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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升級范文1
關鍵詞：人力資源；產業結構升級；政策建議
1目前我國人力資源狀況不能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1.1人力資源的素質和結構難以適應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1）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有著豐富的人力資源，但我國人力資源素質差，人力資源的資本化程度低。①人口素質低。②人力資本短缺，尤其專業技術人員、高層次人才比重低、層次低。由于教育滯后,一直未能將巨大的人力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本?，F有的人力資本,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正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大國而言仍是非常薄弱的,而且與歐美發達國家以及一些發展中國家還有相當差距。
（2）我國人力資源結構的不合理，突出地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①學歷教育過度與技術工人尤其是高技能員工嚴重短缺并存。通過連續幾年的規模擴張，我國高等教育獲得了快速發展，大學生人數也快速增加。由于我國還處于工業化的中期，產業結構主要以加工業和制造業為主體，對大學畢業生的吸收有限，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以來高等教育的迅猛擴張，使我國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顯現出教育過度的現象,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高校畢業生就業率偏低。如近幾年我國高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僅為70％左右。②單位用人上大材小用，高中生能干的活由大學生干，而本科生能干的活由碩士生和博士生干，造成所謂的高能低就。③人們普遍追求高學歷，希望通過獲取更高的學歷后能找到一個理想的工作。據教育部的統計，2005年報考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的人數為117.2萬人，2006年達127萬人，研究生報考人數持續增長。
正是由于我國人力資源整體素質不高、結構不夠合理，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緩慢，不僅高新技術產業由于缺乏高素質的人才難以發展起來，而且許多傳統產業也因為缺乏高素質人才而技術進步緩慢。
1.2人力資源在三大產業間配置不均衡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人力資源的素質低下,導致三大產業升級動力不足。
（1）在我國農村,由于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卻很低，高層次人力資本奇缺，導致長期以來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低下，農業現代化進程緩慢,農業的規模化經營難以展開,農產品的附加值過低。由于其素質低下一方面致使勞動力轉移困難;另一方面導致收入水平低進而影響到整個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也因缺乏第一產業的穩固基礎而受到限制。
（2）對于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的我國來說，第二產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支柱。我們不僅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而且還要強化對傳統產業的結構調整和升級。但我國第二產業人力資本水平盡管比第一產業高，但較之第三產業則明顯偏低。這種人力資本的配置狀況，導致我國當前某些支柱產業，產業技術水平低下，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性能低于國際先進水平，也導致很多企業技術改造主要依靠進口致使工業結構不能由高加工化階段向技術集約化階段快速轉變，產業結構的升級受到人力資本的嚴重制約。
（3）第三產業的結構優化目標是,在第三產業結構中,傳統服務業的比重下降,新興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勞動密集型服務業比重下降,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從第三產業內部人力資本分布情況看，大多集中于黨政部門、文教衛部門、廣播電影電視業，而從事信息通訊，科技開發，金融保險，社會服務等行業的人才嚴重不足，則會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長遠發展的深層動力。從事新興服務業的就業人員增多,從而第三產業的產出比重也會相應提高,可以促進第三產業優化升級。
1.3人力資源利用效率不高制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
就外因看，人力資源在實際應用中利用效率是否高效，首先取決于體現為人力資源的技術知識類型與含量是否適合于經濟社會的需要；其次則取決于能否將人力資源配置到適當的地方，實現所謂的“人盡其才”。從產業結構升級的角度來考察，我國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也是不高的。我國人力資源不僅在投資結構上與當前產業結構存在較大偏差，存在較為嚴重的人力資源結構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而且在產業間的配置也存在較為嚴重的不合理，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從宏觀上存在低效率的情況，僅2005年一年，我國就有2500萬人因沒能“盡其才”而無端消耗。從微觀角度，也即從人力資源在企業層面的使用看，我國人力資源的利用效率也是較低的。正是由于中國人力資本的低效率使用，進一步限制了我國人力資源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中作用的發揮。
2調整人力資源，促推產業結構的升級
目前，我國人力資源無論是素質、結構、還是利用上，都難以適應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因此，必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政策來提高人力資源素質，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2.1產業結構升級教育為本
勞動力是產業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產業機構演進的一般規律是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要求勞動者配備相應的勞動技能和素質，產業升級的過程伴隨著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即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變。新興產業只有在獲得了充足的、具備相應素質的勞動力之后，新技術才能最廣泛的得到有效應用，進而實現產業升級。我國勞動力整體水平低下、高素質人才嚴重短缺是我國技術創新水平低的根本原因，嚴重阻礙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尤其是科技人員的比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企業普遍缺少經驗豐富、具有較強創新能力的技術人才。因此，為有效的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增加人力資本的投資，具體而言，要重視素質教育，發展基礎和各種職業技術教育，通過完善就業培訓——在職培訓和離職培訓，使衰退產業的勞動者及時掌握新的技能，順利過渡到新興產業中。
（1）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目前教育體制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本該由政府管理干預的基礎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投資不足，而下放給地方和微觀主體“多渠道”籌資辦學，而本該由社會各界和家庭個人進行多元投資、自主辦學的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卻因政府部門壟斷控制而供給不足。改革的戰略方針是．在建立“政府間接調控教育運行、學校面向市場自主辦學”的基本體制框架下．政府緊緊抓住義務教育，基礎教育等關鍵環節，對非義務教育則面向市場化開展多主體競爭、多元化辦學，實現整個教育制度創新和變革。目前改革的最主要任務是：使政府功能主要是抓義務教育，基礎教育、非義務教育的關鍵領域(如師范、農林)以及支撐國家創新體系的重點大學等，職業技術教育和高等教育應采取合作、股份、聯辦等多種所有制并存的新格局辦學．但國家可以采取間接手段、政策措施予以引導和支持。政府要加大對初等教育的投入，特別是農村的初等教育和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要把開發農村人力資源作為政府投資的重點。
（2）推行素質教育．加強繼續教育，培養創新人才。素質教育則是指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質為目的的教育。素質教育不僅重視對知識的掌握，而且更為強調能力的培養；不僅重視身體素質的培養，而且更為強調良好的思想、心理素質的形成。當前我國教育方式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應注意扭轉當前我國教育中存在的那種過于偏重專業知識傳授的片面做法，高度重視知識的廣度。培養創新能力，重視良好的思想素質和心理素質的形成。培養出不僅具有深厚寬廣的知識，而且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具有開拓進取、奮發向上的精神特質的人才。（3）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我國是人口大國，也是工農業生產和制造業大國。要使我國從制造業大國變成強國．必須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和職業技術培訓。發展職業教是當前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升級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下崗失業人員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共有4500萬人左右。為此，要堅持失業、轉崗人員培訓制度．實施“農村轉移人口教育培訓工程”。
