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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居民收入范文1
關鍵詞：主成分分析；居民收入途徑；spss軟件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15-000-01
改革開放以來，吉林市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極大提升。在居民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居民就業壓力增大，收入途徑減少?，F根據所得到的資料對吉林市城鎮居民收入途徑進行定量分析。
把吉林市各行業十一五期間居民收入途徑13個指標作為樣本進行分析，X1=農林牧漁；X2=采礦業；X3=制造業；X4=供應業；X5=建筑業；X6=郵政業；X7=軟件業；X8=批發零售業；X9=住宿餐飲業；X10=金融業；X11=租賃和商務服務業；X12=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X13=娛樂業。
一、變量間相關性分析
由KMO檢驗法，KMO值（小于1）越大表示數據越適合做主成分分析，KMO值低于0.5時表示數據不太適合做因子分析。將原始數據輸入SPSS軟件，得到KMO檢驗值為0.815，因此適合做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分析
三、因子載荷矩陣
四、主成分系數
五、主成分得分
六、結論
由調查結果知：吉林市城鎮居民收入正在提升，呈正相關現象。但是在許多方面仍有不足，所以市政府應多創造就業機會，盡可能實現充分就業，促進勞動力在全社會流動，避免勞動力閑置，鼓勵人民自主創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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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呂 正（1994-），男，漢族，吉林通化縣人，學生，所在學校：吉林農業科技學院，研究方向：概論與數理統計。
城鎮居民收入范文2
關鍵詞：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分配改革
中圖分類號：F2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3）05025603
1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巨大發展，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343.4元提高到2009年的17174.7元，增長了49%，年均增長率達16.3%。但中國國民的收入增長速度總是低于經濟增長速度。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為9.3%，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是7.5%，兩者相差不到2%。但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是10.1%，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只有5.2%，兩者相差近5%，由此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速度的狀況在加大。而且，剔除期間價格因素，居民實際人均收入增長只有3%左右，總而言之，居民收入跟不上經濟增長，或者說，經濟增長沒有讓大多數中國人分享其應有的成果，這不符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政策目標。
“十二五”規劃強調要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全體人民共享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緩慢，這不僅影響居民購買力的提高，制約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而且還會相對減少國內總需求，影響國民經濟的長期健康運行。在后危機時代，擴大內需已成為確保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而加快居民收入增長，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則是我國今后社會總需求增長快慢的主要決定因素。另外，居民收入增長，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問題，還關系社會穩定。鑒于居民收入增長問題，特別是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關系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整個社會的和諧以及社會發展的規劃等諸多重大問題，分析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原因，提出有效促進居民收入增長的政策建議，就顯得十分重要。
2居民收入增長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2.1居民收入結構分析
城鎮居民收入來源主要分為四大類：一是工資性收入，即居民受雇于單位或個人，靠出賣勞動而獲得的收入，二是轉移性收入，是指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居民家庭的各種轉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間的收入轉移。包括政府對個人收入轉移的離退休金、失業救濟金、賠償等；單位對個人收入轉移的辭退金、保險索賠、住房公積金、家庭間的贈送和贍養等。三是經營性收入，指納稅人通過經常性的生產經營活動而取得的收益，即企業在銷售貨物、提供勞務以及讓渡資產使用權等日?；顒又兴a生的收入，通常表現為現金流入、其他資產的增加或負債的減少（這里主要是城鎮自主創業，以自己生產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居民）。四是財產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就是指通過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參與社會生產和生活活動所產生的收入，是指家庭擁有的動產（如銀行存款、有價證券）和不動產（如房屋、車輛、收藏品等）所獲得的收入。包括出讓財產使用權所獲得的利息、租金、專利收入；財產營運所獲得的紅利收入、財產增值收益等。
2.2建立模型
為了分析各個因素對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長的貢獻，可建立如下生產函數：
城鎮居民收入范文3
一、指導思想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按照國家及省關于社會救助體系建設的要求和部署，緊密結合實際，積極探索建立城市居民收入信息核對的管理體制、運行機制、政策措施，創新居民收入信息核對工作的方式方法，實現不同部門間城市居民家庭相關信息共享，為促進社會救助制度的公平、公正實施提供有力保障。
