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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的景物范文1
初春的早晨，我漫步在東門樓上眺望藍天飄蕩的朵朵白云?；鸺t的太陽從筆架山，山后升起來。翠綠的筆架山展現在我眼前，山腰叢林中隱隱約約可以看到韓文公祠。山腳下是一棟棟韓山師范學院的高樓。
清澈的江水從北到南，古老湘子橋從東到西橫掛江面上，湘子橋也叫廣濟橋，故有民謠：“潮州湘橋好風流，十八梭船二十四洲，二十四樓臺二十四樣，二只?牛一只溜”。江面上，客船、貨船、拖船、美麗的游船，穿梭不息。
城墻下，是有名的濱江長廊。高大筆直的木棉樹站立在江邊，春天一到，木棉樹開滿了朵朵火紅的花朵。一陣江風伴隨著花的清香撲面而來。順著花香，來到一處開滿五顏六色的花圃。它們隨著清風翩翩起舞。在涼亭邊有幾棵炮竹花攀爬在涼亭上，一串串橙黃色炮竹花垂下來，從遠處望去像給涼亭掛上一幅珠簾，美麗極了！亭里有老人在聊天，旁邊的草地上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打太極拳，江邊有的在釣魚，有的在散步。天空有小鳥在邊飛邊唱歌。構成了一幅光彩奪目的圖畫。
這就是家鄉美麗的濱江長廊。
三年級:李弘凌
家鄉的景物范文2
例如：近期在武漢舉行的一次跨文化國際傳播會議上，一位研究中國文化的法國教授語出驚人：中國正處于世界先鋒文化的前沿，并推斷，1989年是中國新文化革命的起點！事后通過翻譯，我了解到她的結論依據的僅僅是通過考察法國電視3臺播出的6部關于中國的DV影像紀錄片！
為什么會造成這樣大的文化誤讀？當中國的民間紀錄片已經沖擊和突破我們的道德底線、誤讀我們的國家形象時，難道不該引起我們警惕并大聲疾呼嗎？
在全球化語境下，東西方差異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國，但是在非主流因素的引導下，人們卻在全球化中進一步誤讀東方。對此我們當然不能全都歸罪于DV，但DV作為民間最大量的文化載體，我們不能不警惕DV影像在傳播中對國家形象造成的誤讀。我認為，造成誤讀的原因主要歸結于以下幾個層面。
對歷史文化的零碎記錄造成對國家形象的誤讀
紀錄片創作始終存在主流和邊緣兩類作品，電視理論界至今也一直在爭論。邊緣是相對于主流而言的。什么是邊緣？從政治上看，弱勢的、無權勢的；從經濟上看，落后的、不發達的；從文化上看，少數的、可以被忽略的；從歷史上看，正在消失的等等，均被列入邊緣。然而，任何“邊緣”并非一開始就處于邊緣，或許它曾經還是主流。因此從人類學的角度看，邊緣曾經就是我們自己的生存狀態。它與主流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歷史文化現象，正因為有了一個個的邊緣做基石，才構筑了主流。可以說記錄主流是電視人的一項責任，而記錄邊緣也是紀錄片人的社會價值呈現。
對DV記錄者而言，由于缺乏對中國或各民族之間的歷史、文化整體性的觀瞻，記錄的作品是“零碎的，不系統的、粗疏的”。為迎合他國公眾，拍攝邊緣性的題材成為DV攝制者的首選，他們打著對“底層人情感”的旗號，在記錄中夸大并扭曲“底層人”的實際感受（其實是拍攝者自己的主觀意識）。當這些片子傳入他國并出現在大眾傳播領域時，極易造成他國公眾對中國“下意識的誤讀”，這類現象在中國當下的DV影像中屢見不鮮。
政治意識形態的缺失造成誤讀
在當今，世界各國都“按照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需要，設定了本國傳媒較為固定的議程框架。媒體報道的一系列程序，從選題、角度、制作等，需要不斷地適應這個框架?！笨梢哉f，每一位拍攝者都繞不開政治意識形態這個前提，淡漠它就容易造成誤讀。
例如，關于中國問題的話語中，西方人士長期以來習慣以幾個焦點來構筑他們對中國的形象：人權問題、、問題、宗教問題等，只要在他國有關于中國這些方面的報道或影像，總能吸引50%左右的西方人，而普通的中國問題這一數據只有10-15%。
于是近年來，有關的話題吸引了一大批國內DV制作者的眼球，涉及的題材常常見之于網絡報道中。有的還傳出新聞：一些國內DV記錄者的作品在BBC等賣出了高價錢。不難想像，背離這一框架的那些DV影像一旦拍攝完成并流入他國，將會怎樣迎合西方敵對者的胃口！
國家形象誤讀，這將是DV者新時期潛在的悲哀。
道德底線與專業精神松懈造成誤讀
每一個有勇氣拿起攝像機試圖用紀錄片反思自己和社會的人，都可能出于關注人和人性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面臨新的矛盾和沖突――攝像機作為一種私人隱秘生活中的暴力存在，我們的道德底線到底在哪里？如何確定道德底線？
在當下所謂“新紀錄片”中，道德底線模糊的DV影像比比皆是。英未未的《盒子》是國內最早引人關注的一部新女性視角的紀錄片，她在片中暴露出對題材和表現手法無所顧忌的態度，在其鏡頭和拍攝場地的選擇中表露無余。很難想象，她“為了”拍一個同性戀題材而去“找”一對同性戀人！這個過程讓人對她的拍攝目的和真實性產生懷疑。她在接受采訪時說，這個片子是為法國電影節拍攝的，不公開放映，對片中兩個女孩子不會有影響。
