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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雜文范文1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需要對別人察顏觀色的從容，一種終于停止了向周圍申訴求告的大氣，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須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
2、選自《華蓋集·北京通信》：
古訓所教的就是這樣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動。不動，失錯當然就較少了，但不活的巖石泥沙，失錯不是更少么？我以為人類為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 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惟獨半死半生的茍活，是全盤失錯的。因為他掛了生 活的招牌，其實卻引人到死路上去！
3、選自《墳》：
魯迅雜文范文2
另外的地方，也有人這樣說，“還是當一個好群眾，什么意見都舉手吧。”
甚至像這樣應該成為過時的幽怨我也聽到過很多了：“我是什么東西，說句話還不等于放個屁么!”
這些意見表現了什么，表現了我們還不懂得如何使用民主，如何展開自我批評和自由論爭，我們缺乏氣度，缺乏耐心地傾聽別人的意見，同時，也表現了我們沒有勇氣和毅力，我們怕麻煩，我們怕碰釘子，怕犧牲，只是偷懶――在背地下咭咭咕咕。
有人肯說，而且敢說了，縱使意見還不完全的正確，而一定有人神經過敏地說這是有作用，有私人的黨派，長短之爭。這是破壞團結，是瞎鬧……決不會有人跟著他再論爭下去，使他的理論更至完善。這是我們生活的恥辱。
凡是一樁事一個意見在未被許多人明了以前，假如有人去做了，首先得著的一定是非難。只有不怕非難，堅持下去的才會勝利。魯迅先生是最好的例子。
魯迅先生因為要從醫治人類的心靈下手，所以放棄了醫學而從事文學。因為看準了這一時代的病癥，須要最鋒銳的刀刺，所以從寫小說而到雜文。他的雜文所觸及的物事是包括了整個中國社會的。魯迅先生寫雜文時曾經被很多“以己之短輕人所長”的文人們輕視過，曾經被別人罵過是因為寫不出小說才寫雜文的。然而現在呢，魯迅先生的雜文成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書籍，最輝煌的文藝作品，而使人卻步了。
一定要寫得出像魯迅先生那樣好的雜文才肯下筆，那就可以先下決心不寫。文章是要在熟練中進步的，而文章不是為著榮譽，只是為著真理。
現在這一時代仍不脫離魯迅先生的時候，貪污腐化，黑暗，壓迫屠殺進步分子，人民連保衛自己抗戰的自由都沒有，而我們卻只會說“中國是統一戰線的時代呀!”我們不懂得在批評中建立更鞏固的統一，于是我們放棄了我們的責任。
即使在進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這里更須要督促，監視，中國所有的幾千年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惡習，是不容易鏟除的，而所謂進步的地方，又非從天而降，它與中國的舊社會是相連結著的。而我們卻只說在這里是不宜于寫雜文的，這里只應反映民主的生活，偉大的建設。
陶醉于小的成功，諱疾忌醫，雖也可以說是人之常情，但卻只是懶惰和怯弱。
魯迅先生死了，我們大家常常說紀念他要如何如何，可是我們卻缺乏學習他的不怕麻煩的勇氣，今天我以為最好學習他的堅定的永遠的面向著真理，為真理而敢說，不怕一切。
魯迅雜文范文3
