各國監管的效果明顯降低,由此產生了聯 合、協調監管的理論,該理論是監管向治理演進的理論基礎。
(1)該理論認為監管是相當必要的。第一,擁有必要的有效的監管時,可以確保公司和個人 能 遵守監管當局制定的市場紀律和規則,而且監管當局比一般的市場參與者更能了解更廣泛的 、更精確的金融市場的信息,監管當局的決策易被市場接受,增加了決策的合法性。第二, 監 管當局可以與被監管的公司保持不斷的聯系,為其提供指導并建立融洽的關系。第三,對市 場的準入和市場的退出必須有一套許可證制度來管理。
(2)在治理的途徑方面,主張加強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各國監管的合作。布雷頓森林體系崩 潰 后世界上缺乏一個全球性中央銀行來維護和穩定匯率,金融危機與動蕩接連發生,迫切需要 建立一個全球性的金融監管局,并授予它在金融監管、審慎的風險管理和宏觀經濟政策等方 面足夠的權力,使金融監管更加民主化,監管更為可信,市場運轉更為有效。
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演進的動因與趨勢
當前對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監管主要還是各國利用政府的行政權力制定相關的法制法規規 范各個參與主體的行為,投資機構和行業自律交易所以及各機構投資者的自我約束機制只是 在一個相當有限的程度上起作用。參與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各方和各機構進行管理和監督 ,不斷完善加強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所的自我管理和行業自律,加大各國對金融衍生品交易 治理的合作和加強國際組織的作用必定成為監管模式演進的方向。當前的金融衍生品治理演 進的目標是上圖中③:行業自律、交易所和機構投資者自我管理為主,政府的行政治理較少 ,各國的治理機構充分合作,國際組織的作用也較大限度地發揮。
1.治理機制的多元性和替代性的特點是治理模式演進的根本動因
治理機制多元性和互補性的特點決定著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演進的必然方向是加強國際 合作,充分發揮投資機構自我約束的作用。
(1)治理機制具有多元性的特點。治理機制類型從交易者社群規范到俱樂部規范、再到第三 方 私人治理的路徑反映了治理機制的歷史演進順序。這種演進是適應交易范圍的擴大而產生的 更 有效的治理機制,而不是一種機制對另一種機制的替代。治理機制的全部類型是共存于 同一個經濟體當中的,只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某種機制處于主導的地位。[5]
(2)治理機制還具有互補性的特點。交易范圍越擴大,主導交易域的治理機制中,第三方治 理 機制最有效。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在逐年遞增,跨國交易的范圍在擴大,監管機制的演進 應該是適應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范圍的擴大而演進形成更有效的治理機制,而不是一種機制 對另一種機制的替代。當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范圍越擴大,主導交易域的治理機制中,第三 方治理和國際聯合治理的治理模式越將是最為有效的治理模式。
2.國際金融衍生品國際性特征是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演進的主要動因
國際金融衍生品具有與生俱來的國際性特征。浮動匯率制下國內與國外資產替代性加強, 當國內與國外利率水平發生相對變化時必然使匯率水平發生更大的變化,投機者大量買進或 賣出某種貨幣以牟取暴利,不少國家希望通過尋求一些新的金融工具來防范其對外資產或負 債在幣種、利率、匯率以及期限結構上的國際性風險,在這種需求下金融衍生品成功地完成 了第一筆交易(即1972年5月16日美國芝加哥國際貨幣交易所首次推出包括7種貨幣在內的外 匯期貨)。金融衍生品大多業務都是跨市場跨國進行,可能會因交易雙方使用不同的語言而 產生不同理解,甚至造成經常的違約,援引的法律依據可能不同,從而產生爭議,任何單方監 管的效果都將被稀釋或抵消,進行國際合作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治理是必不可少的,在國際 合作中形成對待同一個問題相同的規范制度。
3.金融市場的新趨勢促進著金融衍生品監管的演進
各國的金融市場也逐步取消壁壘,資本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大量流動,增強了各國經濟和金 融市場之間的相關性。全球金融的互動使任何地區的利率、匯率以及貨幣波動,都可以很容 易傳導至其他國家,增加了各國金融機構及跨國企業采用衍生工具以規避風險的需求。金融 機構集團化的趨勢加強,非金融機構開始涉足金融業務;金融產品替代性增強,差異日益的 縮小,傳統的賴以劃分金融監管范圍、設立監管機構的基礎已不存在了。原有的各監管機構 之間的責任劃分不能反映金融業的現狀。目前,對各國的獨立監管體系和較少的國際監管合 作以 及IMF等治理機構監管作用的有限應做出及時的反應與調整,有必要建立一個監管機構對金 融集團的活動進行治理,加強治理機制中的機構治理,加大國際合作的力度與深度。
4.國際金融衍生工具的品種多樣化、復雜化,結構不均衡特征加速了監管的演進
國際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形成了一種淘汰機制,使適應市場的國際金融衍生品發展更快, 而那些不適應市場發展的國際金融衍生品就會逐漸減少交易量,直至被金融市場所淘汰。市 場淘汰和選擇機制使得金融衍生品的品種多樣化和復雜化。
多元化的金融機構的出現迫使商業銀行不得不尋找新的收益來源,改變以存、貸款業務為主 的傳統經營方式,把金融衍生工具視作未來的新增長點。金融衍生工具品種目前已知的超過 2000種,芝加哥交易所還推出了災難期貨、思想期貨等巨災保險衍生品。組合方式 不斷翻新 ,產品科技含量不斷提高,國際市場上幾乎每天都會有新的產品推出,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 的監管機制應該加強國際合作,各國的治理機制加強發揮自我約束和實現機制的作用,在對 新型的國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進行深入了解后制定相應的監管和治理的條例,使國際金融衍 生品交易的監管機制也隨著國際金融衍生品的創新與時俱進。
總結與啟示
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治理注定是個世界性難題,不僅需要每個國家和地區各自做好本國本 地區的監管,而且還需要國際社會進行廣泛的監管合作。當前的國際金融衍生品交易監管機 制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新趨勢形成鮮明對比,監管機制防范風險的作用隨著金融市場的國際一 體化的加強而日益減弱,這種監管機制必定會向著更有效的治理機制模式演進,達到有效低 成本的治理。各國獨立的監管制度的日趨完善和廣泛的合作結合有效的國際組織治理機制就 是國際金融衍生品更為有效、更為成熟的治理機制形成的途徑。而各國監管向治理機制的演 進不 能脫離各國的金融發展水平與金融衍生品發展的現狀,我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還是處于監管 的初級階段,所有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均在場外進行,缺乏一個比較規范的交易所。從一般的 演進模型看,我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監管向治理的演進缺乏所需的制度和金融環境。在我國 逐步完善國內的金融衍生品監管制度的同時應積極參與國際治理機制協調與合作,在合作和 協 調機制的有機運作過程中鞏固監管演進的制度化基礎,實現向治理機制的更有效的模式演進 ,從而適應國際金融環境。
