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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的詩范文1
原文：綠樹陰濃夏日長，樓臺倒影入池塘。水晶簾動微風起，滿架薔薇一院香。
白話文釋義：綠樹蔥郁濃陰夏日漫長，樓臺的倒影映入了池塘。水精簾在抖動微風拂起，滿架薔薇惹得一院芳香。
2、《客中初夏》宋代：司馬光
原文：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因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
白話文釋義：初夏四月，天氣清明和暖，下過一場雨天剛放晴，雨后的山色更加青翠怡人，正對門的南山變得更加明凈了。眼前沒有隨風飄揚的柳絮，只有葵花朝向著太陽開放。
3、《阮郎歸·初夏》宋代：蘇軾
原文：綠槐高柳咽新蟬。薰風初入弦。碧紗窗下水沈煙。棋聲驚晝眠。微雨過，小荷翻。榴花開欲然。
白話文釋義：窗外綠槐陰陰，高高的柳樹隨風輕動，蟬鳴聲戛然而止，和風將初夏的清涼吹入屋內。綠色的紗窗下，沉水香的淡淡芬芳隨風飄散；愜意的晝眠，忽而被落棋之聲驚醒。微雨后小荷隨清風翻轉。石榴花襯著濕潤的綠葉，愈見得紅麗如燃。
4、《幽居初夏》宋代：陸游
原文：湖山勝處放翁家，槐柳陰中野徑斜。水滿有時觀下鷺，草深無處不鳴蛙?；X龍已過頭番筍，木筆猶開第一花。嘆息老來交舊盡，睡來誰共午甌茶。
立夏的詩范文2
原yuán來lái，是shì頑wán皮pí的de毛máo毛máo蟲chónɡ睡shuì覺jiào的de時shí候hou不bù老lǎo實shi，從cónɡ玉yù米mǐ大dà嬸shěn碧bì綠lǜ的de葉yè子zi上shɑnɡ掉diào下xià來lái了le。毛máo毛máo蟲chónɡ可kě是shì花huā了le好hǎo半bàn天tiān工ɡōnɡ夫fu才cái爬pá到dào玉yù米mǐ葉yè上shɑnɡ的de哦o。這zhè會huìr兒，要yào是shì爬pá回huí去qu，恐kǒnɡ怕pà到dào天tiān亮liànɡ才cái能nénɡ爬pá得de到dào啊ɑ。這zhè可kě怎zěn么me辦bàn啊ɑ？難nán道dào要yào在zài冰bīnɡ冷lěnɡ的de地dì面miàn上shɑnɡ睡shuì覺jiào？毛máo毛máo蟲chónɡ急jí得de傷shānɡ心xīn地de哭kū了le起qǐ來lɑi。
毛máo毛máo蟲chónɡ的de哭kū聲shēnɡ驚jīnɡ醒xǐnɡ了le小xiǎo蝸wō牛niú和hé小xiǎo瓢piáo蟲chónɡ。小xiǎo蝸wō牛niú說shuō：“怎zěn么me辦bàn呢ne？我wǒ的de殼ké太tài小xiǎo了le，你nǐ擠jǐ不bú進jìn來lái啊ɑ！”小xiǎo瓢piáo蟲chónɡ說shuō：“怎zěn么me辦bàn呢ne？我wǒ的de翅chì膀bǎnɡ也yě太tài小xiǎo了le，載zài不bú動dònɡ你nǐ啊ɑ！”
這zhè時shí，向xiànɡ日rì葵kuí伯bó伯bo聽tīnɡ到dào了le他tā們men的de對duì話huà，他tā說shuō：“來lái，毛máo毛máo蟲chónɡ，爬pá到dào我wǒ的de花huā盤pán里li來lái吧bɑ！”說shuō著zhe，向xiànɡ日rì葵kuí伯bó伯bo就jiù彎wān下xià了le他tā的de腰yāo，把bǎ大dà大dà的de花huā盤pán湊còu向xiànɡ地dì面miàn。小xiǎo蝸wō牛niú趕ɡǎn緊jǐn扶fú著zhe毛máo毛máo蟲chónɡ爬pá了le上shànɡ去qu。向xiànɡ日rì葵kuí伯bó伯bo挺tǐnɡ直zhí了le腰yāo板bǎn，玉yù米mǐ大dà嬸shěn就jiù笑xiào盈yínɡ盈yínɡ地de伸shēn出chū大dà葉yè子zi，把bǎ毛máo毛máo蟲chónɡ接jiē了le過ɡuò去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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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xià夜yè真zhēn美měi好hǎo啊ɑ！
立夏的詩范文3
一身金色的毛，紅紅的雞冠，昂首挺胸的在雞院子的外面大搖大擺的走動。它得意洋洋，看著那些被困在院子里的雞咯咯直叫，好像在說：“你們這些家伙，真沒本事，乖乖的在里面待著吧！”
春天的時候，媽媽捉了很多的小雞養在雞院子里。后來小雞漸漸長大，翅膀上的羽毛越來越豐滿了。我們就發現總有一只黃色的公雞飛出了雞院子，它總是悠閑地踱著步子大搖大擺的閑逛，媽媽把它捉起來扔進雞院子后，不要多久它又會飛出來。不過它只在院子里待著，不會出去，所以媽媽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一天，媽媽從地里拔了幾棵大白菜回來，因為隔壁的嬸嬸喊她有事就急匆匆的走了。雞俠士趁機溜出來，把大白菜啄的千瘡百孔。媽媽回來的時候十分生氣，她說：“不讓你吃點苦頭，當我拿你沒辦法是不？”說著拿來剪刀剪斷了它的翅膀，接著找來繩子綁住它的一只腳。倒吊著掛在樹上，過了一天再把它放下來，嘿嘿，這下它可老實了，再也出不來了。
雞俠士乖乖的待在雞院子里，有時我還希望它跳出來，可是，我想它受到了懲罰肯定不敢了。
立夏的詩范文4
怎么活化古詩意境，領略生活情趣呢？試試用古詩當導游，仿寫新詩走近自然吧，相信孩子的收獲，一定大于艷陽的擁抱。
春夏之交的黃梅時節，我帶孩子第一次回到老家。村里的老房子，時斷時續的黃梅雨讓小橋、酒家、稻田、池塘都陷在一片煙雨朦朧中，四周都是青蛙們歡快的叫聲。因為村里的親戚多，少不了走親訪友，到了傍晚，當地人提著一種防風防雨的六角玻璃燈，穿街走巷過小橋，互相串門，聊天下棋。
此情此景，我忍不住念起這四句詩給孩子聽，讓他感知約了朋友，左等右等總不來，主人只好一個人下棋的那種無奈和悠閑，以及隱隱的渴盼。誰知兒子說：“天雨路滑，朋友不來我不怪他；但他要是來了，哪怕遲到，我也很高興呀！”
媽媽仿青蛙作詩：“雨下得越歡/我越高興/天上有無數蓮蓬頭/放水，加入我們的狂歡/我是青蛙里的超級女聲/飆一個高音/唱醒了你的夢/聽，有人敲打近處的荷葉/是下棋的好友來叩門?！?/p>
這是兒子早就會背的一首詩，為了讓他更好地領略詩中情景，我特地帶他到森林公園。當兒子指著荷葉上的蜻蜓興奮大叫時，自然而然便吟出了這四句——詩歌仿佛是眼前場景的活化：一道細流緩緩從泉眼中流出，沒有一點聲音；池畔綠樹將樹陰投入水中，明暗斑駁，清晰可見。一個“惜”字，化無情為有情，仿佛泉眼是因為愛惜流水，才讓它無聲緩淌；一個“愛”字，給綠樹以生命，似乎它是喜歡這晴柔的風光，才以水為鏡，展現自己的綽約風姿。
兒子開玩笑說：“古人真是高明的攝影師呀，拍攝了這么漂亮的一個鏡頭?！蔽易屑毥馕觯骸啊怕丁汀缌ⅰ昂笳諔?，描繪出蜻蜓與荷葉相依相偎的情景。讀起來是不是有一種輕柔安寧在心頭彌漫，趕走了夏日的焦燥？”
媽媽仿蜻蜓作詩：“我不是遙控直升機/我是蜻蜓，走多遠的路都無需空中加油/我從一朵花盤旋到另一朵花/不為工作，不為授粉/只為嗅嗅花香/只為臨水照見自己透明的翅膀/和好奇的大眼/如何反映天光水影?！?/p>