二、工作目標
依托城鄉社會救助體系平臺，通過數據交換建立跨部門信息比對工作機制，實現與民政、公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城鄉建設、工商、稅務、住房公積金管理、金融等部門和機構數據的動態比對，依法對居民個人或家庭的經濟狀況、人口情況開展比對、核實、評估。準確核算和掌握申請人家庭收入和財產狀況，解決家庭收入核算難、救助對象認定難問題，有效遏制在救助對象認定過程中的不正之風，實現最低生活保障、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住房保障等社會救助制度的公開、公平、公正。
三、核對對象
（一）已享受城市低保和城市低收入待遇人員；
（二）申請享受城市低保和城市低收入待遇人員；
（三）申請享受城市醫療救助人員；
（四）申請享受城市臨時救助人員；
（五）已享受城市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人員；
（六）申請享受城市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公共租賃住房人員；
（七）其他需要核對的對象。
四、核對內容
凡申請享受城市低保和低收入、城市醫療救助、教育救助、保障性住房等社會救助項目的居民，社會救助部門應對其家庭收入和家庭財產及家庭實際人口情況進行核對。
居民家庭收入包括：扣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及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障性支出后的工資性收入、經營性凈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
（一）工資性收入可以通過調查就業和勞動報酬、各種福利收入，以及社會保險費、住房公積金、個人所得稅的繳納情況得出;
（二）經營性凈收入可以通過調查工商登記、企業或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情況以及所得稅的繳納情況等得出;
（三）財產性收入可以通過調查利息、股息與紅利、保險收益、出租房屋收入以及知識產權的收益情況等得出;
（四）轉移性收入可以通過調查養老金、失業保險金、社會救濟金、住房公積金的領取情況以及獲得贈予、補償和賠償情況等得出。
家庭財產包括：存款、房產、車輛、有價證券等。
（一）實物財產可以通過調查房產、車輛、收藏品、古董、藝術品等有較大價值的實物情況獲得；
（二）貨幣財產可以通過調查存款、有價證券持有情況以及債權、債務情況獲得。
家庭人口情況包括：戶籍人口情況，分（立）戶或遷入（出）時間，直系親屬（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狀況，家庭成員死亡和戶口注銷時間等情況。
五、核對方式
（一）系統核對。開展城市居民收入信息核對工作，主要通過建立相關部門間居民收入信息核對系統進行操作和運作。
（二）人工核對。在居民收入信息核對系統建成之前，各地、各有關部門可通過人工方式定期進行數據傳遞，采取部門間加密U盤、電子郵件傳遞等方式進行信息核對，具體核對方式、核對周期、運行程序等由各地、各有關部門協商確定。核對系統建成后，此方式仍要作為有效補充方式。
（三）實地核對。各地在加快推進社會救助網絡信息系統建設，不斷完善和豐富信息核對內容的基礎上，仍然要對申請救助人員實行入戶調查、鄰里訪問等必要的核查措施，確保各項救助待遇審批及時、準確，救助標準合理公正。
六、職責分工
城市居民收入信息核對工作主要涉及民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稅務部門、城鄉建設、公安、住房公積金管理、交通（車管）、工商行政管理、殯葬管理、統計和物價等部門，主要職責包括：
（一）民政部門。牽頭開展城市居民收入信息核對工作。負責綜合協調、機制建設和規范化管理工作；居民收入信息核對系統的開發建設，做好系統安裝、調試、升級和數據中心機房、網絡專線建設；組織協調相關部門進行信息核對，向相關部門提供申請信息核對人員的姓名、身份證號碼及核對內容等相關信息。
（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主要提供救助待遇申請人是否有公益性崗位和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相關信息以及地方平均工資、最低工資標準、一次性買斷工齡收入標準等相關信息。
（三）稅務部門。負責配合提供有關救助待遇申請人個人的納稅信息。
（四）城鄉建設部門。負責提供救助待遇申請人房產登記信息以及房屋變更登記。
（五）公安部門。負責提供救助待遇申請人戶籍人口分（立）戶或遷入時間，直系親屬（贍養、撫養、扶養義務人）狀況和購置私家車輛等相關信息。
（六）住房公積金管理部門。負責提供救助待遇申請人繳納住房公積金相關信息。
（七）交通（車管）部門。負責提供救助待遇申請人辦理營運手續及從業情況等相關信息。
（八）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負責根據民政部門提供的救助待遇申請人名單，提供工商登記等相關信息。
（九）殯葬管理部門。負責每月向民政部門提供當地死亡火化人員信息。
（十）統計部門。負責提供城鄉居民基本生活相關統計信息。
（十一）物價監管部門。負責提供一個時期內居民生活必需品價格變動信息。
（十二）金融證券部門。負責向民政部門提供救助待遇申請人存款、有價證券信息。
（十三）其他有關部門。負責向民政部門提供救助待遇申請人在職、退休人員收入狀況。
七、有關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各部門要切實加強對城市低保和城市低收入居民收入核對工作的組織領導，將此項工作作為解決民生問題的具體措施擺上重要位置，各地要及時成立由政府分管領導任組長、相關部門分管負責人為成員的居民收入信息核對機制建設領導小組，形成政府主管、民政牽頭、相關部門密切配合的良好工作格局，確保此項工作有序、高效、安全進行。
（二）密切配合，落實責任。財政、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公安、工商、稅務、房產、交通等有關部門要在各自職責范圍內，積極協助民政部門做好城市居民收入信息核對工作。要明確各自的職責、義務關系，確保信息傳遞順暢；明確專人負責信息查詢和提供工作；明確查詢與提供信息反饋的時限。
城鎮居民收入范文4
【關鍵詞】城鎮居民 收入分配差距 消費傾向 消費需求