注釋:
[1]林毅夫.關于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經濟 學派譯文集.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71.375
[2]多元三級監管的特點是中央行政監管主體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彼此相對獨立的機構,是 在證券、衍生產品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多個監管主體有合作的傳統;行政監管主體有比較高 的權威;證券市場一般來說比較發達,有的金融衍生產品是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
[3]日本的“三級管理” 實質是與歐美國家衍生品市場截然不同的“三省歸口管理”,每 一級監管的作用大小、作用形式上又有自己的特點。日本對金融衍生品市場實施的是行政金 融,是政府干預式的監管模式的典范。
國際金融交易范文4
服務貿易是世界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幾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面臨嚴重的下行壓力甚至硬著陸的可能性，從而使全球經濟進入了深度轉型及調整期。國際貿易是衡量全球經濟總量的重要指標，在當前貨物貿易增長持續放緩的環境下，服務貿易已成為各國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以及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重要貿易途徑。目前，服務業占世界經濟總量比重達70%，主要發達經濟體服務業比重近80%，服務領域跨國投資占全球跨國投資比重近三分之二，服務貿易占世界貿易比重約為五分之一[1]。可以說服務貿易已經成為喚醒全球經濟并帶動其重振的新引擎。
隨著國際金融和資本市場的自由化，金融服務貿易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GATS（1994）的金融服務附錄中對國際金融服務所下的定義為：由一成員方的金融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任何有關金融方面的服務，包括所有保險、保險有關的服務以及所有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保險除外）。彭麗紅等（2006）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發展背景下，一國金融部門的競爭力的強弱決定著現實與未來經濟的增長[2]。2015年6月中韓自貿協議正式簽署，并于同年12月20日正式生效，中韓自貿區的建成將進一步推進兩國產業的深度合作以及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受利好政策的影響，中韓金融合作各領域，如貨幣互換機制以及融資融券機制等都取得了新得進展。然而中國整個服務業尤其是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和競爭力都與韓國的服務業有著較大的差距。將兩國金融業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的進行比較研究對于提升我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促進兩國金融服務貿易合作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中韓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現狀
（一）中國金融服務的發展現狀
“入世”以來，中國服務貿易規模和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穩步增長并持續擴大，但存在嚴重的貿易逆差及貿易行業不平衡的現象。這種不平衡在金融業體現得尤為明顯。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網站數據，將金融業服務貿易細分為保險和養老金服務（insurance and pension service）以及金融服務（financial service）。首先，從貿易規模上可以看出，從2005年到2014年，保險和金融服務貿易在總額上持續增長。然而規模的擴大也意味著貿易逆差的擴大，2014年的貿易逆差超過了2005年的兩倍之多。值得注意的是，金融服務的逆差在經歷了2006年的激增之后逐漸縮小，2011年首次出現了順差值，而保險業的逆差一直較為嚴重，是中國金融業服務貿易逆差的主要貢獻（如表1所示）。其次，從貿易產業結構上看，運輸和旅游等傳統服務貿易所占比重超過50%，遠大于金融服務（如表2和圖1所示）。這既表明我國金融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不足，也表明金融服務貿易未來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二）韓國金融業發展現狀
韓國已具有比較成熟和發達的資本和金融市場，且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推動本國金融服務業自由化，以期可以成為東北亞地區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標，其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十分迅速[3]。
與中國不同的是，韓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發展呈現出了比較明顯的波動：2005-2007年規模穩步增長，貿易順差逐漸擴大；2008年之后，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金融業出現負增長和逆差，保險業的貿易逆差現象惡化。雖然2010-2011年情況有所好轉，貿易逆差縮小，但在增長幅度和總占比方面，仍不及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與中國類似的是，韓國金融服務貿易總額占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也沒有很大的變動，除2007和2009兩年超過3%之外，一直維持在2-3%左右（如表3所示）。
二、中韓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指標分析
一國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包括三個層次，即本國金融服務產品的競爭力，金融服務業的競爭力以及本國金融服務機構在市場上的競爭力[4]。對金融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主要有三種評價方式，即波特的“鉆石模型”，WEF和IMD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以及指標分析。本文采用貿易競爭指數（TC）、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和國際市場占有率（MS）對中韓金融服務貿易競爭力進行分析。
（一）貿易競爭指數（TC）
貿易競爭指數又稱比較優勢指數，是指一國進出口貿易的差額占世界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其計算公式為：
TC=（Xij-Mij）/（Xij+Mij）