一個批評者眾的年代，到底是好年代還是壞年代？為何在魯迅強調“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蟲”的六十多年后，公眾仍無法對他幾篇檄文的去留保持平靜？我想，一個毋庸置疑的原因是，與近一個世紀前相比，我們社會中無數的矛盾、弊病和不安，并沒有因時代的變遷而減少，而批評所依托的最便于攻戰和啟蒙宣傳的文體――雜文，或曰反思和自省的火種，反倒日漸微弱，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覺和深思。
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遠離批評，如同一個人想要獲得人格的全面發展，就不應該被吹捧和贊美迷住心竅。雜文常被人們比做匕首、投槍――說到底，雜文的天職就是批評、批判。而獨立批評者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以一切的不公平和不正義為靶標，不依附任何派別和階層，冷眼觀察，見微知著，竭個人之薄力，直言敢諫，啟迪良知，這些“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民族脊梁”，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但毋庸置疑，只有批評的聲音多了，“善”的力量才會獲得可喜的成長空間，民主和法治才能不偏離正軌，人們的尊嚴才能得到保障。
多年來，評論或曰批評就一直是《同舟共進》所倚重的，正因為此，刊物匯聚了眾多踐行社會價值、坦蕩發聲的知識分子，形成了相對固定的作者隊伍。其中，大家和新銳“濟濟一堂”，來的都是“座上賓”，既有老辣勁道的雜文界領軍人物，也有意氣風發的快筆好手。同時，刊物周圍也積聚起一大批關懷國是民瘼的讀者，吸引他們的正是這份先聲敢言和針砭時弊的銳氣。這種言路風格和方向，是《同舟共進》自創刊起便一以貫之的，皆因我們深知，一份刊物想要有固定的讀者群體，就必須樹立鮮明的立場和獨特的品位，如若一份刊物沒有可以“亮出來”的“王牌”，面目模糊，棱角兩可，讀者必無所適從，結果只能是棄之而去。
《同舟共進》不以對世事反映快速的時效性見長。每期選擇稿件時，我們總要面臨痛苦的抉擇，因為好文章不少，而版面有限，這就逼著我們必須用高標準選稿，力求多出精品。一分耕耘一分回報，2009年10月，在由中國新聞社、《中國新聞出版報》、新浪網等機構主辦的“首屆中國新銳媒體評論大獎”中，《同舟共進》獲得“年度媒體獎”，大獎組委會在頒獎詞中寫道：“《同舟共進》堅持理想，特立獨行，對中國轉型期的諸多重大問題，進行了持續的論說，特點最為鮮明，立場最為清晰。2009年，《同舟共進》以大量銳利的評論文章，開掘歷史、聚焦現實，繼續‘在別人停止思維的地方延續思維’。”這是對刊物所做的最好概括，也是對編輯部多年努力的肯定。另外，我們的老朋友、知名雜文作家陳四益先生刊于2009年第10期的《忽然想到――關于“扯淡”》，也榮膺“年度作品獎銀獎”，實在可喜可賀。
承蒙《雜文選刊》編輯厚愛，此次“雜文專版擷英”中所選擇的三篇雜文，便有著鮮明的“同舟風格”。陳四益先生的“忽然想到”系列，敏銳地捕捉時弊，反思深刻，其剖析問題的視角獨特，入木三分，梁曉聲先生的《論文化在政治之上》，警句連連，通篇充滿了哲理性的思辨。
畢星星先生的文章，單槍直入，直抒胸臆，讀后讓人不得不為他充滿智慧的說理、豐富翔實的論證、擲地有聲的語言而折服。
魯迅雜文范文4
雜文的第一義，如魯迅所言，是“對于時弊的攻擊”，即批判。那些吹鼓手的表揚文章，不屬雜文之列。中國一直盛產各種表揚家。譬如今日文壇，所打旗幟為文學批評，實際上則是文學表揚家的甜蜜舞臺。喪失了批判意識，雜文如行尸走肉，無以自立。當然，嘗有人質問我：“你為什么老是批評，為什么無視這個社會美好、進步的一面呢？你是不是心理陰暗，是不是用心險惡，唯恐天下不亂？”我的答復，就包含在對雜文的詮釋之中。如果你想被表揚，想聽頌詞，可以去讀某些報刊或者收聽某些電臺、電視臺節目；你只需要記住一言：若社會上沒有批評，則贊美無意義。