相對于《盒子》，太原作者常青的紀錄片《老田》則是另一個典型。他直接和裸地拍攝了老田的床上鏡頭！從他采用的鏡頭、機位看，或許那些謠言就是真的――這個是作者花錢給老田找的。果真如此的話，這種道德行為必將傷害整個民間DV紀錄片創作者！
因此設立道德底線刻不容緩，但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還將面臨紀錄片界長期以來紛爭不休的話題：紀錄片真實性問題?？梢哉f紀錄片所有的困惑可能都源于這個像原罪一樣讓所有紀錄片制作者無法解脫的問題。但現在可以把握的是，紀錄片的拍攝，不能依靠傷害拍攝對象或者其他有關拍攝的人來獲取自己認為的真實，這就是道德的底線。因為被拍攝對象在主動不設防或者被動不設防的狀態下被直指內心深處傷痕的時候，這種痛楚遠非肉體傷痛所能比擬。
紀錄片的真實性問題直指記錄者的職業精神，包括記錄者的職業理念、職業規則和職業習慣等幾個方面。其中職業理念是核心，它決定了記錄者的活動方式及評價標準。一旦對道德和評價標準松懈，無疑將減低DV影像的品格，在大眾傳播領域造成對國家形象的誤讀。
后現代語境下的生存焦慮
當今消費社會為后現代語境提供了生存土壤，后現代性源于西方文化與現代工業化語境中的變異而產生的“文化幽靈”，對當代文化、藝術影響巨大。它消解了文化藝術與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反諷、戲謔充斥于市作品無意義、無深度、無精神內涵。但是，后現代性又有可貴之處，它對傳統深度的消解只是在一定的限度中進行，對那種矯情的貴族意識的嘲笑和對那些虛偽的道德寓言和價值觀念的瓦解等，有著脫離教化傳統的自由和輕松。后現代性的這種特征似乎為DV拍攝者找到了突破口。
有部在國際上獲獎的DV影片《北京的風很大》，這樣記錄“北京的風”：敲擊的聲響下，民工用大錘子在破壞拆遷的房屋，所謂的北京一開始呈現給我們的是毀壞的場面。接著，鏡頭在街上胡亂運動：推嬰兒車的老人、揀破爛的流浪者、準備接新娘的婚車、羞澀的外地民工、紀律嚴明的武警戰士、匆忙的上班族、帶著中國姑娘的老外……緊接著，在短短的三天時間里，北京街頭的許多人被一個手持話筒、身邊跟著攝影師的高大的胖小子(編導本人)截住，耳邊響起一聲突兀的問話：“你覺得北京的風大嗎?”人們對這個最簡單問題的回答和對這種冷不丁的提問反應是大不相同的。有的人反問他們是干什么的，有的干脆罵他們神經病，甚至還扯到了安全感的問題。這一單調的問答幾乎是貫穿全部影片。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沖進公共廁所，對正在大便的一位北京人發出同樣單調的問題：“你覺得北京的風大嗎?”對方既惱火又無奈：“!我這蹲著，你們他媽的也拍啊?！?/p>
顯然，這一切充滿了年輕人的惡意，但拍攝者用這種近乎粗魯的方式所獲得的效果，是以前的紀錄片不能提供的，它有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意識得到、但說不出來的那種無奈的感覺。法國的布烈松曾開創攝影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他認為攝影機就是一支槍，具有侵略性，主張取消稿子，把腳本直接寫在膠片上，逼迫人們與攝影機發生關系。他認為人們在這種沒設防下的感情狀態才是最真實的。
我們不必認同《北京的風很大》所謂“對底層情感”這種說法，該影像中的“古怪”、“前衛”無疑是后現代性的一個縮影。盡管片子在國外獲了大獎，24歲的編導也出了名，但是這種成名容易使人想起中國古代的一個典故：終南捷徑。
對生存的焦慮和對成名的渴求常常使DV拍攝者要么鋌而走險，要么標新立異。在消費社會前提下，大多數DV拍攝者們選擇了后者：用怪誕和無內涵的影像博取獵奇者的眼球，而這恰恰造成了國家形象的誤讀。
家鄉的景物范文3
【關鍵詞】 儒學;武士道;禮;仁;名
儒學開端于春秋戰國，為孔子所創立，儒學在春秋戰國時代僅僅是諸子百家爭鳴中的一個派系，儒教的名稱開端于西漢，并且漢武帝根據政治思想社會文化的需要，定儒學為官方正統，奠定儒學正統的地位。儒學經過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時代，吸采百家眾長，來完備自己的內容。其中禮樂，仁義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在中國與亞洲國家交往的時候，文化傳播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在儒家的經典傳入日本之后，在日本很快受到重視，并且對于日本武士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儒家思想中的禮、忠、仁、勇等思想本日本所吸收并加以改造，成為武士道中的重要條目。儒家經典傳入日本后，在日本不啻為一思想界的炸彈，在當時日本由于其本土的系統化的思想還沒有產生，而系統化的，理論化的，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是主流的儒家思想傳播到日本后，如入無人之境，沒有受到日本思想界的排斥，而是加以學習，吸收，改造。使得改造后的日本儒家思想在日本占據著至高無上的地位。