我們一家到朋友的農莊游玩，兒子總是喊熱，我對著“原生態”的磚房一時也無計可施。朋友笑嘻嘻牽兒子來到院子，眼前豁然開朗：前方正對一片荷塘，稍近的兩旁種滿了自家的香瓜、西瓜、李子，五顏六色，豐盛極了。兒子撒丫子奔去摘了一大籮，和我們一起在井臺上舀水洗凈，然后裝在細網兜里，拴上長繩，緩緩吊進井水，這一頭再系上一塊大扁石，拴牢在井圈上。待到下午，驟雨初歇，滿院都是荷花香氣，兒子興致勃勃吊起裝瓜果的網兜，拍開小香瓜一嘗，真甜，還有一股井下特有的清涼，暑熱盡去，他不禁感慨說：“古人的‘天然冰箱’真帶勁！”
媽媽仿荷花作詩：“一支紅纓槍/槍頭倔犟地刺向天空/嘩啦，繃不住笑聲/爆開成紅荷花/別急著吊瓜果入井呀/別忘了荷塘的出產呀，我旁邊性急的姐妹/上面舉起蓮蓬，下面生出嫩藕/一樣的美味，等著井水激寒?！?/p>
這是我們今年暑假的計劃，一定要帶兒子到蒸騰著麥香和太陽熱力的農田里去——再也沒有比農民徒手割麥的場景，更能讓孩子體會“誰知盤中餐， 粒粒皆辛苦”的滋味了。兒子秋季即將踏入小學，《憫農》屬于一年級的課文，我們特意沒有提前教他背誦，而是希望先讓他親眼見到農民勞作的場景。這樣，他學到這首詩時，才更能理解糧食的來之不易，更加敬重和珍惜農民伯伯的付出。
媽媽仿新麥作詩：“我是一穗新麥/在小滿節令灌漿/等著太陽的熱力豐滿頭顱/彎腰向大地鞠躬感恩/我將走上一穗新麥的遙遙長路/去皮、揚場、磨粉/發酵成早餐桌上的餅和饃/喚醒你沉睡的味蕾/告訴你去冬的深寒/今日的酷熱/如何鍛造了我噴香的咬嚼?！?/p>
泉眼無聲惜細流，樹陰照水愛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頭。
楊萬里《小池》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
趙師秀《有約》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紳《憫農》
立夏的詩范文5
1 臨床資料
患者28例,男20例,女8例,年齡26~72歲;平均52歲,其中癌性狹窄12例,食道術后狹窄6例,7例僅能進食流食,3例完全不能進食。
2 方法
2.1 術前準備
2.1.1 患者的準備
患者術前禁食水12 h,術前介紹手術的必要性,做好心理護理,解除其思想顧慮,穩定情緒,使其積極配合整個手術過程,鹽酸利多卡因膠漿噴喉表面麻醉。術前肌內注射地西泮10 mg。
2.1．2 手術器械及物品的準備
胃鏡,支架置入器,氣囊或水囊擴張器,合金記憶食道支架(有食道氣管瘺者備帶膜食道支架)、彎盤、牙墊、導絲、棉簽、石蠟油、活檢鉗(或鉤),無菌手套,紗布4塊、冰水200 ml,0.5%腎上腺素200、80 ml去甲腎上腺素200 ml,必要時備心電監護。
2.1．3 檢查電視信號系統是否完好,電源無故障,器械及搶救用品準備齊全。
2.2 術中配合
根據胃鏡測量狹窄處遠端距離減去近端距離,計算出食道狹窄長度,兩邊緣多留1~2 cm,將導絲從胃鏡活檢管道送入,頂帽端達胃底一體交界處,緩慢退鏡,配合者應頂住導絲,防導絲隨胃鏡滑出,尤其是在鏡身退出口腔時,配合者應用紗布固定導絲,接走胃鏡。選擇長度超過病灶1~2 cm支架,檢查合格證,有效期,包裝有無破損,將裝有支架的置入器用石蠟油后沿導絲滑入病灶處,向外推動復蓋管,使支架暴露在病灶處,合金支架受體溫影響膨脹,使食狹窄部位得到擴張,隨后將置入器連同導絲一同從支架內抽出至病人體外。再進鏡觀察支架位置高低,如不符合要求可用冰水沖洗食道后用活檢鉗調整位置或重新放置。
3 術前護理
3.1心理護理患者和家屬對支架置入知識缺乏了解，會擔心成功與否，想知道有哪些準備要做，會產生恐懼和緊張。護士應為他們介紹手術醫生手術過程術中及術后的注意事項和各項準備工作，讓行此手術的患者與他們交流，增強信心，減輕心理負擔，充分取得患者和家屬的配合支持。
3 .2改善營養狀況食道癌患者由于長期進行性吞咽困難，一般均有不同程度的低蛋白血癥和水電解質失調等癥狀。對尚能進食者鼓勵增加營養，給予高蛋白、高熱量、高維生素的飲食。對高度進食困難者要靜脈補充營養，糾正水電解質紊亂。
3.3抗感染處理對食道有炎癥和水腫的患者應使用抗生素治療，避免發生手術意外。
4 術中護理
術中護理人員要密切觀察患者神志、面色、心電監護、血壓等情況，幫助醫生固定好導絲。如在擴張時患者劇烈疼痛，應停止操作并安慰患者，可以輕拍患者肩部或者握著患者的手消除緊張情緒以減輕疼痛。
4 術后護理
5 5.1病情觀察要密切觀察神志、生命體征，觀察有無嗆咳、窒息、呼吸困難、皮下氣腫，及早發現有無吸入性肺炎和食管氣管瘺等肺部并發癥，有無嘔血、黑便及注意進食時的吞咽狀況以便了解食管內有無出血和支架有無脫落。
術后并發癥的護理主要并發癥有胸骨后疼痛、食道撕裂出血、食道瘺、支架移位。胸骨后疼痛是最常見的，多數患者都有發生，若疼痛不能忍受，按醫囑給予解痙止痛等處理并向患者解釋術后此癥狀一般3～7 d后可緩解。如有出血和便血及時告知醫生，按醫囑使用止血藥。如吞咽出現梗阻現象要注意是否支架有脫落，如發現有食道瘺應暫禁食，從靜脈補充足夠的營養和水電解質。
5.3飲食護理原則上術后4～6 h就可以進食，但為了安全一般要求患者禁食2～3 d，以免過早進食而引起支架移位。經透視支架展開完全，固定好，酌情進半流質飲食，要以軟食為主，并避免食入過冷食物。
5.4補充營養，抗感染處理禁食期間給予補充足夠營養及水電解質，防止脫水，按醫囑使用抗生素預防感染。
6出院指導
6.1飲食指導告訴患者和家屬注意營養和飲食的調理，避免進食過冷過硬的食物，少量多餐，細嚼慢咽，勿一次吞入較多食物。飯后用溫開水漱口，沖洗留置支架的食物殘渣，防止食物積累堵塞支架內腔。
6.2及活動指導術后1周左右取半臥位，進食和餐后取半坐位有利食物進入胃內?？梢赃M行一些有氧運動，以自己能耐受為準，避免大幅度旋轉身體、彎腰等動作。
6.3定期隨訪置入24 h、1周、2個月、6個月分別做鋇餐檢查或內鏡檢查，以后6個月或1 年復查1次，自我觀察大便顏色，若排黑便或再次出現吞咽困難應及時到醫院就診。
參考文獻
立夏的詩范文6
從五帝時代的“共識的中國”，經過三代的帶有理想性的“王制中國”，再到秦漢王朝的大一統“天下型國家”，天下-中國的政教形態得以確立，這一形態集種姓民族、國家形式與文化文明形態于一體。這個形態的基本特征是納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國家形態之中。這種天下政治乃是有限支配與無限支配的統一體系：一方面，通過以家、國等為基礎的有限支配推動以天下為指向的無限支配；另一方面，通過以天下為指向的無限支配反過來推動以國-家為基礎的有限支配。由此形成了“天下”要素與“國-家”要素、文明要素與政治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
關鍵詞：共識中國；王制中國；天下型國家
中圖分類號：B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1)12-0118-09
作者簡介：
陳，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學系教授 (上海 200241）