在我看來，首先，雜文是一種公共話語，立論與論證的公共性，而非私人性，決定了它的生命力和價值。這決不是說，雜文寫作不允許滲入私人色彩，沒有哪個作者能遵守完全的“價值中立”，因為它本就不存于人世。然而，作者不能讓個體的傾向性壓倒對公義的追求；更不必把自己懸掛于孤絕的位置，高喊“雖千萬人吾往矣”。作者可以為自己的獨立意見抗拒千萬人的唾沫，但其獨立意見亦是以千萬人的公共利益為出發點。公共性是雜文的根基，一旦私人性高于公共性，雜文就不是雜文，而是廣場政治的抒情散文。
雜文的使命，不在于解決問題，能提出問題，把被遮蔽的問題全面呈現出來，雜文作者就可以收工回家睡覺了。他所扮演的角色，如時弊背上的牛虻，他的筆只管叮人，讓你從疲憊和倦怠的白日夢中猛然驚醒，讓腐爛的社會創口突破圍困而袒露于外，令世人觸目驚心。他只需要把社會病灶揭出來，接下來的療效怎樣，人們必須自我選擇。雜文需要指引性，甚至說需要理性和建設性，但建設性不等于建設，扎地基、開藥方不是他的工作。雜文的核心就是批評，換個詞，亦稱針砭。如果你讀罷某篇雜文，忽然感到前程漫漫，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陷入無可名狀的虛無，你可以找心理醫生，可以找政府，卻不必找沒有給你提供出路的雜文作者，他們沒有一絲責任。
對雜文而言，問題不僅高于答案，還高于某些主張。這種獨立性，要敢于壓倒一切，包括你的出身、階層的歸屬感、某些倫理和。也許是傳統污染所致，雜文作者亦可能掩蔽問題的真面目。
魯迅雜文范文5
根據新聞事實而寫作應當說是在向歷史的深層掘進，開采思想的“石油”。
我的雜文很多涉及經濟方面，這或許與我的一些經歷有關：我讀過一些經濟學原著；還曾在北京師范大學經濟系讀過一段時間MBA；我曾多年擔任《北京晚報》經濟部記者；最為重要的，大概還是《北京晚報》是辦給老百姓看的。關注經濟就是關注民生。
我在寫作時，盡管常用一些經濟學原理分析問題，但我的立足點是廣大民眾的利益。而一般經濟學家。則更多地從商(企)業利益最大化出發，從人的自私自利出發，這恰恰是我所不能茍同的地方。
改革開放三十年，川菜在全國大行其道，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辣。辣能振奮精神，刺激食欲；文章帶點兒刺兒，相當于川菜放辣子。我在《北京晚報》發表的雜文，力求尖銳、潑辣、鮮明，但我的文章不敢像川菜那樣，滿盆滿鍋滿盤皆紅，只適當放一點，或日“少許”；沒有不行，太多了也不行。
除了辛辣以外，我在創作中還盡量講究點兒幽默。很多生活中的悖論、反諷，用調侃或自嘲的方式表達。可能更能引起讀者會心一笑。我平時喜歡開玩笑，很怕見官和滿口官話的人。人只要不假、不裝，不以為自己的文章是治國良方、經國大計，寫文章就像和好朋友談天說地一樣，幽默感就慢慢培養起來了。
有人指責我的某些雜文是“罵人”，實乃冤哉枉也。魯迅先生說，指良家婦女為，那是罵人；指為那就不是罵人，只是說出了事實(大意)。林語堂說：“凡有獨立思想，有誠意私見的人，都免不了多少要涉及罵人。”(《語絲》第五十七期)對一些人指名道姓，小有得罪，是因為那些人真的不是“良家婦女”，盡管他們有欽題的“貞潔牌坊”，但從他們抽的香煙、戴的名表、住的豪宅、講的官話中，人們不難發現這些人放在的隊伍中都不太受歡迎。對這些人和他們的所作所為，不痛不瘁地嘮叨幾句是沒有用的，拆掉他們的“貞潔牌坊”確是今天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建設性工作。
我的一些雜文時常被《雜文選刊》選用，但距離一個雜文家還差得很遠。明證是北京有個雜文學會，那里的雜文大家和專家們似乎從無人拉我去“學會”沾光，評獎之類的美事更是與我無緣。倒是遠在長春的《雜文選刊》以為我的作品可以入雜文之流，給我鼓勵和稿酬。