當然，日本對于除了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的思想，也是加以吸收改造。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獨具特色的思想文化。
一、春秋以來儒家思想的發展與士大夫精神
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發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間，這一時期產生的思想，對于以后的帝制中國，以及東亞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我們再次先探討在春秋戰國期間的儒家思想的主要內容，以后歷代儒家學者都是在春秋時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加以引申，發展。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家思想對于東亞文化圈可以說是一個根，我們若是想知道某一文化，思想現象，還是得舍末逐本。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的“哲學的突破”時期。“哲學的突破”觀念我們可以上溯到韋伯的論著之中。但是對于“哲學的突破”之一觀點最為清楚的發揮者，則是美國的當代社會學家帕森斯。
中國的“哲學的突破”是對于古代詩、書、禮、樂所謂的“王官之學”而來的。在沒有突破之前，也就是在當時的周王朝的封建統治時期，中國的教育是禮樂政教和一的王官之學，教育的對象也是封建的貴族諸侯、大夫、卿、士。文化掌握在貴族手中，并且由貴族加以世襲和壟斷。
但是隨著封建制度對于社會制度約束性的降低，王官之學也隨之動搖，出現了“禮崩樂壞”的局面。特別是西周結束，東周遷都，一些典籍散落，不再局限在貴族階層中。貴族教育中的禮、樂、詩、書也隨之下移。處在貴族階層最底層的士，士是受到“禮崩樂壞”沖擊得比較劇烈的階層，士的上一層的下移，以及士的下一層民的上升。使得士的人數激增，而士又是從封建制度的解體下游離出來的。本身對于封建的制度有很深的了解。在“禮崩樂壞”的時期，士便承擔起在“禮崩樂壞”的基礎上重新創制新的社會文化制度的重任。
而儒、道兩家，是最先在“禮崩樂壞”的條件下，產生出來的一批士，也就是知識分子。
對于三代的社會文化制度道的崩潰，《莊子? 天下》明確的指出了古代道術即官師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學有合而分的歷史趨勢。
《天下》篇說：天下大亂，圣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的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百家往而不及，必不合矣。后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天下》篇中的作者指出古代統一的“道”，在戰國時代已經完全破裂了，以此才有諸子百家的興起，他們都各自得到了“道”的一部分，這也是中國“道”的歷史一大變化。[1]
儒家面對三代的“道”即詩書禮樂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學的崩潰―“禮崩樂壞”的局面，儒家則主張，在繼承禮樂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創制，進而產生了儒教的一大突破―仁義的產生。
且儒教的創始人孔子的社會身份是“士”，并且在春秋戰國時代也是游士的時代，士這一知識階層，便承擔起“道”的傳承的責任。在士這一階層剛從封建的思想、文化、體制中解放出來的時候，孔子便對于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篤信善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為足與議也。（《論語?里仁》）
士而懷居，不足以士矣（《論語?憲問》）
這些說法都是在強調士的價值取向必須以“道”為最后的一句。所以中國知識階層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孔子便已努力給它灌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個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這是一種近乎的精神。[2]
對于后來的士能否做到這一點還很難說，畢竟，孔子為他們設置了這么一條很高的標準，可以說士是不斷激勵自己想著這條標準靠攏，“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并且，在“禮崩樂壞”這個廢墟的基礎上，孔子對禮樂重新加注新的活力，同時產生了仁義。