正如古代希臘人建立了“城邦政治”形態，歐洲政治的類型不能脫離“神學-政治問題”(theologico-political problem）來理解，中國文明對人類的政治思想亦做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這就是“天下”政治形態的發明。中國政治思想的氣質類型與精神基礎只有在天下與中國這兩個詞語的內涵及其關聯的歷史進程中才能得以理解。每一次巨大的社會-歷史性的變革，都導致中國與天下思想內涵的更新，而伴隨著這一觀念更新的則是新的制度性回應方式。從效果歷史的意義上來說，在今天通常被稱為“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階段，正是“天下”的政治形態在思想上的真正確立時期，當時，最大的社會變遷由“(五）帝”、“(三）王”主導的“方國”時代的終結，以及郡縣制統一“帝國”(“帝國”是人們通常使用的概念，但這個表述還不如“天朝”，其實更好的表述是“天下型國家”，天下與國家結合在同一個實體中，以國家的形式藏納天下政治）的醞釀與發生階段。諸子百家的學說正是在總結方國時代的政治歷史經驗，回應從方國(邦國）到天下型國家的結構性變化過程中產生的，它們本身也成為中國的政治形態展開過程所形成的思想形式①。而中國政治在本質上乃是“天下政治”，歷史地看，天下政治的成立經歷了一個“三部曲”歷程：從“五帝”、“三王”的政教實踐到“天下型國家”的形成。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政治的、民族的、文化的三個層面的“中國”得以匯聚一起，三位一體地得以確立為一個政教文明母體；同時，“中國”的確立也是“天下”思想的顯現與充實過程。早期中國政治的確立經歷了漫長的“方國”時代，眾多的部族方國各自具有自己的風俗習慣、神教傳統，這些傳統往往有漫長的“文化根系”的支撐。天、帝的觀念就是在長期的“諸神之爭”通過一系列特殊的歷史事件(如治水與戰爭）得以形成的，這一觀念最終成為將不同神教傳統的人們，在保留其各自神教傳統的條件下，聚集在同一個“天下”的基礎。而“中國”作為“天子所都”，理所當然地成為天下之中心，成為在保留方國自身前提下主導各方國、最大限度向著諸方國、最終向著天命開放的政治實體。
一、 帝王時代“天下之中”：“共識的中國”與“王制中國”
毫無疑問，從方國到帝國的轉進是“中國”歷史形成的關鍵步驟，這一變化是中國成立的基礎。但若追溯方國的形成，則不能不將目光投向遠古?？脊艑W家蘇秉琦曾經在中國國家起源問題上提出發展階段的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他還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國三個概念，試圖將古國的理解更具體化:古文化指的是原始文化；古城指的是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而不必專指特定含義的城市；古國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統發展的“中國”各地，古城、古國紛紛出現，中華大地社會發展普遍跨入了“古國時代”，即城邦、萬國林立時代，古國當然屬于前國家形態的范疇，它是“根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社會組織形式”。在五千年以前，燕山南北地區的紅山文化，率先跨入古國階段，不遲于四五千年前，現今中國的其他地區也大體都進入古國時代，這一階段以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質禮器為標志。大約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一種統一了若干古國而獨霸一方的方國出現，取代了古國階段。江南地區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都是最典型的方國實例。而治理泛濫的洪水，成為古國到方國過渡的重要動力(蘇秉琦：《人類文明起源初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30-167頁。)。從方國時代直到秦始皇兼并天下形成“帝國”(天下型國家），中國國家形態的三部曲得以完成確立。謝維揚提出前國家類型的“酋邦”概念以理解五帝時代，酋邦的部落聯合體不再是沒有最高首領的部落聯盟，而有“帝”或“后”這樣的最高首領，后者擁有決斷裁定權；用“早期國家”以理解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組織形態，在他看來，秦朝以后為成熟的國家階段(謝維揚：《中國早期國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謝氏所謂的酋邦階段正相當于蘇秉琦提出的古國時期與夏之前的方國階段，對應于黃帝炎帝時代與堯舜禹時代，所謂的早期國家乃是古史所說的三代至秦帝國的建立。無論是蘇秉琦還是謝維揚，都使五帝時代作為中國開端的傳統歷史敘述不同程度上得以保留。無論是“酋邦”類型的“方國”時代，還是作為“早期國家”的“方國”之三代，其政治結構形式都是作為一個“方國”之一的“中國”對諸“邦國”(氏族、部落、或古國）的統領。戰國時代，百家之學屢屢道及五帝，但正如司馬遷所說，“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司馬遷自己“擇其言尤雅者”，將《史記》的開端追溯到黃帝時代，當時正是“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的“邦國”時代，黃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使得“萬國和”、“諸侯咸來賓從”。而在黃帝時代，神農氏之德衰，正體現在其不再能夠改變諸方國之間的侵伐無序狀態(
《史記•五帝本紀》）。
換言之，黃帝這個氏族本身作為“帝”的興起，也正在于他賦予無秩序的諸氏族、部落(古國）以新的中心，從而在眾多的邦國中建立基本的秩序。
春秋以后對五帝時代的追敘，也多有方國林立的記載?！渡袝?#8226;堯典》云：“協和萬邦?！薄稇饑?#8226;趙策》說：“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荀子•富國》：“古有萬國。”《易•比•象辭》：“先王以建萬國?！薄稇饑?#8226;齊策》曰：“古大禹之時，天下萬國?！薄蹲髠?#8226;哀公七年》言：“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薄秴问洗呵?#8226;用民篇》亦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余國。”這種方國狀態到了三代的時候，并沒有終結，而是延續下來，并成為中國社會政治結構的一個突出特征。漢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漢書》卷五一《賈鄒枚路傳》）《史記•周本紀》稱武王觀兵于孟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秴问洗呵?#8226;觀世篇》謂周封四百余國，服八百余國。今其名見于彝器經傳者，猶有二百余國(參見張述祖《西周國名考》、吳其昌《金文世族譜》，另見齊思和《中國史探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頁。)。墨子亦言：“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余，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余皆滅，而四國獨立?！?