面對著國際國內復雜的經濟形勢，我國2011年“十二五”規劃和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切實增加居民收入和提高居民消費率。特別是政府工作報告里提出了“雙同步”的政策，要使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速度同步，使工資的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同步?！半p同步”的戰略在我國分配制度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家一貫的政策就是強調居民收入的增長不能高于經濟增長速度；工資的增長不能高于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所以每年工資的增長速度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低兩、三個百分點，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經濟增長速度低兩、三個百分點。30年累計下來，使我國的居民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例由最高的時候，1985年的57%下降到43%，使居民消費率由最高的1985年的53%下降到現在的35%。所以，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走內生性的增長道路才能夠提供保障，要增加就業，通過增加就業來增加居民收入。而經濟發展方式為何要轉變？究其原因，在于現存的經濟發展方式的增長動力不足。拉動經濟增長主要有三個要素：消費，投資，出口。其中，消費是主體，是帶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
盡管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間經歷了較快增長，但我國居民消費增長速度與GDP同期增速相比仍然滯后，也就是居民消費率(即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呈不斷下降的趨勢。消費率高低并不反映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而是只反映消費對經濟的拉動力，反映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狀況。1978年居民消費率為48.79%，八十年代基本都在50%左右波動，但九十年代以后，逐年下降，2010年降至33.80%，2011年也為35%左右。中國居民消費率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同樣低于發展中國家。
表1-1 2000～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居民消費支出情況 單位：億元
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是保持經濟持續平穩發展的唯一途徑。然而，近些年來，中國居民消費意愿不足，消費需求不旺盛，已成為一個既定的事實。從表1-1可以看出，2000年至 2010年期間，中國居民的消費率呈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39%下降到2010年的33%。
中國消費率之所以如此之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經濟增長所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少數人（包括政府）占有，而大部分人的收入很低，收入差距很大。特別是2007年以來，在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波及全球的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全球的消費陡然下降，部分發達國家再工業化，重新回歸實體經濟，嚴重依賴出口的我國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以外需代替內需的經濟增長方式受到了巨大沖擊。因此，內需不足已經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而由收入分配制度所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則是影響我國消費需求的根本因素。
鑒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通過研究驗證收入分配差距與消費需求的因果關系，并探尋出使二者和諧發展的途徑，努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從而降低其對消費需求的不利影響，對于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擴大內需戰略的實施，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消費不振與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聯系，所以調解收入差距，對擴大消費需求有一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西方消費理論分析
（一）絕對收入消費理論
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是假定消費是人們收入水平的函數,它的基本含義是消費是自發消費和引致消費的和，消費者的消費主要取決于即期收入。從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可以看出一個家戶收入越高，消費在收入中所占比例就越小，而儲蓄所占比例就越大。這也意味著如果采取“劫富濟貧”式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整個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就會提高；但如果相反，極端的收入分配不均就會使社會整體的平均消費傾向降低，產生消費需求不足。如果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極大，那么會使社會整體的平均消費傾向降低，從而消費需求不足。
目前，在我國關于收入差距和消費影響的討論中，絕對收入假說有其重大現實意義。依據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隨著收入增加，消費也相應增加，但消費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遞減，即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而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如果兩者差距很大，那么總的平均消費傾向就會降低，出現消費不足的情況。
（二）相對收入消費理論
相對收入假設是由J.S.杜森貝里于1949年提出的與絕對收入假設對立的一種理論。他認為消費者會受自己過去的消費習慣以及周圍消費水準的影響來決定消費，從而消費是相對決定的。
根據相對收入假說，我們可以得出人們的消費不是由絕對收入決定的，而是由示范效應和棘輪效應所決定的收入決定的。由此，可以得出收入分配會對消費產生影響。根據示范效應，收入分配平等化措施會縮小收入差距，減少趕上別人的壓力，進而減少消費。根據棘輪效應，收入增加將導致消費增加，收入減少卻難以導致消費減少，所以居民收入差距的縮小會增加消費。隨著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消費的示范效應越來越強，相對收入假說對居民消費儲蓄行為的解釋力也越來越強。
（三）生命周期消費理論
莫迪利安尼認為，每個家庭都是根據一生的全部預期收入來安排自己的消費支出的，即每個家庭在每一時點上的消費和儲蓄決策都反映了該家庭希望在其生命周期各個階段達到消費的理想分布，以實現一生消費效應最大化的企圖。