其中，Xij為i國第j種商品的出口總額；Mij為i國第j種商品的進口總額。通常TC指數的取值范圍為[-1，1]，當TC>0時，說明i國是第j種商品的凈出口國，該種商品具有較大的比較優勢，且越接近1，國際競爭力越強；當TC
表4顯示了中韓金融服務2005-2012年TC指數，可以看出在測算期間中國的TC指數全部為負數，韓國除了2006-2008年為正式之外，其余年份也是負數，說明兩國都是金融服務的凈進口國，國際競爭力相對較弱。然而經過對比可以發現，中國的TC指數接近于-1，而韓國的TC指數只是接近于0，意味著中國幾乎是金融服務貿易的凈進口國，而韓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優勢遠高于中國，幾乎與國際水平相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TC指數持續增長，說明國際競爭力有所提升。
（二）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RCA）
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是一國某種商品或服務的出口額占該國出口總額的份額與世界該種商品或服務的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份額的比重。該指數反映了一國某種商品或服務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某一產業的出口與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較的相對優勢。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Xij表示j國服務i的出口額，表示服務i的世界出口額，表示j國服務貿易出口額，表示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當RCA>250時，表明該國該種服務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當RCA～（125，250）時，表明該國該種服務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當RCA
表5顯示了中韓金融服務2005-2014年RCA指數，中韓兩國的RCA指數均小于80，表明不具備國際競爭力。但2005-2012年，韓國金融業服務貿易較中國有一定優勢，但優勢逐年減弱，從2008年開始呈下降趨勢，說明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形勢的惡化對韓國金融服務貿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相反，中國的RCA指數在近十年一直保持增長的態勢，并與2012年超過韓國，說明金融服務業競爭力有所提高。雖然韓國金融服務貿易的競爭力也較弱，但與中國相比具有相當明顯的比較優勢。
（三）國際市場占有率（MS）
國際市場占有率是一國服務貿易出口在世界市場上的占有份額。表明該國該產業的出口在世界市場上所占有的比例，反映一國出口的整體競爭力或競爭力地位變化。其計算公式為：
其中，Xij表示j國服務i的出口額，表示服務i的世界出口額。
表6列出了中韓金融服務2005-2014年國際市場占有率情況。2005-2008年，中國金融服務國際市場占有率一直低于韓國，從2009年之后，由于中國MS指數持續增長而韓國MS指數開始下降，使得中國金融服務國際市場占有率開始超過韓國，并逐漸擴大了優勢。
三、結論
通過對中韓金融服務的發展現狀和三大指標的對比分析不難發現：中國金融服務存在貿易不平衡、國際競爭力優勢較弱、國際市場占有率較低的現象。盡管我國金融服務貿易近10年來以較快的速度增長，進出口總值都有很大的提高，且凈進口額近幾年有所下降。但是較快的增長速度并沒有縮小我國與韓國的差距，與其他發達國家或地區更是相差甚遠。主要體現在我國巨大金融服務貿易逆差過大和貿易結構極其不合理，金融服務貿易凈進口的本質并沒有改變[3]。中韓自貿區已經建成，“一帶一路”、亞洲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也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中國應抓住機遇，在提升本國金融服務實力的同時，借鑒其他國家資本和金融市場發展的經驗和教訓，積極主動參與到國際金融市場中，提升我國金融服務的國際競爭力，從而推進整個服務貿易結構的優化。
注釋：
①本章圖表數據來源：根據UNCATD 統計數據整理和計算得出.
國際金融交易范文5
關鍵詞：金融資源；差異；合作
中圖分類號：F83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1)07－0041－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7.10
一、引言
金融資源是國民財富的核心，金融資源的高效開發和利用對經濟增長有戰略性意義。在生產活動中金融資源能夠直接或間接地將各種資源有機結合，并促使其創造更大的財富。金融又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核心，同時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以及東盟國家經濟聯系與合作不斷加深，這必然要求各國重視金融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區域間金融合作，以保持其強有力的經濟發展后勁。本文以中國和東盟國家為研究樣本，重點揭示上述國家在金融資源方面的差異并分析其內在原因，結合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資金配置的實際狀況提出促進各方金融合作的對策建議。
二、金融資源概念及指標體系
（一）金融資源的內涵
“金融資源”一詞最早是由戈德?史密斯所著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提出，在哈德羅―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中認為儲蓄率高的國家資本產出能力就強，并最終作用于經濟的力量就大。該模型假定一國或者地區資本產出率一定，而物質資本來源于金融資本，發達地區的金融資本形成能力強，從而對經濟增長有較強的推動力；同時金融機構所形成的物質資本同樣推動經濟增長，落后地區的金融機構較少，難以有效地籌措資金，從而抑制了經濟發展。
我國遼寧大學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觀”，認為金融資源是一種戰略性資源，是一種貨幣化的資本財富。白欽先教授將金融資源定義為三個層次：一是廣義的貨幣資本；二是金融組織體系和金融資產工具體系；三是金融體系的整體。他認為只有保持金融資源的適當開發才能保證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
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了金融資源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并且都強調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強相關性。
（二）衡量金融資源的指標體系構建
衡量金融資源一般以三個方面分析：金融規模競爭力、金融效率競爭力、金融生態競爭力。金融規模競爭力指標包括金融系統存款余額、金融系統貸款余額、股票成交金額、上市公司總市值、保險金融業總產值、保費收入等；金融效率競爭力指標包括各項存款余額占GDP比率、各項貸款占GDP比率、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貸款對經濟貢獻率、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保險深度、保險密度、金融資本使用率等；金融生態競爭力指標包括國外直接投資量、社會固定投資額、保險金融業基本建設資金、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率等。