《墨子•非攻下》）五帝三王時代的帝與王都是天下各邦國或方國的“共主”，“自黃帝、顓頊時代傳下來的‘天下萬邦’的局面，到三代并沒有多大改變，直到西周，文獻也仍然盛稱那時的小邦有成千上萬之多?！f邦’與‘萬宗’為同位語，一個邦就是一個宗族?！?沈長云：《關于中國早期國家的幾個問題》，《上古史探研》，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65-366頁。)
劉師培《古政原始論•氏族原始論》云：“古帝所標之氏指國言，非指號言”，“氏大抵從土得名，無土則無氏也?！?引自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載黃寬重、劉增貴主編《臺灣學者論中國史 家族與社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9頁。在該文中，杜氏發現，《尚書•堯典》“百姓”與“萬邦”對言，姓有盡而邦無窮，邦即是氏。)杜正勝也強調：“原始氏族共同體所謂的‘國’，差不多是一個農莊的大小。太史公說，黃帝為共主，‘和萬國’(《五帝本紀》），以當時所知世界之小而有萬國，可見國約等于農莊的。(杜正勝：《周代城邦》，(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版，第56頁。)由“天子”統領眾多的“小國寡民”式的政治單元而形成的這樣一種共主式政教格局較之秦漢以來統一帝國的歷史更為悠久漫長。故而，呂思勉有謂：“中國以統一之早，豪于世界，然秦始皇之滅六國，事在民國紀元前二千一百三十二年，亦不過余二千年耳。自此上推，迄于史事略有可知之時，其年歲必不止此。則中國之歷史，猶是分立之時長，統一之時短也”(呂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頁。)。
盡管“五帝”時代的歷史記述缺乏實證性，停留在傳說層面，但司馬遷的《史記》還是將“五帝時代”作為開端，這絕非偶然(顧頡剛等學者業已發現，五帝的觀念在戰國時代成立，是戰國學者對三代之前的歷史的整齊系統的結果。雖然，但必須強調，這一整齊系統是有歷史根據的，并非憑空杜撰，今日考古學卻已證實了五帝時代作為歷史階段的存在。)。對開端的這一理解與《六經》(主要是《尚書》）、《論語》所擇取的以堯、舜為開端的敘述，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傳說作為歷史記憶與歷史敘述的一種方式，并非外在于，而是內在于三代及以后的歷史過程之中，甚至成為社會政治的歷史變動中的重要動力要素。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以傳說方式保存的“方國時代”的秩序模式，構成“天下”與“中國”概念產生的歷史土壤。反過來說，“五帝”特別是“堯”、“舜”作為“中國史”的開端，乃是作為政教形態的“中國”在“事跡”上的開始，盡管當時她還未能從觀念層面達到真正的自我認識與精神自覺(因而，在追溯“道統”之成立的時候，無論是《論語•堯曰》還是《孟子•盡心》，無論是韓愈的《原道》還是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以及葉適的《總述講學大指》，都將道統的開始斷自五帝時代的“堯”。這一現象是值得注意的。這一點勢必也與對“中國”概念精神基礎的理解相關。)。從道理上講，“方國”與“中國”之名是相對而立的，“方國”的命名是在“中國”的自覺意識中得以可能的，至少二者是互因互成的。中國在諸方國的中心，諸方國分別圍繞在中國的東、南、西、北四方?！爸袊逼渌灾^之為“中”，就是因為其“中天下而立”；而所謂中天下而立，意味著它是“有天下之國”。換言之，中國與諸方國的最大差異就在于是否有天下：有“天下”之“國”，即為“中國”；無“天下”之“國”即為“邦國”或“方國”。而這個“有天下之國”，意味著它是作為諸多方國之共主的“天子”(帝）所居之國，正所謂“帝王所都曰中”(《史記》卷一《五帝本紀》言舜“而后之中國而踐天子位焉”，《集解》引劉熙曰：“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币姙{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一，北岳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頁。)。與此相應，“天子”不僅實際支配著自己所在之國，而且對自己所在之國外部的諸“方國”亦有一定的支配。正是這種雙重的支配，確立了“中國”的內涵。由此可見，邦國林立的狀態及其秩序構建的歷史方式是產生“中國”與“方國”區分的社會歷史基礎。換言之，諸方國之間的秩序在某種意義上是以“中國”作為主導的“中心”而得以確定的?！爸袊迸c“方國”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支配關系。然而，“中國”對“方國”的支配，并不意味著對“方國”內部事務的行政控制，更實質的是為諸方國主持公道，進而在文化上予以統領與引導(三代的殷商即便出伐也是以宗主保護小邦的形式實施的，如武丁之伐土方、邛方，乃由于此諸方入侵等國而起；乙辛之伐入方、盂方，乃從攸侯及侯田而參加征伐。參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12頁。)。每個方國都有自己的文化根系，都有自己的氏族神教傳統，所謂“協和萬邦”，不是消解這些傳統而代之以新的同一性政教結構，恰恰是保留延續這些不同的傳統，而這一工作正是“中國”之責任。所以，《管子•正世》云：“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于后世者，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與此相類的是《管子•形勢解》的敘述：“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就“中國”作為一國，與“方國”作為一國而言，各有自己的權能范圍，不相侵凌是其常態。就“中國”作為“方國”的領導者而言，其對“方國”的支配，實為一種“協和”作用，作為一種機制，它保留了方國在其內部自主的權能。換言之，中國的支配并不能直接進入方國內部，方國內部仍然保留自身的傳統支配方式。