（4）調整高等教育結構，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改革。我國人力資本結構難以適應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其原因在于高等教育結構的不合理。要發揮人力資本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必須調整不合理的高等教育結構，構建教育結構調整的自動機制。調整高等教育的專業結構，人力資本結構與產業結構升級相協調，關鍵在于高等教育的專業設置要合理。目前我國高校畢業生中，面向第三產業的達60%以上，面向第二產業的不足35%，而面向第一產業的則不足5%，這樣的專業結構顯然不能適應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因此必須調整我國高等教育的專業結構。首先，應拓寬專業口徑，培養適應性強的復合型人才。其次，大力發展應用型學科專業。最后，適應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那些新興專業要優先發展。當前高新技術產業已成為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器，高等教育的專業結構要主動適應這一要求。
2.2建立人力資源產業配置的市場機制
當前我國人力資源配置失衡以及利用效率不高的一個體制性原因是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因此，要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就要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要立足于提高人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建立基本統一、規范的勞動力市場體系，完善政府對勞動就業的管理手段和相應的法律規章，進一步深化改革勞動人事和戶籍管理制度，要大力培育多層次的勞動力市場。由于人力資本具有層次性，不同層次的人力資本具有不同的特質，因此完全可以構建不同層次的人力資本市場。當前，可在已有的勞動力市場基礎上，大力發展一般型人力資本市場（主要為一般勞動者交易服務），專業化人力資本市場（主要為大中專畢業生，具有一定專業技能的勞動者交易服務），以及企業家人力資本市場（主要為企業家、經理等高層次人力資本交易服務）。針對當前我國人力資本市場中存在的問題，加強人力資本市場建設，促進市場主體到位，大力發展市場中介組織，轉變政府職能，發揮政府在人力資本市場中的積極作用，完善關于人力資本市場的政策法規，強化市場監管，整頓市場秩序，創建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引導人力資本合理流動，推動人力資本市場機制的形成。
產業結構升級范文2
【關鍵詞】浙江?。籉DI；產業機構升級
產業結構升級是指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產業結構效率、產業機構水平不斷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轉變的過程或趨勢。產業機構升級有別于產業升級，但是與產業升級又有緊密的聯系。產業升級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產業結構升級是產業升級的必然結果。產業升級包括三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單個產業的升級，也就是指單個產業形成、發展和衰退的過程；二是指產業結構的升級，即產業結構由低級到高級演進的過程；三是指既包含單個產業升級，又包括產業結構的升級。
一、浙江省利用FDI的現狀
1.浙江省FDI的投資來源分布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吸引了世界上主要的國家和地區來投資。從全國范圍看，我國從港澳臺等地區流入的資金占得比重較大，浙江省的FDI資是一大特色，香港來源的FDI中貿易驅動型的比較多，往往都是以國際貿易為目的，在浙江建立獨資或合資的生產型企業進行定牌生產，其中尤其以各種國際品牌的服裝為多。所以浙江的港資來源的FDI是以服裝等紡織品產業為主，與浙江自身的產業特點極為相似。臺灣來源的外資在浙江省相對比較雜，所涉及的行業分布也比較廣泛，機械、紡織、教育、農業等都有。從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引進的資金比重較小，其原因是技術含量高、管理水平先進的跨國公司基本上都集中在為數不多的發達國家。但在單個規模較大。相對而言，浙江從發達國家引進的外資不僅在總量比重中不占優勢，在單個規模上也不高，說明這將在高技術含量的外資引進方面質量不是很理想。
2.FDI在浙江省的區域分布現狀
區位因素在對外直接投資決策過程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市場的規模和增長，以及東道國政府態度和政策穩定，一起構成了外商投資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其中外商在對浙江投資的地區分布很不平衡，外資的流向主要集中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浙北地區，如杭州、寧波、紹興、嘉興、湖州與在浙東南沿海的溫州、臺州等地，其中麗水、衢州、金華等經濟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吸收外資很有限。其中浙江北部的紹興、嘉興與浙中的臺州吸引外資有較快的增長，而溫州和衢州等地發展較為滯后，在外資地區構成中的比例有較大的下降。
二、FDI對浙江省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
1.FDI在第二產業投入充足，為產業結構升級奠定了基礎
浙江省近年來積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三次產業的分布中，第一產業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呈下降趨勢，而第二、三產業比重則不斷上升，其中第二產業是三次產業中吸引外資最多的產業，制造業是第二產業中利用外資最多的行業。
單個產業的發展壯大使整個產業結構發展的基礎。因此，第二產業的壯大可以很好的帶動整個產業結構向著更高級的層次發展。
2.FDI改善了就業結構，進而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外商直接不僅能帶來足夠的資金，同時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經驗，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以第二產業為例，生產效率的提高，可以用較小的人完成一定的任務，這部分解放出來的勞動力就會向第三產業轉移。同理，第一產業亦是如此。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從2000年的789.8萬人增加到2009年1208萬人，比重從2000的29%到2009年的34%。由此可見，浙江省的就業結構一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而得到改善。就業結構日趨合理，也相應的帶動了產業結構的優化，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3.FDI的技術溢出與競爭效應提高了產業的技術水平，優化了產業結構
跨國公司在進入浙江省之后，與當地企業接觸較多，先進的知識和技術直接轉移到浙江省的企業，即發生技術溢出效應，加之外陰企業與省內企業之間的人員流動，同樣是帶動著技術的互相交流。同時胯骨公司處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培養產業合作伙伴方面往往具有很高的積極性，對浙江省的原有企業為了在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必須加大投入與研發，這就會在無形中提高自己的產業競爭力。而這種競爭效應的產生，促進了浙江省原有企業的進步，同時帶動了浙江省企業生產水平和整個產業水平的提高。
三、利用FDI促進浙江省產業結構升級的對策
1.提升外資質量，擴大外資總量
加強與跨國公司的聯合與合作，鼓勵外商以先進技術或設備合資作股參予企業兼并重組，在浙江省培育和形成一批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生產配套企業或采購基地。
2.加強產業引導，優化外資結構
引導FDI在第三產業內合理分布以及在第三產業內的投資流向，實現二三產業并重發展，同時適應新型工業化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新形勢，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規范提升傳統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與服務業投資所占比重不斷提高，充分發揮服務業吸納就業的作用，同時房地產等領域要得到合理控制，優化行業結構，提升技術結構，改善組織結構，全面提高服務業發展水平。
3.合理產業布局，增強產業集聚
中心城市與開發區作用進一步突出，國家級與省級開發區實際到位外資占全省比例提高到70%，形成4-5個有國際影響的外資開發區，三大產業帶。外商投資嚴重不平衡發展得到緩解，金衢麗和溫臺地區外商投資比重上升。
4.勇于創新，重點突破
在實施“北接上海、東引港臺、主攻日韓、拓展歐美”戰略的基礎上，實現外資來源、產業領域、引資方式、招商方法等方面均有創新。抓住當前臺資戰略轉移的有利時機，力爭引進臺資有新突破；抓住發達國家產業水平分工與業務外包擴大的有利時機，力爭引進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有新突破；抓住風險資本和國際證券市場看好中國的有利時機，引進國際風險基金、產業投資基金，支持企業境外上市、反向并購，努力拓展利用外資新方式；積極開展網上招商、委托招商、商業招商、產業集群招商等多種形式，實現招商方式的新突破。
