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網精心挑選了人口問題范文供你參考和學習，希望我們的參考范文能激發你的文章創作靈感，歡迎閱讀。
人口問題范文1
一個共識是，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中國經濟是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尤其是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人口，給中國的工業化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
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執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對中國人口結構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2年中國首次出現勞動人口（15歲到59歲）絕對數下降。未來五年至十年，中國不僅面臨勞動人口的下降，而且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也將變得更加嚴重。根據聯合國的老齡社會的定義，65歲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超過7％即算已經步入老齡社會。而中國在2011年底老齡人口比率已經占到9.1％，并預計在2020年可能上升到16％左右。
人口結構的變化，尤其是絕對勞動人口的下降，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無疑有負面影響。從這方面而言，筆者非常支持中國盡早放松計劃生育政策。但人口政策的改變對人口結構的影響需要一代人的時間。人口問題在未來十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究竟有多大？
一個流行的觀點是，這意味著中國即將進入（或已經到達）“劉易斯拐點”。即在一個二元經濟社會，第一階段是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大量勞動力供給使得工資維持在較低水平，第二階段是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已被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水平不斷提高，連接這兩個階段的交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比如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初進入“劉易斯拐點”，日本經濟自此進入失落的20年。
中國面臨的人口問題盡管會造成潛在經濟增長率下滑，但并不能據此簡單推斷中國即將進入“劉易斯拐點”，或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變為人口赤字。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與日本當年有一些根本不同，政府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減輕人口問題在未來十年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首先，中國的城鎮化水平仍然不高。公開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城鎮化率為51.5％，而日本在勞動人口開始出現下降時（1995年）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78％。
中日在就業結構方面存在差別。在討論“劉易斯拐點”的勞動力供應方面，有兩個比例非常重要，一是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另一個是非農業就業人口占就業人口的比重。在日本，這兩個比率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一直非常穩定，而非農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更一直保持在90％以上。所以當適齡勞動人口出現下降時，也就同時意味著非農業部門勞動人口的下降。
在中國過去二三十年內，就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一直比較穩定，而支持人口紅利的主要因素是就業人口從農業部門向非農業部門的轉移。非農就業人口比率在1980年僅占31％，到2011年上升到65％。這一比率離最終目標顯然還有一段距離。因此，盡管中國將面臨勞動人口絕對數量的下降，現代工業部門仍然有可能從農業部門獲得剩余勞動力，“劉易斯拐點”不一定馬上會到來。
然而，現實中我們也看到一些現象，年輕勞動力在農村留守人員中的比例已經很低，而且沿海地區用工荒的問題也屢有報道。那么，未來十年的勞動力供給來自哪里？
這一矛盾現象的癥結在于“半城鎮化”，也就是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后，并不能轉為城市戶口，從而無法享受城鎮戶籍人員教育、醫療、住房、社保、養老等方面的福利。因此，這些農民工往往在城市工作到35歲－40歲后被迫放棄工作或返鄉，其工作由更年輕的農民工來替代。毫無疑問，這種“半城鎮化”帶來了巨大的勞動力浪費。
據統計，2010年中國這一類“半城鎮化”人口的總數約為2.1億。如果能更有效地利用這部分勞動力，無疑將會為中國人口紅利的延續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大空間。
人口問題范文2
關鍵詞：城市；貧困人口；原因；途徑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1年12月18日
在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城市的貧富分化問題日趨嚴重，城市中的一部分人口淪為貧困者。而且這部分人口呈上升趨勢，據有關數據統計，目前城市貧困人口已達5，000萬。這既影響城市的安全與穩定，也影響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所以，政府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并且應采取相應的措施，有效解決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鋪平道路。
一、城市貧困人口致貧的原因
我國城市貧困人口致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下崗、失業是導致貧困的最主要原因。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科技已經廣泛應用于企業的生產與經營。首先，由于機器設備的更新換代、技術的創新、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必然使得就業的崗位相對減少，部分勞動力找不到就業崗位，淪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其次、轉型時期企業結構調整，經濟效益下降，造成下崗職工增多。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統包統配制度，累積了大量的冗員，生產效率低下。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必須合理配置資源和勞動力，所以減員裁員、下崗分流就是必然的手段了。這些下崗職工就成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如果他們還有撫養贍養的對象，那么其生活就更加貧困了。而且，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企業對勞動者的文化層次、素質以及技術水平都有較高的要求，而城市中的部分勞動者由于自身文化層次、素質低下，所以他們無法勝任高科技條件下的工作，成為城市的貧困人口。此外，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給城市就業也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使部分城市勞動力成為失業人口。