三、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資源配置的比較及問題分析
鑒于數據的可得性，本文選取指標主要是有形金融資源。
（一）信貸總量比較及問題分析
1.金融資源供給比較及問題分析
本文以銀行部門年末存款余額以及人均存款額作為衡量指標，將中國與東盟國家的2007―2010年存款狀況比較數據以表格形式列出：
合理的金融資源配置以及有效的金融機制能夠加速經濟增長過程中的資本積累，而資本積累的增加反過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一般說來，一國金融部門的儲蓄存款能夠較為全面反映該國的潛在金融資源總量以及相應的金融資源供給能力，是衡量一國金融資源的基本指標之一。從表1數據顯示中國和新加坡兩國的潛在金融資源供給數量與該區域內其他成員國相比，無論是銀行部門年末存款總額還是人均存款量，兩國的金融資源占據明顯的優勢。其中，中國2010年存款余額達到1088823億美元，是當年菲律賓存款總額的10倍多。而以老撾為代表的東盟地區落后國家銀行部門存款數額極小，對應的其金融資源供給量也微乎其微。同時，表1數據還顯示了包括中國和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越南、老撾、緬甸、馬來西亞在內的東盟國家金融部門存款量整體呈現逐年遞增趨勢，金融資源供給不斷擴大，充足的金融資源必將有利于各國經濟的發展，但是同時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也出現了分化現象。
2.金融資源需求比較及問題分析
在金融資源供給的情況下，金融資源運用狀況能夠體現一國或者地區經濟發展中對金融資源的有效需求狀況。本文研究的中國與東盟十國的經濟發展呈現出不平衡態勢，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綜合經濟實力更是顯而易見，各項經濟發展指標在該區域中處于領先地位。一國經濟發展必然影響該國金融資源的運用狀況，如表2所示，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遠遠超過該區域其他國家，而中國2010年的貸款余額達到了72605.39億美元，同時可以看到在東盟國家中地處內陸國家的老撾、柬埔寨等國家貸款數量極小，反映出這些國家對金融資源有效需求不足，使得金融資源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遭到削弱。
一般金融機構的貸款行為都是以盈利為目的，而金融機構的貸款大多數來源于存款，存貸比例是否協調關系到銀行的盈利能力以及風險控制能力。在表2中可以看出2008―2010年大多數的東盟國家存貸比超過1.5，過高的存貸比表明該國金融資源大量閑置，資金利用效率低下，而新加坡、中國兩國的存貸比相對比例較為適當，金融資源有效需求較高。
（二）金融資源效率比較及問題分析
金融資源利用效率①是體現一國或地區金融競爭力的關鍵指標，金融資源的效率指標體系包括金融機構以及金融資產的盈利水平、金融機構人均利潤水平和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的資產質量、各項存貸款與GDP的占比、銀行不良貸款率等，本文選取中國與東盟十國的國內信貸占GDP比值以及銀行不良貸款率作為衡量樣本國家金融資源效率的指標。
表3中顯示中國、新加坡、泰國、越南國內信貸與GDP的比率在該區域處于較高的水平，說明了上述四個國家在該區域中金融機構信貸資源對其國家經濟的增長起到促進作用，體現了較高的金融資源利用效率。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依然存在差距，美國2005―2008年該項指標的平均值達到了約260%，而日本則幾乎達到了400%（世界銀行數據），體現了發達國家金融資源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表3中還顯示了以印尼、菲律賓、柬埔寨、老撾為代表的該區域落后國家相對較低的國內信貸與GDP的占比。圖1中馬來西亞、印尼、新加坡、泰國、中國等國家2005―2008年四年間的銀行不良貸款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表明金融資源運作效率不斷提升，但是馬來西亞、印尼、泰國截至2008年末不良貸款率依然大大超過了中國和新加坡兩國，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該區域各國金融資源利用效率不均衡。
（三）金融開放程度比較及問題分析
研究一個區域的金融資源狀況還包括該區域的開放程度指標，區域開放程度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區域金融生態競爭力，是對一個國家金融資源運作條件的衡量，本文中以外國直接凈流入這一指標衡量區域開放程度。表4數據顯示，樣本區域內各國外國直接投資差距較大，中國2009年雖然受到金融危機影響，但是依然吸引了781.93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緊隨其后是新加坡。而柬埔寨、老撾、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泰國、越南等國國外投資數量極小，該數據即凸顯該區域內金融開放度的不平衡以及金融環境質量的差異。
（四）證券融資比較及問題分析
證券市場發展以及其融資狀況是一國金融資源的重要衡量指標，證券市場在全球經濟發展中占據重要地位。隨著全球各大經濟實體證券化率的不斷上升，證券資本市場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作用力越來越強。同時證券市場能夠供給和容納大量金融資源，是金融資源作用于經濟實體的傳導途徑之一。
中國和東盟十國區域證券市場發展存在較大差距，尤其以股票市場最為突出，東盟國家中的新加坡是國際性的金融中心，其金融體制和證券市場的發展十分發達。1968年隨著亞洲美元市場的成立，新加坡走上金融國際化，亞洲第一個金融期貨中心也誕生在新加坡，同時新加坡還擁有活躍的短期資金市場，其股票交易市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交易中心之一。而在中國，隨著證券市場發展不斷成熟，上海、深圳兩個股票交易市場在世界上地位逐漸提高，2010年中國股票市場總市值位居全球第二，商品期貨成交量全球第一，中國證券市場已然成為世界經濟的“晴雨表”。在表5中數據顯示，中國的上市公司數在該區域內多年來穩居首位，2009年中國上市公司數達到了1700家，占當年世界上市公司總數的3.5%，同時衡量一國證券化率的上市公司規模與GDP比例也較高，而股票市場發展歷史更為悠久的新加坡其上市公司規模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最高，說明了在該區域內新加坡金融資本市場的證券化率最高，證券市場也最為發達。另一方面該區域內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越南等國的證券市場發展相對滯后，金融體制與金融監管制度本身存在較多問題，金融體系安全性不高，1997年金融危機和2009年次貸危機給區域證券資本市場帶來的嚴重沖擊就是實證。東盟國家中的文萊、柬埔寨、老撾、緬甸至今沒有建立股票市場，證券市場發展嚴重落后。
四、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資源配置差異的原因分析
（一）經濟發展狀況
經濟發展狀況直接影響一國金融發展，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直接決定資本存量以及流量的增長，從而也就決定了金融資源的供給與分配。本文中研究的中國以及東盟十國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從而造成了各國金融資源狀況的差異（見表6）。