產業結構升級范文3
一、文獻綜述
陳峰（1991）[1]是我國較早關注金融發展與產業發展關系的學者，在其研究中論述了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的作用。劉世錦（1996）[2]提出金融改革與金融創新要圍繞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來展開，這樣才能持續促進經濟的增長。范方志、張力軍（2003）[3]通過對中國中部、東部、西部三個地區22年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產業結構升級與金融深化程度具有正相關關系，與此同時產業結構的提高對金融水平的發展也具有促進作用。黃解宇、楊再斌（2006）[4]在其研究中進一步提出金融集聚的過程是資金，金融集聚作為產業集聚的伴隨物，隨著產業集聚的形成而發展，融本身的高流動性加速了金融集聚。陳志楣、楊德勇（2007）[5]通過分析金融影響產業結構的作用機制，并通過對其時間序列的分析和實證研究，得出金融結構、經濟增長及產業結構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石沛、蒲勇健（2011）[6]通過從空間依賴性和空間異質性兩方面對我國的金融集聚程度、產業結構空間分布特征等進行研究。實證發現，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空間分布具有顯著空間依賴性。產業結構和金融集聚的調整在空間上具有相互促進的作用。鄧向榮和劉文強（2013）[7]用空間計量經濟學方法得出金融集聚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促進作用，并且銀行體系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貢獻程度最大。李程（2015）[8]運用時變彈性生產函數研究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時，發現各個產業的資本要素市場扭曲程度和資本深化程度不同，從長遠來看，只有通過健全資本要素市場，對要素市場進行市場化改革才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合理化。
二、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一）指標選取
關于金融集聚的研究文獻中，衡量金融集聚的指標主要方法有區位熵、空間基尼系數、G指數、行業集中度指數、赫芬達指數和CAD指數等。其中區位熵用于衡量某區域金融集聚程度，區位熵指數能夠測度一個地區的金融結構與全國平均水平之間的差異，可以用來評價一個地區的專業化水平。該指數的值小于1，說明該產業的集聚化水平比較低；大于1，則說明該產業的集聚化程度越高，指數越大的地區的集聚程度越高。因此本文采用區位熵指標（JR）衡量金融集聚水平。具體計算方法為：
JRi=（PSi/Xi）/（PS/X）
其中PSi代表i地區金融就業總人數，Xi代表i地區就業總人數，PS代表全國金融就業總人數，X代表全國就業總人數。
在產業結構升級的研究中，主要采用傳統的三次產業分類法，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產值占整個產業產值的比重來衡量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本文認為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方法已不能科學的衡量產業結構升級，因此，本文用高技術產業的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衡量產業結構升級（Y）。
（二）數據的來源
本文利用2004～2013的時間序列數據從全國、東部、中部、西部四個層面分析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所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數據庫》、《中國高技術產業數據庫》等。
三、實證研究
（一）單位根檢驗
上述變量均為時間序列數據，因此，為了防止時間序列數據的非平穩性而導致偽回歸現象，本文采用ADF檢驗對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升級兩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上可看出，在5%顯著性水平上，原始序列的檢驗結果均沒有拒絕單位根的假設，因此可以認為產業結構升級和金融集聚均為非平穩的時間序列。由表可看出，全國、東部、西部地區經一階差分后均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表明差分變量是平穩的。這說明從全國、東部、西部地區來看上述兩個變量均是一階單整的，表1也說明中部地區的金融集聚和產業結構升級指標是二階平穩的。對于這些非平穩的經濟變量不能采用傳統的線性回歸分析方法檢驗它們之間的相關性，而應采用協整方法進行檢驗分析。
（二）協整分析
為了進一步檢驗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以及共同變化的趨勢，還需要對殘差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的，則可以認為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故本文采用E―G兩步法，具體檢驗如下：
第一步，用傳統OLS法對LGDP和LW進行回歸估計。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第二步，對方程的誤差項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是對殘差序列進行的ADF檢驗，因為估計出的殘差的臨界值不同于單位根檢驗的臨界值，所以對殘差的檢驗不包括常數項和趨勢項。殘差序列在95%的顯著性水平上是平穩的，進而可以認為金融集聚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兩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共同變化的趨勢。
產業結構升級范文4
采用我國1990－2014年金融發展和產業升級相關數據，通過多指標的交叉協整檢驗方法對中國金融發展（戈氏指標和麥氏指標）與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優化和就業結構優化）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第一，從長期來看，我國的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相對彈性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無論是金融發展的“戈氏指標”還是“麥氏指標”都對產業結構優化率及就業結構優化率具有正向的敏感性；第二，在剔除物價因素后，金融發展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更具真實性，一國的金融發展對就業結構的影響程度或者敏感性遠遠大于其對產業結構的影響；第三，從短期來看，無論是選擇金融相關率還是麥氏貨幣指標衡量產業結構優化，都具有正的相對彈性，即短期內，兩者都具敏感性，并以不同的調整力度把非均衡狀態調整到均衡狀態。最后，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
［關鍵詞］
金融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
一、文獻述評及問題的提出
西方經濟學家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結構變化是金融發展①的道路”，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隨著總量和人均的實際收入及財富的增加，金融上層結構的規模和復雜程度亦增大，同時金融發展能加速經濟增長［1］。Stiglitz、Mayer、Levine＆King、Levinetal．一致認為經濟的發展與增長與金融發展有密不可分的聯系［2－6］。Wurgler發現在更高金融發展水平的國家會增加在成長產業中的投資，而在衰落產業中減少投資，具有較高的資金配置效率；在金融發展落后的國家，資金流向衰落產業，導致資金配置效率低下。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產業升級是通過金融發展提高資金配置效率來實現的［7］。Carlin＆Mayer較早對金融結構和產業增長關系進行了研究，認為不同國家的金融體系結構與產業活動有密切的關系，應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制定相應的金融結構政策，在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選擇發展更多的直接融資市場；在經濟發展緩慢的國家應健全銀行系統，提高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8］。Binh、Shin和Park、Allenetal．認為在以技術密集型和高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國家，以市場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更容易建立，發展得更快，相比以勞動密集型和低成本密集型主導的經濟，更依賴以銀行為主導金融體系的建立［9，10］。Jeanneneyetal．和Greenwoodetal．研究認為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變動間互為因果的關系，非單方向的關［11，12］，而GuarigliaandPoncet研究論述了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的動態關系［13］。Aghionetal．