2、昂貴的教育、醫療費用，使部分勞動者陷入貧困。隨著教育體制改革，小學、中學教育所需的費用不菲，大學的學費也居高難下。而學歷在求職和待遇問題上仍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為了使子女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獲得較高的學歷，家長想盡一切辦法、籌集資金、向銀行貸款等，最終背下沉重的債務，陷入貧困之中。此外，高昂的醫療費用也是致貧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新的醫療保障制度仍在探索與不斷的改革之中，一旦患病，高額的醫療費用使城市中的低收入者或失業者淪落為貧困者。為了節省醫療費用，那么小病就有可能拖成大病，最終陷入徹底貧困。
3、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境況不佳者最終也淪為城市貧困人口。由于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施，使得農村的多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進程務工者日益增多，成為城市的農民工群體。由于農民工文化層次低，素質低，他們進城后很難與城市中的勞動力競爭，加上目前城市中本來就存在許多下崗職工，所以這些農民工只能從事勞動強度大而待遇又極低的工種，勉強在城市維持生活，最終也成為城市中的貧困人口。
4、不完善的市場機制。我國正處于急劇轉型時期，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市場機制仍然會存在著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甚至有缺陷和漏洞，使有些人利用這些缺陷和漏洞，使用手中的權力大肆掠奪弱勢群體的資源，比如企業壓低工人工資、在城市拆遷過程中掠奪財富、社會保障覆蓋面小、保障金額低、社會保險的種類也偏少等等，這些必然導致那些靠社會保障生存的人的生活、消費水平均遠低于當地的平均水平，從而使弱勢群體中的一部分人淪為城市貧困人口。
二、解決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途徑
1、擴大就業，并為再就業創造條件。政府應通過宏觀政策，積極支持部分產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工作崗位，增加就業機會，使城市貧困者有工作，從而擺脫貧困。同時，要鼓勵下崗職工和失業者改變舊觀念，讓其樹立正確的勞動價值觀，掌握相關的知識與技術，自主擇業，政府在這方面要做好組織協調工作，采取相應的政策，加強職業介紹、指導、培訓等。此外，應改革原有的用人制度，靈活用工，對于失業和下崗人員，可以引導其以臨時工、鐘點工等方式就業。而且，還應繼續發展中小型企業，因為國有企業已不可能完全解決就業和社會穩定問題，希望其吸納更多的失業人員也是不現實的，只有發展中小型企業，才能吸收大量富余人員，解決就業壓力問題。還應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安置農村富余人員，防止農村大量富余人員涌入城市，增加城市就業壓力，這對農村經濟的發展也將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
2、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解決就業問題、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重要途徑。它使下崗失業者有了基本生活來源，同時也能改變人們的擇業觀念，使勞動者愿意到中小企業就業，還能為下崗職工、失業者提供再就業機會。但是，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仍不完善，還是低水平、覆蓋面小、漏洞多，所以必須不斷進行完善。首先，應該積極調整目前的社會福利政策，針對住房補貼、退休金、醫療保險、義務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應該向低收入者傾斜，使其生活有所保障；其次，擴大社會保障面，建立和完善覆蓋全社會勞動者的社會保障制度。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是“社會安全網”，完善、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使所有的勞動者都覆蓋在安全網內，提高勞動者的安全感。因此，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建立適應各類企業勞動者的制度統一、標準統一、管理一致、專款專用的一體化社會保障制度；最后，應加快社會保障的立法進程，使社會保障制度在實施過程中有法可依。
3、建立扶貧的檢測體系和管理體系。為了能夠準確掌握失業率、下崗職工具體動態等情況，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應建立相關的檢測體系，及時了解情況并進行相應的調控，對癥下藥。然后，再由政府部門建立城市扶貧管理體系，使扶貧工作持之以恒，使扶貧工作制度化和社會化。同時，為了使扶貧工作社會化，政府應鼓勵公益性的社會組織、社會中介組織參與這項工作，使全社會都關注城市貧困人口問題，介入城市貧困人口的脫困工作。
4、建立社會經濟要素在城鄉之間雙向流動的網絡系統。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務工，這不僅影響農村社會安全與穩定，同時也增加城市就業壓力，影響城市社會的安全、穩定與發展。所以，應建立城鄉之間經濟要素雙向流動的網絡系統，改變目前單向流動的格局，使城鄉互助、共同發展，又能夠減輕城市就業壓力，減少城市貧困人口。當然，這方面需要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支持，并且采取一些相關的措施。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城鄉共贏，共同發展。
5、提高城市貧困人口素質和技能水平。相關部門應該對貧困者進行必要的再就業培訓和專業技能培訓，提高其文化水平和技能，使他們能夠獲得新的就業機會。貧困者子女如考入高等院校，政府應給予一定的補助，院校也應盡可能地把獎學金向他們傾斜，使他們在校安心學習，金融機構應盡可能地向這部分學生提供低息教育貸款，使他們完成學業。這些措施必然提高城市貧困人口的文化素質和技能水平，容易獲得就業機會，擺脫貧困。
總之，城市貧困人口問題已成為影響我國經濟社會安全與穩定的問題，也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問題，應該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視。解決城市貧困人口問題，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必須多管齊下，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予以解決，這將對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起重要的推動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1]劉玉亭.轉型期中國城市貧困的社會空間.科學出版社，2005.