就方國時代的兩個階段而言，五帝時代更接近于部族時代，三王時代則近于封建時代。在部族時代，中國與方國之間的關系，是由下而上的自發形成的，它更多地通過天子的“德能”(其實質更近于氏族共同體的習規）而不是受“制度”保證。而在封建時代，中國與方國的關系，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禮樂）得以實施運行。部族時代的人民，“或氏族而居，或部落而處(呂思勉謂：“從理論上言，則其團結，由于血統相同，雖實際未必相同，然茍被收容于其團體之內，即亦和血統相同的人，一律看待。而其統治，亦全本于親族關系的，則為氏族。其不然的，則為部落。”參見《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頁。)，彼此之間，皆不能無關系。有關系，則必就其有才德者而聽命焉。又或一部族人口獨多，財力獨裕，兵力獨強，他部族或當空無之時，資其救恤；或有大役之際，聽其指揮；又或成為其所攝；于是諸部族相率聽命于一部族。而此一部族者，遂得譴其同姓、外戚、功臣、故舊于諸部族之上而監督之，亦或替其舊酋而為之代?！?
《左傳》僖公四年、七年）當一部族將自己的支配范圍從內部擴展到其他部族，除了戰爭掠奪之后，就是通過才德，就后者而言，其所行的支配方式是文化。所謂“德綏諸侯”、“綏之以德”，就表明了這一點(
《史記•五帝本紀》）。傳統史學用“中國”一詞來敘述五帝時代的歷史(蘇秉琦：《人類文明起源初探》，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161頁。)。堯舜時代萬邦林立，各邦國的“訴訟”、“朝賀”，由四面八方“之中國”，出現了最初的“中國”意識，蘇秉琦先生指出，這還只是承認萬邦中有一個不十分確定的中心，這時的“中國”也可以說是“共識的中國”。這個“共識的中國”，即是通過天子(帝）的德能得以維系的中國。而且，這樣的中國或許并非一個，而在理論上與現實上都可能是多個。
一部族或開拓新地，使其同姓、外戚、功臣、故舊分而處之。此等新建之部族，與其所自出之部族，其關系自仍不絕。這就構成了封建。封之義是累土，兩個部族交界之處，把土堆高，以為標識，則謂之封。疆界所至之地則謂之邦。所封之邦，必建其國?！肮胖^國，多指諸侯的都城言。城邦的起源，即為諸侯的住所。諸侯的封域以內，以財產意義言，并非全屬諸侯所私有。其一部分，還是要用以分封的。對于此等地方，諸侯僅能收其貢而不能收其稅賦。其能直接收其稅賦，以為財產上的收入的，亦限于諸侯的采地?！渡袝髠鳌氛f：‘故者諸侯始受封，必有采地。其后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即指此。采地從財產上論，是應該包括于國之內的?！抖Y記•禮運》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怂^互言以相備。說天子有田，即見得諸侯亦有田；說諸侯有國，即見得天子亦有其國?！?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7頁。)最典型的封建當在西周(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出，封建始于周人，而殷商不行封建。但胡厚宣在《殷代封建制度考》中則提出，至少在殷高宗武丁之世，已有封國之事實。封建侯白對殷王之義務有：一曰防邊，遇外寇來侵，則走告王朝；二曰征伐，受殷王之指揮，以征討叛逆；三曰進貢，或貢龜，或貢牛，或貢珍寶飾物，凡王所喜及所用者皆貢焉；四曰納稅，其稅為何，則為農產物品，黍稻最為普通，麥則為稀貴之物；五曰服役，除自耕之外，尚須率領國眾，以為王耕。參見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1頁。)，但根據《史記》的記載，分封是從夏開始的，夏、商、周三代，就其區別于前此的部族時代與后來的郡縣制度而言，就其處理中國與方國的方式而言，都可謂是寬泛意義上的封建(《史記•夏本紀》有謂：“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薄渡袝?#8226;禹貢》：“庶土交正，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臺德先?！笨讉髟疲骸疤熳咏ǖ?，因生以錫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此外，《禹貢》與《夏本紀》都記載了夏的服制。晁福林指出，商周兩代田賦，實由夏代衍變而成，若西周為封建，夏商兩代亦當如此。真正的封建是從夏代開始的，歷經商代，到西周始成定制。見其《先秦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5、106頁。董作賓在《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中指出，殷代是實行著封建制度。參見劉夢溪主編《中國學術經典 董作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第617頁。)。封建的基礎是古國與方國的存在，而每個方國都可能擁有上萬年的風俗傳統、神教根系；封建便是將它們整合在王制的“天下-中國”的政教結構中來，既肯定天下共主――“王”的支配地位，又承認諸方國自身的氏族文化統系。因而，封建時代的“中國”，乃是蘇秉琦所謂的松散的聯邦式的“中國”。方國作為諸侯國環繞在天子所居之中國，天子與諸侯國君各有其國，即此諸國之總體秩序乃得以見天下之所在，其理想的格局乃是“王制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詩經•小雅•北山》）
在封建時代，政治生活的核心事件與其說是國之興滅，毋寧說是天下之轉移。就三代的情況而論，夏、商、周本各自有其“國”，但三國又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諸侯之國(方國）(“諸侯”等詞顯然是周時的追溯，其最初出現與“侯”作為“爵位”而聯系在一起的。)，而皆曾是有天下之國，在這個意義上它們都曾是“中國”，而非“方國”；然而一旦其失去天下，也就成為方國，如在周有天下之時，夏之方國――杞，歷經商周二代，依然故在；殷人之國――宋，也還保留著。周人對殷商的取代，一如殷商對有夏的取代，都是取其天下而不取其國。顧炎武云：“武王伐商殺紂，而立其子武庚，宗廟不毀，社稷不遷，時殷未嘗亡也。所以異乎囊日者，不朝諸侯，不有天下而已?！渫蹩松?，天下大定，裂土奠國。乃不以其故都封周之臣，而仍以封武庚，降在侯國，而猶得守先人之故土。武王無富天下之心，而不以叛逆之事疑其子孫，所以異乎后世之篡弒其君者，于此可見矣。乃武庚既畔，乃命微子啟代殷，而必于宋焉，謂大火之祀，商人是因，弗遷其地也。是以知古圣王之征誅也，取天下而不取其國，誅其君，吊其民，而存先世之宗祀焉，斯已矣。武王豈不知商之臣民，其不愿為周者，皆故都之人，公族、世家之所萃，流風善政之所存，一有不靖，易為搖動，而必以卦其遺胤。蓋不以畔逆疑其子孫，而明告萬世以取天下者，無滅國之義也。故宋公朝周，則曰‘臣’也；周人待之，則曰‘客’也。自天下言之，則侯服于周也；自其國人言之，則以商之臣事商之君，無變于其初也?！