古人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我理解，這個“時”就是此時、此事，當時、當事。讀魯迅雜文，你會發現，完全都是“合為時而著”。不論是《為了忘卻的紀念》，還是《“友邦驚詫”論》，其實都是緊扣當時的時事有感而發，決沒有無病，或發思古之幽情。在我看來，雜文也有一定的時效性，同時更講究“文”。但當今一些雜文掉歷史“書袋”過多，挖掘事實不深，而《雜文選刊》在這方面卻做得比較好。
時效性有三種，一種是緊緊貼著時事，一種是滯后于時事，一種是預見或預感到將要發生的時事。應當說，帶有前瞻性的雜文最難寫，這要求作者對將要發生的事判斷準確，要有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功，同時有日常調查研究的積累和思考。
魯迅雜文范文6
雜文應該給讀者一點新的啟示。雜文之論辯除了正論之外，恐怕大多采用反駁。帶有一定程度的質疑性和爭鳴性往往更能引人注目。對于既定結論、流行說法和傳統觀念，雜文作者并不盲從和附和，而是作深層次和多角度的探索，他們往往力排眾議，獨樹己見，寫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字來。雜文寫作中求異思維的具體運用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對慣常思維的超越；對陳舊觀念的異議；對流行說法的別論；對原定題旨的發揮。
首先，求異思維意味著對慣常思維的超越。思維之奇妙，不在于它局限于某些常態而淪為定式，而在于它的靈動活躍和多姿多彩，在于它往往以新異的形式表現出來。這種新異的思維有別于慣常的思維，就是它往往能在雜文構思中催生出新意。寫作的關鍵并不在于"寫"，而在于"想"。只有想得清楚，才能寫得明白。人類的思維難免有惰性，難免"習慣成自然"，難免形成某種思維定式而常常認為"理當如此"。超越慣常思維就意味著克服思維的惰性，擺脫某些習以為常的東西，捕捉某些新異的東西，進而生發聯想，這樣才能寫出一點新意。魯迅在《南腔北調集?沙》一文中對"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這一通常的看法進行生發。作者認為，當牽涉到本身的利害時，小民何嘗不會團結，"他們的像沙"，是被統治者"治成功的"，因為"小民倘能團結"，統治者"發財就煩難"。作家進而指出，中國的所謂"沙"，其實是那些大大小小的統治者。他說："官僚雖然依靠朝廷，卻并不忠于朝廷，吏役雖然依靠衙署，卻并不愛護衙署"，"他們都是自私自利的沙，可以肥己時就肥己，而且每一粒都是皇帝，可以稱尊處就稱尊。"作家的這一觀點頗為新穎。因為前述"中國人好像一盤散沙"這句話中的"中國人"，通常指的是中國民眾，所以矛頭所指，便是所謂"國民的劣根性"。作家筆鋒一轉，直刺大大小小的統治者。這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點到了問題的實質。
更為新奇的是作家隨之所作的發揮："有些人譯俄皇為'沙皇'，移贈此輩，倒是極確切的尊號。"因為中國大大小小的統治者不僅是"沙"，而且人人想稱"皇"，于是成為"沙皇"，"以沙皇治小民，于是全中國就成為'一盤散沙'了。"這充分顯示了作家的想像力和求異思維的能力。
其次，求異思維意味著對傳統觀念的異議。時代不斷前進，社會不斷更新，一些傳統觀念就會受到新思潮的沖擊。當然，并非所有的傳統觀念都被認為不合時宜，有些觀念是對社會規律和自然規律的正確反映，具有泛時代性，愈經砥礪，就愈見其光輝。而有些傳統觀念則會隨著其產生的那個時代的消亡而變得陳舊以至于陳腐了。