依據生命周期假說，個人是在長期中計劃其消費儲蓄行為的，為的是在他們一生中以最好的可能方式配置其消費，絕大多數人選擇穩定的生活方式，他們在每一時期大致消費同樣的水平，而且，收入極其易變的個人暫時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低，而收入非常穩定的個人暫時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相對較高。因此，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會使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降低。
二、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現狀及成因分析
（一）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現狀
1.不同收入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居民高收入戶收入增長較快，而低收入戶收入增長緩慢，造成不同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在擴大。在這幾年時間里，最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長6860.64元，而最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了24988.73元，貧富差距拉大。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的綜合素質的高低與收入成正比關系。教育程度越高、能力越強，收入越高，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2.不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我國東部地區與中西部以及東北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距。拿東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做比較來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由2005年的4644.92元擴大到2009年的6628.87元。但因發展基礎、自然稟賦等差距導致的經濟發達程度的差異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會普遍存在，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更是如此。不同地區之間在地理位置、自然條件、經濟基礎以及各種資源占有方面的差異都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收入水平的差距。
（二）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不合理因素分析
造成收入差距擴大或說引起社會大眾不滿的更多是不合理因素所致：一是壟斷等不公平競爭導致的收入差距擴大。一些部門或行業甚至一些個體社會成員，或通過各種市場進入限制，進行壟斷經營；或控制、操縱市場價格以獲得超額利潤；或利用信息不對稱進行不公平交易甚至實施投機，并突出地表現為這些行業或部門從業人員與其他群體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擴大。二是腐敗和違法現象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目前，社會反映最為強烈、影響最為突出的是利用職權牟取不義之財的腐敗行為。另外，偷稅漏稅、走私販私、制售假冒偽劣產品、進行非法交易等的現象存在，成為各種黑色收入的主要來源。由于種種非法收入造就了一批高收入階層，從而加大了社會的兩極分化。三是政策因素導致地區間的收入差距。盡管地區之間的差距與自然稟賦及過去的經濟基礎有關。同時，也與改革開放的推進順序、發展過程中的差別政策有關。無論是沿海地區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還是基礎設施、重點項目等領域的投資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平衡，進而造成地區間收入差距的擴大。四是稅收對收入差距的調節力度不足。據分析，目前征收的個人所得稅中，80％左右來源于職工工資收入。這表明，稅收沒有調節到應該調節的重點，即各種工資外收入和各種高收入者。五是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后，對低收入階層的保護不力。盡管我國的社會保障部門為推行新的社會保障體系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當前我國社會保障模式及其運行狀況還遠遠不能適應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需要。
三、收入差距對消費需求的影響
中國在制度變遷和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而傳統研究消費傾向變化都是假定收入差距是基本保持不變的，因此應該把收入分配差距變化應該納入到消費傾向變化研究中。
（一）收入差距過大導致居民的整體消費傾向下降
從上述居民收入變化可以看出，城市居民家庭由于收入差距的拉開，形成了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對高收入階層來說，其收入水平遠遠超過其可消費的最大水平，大部分收入都無從消費。因此，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遞減的。對低收入階層來說，其收入的大部分用來滿足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購買，小部分用來購買家庭耐用消費品。低收入階層的耐用消費品遠未普及，如果他們的收入增加，則收入增量的大部分會用于增加消費品的購買。因此，低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要比高收入階層高。在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情況下，高收入階層的購買愿望不足，而低收入階層的潛在消費需求因收入下降難以轉化為現實需求，收入差距擴大和兩極分化引起全社會邊際消費傾向的降低和有效需求的不足。
表3-1 城鎮居民分層平均消費傾向
居民分層平均消費傾向：各收入層的消費支出與收入之比。由于收入發生了變化，居民消費支出行為也隨著發生變化，導致各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呈現出明顯差異，從上表可以看出，2000～2009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從低收入階層、中等收入階層到高收入階層逐漸遞減，說明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低，低收入階層的消費傾向高，符合凱恩斯提出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高收入階層的低消費傾向直接拉低了社會平均消費傾向，從而會影響著總的消費支出的加總結果。
（二）收入差距過大造成供給不足制約了消費需求