攀ネ鯚o與一國為仇者也。上古以來，無殺君之事。湯之于桀也，放之而已。使紂不自焚，武王未必不以湯之所以桀者待紂；紂而自焚也，此武王之不幸也。當時八百諸侯，雖并有除殘之志，然一聞其君之見殺，則天下之人亦且恫疑震駭，而不能無歸過于武王，此伯夷所以斥言其暴也。及其反商之政，封殷之后人，而無利于其土地焉，天下于是知武王之兵非得巳也，然后乃安于紂之亡，而不以為周師之過，故《箕子之歌》怨狡童，而已無余恨焉。非伯夷親而箕子疏，又非武王始暴而終仁也，其時異也?！抖嗍俊分畷何┤拢芄跤谛乱芈?，用告商王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鰢穸栔掏跏俊?，新朝之主而自稱‘我小國’，以天下為公，而不沒其舊日之名分，殷人以此中心悅而誠服?！?顧炎武著、陳垣校注：《日知錄校注》卷二“武王伐紂”，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77-81頁。)的確，就周代的情形來看，所謂的封建就包括了封“有天下”的前代帝、王之后。《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后于薊，封帝堯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边@種“存亡繼絕”以奉其祭祀的制度，是在不能完全通過武裝控制諸方國的情況下，給諸方國一定的自，從而使天下歸心，所謂“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于舊，唯仁是親”(
《說苑•貴德》）。因而，我們看到《淮南子•本經訓》高誘注曰：“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不是滅國，不是滅姓，而是保留方國，萬邦協和、百姓和睦，才有天下。與此相應，“文獻所見的，西周以下滅亡人國，只毀宗廟，不毀社稷。因為宗廟是統治貴族的，社屬于人民。天無二日，故必毀宗廟；人民卻還要留在原來的土地上侍奉新統治者，故社仍然存在。魯之殷遺保有亳社，《公羊》、《谷梁》解釋社亳曰：‘亡國之社也?！?《左傳》哀公四年）”
③杜正勝：《周代城邦》，(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版，第59、65、63頁。)。換言之，天下之轉移，社會的構成基礎(具有氏族共同體遺制性質的農莊村落，社、邑與國）并不改變，改變的只是最高的主導權。這一政教方式是五帝時代就已經具有的傳統，《史記•五帝本紀》云：“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如此，天下之“得”與“失”，構成了政治思考的核心。這一思考，立足天下，而不是方國。在以氏族共同體遺制為根基的“萬國”狀態下，無論是著眼于諸侯之國、還是大夫之家，都無從真正構建秩序。
張光直有謂：夏商周三代的關系，不僅是前仆后繼的朝代繼承關系，而且一直是同時的列國之間的關系(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版， 第31頁。)。其實，夏商周分別是三個“方國”，當其有天下時，就不再是邊緣性的方國，而是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國。作為方國，它們是同時性的，在未有天下之前與被奪取天下之后，它們都仍然作為方國而存在；但作為“中國”，作為有天下者，它們則是前仆后繼的“三代”?！对娊?#8226;大雅•文王》所謂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就是指周的使命經歷著從“無天下”的“方國”到“中國”(“有天下之國”）的變化，它承付的不再僅僅是姬周一邦之興衰，而是整個天下(萬邦）的興亡。是以此詩句之前是“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中傳達的乃是周之秉承天命而有天下的消息。但即便是“周人代殷，武裝殖民，社會基礎未動搖；當時雖有華夏夷狄的異質文化接觸，但夷狄的氏族社會習性比華夏民族更深”。周人的“上層政治結構雖去氏族習性較遠，周的武裝殖民并未打破當時的社會基礎，只將城堡建筑在農莊共同體上”③。也只有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周人以一個不大的“國”，才能統治諸多分散的聚落共同體構成的天下。但問題就在這里，一旦這個特定的社會基礎發生改變，周人以一國統治眾多小國的能力就面臨嚴峻的考驗。不僅周人如此，整個三代都面臨這個問題。即便是有天下之國，夏、商、周也不能改變自身作為眾多邦國之一的命運，它不能不以一國之身達于王事，平治天下，而如何在眾多的方國中持存，乃是方國時代“中國”的基本處境?！赌?#8226;魯問》曾謂“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湯、文、武，百里之侯也”，在某種意義上道出了方國時代“中國”的命運：由于所有的方國就人口、經濟與軍事實力等諸方面而言，都不可能靠一己之力達到對眾多方國的控制與支配，因而通過行政的控制與單純的武裝殖民等并不能在眾多的方國之間形成秩序，如何以一國之身承天下之命，也就是，如何在眾多方國的關系中保持自身的持存，進一步保持“有天下”之命？這是“方國時代”的中國必然要面臨的問題。西周的滅亡，使得這一問題更加嚴峻。在方國時代，天子不能在軍事、經濟等實力上完全鉗制諸侯，正如諸侯并不能完全鉗制公卿大夫一樣。周代的封建制度的目的，即是“以蕃屏周”，進一步“懷柔天下”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苤熊驳乱玻q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御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但畢竟封建本身即是對同盟或非同盟的諸方國獨立存在的某種承認，封建之義便在于循仍舊俗，如柳宗元《封建論》所說的“循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三“封建論”，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74頁。)。封建有其不得已之勢，由于“中國”不能在軍事上、政治上完全支配諸方國，因而，天子、諸侯、卿、大夫等分權而治，就成為選擇；而天子、諸侯、卿、大夫之間的權力結構依賴禮樂宗法制度得以保持，但這樣一來，在封建的名義下，中國對諸方國的控制更多的是禮樂，也就是文化的方式，而不是純粹的武力控制。但禮樂崩壞之際，也就是天子不能制諸侯，諸侯不能制大夫之時。春秋時代甚至出現了“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③ ⑦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第一卷《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第43、44、44頁。)的局面。