從比較文化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哲學的突破在希臘、以色列、印度的突破和中國有很大的不同，國外的哲學的突破產生了兩個世界即世間和超世間，使得在思想和政治上產生了不同理念。而中國的哲學的突破，不對超世間作徹底的探求，而是把“道”拉向人間，用道來安排指揮人間的社會文化秩序，而道的承擔者―士，便從一開始就用道來面對世間的事物，這便使得“道”與“勢”產生了矛盾。也就有了士與帝王的關系―師、友、臣的這幾種關系。
從這點可以發揮出忠的觀念。但是臣子對于帝王的忠也是有條件的。
《孟子?離婁下》：“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是知識分子士的第一次群體自覺。社會越混亂，俞顯示出道的重要，知識分子用道救世的覺悟也就越高。在“道”與“勢”相作用影響的情況下，志于道的士俞是以道顯，而道是內在的，在士身上顯示我們只能通過士的思想感情、行為動作、人生理想才能看出來。
從行為上，則是士對于“名”的重視。
士志于道，道的實現只能憑借著士，但是不是所有的士都能以這個高層的理想目標奮斗的，畢竟士也有著他的社會屬性，他也有跳不出社會屬性的一方面。所以，怎樣才能實現“道”，怎樣才能使“道”顯，這邊是要求士要修身，即加強思想方面的修養?！暗馈辈幌髧獾幕浇棠菢?，有教條，有傳教士。中國的道是沒有這種憑借的。所以士只能加強自身的修養，以身顯道。注重名聲的意味也在其中。道現在身，這個士的名聲必定要顯于世。
發展到漢晉時期，又是知識分子的一個自覺發展時期。這時候，士對于名的追求更上了一層。
士對于名的追求，本來是兩漢時期的選官制度催生出來的結果，名顯才能出仕。但是對于名的追求，同時也顯現出士的澄清天下之志。澄清天下之志，這也是對道的繼承，想重新再崩壞的社會文化制度的基礎上，繼往開來，吐故納新。寓開來于既往。以入世，來實現道。
以上我們討論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的突破”，以及在“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間段里，孔子對于三代禮樂的繼承，在此基礎上賦予禮樂以新的活力。發揮出“仁義”，他對仁的解釋為“克己復禮為仁”，并且提出仁是禮的內在，而禮是仁的外在。并且對于“道”與“勢”的關系也做了說明，從這點上可以發揮出來忠的理念。以及對于志于道士，對于道在自身身上顯示的修身思想。
知道了儒教的發展，我們便可以看到中國的儒家思想對于武士道精神的影響。
二、武士道精神對儒家“禮”思想的汲取
在儒家教義中“克己復禮為仁”那么仁，就是安己，安人。體現著一種人文關懷。使得禮從外而內雙向發展。武士道之禮不僅僅是風度，更是對他人的情感和關懷的外在表現，武士道的禮給日本以深遠影響，以至于日本成為一個注重禮儀的國家，武士尊重禮儀，不只是封建社會階層秩序的遵從，更是追求禮儀端正。 新渡戶稻造認為： “禮的最高形式幾乎近似于愛”我們或許可以虔誠地說，禮‘是長久承受，是仁慈; 禮不嫉妒，不自夸，不自負; 禮不自行非禮，不謀己私，不輕易發作，不思惡?！Y被頌揚為是特別適合武士生涯的，并且他還被認為抬高得超過它應有的高度，這難免會出現借禮之名而行非禮之實?？鬃釉磸徒虒А！彪m然武士道之“禮”和儒家想中的“禮”有區別，但也有聯系，武士道之“禮”從淵源上看也受了儒家思想的一定影響”。[3]
三、武士道精神對儒家“仁”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仁”要求武士不能成為黷武主義的武夫，而要具有“寬容、愛心、同情、憐憫的美德”。武士道主張以仁為本，在日本，“狩野直喜認為作為孔子學說的根本思想的仁，乃是孔子之獨創，……狩野直喜分析中日儒學史上種種對仁的解釋，……他認為孔子的仁至少有以下四種意義： 第一，親愛或慈愛。第二，肫懇至誠毫無虛飾。第三，救濟。第四利他。仁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孔子的仁具有道德之上最上至極的意義。”[4]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仁，對于前文講到的儒家的仁可謂是加以吸收改造。
四、武士道精神對儒家“忠”思想的汲取
在日本古代，武士對主君的“忠”是有條件的，由于主君對武士常常恩賜 ，又武士和主君之間的關系是世代相襲，因而，在主君和武士之間除了物質利益之外，常有一種“情”的因素在起作用，這種情又被武士看得高于一切，為此可以無條件效忠主君，對主君的忠誠觀念凌駕于其他所有倫理之上，將無私獻身作為武士的最高義務和最終行為，把原來對主君有條件的忠過渡到無條件的忠，后來，對武士的道德規范進一步發展到為主君獻身，一種毫無理性的獻身。[5]中國的士對于君主的忠也是帶有一定的條件性，日本正是吸收改造了這點，從有條件的忠發展到無條件的忠。
五、武士道精神對儒家“名譽”思想的汲取
武士道的“名譽”意識包含著人格的尊嚴，它要求武士為了名譽而愿意付出一切，又要具有分清是非保持忍耐和堅忍的品行，武士要保持其榮譽，喪失了名譽的武士不得不進行切腹。同時名譽也是武士獲得一切政治經濟利益的一個基點。同樣，在中國，一個知識分子的名聲對于他的政治前途是很有關系的，政治前途有了，那么經濟利益就會接踵而來。兩漢有察舉制，往后歷代也有這種察舉制的影子，像是制舉。這些都是需要知識分子有一定的名聲。而日本的武士道視名聲如此之中，不可以說沒有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