消費行為的實現不僅要有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而且還要有相應的供給保障，有效需求才能轉變為現實的需求。由于收入水平懸殊，生產者就面臨著究竟是向全體居民供應，還是只向高收入者或是低收入者供應的選擇。現實中生產者選擇的大多數結果是僅向高收入者供應商品。如此以來，低收入者的有效需求就面臨著供給約束，有效需求無法得到實現。這正是我國目前一方面現實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企業庫存現象的原因。那么企業為什么不向低收入者供應商品呢?原因是企業向低收入者供應商品將得不償失。
（三）收入差距過大改變消費預期制約了消費需求
生命周期理論認為一個人的消費不僅取決于當期的收入，而且還要考慮到整個生命周期。由此，預期就成為影響個體各期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收入差距過大的存在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一個人的消費預期，從而影響現實的消費。對低收入者而言，首先，收入差距過大影響對未來收入的預期，由于當期的收入有限，考慮到在一定的時間內又無法改變影響收入的條件，自然就會預期未來收入增長有限，為了維持生活水平，就不會擴大當期的消費，更不會用消費信貸等手段來擴大自己的消費。其次，收入差距過大的存在使低收入者對未來的消費支出的預期增加。就我國目前而言，由于一部分高收入階層的示范作用，導致房價上漲，平均教育支出增加。低收入者如果在未來要消費這商品，就必須增加支出，但收入又有限，唯一的辦法就是壓低消費，增加儲蓄，以備未來之需。再次，收入差距影過大影響消費者的消費環境，從而影響預期，降低消費水平。收入差距的懸殊，使不同的消費者進入不同的社會消費環境。如城市的低收入居民就只可能居住在條件有限的城區，如棚戶區、城中村等，而高收入者則可以居住在條件較好的生活區。這就形成了一些非正式的社會關系，而這些關系，即社會消費環境將會影響居民個人的消費預期，從而影響消費水平。對高收入階層而言，首先，其基本的需求已經得到了滿足，收入的增加并不會帶來大量的消費支出，即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所預言的收入水平越高，平均消費傾向越低。其次，高收入者為了在未來仍保持這樣一種有利的地位也可能并不增加當期的消費，而是進行積累，提高在未來獲取更高收入的能力。再次，由于我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仍不高，高檔消費品供給能力也有限，這也導致一部分高消費需求無法實現。
（四）收入差距過大影響擴張消費政策的實施
面對消費需求的不足，政府可以利用一定的政策措施來擴大消費，但是收入差距過大的存在給擴張消費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首先，對政策制定者而言。收入差距過大使政府不可能制定一個普遍適用的政策來擴大消費。由于各個人有不同的收入水平，就會有不同的消費行為，要想擴大全社會的消費水平，政府就必須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制定不同的政策。這會增加政策制定的難度。其次，對政策的實施對象而言。不同的收入群體對相同的政策可能做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反映，從而相互抵消政策效應。如國家制定的高利息所得稅，高收入者由于基本消費需要已經滿足，如果更高的消費需求由于供應條件無法滿足，而又沒有其他的可以投資的場所時，也只得將財產放在銀行里。而低收入者反正自己的存款有限，有的根本就沒有存款，無論多高的稅都影響不了他的現實生活水平。這使得即使我國有20%的利息所得稅，但銀行存款卻仍然每年遞增。
（五）在示范效應的作用下收入差距過大制約了消費需求
當我們將分析由個體分析擴展到宏觀分析時，就必須考慮連帶外部效應的影響。杜森貝利認為個體的消費水平不僅受自身當期的收入影響，同時還受到過去消費習慣和周圍其他人的消費水平的影響。連帶外部正效應的一個例子就是示范效應，即個人對一種商品的消費量取決于現在已經有多少人消費了這種商品。其他人消費的越多，這個人也就消費的越多。但是當存在收入差距時，即使一部分消費者有攀比的欲望，但由于沒有攀比的能力，則不僅會直接導致其自身的消費量下降，還會影響到其他人的消費量，因為另一部分消費者由于社會上還沒有出現足夠多的消費者，他也會持幣觀望，暫不消費。如此以來，就會導致消費需求以更大的比例下降。
四、縮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費傾向的對策
當前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在經濟學上體現的是效率與公平的問題，也是由我國市場經濟改革以及制度政策變遷等因素造成的。因此，為提高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運用宏觀政策切實提高居民收入
應用政策引導，發揮行政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增長的示范作用，帶動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充分調動廣大干部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一是用足用活中央工資分配政策，積極落實國家增資政策。二是按照“小步快走”和“誰出政策誰拿錢”的方針，有計劃地適時出臺一些地方性的補貼政策。三是對企業職工工資的增加按照有關政策進行督察，并及時調整地方性最低工資標準。四是適時適當提高離退休人員工資，以此形成城鎮居民穩定增收的機制。
（二）通過促進就業提高居民收入
就業問題是增加城鎮居民收入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國工業發展相對滯后，城鎮就業壓力與農村勞動力剩余同時存在，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業與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問題相互交織，大量的勞動力問題急需解決，就業問題已成為增加居民收入的首要問題，必須通過經濟的快速發展來帶動擴大就業。要在發展高科技產業的同時，進一步發展且有比較優勢和市場需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扶持中小企業、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大力開展社區服務，努力增加更多的就業崗位。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 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應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強化對產生收入差異的不合理因素的有效調控，通過稅賦調節和財政轉移支付手段協調城鄉、地區、行業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分配關系，實現收入在不同收入階層共同增長，帶動全社會整體富裕程度上升，在優先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礎上，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四）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