二、從方國到天下型國家：天下政治的歷史確立
戰國時生了一系列的社會結構性變動，其中最為顯著的是封建改為郡縣，其背后的基本精神是成熟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所賴以建立的“文官制度”(bureaucracy）的發生(杜正勝云：“細究郡縣的根本精神，它應是文官制度的基礎?！眳⒁娛现吨艽前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版，“自序”，第 18頁。)。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五《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敘》：“封建之裂為郡縣，蓋不自秦始也。自莊公之世，而楚文王已縣申、息，封畛于汝。逮后而晉有四十縣。哀公二年，趙鞅為之師，誓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K春秋之世，而國之滅為縣邑者強半天下?！雹鄞呵飼r代的楚與晉始有較正式的縣制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頁。)?！稄V韻》：“楚莊王滅陳為縣，縣名自此始?！逼涫略诎Ч辍５珦甲C，楚文王滅申、息而后設縣，時在魯莊公七年至十二年。其后，楚每滅一國多建縣制。楚縣是直屬楚王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不再是卿大夫的封地(宋公文：《楚史新探》，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頁。)。晉國曾設郡與縣，縣的行政級別高于郡，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頁。)。郡縣與侯國、采邑的區別是：“侯國對天子固為分權而治，成為世襲；采邑的卿大夫，亦為分權而治，成為世襲?？h則由前期之賜與，演變而直屬于國君，國君可以作直接而自由的處置；于是封建貴族，對土地的定著性、傳襲性，逐漸被了。這在說明封建制度中土地制度的崩潰，有重大的意義?！雹唠S著兼并戰爭與秦漢帝國的建立，原有的“方國”成了正在一統過程“中國”的行政單位――郡縣，于是，它們不再是行政上外在于中國的方國，而是中國的行政疆域的內部成分；編戶齊民的戶籍制度、中央與地方井然的官僚系統的建立，使得“中國”的天子不再通過諸侯、卿大夫進行間接管理，而是可以直接統治。與此相應，統治主體的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童書業注意到，春秋以上但有封土賜田之制，而無谷祿官奉之事。這種谷祿制度成為統一的國家建設的重要環節。“凡有封土即有人民，得組織武裝，為獨立之資。春秋以來，天子之不能制諸侯，諸侯之不能制大夫，以至大夫之不能制家臣，悉由于此。故封土賜民之制，實為造成割據局面之基礎。及谷祿制度興，臣下無土地人民以為抗上之資，任之即官，去之即民，在上位者任免臣下無復困難，乃有統一局面出現之可能。故谷祿制度之興，實春秋戰國間政治、經濟制度上一大變遷?！?/p>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第370-371頁。)如果說谷祿制度體現的乃是新興的文官制度，那么侯國、采邑體現的則是貴族政治的世官制度。世官制度即是將武裝殖民所獲“別邑”以“分治”，由貴族時代執政，謂之“世官”。諸侯列國亦由公子、公孫輔政。世官職守身份的傳遞，禮法上由封建、再封的禮儀予以承認?！笆拦僦贫仍斐蓮娮诖笞?，終至有尾大不掉之勢”，春秋時代的“巨室政治”即由世官制度而起。縱的世官制度與橫的宗族集團相結合，使得一些“家”、“國”，“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而且擁有自己的軍隊，其勢力甚至可以抗衡天子、國君，以至于“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以至于春秋時代的人們，為政不可“得罪于巨室”(杜正勝：《周代城邦》，(臺灣）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3-103頁。)。這是因為“春秋時代，各國大夫皆世襲守土，謂之世族，為當時各國實力之所寄，時代之重心也”(孫曜：《春秋時代之世族》，中華書局1936年版， 第1頁。)。
但谷祿制度對世官的替代，使得原有的與天子分權的貴族(諸侯、卿、大夫）不再存在，所有的只是中央政府的官吏?！锻ǖ洹肪硭闹^：“始皇建守罷侯，貴以自奉。提封之內，撮粟尺布，一夫之役，盡專于己。”(杜佑：《通典》卷四《食貨典•賦稅上》）就支配的形式而言，郡縣帝國之地租歸于地主，但地主必須上稅于政府，而兵役則完全由政府支配。由于收取地稅與力役，政府因而享有政治上的支配。而政府官員則不過是政府所派遣的人員，一切稅役不得自專，必須報銷于皇帝。由此中央政府便享有管理人民的直接權力(陶希圣：《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38頁。)。這與封建時代通過諸侯、卿大夫的間接管理不能同日而語。與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相聯系的是皇帝“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集中權力控制體系遂得以形成，這使得天下的政教理念獲得了成熟的“國家”形式，文教意義上的“天下”與體制性“國家”結合為一體，從而解決了西周“王制中國”天子不能制諸侯的內在困境。
從封建到郡縣的政教結構的歷史變化，作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王夫之：《讀通鑒論》卷末“敘論四”，《船山全書》第十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 第1180頁。)，是歷史之勢使然，正如顧炎武所云：“雖秦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卷二十二“郡縣”條，黃汝成集釋，岳麓書社1996年版， 第775頁。)?？たh到封建的轉化，在理想的意義上，其實質是將中國從與諸方國并存的一“方國”狀態轉化為從權力控制上徹底消化方國的“天下型國家”。雖然封建與郡縣都是不同歷史階段之不得已之勢使然，但畢竟由于封建本身包含著對諸方國原有秩序與傳統的承認，從而中國對方國的支配，不同于單純的武裝殖民與行政支配，而更多的是文化統領，因而封建本身又常常為儒者禮樂政教理想之所寄托，“圣人之意”之所體現。因而，在現實的意義上，從封建到郡縣的轉化，對三代的王制理想而言，不能不說是變異與偏離?！疤煜隆彼坪醣粩D壓在體制與權力統治的政治實體中，但作為郡縣制帝國的“中國”，仍然是將天下(中國及其以外的四夷）的秩序，而不僅僅是國內的秩序，作為自己經營關切的對象。