日本的武士道對于儒家思想的吸收改造，從開始的零零散散，到最后的系統化、完整化的武士道精神思想的形成。這其中儒家思想可謂是它改造吸收營養的一個母體。離開了儒家思想的支撐，它是不能完成這種思想的成熟的。
【注 釋】
家鄉的景物范文4
[關鍵詞]氣象服務 農業經濟 價值研究
[中圖分類號] P4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5）-3-356-1
0前言
氣象為農業服務是氣象服務的主要內容，包括降水，風向、風級，溫度等一系列氣象因子對農業的栽培，種植，灌溉，收獲等諸多項目的服務，直接關系到農業經濟的發展效益。
1氣象服務在農業經濟發展中的的特殊地位
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人民維持生計極大的依賴環境，人類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總結了諸多關于農業生產的經驗，比如“二十四節氣”，“春種秋收”等，這些規律都與氣象因子關系密切。由此可見，農業的發展與氣象因子息息相關。但是由于對氣象因子的認識尚未上升到理論性指導階段，人民大多還不知道如何規避氣象因子帶來的自然災害對農業發展的影響。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人們在面對洪澇，干旱，霜凍等氣象災害往往顯得手足無措。進入近代社會，人們開始有了規避氣象災害的意識，試圖通過天氣預報，溫室培育農作物等一系列措施防災增產，甚至嘗試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室內環境進行農業發展。不可否認，這一系列措施得以有效實施的前提都是建立在對氣象知識有清楚認識，利用氣象服務為農業經濟服務的基礎之上的。
可以說，農業經濟的發展是一個敏感的行業，農業地域極其脆弱，一方面，土壤等內在因素受地域環境影響，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極大地受到氣象因子的制約。許多我們常見的現象，比如低溫引起的農作物凍害，降水不足帶來的農作物墑情問題，大雪，大風對農作物的破壞性作用力，大量持續降水導致的洪澇災害對農田的沖擊等現象都是氣象因子對農業經濟帶來的減產，顆粒無收等致命性的打擊。然而，這些災害大多可以通過氣象預報。通過氣象服務及早的做好農業防災救災工作，將損失降到最小。從這一方面來說，農業的生產和豐收、減產與天氣、氣候的變化關系十分密切。農業生產是在自然、復雜多變的氣象環境條件下進行的自然改造和社會生產過程，農業生產的每個環節都離不開對天氣、氣候條件的關注。因此，農業生產的發展需要掌握天氣、氣候知識及天氣、氣候服務信息，氣象服務在農業經濟發展中占據特殊地位。在任何時候，發展農業生產都不能忽略氣象因子對農業經濟的作用。
2氣象服務對農業經濟的價值
進入近代社會，隨著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和機器生產的運用，農業經濟逐漸走向集約型發展的趨勢。擺脫了傳統農業粗放型的局面，開始嘗試通過新型農業經濟模式走上農業經濟創新之路。尤其是最近幾年，溫室大棚技術，無土栽培，生態農業等農業經濟發展迅速，一日成為農業生產的常態，不再是過去靠天吃飯的老樣子。諸如此類新型農業經濟增長模式都是對氣象服務的創新，是在氣象服務的基礎上開展的。可以這么說，氣象服務為新型農業經濟增長模式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利用溫室大棚技術，可以通過人工調節農作物生長的溫度，改變農作物生長的季節性限制，利用溫室這種人工氣候，實現農作物快速生長，極大地縮短了農作物的生長期，提高了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循環栽培，如反季節果蔬等，滿足了市場需求，在市場經濟的背景下，極具潛力。
同樣的，溫室大棚栽培可以通過建造人工環境，充分利用太陽能光照和人造光，有效的避免了氣象環境中的大風，凍雨等災害的影響。不僅僅溫室技術，氣象服務中的天氣預報和人工降雨等人們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措施也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效的規避氣象災害的價值。準確的天氣預報，如降水預報等都可以提前預知短時期內天氣的變化，及時對極端天氣做好防災準備。天氣預報還包括對暴雨，冰雹，臺風，沙塵暴，霜凍等惡劣天氣的預測，為農業生產贏得了寶貴的降低災害損失的時間。雖然現階段進行氣象預報的準確性還不太高，但氣象預報的科學性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可以通過氣象預報部署農業生產計劃，針對區域環境和易發性氣象災害區域選擇合適的農作物品種。實現農業區域化發展。在現階段，區域經濟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而順應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求，利用氣象服務為農業經濟提供氣象學上的理論支撐，采用氣象服務，合理地規避區域小環境的氣象限制，將有可能出現的氣象災害降到最低，可以極大地提高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和附加價值。