表6顯示，中國與東盟國家區域中大多數屬于經濟高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各國金融業發展也呈現出高增長狀態，但依然存在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從而導致了金融資源供給與配置的不平衡。表6數據顯示中國、印尼、菲律賓、越南2007―2009年經濟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0.57%、5.58%、4.28%、7.1%，在2009年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依然出現較快增長，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帶動了各個國家金融業的發展，擴大了金融的供給來源，提升了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有利于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而東南亞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金融業發展后勁不足，甚至部分國家無法建立股票市場，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金融資源的增長與合理配置。
（二）國家金融政策
一國的金融產業政策必然影響該國金融業的發展，從而間接影響該國金融資源的供給、需求和配置。在中國和東盟國家中金融資源的狀況差異明顯，這與各國不同的金融產業政策有密切的關系，積極的扶植政策必將促進金融產業的發展，從而帶動金融資源在存量、流量和效率的上升。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加快，經濟突飛猛進，1997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政府進一步重視對于金融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研究，加大對金融產業的扶植力度。近年來，我國金融產業得到長足發展，銀行、證券、期貨、保險五大行業發展逐步成型，金融體系進一步完善。積極的金融產業政策促進了中國金融資源的增長，并伴隨著科技、知識、人才體系的不斷更新，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也得到很大提高，中國目前已經形成了以長三角、珠三角為中心的金融資源中心，上海、深圳成為全國的資金交易中心、外匯交易中心、黃金交易中心，同時全國金融綜合改革在江浙地區開展，促進金融產業創新機制的升級。新加坡作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政府長期以來十分重視金融產業的發展，擁有眾多知名金融機構和金融公司，資本運作能力強，這些都極大促進新加坡金融產業的發展。與中國和新加坡相比，泰國、越南、柬埔寨、緬甸、印尼、馬來西亞等國政府對金融產業扶持力度相對不足，在1997年金融危機后，各國都采取措施嚴格管制資本流動，加強金融監管力度，極大阻礙了區域間金融資源的流動和合理配置。
（三）金融生態差異
一國金融生態環境的質量將不可避免影響其金融資源供求以及運作效率，高效優質的金融體系能夠最大程度確保金融資本的安全性，滿足金融資本的趨利性。中國與東盟國家金融資源的分布不均與其金融生態環境有著密切關系，本文以征信信息深度指數①來衡量各國金融生態。
表7中指數顯示出中國與東盟國家征信信息深度差距較大，中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相對金融生態環境質量較高，而文萊、老撾、柬埔寨、菲律賓、印尼等國金融環境較差，而對應的第二類國家金融資源的供求量以及利用效率相對較低。
五、促進中國與東盟金融資源近一步合作的對策建議
緩解區域間金融資源的差異需要各國加強經濟金融合作，在區域經濟合作、區域環境建設、區域協調機制方面入手。
（一）發展自身經濟與區域經濟合作相結合,平衡金融資源配置
本文中研究的中國與東盟國家中呈現出金融資源不平衡性現象嚴重,很大程度是經濟發展不均衡造成的。針對上述問題,一方面東盟國家中較為落后的老撾、緬甸、越南、泰國、柬埔寨、馬來西亞等國應進一步加強國內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經濟,擴大區域間經濟貿易合作,與中國―東盟自貿區成員國優勢互補,發展優勢產業。比如熱帶經濟農業、貿易加工,增強國家經濟實力,擴大金融資源的供給來源,改善經濟發展前景,提升金融資源邊際收益率,促進金融資源高效利用；另一方面區域內相對經濟發達國家,如新加坡、中國等,應積極參與與其他國家在經濟建設、貿易合作、科技人才交流方面的合作,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不斷縮小經濟差距,扶助落后國家完善金融市場建設,為金融資源的增長提供前提條件。
（二）加強對金融產業的政策支持，逐步開放區域金融市場
一國對某一產業的扶持政策將極大的促進該產業的發展。因此，一方面要加強對金融市場的建設，大力推進銀行改革和創新，不斷擴大金融資源的供求與運作效率，同時加強各國證券市場的建設，建立健全股票交易機制，充分發揮股票市場的投融資能力，重視以國債為代表的債券市場的作用，完善國家金融市場體系；另一方面要加強區域內各國在金融市場開放方面的合作，使金融資源充足的國家引導剩余資本投入落后國家或地區，增強金融資源的跨區域流動，提高其利用效率。這要求中國與東盟國家政府積極參與金融合作，逐步擴大區域金融市場，東盟國家中未建立股票融資市場的柬埔寨、老撾、緬甸、文萊等國可以借助新加坡等發達股票市場推動其國內優質企業的上市，在全球市場內籌集金融資本，以期實現金融資源的有效配置的目的。
（三）推動區域貿易投資本幣結算，搭建金融合作平臺
中國與東盟國家政府應積極推動區域經濟往來中的本幣化結算，減少對第三方貨幣的依賴，降低貨幣風險，建立現鈔跨境流動機制，促進區域內資本流動。尤其重視對人民幣結算的區域化，擴大各方人民幣交易的范圍和數量，使得中國充足的金融資本能夠彌補東盟部分落后國家的資金需求，優化金融資源的區域配置結構。發達國家的成功案例顯示出在人民幣區域化結算試點的背景下，各方應積極進行金融機構的互設，為雙方經貿往來提供金融支持與服務，同時以中國、新加坡為主的區域內相對發達國家應積極參與區域內資本投資，不斷增加對東盟國家的人民幣直接投資的項目，促進金融資源的跨區域流動。
（四）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提升金融資源利用效率
中國與東盟國家各國政府應將改善區域金融生態放在戰略性高度，信用是金融的核心因素，一切的資本流動與運作都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上。不平衡的金融資源分布是該區域最突出的特征，各國應積極參與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區域間信用協調與溝通，將區域內金融資源的跨國流動建立在政府信用基礎上，提升區域金融生態環境質量。同時為金融資源的區域流動設立多渠道門路，完善引導機制，健全以政府為引導，企業為主體，金融信貸、風險投資以及優質資產上市為核心的金融融資流動體系。
參考文獻：
[1]張軍洲.中國區域金融分析[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
國際金融交易范文6
關鍵詞：金融發展 FDI技術外溢 吸收能力