人口問題范文3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略目標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人口問題范文4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本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人口問題范文5
一、城市貧困人口的概念
(一)城市貧困的定義
在國內學者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定義認為，中國城市貧困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城市部分社會成員由于缺乏必要的資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剝奪了正常獲得生活資料和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權利，并使他們的生活持續性地低于社會的常規生活標準。
(二)城市貧困人口的概念
根據國家標準，通常認為城市貧困人口是指，收入低于所在城鎮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非農業人口。而對最低生活保障線的確定有多種方法，包括恩格爾系數法、市場菜籃子法和生活形態法等，這些方法都是從絕對標準出發的。而相對標準通常是根據居民家庭抽樣調查的資料，按家庭收入水平從高到低順序排列，然后按照一定的百分比分成若干等，最末等即為貧困戶。
二、現階段城市貧困人口的現狀
(一)城市貧困人口的構成狀況
1 社會構成。大體可分為四類人員：第一類是“三無”人員，即長期以來由政府民政部門給予救濟的無生活來源、無勞動能力、無法定扶養人或法定扶養人無扶養能力的居民，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民政對象，第二類是貧困的失業人員，即在領取失業救濟金期間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貧困線標準的居民，第三類是貧困的在職和下崗人員以及離退休人員，即在職人員領取工資、下崗人員領取基本生活費、離退休人員領取離退休金或養老保險金后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貧困線標準的居民；第四類是其他的貧困人員，即由于除上述以外的其他原因而使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貧困線標準的居民。
2 性別與年齡構成。一般來說，由于城市女性人口在實際生活中與男性人口相比就業機會較少、收入較少、教育程度較低、專門技能較差，而老年喪偶者又較多(因女性平均預期壽命高于男性)等原因，因而大城市貧困人口總體上是性別比偏低，即女性比重較高。
3 文化構成。貧困人口往往是與低文化素質的人口相聯系的，在城市的貧困人口中情況也是如此。據西安市三區調查顯示，在15歲及以上的低保對象中，文盲和半文盲占72.8％。
(二)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現狀及特點
1 城市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加劇，貧富差距繼續擴大。生活、教育、醫療是影響他們脫貧解困的“三座大山”。城市貧困群眾獲得低保后，遇到的主要困難是用于維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剛性支出增加。2006年5月，居住類價格(水電、燃氣、房租等)同比上漲4.5％，其中水電及燃料價格上漲6.1％。
2 貧困人口的分布。貧困人口分布行業、區域比較集中，主要在制造業、批零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建筑業等低工資、低收入行業，中部地區的貧困發生率為4.42％，西部為3.03％，而東部沿海地區則只有1.54％。
3 城市貧困出現“代際轉移”。許多因為貧窮而過早輟學的年輕人，因缺乏創造收入的能力和機會，只能在貧困線上繼續掙扎，無法擔當起拯救全家的重任。導致一代人的貧窮，將有可能更加嚴重地轉移到下一代。
4 城市貧困居民缺乏政策保障。貧困居民沒有土地保障作為底線，這種貧困是絕對的赤貧，若沒有進一步的政策保障，他們可能成為最貧困的弱勢群體。
三、現階段中國城市貧困人口產生的原因
(一)經濟結構調整，企業下崗(失業)職工增加。不同于農村貧困，與城市貧困關聯最為密切的就是城市居民的下崗失業問題。計劃經濟時期，政府推行“低工資，多就業”的政策，國家通過企業或單位向職工提供社會資源的分配。經濟體制轉軌后，情況發生很大變化，勞動力的雇傭和解聘逐漸市場化，職工工資與企業經濟效益掛鉤。