3結語
農業生產的發展離不開氣象服務的協調作用。只有充分利用氣象知識為農業經濟發展服務，規避氣象災害，合理制定農業生產計劃，為區域農業發展創造更高的經濟價值。
參考文獻
家鄉的景物范文5
廠址選擇
直燃生物質發電項目的選擇重點應考慮項目廠（場）址的交通條件、原料供應條件、并網條件、水源供應條件及與規劃的符合性。環評單位依據的選擇基本原則要求主要有：
《關于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環發[2006]82號）及《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質發電項目環境影響評價管理工作的通知》（環發[2008]82號）要求“地方政府應根據當地生物質資源分布情況和合理運輸半徑，進行綜合規劃、合理布局，制定農林生物質直接燃燒和氣化發電類項目發展規劃；在采暖地區縣級城鎮周圍建設的農林生物質發電項目，應盡量結合城鎮集中供熱，建設生物質熱電聯產工程；大中城市建成區和城市規劃區、城市建成區、環境質量不能達到要求且無有效削減措施的或者可能造成敏感區環境保護目標不能達到相應標準要求的區域，不得新建農林生物質直接燃燒和氣化發電項目”。
在實際工作中，直燃生物質發電廠選址的可行性分析中還會遇到下列幾個問題。
一是由于部分生物質發電廠的選擇缺乏長遠規劃，往往與當地的一些單項規劃存在一定的不符合性，主要表現在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供熱規劃、各類專項規劃、鄉鎮規劃、電網規劃、生態功能區規劃等存在一定的不符合性。如果存在不符合之處，應與當地政府進行項目廠址比選，重新調整相關規劃或調整項目位置、規模等，使項目廠址與相關規劃協調、可行，并附相關支撐性材料。
二是燃料分散、供應距離遠，有些區域由于地形、地質、農作物種類等原因，農作物秸稈產量較少或較分散，增加了電廠收購成本或不能滿足電廠額定負荷要求。因此，應對生物質電廠區域秸稈剩余量及運輸距離進行詳細調查統計。同時，當地政府應承諾在該電廠燃料供應范圍內不再引入大規模損耗生物質資源的工業企業，以免導致燃料供應不足。
三是項目所在地環境質量不能滿足相關環境質量標準要求，不具備項目建設所需的環境容量。如果項目所在區域尚無剩余環境容量，應重新選址或采取有效削減、替代措施，所實施的削減和替代措施需要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在環境影響評價中，還需對廠區供水、交通等條件進行分析，需要對多個廠址進行比選，從各方面對照分析選址的合理性，確定最為合理的廠（場）址。
工程分析
工程分析是建設項目環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環評報告的基礎數據。直燃生物質發電項目工程分析主要包括項目組成、項目依托情況、燃料供應及貯儲、成分、熱值分析、廠區平面布置、工程擬采用的工藝技術、主要裝置和設備、污染物種類、污染物產生量和排放源強的確定、所采取的各項環境污染防治措施以及非正常工況污染物排放情況。
目前我國現有直燃生物質發電廠主要使用丹麥BWE公司水冷振動爐排技術，由國內生產制造的振動爐排高溫高壓鍋爐。生物質燃料被送入爐內后，燃料在爐排上由于振動而被拋起，邊燃燒邊跳躍前進，爐渣由爐排末端排出。鍋爐一般采用低氮燃燒方式，預留煙氣脫除氮氧化物裝置空間，除塵一般采用旋風分離器+布袋除塵器除塵，設計除塵效率一般不小于99.90%。由于秸稈含硫量低，一般僅預留脫硫空間。由于秸稈燃燒產生的灰分中含有豐富的鉀、鎂、磷和鈣等營養成分，可用作高效農業肥料，一般生物質電廠可不設大型灰渣廠。直燃生物質發電項目廢水主要分為一般性廢水及濃鹽水，由于電廠鍋爐用水對水質要求較高，并且電廠多采用中水作為生產水源，因此，一般直燃生物質電廠都配有中水處理系統、鍋爐水除鹽系統及廠區綜合污水處理站，除鹽系統多采用反滲透處理工藝。處理后的污水多回用于循環冷卻水及綠化等用水，濃鹽水可用于鍋爐除灰除渣。對于降雨較多的地區還應考慮燃料堆場雨水。
燃料供應充足是保證生物質電廠正常運行首要條件，在區域燃料供應中應詳細調查燃料來源保證性、燃料種類、燃料量、燃料熱值、燃料收購方式、燃料的運輸，并附燃料熱值分析報告，必要時可編制《生物質資源專題收集報告》。
燃料貯存點的分布、交通條件、與周圍環境關系、貯存量、防腐、防洪、消防措施、燃料貯存點的揚塵及惡臭防治。為避免燃料長期存放造成自燃或腐爛、發酵降低發熱值，燃料貯藏時間最長應不超過一年。燃料儲運過程可參照《秸稈燃料儲運技術規范》執行。
環境風險評價
由于直燃生物質項目具有火災風險，因此直燃生物質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書應設置環境風險影響評價專章，重點分析火災帶來的環境影響。環境風險評價專章應為建設項目的風險管理決策提供科學依據，以便在事故情況下及時采取有效、迅速的防控措施和應急措施，降低風險事故帶來的影響。直然生物質項目的環境風險評價，一般應包括環境風險識別、風險事故頻率確定、風險事故環境影響預測、風險事故防范措施及應急預案等主要內容。直然生物質項目主要有以下幾種事故源項：