從股票市場分析上市公司的資金流動性和融資能力，認為股票的價格不能反應公司的發展業績，造成優秀公司的融資成本過高，資金配置效率低下，影響公司的積極性，不利于新興行業的出現［14］。國內對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關系的研究也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劉世錦認為金融發展要著眼于產業的升級和發展，并為其提供更好服務，同時也作為金融發展創新成功與否的標準［15］；伍海華、張旭從國際比較角度，探討經濟增長、產業結構與金融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認為金融通過投資儲蓄機制影響產業機構中的資金流量，進而影響產業結構，并提出經濟金融化程度越高，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作用更明顯［16］；范方志和張立軍實證得出我國金融結構的轉變與各地區實體經濟部門產業結構升級呈正相關［17］。傅進和吳小平認為金融通過資金形成機制、資金導向機制和信用催化機制，改變資金的供給水平和配置結構，進而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18］。楊德勇和董左卉子系統分析了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內在作用機制，研究發現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存在較高的相關性，而且隨著經濟貨幣化程度的提高而降低［19］。錢水土和周永濤運用GMM系統估計方法檢驗了金融發展、技術進步與產業升級三者之間的關系，研究認為在控制了相關變量后，金融發展對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20］。蘇建軍、徐璋勇構建金融發展、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多方程模型系統考察了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二者互相影響，但作用方向具有差異性。金融發展規模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有力因素，但金融效率嚴重制約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正效應發揮，快速發展的金融產業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助推器。產業結構升級對金融發展起著巨大的拉動效應，金融發展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外部支撐條件［21］［22］。其他學者［23］［24］從其他視角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機制進行了研究。綜上所述，從國外研究情況看，西方學者主要研究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濟結構調整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內容，所以可以借鑒其相關理論進行研究，同時各個學者對金融發展具有各自不同的度量。從國內看，大多數學者致力于研究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調整問題，而對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的內在機理進行理論和實證分析時，只關注金融發展的某一方面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且不同學者選取的衡量指標不同，同時也尚未形成標準化的實證分析模型，對于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檢驗具有片面性。研究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是當前“調結構，轉方式、促發展”，及提高社會資金的供給水平和配置效率，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重要研究內容。所以引起我們思考以下問題：到底選擇什么樣的金融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指標更能反映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建立的模型有多大的解釋力度及可靠性？兩者是否具有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因此，本文對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協整關系的多指標進行定量交叉檢驗。
二、數據來源和變量選取
（一）數據來源本文數據取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金融年鑒》及中國人民銀行官網，由于國債發行額、企業債券發行額、股票市價總值1990年以前數據獲取受到限制，本文采用1990－2014數據進行分析。
（二）變量選取1．金融發展指標對于金融發展的考量，本文從金融總量、金融結構和金融效率三方面著手。（1）金融總量指標金融發展總規模主要考慮兩大指標：1）金融相關率（FIR）①，又稱“戈氏指標”，用來反映金融發展總量，其值是全部金融資產占GDP的比重，其中債券包括國家債券、金融債券等。具體計算公式如下：FIR＝（M2＋股票市價總值＋債券期末余額＋保費收入）／GDP2）麥氏貨幣指標，用貨幣存量（M2）與GDP之比表示，衡量一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具體計算公式如下：MI＝M2／GDP（2）金融結構發展水平（FSR）金融結構由直接融資數額與間接融資數額之比表示。采用證券市場累計發行額（包括股票、債券）與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額之比表示，即：FSR＝（股票累計籌資額＋債券累計發行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3）金融發展效率（FER），一般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金融機構存款余額之比度量，該指標能準確反映金融系統資本配置的效率。FER＝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金融機構存款余額2．產業結構升級指標由配第－克拉克定理及庫茲涅茨理論可知，產業結構升級不僅表現在產業產值變動上，同時也體現在就業結構的變化上。包括兩方面的指標：（1）產業結構優化率（ISR），ISR＝（第二產業增加值和第三產業增加值）／GDP。（2）就業結構優化率（ESR），ESR＝（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總從業人員。3．控制變量指標對控制變量的選擇是個難點，也直接影響對產業結構升級模型解釋力度。袁紹峰、吳洪鵬采用財政支出（地方財政支余額）、國有經濟比例（國有工業企業及國有控股工業產值／GDP）、人口教育程度（中等學校在校生數量）、經濟開放程度（出口額／GDP）4個控制變量研究產業結構與金融發展。馮根福、石軍、韓丹同樣也采用了SGD（政府支出／GDP）和出口貿易額／GDP兩個控制變量［25］。An－gelosA．Antzoulatos，NicholasApergisandChrisTsoumas（2011）設計的控制變量最全面，包括（出口＋進口）／GDP、政府支出／GDP，總固定資本／GDP和人均GDP。筆者認為人力資本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影響變量，用普通高校在校人數／總人口來表示。最終選取控制變量包括國家開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和人力資本存量3個控制變量。4．數據處理及說明需要指出的是，受通貨膨脹因素的影響，某種程度上會導致主要指標變量與實際情況相悖，因此需要消除物價變動帶來的不利影響［26］。實際產值需要用物價指數進行核算，本文采用GDP平減指數②。我們在名義產值中扣除GDP平減指數，且三次產業與GDP具有不同的物價指數，按1984年的價格表示GDP及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實際值，從而得出第二、三產業實際產值占實際GDP的份額，即產業結構實際優化率（ISRV），結果如圖1、圖2所示。明顯看到名義產業結構優化率（ISR）和實際產業結構優化率（ISRV）都具有一種單一穩定的趨勢，但是實際產業結構優化率（ISRV）遠遠高于名義產業結構優化率（ISR），在2013年多達8個百分點。金融屬于第三產業，所以我們在核算金融發展實際值時采用第三產業的物價指數，圖3則對1990年～2014年金融總量指標的“麥氏指標”和“戈氏指標”名義比值及實際值進行對比，可以清晰地看出“麥氏指標”名義值高于實際值，“戈氏指標”名義值同樣也高于實際值，兩者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由此看出，剔除物價因素與否對產業結構優化率的影響巨大。我們通過核算物價指數及相關指標①，發現：以各種貨幣總量進行測量的名義指標值高于實際指標值，而在產業結構優化率中，實際產業優化率高于名義產業優化率。另外，我國金融發展所有主要指標呈現出一種明顯的增長跡象，而且金融發展的增長幅度要快于其他產業升級影響因素的增長，結果是所有金融發展指標與產業結構優化率和就業結構優化率之比均顯著上升。另外，為了消除物價因素對控制變量的影響，我們采用相對指標的形式。
三、實證分析
（一）計量模型設定在研究金融發展與產業升級的文獻中，雖沒有確定的模型但大同小異。在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前提下，采用對數函數形式分析指標的有效性及影響程度，以體現采用金融發展不同指標對產業升級影響的敏感程度，即彈性，更具合理性?？紤]到產業升級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就業結構調整、金融發展指標的“戈氏指標”和“麥氏指標”以及名義指標和實際指標的影響，比較不同指標對產業升級影響的敏感程度。1．序列平穩性檢驗表1提供了文中所有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結果。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變量FIR、FIRV、MI、MIV及IER的水平值是不平穩的，但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都平穩。而其余變量在水平條件下已經平穩，故所有變量在一階差分后都是平穩序列。2．協整檢驗本文采取Johansen多重檢驗法對各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所有模型中有兩個協整關系原假設被接受。模型三所有跡統計量值大于1％水平的臨界值，有5個協整關系。3．ECM模型的建立從單位根檢驗來看各個變量都是一階差分平穩的，而且協整檢驗表明長期內存在協整關系，但短期內可能會出現失衡，因此本文中建立如下誤差修正。