因此，對任何眾口一詞的傳統觀念都不應輕信和盲從，而應對它作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研究，這樣才能探知某些貌似真理的觀念的悖理之處以至于荒謬之處，從而有所發現，寫出一點新意。
其三，求異思維意味著對流行說法的別論。就像歌壇有流行歌曲，服裝界有流行色一樣，社會上就某一問題也往往有流行的說法。流行說法之所以流行，當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否則不會流行；流行的說法也往往不盡合理，或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不能因其流行而一味贊同。對于某些流行的說法，要善于發現其不合理之處，說出一些別樣的見解，這樣文章才能出新。
在《小議禮節》一文中，作者夫之對流行頗久而相互矛盾的兩種說法進行具體分析，表達了新鮮的見解。作者寫道：
古代中國人雖然對禮節的施行極為重視，但對禮節的由來卻不甚了了。何以見得?"倉廩實而知禮節"一語便是佐證。所謂"倉廩實"，就是糧倉充實，意為飽暖的生活。那么，"倉廩實"之后就一定會"知禮節"嗎?其實未必。有人舉出唐明皇開元年間為例，說那時的人們"知禮節"，其原因就在于豐衣足食、安居樂業的生活。然而，明代中葉人們大多也不乏溫飽，卻何以大量出現西門慶之流寡廉鮮恥的人物來呢?看來，有了生活的飽暖，也并不一定知禮節。于是，中國又有一句老話，叫做"飽暖思欲"?？墒牵@句話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其實，是否"思欲"，與生活的飽暖也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倉廩實而知禮節"與"飽暖思欲"是兩個相互矛盾的流行說法。當人們分別提到其中之一時，很少看出有什么不妥之處，于是長久以來得到認同。一旦將二者置于一處，就會發現其悖理之處。而這時或許有人會否定二者中的一個，而肯定另一個仍具有合理性。作者通過進層思維和反向思維，從中開拓出新意。
其四，求異思維意味著對原定題旨的發揮。所謂發揮，是雜文寫作中頗具特色的藝術手法。雜文談論問題，大多是緊扣題旨，正面講述道理。但有時也旁枝逸出，說一些言外之意，題外之話。不過，這不是跑題，而是作者對原定題旨的拓展、提高和升華。所謂言外之意，這里的"意"就是對"言"的發揮；所謂題外之話，這里的"話"就是對"題"的發揮。緊扣題旨，是正面講述道理；而借題發揮，則是側面談論觀點；而有時則要推演出游離于原定觀點之外的新觀點，成為文章的一種副產品。無論哪一種發揮，對于豐富文章思想內容來說，都是行之有效的藝術手法。同時有時對于確立和深化主題也起著重要作用。魯迅在《花邊文學知了世界》一文中談論法國詩人拉封丹的著名寓言《知了和螞蟻》：
也是這樣的火一般的太陽的夏天，螞蟻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做工，知了卻在枝頭高吟，一面還笑螞蟻俗。然而，秋風來了，涼森森的一天比一天涼，這時知了無衣無食，變了小癟三，卻給早有準備的螞蟻教訓了一頓。
這則寓言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勤勞者才得溫飽，不勞動者不得食。然而作家并沒有在這個意義上進行議論，而是借以為題采用反向思維引申道：
秋風是不久就來的，也自然一天涼比一天，然而那時無衣無食的，恐怕倒正是現在的流著油汗的人們；洋房的周圍固然靜寂了，但那是關緊了窗門，連音波一同留住了火爐的暖氣，遙想那里面，大約依舊是咿咿唉唉，《謝謝毛毛雨》。
還另有幾句更為深刻的發揮：
中國自有中國的圣賢和學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去聲），治人者食于人"說得多么簡潔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