(二)勞動力增長進入高峰期，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當嚴峻。據資料統計，在我國12.6億人口中，有勞動能力的適齡人口約為6.8億，其中4億多在農村，2億多在城鎮。按照農村現在的生產力水平只能吸納2億多勞動力，鄉鎮企業再吸納大約1億勞動力，農村尚有富余勞動力1.4億左右，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加入了城鎮打工行列，與城鎮人口爭搶本已十分有限的就業空間。
(三)個人收入差距拉大，社會分配不公平的問題突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居民收入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配差距日益擴大。20世紀90年代中期前的收入差距擴大是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基礎上的擴大，而近幾年的收入差距擴大則是富有者越來越富有，貧困者越來越貧困的兩級分化。
(四)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安全網存在漏洞。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競爭和優勝劣汰是永恒的法則，社會保障是其正常運行的安全網和穩定器，它關系到勞動者的切身利益，是調節貧富差距的重要工具，但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還難以起到穩定和調節作用。
(五)貧困人口的素質低下、勞動能力差。城市貧困人口的文化技術素質偏低、年齡偏大。當前，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況比較嚴重，新生勞動力充裕，文化技能要求相對較高，形成了35歲以上的勞動力再就業較為困難的局面。
四、城市貧困人口未來發展趨勢
(一)城市新貧困的人口結構特征將更突出
過去的城市貧困者主要集中于無勞動能力、無收入來源、無法定撫養人的社會救濟對象，人口學特征還不太突出。但未來的發展可能使貧困越來越集中在一些特定性別年齡結構的人群中，導致貧困現象的結構化。其中影響最大的可能有老人群體、部分單親家庭及其未成年子女以及弱勢女性，這將帶來更多的社會矛盾。
(二)時間分布上更具集中性
我國城市貧困問題凸顯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近20年時間。1978年前，由于鐵飯碗和城鄉割據的二元體制的雙層保障，城市幾乎是不存在貧困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向深層次發展，城市貧困問題開始凸顯出米，正逐步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
(三)構成群體多元化現象將日益突出
隨著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及城市化的推進，“失地農民”問題也越來越突出。按照目前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速度，我國今后每年建設用地需要250萬～300萬畝。如果按照城郊農民人均1畝耕地推算，就意味著每年大概有250萬～300萬的農民失去土地。而這些失地農民中，今后生活能得到基本而有效保障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五、解決城市貧困人口問題的對策與途徑
(一)在發展中促進就業
無論農村貧困還是城市貧困歸根到底都是由落后的生產力造成的?，F階段城市貧困更直接的是由于下崗失業造成的，因此積極主動地開展創業活動，為下崗失業工人創造更多機會的開發式扶貧較之單純的救濟式扶貧更易見效。為達到在發展中促進就業的目的，政府需要一是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二是增加經濟投入；三是調整產業結構，積極開辟第三產業的就業渠道；四是提倡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二)以制度創新治理城市貧困
一是深化國企改革，落實企業自主權，減輕企業負擔：二是建立健全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三是改革勞動就業制度，加強再就業工程建設。
人口問題范文6
關鍵詞：深圳 國際化都市 流動人口
經30多年的快速發展，深圳市從一個邊陲漁村成長為中國一線城市，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窗口，在國內具有相當影響力。建設國際化都市已成為深圳市新一輪發展任務，2011年深圳市政府正式出臺的《深圳市推進國際化城市建設行動綱要》則進一步明確了其世界城市的階段性目標和實施路徑[1]。為了實現該戰略規劃，深圳此類流動人群比例較高的城市必須解決好人口與資源、環境可持續協調發展的問題，以國際化都市戰略的角度了解流動人群的現狀，并制定相關改進政策。