（二）實證分析1．長期結果分析對各個模型ECM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除了模型5在5％的顯著水平下平穩，其他均在1％顯著水平下平穩，說明存在協整關系，得到各個模型標準協整方程如下：我國金融發展各個指標FIR（FIRV）、MI（MIV）、FSR、FER與產業結構升級ISR（ISRV）、ESR存在協整關系；同時，在不同金融指標“戈氏指標”與“麥氏指標”衡量下，為了能夠檢驗金融發展對產業升級影響的敏感程度，各個模型中均分別采用相同的控制變量，得出金融相關率、麥氏貨幣指標與產業結構優化率、就業結構優化率的相對彈性顯著正相關。金融發展效率和金融結構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優化率的提升也產生促進作用，而以“戈氏指標”的衡量下其對就業結構優化率產生抑制作用，相反“麥氏指標”衡量具有促進作用?！胞準现笜恕泵x值核算的產業升級相對彈性（0．768832）明顯高于“戈氏指標”核算的相對彈性（0．353995）；而實際值核算前者驟降，回歸理性值（0．196845），后者小幅下降（0．207957）。從長期來看，剔除物價因素后，金融發展對產業升級的影響更具真實性，同時我們也可得出“戈氏指標”和“麥氏指標”衡量下，金融發展對產業升級長期具有促進作用；在“麥氏指標”衡量下，金融發展會促使勞動力的部門間流動，進一步促進產業升級。從Mod1′與Mod3′對比來看，金融相關率每變動一個單位，產業結構優化率的相對彈性由0．353995個單位下降為0．207957個單位，可見剔除物價因素后以“戈氏指標”衡量回歸一種理性值；同樣在Mod2′與Mod4′中，產業結構優化率相對彈性由0．768832銳減為0．196845，“麥氏指標”對產業結構影響敏感程度遠遠沒我們想象的那么高，所以我們應該理性的看待金融發展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從Mod3′與Mod5′、Mod4′與Mod6′分析得到，在“戈氏指標”實際值衡量下，就業結構相對彈性約是產業升級相對彈性的4．8倍；在“麥氏指標”實際值衡量下，前者約是后者的28倍，可見，一國的金融發展對就業結構的影響程度或者敏感程度遠遠大于其對產業結構，金融的發展會促使生產要素（勞動力）的高速流轉，資源的合理配置，提升產業的競爭力，最終促使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和升級。2．短期結果分析回歸結果顯示，從Mod1＊與Mod2＊的誤差修正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來看，無論是選擇金融相關率還是選擇麥氏貨幣指標衡量產業結構優化，都具有正的相對彈性，即短期內，兩者都具敏感性，但后者統計量不顯著。誤差修正項ECM都是顯著的，其數值反映了對長期均衡偏離的調整，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以兩指標度量的模型中分別以－0．221和－0．061的調整力度把非均衡狀態調整到均衡狀態。剔除物價因素后，Mod4＊中麥氏指標衡量的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向相對彈性，統計也是顯著的，而Mod3＊的金融相關率統計是不顯著的。在就業結構方面，Mod5＊中，可能受到“延遲效應”影響，“戈氏指標”核算的金融發展對就業結構產生抑制作用，誤差修正項ECM是顯著的，其數值同樣反映了對長期均衡偏離的調整，并以0．079的調整力度進行長期均衡調整，而金融發展統計量沒有通過檢驗。
四、政策建議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在“調結構、轉方式、促發展”的大形勢下，為了更好地發揮金融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中的溢出效應，本文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完善我國金融系統，促進各個區域間金融合作，以擴大金融發展的規模，進而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開發融資新渠道。通過完善金融服務體系，打造與本地區優勢產業相關的金融服務產業，擴大金融規模。
2．大力發展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比例。要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并規范債券市場，支持企業運用短期融資券和中期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發行中小企業集合債券，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充分發揮證券市場在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中的重要作用。
產業結構升級范文5
摘 要 勞動密集型產業作為工業化進程起點，當其發展到面臨勞動成本上升而導致比較優勢喪失的階段，就可能使進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拐點。通過對珠三角地區近年來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勞動力市場變換情況，探討民工缺失的深層原因是產業結構升級不足導致對民工大量需求和民工勞動力產權缺失意識增強等導致勞動力市場變化的作用，導致了民工短缺現象的出現。
關鍵詞 民工短缺 產業結構 產業升級 勞動力產權
一、問題的提出
2004年開始我國東部沿海地區開始出現缺工現象，且逐步由珠三角向全國擴散，時至今日，這一現象依然沒有得到緩解，民工短缺導致企業生產難以正常運行。來自官方的統計顯示，2010年廣州求人倍率達到1.36，一個求職者有1.36個崗位可選，為5年來最高。作為一個典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的民工短缺已經不能作為一個暫時出現的問題來進行分析，短缺的延續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考慮這不僅僅是增長過程中的短期問題，而是我國經濟發展中結構性矛盾日益嚴重的體現。
二、民工短缺與產業結構升級關系理論分析
按照產業結構演化理論，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產業結構將由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升級，將呈現生產結構軟化，工業內部也呈現重化工化、高加工度化和資本技術密集化的特征，主導產業部門也將按“傳統農業部門、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順序更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是經濟由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化的關鍵，承擔著為承擔著積累資本和培養高素質勞動力的歷史使命；當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一定程度時，會面臨勞動力短缺、工資成本上升等問題，進而導致該產業比較優勢喪失，勞動力短缺及由此引發的工資成本上升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前奏。
一般來說，產業結構升級將會對勞動力素質提出新的要求。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多處于產業鏈的低端，一般技術含量較低，利潤空間較小，主要依靠延長工作時間，壓低工人工資獲得利潤，不具備對較高工資水平的承擔能力；對工人的素質和技能水平要求不高，因此不重視員工的培訓，但對數量則有很強的需求，即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勞動力需求的特征是“低素質、大數量”。而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一般處于產業鏈的相對高端，具有較大的利潤空間，擁有較強的工資支付能力，能夠承擔較高的工資水平；同時對從業人員的技能水平有著較高的要求，相對重視員工的培訓，并有意愿和能力承擔培訓成本，而對低技能的普通勞動力的需求相對較少，即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對人才的需求特征是“少而精”。因此，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為產業主導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導升級過程中，會增加對熟練技能勞動力的需求，而相對減弱對低技能的普通勞動力的需求。在這一階段產業結構升級與勞動力短缺現象的關系是：若產業結構升級順利，則會對專業技術人才和技能人才形成旺盛需求，在前期儲備不足的情況下，將會出現專業技術人才和技能人才短缺的現象；若產業結構升級力度不足，結構轉換滯留在低層次的數量擴張層面上，將會對普通勞動力保持旺盛需求，在勞動力供給情況出現變化的情況下，就會出現普通勞動力短缺現象。同時，人力資源作為影響產業結構的重要因素，勞動力的質量是企業技術進步類型選擇面臨的最主要約束，也會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普通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喪失，迫使產業結構盡快向高級化推進，而技術工人的短缺會對產業結構升級有制約性的影響。
三、產業結構升級與民工缺失的成因分析
馬克思指出：“為了使這些物作為商品彼此發生關系，商品監護人必須作為有自己的意志體現在這些物種的人彼此發生關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說每一方只有通過雙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為，才能讓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別人的商品①?！笔袌鼋粨Q到底還是產權的交換，產權界定不清，使人們對其經濟行為的后果形不成合理的預期，就會阻礙任何交易的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將成為不可能；另一方面，只有產權可以流動，有限的資源才能流向對其評價最高的地方，實現資源配置的優化。而從勞動力市場的正常運行來看，勞動者應該擁有社會意義上的勞動力所有權，唯有如此，勞動者才會同勞動力的需求者處于平等的談判地位，才會經過協商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最佳配置和利用。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必然引伸出勞動者的收益權，這個收益權還包括部分剩余索取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勞動力的需求方，同樣有著就勞動報酬進行討價還價的權利。只有勞動力供求雙方平等的討價還價，才會有價格機制發揮作用，才會有勞動力市場。