完善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要堅持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模式，要進一步擴大企業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將各種所有制企業職工都逐步步入基本養老保險范圍，適當提高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層次，逐步做實個人賬戶；建立健全事業保險制度：進一步擴大失業保險的范圍，逐步將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與失業保險并軌；全面落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實行這一制度，要將符合條件的城市困難居民全部納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圍，并確定適當的保障標準；實行城市醫療保險制度，還必須配套進行醫療衛生和醫藥管理體制的改革，逐步將基本醫療保險覆蓋至城鎮大多數從業人員。
五、結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國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擴大對消費需求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僅使居民的消費率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而且降低了城鎮居民的平均消費傾向。依據凱恩斯的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高收入者的消費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消費的比率大大低于收入增加的比率，所以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他們的高收入無法轉化為消費；低收入者的消費也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增加緩慢且不多，所以低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他們有欲望但無能力消費。在我國，高收入人群還是占了很小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龐大，因此整個社會的平均消費傾向降低。提高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縮小收入差距是擴大國內需求的一個重要措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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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居民收入范文5
關鍵詞:城鎮居民個人消費;阿爾蒙估計法
本文以凱恩斯的消費理論為前提,研究安徽省城鎮居民消費與收入之間的關系。
一、模型的設定
根據城鎮居民個人的靜態消費函數理論模型經驗事實,消費與收入之間有著很強的相關關系。由凱恩斯的消費函數理論,消費與收入的相關關系可以表示為:y=f(x)?？紤]到我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文以1995-2007年間的統計數字為樣本值。由表1可知從1995-2007年安徽省城鎮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消費性支出水平都有了明顯的提高。又由圖1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消費傾向是遞減的,但遞減的幅度不是很大,從1995-2007年安徽省城鎮居民人均消費傾向下降了9.3%。其中1996年、1999年、2004年的人均消費傾向在下一年都有所上升。這與1998年的金融危機和2003年的非典都有著緊密的關系。預防性儲蓄假說認為:消費者之所以儲蓄,不僅僅是為了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平滑消費以最大化效用現值,同時也是為了防范和減弱不確定事件對個人生活的沖擊和影響。在1998年和2003年安徽省城鎮居民消費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和2003年非典的影響,經濟將不景氣,于是他們相應減少消費(即使他們的收入增加了)以平衡下年的收入水平,保持消費水平的相對穩定。
由于現實經濟的復雜性,凱恩斯消費函數顯得過于簡單,它只考慮當期收入對當期消費的影響,不能較全面解釋消費問題。個人消費決策不但取決于當期收入,而且跟以前的收入也密切相關,特別是前兩期的收入對當期消費有著重要的影響。
因此把消費函數理論模型表示為:yt=a+b0xt+b1xt-1+b2xt-2+ut,式中ut為隨機項,yt是第t期城鎮居民的個人消費性支出,xt是城鎮居民第t期個人可支配收入,xt-1、xt-2分別是城鎮居民上一期和再上一期的可支配收入。首先使用互相關分析命令CROSS,初步判斷滯后期長度k=2,可知個人消費決策不但取決于當期收入,而且跟以前的收入也密切相關(見圖2)。
取k=2(滯后期長度)、m=1(多項式次數)。假定系數bi可用一次多項式bi=a0+a1i近似表示,即b0=a0,b1=a0+a1,b2=a0+2a1;則模型可變為:
yt=a+a0z0t+a1z1t+ut,其中:z0t=xt+xt-1+xt-2;z1t=xt-1+2xt-2
yt=202.2086+0.502733z0t-0.248917z1t+ut
a a0 a1
則:b0=0.502733,b1=0.253816;b2=0.004899
根據阿爾蒙估計法,可求得跨時期消費函數的計量模型為:
yt=202.2086+0.502733xt+0.253816xt-1+0.004899xt-2
(1.057408) (15.58836) (13.16358) (-2.424780)
F=2787.921R2=0.998567 R2=0.998209 DW=1.714499
擬合優度檢驗。由上可知R2=0.998567,十分接近于1,表明模型對樣本數據的擬合優度高,也就是說在城鎮居民的消費性支出變動中,由該當期和前兩期可支配收入變動所引起變動的百分比是0.998567%。
顯著性檢驗。從斜率項的t檢驗值來看,都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自由度為n-2=11的臨界值t0.025(11)=2.2010?？芍Ｐ椭挟斊诤推淝皟善诘目芍涫杖肱c消費性支出之間的關系都非常顯著。自發性支出202.2086>0,即在當期沒有收入的情況下的最低支出。邊際消費傾向b0=0.502733,介于0和1之間,說明安徽省城鎮居民的當期可支配收入中的50.2733%用于當期消費,并且上一期收入的13.16358%也花費在當期支出上。由統計資料可知安徽省的消費率基本上都在50%之間波動,所以這個模型的經濟檢驗和統計檢驗都通過了,下面進行計量經濟檢驗。