新增長理論表明技術進步已經成為影響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變化往往是國外技術轉移和擴散的結果，其中FDI已經成為國際技術外溢的重要渠道。FDI技術外溢的效果受到東道國自身的市場環境和條件，即東道國“吸收能力”的影響，其中金融發展作為“吸收能力”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在促進FDI技術外溢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
一、金融發展制約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形成
對FDI溢出效應問題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對東道國經濟福利影響時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FDI溢出問題，此后眾多學者檢驗了FDI對不同國家的溢出效應及溢出效應發生的機制。近年來國內外的相關文獻開始轉向測度技術外溢效果的實證研究，即重點考察在某一東道國境內外資企業的存在對東道國企業的生產率是否有影響及影響的程度。眾多學者利用截面數據、時間序列數據或面板數據對該論題進行了實證檢驗，得出的結論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是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普遍存在技術外溢效應。Caves(1974)；Globerman(1979)；Nadiri(1991)：lmbriani和Reganati(1997)對澳大利亞、加拿大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檢驗結果均表明外資企業對東道國產生明顯的外溢效應；Branstetter(2001)對美國、日本雙向投資檢驗結果也發現存在顯著的雙向外溢效應。
第二類結論認為流入發展中國家的FDI技術外溢效應是不明確的(ambiguous)。這些研究使用微觀層面數據對FDI外溢與企業生產率增長進行了相關研究。在一些國家發現了正的外溢效應，如墨西哥(Blomstrom和Persson，1983 Blomstrom和Wolff，1994；Kokko，1994)、烏拉圭(Kokko，Tansini和Zeiam，1996)和印度尼西亞(Sioholm，1999)；而在另一些國家，如摩洛哥(Haddad和Harrison，1993)和委內瑞拉(Aitken和Harrison，1999)沒有找到存在外溢效應的證據。
對FDI技術外溢效應檢驗出現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大多數研究僅僅從外資企業的角度來考慮FDI對東道國國內技術進步的影響，而忽略了東道國國內對FDI技術外溢“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考察。Cohen和Levinthal (1989)在分析企業研發的作用時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借鑒他們的這一思想，其后一些學者試圖從東道國吸收能力的角度來解釋FDI技術外溢效應在不同地區的差異，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不會自動地提高東道國的生產率水平，技術外溢的效果是與當地企業吸收能力相聯系的，FDI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可能會受到東道國自身條件的制約，這些制約因素包括人力資本、東道國研發能力、經濟開放度、基礎設施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然而上述研究都忽略了金融發展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影響。Levine(1997)在其綜述性文獻中將金融金融發展的作用概括為調節資源分配、動員儲蓄、風險管理等，金融發展影響經濟的長期增長主要通過兩個渠道：物質資本積聚和資本分配效率的提高。傳統觀點認為FDI本身即為一種對東道國的融資，其對經濟增長的傳導作用不需要通過金融市場，而最新的研究成果則認為金融發展在FDI技術外溢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原因在于：
1、東道國若要吸收利用FDI的先進技術，其國內企業必須改變原有經營方式、結構重組、購置新設備、聘用高級管理者及高技術員工等，在內部融資不足的情況下，只能訴諸于外部融資，這樣，由FDI帶來的技術溢出可能會受到國內金融市場的限制；
2、原有技術與新技術之間的差距越大，外源融資的需求就越大，對金融發展的要求就越高(AIfaro et a1.,2000)；
3、由FDI所產生的后向關聯效應也需要通過金融市場籌集資金，一國金融市場不完善可能阻礙潛在的企業家及出現和新企業的建立(AIfaro,2007)；
4、此外，發展中國家企業面臨的信貸約束可能由于國外公司的進入而加劇，傳統觀點認為FDI所帶來的資本能夠緩解國內公司的信貸約束，但是如果國外公司從國內銀行大量借貸，那么它們就可能把國內公司從信貸市場擠出，從而加劇國內公司的信貸約束。
因此，隨著人們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內在關系認識的深化，金融發展、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日益受到人們的關注，以強調金融因素在FDI溢出效應中重要作用的理論正逐漸成為最具活力和最前沿的研究領域之一。
二、金融發展影響東道國FDI技術外溢的吸收
FDI吸收能力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使FDI發揮正效應的能力，包括絕對吸收能力和相對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89)在分析企業研發作用時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Abramovitz(1986)也指出一個國家為了獲取外部技術成果必須首先擁有足夠的基礎設施、技術水平等基本條件。
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大多數FDI和經濟增長的研究都比較強調人力資本、經濟體制、基礎設施、規模經濟和市場化程度、開放度以及產權制度等因素對FDI溢出效應的影響，而普遍忽視了金融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在所有的吸收能力中，東道國金融市場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對金融發展在FDI技術外溢中的吸收作用國內外成果相對較少，Alfaro et al.，(2002)對此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
Alfaro et al.，(2002)建立了一個以金融市場為渠道的作用機制模型，把樣本國家劃分為兩組，一組是只有信貸市場的71個國家，一組是既有信貸市場又有證券市場的49個國家，通過對兩組面板回歸的對比研究發現，不考慮金融市場的差異，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不明確的(ambiguous)；在考慮了金融市場差異后表明，金融市場對FDI的溢出效應的約束非常明顯，一個落后的金融市場甚至會對一國吸收FDI溢出效應的能力產生負效應。
Hermes和Lensink(2003)選用了1970-1995年期間67個LDC國家的數據對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驗證，認為FDI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強烈地依賴于東道國的環境條件，東道國金融系統的發展和健全是加強FDI與經濟增長間正向作用的前提，發達的金融體系對FDI的技術擴散會生產正的效應。