當前，產業結構升級不足的結果是，產業結構依然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為主體，對低素質的普通勞動力仍然保持旺盛的需求，產業規模的擴張和勞動力市場上的制度缺陷和民工權益的缺失的情況必然導致普通勞動力短缺現象的出現。
1．民工勞動力產權的缺失
在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科技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價格也比改革開放前提高了10左右，但是民工工資10年間幾乎沒有增長，其總體水平低于全國民工工資水平的8.5%。勞動密集型產業一般處于產業鏈低段，利潤空間較小，只能依靠壓低工人工資、延長勞動時間獲得利潤，工資成本的承擔能力較弱，無力支付較高的工資，使得民工出讓勞動力使用權的那部分報酬都無法得到保障，更使得民工對自己勞動力所有權而擁有的剩余索取權更是不能夠得到實現。在這樣的情況下，民工缺失就必然出現。
2．民工維權意識的提高
目前，民工的主體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后的“第二代”民工，與第一代民工相比，他們的代際特征是年輕、有文化、追求人格平等、深懷強烈的成功夢想。他們不但希望在城市謀生，更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會。即他們不僅擁有更高的文化程度，且思想意識上已經逐漸擺脫“打工謀生”的初級意識，更加注重“自身發展”，更希望融入城市，且維權意識增強，在用工需求中心多元化，打工選擇地點增多的情況下，不愿意再到工資低水平、工作時間長、工作環境差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開始“用腳投票”，導致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民工缺失現象出現。
3．民工外出務工的交易費用增加
國家統計局2009年的調研顯示，東部地區外出打工者的月收入為1455元，西部地區為1382元，東部地區比西部地區僅高5%。在簡單的利益比較面前，很多僅能夠提供簡單勞動而收益不高的人，選擇了風險小，能夠常與家人團聚的地點就近務工。費茨羅和穆勒建立的經典模型認為，一種要素的流動程度由以下兩種因素來衡量：一是現有職業與新職業之間的收入差異；二是交換職業間的凈交易費用。企業無法完成其應有的職能，外出打工的收益常年得不到改善，打工還要承擔很多潛在的風險，并且常常發生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預期收益不斷提高，面對這樣的客觀現實，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流動的流向，必然出現偏向回流農村或能夠獲得更高收益地區的理性選擇。
四、對策建議
1．重新審視經濟發展戰略，戰略性地調整產業結構
沿海地區在與其它地區的比較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正在喪失，如果一味地堅持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戰略，可能會導致惡性的低技術陷阱。在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環境承載力日漸飽和的條件下，原有的外向型、低成本、高投入、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粗放型發展戰略在沿海地區己逐漸走到了盡頭，民工短缺提醒我們經濟發展戰略必須轉向集約型、環保型的發展戰略，對各產業采取有取有舍、有進有退的調整，通過產業轉移、升級和重組，實現生產要素優化配置，減少對外來普工的過度依賴，提升沿海經濟競爭力和持續發展動力。
2．發揮中小企業技術創新能力，促進勞動者整體素質提高
中小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就業。從改革開放初期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城鎮新增工業勞動力的75%是由中小企業安排。造成目前產業升級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多企業規模偏小，即使處于高技術領域，也無法獲得所需的財力和物力的投入，就更加難以進行技術發開和產品開發，因而就難以提高產業內對所需勞動力的素質要求。因此，要為中小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中小企業的技術創新創造積極的條件。從美國的經驗來看，風險投資制度能夠有效促進高技術中小企業發展，鼓勵私人資本進入風險投資行業。但是我國法律對這種組織形式存在許多的限制，不利于風險投資的發展。為此，需要制定或修改相應的法律進行支持。
3．深化相關制度改革，降低勞動力市場運行成本
針對勞工短缺出現的深層次原因，除了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產業轉移、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外，還應重視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響。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障礙的存在，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合理流動，降低了勞動力的配置效率，最終影響了民工產業工人化、農民居民化、農村城鎮化，最終也制約了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進程和規模。因此，破除勞動力流動中的制度，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及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建立統一有效的勞動力市場，建立勞動力供求預警機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類似民工短缺等特殊經濟現象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和沖擊。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才能預防民工短缺等類似現象的出現和造成的沖擊，并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升級提供人力資源準備，促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良性互動。
注釋：
①馬克思.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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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錚.V與M博弈的啟示――"民工荒"彰顯和諧社會的制度缺失.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7).
產業結構升級范文6
1．路徑依賴
中國是在經濟基礎極其薄弱的情況下開始現代化建設進程的，按照正常的經濟發展規律，應該按順序發展第一、二、三產業。因為，第一產業效率提高了，有了分工才會有第二產業，第一二產業效率提高了，才有了對服務社會化的需求，才有了第三產業瑏瑣。同樣，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脫離不了這個規律。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十分低下，必須盡快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縮小同發達國家的差距。由于當時非常缺乏資金、技術和人才，于是就創造性地利用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大力發展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主動參與國際分工以及承接國際產業尤其是制造業轉移，抓住了重要的發展機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在這一輪發展中，由于種種限制，未能取得既全面均衡又快速的發展，在全面均衡與快速之間，我們更加注重速度，通過抓住并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建立了自己的“不平衡優勢”，使中國成為制造業大國，但不是制造業強國。中國企業總體上處在產業鏈的低端，占據了產業鏈中最不賺錢的加工制造環節，成為替跨國公司賺錢的機器。不僅如此，由于中國制造業企業產能普遍過剩，加之缺乏向產業鏈高端拓展的能力，使得中國企業對充當跨國公司“代工”的角色產生了很大的依賴，短期內離開它們還很難“活”下去。在這種模式下所形成的思維方式、經營習慣、創新能力等都較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的轉型升級。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制造業企業的利潤率非常低，企業的盈利能力低制約了員工收入的增長，從而又限制了消費業的發展，也制約了產業升級。需要強調的是，雖然這種發展模式逐步顯現出弊端，但并不能否定它為中國經濟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許多國家還在研究學習中國發展的經驗，甚至有學者用“中國模式”來概括取得的成就。這是在特定環境中建立在對國情的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基礎之上，走出的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不管這種發展道路或模式是否存在問題，對其產生路徑依賴是事實，要超越這種路徑依賴必然有很大的難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產業結構的現狀具有一定的客觀必然性，是中國選擇發展道路的必然結果。我們既不能因這種模式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成果而因循守舊，也不能因它出現了某種弊端而全盤否定。要從根本上優化產業結構，就必須從經濟改革發展的軌跡中來認識造成今天產業結構現狀的必然性以及在新形勢下進行產業升級的必要性，這是超越發展模式路徑依賴的重要前提。實際上我們缺少認識這種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精神，因而對改變經濟運行模式的難度缺乏足夠的思想準備，缺乏先“立”后“破”的智慧，對產業結構的問題往往只是提出一些零碎的批評，但不能提出系統的治“本”措施。