一、深圳市流動人口現狀
從1979年正式建市以來，深圳流動人口的數量和占總人口的比重呈現加速上升趨勢。1979年，深圳市流動人口為0.15萬人，僅占總人口的0.48%；十年之后，流動人口數超過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54.22%；這一數字至1992年升至70.07%；1992年之后，流動人口比例穩步提高，在2000年達到峰值為82.19%；根據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流動人口約為798萬人，占常住人口的77%。
深圳市已然成為吸引流動人口的熱土，流動人群涌入成為城市人口增長主要的因素。未來深圳人口數量的增長將很大一部分依賴于流動人口的機械遷移。
二、深圳流動人口發展趨勢
城市流動人口規模受城市土地面積、就業機會和公共資源等限制，無法保持大幅增長態勢。深圳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可利用土地面積不斷縮小，土地市場上已基本無地可賣[3]，可建設用地不足將會對公共資源建設、產業發展和住宅建設產生負面的影響，制約了城市吸引流動人口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隨著國家產業結構和區域均衡發展戰略調整和農業稅取消等優惠政策，年輕人前往一線大城市打工不再是唯一的選擇，也使得深圳此類大城市出現了“用工荒”。
從現階段流動人口比例的增長來看，該數值在2000年達到峰值之后開始逐步下滑，至“六普”時約下降7%；流動人口數量在逐年增加的同時，增速卻有所下滑?？梢灶A測，深圳市流動人口的數量增長將逐漸遠離1979年建市之后的高速井噴狀態，轉而會以低速平穩的增長態勢發展。
雖然深圳流動人口的增速放緩，但其基數大，發展時間較長，故流動人口將仍是深圳建設國際化都市不容小覷的因素。
三、 面向流動人口的國際化都市建設挑戰
1. 人口與環境資源發展不協調
根據“六普”數據，深圳市人口密度為5201人/平方公里，是全國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但深圳市的人均土地資源占有量卻在全國靠后，人均水資源更是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1/12，隨著近些年資源進一步開發利用，城市資源承載量近乎達致極限。
在高容積率高密度的城市發展情況下，深圳市的人口分布空間不均衡，市中心羅湖區、福田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萬人，坪山新區則僅為1852人/平方公里，再加上“人戶分離”現象，為深圳市公共資源建設和調配帶來很大挑戰。
2. 流動人口管理制度不完善
對流動人群而言，穩定的生活環境和良好的治安是建設國際化城市的必要條件。但深圳市流動人口的管理機構運作并非完善，盡管有特定為流動人口服務的領導小組，也有一批專職人員在此類崗位上提供服務，但這樣的機構并未納入政府組織架構，是一種常設的臨時機構，難以發揮有效的管理職能。城市治安問題也多發于流動人群，據不完全統計，深圳市超過九成的者來自外地，流竄罪犯中也是外來人口占大多數，成為社會治安中的老大難問題。
四、 面向國際化都市的流動人口發展策略
1. 借鑒發達國家經驗，進行人口布局優化
在城市國際化進程中，例如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國際大都市都經歷了大量外來人員涌入的過程，深圳市則可以向這些大城市借鑒經驗。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優化人口結構和質量；建設多城市中心，分散人口的集聚度，減緩城市區人口密度。例如洛杉磯的多城市中心設計，將人口有效分散，促進區域內人口均衡流動，避免向特定區域的集中。
2. 科學預測人口發展規模，合理建設公共資源
準確預測人口增長規模是制定相關流動人群政策的依據，也為未來公共資源建設提供了可靠數據來源。隨著深圳的崛起發展，全世界的信息流、財富流和人口流都有向深圳集聚的趨勢。人口規模擴張是漸進的過程，而公共設施的建設則是階梯跳躍式的發展，為了可以吸引更多優質外來人口，也為了更好為流動人群服務，深圳市應在科學預測人口規模的基礎上，提前布局和建設市域內基礎設施，為未來發展預付投入。
3. 促進深圳流動人口的制度融合和社會融合
為實現國際化大都市的目標，深圳必須重視流動人口的生活現狀，積極接納每一位為城市發展做出貢獻力量的流動人口，不斷促進其與新生活環境的融合。從制度融合方面，在保證其現有待遇的同時，制定未來城市養老、交通、生育、住房和教育政策時須將流動人群考慮在內，盡力使每一位外來人口及其子女享受平等的待遇。從社會融合方面，建立屬地化的社區管理體系，為流動人群提供必要的服務，通過社區的平臺加速其社會融合，同時當地媒體也應扮演好促進者的角色，肯定外來人員的貢獻，宣傳文化共生論，逐步引導流動人群走入主流社會。
參考文獻：
[1]魏達志.深圳國際化城市建設的綱領性指引――解讀《深圳市推進國際化城市建設行動綱要》[J].特區經濟，2011（6）：12-13.