Omran和Bolbol(2003)以阿拉伯國家為樣本考察金融發展對FDI外溢的吸收能力，研究發現在既定的金融發展水平下，當考慮FDI與金融指標的相互影響時其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較為明顯：同時發現在阿拉伯轉型國家FDI是金融發展的格蘭杰原因。其政策建議是金融改革應先于其他吸引FDI的政策改革，從而為FDI的引入創造良好的吸收條件。
Chee-Keong Choong,ZuIkornainYusop&Soo Siew Choo(2004)的實證研究則表明，一國金融體系越發達，東道國與FDI有關的吸收能力就越強，從而FDI的技術、效率與管理的擴散效應就越大，FDI就越能夠促進東道國的生產率增長。
Alfaro et al.，(2006)構建了一個強調金融市場發展在促進FDI通過后向關聯效應影響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模型，以此來解釋FDI溢出效應在不同國家的不確定性。檢驗結果表明當外資流入量既定時，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大約是那些金融市場發展較差經濟體的兩倍；當FDI增加或者外資企業的生產率提高時，與那些金融市場發展落后的國家相比，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將會導致更好的經濟增長；其他外部條件，如市場結構和人力資本等對于FDI與經濟增長之間的正效應會產生重要影響。
近年來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根據國外的相關研究，以我國為樣本研究金融發展對FDI溢出效應的影響。陽小曉和賴明勇(2006)構建了兩階段世代交疊(OLG)模型，并基于我國1978-2003年時序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指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資本積累效應，但由于目前我國金融體系效率相對低下，并不利于國內企業充分吸收外資企業的技術外溢。王永齊(2006)指出金融市場將起到FDI溢出與經濟增長的重要聯結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到FDI溢出的效果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胡立法和唐海燕(2006)則探討了國內金融市場在FDI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指出國內金融市場是通過資本形成、就業增加、技術實現和投資效率提高等渠道誘使FDI促進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李國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國各省市1985，2004年間的面板數據分析FDI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差異，結果發現，FDI和經濟增長沒有必然的正相關關系，但是間接融資市場發展比較好的省市，FDI對當地經濟的增長有很明顯的正出效應。
三、金融發展影響FDI技術溢出的途徑
綜上分析可以看出，吸引外資并不必然意味著東道國能夠通過獲得FDI的技術外溢，FDI技術外溢的發生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其中最根本的條件在于東道國對于外資企業技術及管理經驗的吸收能力，金融發展作為重要的吸收能力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實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FDI技術外溢中金融因素的作用的文獻并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于對金融發展FDI溢出效應的實證研究，理論研究相對不足，特別是對于FDI溢出效應中金融因素作用的內在機制還存在很大爭議。
1、人力資本效應
東道國獲得技術外溢的必要條件之一就是東道國擁有經過良好訓練的人力資本?？傮w來說，如果東道國的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話，也就意味著學習能力較強，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外溢就越容易。Benhabib和Spiegel(1994)指出人力資本會影響其吸收跨國公司技術外溢的能力；Keller(1996)認為正是由于人力資本積累的差距導致了技術吸收的效果和經濟增長率的差異；Bin Xu(2000)以全要素生產率(TFP)作為被解釋變量研究20個發達國家和20個欠發達國家的FDI吸收情況，實證結果表明發達國家技術轉移效果明顯而欠發達國家不明顯，其原因就在于欠發達國家沒有充足的人力資本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存在著“人力資本門檻”，東道國要想利用FDI所引入的新技術必須要提高本國的人力資本水平。
人力資本技術溢出效應的另一個重要渠道是技術轉移，即外資企業在東道國的本地雇員通過自身的學習和培訓等方式積累一定的技術和知識后，轉向國內企業或成為企業家建立自己的企業(Javorcik,2004)，FDI溢出將由潛在轉化為現實。
陽小曉，賴明勇(2006)在一個兩階段世代交疊(OLG)模型中考察了外資企業技術外溢效果是如何依賴于國內金融發展水平的，通過考察本國代表性居民的微觀決策，指出本國金融體系效率、金融深化程度對本國FDI技術外溢的影響，他們認為只有當本國居民能夠便捷地從一個高效的金融市場獲取投資建廠的固定投入時，本國才能充分吸收、利用外資企業的技術外溢來提高國內部門的產出。
王永齊(2006)通過對FDI溢出中金融市場效率的考察，發現一個有效的金融市場將使得東道國可以充分利用FDI的溢出效應，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將促進人力的學習能力，提高建立新企業的努力。降低人建立企業的門檻，因而將增加人由外資企業轉向國內企業或者建立新企業的努力，FDI內含的技術和知識外溢將轉化為現實。因此，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將使得FDI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超出單純的資本積累效應，增強了FDI通過人力資本形式進行的溢出效應由潛在轉化為現實的能力。
而建立自己的企業需要一定的資金，特別是對于那些高技術含量創新型的中小企業來說，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狀況及金融效率就非常重要，金融市場在FDI的溢出中起著聯結作用。一般來說，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融資成本越低，勞動力從外資企業轉向國并建立新企業的概率就越高，從而通過人力資本發生FDI溢出的效果就顯著。
2、產業關聯效應
所謂鏈接效應是指國內中間產品的供應商與其下游部門跨國客戶之間的后向鏈接，或國外中間產品供應商與其上游部門國內客戶之間的前向鏈接，FDI技術外溢會通過其前向和后向的鏈接效應而發生作用。Hirschman(1958)最早從鏈接效應的角度解釋FDI的溢出效應。Rodriguez-Clare(1996)認為FDI通過前向和后向聯系能夠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產生促進的作用。Javorcik(2004)、Alfaro和
Rodriguez-Clare(2004)分別在立陶宛與委內瑞拉、智利與巴西發現了下游供應商與跨國公司之間后向鏈接效應存在的證據，這些證據與FDI溢出在不同產業之間存在差異的結論是一致的。