計量經濟檢驗。一是自相關性檢驗。由于模型中含有滯后兩期的解釋變量,所以不能用DW檢驗,改用h統計量:h=(1-)=1.392,當a=0.05時,h= 1.3921.96=Z0.05;表明模型不存在一階自相關性。二是異方差性檢驗。White檢驗結果如圖4所示:
由以上結果可得到輔助回歸方程的nr2=2.566161,臨界概率值p=0.766500,p值較大,取a=0.05,能接受原假設,即排除了模型在異方差性。
二、對策探討
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安徽省城鎮居民未來的消費支出會隨收入的增加而呈現遞增的趨勢,但消費的年均增幅低于收入的年均增幅。居民為教育、醫療而儲蓄的動機強烈,常常通過節衣縮食、省吃儉用來變相增加收入,從而限制了當期消費,為了對付未來的不確定性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儲蓄。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大大抵消了投資擴張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目前消費需求不旺并不在于沒有消費潛力,而是我們還沒有充分挖掘潛在消費力。因而,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可采取以下的措施:
(一)穩定收入預期,建立居民收入穩定增長機制
努力擴大就業,就業是民生之本,有就業才有收入,才能走出貧困,才能拉動消費。特別是在當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要改善就業結構,建立市場主導就業、政府促進就業、個人自謀職業相結合的長效機制,大力發展社區服務業、餐飲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穩定居民收入預期。
(二)控制教育、醫療、住房等關系到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行業亂收費行為,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居民消費信心
城鎮消費品市場是一個容量巨大的市場,對拉動安徽省經濟增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城鎮居民對“住”與“行”的消費結構升級的愿望非常強烈,有著很強的自我積蓄和接受信用消費的能力。居民生活消費支出中具有較高層次的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和醫療保健支出與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的相關性十分強,很多實際可支配收入被用于這些高層次的消費。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如失業保障、醫療保險等,才能減輕城鎮居民有錢不敢消費的心理壓力,使城鎮居民形成正向的社會預期與樂觀的消費心理,從而降低過高的儲蓄率,刺激安徽省有效消費需求的迅速增長。
(三)優化供給與消費結構,實現供需平衡
根據安徽省的城鎮居民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水平,改善產品結構,并逐步豐富各類檔次的商品和服務,使得商品供給和服務能夠比較好的適應不同消費層次的需求。同時,還應努力拓展新的消費領域及其新的消費市場,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四)加大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提高中低收入者購買力
大力提高居民收入是促進居民加大消費的前提。中低收入者在安徽省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高收入者的需求已基本得到滿足,邊際消費傾向較低,而低收入者由于受收入的影響,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彈性系數大,收入的提高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更加明顯。因此,低收入階層有著巨大的潛在消費需求,但因收入增幅下降很難轉化為現實消費。近年來,物價水平的上升和居民收入增長緩慢己成為抑制當期消費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努力提高低收入職工的工資水平,同時,適當提高國有企業下崗人員基本生活費、失業救濟金標準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線水平能夠使中低收入階層受益。這樣可以推動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改善人們的收入預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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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居民收入范文6
【摘 要】本文使用江蘇省統計年鑒數據，利用excel分析工具，從不同角度描述了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現狀，分析了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產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縮小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城鎮居民基尼系數收入差距江蘇省
一、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現狀
1.組間差距
城鎮居民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的差距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而且差距比例（差距額\\最高組收入）也呈逐年擴大趨勢。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由1997年的1：3.97擴大到2006年的1：10.13,尤其是2002年達到了1：12.03。最低收入戶與最高收入戶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2006年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最低收入戶的10倍還有余。
2.行業差距
按國民經濟行業分，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拉大。2004年在崗職工年均工資額最高的行業為：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36754元）、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29653元）、金融業(29256元)；年均工資額最低的行業為：批發和零售業（14027元）、住宿和餐飲業（13596元）、農、林、牧、漁業（8059元）。到了2006年，與2004年相比，農、林、牧、漁業（9110元）只提高了51元，年均工資額還不足文化、體育和娛樂業（47291元）的1/5。