（1）燃料堆場發生火災風險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2）輕柴油儲油罐發生泄漏、火災、爆炸風險對儲油罐周圍環境的影響；
（3）火災事故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消防廢水、燃燒煙氣等伴/次生污染影響；
（4）廢水事故排放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根據風險事故環境影響預測結果給出可能受影響的范圍，并制定切實可行的環境風險防范措施及應急預案，減少因風險事故帶來的環境影響。
以“寧夏安能生物質熱電有限公司2×15MW生物質熱電聯產工程”為例，其風險防范措施主要為：對燃料堆場周圍設置防火距離，配備相應消防設施；廠區高建筑應采用防雷擊設計；燃料堆場四周應設置一定寬度的水溝，炎熱、干燥條件下可降低燃料場溫度、增加燃料場濕度，在降雨及消防時也可用于燃料堆場排水等。
結語
家鄉的景物范文6
關鍵詞：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經營環境影響評價
中圖分類號：X5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_9944（2016）06-0085-02
1 引言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主要是由排污單位進行投保的一種保險，當投保單位對環境造成污染時會由保險公司根據投保單位的投保金額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為了保證費率界定和賠償的科學性，在投保單位和責任保險公司之間建立合理的賠付關系，需要做好環境影響評價工作。
2 環境影響評價的重要意義
環境風險管理的主要內容就是環境影響評價，環境風險管理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如今二者還沒有真正的實現有機的融合，但是也在進行著不斷的探索，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第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制構建中已經將環境質量影響的評價融入其中；第二，環境污染損失認定的有效依據就是研究突發性事故的環境風險評價方式。專家和學者已經明確了“環境敏感區”、“危險廢物”、“有毒污染物”和“危險物質”的概念，差別費率的措施已經在輕度污染區域、一般污染區域和重點污染區域的排污企業中推廣。劃分的主要依據就是環境評價學，在不一樣的企業中推行不一樣保險費率，環境評價學中指出，各地區的環境敏感度不同，它們所承受的環境風險就會不一樣。對企業環境風險進行評價的時候，保險公司需要聘請環境問題專家來開展評價工作，當風險評價結果出來以后，保險公司要以此為依據選擇承保的費率和條件。
3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經營處境
3.1 沒有科學的設置保險費率和賠償限額
環境污染責任風險屬于新型的風險范疇，主要特點就是具有較強的非偶然性、復雜性和長期性。環境污染責任風險的定價基礎需要有大量的統計信息為依據，否則保險業的絕大多數規則都無法實現。不可預見性的風險越多就會使風險保費不斷增加，從而使整體的保險費率水平得以提升，但是投保人的積極性卻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作為一種強制性的保險，上述問題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處理，投保企業就會出現被動投保的情況，這就背離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最初目的。
3.2 污染事件認定缺乏規范的標準
污染事件和責任企業、污染項目有著直接的關系。環保部門存在著環境監測的業務，但是企業排放的污染物會與四周的環境發生變化，因此確定環境污染的責任源頭比較困難。保險賠付的正常程序為由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到現場了解實際情況，找到問題的原因，認定危害的程度，從而確定索賠的相關事項。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包括的內容比較多，涉及的范圍比較廣，認定賠償事宜比較的復雜。保險公司隸屬于商業機構范疇，他們的認定結果沒有行政效力，假如只由保險公司來認定賠償事宜會引起很多的麻煩，從而使賠償的效率受到一定的影響。
3.3 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