上述研究對FDI溢出效應的產業機制作出了很好的考察，但是他們均沒有考察本地金融發展狀況在其中所起的關鍵作用。Alfaro(2006)參考Grossman and Helpman(1990，1991)小國開放經濟下中間產品多樣性的內生技術進步模型，并在他們的框架之上加入了外資企業和金融發展等因素來考察FDI技術外溢的后向鏈接效應，他們的模型強調金融市場促使FDI通過后向鏈接促進經濟增長的機制，當金融市場充分發展時，東道國將會通過后向鏈接效應對東道國經濟產生正向溢出。
李國民、王秋石(2007)利用我國各省市1985，2004年面板數據分析了FDI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差異，結果發現，FDI和經濟增長沒有必然的正相關關系，但是間接融資市場發展較好的省份，FDI對當地經濟的增長有很明顯的正溢出效應，原因就在于以間接融資度量的金融發展能夠顯著增強FDI與我國地區產業的后向鏈接，從而促進FDI溢出效應的發生。
3、技術創新效應
Kinoshita(2000)將研發的作用分為兩部分：一是研發的創新作用；二是研發的學習效應，即東道國國內研發的增加將提高國內企業對FDI技術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對捷克制造業的研究表明國內研發的學習、增進吸收能力的作用要遠遠大于其創新作用，但對于合資企業而言當地企業并沒有從其國外合作伙伴處獲益。FDI技術外溢效果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差距有關。Cantwell(1989)對歐洲的美國企業的技術外溢效應分析結果表明，當地企業的現有技術能力是決定技術外溢效果的關鍵因素；Kokko(1994)指出，如果東道國企業技術水平較低，技術吸納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關聯效應；Barro和Sala-i-Martin(1995)認為技術外溢效果與兩國之間初始的技術差距成正比；而Keller(2001)則發現在1983-1995年間G7國家的技術外溢的吸收效應要遠遠大于發展中國家。對于初始技術水平很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商企業的領先技術并不適宜于直接用于當地生產，而且發展中國家的當地企業缺乏足夠的學習能力和吸收能力，因此引進外資未必帶來外溢效應。這也是我們上文分析中對FDI技術外溢效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存在巨大差異的根本原因。因此，發展中國家要想獲得較好的技術外溢效果，必須大力加強本土研發能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
金融發展主要通過兩個渠道促進東道國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首先，完善的金融市場可以為技術創新提供了更多的資金支持。Hicks(1969)第一次對金融市場與技術選擇的關系做出了強調，他認為工業發展的基本特征是對新技術的采用，而對新技術的采用需要大量的流動性資本投資，按照?？怂沟挠^點，工業革命與任何特殊的技術發明沒有絲毫關系。他認為，在工業革命來臨之前，大多數技術創新已經完成，但是它們在經濟中大規模采用和充分實施卻需要大量的長期的流動資金形式，而金融市場為投資者提供了這種流動性，并使得對這種技術的投資成為可能。
其次，東道國完善的金融市場可以為基于FDI的技術創新提供風險分散機制。在落后地區，為了趕上經濟發達地區，需要熟悉先進技術的外部投資者促進和帶動當地的技術進步。而技術創新通常伴隨高風險。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金融中介通過在大量投資者中分散異質性投資風險而推動高收益性投資和技術進步。BenCjvenga和Smith(1991)認為，金融中介通過提供降低流動性風險的辦法而提高技術進步和促進經濟增長。Rioja和Valev(2004a)認為金融發展還使得經濟主體能夠通過套期保值等手段來轉移和分散風險。
4、市場環境優化效應
東道國的市場體制、法制環境及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等因素也會對FDI的吸收能力產生重要影響。Bhaqwati(1985)、Ozawa(1992)和Balasubramanyam e{a0(1996)等認為，只有在完善的東道國市場體制下，FDI才能通過競爭效應迫使東道國企業加強研發投入以提升自身市場競爭力，否則，如果東道國市場存在嚴重的市場壟斷現象，那么外商企業的加入會強化市場扭曲效應。Dunning(1993)、Kokko(1996)發現外資企業往往趨向于進入那些原本市場集中度較高的行業，其原因就在于這些行業具有較高的壟斷超額利潤。Smarzynska(1999)則從東道國知識產權保護角度考察了吸收能力，認為如果東道國缺乏對知識產權的有力保護措施，那么外國投資企業趨向于進行低技術投資，而且外資企業也缺乏在當地進行研發活動的動力。一個普遍被接受的事實是：發展中國家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能夠吸引更多的FDI，而FDI是產生技術溢出的主要渠道(Lai，1998；Javorcik，2004)，因此發展中國家通過加強知識產權吸收FDI并從中收益。
金融發展與市場體制、法律制度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市場環境因素密不可分，良好法律體系及產權保護會促進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反過來也會對市場環境的提升及改善產生內在動力。La Porta、Lopez-de-Silance、Shleifer(2002)通過對92個國家的實證檢驗證實了明晰的產權安排對金融發展至關重要，金融發展反過來也會推動合理產權制度的構建。而La Porta、Lopez-de-Silances、Shleifer和Vishny(LLSV)的多項研究證明了法律制度在金融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同時金融發展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會產生內在要求并進而促進FDI技術外溢的效果。
四、總結性評論
FDI技術外溢問題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近年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興趣主要是對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影響因素及其測度的研究上，其中東道國的“吸收能力”作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而成為研究的焦點。
但是通過對國內外相關文獻的梳理，筆者發現金融發展作為東道國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而被嚴重忽略了，相關的研究成果較少，對金融發展與FDI技術外溢效應的關聯機制研究較為零散。通過對既有文獻系統的回顧和總結，我們可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1、FDI的技術溢出不會自動提高東道國的生產率，跨國公司技術轉移的實現要求東道國必須具備吸納技術外溢效應的能力，東道國的吸收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資本、東道國研發、經濟開放度、基礎設施以及金融發展等因素。
2、金融發展是吸收能力的核心要素，東道國的金融發展可以通過人力資本效應、產業關聯效應、技術創新效應和市場環境優化效應而促進FDI技術外溢吸收能力的實現，金融發展在所有FDI吸收能力中處于核心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