2．體制障礙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活動由中央政府主導逐步轉變為中央與地方政府分權治理，其中地方政府成為了地區經濟發展的第一行動集團瑏瑤。為了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中央政府下放了部分權力，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尤以財政體制最為突出。在這種財政體制之下，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地方政府實際上成為了一個個“大公司”，都把謀求本地財政收入最大化作為主要的目標。謀取財政收入最大化的途徑主要有三種:一是努力發展地方稅種，二是努力擴大財政支出，形成收支缺口，爭取中央的轉移支付，三是努力提高GDP瑏瑥。在這三種途徑中，前兩種途徑是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博弈”以擴大“分錢”比重，第三種途徑是擴大“分錢”的基礎，即通過經濟增長來擴大稅源。地方政府的這三種增收途徑與經濟增長的質量、社會公平、民生工程等關聯性很小。此外，地方官員的任期制和事實上存在的GDP的政績考核機制，使得地方官員主要關注任內的GDP增長和“有錢花”，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引進見效快的項目，更加關注短期的經濟增長，更加熱衷于“跨越式”發展，更加注重招商引資甚至自己融資投資，很少從長遠考慮當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很少真正關心民生、公平、創新、創造和企業競爭力的提升等“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長遠回報性工作。不僅如此，為了擴大稅源，地方政府之間也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競相出臺優惠政策以吸引招商項目，采取市場保護措施以扶持本地企業發展。這一方面加劇了重復建設、產業同質化，另一方面導致了市場割據，降低了整個經濟的活力與效率。在招商與地方保護之外，地方政府通過大量融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城市化，刺激房地產投資，推高了房價，但沒有帶來產業和消費的同步發展，這的確在短期內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也增加了第三產業的產出，“改善了”短期產業結構數據，但城市化并沒有帶來產業基礎的有效改善，反而不斷增加了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地方政府大規模舉債還形成了較大的風險，影響了金融的安全，這反過來又制約了產業結構的持續升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實踐證明，這些體制因素雖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但激勵方向發生了偏差，這些積極性成為了粗放型發展的重要動力，強化了粗放型發展模式，也成為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阻力。
3．思維僵化
中國經濟固有的發展模式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定勢、僵化的思維方式，加之中國現有的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些僵化的思維還被總結成寶貴的經驗，甚至被認為是經濟發展的法寶，這種在傳統發展模式中形成的僵化思維實際上已成為產業升級的重要阻力。第一，認為可以像推進工業化一樣，去推進服務業的發展。有學者提出要像發展制造業那樣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這其實就是一種僵化的思維。很多地方為了加快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制定了量化的硬性指標，并以此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依據，以強調政府進行產業升級的決心。過分強調三產比重變化速度等短期指標的考核，會迫使地方政府行為短期化，會不利于產業結構持續優化，甚至會出現數據造假。實際上，政府應制定出臺有利于服務業持續發展和競爭力持續提升的政策，弱化甚至“視而不見”三產占比指標，這雖然有可能導致短期內不見指標的快速改善，但從長期看會逐步改善經濟生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會迎來三產占比指標的“起飛”，經濟結構的問題將從根本上解決。如前所述，中國近年來第三產業的增加值增長實際是很快的，由于第二產業同步快速增長才使得第三產業占比未能快速提高，如果制造業能進一步向高端發展，會大大促進生產業的發展。實際上發達的制造業與生產業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高端制造業的發展會使得部分制造業的產出轉成服務業的產出，這種“一加一減”狀況的出現將是產業結構優化“起飛”的開始瑏瑦。近幾年，許多地方為了融資及快速提升第三產業的比重，超常規發展房地產業，這的確快速提高了三產占比，但房地產快速發展之后必然會帶來產業結構改善的“停滯”，還帶來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第三產業不同于第二產業，它的主要消費群體應該在國內，短期內也很難大規模走向國際市場。因此，不能像發展制造業那樣大規模投資第三產業。在有效需求沒有形成的情況下，大力增加第三產業產品的供給只會很快形成產能過剩。第二，認為傳統產業是低利潤、低競爭力的夕陽產業，片面強調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這種思維下，許多地方沒有充分發展好有特色的傳統產業，根本不具備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條件，就盲目進入這些產業，造成大量企業在這些行業“扎堆”，后果是大量企業在這些產業的低附加值環節“掙扎”。實際上，中國各地發展高度不平衡，大多數產業都有足夠的發展空間，基本上各種產業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發展的土壤。傳統產業并不一定就沒有競爭力，也不一定就是低利潤。世界知名品牌肯德基、麥當勞、可口可樂、百氏可樂、安利、保潔、耐克、阿迪達斯等從事的實際上就是傳統產業，但它們照樣成為有價值的品牌、具有超強的競爭力、較高的利潤。中國眾多從事傳統產業的企業，他們競爭力弱、利潤低并不是因為他們從事了傳統產業，而是因為他們僅占據了價值鏈的低端環節。其實，在高新技術產業，也并不意味著一定可以賺取高額利潤，如蘋果手機，很大一部分是由富士康制造的，但蘋果同樣拿走了大多數利潤。實際上，傳統產業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關鍵是如何提高價值鏈整合的能力瑏瑧。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適合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中西部地區應將注意力放到接受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上，而不應過分關注引進戰略新興產業，更不能片面強調發展服務經濟。沒有傳統產業發展的積累，就沒有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基礎，沒有制造業的高度發展，就是“空心化”的服務業，不可能持續健康發展。中國的確需要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來奠定未來發展的基礎，但當下的關鍵以及經濟競爭力的基礎仍在傳統經濟、勞動密集型經濟(當然也包括部分新興產業經濟)。發展傳統經濟無論是對解決就業問題，還是對積累未來發展基礎都具有戰略意義。中國并沒有夕陽產業，而是在夕陽思維下認定的夕陽產業瑏瑨。第三，認為供給可以驅動需求，忽視對第三產業的有效需求的培育。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產業結構實際上是由需求結構決定的，而需求結構又是由分配結構決定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趨利的，相信只要市場有需求，企業就會有動力供給，而有了動力，企業就會想方設法提高供給能力。作為政府根本不用為企業操心為誰生產、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的問題。如果市場有對第三產業產品或服務的需求，企業自然會投向第三產業，如果沒有這個需求，盲目投入第三產業只會造成新的浪費。長期以來，中國通過扶持、振興相關產業的做法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在于這些措施實際上是從供給而不是需求的角度來解決問題的。中國分配結構不合理，老百姓收入差距很大，抑制了對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需求，制造業不強同樣也不會產生巨大的生產的需求。近年來，中央政府不斷強調擴大內需，通過內需振興產業，但由于擴大內需是一個全社會性的、復雜的、長時期的系統工程，地方政府根本不關心需求問題，使得擴大內需最終成為了空話和口號。地方政府因短期導向的驅使往往強調擴大本區域的供給，由于企業的市場并不局限于本地，各地都認為本地產能的擴大可以在全國全球市場上消化掉，都在思考如何占領全國市場。當全國只有一個地方這樣思考時，需求可以吸收掉該地的供給，但當地方政府都這樣考慮問題時，供給過剩就成為必然。事實上，在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的思維模式都是如此。第四，認為產業升級是宏觀層面的事，忽視企業升級能力、動力的培育。任何一個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是通過企業的微觀發展來實現的，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也是建立在企業轉型升級基礎之上的瑏瑩。但長期以來，政界、學界都將注意力集中在產業或經濟轉型上，較少關注企業轉型升級問題，從而導致企業轉型的動力、能力均不足，制約了產業升級。以創新為例，中國已認識到企業整體創新能力不足制約了升級能力提升，但在如何提升企業創新力方面，卻更多從宏觀入手，忽視了微觀主體動力體系的建設。近幾年，國家不斷加大創新投入，但更多的創新資源是通過政府分配的方式有選擇地給了部分企業，這使得這些資源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這些方式僅強調國家的投入，并沒有有效增強企業創新的動力，也沒有分散企業創新的風險，反而讓許多企業加入到“尋租”的隊伍中來。此外，中國一直注重通過行政手段組建大型企業集團，以此來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與抗風險能力，近年來中國企業進世界500強的數量大幅增加，但這些措施的效果與設想有很大差距，中國巨型企業越來越多，但企業的效率與競爭力并沒有增強，這些壟斷企業的存在減少了國民福利，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為了保住自己的壟斷地位，往往會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二、突破產業結構升級難的對策