這一點就從王朝的國號與有天下之名(班固《白虎通義》卷一“號”云：“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巳著，欲顯揚巳于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已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于前也?！?，就可以看出。夏、商、周的方國時代，皆以諸侯之國而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之號；“漢”、“唐”、“宋”、“明”，皆非起于已有諸侯之國，其名所示，皆有天下之名，而不是國號。一般而言，分裂時期的王朝與異民族入主中國所建王朝(如元），多單以國號名其王朝之號，而在統一王朝的場合，則都將王朝之名記為“領有天下之號”( 渡邊信一郎：《中國古代的王權與天下秩序――從日中比較史的視角出發》，徐沖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 第4-5頁。本文中的“天下型國家”概念即采用此書。)。不獨如此，隨著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更可以看出中國對東亞諸國的文化統領，使得天下與中國的秩序與文化模式獲得了擴展。方國與中國的內涵隨著歷史的情境在發生變化。而后世天下政治的真正主體――君子――也總是在有限的郡縣制國家形式中開辟“天下”境域的種種可能性。換言之，藏天下于中國，納封建于郡縣，則成為“天下之士”的政治使命。
總之，五帝時代的“共識的中國”，經過三代帶有某種理想性的“王制中國”，再到秦漢王朝所形成的現實性的大一統的天下型國家，“天下-中國”的政教形態得以歷史地確立，這一形態集種姓民族、國家形式與文化文明形態于一體。這個形態的基本特征是納天下的政教理想于成熟的國家形態之中?！皣蹦耸窍鄬τ邢薜恼慰臻g，它被限定在由土地、人民、戶籍等要素固定化的支配范圍內；而天下則是一個相對無限的空間，它實施的支配超越了土地、人民、戶籍等的限定，而通過德化、禮樂、文化等形式延伸到“國”之外部，從而形成了在理論上可以無限擴展的支配境域。但這個支配境域的形成，離不開有限支配的基礎，行政、經濟等要素在此仍然不可忽視。可以說，“天下-中國”形態的政治乃是一種有限支配與無限支配的統一體系：一方面，通過以家、國等為基礎的有限支配推動以天下為指向的無限支配，另一方面，通過以天下為指向的無限支配反過來推動以國為基礎的有限支配。無限支配是外部的，有限支配則是內部的。由此形成了“天下-中國”的政教結構中，內外層次的相互支撐，具體說，就是“天下”要素與“國-家”的要素相互嵌入、彼此相造的格局。而在這一格局中，文化，或者說是超越了“國”之領地限定的教化，被賦予了突出位置，它與行政的支配一道規定了政治的概念，也規定了“中國”作為一個“有天下之國”的特殊責任，它將一個向著無限境域開放的天下的經營，而不是一個有限固化空間的方國的治理，作為自己的主導任務。因而，就嚴格意義而言，在“中國”政治這一名目中，所談論的并不是一個有限的諸多方國之一的政治實體，而是藉由作為一個“方國”的“中國”而達到的雙重的支配，即天下的秩序問題，用今日的話語來說，它面對的不僅僅是“中國”內部的秩序，而同時是具有總體性意義的世界歷史秩序的承負。因此，在中國傳統的正史所敘述的，基本上都是一個包含著外部之夷狄世界的中國史，也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史。只不過，這個世界歷史格局的內涵隨著交通、信息等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充盈與擴展，它的內部與外部的內涵也在不斷變化之中。
以帝、王為天命主體的政教秩序的出現，是中國思想從一開始就不同于希臘秩序的根本點。在希臘人的思維方式中，最終的歸宿是作為方國的城邦，而不是天下。正如艾克哈特所指出的那樣，從外部來看希臘的城邦，城邦是孤立的，通常不受任何條約和同盟的約束，經常與其最近的鄰人刀兵相見。但在城邦的內部，城邦對個人的占有是無條件的，也是無法擺脫的，個人沒有辦法可以違背城邦及其利益。換言之，希臘人缺乏一個在城邦之外的空間，城邦就是他們的神教( 雅各布•布克哈特：《希臘人和希臘文明》，王大慶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9頁。)。中國思想中以天下表述的整體性的世界秩序，在西方是通過基督教達到的，作為世界性的神教，基督教將全人類視為一個整體，而不將繁榮一個獨立的城邦作為其最終的目的。但是在古代中國，則出現了既不同于基督教，也不同于古希臘的秩序理解，這就是將天下與方國結合起來，形成整體的、立體性秩序的方式。在這個語境中，就不難理解，帝、王作為天命的最高承擔主體，其對應的是天下，而不是國家；天下落實到一個具體的國家，則為“中天下而立”的“中國”。言“天下”者意必在“中國”，言“中國”者，則其意必為“天下”。即便是在其后傳統典范的“天下型國家”(也就是一般被概括為秦漢以來的“帝國”）時期，中國與天下的這種關聯仍然是中國政教實踐與思想運轉的軸心。
From the Five Emperors, the Three Kings to Under-heaven-state:
On the Under-heaven-politics’ historical Establishment
Chen Yun
Abstract:
The orig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litics, which unified the nation, state and civilization togethe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pre-system China which based on mere mutually consent, King-China which including Xia,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Under-heaven-state. The character of this politics is to actualize the ideal of Under-heaven through the mature configuration of state and to unify the limited domination which subject is family and state and unlimited domination which subject is Under-heaven. That is to say, the limited factors and the unlimited shape each other so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s, make Chinese politics comple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