3.地區差距
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呈現明顯的地區梯度性，以蘇南為最高，蘇中次之，蘇北最低。2002年蘇南、蘇中、蘇北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9555、8112、7388元；而到2006年則分別增加為17391、13263、11799元。2006年江蘇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到低的地區排序為：蘇、錫、寧、常、鎮、通、揚、徐、泰、鹽、連、淮、宿。最低的地區人均城鎮居民收入8172元僅為最高地區人均收入18532元的一半還不到。
二、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影響因素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是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1)非國有經濟發展水平不同
首先，非國有部門內部分配機制是以效率為主，而且有很大的靈活性，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會高于國有部門。其次，即使非國有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不變，由于其就業人員比例的增加也會帶動城鎮內部總體收入差距擴大。然而，非國有部門中的私有、個體企業、外資企業職工在不同收入組中的分布發生了變化。江蘇省蘇南、蘇中、蘇北非國有部門企業數呈依次遞減趨勢。2006年，蘇南擁有非國有企業單位18546個，而蘇北卻只有6910個。
(2)財產積累不同
經濟增長帶動居民收入增長，長期下來居民財產會隨之增加。從江蘇省統計局的調查數據來看，城鎮居民的平均財產規模已相當可觀，2007年的城鎮居民戶均金融資產達到80萬元左右。金融資產對總收入不均等程度的貢獻率大大高于其在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除了金融資產之外，中國居民的另一項財產是自有房產，城鎮居民自有房產的折算租金的集中率明顯高于總收入的基尼系數，所以它具有擴大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應。江蘇省各城市金融資產不同且有較大差距，無錫市區的人均存款余額最高，為45095.25元，達到淮安市區（6468.835元）的7倍多。
(3)城鎮化率不同
城鎮化率即城鎮人口與總人口之比，是總體經濟發展的標志，隨著江蘇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這是改革和發展的必然階段。與2000年相比，2006年江蘇省城鎮化率總體上有所提高，但是蘇南地區的城鎮化率明顯高于蘇北地區，蘇中地區居中。
2.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影響
從長期來看，高等教育體制可能會造成更大的財產不平等。因為并非人人都具有同等競爭能力，并且高等教育選擇學生的標準一是有能力，二是有經濟實力接受教育。如果每個人都同樣容易地進入高等學府深造，天賦高，有能力的學生將獲得更高的收入，積累更多的財富，進入高收入階層。知識精英階層的崛起，將會使天賦、獲得收入能力與財產等級三者之間有必然聯系，最后財產所有權的不平等加劇了。
3.下崗失業因素的影響
失業對于江蘇省城鎮居民收入差距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江蘇省是高校云集的大省，高校畢業生人數越來越多，而就業崗位的增加相對于高校畢業人數的增加是有限的，這就導致大量的人員失業。失業率高說明社會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社會資源是稀缺的，這說明資源沒有得到有效配置，失業的人只能靠政府的救濟生活，無疑是拖了城鎮居民整體收入水平的后腿。
三、政策建議
1.努力降低貧困，提高城市低收入及弱勢群體的收入水平
當前，降低貧困，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低收入者要給予重點援助，可以考慮增加對低收入者的補貼，如增加對失業下崗人員的生活補貼，實行對低收入者的醫療補助等。另一方面，積極幫助低收入家庭增加就業，是消除貧困的最佳選擇。大多數低收入家庭的貧困是因為失業或就業不足引起的，而這往往又是因為其年齡偏大、文化素質低、勞動技能落后、不能適應市場競爭要求所致，為此，政府有關部門要加強對低收入家庭失業者的技能培訓，提高他們的自救能力。
2.積極創造就業機會，開發就業崗位
解決就業問題，必須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還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勞動密集的服務行業，鼓勵和扶持社區服務業、餐飲業、商貿業等創業成本低、就業容量大的行業加快發展。大力發展比較靈活的彈性就業和非正規就業形式，拓寬下崗、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渠道。
3.普及教育，加強培訓
學歷、技能在相當程度上與個人收入成正比，縮小勞動者收入差距，普遍提高社會成員的受教育程度和勞動者素質，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普及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使每個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權利和機會；完善成人教育、在職教育、在職訓練，使公民受教育的權力逐漸平等。對下崗職工要提供免費的再就業培訓，如職業指導、轉業訓練等，不但要提高他們的思想素質，轉變落后的擇業觀念，而且要提高文化知識與勞動技能，使他們在再就業中有更多的競爭能力。
4.對經濟相對不發達的蘇北、蘇中,給予更多的支持,鼓勵并幫助他們大膽地“引進來”或是“走出去”,加速資金融通和經濟交流
推進蘇北工業化、城市化和經濟國際化,增強內在發展動力,促進蘇北振興。繼續在經濟政策、資金投入和產業發展等方面加大對蘇北地區的支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各種形式增強蘇北、蘇中地區的經濟實力,加快經濟發展,以經濟發展帶動蘇北地區居民收入的增長,縮小與蘇南發達地區居民收入的差距。
5.打破行業壟斷，消除不正當競爭
目前，一些行業在市場中處于壟斷或寡頭的地位，如電力、煙草及通信等行業。省政府應根據反壟斷法，建立健全相關監督機制，所有壟斷性產品和服務的定價和調價事先必須經過嚴格的價格聽證。限制、打破壟斷行為，消除行業壁壘，降低現階段某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門檻，進一步引入競爭，打破壟斷，促進行業之間平均利潤的形成，不但縮小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還能更好地推動這些行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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