1．思維轉變
思維轉變是解決產業結構升級問題的關鍵，實現了這個轉變，其它方面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必須認識到產業結構升級是一個系統工程，切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產業結構升級更是一個經濟“生態”工程，切不可“橫加干預，破壞‘進化’規律”;產業結構升級還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長期過程，切不可“急功近利，追求速成”。首先，政府要有系統思維，找準升級的動力源，從根本上為升級注入持久動力，對待產業升級切不可為了升級而升級，為了發展服務經濟而發展服務經濟。在很大程度上，產業結構是由需求結構決定的，而需求結構是由分配結構決定的，產業結構升級的源頭在分配機制改革，在需求結構改善。其次，各級政府應放棄“跨越式”發展的思維，堅持包容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翱缭绞健卑l展是“暴發戶式”投機心理的產物，這種思維必定讓微觀經濟主體把注意力都放在爭取資源而不是創造資源和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上。政府應花大力氣做好產業發展的基礎，不應追求產業升級速成，不能“拔苗助長”或“快速育肥”，應堅決拋棄那些近喜遠憂的所謂對策。第三，政府應尊重經濟規律，維護經濟“生態”。產業升級的主體在企業，政府應通過構建公平高效的市場體系來為企業轉型升級提供動力，讓企業的成功戰略轉型來推動產業結構的升級瑐瑠。政府不應過多、過細干預經濟某一方面的運行，更不能直接“扶持”有關企業，“扶持”并不能帶來競爭力的提升，相反是全社會效率的損失，這些措施在快速解決一個問題時往往會帶來一個更大更難解決的問題。最近，有學者建議“下大力氣拓展國外市場，像發展制造業那樣發展服務業”，這其實就是“跨越式”發展思維的體現，在這種論調的支持下必然會帶來對服務業的盲目投入，中國服務業不可能在短期內像制造業那樣參與國際分工，服務業的發展主要應依賴國內市場。一個產業要成為強大的產業其主要市場必須在國內，它可以為本土企業提供持續投資和創新的拉力瑐瑡。但培育國內市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時間來實實在在地“調理”好經濟的“機體”，包括要做強制造業以拉動對生產業的需求等，使之形成具有自我發展、自我消化、自我激勵的可持續發展機能，這些需要時間和耐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對服務業的發展最不需要的是“豪言壯語”，最害怕的是“雄心壯志”。
2．方向修正
以提高第三產業比重為重點的產業升級是可持續增長的原因，更是一、二產業升級的結果。產業結構升級不應追求三產占比的快速增長，應做好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要大力做好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的轉型升級，做強、做優一、二產業，必然會帶動第三產業。統計表明，2009年中國高技術產業進出口貿易仍以進料加工貿易為主，占比為72．4%，而且外資企業仍是中國高技術產業的主體，外商獨資企業占高技術產品出口與進口的比重分別為67．5%和60．2%。這說明中國的第二產業的基礎還很薄弱，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的道路還很漫長，第二產業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制造業向價值鏈中高端延伸的任務還很艱巨，這也是未來中國競爭力的重要基礎，做強做優制造業應是未來一段時期內產業升級的重要方向。發展先進制造業是做強做優制造業的重要途徑，但也要遵循客觀規律，不可以一哄而上，更要處理好發展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與發展改造傳統產業的關系，決不可以放棄傳統產業，相反還要加強傳統產業。傳統產業并不一定就是“夕陽產業”，更不一定就是低附加值產業，傳統產業同樣可以成為具有良好發展前景、較強競爭力和較高附加值的產業;產業升級并不只是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這些產業的確是長期發展的目標，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具備堅實的發展基礎。對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不現實。傳統產業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吸納就業的重要產業，即使在發達國家也存在大量傳統產業。傳統產業也不一定就是低競爭力的產業，以意大利為例，該國發展了大量以中小企業為主的傳統產業集群，這些產業的產品在國際上具有相當的競爭力，是該國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許多世界知名品牌所從事的也是傳統產業，其在競爭力、附加值方面取得的成績一點也不亞于高新技術企業。因此，中國必須要鞏固好自己已有的優勢，做好而不是放棄傳統優勢產業才談得上發展新的優勢。放棄傳統產業，片面追求新興產業的做法是本末倒置。金碚(2011)指出中國工業轉型升級的意義決不在于“放棄”，而在于“強化”工業瑐瑢。但強化工業并不意味著要繼續擴大產能，中國的主要工業品的產能都已過剩，許多企業靠為外資品牌“代工”維持開工率，因此工業需要向價值鏈的中高端轉移，需要通過創新提高競爭力，需要塑造自己的品牌。唯有工業的競爭力增強，效率提高，附加值增加，才可以不斷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從而持續增加對消費業的需求。同時，工業的高度發展，分工深化，也必然持續增加對生產業的需求。服務業的發展對制造業有較強的依賴，尤其是生產業。況且，生產業與制造業的界限已越來越模糊，產業或產品內的分工，使得原本是制造業的企業逐步成為生產業的企業，對有的企業已經越來越難劃分它屬于制造業還是生產業。因此，中國仍應進一步發展制造業，做強制造業，通過制造業內部分工促進生產業的發展。在區域上應有分工，不應采取同一種發展戰略。對西部地區，可主動承接沿海地區的制造業產業轉移，逐步成為“世界加工廠”，不應盲目追求制造業的先進性;沿海地區，應實現從“世界加工廠”向“世界花園工廠”(先進制造業)轉變;中部地區可采取加工與先進制造并舉的模式。尤其是沿海地區，應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徹底改變代工制造的發展模式。江靜、劉志彪(2010)的研究表明，代工制造業發展不僅沒有形成對生產業的有效需求，反而在要素獲取方面與服務業形成競爭，進而制約了生產業的發展瑐瑣。因此，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高端服務業的發展，需要以先進制造業的發展為支撐。
3．體制創新
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動力來自于體制，微觀主體的行為某種程度上都是體制決定的。地方政府看似沖動的投資行為實際上是現行體制下的理性選擇，企業創新意愿不強同樣也是現行體制下的合理行為。因此，不應過多批評地方政府與企業的行為，要從根本上解決產業升級動力問題，應進行體制改革，應從高層加強制度的頂層設計。清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制度的源動力不是來自基層，也不是來自地方，而是來自于中央清除各種阻力障礙的決心和令行禁止的執行力瑐瑤。現有經濟體制造成了分配的不公平，發展的不平衡，也孕育了大量的利益集團，這些既得利益者成為了改革的重要阻力。因此，單純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已很難取得成功，它需要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撐，需要最高層的政治氣魄和決心。在決心之外還要講究科學，決心不代表草率，更不是要追求“立竿見影”，改革是要建立起有利于經濟健康穩定發展的經濟生態，這是一個系統工程，要立足于長遠，有計劃、分步驟地建立起能廣泛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體制機制。必須深刻認識到，產業升級的主體在于企業而不是政府，而企業進行轉型升級的動力在哪里呢?企業推動升級的最大動力也幾乎是唯一動力就是產業升級后能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政府應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開放而不是選擇性地支持升級。如果企業能從升級中得到好處，它自然會選擇升級;如果企業不升級，在避免升級可能會帶來的風險的同時也能較好生存，它自然不會選擇升級。故政府應切實轉變職能，這樣有利于減少開支，從而降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利于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政府為什么要那么多的錢?究其原因，政府做了一些不該由政府做的事，如果能將這些錢留給企業，一定會提高這些資金的使用效率，沒有誰比企業更了解市場的規律，更了解應該做什么事。現在對產業結構升級問題政府的聲音最大，其實沒有誰比企業自己更關心自己的升級問題，政府的過多干預實際上降低了企業競爭力，甚至局部導致了不公平競爭，政府擁有過多的資源反而讓很多企業把精力用在公關政府、爭取資源上，而不是創新活動本身上。
4．路徑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