在保險行業中，投保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信息會存在著一定的誤差，從而存在良品被次品驅逐的現象，也被稱為逆向選擇。環境責任污染保險中的逆向選擇主要表現為環境污染責任風險非常高的企業選擇進行投保，這就使得保險人會承擔較大的風險。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劃分到強制性保險以后，規定范圍之內的企業一定要進行投保，這就使得逆向選擇得到了一些緩解。然而投保企業和保險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依然會存在，這就使得保險人無法正確評估投保企業的風險水平，或者是需要較高的調查費用去進行核實。假如還是依據行業的平均費率去簽單，就會使保險人的經營成本受到一定的影響。
4 環境影響評價所起到的作用
4.1 對制定賠償限額和費率的影響
通過分析美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情況不難看出，20世紀80年代末期，美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經歷了賠償限額和保險費率失衡的狀況。到了90年代中后期，保險人可以準確的推算出自身的經濟損失情況，從而使保險價格達到合理的水平。分析上述情況可以得出，合理評估保險的風險是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在處理賠償限額設定與保險費率之間問題的主要前提條件，這樣的評估需要全面了解以前的所有事故信息，還要對未來的事故進行科學的分析。對比交通事故和突發環境事故的統計信息詳見圖1所示。
通過分析圖1可以得出，交通事故的發生頻率要比突發環境污染事故的發生頻率高出很多倍，不需要進行大數定律的數理統計分析。所以，科學分析企業所面臨的環境污染風險是制定責任限額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費率的主要依據。
4.2 對防范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影響
保險人和投保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出現的主要原因。要想較好的處理這些問題，就需要環境影響評價的重要類型和重要主體發揮較好的作用。首先，環境影響評價機構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比較了解投保企業的詳細信息，環評機構在書寫環境影響評價報告的時候，需要對企業進行全面的了解，從采購到生產都要進行認真的了解。結合自身專業的技術和知識，對企業的環境污染信息進行全面的掌握，使其變成特殊的保險經紀人給投保企業提供各項咨詢服務，這樣投保人可以全面的了解自身的風險，依據他們所提供的建議和意見選擇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保險合同，從而實現雙贏。其次，環境影響后評價也是重要的評價類型，可以較好的延續環境影響評價在整個項目中，對實際環境影響和監督潛在的危害起到較好的管理作用，可以更好的實現環境監測、環境審計等。在行政制度的作用下，環評機構承擔著評價環境影響后的一系列工作，定期將投保企業的評價報告提交給保險人，使企業的道德風險得到有效的預防，促使保險公司有效控制風險，實現保險公司的正常運營。
4.3 對污染事件責任認定的影響
環境影響評價體系是一個比較全面的系統，評價方式和類型比較多，環境影響評價的經濟評估方法和環境事故后果評價會對污染事件責任認定起到較好的促進作用。事故發生以后，對事故所導致的危害程度進行評價被稱之為環境事故后果評價；借助一定的措施定量評估環境資產所提供的服務和物品，以貨幣的形式表現出來，同時將人們所承受的環境損失賠償意愿表現出來，這就是環境影響評價的經濟評估方法。二者有機的融合在一起，科學評價環境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從而可得出科學的定量結論。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所導致的現場經濟損失是直接的經濟損失，保險行業中有成熟的評估方法來估計財產損失和人身損失。處理事故污染損失、其他間接經濟損失和事故缺水型損失是衡量保險業間接經濟損失的三大衡量指標。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發生以后，為了減輕和降低危害需要采取積極的措施，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這就是處理事故污染損失。在事故中，由于缺水給人民生活、工業制造和服務業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被稱之為事故造成的缺水型損失。在環境科學領域，生態損失可以通過許多成熟的模型來進行衡量，所以，綜合以上所有的評價體系信息得出一個明確的、比較具有說服力的環境事故損失評價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